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装睡的人叫不醒，睡死了的也叫不醒。近两百年前的法国人托克维尔，从法国大革命总结出来的专制暴政-改革宽松-暴力革命-暴政复归的循环怪圈，应该说是天机泄露了就不灵。可是这个天乩就是如此灵验。不但法国人严肃认真实践了，伊朗人俄罗斯人阿富汗人一个个前赴后继实践着。到了中国，出了个懂方块字法文的王岐山，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之一，居然向全党包括习王储喊话，叫他们学法语看这个法国老头的这本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

俺从来一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闻鸡起舞，当时就通过万维向全世界华人推荐这本当今中共奉为风月宝鉴的法国人经典。但是无奈这等古音古韵，不管是王岐山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马列弟子还是俺这样的大神跳出来，应者寥寥。俺今年再次翻古讲托克维尔，写了细颈瓶装洋药酒卖上古狗皮膏，忘记把俺十年前相应岐山同志号召读方块字法文的心得拿出来。因此，俺把这篇十年前旧作翻出来再煮一遍，俺保证还是原汁原味，让你们看到王岐山当时捧着这个风月宝鉴尿裤子拉稀的神态。其实，这是当初中共国出现的一颗极为重要的信号弹，可以说是这十年来习近平主政施政的一把钥匙。人们只要设身处地用王岐山王沪宁习近平他们的地位眼光思路，想象他们看见这个法国老头两百年前写下的方块字，那个心惊胆战五味杂陈，再参阅俺不久前那篇细颈瓶装洋药酒卖上古狗皮膏，不明白十分也能看到九分了。

为托克维尔进入中国而兴奋欢呼

2012-07-31 首发与万维

据港媒报导，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京城关心国事的知识界、甚至中南海领导人中，激起热烈的讨论。“始作俑者”是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据说他向友人与同僚部属都大力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虽然托翁早已开始用中国简体字在中国布道，但是真正开始讲流行普通话，还是得力于王岐山这位甚至有望在十八大入常的老总的推荐。由于他的推荐，一时间托翁的简体字著作，洛阳纸贵，法国老翁的京腔，开始流行。流行语是：你“托”了吗？不是问你是否象某位市长一样被民众抓住当众脱光上衣! 问你听说过读过托克维尔了吗？你知道什么是旧制度吗？你晓得什么时候开始大革命吗？

 亚力西斯•德•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 以及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这两本书里他探讨了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关係，并研究平等观念的崛起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產生的冲突动荡变革。

托克维尔其实早已进入中国。不过那时候是繁体字，翻译也不是“普通话”，就只有胡适等少数人读得懂。因为毛主席曾经不小心说过，在二十一世纪要给胡适平反。随着胡适在大陆被悄悄地平反，托克维尔也被简体字化了。但是还是不能变成进入会议室和民间街头巷议的普通话，遑论中央电视台的标准国语了。中共党内的真正读书人象王岐山，某天在开完一整天会批阅完一大推公文之后，倒在床上顺手拿起一本书，随手翻开，看到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文字：

“当人们读到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质，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标榜为人民主权，而人民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王岐山无法入睡了。他爬起来，想打电话问胡温习李这样几个问题：

同志们，危险啊。

 为什么我们带领中国一天天崛起，人民却一天天怨气冲天甚至怒火中烧？

我们懂得了发展是硬道理，为何这个老头子却说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革命的到来？而且他说的神乎其神，还一再应验？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为何社会财富蓬勃增长的过程中，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当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这样的情势下，为什么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给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还有啊。这个老头子说：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托克维尔所见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们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了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

 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道：“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还有呢。

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冷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还有很多呢。

王岐山当然不敢也不方便半夜打电话给九常委谈噩梦。他猛喝了一大杯凉水，继续看这个两个世纪前的法国老头算卦。

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革命的引导者是一群毫无现实政治生活经验的“哲学家”，而之所以会由“哲学家”来引导革命，而不是由社会活动家来引导革命，其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央集权下，没有中间势力，产生不了社会活动家。托克维尔说：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合法竞争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民众“搞革命”时的种种暴力方式，其实都是政府教的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包括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曾致力于批判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等等。但很少有人能够像托克维尔那般，窥见到大革命过程中的这些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其实都源自政府多年的“教导”。托克维尔说：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托克维尔举了不少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大革命时期，对私有财产的掠夺，一度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托克维尔认为这种行为，与旧政权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这个老托，分明是今日中国拆迁上访户的总托啊。

王岐山彻夜未眠，一夜通读了这本简体字古书。第二天，他就用普通话在小范围摘要翻译复述了这个外国老头的梦话。京城迅即开始流行托克维尔普通话。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这样的高官也公开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易纲认为这本书引起他的反思，“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以及对产生这种暴力血腥运动土壤分析的反思。”

 在一些关心国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层领导人中，《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激起热烈的讨论。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一些片段描述，像是穿越时空，直接抵达了此刻的中国，许多话同从来不知道什么托的民工网语惊人一致，比如：

“俺其实并不爱自由，只是痛恨老子处处管住老子。老子最想做的就是杀了俺的老子”。

“说什么致富光荣，其实老子的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甭管什么光荣不光荣；政府头儿光荣，是因为他们富，他们抽咱们的油喝咱们的血变得浑身肿胀发光发亮。 他们不断以致富和光荣来刺激咱们的神经，老子们真的发神经，就知道怎么喝你的血发福了。”

 托克维尔的普通话也变成了中国学者的方言。法律学者何兵指出，就中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股市的风波关联着万家的喜乐。过山车式的房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 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夕，与今天的中国不只有几分相似。何兵写道：“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成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有无可能避免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实现稳定转型，实在无法判断。”

 俺却感觉兴奋。不是因为俺早知道的火山要爆发，而是因为终于有一个王岐山睡不着觉，并且把托克维尔的古典法语变成了京城普通话。下一步，如果把托翁的《美国的民主》也翻译成普通话并流行一下，在十八大学习一下，中国是有可能避免法国两百年前的覆辙的。我们吃过了血馒头，也啃过草根咽过糠窝头，连王岐山也提醒警告大家，不要再吃法国式铡刀砍头。如果国家领导人能这样从噩梦惊醒，民众应该有所盼头。而如果连国家领导人都惊醒警醒了，地震还是要来，火山还是要爆发，那就是天不佑中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