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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道路.雜思錄 第十一章 理想中國(5)
送交者: 天涯月 2021年10月19日15:51:4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11.13  自由民主 馬克思主義 第三選擇

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是中國現行體制的思想理論基礎,對中國社會的經濟建設歷程有着深刻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是十九世紀發展起來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由於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的嚴重社會矛盾,馬克思主義理論帶有強烈的社會革命色彩。社會革命也許是人類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歷史時期,然而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卻也僅是特殊的短暫的歷史時期。在工業化發展的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中上葉,由於西方工業化國家社會矛盾的激烈衝突,以及工業化國家對落後國家的殖民與壓迫帶來的民族矛盾,社會革命思想理論成為對社會現實必然的反思與批判。社會革命是改變社會最根本與最有力的手段,意識形態思想與宗教思想一樣其最大最有效的社會功能就是凝聚社會力量,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受壓迫社會階層與被奴役國家與民族改變命運最有效與有力的思想理論工具。

隨着二戰的結束,進入二十世紀中下葉,儘管存在冷戰的對峙,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都進入經濟建設的和平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對社會矛盾分析與關於未來理想的社會的思想,注重於社會變革與革命的理論,其社會形態思想理論並不在於社會的經濟理論,這是可以理解的。它首先是社會革命的理論,其社會經濟理論是政治經濟理論,是為社會革命準備的思想理論,而不是純粹的社會經濟理論,其政治經濟理論是基於對資本生產造成社會不公正的分析與批判,分析的基礎是社會生產關係,而不是基於社會生產關係中最基本的人性,社會人性是不變的,生產關係會隨着社會與生產力的改變而改變,以變動的基礎建立永恆的架構,其設想的社會形態也是超前於其理論產生的社會現實,它是一門關於社會革命的,屬於政治經濟學的,與未來社會形態的理論學說,具體的社會經濟理論與管理操作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不是其經濟理論關注的焦點,也就不具備這方面的理論思想。而革命思想理論的根本目的就是批判破除舊文化思想,激發凝聚社會變革力量,馬克思主義強烈的革命基因與相應社會經濟壓榨環境,資本公有體制與經濟計劃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盲目生產與壓榨的最徹底的批判與否定,也決定其具有強烈排斥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思想與理論,這也使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經濟建設局限於狹隘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思想,這是社會革命與革命理論必然造成的社會思想遮蔽。不能根據社會實際,不願學習西方先進的經濟與企業管理經驗,開拓思想,對社會經濟發展與管理做出符合實際的調整,這是過去所有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普遍現象,這除了社會革命帶來的慣性思維與歷史局限,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作為社會以及執政黨的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無疑有着重大的影響,因為一切舊有的社會文化與思想都是建立在舊有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上,都是革命的對象,而不是可以借鑑與繼承的人類智慧財產。

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從社會物質生產力或社會生產關係而言,中國早已進入封建社會生產關係,儘管中國社會在表現上並非封建制,體制結構也不存在歐洲的封建主,中國有自己獨特的中央威權與郡縣制,在社會生產關係的本質與歐洲是一致的,既是以土地或自然資源為主要生產要素,生產關係的表現形式是土地資源擁有者以出租資源獲取租金,資源租用者以佃租及勞役做為償還,這一歷史時期也存在某種形式的佃農或生產者對統治者的人身依附關係,如歐洲封建社會的前期及俄國的農奴制,然而人身依附並不是這種社會生產關係的主要內涵因素或自始至終貫穿於這一歷史時期。如果將奴隸制社會結束到資本主義社會開始這一歷史時期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定義稱之為封建社會,其社會生產關係為封建生產關係,然而其在東西方社會的表現形式是不一樣的,西方社會權力結構表現為王權為核心的封建制,而中國則表現為皇權為核心的官僚體制,就生產關係的內涵本質而言是一致的,也可以沿用封建社會生產關係這一的說法。從這一東西方不同的社會表現也可以說明,以西方社會歷史發展進程做為社會研究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是以西方社會人文發展歷史為母體的理論,當這種思想理論運用於西方區域之外的社會歷史如中國社會的歷史,就有必要做出相應的修正,否則就落入生搬硬套死教條的窠臼,也就無法客觀解釋西方社會之外的社會歷史發展,這也說明不同地域社會文化文明客觀發展的特殊性與複雜性,一直引領人類社會思想理論的西方思想無疑是人類思想的瑰寶,然而以西方思想為理論依據或工具對非西方社會與歷史進行研究分析,就有必要依據客觀現實對相關理論進行必要的修正,毛澤東思想就是一個結合中國社會實際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客觀修正的最佳例子。

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總是不斷反覆強調解放思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這些思想概念就是要繞開意識形態思想教條理論的框框,使經濟建設與思想理論回歸社會實際與實踐,而不是教條框框,使思想解放有更大的空間,思想有了更大的空間,革命與經濟建設的社會實踐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間。執政黨發展的歷史也證明了這點,革命歷史時期的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時期的鄧小平理論就是最好的例證。這些思想理論跨越了原有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局限,為革命與經濟事業的發展帶來廣闊的空間。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豐碩成果,也使中國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同樣也需要更進一步的解放思想,使思想具有更廣闊的自由空間,而這種思想解放與自由不應該僅僅是對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框框的拓寬,還應該是對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哲學基礎,及其理論對社會實踐的實際效果做出客觀全面的評估,為自由思想開拓更高一級的思想平台。意識形態思想同樣需要批判,意識形態思想理論與宗教思想的不同在於,宗教思想以信仰為基礎,信仰是宗教的根本而不允許批判,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以對社會的現實批判為基礎,也在接受不同思想的批判中茁壯與成熟,失去不同思想的批判將使意識形態思想成為世俗宗教而不在是社會理論,這是一種思想理論墮落而不是進步。

現代社會思想理論,自由民主與馬克思主義是兩大對立的也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理論,而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相輔相成,互為表里與基礎的。《終結》一書以大量的事實論證,不論有怎樣的歷史曲折與起伏,自由民主將是社會形態最後的歷史終結。不論終極結果如何,這兩大對立的意識形態思想理論都無疑為人類社會發展樹立了兩大不可逾越的標杆。在思想習慣上,就是左面的馬克思主義與右面的自由民主價值。如果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方式仍然表現為資本生產,而人類的思想意識發展出第三個社會形態思想理論,這個第三思想不可能在社會思想左翼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左面,以現有的社會物質基礎,實在無法想象共產主義的左翼會是怎樣的一種社會形態,同樣也無法想象在自由民主價值的右翼又是怎樣一種社會形態。以人類的群體與社會性,群體與社會作為生命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人類不可能拆解群體與社會去追求自由,離開群體與社會已不是自由的問題,而是生存的問題,這種拆解群體與社會的倒退是不會存在的。這種第三思想也僅能存在於右翼自由民主思想與左翼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思想地帶,也即是習慣所說的灰色地帶,就社會現實存在而言,這個思想地帶是存在的。誠然,在現實中人們往往習慣於非白即黑的極端選擇,拒絕灰色地帶第三種可能選擇的存在,《終結》一書就是拒絕第三種選擇的可能。

生命的本質就是利益,其群體與社會就是眾多個體的利益集合體,本質就是利益的選擇,而現代社會形態與體制的選擇往往表現為意識形態的選擇,這就形成社會文化或意識形態價值對生命本質,對利益的遮蔽,也對社會大眾造成思想意識的誤導。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預示的社會形態就現有社會物質生產而言,過於理想,這也是二十世紀末社會主義體制經濟遭遇瓶頸與進行經濟改革的社會歷史環境。而自由民主體制遭遇最普遍的問題是民粹與低效社會治理,其病根就是大眾民主與輪流執政,至今也看不到任何解決的可能性,僅會越來越糟。這左右兩個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極端都不符合最大利益的選擇,這也是意識形態理論的本質與必然。意識形態理論是建立在一定理論或環境設定與假設基礎上的思想理論,這些假設脫離了社會實際,如無私的革命者與革命階級在社會矛盾激化與革命的歷史時期,是普遍的存在,然而在和平時期並不契合人性本質,而自由民主價值的絕對與神聖也必然誘導社會走向極端的個體利益優先,最終傷害社會的協作,然而沒有這些假設的基礎也就沒有意識形態理論,或失去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改革旗幟的理想效應。

對中國而言,在絕對的一人一票民主體制政黨輪替與威權體制之間,應該存在第三道路,即是精英決策民意監督,或者說受民意監督的威權。無論是社會經濟管理的手段與決策,社會的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思想與價值,如同人類組成群體與社會,都是追求最大利益的手段。而解放思想達到自由思想,就是為正確認知事物的本質創造良好環境,不受非本質的思想意識或手段禁錮,這才是思想自由的目的。中國社會改革的窘況是,政府體制受意識形態思想的禁錮,對體制改革踟躕不前,而所謂自由派則是以自由民主價值與民主體制為社會改革唯一方向,排斥其他可能選擇,無視民主體制遭遇的社會問題,以及民主體製造成社會碎片化與國家解體的危機,這都是思想受制於意識形態理論與思想價值遮蔽的結果。追求理想的崇高,忽略民主只是追求利益的手段,不是利益本身,這就是意識形態理論與理想對思想對現實的遮蔽,只有客觀認識意識形態理論與價值的本質,認識文化價值與利益就是手段與目的的關係才能真正的解放思想。


11.14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資本生產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就社會物質生產的本質而言並無本質的不同,就生命本質而言,就是生命追求利益,就社會生產表現,都是資本的生產,兩者並無本質不同。由於資本擁有者的不同,私有或公有,理論或人為地賦予其必然具有不同的生產目的,從而得出生產本質的不同。資本主義是以資本作為手段與目的的社會生產,即以資本增值作為唯一目的的社會生產,而社會主義雖然同樣以資本作為社會生產的手段,而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大眾的物質需求。社會生產目的的不同也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生產的本質不同的根本原因,自然也是代表其利益的意識形態理論本質不同的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本質決定社會生產的基礎與過程必然是,資本私有,自由市場,自由競爭,這些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手段與基礎,這也是為什麼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不僅同根同源,也是相輔相成的,企業或資本的自由競爭使人的天性得到自由充分的發揮,社會也達到最大利益,社會最大利益是作為資本自由競爭的副產品而達到的。資本私有也決定資本增長成為社會生產的唯一目的,而投入社會生產不過是資本增長的必要手段。在自由市場與自由競爭的環境中,進入社會生產的資本如果未能占有應有的份兒,就意味私有資本經營的失敗與萎縮,甚至消亡,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資本為生存與發展,血汗壓榨,盲目生產,帶來社會浪費,最終必然是周期性的崩潰與危機。而社會主義必然是以資本公有製作為社會生產的基礎,計劃生產避免盲目生產與社會浪費,社會生產是以服務社會大眾物質需求為目的,也調動了社會大眾的生產積極性,社會生產效率與社會大眾的幸福與滿足感也達到最高,從而達到社會最大利益,社會主義也最終取代資本主義,這是由兩種社會不同的生產本質決定的。這些無疑僅是都是理論的設想與表述。

這樣的描述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與初始發展時期,契合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普遍表現,然而就其作為一種社會活動的本質而言是不客觀不嚴謹的,不論在其初始發軔發展過程,還是成熟階段,事物的本質不論其始終應該是一致的,就如同不論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還是社會主義的生產都是社會的物質生產。在近代物質文明的條件下物質生產的具體表現就是資本為紐帶的社會生產,這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是一致的。而資本私有與公有的不同不在於社會生產的本質,而在於社會生產利益的分配,而社會生產利益的分配是相應社會各利益階層社會物質力量與政治力量博弈的結果。隨社會文化的發展,科學技術知識帶來社會物質財富的豐富,資本生產初期普遍表現的社會壓榨與剝削造成的的極度不公平帶來的社會矛盾對立得到糾正與緩解,儘管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成為話題,然而資本的私有與公有已不成為社會的主要話題,或者說社會更注重的是社會的利益分配與貧富差距,而不是生產資本的所有制。

絕對私有與過度競爭,扭曲社會生產的本質,造成浪費,是資本生產初期與發展過程普遍的現象,而絕對公有忽略人性本質,造成生產低效或失序。社會物質生產本質,即追求最大利益最終起根本作用,糾正絕對私有與公有的弊端。以當代經濟發達國家而言,混合的資本私有與公有已是普遍的現象,私有是保證社會市場與經濟活力的土壤,國有形式的社會公有則是追求社會最大利益與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社會各階層與群體利益博弈的結果,無論是所謂國進民退,還是民進國退,反反覆覆,都是利益的博弈,都是尋找社會以及大眾最大利益的均衡,而這種博弈也將持續下去。在現代發達經濟社會,其具體表現並不是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或私有與公有的爭論,而更多是堅持自由市場與政府財政干預的爭論,市場看不見的手與政府宏觀調控保證經濟平穩的爭論,而其經濟理論就是哈耶克自由經濟思想與凱恩斯政府干預理論的爭論。然而以美國里根政府與英國撒切爾政府自由政策的終結,也說明哈耶克市場理論的難於維繼。

如果以此說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與分野似乎過於牽強,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的絕對公有與計劃的失敗,以蘇聯集團的解體而告終。原始的資本主義可以看作是絕對的自由市場與資本放任,而絕對的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可以看作是完全的理想的社會主義,二十世紀可以看作兩者第一回合的較量,資本主義即自由市場取得完美勝利。如同生命的進化是由無數個由粗放走向精細化的過程組合而成,社會進化也是如此。二十世紀計劃經濟的失敗,使社會主義體制走向經濟改革開放,從絕對的公有與計劃經濟走向自由市場與公私並重的混合體制,而西方發達經濟體也並非絕對的資本私有與自由市場,國有與政府干預都已是普遍的現象,這些改變都是偏離意識形態基本教義與理想,向社會現實利益的修正與回歸,這是一個由粗放的理想的意識形態理論,向現實向精細化管理的過渡,一種社會進化與進步,更契合社會人性與利益現實的過渡。而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作為不同社會實踐的爭論必定將不在以資本的所有制,以及自由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作為爭論或鬥爭的焦點,而將是以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與經濟的自由度,以及社會的貧富差距作為競爭與爭論的焦點。誠然,不論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經濟體,還是作為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都含有公有(國有)與私有兩種經濟實體,僅有比例的不同,而不存在本質的不同,而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也都存在於這兩種經濟體系,只有程度的不同,也沒有本質不同。這兩種經濟體也都在做一件同樣的事,就是找出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的最佳平衡點,而採用的手段也基本相似,不同的僅是由於政府體制的不同,政府所擁有的手段與力量強弱不同而已,並無本質的不同。上世紀有過這樣的笑話,當遇到社會經濟困境,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是打左轉燈,往右轉,而如今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社會關於凱恩斯與哈耶克的爭論無疑是同樣的行動,只是方向相反,那就是打右轉燈,往左轉,高喊哈耶克的自由理想,走凱恩斯政府干預的路。其實不論左轉還是右轉,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社會最大利益,以及所有個體利益的均衡,即社會貧富的均衡。

簡而言之,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的本質都是資本生產,不講求效益的計劃經濟已成為過去,社會主義也不會認可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萎縮與消失,除非經營失敗,這在資本主義也一樣。而權力尋租造成經營失敗或社會腐敗與不公不屬於社會經濟的範疇,屬於社會管理的範疇,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也一樣,不同的是資本主義以民主體制為基本形式,通過政黨輪替輪流執政,糾正社會弊端,卻又造成社會的低效治理,而社會主義的中國仍在摸索。就社會生產本質而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無不同,僅有政府體制與權力工具多寡的不同,卻有着共同的目標,追求社會最大利益。以此而論,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不應該將意識形態理論或理想作為經濟管理的座右銘,而應該以社會最大利益作為最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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