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 日本何以顺利实现工业化 

弱肉强食是生物丛林法则，同为物质生命之人类本质亦不例外。同属东亚文化，长期以中华为师，吸取文化养分的日本民族，抢先工业化，对中华文化无疑有着强烈的对比批判与借鉴，而其对中华民族的荼毒更甚于西方列强百倍，中华民族被推到危亡边缘，这是为什么？这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还是存在着根本的社会文化原因？

表面上看，抢先工业化的日本狼子野心膨胀，为与西方列强抢占中国资源与市场，必然发动战争。中国积弱也必然成为列强鱼肉，然而这些都是外因，而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由于文化原因失去工业化先机，在列强舰船利炮打开国门之后，西方文化思想也随之来到华夏古老土地，中国在工业化先失于西方乃传统文化的原因，而后又失于日本的原因又是什么。日本民族从中华文化吸取养分之深，对中华民族戕害之烈，无人能出其右。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之烈不仅使中国人刻骨铭心，也留下历史的文化阴影，找出其中原因有益于中国社会认识自身文化的不足，补拙自强以奋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承与记忆，自然也是民族性格的载体，也同样包含着一个民族命运的密码，日本先于中国实现工业化有着自身的社会现实环境与文化条件。

日本明治维新取得成功，革新派军事胜利是关键。日本明治维新之前虽是经历幕府数百年统治，却保留天皇作为国家象征及正统的尊重，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幕府虽是挟天皇的共主，而日本是封建制，各藩有着相当独立的自治，幕府统治犹如一种各地领主联盟的集团，中央与地方领主的关系也随相互力量的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幕府势力最强盛时也无法达到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朝廷对地方的专制统治，也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又有很大区别，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社会与皇权统治的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是弱化的非中央集权政府与封建主相对独立的分治，后者是皇权暴力与中央集权的铁板一块，这就从一开始就预示了中日两国维新的可能结果。

日本社会由于各藩的相对独立，也带来各自发展的不同。十九世纪中期，即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对外及内部矛盾的激化，对幕府的不满，常发生强藩挑战幕府的战争，幕府力有不逮，强藩与幕府的分治隔离与抗衡已成常态。而强藩更愿意于学习与引进西方先进生产与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强藩组成的倒幕阵营及领袖都是积极支持日本社会改革的推动者，熟悉国家与日本社会的脉动。战争开始之时，倒幕军人数虽属劣势，却是有备而来，在装备训练与组成人员属于新军事集团，而幕府军队也进行装备与训练的改变，但并不彻底，军官始终由世袭的武士担任，使得幕府的军事改革仍未脱出旧军队的窠臼，属旧军事集团。最高军事指挥方面，双方更是立见端倪，倒幕军上下士气高昂，求战求胜心切，幕府军应对迟钝，未能有效利用开局兵力上的优势，致使首战败落，效忠幕府的各藩纷纷倒戈，幕府最终败落退出历史。新旧力量在士气毅力的较量与准备都决定倒幕军战争的结局。

在十九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这样的传统社会，军事胜利对重大社会改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基础。倒幕军事胜利不仅推翻落后的幕府封建统治，更重要的是从政府体制与社会文化上拥抱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的新思想新文化，为社会变革注入新血，为日本成为近代化国家的开局奠定基础。日本统治阶层对日本国家与社会的了解是清晰的，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是明确的，这也是维新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诚然，国家与社会改革绝非一场战争胜利就能够一蹴而就，此后日本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为其各自利益也发生冲突与战争，然而倒幕战争的胜利无疑是良好的开端，是维新成功的一半。战争之后，日本明治政府采取颁布宪法等一系列措施推动日本社会转型，倒幕战争胜利无疑为这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扫除障碍，没有倒幕战争的胜利，日本后来的工业化绝对不会如此顺利。

简而言之，日本具有一系列中国不具备的有利于维新的社会环境，相对独立的各藩有利于打破幕府统治，倒幕战争的胜利促成日本社会由上至下的顺利重组，将原有封建旧势力对维新的干扰排除于权力中枢之外，改革维新派长期掌握中枢权力，使一系列发展经济及军备的长期政策得以顺利进行。在国家财政无法追加军费预算扩充海军，明治天皇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充作造舰费，而各界响应，这都在为维新铺陈良好社会环境。

而清末中国仍是铁板一块的皇权暴力统治，官场无处不在皇权暴力阴影之下，清廷即使是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之官员亦不例外，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出尔反尔，食言自肥，社会精英也必然瞻前顾后。权力中枢不仅与社会各界，即使是地方大员也多有隔阂，相互猜忌，防官防民甚于防贼寇，诸多改革措施不是受清廷怀疑而搁置，就是无疾而终，从未见日本维新社会朝野雷厉风行之效。此外，清廷皇权处处以私利为先，不顾国家财政，使洋务运动及国防建设遭受诸多制肘。戊戌政变不仅是中国社会精英不切实际，空谈误国，陷于党争，也是高层权斗，不顾国家整体利益的血腥报复，这些含有明显的中华文化基因与的沉重文化历史包袱的必然结果。就社会环境而言，日本社会尤其上层风气与思想已进入近代社会，或以进入近代社会为目标，而中国社会仍停留在传统文化与思想的泥淖之中，明治维新的成功与洋务运动的失败都是社会环境使然，也自然包含民族文化之必然因素。

与中国社会不同的是，日本朝野基本上是全力接受与拥抱，并从上至下以及从法律的层面推动日本的快速工业化，在权力结构以及社会文化与组织诸多方面，日本社会都比中国社会简单许多。日本无疑有两个优势，权力中枢掌握在改革者手中，以及社会小船好掉头的优势，而中国社会由于文化的固步自封，中枢权力对社会的猜忌，致使工业化的踟蹰不前，使中华民族终于难以逃脱灾难的命运。

7.6 工业化道路首先是权力重组之路

中国工业化道路首先是为社会重组扫除障碍，然后才是工业化之路。一个社会的工业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物质生产技术的学习与社会生产结构的简单重组，而是一个完整社会的重组，也必然涉及社会文化思想与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利益团体关系，利益与权力与的相应调适，需要调整的越小，工业化的阻力就越小，反之则越大。相较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毫无疑问，日本社会无论在文化，社会结构，地域及与人口，历史文化包袱，日本民族与社会在工业化之路都有轻车简从之便。而中国则不然，太多的历史文化包袱，以皇权为中心，社会的传统习俗与文化思想虽然以儒释道为体，而当涉及根本利益其本质却是以暴力文化为根本。社会表面以儒家思想为准则，而儒家道德并不能规范豪强尤其是皇权对社会的掠夺，社会文化的本质就是儒家为体，同时以皇权暴力为根本为基础的社会权力结构，任何可能危及甚至仅是不受皇权青睐的事物，无论是社会思想文化或习俗，都可能遭到毁灭性摧残，而无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属于所谓西方文化的话语，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皇权就是法律，就是法律程序，就是一切暴力行为的依据。在皇权暴力为根本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一切社会事物，文化思想习俗，乃至社会利益集团，阶层与传统社会的宗族都以依附皇权作为生存的根本，而以皇权为核心由上至下形成铁板一块的社会结构，如果社会是一部机器，所有零件与整部机器都是围绕皇权利益而运行的。这样的社会结构及文化根本，决定整个社会与国家的命运，‘一言兴邦’未曾见，一言毁邦却常有之，形成中国传统社会最坚硬的板块与沉疴，决定中国社会周期性颠覆的本质。

社会的运行有其自有内在的的轨道与逻辑，不为外在事物所转移，清廷所处历史周期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命运。掌握皇权的满清皇朝历经两百来年的延续，有如历代皇朝经历所谓盛世，又逐步走上腐败，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官场与社会脱节的老路，这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与皇朝崩溃不可逆转的命运。以历代皇朝所经历的轨迹与命运，满清皇朝进入与社会脱离的末期，无论从气数与命运都已走入末年，这就是天时，天不假年，皇朝的末期也必然相应国家社会对外来事物的应对。就如同历代皇朝末年对社会的脱节与无知，满清皇权对社会民情乃至国际相关情势完全脱节，初始狂傲无知，以天朝自居，后又累遭挫折，进退失据，对西方列强畏敌如虎，又累累硬碰而签下许多不平等条约，皇权中枢无论是对国内外时局，或是官员的应对建议都已以失去判断能力，可以说明皇权中枢对外回应已经失据，盲人骑瞎吗，所做为者乃苟延残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也是许多皇朝末期的普遍现象。

清廷不可能伴随工业化产生及时相应的权力重组，清廷权力重组是外力胁迫的无奈，而历史也不会给清廷以自己的时间表进行权力重组，这是洋务运动必然失败的原因。洋务运动虽带来中兴的迹象，并不能改变清皇朝已入暮年的命运，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天时。中国社会从上至下整个权力结构，皇权中枢到社会底层，官场弥漫腐朽陈糜之气，这是每个皇朝暮年的基本与普遍的现象，并非清皇朝独有，几个洋务官员与社会精英所能带动仅是社会一隅或表面的改变，无法撼动整个皇朝官场之靡腐，更难启革新除弊之风，而中兴官员与社会精英同样受到传统文化或皇权暴力的制肘与胁迫。清廷与中国社会传统对改革的顾忌与抗拒，虽有地方开明官员与社会精英的积极推动，整个社会文化与思想的整体无疑处在相当滞重与被迫的心态。

而皇权及统治集团与现实社会的隔离与脱节，对权力与利益的算计，官员贪渎与懒政都是皇朝末期社会恶疾，这些属于权力结构中的问题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对社会之改革拿不出恰当的规划，即使有规划也得不到及时的推行，甚至出于私利遭受官员及社会利益团体的阻滞，这是洋务运动不像日本民族维新得以顺利推行的原因。甲午战败不仅是社会之萎靡使中国工业化落后于日本遭受之恶果，挫折，踟蹰不前，更使清廷作为皇朝末期的危机更是雪上加霜，致使国家民族遭灭顶之灾。

清廷以其皇权暴力的本质以及做为少数族裔统治者的心态，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必然对任何社会的变革都自然包有敌意与疑虑的态度。任何社会变革都可能改变原有社会的秩序与带来不同社会群体力量消长，从而危及作为少数族裔的皇权统治，对因循守旧的皇权都是警讯。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更是抱持的疑虑态度，但又不得已或被迫而为之，只要不伤及皇权利益，不妨一试，缺乏日本明治维新上下一心的坚定意志，这就决定洋务运动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或相机而行，守旧人士的反对，成果不如明治维新。甲午战败更决定了清廷乃至中国近代的命运。

而清廷末期，中国洋务运动的变革之路，仅是一场生产技术改革运动，而不是以社会变革运动。中国传统社会旧传统文化思想滞重，仅凭统治集团少数精英是难于推动社会变革的，只有一场推翻旧皇朝的军事战争才能彻底打破旧传统文化思想主导甚至垄断社会的格局，为社会上层建筑及权力结构注入新血。诚然一场推翻旧体制的军事胜利是无法扫除旧思想旧文化的，然而推翻旧体制毫无疑问会将代表旧文化旧思想的社会精英或官僚相对暂时排除于体制之外，减少社会变革噪音与阻力。清末洋务运动中国缺乏的就是一场荡涤旧体制与文化思想的军事胜利，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不得不在新旧思想与文化，以及统治集团的利益之间左右摇摆，甚至当权者以小集团及个体利益牺牲国家社会利益，清廷皇权政变就是最好例证，使中国社会一再丧失改革以自救的机会，崛起的日本荼毒落后中国已势成必然，中国在劫难逃。

与中国处同一历史时期的日本顺利进入工业化，而古老中国由于文化的滞重，以及处于皇朝末期社会的萎靡，难于及时回应社会变革之需要，实现工业化，进入近代社会之门，工业化之门于中国可谓咫尺天涯。要完成工业化，中国就必须实现社会权力的全面重组，社会权力的全面重组就是社会的全面重组，这必然是一个痛苦与血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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