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福山是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者，以《历史之终结与最后的人》著称。继1995年出版《信任：社会美德与繁荣的创造》讨论了社会信任和文化的关系后，《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他1999年的著作。从书名可知这是他对西方社会的犯罪率上升、家庭乃至社区系统的损毁以及信任的流失等现象的担忧和警醒。                      

福山不认同资本主义会对社会道德产生了破坏。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说商业往往能促进道德，人们在工作中建立起社会联系，协作关系要求人们诚实和稳重。通过商业活动，一个人学会了与人磋商、待人诚恳、举止礼貌以及言行审慎有度。要想成功就得诚实，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短富靠勤，长富靠信。在商业活动重复的博弈中，诚实的声誉转化为个人资产。努力为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可信赖度提高声誉的企业，会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品质量和可信赖度。

贵族社会建立在渴望荣誉的基础上，这种渴望只有通过战争和征服才能满足。资产阶级社会用利益用利益取代了激情，在此过程中，让贵族秩序中野蛮暴力的习性变得温和。

西方文明以法律制度的透明框架而非道德一统来形成社会秩序。这样的政治体系不需要人民的德行高尚，只要他们出于私己的利益而保持理性并遵守法律。个人利益较诸美德是一个低位的但却是更可靠的基础。法治的创立是西方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

等价交换和互惠的区别在于利益交换是否存在时间差。在市场交易中，双方的物品交换同时发生，而在互惠利他活动中，人们给他人提供好处但不指望立即有所回报。其时差性、不保证性和无强烈目的性造成了天渊之别。市场交换促进了互惠的习惯，使互惠行为从经济生活领域发展到道德生活领域。美国电影It's a Wonderful Life中，当乔治·贝礼面临破产时，他一生乐善好施所惠及的小镇居民都站出来回报他。这一幕感人的是，在真正的人类社区中，利他终会获得回报。礼尚往来，善有善报，是一种道德互惠，而不是商品交换。

重复互动是解决囚徒困境和形成自发秩序的关键。如果人们能随意进出某个群体，或者群体成员相互不了解，则个体成员则不为自己的信誉担心。美国大学生春假常去墨西哥坎昆。在坎昆的酒吧里，学生们恣意买醉和滥交，他们在家不敢这么放肆。一个年轻女孩说，“你放纵是因为你知道再也不会遇见这些人。”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的地方犯罪率高。因为陌生人多，流动性大，社会资本低。成功解决了公共资源分享问题的社区大多是传统社区，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与外界也罕有联系。当人们知道自己要同他人长期交往时，就会在意他们的声誉。

文化价值观念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在19世纪独立时，都效法美国建立起正式的民主体制和法律体系。但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像美国那样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美国承继的英国的法律体系以及文化，而拉美国家承继的是伊比利亚半岛文化传统。新教不仅促进了美国的个人主义，同时也促进了托克维尔所称扬的 “结社的艺术”，即社会倾向于通过大量自发形成的团体和社团基础进行自我组织。相较之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及天主教的传统强化了对教会和政府这些大中央集权机构的依赖，也就造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相对薄弱。北欧和南欧存在类似的差别。

社会资本的诚实、守诺、互惠的美德在相当程度上同清教的价值观相一致，而后者被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是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的契约型经济其运作所需的社会美德，如诚实、信任、宽容、克制、责任心等，在很大程度上以宗教信仰为基础。

当代美国公共教育体系最大的弊病之一在于它放弃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一目标。公立学校系统鼓励诸如双语教学、多元文化，其实际效果则是在群体之间树立了不必要的文化壁垒，从而造成社会资本总量的减少。

福山认为贫困和犯罪率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的暴力犯罪率反而下降了。60年代到90年代，并无经济萧条但犯罪率提高。90年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但犯罪率却下降了。

华盛顿特区有一种叫slugging的随机搭车系统。司机在特定地点免费让其他通勤者搭车，以可以利用HOV车道。搭车和司机互不相识，但共同遵守一些规则。Slugging实际上创造了社会资本，节省了通勤时间。其规则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不是由政府部门或历史传统制定的。另一个自发秩序的例子是蜂群社会：蜂群能完成很复杂的行为，但并非由于蜂后或其他哪只蜜蜂的控制，而是由于每只蜜蜂都遵行相对简单的行为规则。

福山对社会资本流失的重建并无一个很好的药方。他寄望于人类具有寻求自发合作的天然能力和自下而上的调整机制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达至善治。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多元文化的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