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拳头羊毫笔不敌等级差距       毕汝谐（作家 纽约）

幼时，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似乎是一对天敌；我们俩都是独身子，自高自大，眼里没谁；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就打了一架——我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他把我的脑门打出了包;打架耗时五分钟,为了确认谁是胜利者,双方却激辩了半个小时！     

后来，我和邓英淘三天两头打架，景山学校小学部有个安静的后院，是我们俩固定的战场；而我始终无法把他打得服服帖帖（按照当年的规矩，他如果连唤我三声哥哥，就算认输了），这厮比我小两岁，小时候，这算是相当大的年龄差；而邓英淘不屈不挠，硬是跟我打成了平手，让我觉得脸面没处搁。

为了改进打架技术，我专门预备了一个小本本，进行实战总结。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天的小节是这样的：今天左右出拳快速，可惜还没有达到连珠炮的地步。 

打架、打架、打架，我和 邓英淘 不断地打架；直到有一天——我们打到天黑，不分胜负，只得歇手。这时，邓力群派司机把大红旗轿车开到景山学校来接 邓英淘 回家；我眼见邓英淘 舒舒服服地坐上大红旗车，而我却只能拖着疲惫之身骑自行车回家。在这一刻，我忽而明白了，我与 邓英淘 的打架是毫无意义的：即使我用铁拳头强迫 邓英淘 唤我一万声哥哥，也不敌自行车与大红旗的等级差距！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和邓英淘打架了。

文革后，我们家好不容易进步为行政副部级医疗正部级（全国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者是一个定数，走一人方能补一人）；而人家邓力群飞黄腾达，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堂堂副国级（甚至，左王陈云王震一度提名 邓力群 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如此一来，我和邓英淘的等级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好在我早已对此认命了。

北京上层社会等级之森严，令人不寒而栗。

——我有个老朋友是副部长之子，他攀高娶了一位当红副总理的女儿；结果是婚礼那天女方娘家无一人露面，以示抗议。 

——徐向前有个女儿嫁给了平民百姓之子；邻人经常听到这位弱势女婿大声呼喊"不要以势压人，不要以势压人!" 

邓英淘和其父 邓力群 一样，是真正的左派，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左派。 邓英淘在山西插队时，为了抗旱，在地里干了五天五夜没回村，落下毛病，以致早早离世。

我与 邓英淘 针尖对麦芒，几十年不说话；但是我内心很尊重这些真正的左派，还有张宏良等等。

说过铁拳头再说羊毫笔—— 

小时候，我和童天齐（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童大林之子）是同班同学，我们一度每天结伴上学下学，情同手足。那个时候，景山学校在童大林的直接领导下搞教育改革，拒绝使用全国统一教材，而以繁体字的古文观止作为小学语文课本，还编印了儿童学诗的课外教材，内有大批唐诗宋诗，强令我等熟读成诵。久而久之，我 和童天齐 也开始写诗了。我记得我写过一首诗，最后一句是：天齐伴我回家行。童天齐为此受了刺激，在作文里写道： 毕汝谐 竟然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我落后了，我一定要追赶他。

作为中宣部秘书长之子， 童天齐 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条件。1962年六一儿童节这一天，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童天齐的作文雨，就此一下子把我甩出几条街了！当时，儿童文学权威谢冰心因老伴儿吴文藻教授划成右派，急于改善政治处境，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献媚高官，把一篇小学生的作文吹嘘得天花乱坠！ 

童天齐 还收到5块钱稿费（在毛泽东时代，5块钱是个钱呢）；一夜之间， 童天齐 变成了人人夸赞的小作家，名利兼收。

我幼小的心灵备受刺激，痛苦万分。我隐隐觉得自己永远追不上童天齐了，就像飞毛腿永远追不上摩托车手一样。在 童天齐 背后，有着无比强大、不可匹敌的国家力量（童大林家有红色保密电话机，可以直通毛刘周朱办公室）。 

且说 童天齐 也为等级差距所苦，他曾经跟我抱怨：我们家和 许立群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家一起出游，他们家很风光，我们家很寒酸。我暗忖：如果你们家很寒酸，我们这些人还活不活呢？   

从此，我与 童天齐 面和心不和；用现在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羡慕嫉妒恨；为了发泄对 童天齐 的嫉妒和仇恨，1962年除夕之夜，我用白粉笔在童大林小院的朱门上，画了一只歪脖乌龟。童家人宽宏大量，不与我这个毛孩子一般见识。 

经谢冰心恬不知耻地这么一吹，全国各地一些小读者给童天齐写恭维信；童天齐自是飘飘然，不可一世。

我气得半死，恨不得拉上 童天齐 一起跳崖， 同归于尽 ！ 

世人只知女人善妒，却不知文人的嫉妒心比女人强烈一百倍！ 

——文革初期，我去中央民族学院看红卫兵造反成果展览，会场一角堆放着吴文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谢冰心家的大量衣物；还有两个粗制滥造的木头人，上面写着这两位的名字，木头人谢冰心披着华丽的貂皮大衣，那些贫穷女人积极地往貂皮大衣上啐吐沫、甩鼻涕；而我在旁怒视木头人谢冰心 ，狞笑道：你活该。 

我不甘失败，企图以个人奋斗与 童天齐 继续较量；我发奋图强，勤奋地创作短篇小说；有一篇小说专门挖苦、讽刺童天齐，主人公的性格非常古怪，而名字就叫古天奇。我向各种文学期刊投稿，很快就被退稿了。

有一封退稿信说：你的文笔很流畅：可是对生活的理解太简单，肤浅。 这和你年纪小有关。

于是。我痛下决心，学习哲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家姐在中国科技大学用过的辩证唯物主义教材以及 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  

而 童天齐 的文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于中央级报纸杂志发表； 用北京土话来说，这叫气死活人不偿命。 

转眼到了1965年初冬， 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 召开，周扬发表了题为 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要求大家做又会做工又能种田又会打仗又会写作的毛主席的好战士；当晚，我在北京晚报读到这个报告的摘要，周扬明确表明：从今往后，中国将不再有专业作家这一职业，大家都是工农兵，唯一的区别只是少数工农兵是会写作的，而大多数工农兵是不会写作的，仅此而已。 

即便如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也愿意做 少数会写作的工农兵，而不愿意 归身于 广大的不会写作的工农兵。王八吃秤砣——铁了心！

我继续练笔，孜孜不倦；于1966年寒假创作一篇两万字的短篇小说鹰击长空（两万字是短篇小说的极限，再长就是中篇小说了），讲的是一个十几岁的资本家子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投入共青团怀抱的故事；我拿给语文老师同学好友传阅，人人称赞有加。所有人都认为这篇小说已经达到发表水平，绰绰有余。语文老师还说毕汝谐是奇才，将来在写作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把鹰击长空挂号寄给了上海的少年文艺杂志。少年文艺的编辑们看后很惊讶，他们不相信我是15岁的少年，认为我是成年人，而且是颇为老练的写作者。

他们说要发函到我的学校进行例行调查，我表示同意。景山学校收到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调查函以后，由我的班主任回信说小说肯定是 毕汝谐 写的，而 毕汝谐平时的作文都是小说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命题作文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别的同学写的都是学雷锋做好事啊、捡钱包啊、助人为乐呀等等，而毕汝谐写的是在解放前领导工人闹罢工的故事，把自己写得像刘少奇李立三一样了不起。

信函一来一往将近两个月，调查结束了。少年文艺的责任编辑表示两万字的小说篇幅较长，他们打算分成4期、每期5000字连载；不是放在少年习作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成年人作品推出。

可是，恰在这时出了岔子；景山学校校长方玄初（笔名敢峰）赶时髦，亲自率领我们下乡劳动一个月；我们去了河北遵化县大寨公社（不是山西那个大寨），是当年著名的穷棒子合作社，社长叫王国藩，曾经受到毛泽东表彰，很有名。

我因而没有及时收到少年文艺编辑部的这封信（他们称我为毕汝谐小朋友），耽搁了时间；回京后大喜，自信心膨胀——鹰击长空是正经八百的小说，比童天齐那些鸡零狗碎的豆腐块文章强百倍！我立即打电报给编辑大朋友（我这样称呼他们），表示竭诚同意他们的处理方式。然而，这时文化革命已经开始了，报上天天批判三家村。我预感事情不妙， 忐忑不安 。果然，过了大约半个月，我收到他们的退稿信，称因为要停刊搞文化革命，只能割爱。 

 1966年7月号少年文艺是最后一期，上面有本班一位女同学（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之女）的批判邓拓的文章；我不禁仰天长叹：这些大官儿的孩子发表文章真容易啊，而我发表文章可真难呐。

文化革命爆发后，我和童天齐就是另一个Story了。失去中宣部秘书长的托撑， 童天齐 的真实水平暴露无遗，不足虑也。 

   我继续做着热昏的文学梦，决定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文革风雷”；灵感来了，门板也挡不住！我很快就写出了前几章，还草拟了全书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人物关系表；我拿给周围的同学朋友显摆，他们大为惊奇，咸认为一个16岁的少年能够写作像模像样的长篇小说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他们主动帮助我搜集素材、抄写稿子，忙得不亦乐乎。

   我没白天没黑夜地写小说，体力消耗很大，每天要吃五顿饭；半年后，“文革风雷”已达将近30万字，我陶醉在胜利在望的喜悦之中。

写作之余，我还干点别的。1967年春，童大林家搬到弓弦胡同，藏书却还留在童家小院；我得知这个消息，就像馋猫闻到鱼腥，心里痒痒的。 

终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自备麻袋，翻墙进入童家小院，敛了整整一麻袋书籍（孔乙己讲话：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满载而归。

孔乙己讲话：  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窃书之后是读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童氏藏书，爱不释手；在一本利别尔曼著“计划、利润、奖金”的尾页，看到童大林写的密密麻麻的读后感，大意是经营企业应当利润挂帅而非政治挂帅；我不禁莞尔：童大林果真是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者，公然与中央工业七十条唱反调！

文革后，我听说童天齐进了地处东交民巷的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研究所，确信他的作家梦算是没戏了。有一天，我在大街上认识了一位学西班牙语的赵姓姑娘，她也在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学院供职。次日，我急不可耐地去东交民巷找赵姑娘，动机有三：一是对这个崇高的学术机构景仰已久；二是对赵姑娘心存爱慕（俺是属皮匠的——缝着的就上）；三是想从侧面打听 童天齐的近况。谁知，外交部直属国际关系学院是个半保密单位，来访者只能待在会客室，不得进入办公室。赵姑娘拿给我一些童天齐的学术论文，陈词滥调，毫无学术灵气可言 （插句题外话：童天齐的水平比阿妞不牛差远了） ；从此，我不再视 童天齐 为人生对手了。   

进入新世纪，我主动向童天齐交代了窃书的历史劣迹，我们有如下对话——

童天齐：我们搬到弓弦胡同时，中宣部造反派头头王树人不许我们带走藏书。

我：王树人是学哲学的，我读过他编写的"西方哲学家传记"，还看过他在新华文摘上发表的几篇论文；凡事都有两重性；贵藏书落在我的手里，总好过落在造反派手里，至少，不会给令尊带来政治上的麻烦呀。

童天齐沉默不语。

我：中共我就佩服一大一小，大是童大林，小是邓小平。

童天齐不无炫耀意味地说：我爸爸是陆定一、赵紫阳这两个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 

我当然知道这是反话正用，借以提示彼此之间几十年不变的等级差距，便连声道：明白，明白。 

 文革前， 陆定一 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童大林曾经口吐狂言：景山学校培养不出马克思，能够培养出一个希特勒也很好嘛。

事实证明：景山学校既没有培养出马克思，也没有培养出希特勒。

倒是歪打正着地培养出一个毕汝谐——几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二十岁的 毕汝谐 挺身而出，成为文化革命期间采取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人；而今，习近平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敢问第二个 毕汝谐 又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