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偽器：鎩羽偃旗再投名

——“慶父百年”大祭之六

看明白了，當今中國，只有兩個中國人可以再造中共。一個當然是習，他已經在中共的屁股上打上他個人，“習”，或者習家族，“羽”，的歷史烙印。另一個人，與習的烙法相反，但是卻比習更加有效地，再造ZG——從七月一日的慶典就可以最明顯地看出。

他的名字，你可能已經猜出，叫余茂春。

七月一日，按理說，是中國GCD的生日，應該是黨的活動，是黨的儀式——即使ZG是地地道道的帝黨，它可以是帝，同時是黨，但是，它不是國。國與黨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概念，具有各自獨有的政治生態。但是，你看習G的黨的慶典幾乎完全是按照“國慶”的架勢來進行——把“黨旗”換為“國旗”，升起在天安門廣場，你還可以說，那裡只有一根旗杆，只能升一面旗，要臨時再加一根旗杆，似乎從四九年至今還沒有過先例，可是把“黨歌”換成“國歌”，那簡直可以叫做“數典忘祖”——以往黨的會議關起門來開，唱的歌只能是《國際歌》，那可是GCD祖傳的經典之經典呀。

奇葩吧？黨的慶典竟然全程沒有黨旗，缺席黨歌，一應語言文字竟然極力避免提及GCD的“共產”二字。是誰，令ZG一改黨規，“棄黨化國”的“再造再生”？此一番處心積慮的變色，變換大王旗式地自我偃旗息鼓，自罰式地變換經之典，典之經，說明他們內心深處對自身處境多麼心驚膽戰，說明他們對余先生的精闢的歷史論斷多麼敬若神明——只因為余先生提倡“第二個脫鈎”。

我們都知道，西方世界已經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第一個脫鈎”那就是一變以前的與ZG“接觸”的政策為“脫鈎”，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全方位對ZG“禁運”。而這“第二個脫鈎”就是把中國人民與ZG徹底脫鈎——也就是說，把ZG的外皮Z揭去，露出它G的實質——中國人民是中國的主體，沒有與GCD的天然聯繫。

GCD現在是附在中國人民頭頂的一根毛，余先生說，那是附上去的，是可以而且必須分離的。蓬配奧的國務院已經如此訓令，當今的拜登ZF也已經在蕭規曹隨。

習在極力證明“我們是長上去的，不是附上去的”——你看，我們升的是國旗，我們唱的是國歌，我們是ZG，是中國的G，中國是中共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所以，根據“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法律隸屬，中國人民是ZG不可分割的神聖“領民”。

中國國情與世界其他各國不同處在於，中國的皇權“自授”——“槍桿子裡出政權”，然後“領土”而治“領民”而牧。其他非“自授”的各國，則屬於權力“民授”，這是他們的法理基本，也是他們的政權合法性的“民授來源”——更是余先生提出“第二個脫鈎”的合法緣由。

為避免“被脫鈎”，習打定主意，寧“為主義隱”，甘“與瓦全”——把中國GCD定義為“中華復興黨”。在此之前習近平業已將ZG的命運“分段化”，兩個“一百年”。第一個百年，是官方的中國GCD“壽終正寢”，正如毛孫的祝壽詞所衷心祝願：“祝黨長命百歲”——而習主導的第二個百年，就是“中華復興黨”的百年開端。

按說習的兩個百年比毛孫已經是“風物長宜放眼量”，但是比起他的精神楷模秦始皇的萬世基業可小器多了——他的宣示表明的是，“我要作那個百年接替中間的門樞，尤其是那個第二個百年的開創者”。以此他要贏得那個與毛並駕齊驅的“百年開門始祖”。小器的大野心。

可他為什麼要作這個自鎩羽型的自偃旗被息鼓的“二開凶門的始祖大仙”呢？

我們只能說，情勢所迫，他已經被余先生的道法破了他曾經在十九大上的豪情壯志意氣風發的共產初心所激發的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光宗耀祖的如意算盤所鈎織的壯麗“願景”。

我們又可以說，習的演述詞是他對余先生，以及通過余先生對MG的低聲下氣的“投名狀”，也就是ZG對MG的第二張投名狀——“小的不敢”，不敢心存不軌，願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看我，不是已經公開閹割共產主義，把GCD的宗旨“修正降格”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了嗎？

可惜的是，即使是大國的小器，也仍舊是小器，小到連朝鮮的金三胖都鄙夷三分——那投名狀有重複遞交的嗎？韜光養晦一旦露餡，能重新再縮回去嗎？

正如犀利的時評家所指出，七月一日的北京，把喜宴辦成了喪事——習近平連正式誓師的機會都沒有，就慘遭“出師未捷身先死，屋漏偏逢連夜雨”，自己的“小器”令“大計”胎死腹中的終極出殯。

病根：余氏催化劑加習式加速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