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

《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是美國著名政經學者福山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爭議最大的作品。書中福山預言歷史將終結於自由民主制。此書發表後，由於民主制在全球局部的挫折和中國的挑戰，對福山的預言質疑漸多。其實，很多質疑者並未讀過此書。福山此書的重點不是短期的預言，而在於不少啟迪思考的理念。

民主制和歷史終結：所謂歷史終結指民主自由建立後，基本原則和制度不再有進一步的發展，因為所有重大問題都已得到解決。福山預言的民主勝利與其說是實踐，不如說是理念。在世界絕大部分地區，沒有任何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意識形態能與自由民主對抗。民主提供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則，即使威權政府也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號以獲取政治合法性。

福山認為，基於黑格爾哲學，歷史進程由人們的生存與利益和尋求“承認”的兩個需要所推動，對承認的追求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根本屬性。歷史上各種制度（奴隸制、君主制、貴族制、共產主義制、法西斯制等）所包含的“承認”都是有缺陷的，這些缺陷導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基礎上滿足了人類尋求承認的需要，所以它導致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社會均衡。現代自由民主是最能平衡地滿足這兩個需要的政治體制。在這個意義上，它構成了歷史的終結。自由社會是擁有一定自然權利的個人之間的社會契約，其中主要有生存權、私有財產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自由民主國家的法治，為人們展開競爭、建立聯繫以及最終達成妥協，提供了公平的競技場。因此，自由社會是公民之間相互不干涉對方生命和財產的互惠平等協議。尤其是每一個人作為自由自主的人的尊嚴得到所有人的承認。選擇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不僅可以讓我們自由地賺錢和滿足欲望，更重要且更令人滿足的是，它使我們的尊嚴得到承認。

合法性是書中的點睛之筆。合法性是廣義的，不僅僅是自身政權的合法，還包括正義，民心和榮譽。國家不是簡單地追求利益和權力；它們追求合法性概念下的各種目的。這些概念猶如一套桎梏，強有力地束縛着國家對權力和利益的追求。那些不顧合法性的國家，無異於自取滅亡。英國在二戰後放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區，原因之一是因為許多英國人開始覺得殖民主義是一種不合法的統治形式。

合法性成為國際政治的決定因素。不同時代的國家之間的戰爭有着不同的目的。並不存在“客觀的”國家利益，能為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行為提供共同思路。以強權政治、國家利益、不安全感和權力最大化來評論國際政治，已經屬於陳詞濫調。

美國外交政策中傳統的道德主義及其對人權和民主價值的關注，是有一定道理的。亨利·基辛格在1970年代認為，對蘇聯和中國這些共產主義國家進行革命性挑戰，道德上是充分的，但在實踐上則是輕率的。1987年，美國總統里根要求蘇聯拆除柏林牆，在德國遭到嚴厲的批評，因為那裡的人們已經長期適應了蘇聯霸權的現實。但在一個向民主演進的世界中，這種對蘇聯合法性的挑戰，不僅道德上充分，而且政治上明智，因為這些挑戰與當時生活在共產主義下的人民想要表達的欲望一致。兼顧了現實和合法性，是道德充分和政治明智。

民主國家必須牢記合法性也是一種實力，而且強權國家常常隱藏着嚴重的內部缺陷。這就意味着，民主國家基于于意識形態的考慮來區分自己的朋友和敵人，長期來看可能會有更強大更持久的盟友。在與敵國打交道時，它們不應忘記這些社會之間持續存在的道德差異，也不應在追求權力之時不顧人權問題。

共產主義讓人喪失尊嚴：共產主義是奴隸社會的現代變種，生活於其中的絕大多數人的尊嚴沒有得到承認。1980年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原因之一是蘇聯和東歐人民認識到，唯有在自由社會秩序中，理性的普遍承認才得以可能。

福山引用了哈維爾講的故事： 某個瓜果蔬菜店的經理在擺滿了洋蔥和胡蘿蔔的櫥窗上貼了一幅標 語：“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顯然這條標語和他賣的蔬菜無關，他對所貼標語的內涵也漠不關心。這條標語傳遞的信息是: 我怯懦我忠誠，我對上級指示無條件服從。這個標語把他順從的可鄙和權力的可鄙，都掩藏在意識形態之下。共產主義迫使普通人去做一些瑣碎的道德妥協，藉此侮辱他們。比如，在商店櫥窗上張貼一幅標語，聯名譴責不忠誠的同事，在同事受到不公正迫害時保持沉默，以壓彎人的精神，摧毀人們的尊嚴。以遞交投名狀的方式，把每一個人變成道德上的同謀。蔬菜經理在同意張貼“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這一標語時，就沒有了尊嚴感。黨為人民提供的生存附加了浮士德式的條件，即要求他們在道德價值上讓步作為交換。以尊嚴交換生存。於是體制的受害者成了體制的維護者。無恥之事，無論多小，儘管是被迫，一旦做下，便將自己的名譽，與強迫自己的人，綁在一起，漸漸榮辱與共。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意味着接受瑣碎的、日復一日的道德墮落。

中國模式：唯一可與自由民主制度進行競爭的體制是中國模式，它是威權政府、不完全市場經濟以及高水平技術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體。但福山預測，五十年後中國在政治上更像美國和歐洲。中國模式是難以持續的。它依賴於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然而，隨着中國向高收入國家轉型，這樣一種高速增長不會再出現。中國因環境污染而積累了大量的隱性負擔，雖然政府仍比絕大多數威權體制更具有回應性，但是，一旦日子變得艱難，中國日益增多的中產階級不可能會接受現行的家長主義體制。威權中國同樣不能滿足人們對尊嚴和被平等承認的需求。

如果一個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經濟增長，那麼最適合的體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自由經濟與威權政治的結合， 所謂“官僚威權國家”，或者“市場導向的威權主義”。歷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增長紀錄的創造者多是這種類型的國家，其中包括帝制德國、明治時期的日本、維特和斯托雷平時期的俄國，以及1964年軍人掌權之後的巴西、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當然還有亞洲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民主政權反映了社會中各種不同利益集團的要求，但它作為一個整體則傾向於關注全民福利，通過拉平收入的稅收政策來抑制生產，保護敗落和沒有競爭力的產業，因而導致了較大的預算赤字和極高的通脹率。另一方面，威權政權原則上更能真正遵循真正自由的經濟政策，不會為限製發展的再分配目標所扭曲。它們不必對夕陽產業中的工人負責，或者僅僅因為低效率的部門具有政治影響而對其加以補貼。它們實際上能夠為了長期的發展，利用國家權力來抑制消費。

關於平等：真正的自由或創造性只能源自優越意識，即被承認比他人更好的欲望。即使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一個人只想與其他人一樣，那他就無法使自己發揮到極致。而一個人要超越自己，就必須要有被承認比他人更優越的欲望。平等和卓越是根本的矛盾。追求卓越是人的本性，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人本質上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不平等。自由民主制度在內部的顛覆，只能或者由於過度的優越意識、或者由於過度的平等意識。一個文明，如果沉湎於過度的平等意識，狂熱地尋求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就會很快陷入自然本身產生的限制之中。一個文明，如果無人想得到比他人更好的承認，而且不認同這種欲望基本上是健康的和良善的，那麼，它基本上就不會有藝術或文化，音樂或思想生活。它也無法得到治理，因為幾乎沒有夠資格的人從事公共服務。它不會有太大經濟的活力。人們追求優越的意識在日常生活發泄的渠道，是體育、登山、賽車等等體育運動。體育比賽成為人們追求卓越的方式。很難用平等追求和利益追求解釋人們的體育精神。在一個所有重大問題都已得到解決的世界中，一種純粹形式的貴族風尚，將成為優越意識以及人尋求以高於同輩的地位被承認的欲望的主要表達形式。反過來，業餘體育，文藝活動越普及的社會，其文明程度越完善。

未來左派對自由民主的威脅，可能是披上自由主義的外衣，從內部轉變其意義。比如，幾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國家，都出現了大批新“權利”，不僅保護生命、自由和財產，現在加上了隱私、旅行、就業、休閒、性偏好、墮胎、未成年人等方面的權利。可以預見，獨立宣言和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會由於那些為了社會更徹底平等化而新提出來的權利被削弱，未來權利可能會普及到非人類。

所有左派運動——從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人到德國的綠黨分子——最終都會遭遇對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的原因是，平等社會中的平等理想，與創建這樣一個社會所需的具有優越意識的人之間，存在着一種不可避免的矛盾。

民族主義：自由國家必定超越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僅僅因為其公民是人，而不是因為他們是某個特定民族、種族或人種群體的成員，就給予他們承認。

民族主義完全是工業化以及伴隨而來的民主、平等等意識形態的產物。社會在根本上變得更平等、更同質化和更有教養，階級、血緣、部族和教派這些舊有的劃分變得衰微，留給人們的只是共同的語言和基於語言的共同的文化，作為他們社會關係的主要形式。

民眾一旦被民族主義發動參與戰爭，他們的激情就會提升到罕有的高度，以至於領袖與敵人進行妥協或變通都受到限制。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被刺後，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發出了嚴厲的最後通牒，在柏林受到歡呼，狂熱的公眾進行遊行示威支持奧匈帝國，儘管德國在這場衝突中沒有任何直接的利害關係。在1914年7月底到8月初的關鍵七天中，外交部和德皇的官邸發生了好幾次大規模的民族主義示威；當德皇在7月31日從波茨坦回到柏林時，他的隨行車隊竟被要求戰爭的群眾淹沒了。正是在這種氛圍中，領導人被民眾的激情裹挾，做出了導致戰爭的關鍵決定。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和約也是如此：協定無法在歐洲重建一個可行的權力平衡，因為在重新劃定德國和奧匈帝國邊界時，既需要考慮民族主權原則，又要滿足法國公眾提出的報復德意志的要求。

聯合國 vs 自由國家聯盟：康德為永久和平設定的第一條條款是，聯盟中每一個國家的體制都是共和制，也就是說，它們應當是自由民主國家。國際法應建立在自由國家的聯盟之上，也就是說，各國共同遵守共和體制。羅斯福錯誤地構造聯合國而不是自由國家聯盟。後者更有能力採取強制行動保護其集體安全，免遭來自非民主世界的威脅。斯大林的蘇聯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並且在安理會占有一席，有權否決安理會的決議。去殖民化之後，聯合國大會擠滿了來自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它們幾乎不遵循康德的自由原則，卻發現聯合國是推行非自由的政治議程的有用工具。由於在政治秩序的正義原則或權利性質上此前沒有共識，聯合國自創建以來未能在集體安全這一關鍵領域發揮真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