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被掩蓋的中國奇蹟(ZT)

（按：本文對中共當局最近宣稱，中國脫貧成功，創造人間奇蹟。剖析貧窮問題被忽視的嚴重方面。中國貧窮千百年，與人權、政治隨行，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無專制之脫罪，便無真正脫貧之可言。對比歐美經驗，中共之欠債，終將面對，無可逃脫。）

新春伊始，習近平在北京召開慶功會，高調宣稱取得「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創造了「人間奇蹟」。外界一片沉默，中共數十年宣稱「勝利」「奇蹟」，不計其數。人們的情緒，好奇多於捧場。

首先，貧窮的標準是什麼？古今中外貧富無處不在，孫中山力倡均富，共產黨共產七十年。今天已是第二富國，竟然要攻打貧窮，窮人在何方？這是很有趣的問題。中共當局宣稱，按其標準，現有「9899萬農村貧窮人口」。宣稱這近一億窮人，已經「全部脫貧」，中國已沒有窮人。

【中國貧窮標準異於歐美，人均GDP排名68】

貧窮的標準，以聯合國制定的「全球絕對貧窮線」為準，是人均日收入1.9美元，一年就是693美元，合人民幣4500元一年。世銀據此測算中國貧困人口為8700萬。但中共官方說，按我們的標準應該是9899萬人。（表示沒有「瞞產」）。李克強總理去年5月說，中國有「六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每月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此數化為年收入為12000元（人民幣）比聯合國貧窮標準4500元高很多。顯然這不是貧窮人群的月收入。

我們不妨以官方資料看看，從「改革開放」初期1985年起，官方訂的各年貧窮標準（人民幣）：1985年—200元、1986年—206元、2000年—625元、2001年—865元、2010年—1274元、2011年—2300元、2015年—2855元、2020年—4000元。

至於貧窮線以下的人口數，官方提供如下：2010年—1.66億人、2015年—6000萬人。2020年—9899萬人。世銀的調查說，按照每天1美元的貧窮線計算，1981年中國貧窮人口是8億人口的63%，約有5億人。2004年下降到10%，約有8000萬人。簡言之，中國窮人，40年來減少了4億人。被外界稱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貢獻」。

習近平則高調宣稱2012～2020的脫貧攻堅戰的勝利達到「人間奇蹟」。這需要和世界的狀況加以比較：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排行榜，中國GDP總量2010年超過日本，2014年達到10萬億美元排名第2時，人均GDP7589美元，卻排名第90！即落後於90個國家。六年後，IMF推算2020年人均GDP，中國20984美元。遠低於新加坡、美國、香港、台灣、德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南韓、俄羅斯等國，排名68，仍比大多數國家要貧窮。

納入PPP的「人均GDP值」，被認為是最能代表人民生活水平的數據。中國2020年人均突破2萬美元，但同期並非最富的美國是6.7萬、香港是6.6萬、台灣是5.7萬（美元）──而中國的貧窮標準是4000元人民幣，只合615美元（每日1.7美元）！還在聯合國每日1.9美元的貧窮線之下。換言之，中國貧窮人口的年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收入的2.9%。因為貧窮標準差別大，美國和英國都以「人均收入中位數」的50—60%劃為貧窮線。例如美國2009年兩口之家的貧困標準為14570美元（相當約94700元人民幣），即每天收入40美元（相當260元人民幣）。因此，有人說，按照聯合國人均1.9美元的貧窮標準，「美國和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沒有窮人」。美國人口普查局2020數據，美國四口之家的貧窮線是年收入26000美元（約人民幣17萬元）另外還有住房、醫療、食品補助及義務教育等法定福利。美國的富裕、工人階級中產化，已是戰後左派學界質疑馬克思的重要論據。

【中國的貧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1、脫窮速度遠遠落後於致富發展──對比1985和2020這段35年的GDP總值與貧窮標準的變化：1985年GDP總值3098萬美元，2020年已達15.65萬億美元，增長50倍。貧窮標準（人民幣）1985年為200元，2020年調高為4000元，增長20倍。二者相差30倍！換言之，按照GDP即整體經濟的發展速度去關注人民的貧窮狀況，以50倍的增長率計，今天的貧窮線應該不低於10000元。中國的樂觀主義者，應該看到西方今日普及性的富裕，不是暴發而得。

2、當局有責的貧富懸殊政策──鄧小平在推行改革開放時，公然號召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給那些靠近財富與各種權力的人，以捷足先登的機會，此起彼落的貪污腐敗案例，越來越驚人出現。從百萬級到數百億的巨貪，包括基層和國家上層幹部。而早期貪污幾萬元的廣東縣委書記被處決的事再也看不到，結論也許就是一位政協常委說的：中國權威報告顯示，0.4%家庭掌握70%國家財富，財富集中高於美國。經濟學家郎咸平2019年說，中國富人占5%約7000萬人，他們銀行人均存款47萬元。另95%人均存款2.4萬元（其中40%人存款為零）。2018福布斯榜更指出，中國最富有的100人擁有6430億美元，超過底層4.25億人擁有的6370億美元。

3、城鄉分化加劇、3億農民工崛起──「城鄉差別」曾是中共打天下的有利條件和改造的目標。但是七十年來，原來占人口四分之三的農民，成為近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剝奪對象。中共決定開門引資（這是違背傳統反帝反資原則、也是毛時代鎖國原因之一），外資外貿的最得益者，自然是經濟基礎較好的沿海地區，國家投資也向沿海傾斜，農村不及其10%。深圳等「經濟特區」的設置，最鮮明地宣示要將廣大內陸置於暫時放棄的戰略地位。結果貧富懸殊加大到內陸收入僅及沿海的三分之一。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WTO，成為「世界工廠」後，大量的 大陸貧戶成為「農民工」大軍，改變了農村人口結構，但仍然有李克強說的6億低收入人口，其中包括約2億貧窮農民。政府統計：2009年人均收入，城市人口16400元，農村人口5400元。而農民工總數（包括外出與本地城鎮者）為2-3億人，其人均月收入可達3000-4100元，約相當於西北農民一年的收入。

4、貧窮與文化愚昧隨行──農村貧窮，造成教育衛生方面的公共設施差距擴大，而文化教育的欠缺，又加深貧窮的現狀和世代相傳。中國重視掃盲，現有文盲還有8507萬人，年增50萬。有200餘縣城，竟沒有一家正規小學。四川涼山一個叫做懸崖村的地方，最近被搬遷到平居的新樓，掛上「搬出大山挪窮窩，遷出幸福新生活」大紅標，成為脫貧的樣板。宣傳說這個「祖祖輩輩居住」的村子，小孩子要在大人陪同下攀登800米的懸崖，才能去上學。其實，這個故事早在獵奇的電視節目中見過，那樣驚險的畫面，早就被人罵過（包括筆者）：蓋了那麼多高樓大廈，為什麼不幫這個小村落改善一下處境！讓孩子們冒生命危險去上學──這樣的事居然幾十年無人理會，簡直匪夷可思！還有臉拿出來作脫貧的炫耀！此例可以推想共產黨的天下還有多少「人間奇蹟」有待發現。

5、被剝奪的憲法權利：遷徙自由──城市化是一個開發中國家不可避免的過程，也是擺脫窮鄉僻壤的必經之路。現在中國至少有超過2-3億人的農民工，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在三大產業尤其是在第二產業，到處都有他們的身影。他們以簡陋的行裝為20世紀中國不曾有過的時興行業打工，造成龐大的「新工人階級」隊伍，為中國千年小農國改變了成分（中共八大透露黨員成分69%為農民，工人只有14%，大損觀瞻，從此不敢再提）。雖然，他們可以領取貧窮線以上的工資（約合美國工人的百分之二），但卻沒有正式工人的其他待遇，最重要的是遷居城市的戶籍。無戶籍無異於失去家庭的各種權利。中共和某些專制政權一樣，嚴控人民的居住自由，正如赫魯雪夫主張開放邊界所說「我們建成人間天堂，將工人農民趕進去，還加上七把大鎖。」中共在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明確規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1958年對人民的戶口流動實行嚴格管制，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這一文革的惡法行為至今沒有改正！雖然，出國及移民權利已大為放鬆，但農民工仍然是戶籍限制的受害者。

【鄧小平承諾我們要向中國人民還債】

消除貧困──是聯合國為了人類和平、尊嚴與平等，幾十年來關注的全球性問題，指出2015年還有7.83億人口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國際貧窮線以下。聯大宣布2018-2027是聯合國第三個消除貧窮十年。訂每年10月17日為消除貧窮國際日。紀念1948年的巴黎大會，向赤貧、暴力和饑饉的受害者致敬，宣布貧窮是對人權的侵犯。

但是，中國長時間對此沒有必須的回應。貧窮和人權成為共產暴力和獨裁的祭品。中共對此並非無知。在創傷未愈的1980年，鄧小平接見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的談話中坦承──「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

此話過去了40年，中共向人民認了罪嗎？他們放棄「階級鬥爭」，以「國家安全」代替「反革命罪」，人民獲得部分法定的權利，但是還談不上認罪還債。毛時代大規模的階級滅絕政策和政治迫害與肆意鎮壓，使上千萬計的人和家庭，喪失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公民權利。「家破人亡」「生不如死」是無數人的命運。我1964年、1980年離開大陸前，曾兩度返回湖南桃源三陽港鄉間探望舅父皇甫道悅，他是1950年土改運動倖存的一戶「地主」，有三子一女，三十年來，他們已被勞苦飢餓折磨得變了人形，表兄弟連小學也沒有讀，娶老婆更是老大難……其他親戚不是死於非命，就是生活在非人狀態，令人無限傷感。

文革後，中共以「平反昭雪」撫慰死者，發回若干生活費，例如湘西名作家沉從文胞弟沉荃，是抗日戰爭出生入死的英雄，國共內戰中，回鄉務農，後遇鎮反運動，1951年被槍決，1984年昭雪，發給遺屬500元人民幣。從事反右運動調查多年的武宜三先生說，文革後，反右被否定，因當年總指揮鄧小平固執，只予「改正」，數十萬右派分子20年苦難，只是恢復原職原薪，沒有任何其他補償。其他政治運動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困境，更是一言難盡。

但是，在文明世界，總有不少人為正義、為人的被剝奪被蹂躪的權利而抗爭，哪怕真相和生命被埋藏了數十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得以沉冤伸張，政府和民間合作，制定賠償法例是一個最貼近的示範。我曾經專程訪問「二二八基金會」，了解和發表他們對事件的善後處理經驗。台灣近年還在研討政治受難者的後人，是否可以領取上限1000萬元（台幣）的賠償金。俄羅斯的經驗是，對史達林時代留下的古拉格勞改營300萬政治鎮壓受害者，實行經濟賠償。「俄羅斯紀念碑人權組織」參與修改法律，早在1990年代困難時期，每位倖存者每月可得賠償300-500盧布（合10多美元），幾年前，這項賠償金額，已提高到每月100-200美元。

即使在戰後德國，也依然是「納粹犯罪我買單」。納粹政府已經被消滅，留下其殘暴統治的大串帳單。（東德政府宣稱它不是納粹德國法律上的繼承者，否認對納粹政權的負債有任何法律與道德責任）。兩德統一前後，西德和聯邦德國政府根據紐倫堡國際法庭判決，以「記憶、責任與未來」基金會執行賠償責任。到2015年底，已經支付734億歐元（合875億美元）的龐大補償金額。主要對象是身心受害、監禁與解職者。一切以法律為準行事。人們記得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憑弔猶太起義紀念碑時突然下跪的照片，這無疑是德國人對納粹殺害的受難者的真誠懺悔。世界為之驚動，第二年勃蘭特獲諾貝爾和平獎。

【身懷萬億巨資，瞞天過海以圖脫罪】

以上三例，尤其是德意志和俄羅斯，他們和法西斯、蘇維埃切割，不僅實實在在地做，而且做了幾十年，從來沒有炫耀什麼「人間奇蹟」，就像教徒上教堂懺悔一樣，懷着對上帝的負罪感。可是無神論的中共政權，怯對負債，圖以絕對權力瞞天過海，掩飾脫罪，強說他們獨特的人權是「生存權和發展權」。北京政府1997年簽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獲全國人大批准。但是1998年10月簽署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迄今23年不予批准。胡錦濤、溫家寶多次承諾「儘快批准」，今天習近平政權這個已擁有世界第二高政府財政收入的政府（2019年4萬億美元，美國7萬億美元），仍然對欠債若無其事。吹噓取得「生存權」的脫貧勝利，再次顯示他們不會給人民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鄧小平，這位對中共暴政參與和知情最深的強人，也帶着他「還債」的諾言死去二十多年。

在不斷強化一黨和領袖的絕對權力時，已沒有人再問：欠債誰來買單？中國貧窮落後的小農社會與專制傳統，是積弱，「被列強欺侮」的根本原因，中共建政初期也曾有過雄心勃勃的工業化計劃，並在蘇聯156項大型建設援助下奠定發展基礎。但是，在山大王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下，愈演愈烈的殘酷鬥爭，使十億人民陷身赤貧的水深火熱之中長達三十年之久，人像蒼蠅一群群死去，這是罕見的人間悲劇。中國貧窮積重難返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在專制的牢籠中，不可能挖掉窮根，就如普列漢諾夫所說：「一個民族沒有自由和民主，吃的再好，住得再好，無異於一群飼養得精美的牲口。」請問習近平，當你在陝北當知青，啃生豬肉時，你會感到幸福嗎？聽說你嗜酒，我留意到在北京盛大宴會上，你率先獨飲，這是窮根未斷的症候……

猶記得，在昆明這個我度過貧困的青年時代的春城，現在已富得面目全非，但有一天視頻報導，一個幼稚小孩被撞倒在馬路上，竟然流水般的車輛，沒有人停下來救救小孩，最後是一位外籍女人，把小孩抱走。那一幕至今難忘。我們看到大陸變了，處處燈紅酒綠，然而良知的貧困何在？脫貧不可能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一場攻堅戰。西方觀察家看到「運動式脫貧戰」，笑談毛粉的口頭禪「抗美援朝和美國打了個平手」，還有張維為教授，揚言美國極度貧困人數超過中國，美國要向中國學習……在舉國一片炫富痴狂之下，本文呼籲「還債賠償」，誠盼各界關注賜教。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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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反的不是H&M，而是中國自己(ZT)

文：白信（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之後，不僅美國國內新冠疫情每一天在好轉，連國際局勢的變化之劇烈也可以用天來計數。在過去兩周里，國際社會見證了這樣一個歷史時刻的到來，那就是新冷戰的加速：在G7首輪首腦影片峰會未取得明朗結果之後，QUAD峰會和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國務卿到韓日的訪問，戲劇性地改變了西太地區的氣氛，促成了阿拉斯加的中美2+2會談。

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新冷戰的戰場

當然，在兩周之內，僅僅依靠政客們的穿梭外交，並不足以改變一切。無論阿拉斯加的會談開場有多麼的戲劇性，彷彿回到了冷戰時代，譬如美蘇首腦們在阿拉斯加和冰島的見面，或者巴黎和談期間越共代表們如何重複着冗長的意識形態話語，都在3月18－19日的阿拉斯加再現了。

重要的是，新疆的人權問題猶如越戰時期的美軍轟炸，或者197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一般，在經歷了數年發酵、醞釀之後，終於因為中國政府對歐洲的報復性制裁爆發了，讓人權問題從外交官們的談判桌上跳了下來，進入到跨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對陣之中。那本來是全球化的溫情脈脈的消費主義樂園，卻在一夜之間變成新冷戰的戰場。

記得過去幾年，我在北京的德國大使館裡幾次當面質問梅克爾（Angela Merkel）總理，德國能為中國人權做些什麼實質性的改善？這位白天剛剛和中國最高領導人談妥經濟協議的女總理，也是德國和歐洲經濟的保姆，總是說，中國人啊不要着急，你不要問我能做什麼，你應該問德國的企業家能夠做些什麼。

她的言外之意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對中國統治者來說，他們唯一能聽懂的語言就是企業家們的話語。

很久以來，我都不太懂經濟了，更不懂一些國內的老朋友，譬如外交學院的網紅教授，這些年來也沉迷於全球供應鏈的研究。他們不像我的社會學、人類學同行們從中發現了低端全球化，還有珠三角普遍的近乎強迫勞動的殘酷壓榨。

而是相反，不僅找到了中國崛起的秘密，似乎也找到了中國未來能夠稱霸的訣竅，然後便有了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口罩外交，也有了新疆人權問題發酵後這兩天，中國外交和商務部對新疆棉花如同鴉片戰爭前夕，對大黃、茶葉一般的驕傲，然後便有了對歐洲議會和歐盟政安委的制裁，還有對一個長串跨國消費品企業的抵制。

這種抵制，已經不再是一個月前的「東升西降」所透露出來的反西方情緒，而是迅速演化到「反全球化」的決絕，連我這個十年前就在疾呼新冷戰的人都沒有想到的。

大約20年前，德國的哲學家們還在激烈全球化是否就是麥當勞化的時候，大概想不到中國會借加入世貿組織而崛起、然後反向輸出中國模式，更想不到2017年最反動的達沃斯論壇上，中國領導人信誓旦旦支持全球化之後的五年，中國政府和一大幫躍躍欲試的小粉紅們就已經站在了反全球化的前線，一如他們的父輩在1998年被大轎車送到美國駐華使館前扔石頭一樣。志影像

左手捅馬蜂窩、右手摸老虎屁股

隨着新疆人權問題的升級，新冷戰終於出現了兩個戰場，猶如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的同時，美俄兩方的戰鬥機正在挪威外海的北極空域，玩當年王偉們在南海上空的遊戲。

一方面，中國政府輕率地對歐洲議會和歐盟機構發起報復性制裁，形同左手捅了一個馬蜂窩、右手摸了老虎屁股，將過去四年與美中保持等距關係的歐洲，迅速驅趕回冷戰的緊密關係。

布林肯24日在布魯塞爾的告別演說，提醒歐洲人民在目睹了這一連串不可思議的挑釁之後，有必要回到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時代的價值觀，那就是公平、公正和自由。在綏靖立場上猶豫許久的歐洲政客們，在較美國更重視價值觀外交的歐洲精英面前，他們開始轉向了。

而另一方面，不由得這些同樣看重全球化經濟利益的政客們所唏噓，那就是圍繞着新疆人權問題，企業界和國際公民社會正在動員起來，他們不滿足於歐盟理事會對新疆公安官員舉重若輕的象徵性制裁，而是加入了抵制新疆棉花和2022北京冬奧會的運動。

而且，這一運動雖然早已開始，其進展之快卻出乎意料，幾近於形成了一個未來全球化產品的人權標準，儼如ISO品質體系和社會責任標準一樣，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經理們所接受。如果再考慮到美歐對網路隱私和安全的關注、對涉華技術安全的關注，那麼，一個圍繞人權和安全的價值標準正在形成，也在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的供應鏈。

跟全球化較勁

然而，中國公眾似乎並沒有太在意維族人民的命運，反倒跟抵制新疆棉花的跨國企業H&M和耐吉、阿迪達斯等等消費品較上了勁。這不僅是在跟「衰落的西方」較勁，而是跟全球化在較勁，跟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們熱愛的麥當勞化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在較勁。中國在反對中國！

這就是過去兩周我們看到的一個歷史時刻：中國在反對中國。曾幾何時，王教授到訪美國之後寫了一本書，叫《美國反對美國》，雖然並未抱着昔日史達林主義的布爾什維克們所堅信的，資本主義必定趨向總體危機而滅亡，但也篤定美國的民主必然導致內部的分裂和衝突，從而無可避免的走向羅馬帝國式的衰落。

這是中國領袖在新冠疫情之後作出「東升西降」偉大判斷的依據，也是中國的義和拳或者塔利班外交官們不惜向歐洲價值觀宣戰的初心，絲毫不顧七年來艱辛談判取得的中歐投資保護協定，一個幾乎就要成功的新慕尼黑協議，可能也是中國的拳民們被狗哨喚醒、重演「915」反日、「薩德」反韓的狂熱所在。

接下來的，或許就是歷史的重演，無論是滿清向世界的宣戰，還是新冷戰的升級，抑或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畢竟，在一個非理性的國度里，歷史理性是唯一的可能。

(以上轉自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