幼年時，對林彪最熟悉的認知就是他在革命潮流最低迷的時候，提出了“紅旗究竟還能能打多久？”的疑問。斗轉星移，100年後的庚子年間，我卻有着相似的疑問。

　　姓社和姓資的兩大陣營在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鬥爭之後，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終於土崩瓦解，結束了兩大陣營的對壘。中國雖然仍然宣稱自己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實際上不管是從生產資料還是意識形態來看，已經具有了資本主義的特徵。

　　然而，鬥爭並沒有結束。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鬥爭很快轉化為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的鬥爭。一些崩潰的社會主義國家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專制體制結構，或民主體制的外表伴隨着專制的內核。社會主義遺留的專制體系不僅沒有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框架下得到遏制，反而隨着科技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反觀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民主國家卻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陷入了內部爭鬥和難以為繼的困境。

　　與人們預測的相反，專制體制的強勢和蠻橫並沒有帶來更大的反彈和抵抗，尤其在亞洲國家。在當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專制體制的政權在自己的統治範圍內，越來越趨向於穩定。底層階級和政權內的各派勢力很難挑戰政權的最高權威，不管這最高權威是世襲來的，還是各派勢力妥協後選定的。領袖人物一旦獲得最高權位，大都可以很順利地整肅最高領導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塑造自己不可挑戰的威望，向着高度專制集權快速前進。

　　以中國為例，隨着經濟的發展，政府在推行各項政策和主導財富分配上越來越得心應手，完全不用考慮社會底層的意願。中國歷史上通過民眾造反實現政權的更替大都發生在災禍橫行民不聊生的年月，民眾投身於推翻現政權鬥爭所冒的風險並不比坐以待斃大多少。這是反政權力量得以壯大和延續的主要動力。現在由於科學技術的進步，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生產能力在成倍的增長，加之全球化的經濟結構，這種天怒人怨的局面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幾乎和全世界都隔絕了的朝鮮，也還遠遠沒有走到那種境地。

　　從另一面來看，同樣是得益於科技的進步，政權對民眾統治的能力和手段都大大增強，與過去已不可同日而語。統治者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監督任何可能的反抗力量，把它們消滅在萌芽之中。從可見的未來看，來自於底層的反抗力量，儘管人數眾多，但成功機會非常渺茫。外部勢力的干涉才是成功的關鍵，但這一般只是超級強國對弱小國家才有可能。也需要相當一部分民眾對這種干涉的配合和認可。中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在加強這方面的防範。每當群體事件發生，必稱有境外敵對勢力插手。以此增加底層民眾對境外勢力，主要當然是以美國為首的超級強國的惡感，對有能力軍事干涉中國事務的國家和勢力防患於未然。

　　習近平在當上黨中央總書記之後，就邁開了集權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把黨政軍的實權完全握入手中，取得了一言九鼎，至高無上的地位。許多人一開始對習近平的強勢執政與他本人的資歷和能力並不看好，認為會有很多的勢力和派別阻止他集權的道路，甚至預言他不能走完任期。而事實證明，這些都是人們的推論和臆想。這些所謂的勢力要麼根本不存在，要麼微弱得不堪一擊。

　　當今專制體制或不穩定的民主體制，如緬甸，巴基斯坦等政權更替的主要形式是政變。這頻頻發生於有多種矛盾交織的小國。中國近代歷史上勉強可以稱之為政變的也就是華國鋒粉碎四人幫。即使那次，也可以理解為華國鋒站在權力的頂峰對反對勢力的打擊整肅，以非常規手段剷除反對勢力。

　　把當前共產黨內高層的各種勢力和派別看得過於複雜和強大往往是錯覺。這些勢力派別的確錯綜複雜，但其內部的關係大都鬆散脆弱，完全是用利益織成的。儘管可能人數龐大，但卻沒有力量。已到台的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令計劃等人都曾身居要位，控制着軍警大權，幾乎所用的重要崗位都安插了自己的親信。這對鎮壓來自底層的反抗和抵禦外敵的入侵或許有效。但對來自最高權力的整肅卻毫無還手之力，只能束手就擒。原因就是他們的成員可能人數眾多，但基本上都是唯利是圖之人。只要風向稍微一變，便會立刻樹倒猢猻散。這種狀況不僅存在於中國，也是當前世界政治生態的現狀。

　　從歷史上看，一個政黨或一個幫派的形成發展壯大至少要有一個使成員追求信奉的東西。它能使其成員團結在一起，保持忠誠和獻身精神。即便是黑幫也有規矩，土匪也講江湖義氣。四人幫雖然禍國殃民，但他們一夥也有精神上共同追求的理念，沒有貪污腐敗。而這正是當今黨內某些勢力，派別所缺乏的。從薄熙來和王立軍的案例來看，王的地位權勢榮譽以及所有的一切幾乎都是薄給的，但當薄失勢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倒戈。像王這樣的官員在黨內恐怕不在少數。

　　從中國社會官場的現狀來看，能從底層一步一步走到權利的最高層，都是應用恭維逢迎，見風使舵，左右逢源的高手。當然這是貶義詞，你也可以說是審時度勢，機動靈活，不拘一格。幾十年的官場歷練使他們早已沒有了什麼理想信念情懷。他們最擅長的是如何正確的調整態度，把握時機，與勝利者站在一起，使自己的為官之路節節高升，至少不會被清除出去。他們與奪取政權前的中共高官毛澤東周恩來等完全是不同的二批人。這使的習近平的集權之路會走得非常容易。換一個人，薄熙來，周永康，李克強，只要被賦予了最高的權柄，也一樣能成功，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機會或是也想集權的話。

　　其實從中國的鄰居朝鮮也能看出這樣的特徵。金正恩沒有任何的資歷貢獻，世襲了領袖，再整肅了前朝的一些老臣，樹立了權威，政權就相當鞏固。如果美韓不動朝鮮維持現狀的話，估計金正恩統治到老死也不會有太大問題。

　　從人的意識形態來看，專制體制下的人民也普遍接受了這種專制的統治，儘管他們除了“生存權”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權利。他們人生的目標和理想不再是構建一個平等自由的社會和制度，而是努力躋身於這個社會的精英利益階層。斯德哥爾摩綜合徵不僅表現在一些特定的群體，也可以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現象。筆者在去中國旅遊時與部分親友探討民主和專制的話題。令我驚訝的是這些年輕時的熱血青年，對社會的不公和沒有自由空間的生活完全淡然處之，為自己還算富足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生活沾沾自喜。儘管專制體制除了“祖國”已經沒有了任何可以號召群眾的理想和口號，但仍不乏小粉紅們對其擁躉和追隨，因外除了這樣他們別無選擇，年輕人的荷爾蒙總要有發泄的通路。

　　專制體制的穩定不僅體現在對內的控制和引導，有時甚至都不屑於引導，只要控制和打壓就可以了，對外也顯示了強大的滲透力。專制的優勢使它能輕而易舉地整合力量，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對外施加影響，爭取對自己有利的競爭環境。競爭手段的靈活多變和沒有限制也是民主體制望塵莫及的。正如中國人大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翟東升所說的，“我們上面有人”。這體現了中國能從對他國關鍵人物的影響在競爭中把握先機。反之，即使民主體制的當政者想如此以牙還牙，鑑於體制內各方的掣肘，結果也只能是東施效顰。

　　總之，從幾十年的風雲變幻來看，專制體制不僅沒有逐漸消亡，反而起死回生，顯現了強悍的生命力和對外擴張的進攻性。民主戰勝專制的茉莉花革命不能被輕易的複製。

　　在專制體制日漸穩固的同時，民主體制卻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陷入了自身矛盾的尷尬境地。

　　黨派對立和內耗加大是全球民主政體的主要特徵。筆者曾在2019年至2020年之初在台灣旅遊，並觀摩了台灣中華民國第14任總統大選的造勢活動，與多名民眾攀談過，其中包括民進黨員和國民黨員。給我的主要感覺是，兩個主要台灣政黨的隔閡與對立正在加深。我住在一個國民黨員的AirBnB 房東家中，他對我非常熱情，提供了許多額外免費的食物和用品。他向我歷數了民進黨的 “醜行” ，並一再叮囑我回到加國要向海外華人揭露民進黨的真實面目。許多台灣人指責國民黨親中，但我的感覺是：與其說國民黨親中，不如說是他們是“恨”民進黨。因為民進黨的政策是親美抗中，那麼國民黨是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就只能親中。最近也有國民黨員在審視國黨的兩岸政策，希望加以調整，迎合民意，增加再次執政的可能性。立刻就有國黨大佬出來說，如果那樣我們不就和民進黨一樣了嗎？作為在野黨，國民黨實際上陷入了只要是民進黨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只要是民進黨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怪圈。這種現象我們並不陌生。幼年時我就親眼目睹了父輩們兩派鬥爭的殘酷。本來的同事和朋友，突然間就變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有時連夫妻父子都不能例外。而這紛爭的核心就是現在看來滑稽可笑的誰是左派誰是保皇派。即使在始作俑者毛澤東說了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都是左派的多年之後，兩派成員之間的間隙仍然難以彌合。人們很容易愛你身邊的人，同時也容易恨你身邊的人。就像你一般不會嫉妒馬雲有錢，但你會對你的小學同學比你富有而耿耿於懷。

　　作為引領民主潮流的美國也不例外，民主共和兩黨的鬥爭也俞趨尖銳。一個紓困法案，民主黨議員會全部贊成，共和黨議員則全部反對。如果是以國家而非黨派的利益考慮，這種情況不應該發生，因為對於一個經濟措施的優劣會見仁見智，不會是隨着黨派一面倒的局面。在川普執政的四年中，民主黨對川普的一些政策和舉措，基本上也和國民黨對民進黨一樣，逢川必反。現在換民主黨執政，作為在野黨的共和黨會如何應對值得觀察。加拿大執政黨與主要在野黨的對立沒有美國台灣那樣顯著，但也是大同小異。至於西歐各國，情況則不太清楚。

　　其次，民主陣營內部國家之間的合作與溝通正逐漸弱化。由於全球化的原因，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大大加強，使得民主國家因為處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很難在很多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美國加拿大以及其它英聯邦國家與歐盟的民主國家時常貌合神離。川普執政的四年更加大了這種隔閡，使得專制政體可以在很多有關安全，經濟，合作等方面各個擊破，從而獲取更大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反之專制政體之間的合作，比如俄羅斯，中國，北朝鮮，伊朗等等倒沒有看到明顯的問題。

　　全球化以及當前西方流行的政治正確給民主國家帶來了多族裔的聚集和融合，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不同文化宗教的相互影響和衝擊，只能說是有利有弊。傳統保守派與新移民和民主黨激進左派的分歧在美國的這次大選中表現的很明顯和尖銳。這多多少少影響了民主政體內部的和諧共處以及共同一致對外的戰鬥力。

　　全球化之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懸殊與道德 水準的降低。這在專制政權和民主政體中都同樣存在。腐敗也不再是專制體制獨有的伴生物。民主體制里的人與專制體制里的人從本質上沒有多少區別，不同的只是民主體制的監督機制相對完善，使腐敗的機會減少而所付的成本增高，從而抑制了腐敗。隨着全球化的推進，腐敗的廣度和深度都在擴展，可以是以公司對公司，國家對個人等多種方式進行。腐敗的方法也花樣百出，可以是金錢，美色，房屋，古董等無所不包。而腐敗的成本卻在降低，因為民主體制中的監督機制很難有效地監察來自於其它國家各式各樣的腐敗形式。雖然民主國家的情報機構也會利誘色誘專制國家的官員以獲得有用的情報，但與專制國家對民主政權官員的腐敗攻勢相比，在可使用人員的廣度和資源使用的力度上來說，只能是小巫見大巫。在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鬥爭中，民主體制具有先天的弱勢，很難與專制體制抗衡。

　　30年前，我懷揣着對民主的渴望，自由的嚮往，人權的追求來到北美，開始了我下半輩子的征程。平心而論，我自信我的選擇是正確的。我不再需要為了加薪而爾虞我詐，不再需要為了升職而拍馬溜須。如果我沒有來到北美，以我的性格，會在國內的人生職場競爭中鬱鬱寡歡，難以成功。然而現在，我所追求的民主理念似乎在庚子年間來到了一個低潮，前景黯淡。它還會像以前一樣浴火重生，顯示強大的生命力，成為人類追求的普世價值嗎？民主的大旗還能打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