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賠款已經過了120年，中國仍深陷受害者心態的漩渦之中(ZT)

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歷史教育的目的

記得小時候我們的教科書對於義和團的記述是負面的。從庚子拳亂、八國聯軍、到辛丑條約賠款，這些事件都被當做是中國滿清政府昧於世界局勢，敵視近代進步主義的結果。如果說歷史學是要讓讀歷史的人可以從中得到教訓，那麼我想當年我所讀的中學歷史課本，在相當的程度上是教給了我們對中國近代史很實在的知識和教訓。

當然，如果歷史教育的目的，是要讓我們從中學習政府（或社會）要我們該有的國民倫理，那麼這個教育的內容很容易就是國家主義。19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時間，這種歷史教育最為發達。

受這樣教育的人民有這樣的特色：他們的價值觀念是階級性的，全世界最重要的價值就是自己的國家和歷史，其次才是一般的生活倫理。從清末到今天，中國人的第一價值就是令他驕傲的中國歷史傳統，再其次才是道德上面的仁、義、忠、孝。

從訂定《辛丑條約》之後，中國人接受了義和團是不理性，對中國文化是徹底丟臉的行為。大家也接受慈禧太后向天下各國同時宣戰是愚昧的決定。至於賠款的數額雖然極大，但是不久就由美國帶頭建立所謂庚子賠款基金回饋中國。

坦白講，各國回饋的情形好壞不一，但是美國方面交給胡適、梅貽琦等人管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對台灣清華大學資助最多；到現在還在孳生利息），所做出的貢獻有目共睹。一般人對於這些歷史發展都是持正面的看法，也認為北伐成功到抗戰軍興的十年中，是最為正面的時期。正統的國民黨也一般認為這一段歷史是國府的「黃金時代」。

我讀中學已經是60年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現在教科書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說法是如何了，但是我看到了一些電視評論員的說法，覺得似乎很不一樣了。

義和團心態再生

比如上星期美中兩國在阿拉斯加的會談，由於楊潔篪對美國人嚴詞指斥（或說辱駡），很多人顯然感到興奮得不得了。他們的心態近乎等於義和團再生。

還有人甚至指摘八國聯軍下令中國必須處死主戰的官員（計12人）是蠻橫無理。不提歸還庚款的安排也罷，對於處死戰犯這樣的事情，竟然在120年後的今天還忿忿不平。

請問，我們會認為處死東條英機是文明國家（包括中國）的野蠻行徑嗎？所幸八國聯軍並沒有處死慈禧太后（或臥病的光緒皇帝），不然在中國這個講究不殺死孤兒寡婦的文明人眼中，八國聯軍的罪行豈非比燒毀圓明園還要大幾十倍？

這樣看來，很多人的近代史真的不外就是「列強侵華史」。從毛澤東的「中國人站起來了」，到習近平的「中國可以與西方國家平視了」，到當前到處叫囂的「中國人不吃這一套」，我們處處可以看到中國人不僅脫不掉民族主義的舊衣衫，更還進一步在替自己編織一件更艷麗的反抗列強的新外套！

香港人為何由反抗英國「帝國主義」轉而反抗中國「民族主義」

對比香港人，台灣部分人對中國近代史的瞭解，遠遠傾向共產中國的仇恨報復史觀。

這一點對一個學習歷史的我來說，的確非常難以瞭解，因為香港人在民國史的頭40年當中，對抵抗帝國主義，其表現遠勝過中國本地。香港不僅是中國同盟會的重要基地，他也參與了不少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但是1997年以後，不到30年，香港卻已經發生各樣批判及抗爭中國政府的活動。

荒謬的是：殖民地的教育反倒使他們對於國際秩序和文明興亡的把握更有瞭解，對於中國近年來追求的強國夢或大國崛起，也因此更能把握其與世界史依違關係的肯綮。為什麼這麼說呢？這就來到了所謂的「修昔底德的陷阱」這個問題。

說起來，我還是第一個在台灣（或許包括香港）第一個寫文章評論它的人（《台大校友雙月刊》2016年1月）。顯然地，中國全國上下都認為，打倒美國是這一代中國人不可避免的神聖使命。

但是，世界史實際上是更為複雜的，光就英國的經驗就讓我們看到不是只有兩個大強國之間會爭霸，國力不相等的國家之間也經常發生戰爭，而且國力大的國家不一定戰勝。

例如1588年，西班牙的無敵艦隊（the Armada）遠征英國。當時大家都覺得蕞爾小國的英國根本不是西班牙的對手，哪知無敵艦隊竟然被徹底打敗。從此如日當中、殖民全世界的海上王國被完全打倒，退出近代史的舞台。大英帝國也接替西班牙開始稱霸海洋，成了所謂的日不落國。

英國人統治下的香港當然沒有什麼民族主義教育，雖然基於膚色種族和生活習慣的理由，香港人曾經反抗「帝國主義」，但是「帝國主義」的觀念是在19世紀末葉才成形，當時也正是民族主義思想達到高峰的時代。

因此對於香港人來說，取代帝國主義的不應該是民族主義，而是現代性。現代性包括的固然是工業化（英國人最艷稱的成就），但也是民主政治和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他們的共同基礎就是理性：科學理性和以理性為基礎的共同人性。

影響所及，香港人也就不完全以認同中國的歷史傳統為生活的第一要義。像

中國仍深陷受害者心態的漩渦之中

有一個前台灣外交官在電視上說他到了布魯塞爾，看見了火車站蓋得非常豪華漂亮，令他不勝羨慕，所以他就問人家這個火車站的歷史。結果人家告訴他說這個就是用庚子賠款蓋的。言下之意當然就是帝國如何掠奪中國人的賠款來蓋這麼一個火車站。在電視上講這樣的事情，散發出他作為中國人的民族感情。

我因為去過布魯塞爾，所以當然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建築。我記得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中央火車站，因為是在那裡下火車的。但是這座火車站是遲到1955年才蓋成的，說他是用庚款來蓋，未免顯得有點時空倒置，而且坦白說，說他漂亮嗎，實在有點誇張。

我記得真的漂亮的建築倒是市區中心的「大廣場」（Grand Place，在大會堂斜對面），但是它卻不是在火車站附近，而且在20世紀初期也完全沒有重新翻蓋的記錄。我另外又查了其他兩個火車站的介紹，也都找不到任何在20世紀初期興蓋或翻修的記錄。即使是舊北車站旁邊的羅傑士廣場的漂亮建築也一樣，何況在1953年已經拆除。所以這位前外交官應該沒有看到什麼20世紀上半用庚款所蓋的華麗建築（南車站的情形也一樣）。

常常，我們想要看的，我們一定看得到。事實上，一個比利時人會得意地指着一座豪華的建築物，告訴你說這是我們用貴國的賠款蓋的嗎？我很懷疑。再一查歷史資料，比利時確實分到1.89％的賠款。後來他們是用來興蓋皇家美術與歷史博物館（1929年），並成立了高等漢學院。

從辛丑年簽訂庚子賠款，中國人曾經從比較嚴謹的歷史觀點來反省中國政府的荒謬行徑，希望能通過這樣的反省來發展一個現代的國家。在之後的30年間，推翻3000年的帝制，並且在五四運動之後，經歷了十多年的穩定發展，但是不能真誠面對歷史和現代性的政府最後還是因為內憂外患，而重蹈覆轍，希望用民族主義來苟延殘存。

現在中國富有了，但是想的還是如何報復，如何宣洩心中的積怨和不平。美國大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寫了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世界上廣泛流通。他的結語就是中國到如今還在尋覓如何進入近代！120年了，這一個保守文明不幸就是真的像朱熹說的，還是在那裡架漏牽補。

(以上轉自台灣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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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反的不是H&M，而是中國自己(ZT)

文：白信（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之後，不僅美國國內新冠疫情每一天在好轉，連國際局勢的變化之劇烈也可以用天來計數。在過去兩周里，國際社會見證了這樣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那就是新冷戰的加速：在G7首輪首腦影片峰會未取得明朗結果之後，QUAD峰會和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務卿到韓日的訪問，戲劇性地改變了西太地區的氣氛，促成了阿拉斯加的中美2+2會談。

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新冷戰的戰場

當然，在兩周之內，僅僅依靠政客們的穿梭外交，並不足以改變一切。無論阿拉斯加的會談開場有多麼的戲劇性，彷彿回到了冷戰時代，譬如美蘇首腦們在阿拉斯加和冰島的見面，或者巴黎和談期間越共代表們如何重複着冗長的意識形態話語，都在3月18－19日的阿拉斯加再現了。

重要的是，新疆的人權問題猶如越戰時期的美軍轟炸，或者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一般，在經歷了數年發酵、醞釀之後，終於因為中國政府對歐洲的報復性制裁爆發了，讓人權問題從外交官們的談判桌上跳了下來，進入到跨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對陣之中。那本來是全球化的溫情脈脈的消費主義樂園，卻在一夜之間變成新冷戰的戰場。

記得過去幾年，我在北京的德國大使館裡幾次當面質問梅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德國能為中國人權做些什麼實質性的改善？這位白天剛剛和中國最高領導人談妥經濟協議的女總理，也是德國和歐洲經濟的保姆，總是說，中國人啊不要着急，你不要問我能做什麼，你應該問德國的企業家能夠做些什麼。

她的言外之意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對中國統治者來說，他們唯一能聽懂的語言就是企業家們的話語。

很久以來，我都不太懂經濟了，更不懂一些國內的老朋友，譬如外交學院的網紅教授，這些年來也沉迷於全球供應鏈的研究。他們不像我的社會學、人類學同行們從中發現了低端全球化，還有珠三角普遍的近乎強迫勞動的殘酷壓榨。

而是相反，不僅找到了中國崛起的秘密，似乎也找到了中國未來能夠稱霸的訣竅，然後便有了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口罩外交，也有了新疆人權問題發酵後這兩天，中國外交和商務部對新疆棉花如同鴉片戰爭前夕，對大黃、茶葉一般的驕傲，然後便有了對歐洲議會和歐盟政安委的制裁，還有對一個長串跨國消費品企業的抵制。

這種抵制，已經不再是一個月前的「東升西降」所透露出來的反西方情緒，而是迅速演化到「反全球化」的決絕，連我這個十年前就在疾呼新冷戰的人都沒有想到的。

大約20年前，德國的哲學家們還在激烈全球化是否就是麥當勞化的時候，大概想不到中國會借加入世貿組織而崛起、然後反向輸出中國模式，更想不到2017年最反動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領導人信誓旦旦支持全球化之後的五年，中國政府和一大幫躍躍欲試的小粉紅們就已經站在了反全球化的前線，一如他們的父輩在1998年被大轎車送到美國駐華使館前扔石頭一樣。像

左手捅馬蜂窩、右手摸老虎屁股

隨着新疆人權問題的升級，新冷戰終於出現了兩個戰場，猶如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的同時，美俄兩方的戰鬥機正在挪威外海的北極空域，玩當年王偉們在南海上空的遊戲。

一方面，中國政府輕率地對歐洲議會和歐盟機構發起報復性制裁，形同左手捅了一個馬蜂窩、右手摸了老虎屁股，將過去四年與美中保持等距關係的歐洲，迅速驅趕回冷戰的緊密關係。

布林肯24日在布魯塞爾的告別演說，提醒歐洲人民在目睹了這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挑釁之後，有必要回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時代的價值觀，那就是公平、公正和自由。在綏靖立場上猶豫許久的歐洲政客們，在較美國更重視價值觀外交的歐洲精英面前，他們開始轉向了。

而另一方面，不由得這些同樣看重全球化經濟利益的政客們所唏噓，那就是圍繞着新疆人權問題，企業界和國際公民社會正在動員起來，他們不滿足於歐盟理事會對新疆公安官員舉重若輕的象徵性制裁，而是加入了抵制新疆棉花和2022北京冬奧會的運動。

而且，這一運動雖然早已開始，其進展之快卻出乎意料，幾近於形成了一個未來全球化產品的人權標準，儼如ISO品質體系和社會責任標準一樣，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理們所接受。如果再考慮到美歐對網路隱私和安全的關注、對涉華技術安全的關注，那麼，一個圍繞人權和安全的價值標準正在形成，也在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的供應鏈。

跟全球化較勁

然而，中國公眾似乎並沒有太在意維族人民的命運，反倒跟抵制新疆棉花的跨國企業H&M和耐吉、阿迪達斯等等消費品較上了勁。這不僅是在跟「衰落的西方」較勁，而是跟全球化在較勁，跟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們熱愛的麥當勞化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在較勁。中國在反對中國！

這就是過去兩周我們看到的一個歷史時刻：中國在反對中國。曾幾何時，王教授到訪美國之後寫了一本書，叫《美國反對美國》，雖然並未抱着昔日史達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們所堅信的，資本主義必定趨向總體危機而滅亡，但也篤定美國的民主必然導致內部的分裂和衝突，從而無可避免的走向羅馬帝國式的衰落。

這是中國領袖在新冠疫情之後作出「東升西降」偉大判斷的依據，也是中國的義和拳或者塔利班外交官們不惜向歐洲價值觀宣戰的初心，絲毫不顧七年來艱辛談判取得的中歐投資保護協定，一個幾乎就要成功的新慕尼黑協議，可能也是中國的拳民們被狗哨喚醒、重演「915」反日、「薩德」反韓的狂熱所在。

接下來的，或許就是歷史的重演，無論是滿清向世界的宣戰，還是新冷戰的升級，抑或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畢竟，在一個非理性的國度里，歷史理性是唯一的可能。

(以上轉自獨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