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11日，因熱河不戰淪陷，張學良通電下野，翌日飛抵上海。1933年4月11日，張學良、于鳳至、趙一荻一行從上海出發，乘船前往意大利，開始了長達八個月的歐洲之旅。

1933年5月，黑龍江望奎縣人，留學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英國共產黨黨員、中國語言組書記於炳然設法與時在意大利的張學良建立了聯繫。7月下旬，張學良、於炳然在倫敦見面並共進晚餐，之後兩人多次見面長談。1934年8月，已回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的張學良給於炳然去信，告訴他已為其辦好了赴蘇聯留學的手續。赴蘇前，於炳然聯繫了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1934年10月，於炳然來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間，於炳然與駐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多次接觸。“留學蘇聯”的於炳然是張學良的駐蘇秘密聯絡人。

張學良的心腹，曾任北洋政府農工部總長的莫德惠與於炳然角色類似。1936年6月底、7月初，在潘漢年的安排下，莫德惠自香港啟程，秘密前往莫斯科，之後於同年9月中旬返回中國。莫德惠1936年可能不只一次赴蘇。莫德惠以往也曾多次代表張學良與蘇聯接觸，其中一次是1929年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的善後。莫、於兩人的區別是，莫德惠是身負專門使命的張學良秘使，而於炳然則是張學良的常駐莫斯科秘密代表。

1931年“九·一八”離開東北前，張學良與蘇聯有着豐富的聯絡渠道；1933年春離開華北前，張學良與蘇聯仍有多種聯絡渠道。

“九·一八”事變前，通過蘇聯控制的中東鐵路，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等機構，張學良與蘇聯可以非常便利地聯絡。這組渠道的首席聯絡人，是張學良任命的東省特別區（跨吉林、黑龍江兩省的中東鐵路沿線地區，與省同級）長官，常駐哈爾濱的張景惠。張景惠是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張學良的四大爺。張作霖的髮妻趙春桂懷着張學良時，在張景惠家住過幾個月。（據說）張學良出生那天（1901年6月4日），懷孕八個月的趙春桂及長女張首芳（張冠英）正從張景惠家前往堂侄、張學良的表兄趙明德家，途中遭遇土匪襲擊，在顛簸的逃難馬車上，趙春桂早產生下了張學良。張學良出生後，趙春桂奶水不足，張景惠幫她在鄰屯找了一位姓王的奶媽。張景惠自己曾說，趙春桂和剛出生的張學良在他家又住了五六個月才被張作霖接走。

張景惠是皇姑屯謀殺的關鍵參與者。爆炸暗殺發生前，張景惠在皇姑屯車站登上了張作霖列車，但幾分鐘後爆炸發生時，張景惠卻不在張作霖、吳俊升所在車廂（暗殺地點三孔橋在皇姑屯車站東1.3公里處）。

事發地點三孔橋在皇姑屯站東1.3公里，奉天總站（列車的終點）西1.2公里。張作霖是在距奉天近在咫尺時被炸身亡的。

張上車不是為了和兩位結拜兄弟嘮嗑。張景惠為什麼要在皇姑屯車站上車？他要做什麼？要確保暗殺成功，必須有人在皇姑屯車站上車，完成以下三項工作：
1）確認張作霖仍在列車上，沒有中途下車或換車；
2）向三孔橋的特工發出實施暗殺的信號；
3）以某一方式（如掛燈）清晰指示張作霖、吳俊升所在車廂，以便三孔橋的特工在天色昏暗的清晨精準觸發爆炸（爆炸發生的時間是清晨5點30分左右）。
參考文章：皇姑屯謀殺內奸分析

張景惠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時曾背叛張作霖，後雖得到張作霖的原諒，但已邊緣化，不再屬於奉系權力核心圈。張學良代父主政後，張景惠鹹魚翻身，重返權力核心，成為了東北炙手可熱的人物。張景惠在東北所兼的職務包括：東北最高權力機關--東北政務委員會的13名委員之一（委員會主席為張學良），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國民黨哈爾濱（東省特別區）黨務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張學良的大力舉薦下，張景惠在國民政府中央機構也擔任多項要職：1931年3月，張景惠兼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6月，兼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張學良的第一心腹干將黎天才也是張學良與蘇聯聯絡的重要橋梁。張學良無法使李大釗免死（加拉罕、李大釗，或者李大釗、羅章龍，很可能是張學良加入第三國際的介紹人），但他假手京師警察總監陳興亞，以假自首、假悔過的方式營救了李大釗的左右手，才幹非凡的黎天才（李渤海）。黎天才此後名義上跟隨陳興亞，實際上暗中為張學良工作，並成為張學良情報系統的秘密負責人。1932年下半年（8月後），久慕其名，欲將黎收為已用的蔣介石任命黎天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前身為北平綏靖公署）政訓處副處長（處長為曾擴情）。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的委員長由蔣介石自兼，張學良為副委員長、代理委員長。蔣介石的這一任命使張學良、黎天才有了公開的工作關係，不必再象以前那樣避人耳目地秘密接觸。蔣介石後來還在南昌專門召見黎天才以示恩寵，並讓鄧文儀交給黎一個密碼本，以便雙方秘密聯繫。蔣介石不知道黎天才與張學良的隱秘淵源，一廂情願地把黎天才當成是自己人，當成是自已安插在張學良身邊的內線。直到西安事變前一天（1936年12月11日）晚上，蔣還將黎天才找來問話，談了一個半小時，結果黎天才回見張學良後，張立即在幾個小時後的12日子夜2點發動了西安事變。李大釗死後，黎天才一度繼承了李大釗的黨內職務和工作，他也繼承了李大釗與蘇聯的聯繫渠道（李大釗生前的許多對蘇聯絡工作本就是黎天才在操辦），足以勝任張學良與蘇聯的聯絡橋梁。

人際聯絡之外，張學良與蘇聯當然也通過電訊聯絡。在張作霖主政東北及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期間，奉系的電訊系統實際掌握在張學良手中，其直接負責人一直是張學良的玩伴、伴讀、結拜兄弟周大文。1917年從日本進修電報回國後，周大文先後擔任奉天督軍署、省長公署電務處處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秘書處處長，東三省巡閱使署政務處處長，北京張作霖大元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電務處處長等職。官至少將，但名聲不顯的周大文是張學良安插在其父身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棋子。

皇姑屯事件不是單方面的暗殺，而是合作謀殺。張學良方面負責與蘇聯方面秘密電報聯絡，協調雙方行動、約定相關暗號的是黎天才或周大文；將張作霖的返奉行程，所乘列車情況，所處車廂位置、車廂特徵等情報秘電蘇聯方面的，也是黎天才或周大文；（黎天才、）周大文還給坐鎮奉天（瀋陽）的吳俊升發報，誘其從奉天趕到山海關遠迎張作霖，踏進了死亡車廂。奉系二號人物吳俊升時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是張作霖入關後安排在東北的“看家人”。張作霖、吳俊升同時被炸身亡後，張學良接任了空缺的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名正言順地成為東北最高軍事、行政長官，幾乎毫無障礙地成功代父主政東北。
參考文章：謊言、捏造、線索，評析《皇姑屯事件親歷記》 上

張學良與蘇聯合謀、合作製造了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弒殺了自已的生父，蘇聯的死敵張作霖。張學良與蘇聯的其它重要合作還包括：
1）1925年11月下旬，由副手郭松齡（奉軍精銳-津榆駐軍副司令兼第十軍軍長）出面發動灤州兵變（郭松齡反奉事件），以推翻其父，蘇聯在中國的頭號敵人張作霖。如果灤州兵變成功，那麼張學良代父主政的時間將不是1928年夏，而是1925年底或1926年初。
2）主政東北期間釋放了大批共產黨員。1928年6月，張作霖被謀殺的當月，張學良以為父治喪的名義宣布特赦政治犯，釋放了被其父關押的大批國共兩黨黨員（6月19日，返回奉天兩天后，張學良就任奉天軍務督辦）。1928年12月底東北易幟時，以及1931年的元月，張學良還實施了另外二次大赦。張學良主政東北期間釋放的共產黨人包括劉少奇和饒漱石。張學良表面上仍延續其父的反蘇反赤化政策，但在其主政東北時期，沒有任何共產黨人被處決（的文字記錄）。
3）1929年，與蘇聯合演中東路事件雙簧戲：先蓄意製造過激反蘇事件，為蘇聯出兵入侵東北製造口實；再蓄意犧牲對蘇作戰的兩支孤軍（吳俊升死忠梁忠甲的第15混成旅及韓光第的第17混成旅），製造慘敗；繼而以慘敗為藉口，私自越權與蘇聯簽訂《伯力會議議定書》（按東北易幟時張學良與國民政府的約定，東北的外交事務由中央處理，張學良沒有外交談判簽約權），成功維持了蘇聯對中東鐵路的控制權。張學良以假反蘇的方式助蘇，製造既成事實，使中國由主權的正當申張方變成行為的過錯方，使國民政府已開始研討的通過“改訂新約運動”逐步收回或贖回中東鐵路的計劃胎死腹中，化為泡影。
4）在中東路事件期間，偽造、拋出《田中奏摺》，成功將中國國內的反蘇情緒轉化為反日情緒。偽《田中奏摺》極大激化了中日矛盾，加劇了中日雙方的不信任和敵對意識。張學良暗中通蘇，偽造《田中奏摺》，對張作霖與日本達成的協議一概不認帳，拒絕與日方進行相關談判，以各種明暗手段反日、敵日、辱日、排日，凡此種種，近則激發日軍少壯派醞釀、發動“九·一八”事變，遠則為中日全面戰爭埋下了致命的種子。
5）主持華北軍政期間（1930年10月~1933年3月）通共、濟共。
例如，通過於毅夫向蘇聯-共產國際提供機密情報。於毅夫是張學良及其弟張學銘的部下，做過張學銘的秘書。1933年春，於毅夫加入了佐爾格間諜團隊平津間諜站。平津間諜站的負責人兼於毅夫的的單線聯繫人是於的燕大同學張放（當時佐爾格已離開上海赴日本），有多個化名，原名張金增的張放就是佐爾格的重要助手方文。加入平津間諜站不久，經張學銘推薦，於毅夫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的參事，北平軍分會的（代）委員長是張學良。於毅夫利用這一身份，和北方軍政要人的助手們密切交往，積極收集軍事、政治情報。於毅夫多次將自己經手的，以及東北軍將領、東北籍軍官有意或無意提供的軍政情報或機密文件轉交方文，包括從東北軍一○五師副師長董彥平手上拿到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圍剿”紅軍鄂豫皖根據地的軍事部署圖。一直到1935年夏張放離開北平時，於毅夫與張放的合作才告一段落。張放是於毅夫的燕大同學和單線聯繫人，張放的入黨介紹人和曾經的單線上級是誰呢？是張學良的頭號智囊和首席情報官黎天才（李渤海）。
再如，1931~1933年間，平津和華北被捕的數百共產黨員，絕大多數以各種形式先後獲釋，經辦人分別是黎天才、王卓然、潘文郁等張學良核心幕僚。
具體事例一：1933年初，借孫殿英請求保釋韓麟符之機，張學良派黎天才、潘文郁（已任其機要秘書）出面，未經任何正式手續，將韓麟符、杜真生、鄭丕烈、李希逸、許權中、劉尊棋六名中共黨員從北平軍人反省院（即草嵐子監獄）釋放（另說，劉尊棋是張學良另一重要幕僚王卓然於1933年5月營救出獄的）。
具體事例二：1933年3月11日，張學良因熱河淪陷通電下野赴上海，離任前，張學良派黎天才再次釋放了一批北平監獄的政治犯。
6）任職鄂豫皖三省剿總副總司令期間（及前後）通共、假剿共。例如，通過潘文郁（即潘東周）等人向中共北京特科提供機密軍事情報。潘文郁當時是鄂豫皖“剿總”情報機構--機要處成員，同時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張的馬列著作、共產理論老師。機要處的頭頭，少將處長是黎天才（李渤海）。
7）任職西北剿總副總司令期間通共、濟共、助共、假剿共。不舉例了，這期間的例子廣為人知，不勝枚舉。
8）西安事變。我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首要動機是拯救中共。事變發生後，張被蘇聯斥為叛徒的原因是，他的這一自作主張的作法與斯大林的戰略規劃相悖。在斯大林心目中，蔣介石是唯一能把日本拖在東方，拖在中國，使蘇聯東線安全得到保障的人，蔣介石的安全遠比中共的安危重要。不過，事變發生後，張學良忠實而堅決地配合、執行了斯大文關於事變善後的指示，包括放蔣及避免中國內戰，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善後中執行斯大林指示的忠實度、堅決度，勝過中共。西安事變既拯救了中共（張學良的首要目標），又促成了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斯大林的首要目標），從蘇聯-共產國際的利益角度看，西安事變是一次結果“完美”的行動。

回歸正題。除於炳然、莫德惠、張景惠、黎天才等人外，另一位紅色代理人、共產國際間諜宋慶齡也是張學良與蘇聯的秘密聯絡橋梁。

1935年10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蔣介石）職權。1935年11月底，參加完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的張學良自南京赴上海；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間，參加完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等會議的張學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

在兩次赴上海期間，張學良會見了心腹部下、抗日將領李杜，秘密探監（化妝探監）了更重要的心腹幕僚杜重遠（12月中旬）。閻寶航、王卓然、杜重遠、高崇民、王化一、盧廣績等人是張學良最核心的幾個幕僚，他們對張學良的重要性僅次於黎天才。杜重遠入獄是因為其創辦並擔任主編的《新生》周刊發表了艾寒松（鄒韜奮的得力助手）的《閒話皇帝》一文，文章對日本天皇有“不敬之辭”，為平息日方憤怒，1935年7月，江蘇省高等法院以“共同散布文字誹謗”為由，以“共同誹謗罪”“象徵性地”判處杜重遠有期徒刑一年零二個月。杜重遠入獄期間的看管極為寬鬆，“在獄中，杜重遠每天都受到工人、學生、實業家、文化界人士、東北軍官兵探監慰問。他還閱讀了周恩來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孫達生送來的大量馬列主義刊物，並和來探監的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孫達生等人討論時局。”

探監者中的胡愈之是一名重要的蘇聯-共產國際間諜，以實業家為掩護身份的“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也是一名蘇聯-共產國際間諜。杜重遠與張學良、閻寶航等人，長期致力於激化中日矛盾（包括在中東路事件張-蘇雙簧戲期間偽造、拋出《田中奏摺》），以將中日引向全面戰爭（而將日本長期計劃、準備的日蘇戰爭轉化為中日戰爭，正是斯大林東方戰略的核心）。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這位極力煽動他人抗日，煽動全民族抗日的著名“愛國者”，沒有出現在抗戰的前線（日軍近在眼前的時候絕不抗日，只在遠離日軍的地方“抗日”，這是張學良集團成員的共性）。1939年1月，應另一位紅色代理人盛世才之邀，杜重遠以建設抗日大後方之名，第四次前往最遠離日軍鋒芒的新疆，去鞏固這塊中國的紅色代理人基地。這一次，他踏上了自己的不歸路。 約在1943年10月（具體時間有不同說法），杜重遠被自己的開原同鄉，小學、中學同學，前同志，張學良的前部下，已投向蔣介石的盛世才秘密處死滅口。

1935年11月~1936年1月兩次赴上海期間，張學良以秘密會面或其它方式，將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消息（軍事情報）告知了宋慶齡。這次聯絡最可能發生在張學良第二次赴上海期間（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

註：1935年9月15日，徐海東等率領的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等領導的陝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於陝西延川永坪鎮，成立紅十五軍團；10月19日，紅軍陝甘支隊（中央紅軍一、三軍團）抵達陝西保安吳起鎮；11月初，陝甘支隊與紅十五軍團在象鼻子灣地區會師，重組紅一方面軍。

1934年11月底，中央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失去了唯一一部100瓦大功率電台，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陝北中共中央直到1936年6月底、7月初，才恢復了與蘇聯-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遵義會議後中共派出的陳雲、潘漢年雖先後到達莫斯科，但他們只能匯報出發前（1935年3月前）中共中央與紅軍的情況。張學良兩次上海之行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向蘇聯-共產國際系統匯報紅軍的最新情況，而蘇聯-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觸角，就是宋慶齡團隊。得知紅軍抵達陝北，宋慶齡、路易·艾黎、史沫萊特等人在艾黎的三層洋房內興奮地舉杯慶賀。宋慶齡上海團隊的電台，就秘密設置在艾黎三層洋房頂樓的小間內。

經李杜介紹（介紹人也可能是宋慶齡），張學良認識了中共黨員劉鼎，與之一見如故。劉鼎之前是方志敏的兵工廠政委。1935年1月，紅十軍團兵敗懷玉山，6月，劉鼎在國軍搜山時被俘，同年秋，劉從俘虜營逃脫，經九江到上海，此後一直潛藏在路易·艾黎家中。劉鼎的夫人吳先清是著名的共產國際間諜，曾任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諜報組組長。

張學良還與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朴等“愛國民主人士”見了面。張學良在上海秘密會見的人中，還包括共產國際宋慶齡上海團隊成員，與自己的核心幕僚杜重遠來往密切的胡愈之。張、胡還有另外一重關聯：胡愈之與前北洋政府司法總長、財政總長羅文干關係非同一般，而羅文干又是張學良的密友。按公開的說法，胡是1933年9月加入中共的。但是，胡可能是由國際黨員轉為中共黨員的。1930年至1931年初在蘇聯期間，或1928年至1930年在巴黎大學國際法學院學習期間，胡愈之可能已加入了蘇共（聯共）或法共。
註：1925年12月至1952年10月間，蘇共的準確名稱是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1918年3月至1925年12月間，其名稱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俄共（布）；1952年10月，聯共（布）十九大將黨名改為蘇聯共產黨，簡稱蘇共。

胡愈之即將成為又一位張學良的對蘇秘密聯絡人。（前面提到，1935年12月中下旬至36年1月上中旬間，參加完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等會議的張學良再次自南京赴上海。）1936年1月20日，胡愈之自上海啟程，秘密前往莫斯科。胡愈之是張學良、宋慶齡上海之會後，由宋慶齡派出的，其使命包括：
1）向蘇聯-共產國際匯報張學良提供的紅軍長徵到達陝北的情況；
2）匯報張學良的東北軍-紅軍-西北軍西北大聯合計劃；
3）領取指示，協調中國國內的紅色代理人與蘇聯-共產國際的工作目標、工作步調。

1936年1月8日，榆林橋戰役（1935年10月下旬）中被紅軍俘虜的東北軍一0七師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自紅軍駐地返回洛川王以哲（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駐地。張學良自上海、南京回到西安後（一說高福源返回洛川的第二天），立即接見了高福源，高福源將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了張學良。經高往來中介，1月20日晚（胡愈之離開上海赴蘇聯的同一天），張學良親自駕機（自西安）飛至洛川，與李克農秘密會面；3月4日下午，張學良、李克農在洛川第二次秘密會晤；4月9日夜，張學良、周恩來秘會於膚施（延安）天主教堂；5月12日夜，張學良、周恩來再次秘會膚施。。。這樣，張學良又與陝北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的聯繫。

36年2月胡愈之在莫斯科的匯報，以及35年12月~36年1月鄧文儀（時任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與蘇聯、王明在莫斯科的接觸，引發了以下後續事件：共產國際、王明將潘漢年（胡愈之）、王炳南派回中國。

王炳南的使命是統戰楊虎城、西北軍。1936年2月，與楊虎城淵源深厚的王炳南被共產國際自柏林召至莫斯科，3月，王炳南攜同德國妻子王安娜（安娜·利澤）經西伯利亞返回西安，再次來到楊虎城軍中。

同一時期（36年2月），留守上海的中共黨員謝華（謝茲山）從上海來到西安，也進入楊虎城軍中，任職於楊虎城為主任的西安綏靖公署。謝華應該是宋慶齡直接或間接派出的。

36年3月，張學良的高級參議趙毅前往上海，3月20日，趙毅將劉鼎接至西安張學良軍中。與劉鼎同行抵達西安的，還有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劉鼎隨張學良參加了4月9日夜的張、周膚施密會，會後又隨周恩來至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其它領導人匯報。在周恩來提議下（這應該也是張學良的期望或要求），劉鼎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的正式代表。劉鼎來自上海，而非陝北，劉鼎自上海前往西安，是張學良、宋慶齡協商的結果，而非中共中央的指示。當時陝北中共中央與上海的電訊聯絡仍然中斷。

有文章推測，1935年冬（11月下旬）陝北與上海宋慶齡的電台已經接通。這一判斷是錯誤的，理由如下：
1）（至少）1935年11月至1936年3月間，陝北中共中央與宋慶齡之間沒有任何電報記錄。
2）1936年5月28日，馮雪峰給中共中央寫信說：“未知國際方面已通電否？此地可設法打通。”如果中共中央與宋慶齡已可互發電報，那麼，何須馮雪峰寫信告知“此地（上海）可設法打通國際”？馮雪峰的信件表明，直到1936年5月下旬，陝北中共中央仍不能與宋慶齡電報聯絡。
3）如果雙方35年11月下旬已可電報聯絡，那麼，宋慶齡不會遲至2個月後的1936年1月20日，才派人赴莫斯科匯報。
4）蘇聯-共產國際不會在1935年冬至1936年2月間毫無動作，不會直到1936年2月後才派潘漢年（潘漢年1935年9月中旬已到莫斯科）、王炳南回國。

最早向宋慶齡通報紅軍到達陝北消息的，是張學良而非中共中央自己；張學良向宋慶齡提供相關情報的時間，最可能介於35年12月下旬至36年1月上旬之間；第一個在莫斯科向蘇聯-共產國際匯報紅軍到達陝北情況的，是張、宋聯絡後宋慶齡從上海派出的胡愈之。

在瓦窯堡，劉鼎向中共中央匯報了上海方面的情況（當時上海的中共黨組織已形同癱瘓），中共即於當月派馮雪峰率幹部自陝北赴上海，恢復上海的黨組織、並領導其工作。這樣，在張學良的（暗中）幫助下，陝北中共中共與共產國際宋慶齡上海小組，及留守上海的僅存的幾位中共（特科）地下人員恢復了聯繫。

1936年2月底，潘漢年、胡愈之首次返程因故折回。4月中上旬，二人扮作旅遊者，再次離開莫斯科，經巴黎，從馬賽乘船前往中國。5月中旬，二人抵達香港。

潘漢年有三個重要使命，其中兩個使命對中共中央是透明的：向中共中央傳達蘇聯-共產國際有關指示；代表中共中央，或促使中共中央，與國民政府進行聯合抗日的談判。7月，陳果夫、陳立夫派出的鐵道部次長曾養甫與潘漢年在南京見了一面，要求潘先回陝北，明確陝北中共中央的談判條件後再回南京正式談判。潘漢年持二陳、曾養甫提供的特別通行證，乘火車於1936年8月1日抵達西安，8月8日，潘漢年到達陝北保安，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抗日的指示。

（內部多次討論、辯論後）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國共兩黨重新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布了《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將“抗日反蔣”的口號調整為“逼蔣抗日”的方針。1936年9月24日，潘漢年離開保安前往南京。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為國共談判的中共代表。

潘漢年還有一個隱秘的，不向中共中央公開的重要使命：代錶王明（王明則代表蘇聯最高層）聯絡張學良，並安排、幫助張學良的秘使（莫德惠）前往莫斯科。

1936年7月1日，（可能尚身在香港的）潘漢年化名“伯林”給王明發出了一份密碼信，信中有以下內容：
1.與張學良取得了聯繫（應該不是指潘、張面談形式的聯繫）：“同張學良已經達成協議，我們在他那裡已設有代表（應指3月20日抵達西安的劉鼎）。”
2.與馮雪峰取得了聯繫：“馮雪峰同志和另一些人已從蘇區（陝北）被派往上海。”
3.任務進展順利：“現在馮雪峰同志同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1933年至1937年擔任蘇聯駐中國全權大使）一起派李杜與張學良的代表（指莫德惠）取道法國去蘇聯，與他們一起去你們那裡的還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共產黨員。30日他們已動身（或將動身）繞過香港前去。”
（【《伯林同志的密碼信》，1937年7月1日於香港，絕密。《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第221頁】）

1936年7月上旬，潘漢年自香港抵上海，經劉鼎安排，潘與張學良在市郊租界的一家大飯店秘密會面（這應該是二人的第一次謀面）。
（【張云：《潘漢年的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頁】）

8月初，潘漢年自南京抵西安，與張學良再度相會（同在8月初，張學良的秘使莫德惠抵達莫斯科），兩位相識僅一個月，僅見過一次面的同志這時已經如膠似漆、親密無間了，潘漢年離西安赴保安前，“張學良幾乎每晚都與潘見面，無話不談。在談到紅軍北上問題時，前線的軍事情報，張都送給潘看。”

與張學良的秘密聯絡（包括安排、幫助張學良的代表莫德惠秘密赴蘇），是王明委託的秘密使命，這一使命應該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潘漢年並未向中共中央匯報自己的這一秘密使命，這應該是斯大林的要求，斯大林一直對中共中央刻意隱瞞張學良的隱秘身份。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否決了中共中央發展張學良成為中共黨員的計劃（一方面，中共中央想發展張學良入黨；另一方面，張學良也曾向劉鼎提出加入中共。至於後者，我認為，這是張學良的試探策略，張既是試探中共對其的評價，又是試探中共是否對其隱秘身份知情），季氏的理由是：張學良不是最可靠的朋友，兩廣反蔣事件失敗後，他完全有可能產生新的動搖甚至背叛我們。事實上，張學良對蘇聯-共產國際極為忠誠，張學良為蘇聯，為共產國際，為中共做出了無可比擬的極其巨大的貢獻，說張學良為蘇聯-共產國際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不為過，我認為，張學良從未有過背叛蘇聯-共產國際之舉。為什麼蘇聯-共產國際不允許中共發展張學良入黨？因為張學良已是俄共、聯共或第三國際特別黨員，無須、不宜再加入中共；而且，斯大林需要的是身份最隱秘、知情人最少的特別黨員張學良。要麼，季米特洛夫是在配合斯大林演戲；要麼，連季米特洛夫也不知道張學良的隱秘身份。除斯大林外，除張學良核心幕僚外，知情人或許只有王明、於炳然、宋慶齡及宋家的其它隱秘紅色代理人（也許還包括胡愈之，應該還包括盛世才），後來又多了一個潘漢年。

執行王明（斯大林）安排的隱秘任務，未向毛澤東吐露張學良的真實身份，未向毛澤東匯報張學良與王明（斯大林）的秘密聯絡情況，這應該是潘漢年1955年獲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3-4月，於炳然奉命離開莫斯科，他回國後的黨內聯絡人，正是潘漢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