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工人甲

最新的提法是“三次分配”，以富士康為例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次分配時普工拿著最低的底薪努力掙加班費，一個月幾千塊錢，而公司每年的利潤超百億，怎麼分配，老闆說了算；

第二次分配時，政府覺得富士康老總等人收入相比普工來說有點高，便多收老闆們一點稅，怎麼分配，政府說了算；

兩次分配下來，貧富之間還有一道鴻溝，那就需要第三次分配來平衡一下，主要靠有錢人自願捐獻。

社會經濟運行複雜，但基礎是生產，離開了勞動生產，再高明的資本家也得喝西北風。現在是社會化大生產，生產的基本單位以公司為主，我們就以世界級的大廠富士康為例，來看看其通過三次分配能否實現共同富裕。

據說富士康老闆郭台銘信佛，當年“富士康十三連跳”之後他還請了和尚來做法事，我們就假設他有善心參與第三次分配，願意把工人的血汗錢捐出來一部分實現共同富裕。

我們再假設，富士康老闆的捐款只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採取“精準共同富裕”的方式，把錢捐給富士康的員工。

都是捐款，沒必要馬雲的錢非得捐給富士康工人，郭台銘的錢卻要捐給阿里的碼農。如果能夠捐款，捐給誰並不重要，只要最後能保證共同富裕就好。或者說，資金由慈善機構分配，錢從哪裡來再到哪裡去。

資本家願意捐款，這筆捐款也能用到本企業的員工身上，我們就會神奇地發現，要想共同富裕，直接給工人漲工資不就行了。一步就能辦妥的事，為什麼要多費幾道手續呢？

如果企業家有善心，願意“放血”，那就在初次分配時提高工人待遇，何苦要用最低工資最低薪逼得工人苦苦加班，損害工人的身體健康乃至逼得工人跳樓自殺呢？

把肉從人身上剜下來，剜得越多效率越高，然後再大發善心給他補回去，這不是白白增加人的痛苦嗎，這還能叫作“慈善”嗎？要是割肉的時候剔得乾乾淨淨，做慈善的時候只是給他補上一層皮，又怎麼能填平貧富差距的鴻溝呢？

據說企業家參與第三次分配可以得到減稅的優惠，那也可以給那些願意在初次分配時搞慈善的企業減稅，表揚“共同富裕模範企業”，何苦要繞來繞去搞三次分配呢？

捐款是自願，但還要給予減稅的優惠，如果企業家權衡利弊之後，覺得減稅優惠比不上捐出去的錢，還有多少人會捐款呢？如果減稅優惠超過了捐款額，那不是“劫貧濟富”嗎，貧富差距反而越來越大。

先富起來的企業家轉移資產跑路的不在少數，“三次分配”的新聞一出，不少企業家的走狗們就已經吵開了，說這不利於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企業家來投資就是看準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要分享人口紅利，現在卻要他們把吃到嘴裡的肉吐出來，有多少人會願意呢？即便他們願意吐，又能吐出來多少呢？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帶著血和骯髒的東西，難道說，現在資本要改變嗜利的本性而要給自己洗個澡做慈善了嗎？他們常說“大鍋飯養懶漢”，實現了共同富裕之後，企業家難道不擔心打工人失去了奮鬥的動力嗎？

二次分配時，不少企業家想法設法偷稅漏稅，例如各大影視公司的花式操作，什麼陰陽合同啦，什麼在霍爾果斯註冊公司啦等等。連法律這把利劍他們都不放在眼裡，靠“自願”又何異於緣木求魚呢？

但我們中國的企業家或許有所不同，我們期待“第三次分配”能促進共同富裕而不是淪為“雞肋”。如果富士康的老總和普工實現了共同富裕，那《資本論》必然得改寫，我們的發展將會邁上一個嶄新的台階。

最近共同富裕成為了網上熱詞，三次分配也出現在了公眾視野，一些分析人士更關注共同富裕中的三次分配問題，似乎三次分配成了實現共同富裕的主要方向。這裡我們必須說，以道德為導向的三次分配確實可以為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輔助手段，但三次分配並不等於共同富裕的全部和主體，在市場和資本為經濟發展主要推動力的社會，我們要想通過道德約束來實現共同富裕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必須回歸社會主義制度主體，在社會主義制度主體中去尋找能夠形成制度化的共同富裕。

　　通過道德約束和稅收引導讓高收入和超高收入群體自覺地將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捐贈給社會，形成社會財富的三次分配，這顯然是在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如何解決超高收入群體收入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但這顯然並不能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否則資本主義早就解決了收入分配中的兩極分化、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問題，而不致於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問題。因此我們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去尋找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辦法，顯然是尋找不到根本的解決辦法的，它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為資本主義就是製造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根本因素。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論問題，弄清楚中央是怎麼說的

　　這次會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這裡提出了幾個共同富裕的概念：一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三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四是高質量發展促進共同富裕。這四條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的核心要義和基本遵循，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理論體系。

　　會議還強調了共同富裕的幾個關鍵點：

　　一是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

　　二是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三是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後富、幫後富，重點鼓勵辛勤勞動、合法經營、敢於創業的致富帶頭人。

　　四是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建立科學的公共政策體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時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重點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

　　五是要堅持循序漸進，對共同富裕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有充分估計，鼓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徑，總結經驗，逐步推開。

　　這次會議對實現共同富裕提出了基本思路：一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三是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四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五是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六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七是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八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重點解決的幾個根本問題

　　一是解決資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例過大的問題。這些年來，中國很大程度上實行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在收入分配方面，更是將資本或者大資本放在了無以復加的高度，中國之所以人均收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而中國的高收入群體卻幾乎跟美國相當，就因為中國的資本家或大資本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有了支配性地位，獲取了超高收入。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產生超高收入群體的溫床，中國的絕大多數大資本家群體都是從資本市場上獲得的收入。還有一些超高收入群體是通過市場或平台壟斷獲得的收入，這些人的超高收入是以犧牲社會其他群體的利益而獲得的。

　　我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剷除不是通過勞動、科技創新、實體經濟，而是通過資本市場、通過平台壟斷獲得超高收入的群體，徹底封殺那些靠資本運作、搞上市公司獲得超高收入的路子，所有上市公司必須是實體經濟、必須是製造業的科技創新企業，那些虛擬經濟、平台經濟、金融買辦公司一律不得上市。

　　二是推進區域均衡發展。區域發展不均衡是造成國民整體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國內市場沒有進行劃分、沒有對中西部地區進行保護，無論是資本還是人才都流向了東部沿海地區，使得中西部地區經濟出現坍塌，雖然後期中央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支持了中西部地區，但由於產業落後、人才欠缺等因素，中西部仍然比東部沿海地區落後很多，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也相當大，現在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實現東部和中西部經濟協調均衡發展，國家在產業布局、重大項目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都應該考慮還中西部地區的欠賬，重點投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在一些高端製造業、高科技產業、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產業等全國布局方面應該主要向中西部地區布局和投資。將國家重要產業基地布局到中西部地區也有利於國防戰略安全，可以考慮第二次國家工業體系的三線建設，無論從國家戰略安全還是從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考慮，新的三線建設都是十分重要也是必須的。

　　三是推進教育資源均衡發展。一個國家一個地區能不能發展、有沒有發展後勁主要看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在全國非常不均衡，這也是造成中國一些省區始終難以追趕另一些省市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國城市的中小學條件跟農村地區相比要優越得多，這些條件包括師資條件和教學設施條件。而從大學來看，除少數985、211在中西部地區外，大部分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東部地區城市。我認為，全國中小學教師的收入應該統一，然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人口密度大、條件艱苦的西部地區農村應該給予專門的教師補貼。從教育撥款來說，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經費應按人均不低於東部地區或高於東部地區撥款，以吸引更多優質教師到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應該將更多優質大學遷到人口密度大的中西部省份，或由中央撥款在中西部地區開辦新型大學，由國家和地方共辦，以國家撥款為主。有了高質量的教育資源，特別是有了高質量的大學，中西部經濟才能帶動起來，才能持續發展，才能有趕上東部地區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基礎。

　　四是實現優質醫療資源向基層、向農村、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當前中國農村、基層和中西部地區的醫療資源遠比城市、大城市、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的醫療資源落後，三甲醫院十分稀少。因此我認為，要實現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城市和農村醫療資源的均衡布局，就必須重點發展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的三甲醫院，使每個縣至少有一家條件可比大城市的三甲醫院，然後大力推進基層鎮村的醫療體系建設，使農村生病人員小病可以在村鎮治療、大病可在縣醫院治療的體系。要擴大大病醫保覆蓋範圍，將更多農村人口納入大病醫保範圍，切實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五是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共同富裕需要關心的是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強化勞動和科技創新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讓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成為增加收入的主體人群，只有這樣才能讓大多數人增加收入，才能使收入分配人群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因此抑制資本在收分配中的過高占比，做好低收入人群的兜底，然後是大力培育中等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主力應該就是普通勞動者和廣大科技工作者，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中央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標。

　　共同富裕是一個系統工程，我認為造血比輸血重要，而造血就是要讓中低收入群體能夠有工作做，能夠受均等教育，就是要讓中西部地區的教育、產業在國家布局、調整中得到體現，使中西部地區能夠以教育和產業帶動就業和經濟發展。我認為，僅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靠富人發善心搞捐贈是無法真正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得依靠我們體制優勢，通過產業布局、教育布局、資源配置、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等引導實現共同富裕。發展是硬道理，不發展永遠無法實現共同富裕，僅靠富人的捐贈，那只能是施捨而不是政策普惠。

　　對於超高收入群體，我們要通過政策監管，禁止或限制其通過資本運作而不是實體經濟獲得超高收入，加大資本市場監管力度，加大外國資本通過市場壟斷、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從中國獲得超高收入和利潤的監管。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2015年中國的股災，那次股災讓中國的中產階級慘遭屠戮。如果中國要大力培養擁有一定收入的中產階級，就必須為這些中產階級的財富尋找投資出路，在中國，只有股市和房產。自2015年股災之後，中產階級不再相信股市，而更相信房產，如果房產泡沫破裂，股市又不可靠，中產階級的資產向何處安放是一個大問題。因此通過整頓，維護中國股市投資的穩定性和安全性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共同富裕，靠所謂的三次分配即資本家的捐贈是靠不住的，也是無法實現的，還得靠國家政策調整，靠國家區域發展、產業布局、教育支持、醫療配套等手段去實現，還得靠對資本市場亂象的打擊、對大資本通過平台壟斷、資本運作獲得超高利潤的監管和限制。因此，三次分配只是一個補充，而不是根本出路。資本家是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共同富裕還是需要以人民利益、以多數人利益為本，以勞動和科技創新為本，以農村、城市底層、中西部地區為本，以社會主義體制為本，以勞動者和科技工作者作為增加收入的主要群體，在發展中穩步推進，高質量推進，如此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

工人乙

我國當前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其根源

　　【摘 要】構建我國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應以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即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需要首先弄清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讓勞動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而實現這一目的的物質條件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這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需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社會主義的其他特點和規定都是從這裡引申出來的。我國產生了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趨勢，這是否是貧富兩極分化？什麼是兩極分化？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貧富分化？需要明確回答。造成兩極分化的原因是什麼？要分清淺層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敗、壟斷、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簡單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現看作是兩極分化的根源，還要看富人群體的產生是否同時導致了低收入的困難群體的產生。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收入的分配。貧富分化的根源存在於所有制關係中。

　　一、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近些年來，我國在改革與發展中，高度強調並致力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將其作為經濟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儘快扭轉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就顯得尤為重要。除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體制外，惠民生的一系列措施也配套出台，如就業扶持、扶貧政策、全民醫保、社會保障、安居工程、興農富農、國家助學，等等。另外，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消費需求方面的政策措施，也與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關。惠民生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都是體現了國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決心。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指出：要“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怎樣認識和看待這一問題？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從正面看，這是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與實踐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的體現，是完全正確的，會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從反面看，新中國建立已60多年了，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積累了這麼多的民生問題，甚至出現了與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相悖的兩極分化？為什麼直到近些年來才認識和認真著手解決這類問題？還有個問題：目前，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具有積極的正面效應。但是，能否由此真正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保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與完善？還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層次的分析與研究。

　　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產生、存在與解決，又涉及和回到一個老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針對改革開放前的“左”的理論與實踐，多次提出這個問題，事實上也回答了這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本質論和三個“是否有利於”的判斷標準論。

　　還可以補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目的是什麼？弄清這個問題，才能弄清什麼是社會主義。而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以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既可以從宏觀層面的總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從具體的實際層面來回答。馬恩列和鄧小平從兩個層面回答了這一問題。

　　首先，從直觀的具體層面來看，從廣大老百姓最關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來看，搞社會主義，就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擺脫在舊社會制度下遭受剝削、壓迫與窮困的處境，過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寧指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實現這一點。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於了解這一真理。”鄧小平批駁了“四人幫”宣傳的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我們知道，原始社會實行公有制，沒有剝削和兩極分化，但沒有共同富裕，沒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為生產力極端落後。在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中，存在著剝削、奴役和兩極分化，沒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與廣大勞動者無緣，只有少數富人——剝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領會列寧的話：第一，“要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勞動者”，不是部分勞動者，更不是少數剝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這是社會主義區別於以往一切社會的最本質的特點，是搞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實現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富裕，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特別是生產力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於這一目標的實現，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會實現”；第四，搞社會主義必須“了解這個真理”，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難所在”，也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的靈魂，離開社會主義的“這個真理”，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全部力量所在”，就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而弄懂和實現“這個真理”，又是搞社會主義的“全部困難所在”。

　　如果離開“這個真理”，即離開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是使全體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轉而去講社會主義的其他方面，即使強調得再多，也會失去本質意義。比如，只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雖然也消滅了剝削和兩極分化，但只能是貧窮的公有制，貧窮的按勞分配，貧窮的社會主義。在“左”風盛行時期，不但將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批之為修正主義的“唯生產力論”，還把致力於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質文化水平，也批之為“經濟主義”、“福利主義”。生產的目的被模糊了，只能講為革命而生產，工人為革命而做工，農民為革命而種田。也不能言富，宣傳“窮則變，富則修(修正主義)”。粉碎“四人幫”以後，還需要理論界進行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以明確是為滿足人民需要而生產。

　　怎樣實現共同富裕？首先要通過發展生產力作為其物質基礎。社會主義能夠也應當比舊社會制度更好更快地發展生產力。特別是像我國這樣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快速發展生產力更是一個緊迫的任務。如果忽視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忽視共同富裕的目標。但如果發展生產力不是落腳於勞動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視勞動群眾的利益訴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會重資本，輕勞動。如果不問姓公姓私，不問姓社姓資，就會導致兩極分化，工農群眾淪為弱勢群體，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會日益增多。

　　必須明確，只強調和致力於發展生產力並不能保證實現共同富裕。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展，但造成的結果是嚴重的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私有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實現，要以宏觀層面的社會主義總體框架的存在與完善為條件。共同富裕要有制度安排作為其必要基礎，在私有制的基礎上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這就要求應有的制度安排即所有制基礎只能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會產生兩極分化的。鄧小平也明確指出了這一點。他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1】(P149)公有制經濟實行按勞分配，勞動貢獻有差別，收入分配也應有差別，但差別不會很大，公有制排除了憑藉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獲取高額收入的關係，特別是排除了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可能，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會條件。

　　因此，快速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按勞分配等，都是由讓全體人民“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質要求引申出來的。

　　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本質，其出發點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落腳點是實現共同富裕。判斷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失成敗，是三條“是否有利於”的標準，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綜合國力的提高，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強調的還主要是發展生產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馬克思指出：在未來新社會制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有計劃地組織全部生產，使社會生產力及其成果不斷增長，足以保證每個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滿足”【3】(P336)他們都強調兩條：一是迅速發展生產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為什麼要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什麼，那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就明確了。從本質規定上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可以講是快速發展生產力，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就是緊抓發展生產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兩極分化。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設和搞好社會主義的兩大抓手。判斷社會主義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這兩手抓得如何。我國1957年以前，兩手都在抓，生產力發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風盛行時期，兩手都變軟，轉向抓階級鬥爭一手硬，結果是共同貧窮。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時期中，抓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結果出現了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

　　什麼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幾點：首先，共同富裕是個動態概念。沒有也不應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全面小康水平實現了，就可以說初步走進了共同富裕。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至2020年，我國人均GDP可達一萬美元左右，等於現在的兩倍。但不能停留在這個水平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極大積累，共同富裕水平會不斷提高。

　　其次，我國是在生產力落後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儘管目前我國的經濟總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卻只有5000多美元，遠遠低於發達國家和一些高收入國家。根據美國《全球金融雜誌》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個國家和地區的收入排名，卡達爾人均90149美元，盧森堡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國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國大陸處於世界後列。但由於我國經濟發展速度快於各國，人均GDP的增速也處於世界前列，共同富裕應當也能夠作為目標逐步實現。就是說，我國目前還沒有和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但必須將共同富裕作為努力的目標，緩解和消除已出現的兩極分化，通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達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國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水平。發達國家和其他高收入國家，都存在兩極分化，沒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蓋了1%和99%財富占有上的對立。我國只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達到兩萬美元到三萬美元(等於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實現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僅僅講快速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還不夠，需要有制度安排做保證。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是必要的制度安排。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既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和基礎，也是快速發展生產力的制度保證。在生產高度社會化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私有制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目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金融危機的漩渦中掙扎不出就是明證。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消除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有利於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為了快速有效地發展生產力和實現共同富裕，我國就需要遵從科學發展的主題，使勞動者成為生產和社會的主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就要進行改革，搞好、搞活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就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經濟制度。這就從宏觀層次的總體框架上回答了當前階段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然而，正確的理論指導和方針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頭上，而重在落實。當前，廣大人民群眾強烈不滿的事實有兩個，一是貧富兩極分化，二是腐敗蔓延(腐敗的蔓延也與兩極分化、中外富商腐蝕某些官員和國企高官有關)。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迴避根本原因，採取一些治標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還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弄清下面的問題。

　　二、怎樣認識和看待我國目前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和貧富分化現象？

　　由國家發改委、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科院等編寫的《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披露：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應比例為1.4%，貧富收入差距為32倍。這只是8年前的統計數據，而現在這個差距更是擴大了。

　　從基尼係數看，有關資料顯示，我國1984年基尼係數為0.24，以後不斷擴大：1994年為0.434，2000年為0.458，2004年為0.469，2006年為0.49。目前，估計已達0.5或0.5以上。

　　財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國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發布的《全球財富報告》表明，中國百萬美元以上的富翁已達百萬人以上，個人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達5400名，僅次於美國，德國為4135名，日本為3400名，俄羅斯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國富豪榜顯示，中國個人或家族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達到146人，胡潤富豪報告的創始人霍格韋在2012年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中國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人數其實可以翻倍，達260人。有大批富豪隱藏在人們視線之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的富豪數量，超過了除美國之外的一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類統計數字未必準確，且互有差異，但依然可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參考。

　　不斷增多的富豪是怎樣產生的？從富豪排行榜來看，大富豪都是私營企業主，因而主要是靠發展私有制經濟起家的。此外，中國還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體育明星和金融證券業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區報》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報道，指名道姓地講，海派清口相聲演員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萬。據周自己講：“我兩年票房一億五千萬，我一個人頂得上幾個中型企業！”他除演出賺錢外，還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動，自曝活動出場費分三檔：“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萬元;外地剪彩一次88萬元；商業演出一次100萬-150萬元。”所以，一年收入總數不止8000萬。

　　電視劇的片酬幾年來暴漲，某些明星的片酬過去一集只兩三萬元，現今漲到20萬-30萬元，有的喊出一集50萬元甚至70萬元的高價。大陸的片酬高過台灣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兩三個月時間，可賺到600萬-900萬元甚至更多。許多歌星，一年收入數百萬元甚至千萬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機會賺錢。《深圳特區報》2009年10月23日按實名制報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級別墅的情況，所住豪宅都在億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買一個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萬元；到2009年該豪宅漲到8500萬元，淨賺7500萬元。從現在的價格看，可淨賺億元。

　　另一方面，我國還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貧困人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有些富人，在國內外大量購買高級奢侈品，高盛公司將中國列為超過美國，僅次於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場，又報道“中國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每天的生活費不到1美元”。

　　怎樣分析和看待這種貧富差距呢？這是否肯定是貧富兩極分化呢？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就開始了。但直到本世紀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體一般只講我國出現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提兩極分化。是否已出現兩極分化，學界還有不同的認識。這與怎樣認識“兩極分化”有關。有的學者否認出現了兩極分化，是根據我國不存在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事實做出的判斷。的確，我們應全面地、辯證地認識和看待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我國雖出現不斷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階層，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貧者愈貧的窮人階層。應該肯定，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從總體上來看，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階段邁進。應當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還存在2.5億的溫飽問題沒有解決的農村貧困人口，現在已絕大部分脫貧。雖然還存在一部分需要解決溫飽問題的城鄉困難群體，但國家已將他們作為扶貧對象進行救助，且扶貧標準也逐漸提高。應肯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獲得的巨大成就。這是問題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應指出我國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從存量財富的占有來看，一方面是擁有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的富翁階層，另一方面存在著所占財富只能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難群體。從增量收入來看，大款大腕們一年收入數百萬數千萬甚至億元以上，而廣大弱勢群體年收入只有2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萬倍。

　　考察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不能只從絕對意義上著眼，還應從相對意義上著眼。馬克思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這一問題的方法。在《僱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他在分析資本主義關係時說：“工資的顯著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為前提的。生產資本的迅速增長，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們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而言的性質。”【4】(P729)以這種分析方法來判斷，應當肯定我國的貧富分化是相對性質的而不是絕對性質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國存在的具體事例形象地說明這種分化的相對性。《參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報道：一名中國年輕女子用400萬元買了一隻藏獒，用飛機運回來的時候，派30輛奔馳車去機場迎接。讓狗住在恆溫的空調房間，每天吃雞肉和牛骨湯，喝礦泉水，1月花費約3000元。而一個普通清潔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報道說，“這個國家變成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潔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隻藏獒的消費水平。與這位富姐的財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三、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根源在哪裡？

　　社會主義要實現財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對平均主義。改革，就要改變傳統體制下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的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就要根據對社會貢獻的大小，拉開收入差距。對貢獻大的科學家、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給予較高的報酬是公平合理的。簡單地反對收入差距擴大並不科學。針對平均主義，拉開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擴大與各自勞動貢獻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應反對。需要緩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是貧富分化的出現。水稻專家袁隆平，為水稻高產做出重大貢獻，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會有意見。體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億元，也不會引來不滿，錢學森的收入與他的貢獻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講財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過大，不應也不會包括上述這種情況。事實上人們的不滿與批評指向並不在這裡，而是指向貢獻與收入脫節，或是低貢獻、無貢獻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壓低職工收入進行剝削致富，或是靠投機鑽營致富，或是通過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這類富人階層。

　　造成我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學界眾說紛紜，有多種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應分清淺層次的、枝節性原因和深層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敗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體分析。腐敗，是指為人民所痛恨的公職人員以權謀私的非法行為。如果把腐敗只理解為貪污受賄，那就難以說明它是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這是因為，在貪官的行為暴露前，他一般作隱蔽狀，其所貪財富不會計入基尼係數。而當貪官敗露後，其所貪財富一律交公。再者，貪官畢竟是少數，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將貪官納入暴富階層，他們至多是增加點富人數量，影響點基尼係數，而不會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不是造成弱勢困難群體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過有一點應注意到：貪官接受開發商的賄賂後，會以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代價，讓開發商獲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數量。

　　分析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兩個方面：一是弄清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占有財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階層；二是弄清為什麼會出現一個所占財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體，二者的統一才形成貧富分化。貪官與前者有聯繫，但與後者無因果關係。

　　如果講腐敗，應看到腐敗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在國企改制中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腐敗事實。我國國有資產大量流失，與企業主管和政府官員們的腐敗(包括經濟腐敗與政治腐敗)行為有關。這既造就了一批損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營企業主，迅速成為百萬、千萬、億萬富翁，又製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體。這裡可引用“反腐作家”張平親身見聞的材料作為事例。由張平小說改編的電影《生死抉擇》，曾在國內產生過重大影響。張平2008年被選為山西省副省長。張平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原以為天下只有農民苦。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工人一旦下崗失業，沒有土地，沒有糧食，比農民還苦。”他曾採訪過數十個國有大中型企業，他發現“一個個工廠迅速完蛋，全都與領導者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有關。而工人們很可憐，他們也知道腐敗在發生，但他們沒辦法。我沒想到工人這麼苦，原來的三線工廠X廠，工人大批下崗沒人管，集體自殺40多人，他們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視，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親人家屬”。張平還具體講述了企業蛀蟲們侵吞國有財產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驚人事例(見《報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據宗寒的《兩隻眼看中國資產層》一書提供的統計資料，1982年至1992年，國有資產年均流失500億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億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個千萬、億萬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營企業中，有25.7%的企業是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而來。根據2005年的調查，私營企業中的35.2%原是國有企業。2007年的資料表明，私營企業的7萬億元的資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國企和集體經濟轉移來的。這種轉移，除大量國有資產流失化公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國有中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而來。而原公有制經濟中的職工則成為由私人資本支配的低收入的僱傭勞動者，還有大量國企工人下崗，成為生活困難群體。

　　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大量資產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崗，是造成貧富分化的一個途徑。但需要將其與私有制經濟的大量發展和公私經濟主體地位逆向發展聯繫起來統一考察，才能說明問題。

　　認為壟斷是造成貧富分化的根源也難成立。首先，國有企業並不都是壟斷企業，壟斷企業居少數。《人民日報》2012年5月17日發表的由三位記者撰寫的《競爭讓國企更優秀》一文明確指出：“提及國企特別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會想到‘壟斷’。事實上從目前的行業分布看，90%以上國企處於高度競爭的行業。”即使是壟斷企業，利潤額高，但上繳稅收額一般高於利潤額，也高於私企外企稅收與利潤之比。國企利潤的主要部分用於積累，擴大生產，仍歸國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營外資企業，利潤全歸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國企高管的收入偏高，為世人所詬病，需要調整，但改革開放以來，國企在數量、產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營和外資企業占GDP的比重達到了70%-80%。根據《人民日報》2011年8月10日的報道，國家工商總局提供的統計資料顯示，私營企業達903.49萬戶，外商投資企業44.59萬戶，個體工商戶3601.13萬戶。而國有企業則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1998年，全國國有企業雖已減少很多，還有238000個。2007年下降到112000個，減少了一半多，現在更少了。2009年，國有工業企業只剩9105家。中央國企2003年有196戶，2011年減少為117戶。年收入幾十萬、百萬元或以上的國企高管數字未見到統計，但億萬富翁統計中未見國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幾千個或上萬個國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構不成全國貧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國有企業內部，無論屬於競爭性或壟斷性行業，都不會造成低收入的困難群體。有人指責國企職工的工資偏高，但國企普通職工的平均工資高於私企和外企職工，是好事而不是壞事。這正是社會主義企業優越於資本主義企業所在。正好說明認為壟斷是產生兩極分化的原因的觀點不能成立。還應看到一點：私營外資企業從銀行貸款還本付息後，其增殖的部分除繳稅後全部歸業主私有，而國有企業貸款還本付息後的稅後利潤，用於積累仍歸公有，而且還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潤。由此看，國企普通職工收入高一點、相當於私企職工的近兩倍也並非不合理。當然，有的企業連抄表人員也年薪高達10萬元，是會引起非議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獲得暴利，影星、歌星、體育明星、金融證券行業從業人員、國企高管、畫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獲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擴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擴大了高收入群體，會增大基尼係數，將其算入貧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藝界、金融證券界和國企高管的過高收入與低收入困難群體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過高收入應予以調節。但這不是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並沒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難群體。

　　有的學者認為，貧富差距擴大，是因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不到位，不規範。似乎只要市場經濟發展好了，差距就會縮小。這種看法，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理論，也不符合歷史事實。西方學者認為，私有制的市場經濟承認分配不公平。例如，《現代日本經濟事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一書中，講到私有制市場經濟制度的三個基本原則時，指出：“私有財產當作生產資料使用時，就成為利潤活動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權的優越地位剝削工人”；市場機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間既有可能變為大富翁，又有可能變成窮光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也告訴人們，在私有制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除自發配置資源和促進生產力發展外，還會促進兩極分化。從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事實來看，貧富差距呈擴大趨勢。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報》轉載了德國學者舒爾茨的《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從來未像現在這樣嚴重，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個最富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我們看到，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就是99%對抗1%。文章又說：連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布的報告中也說：“美國的貧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為嚴重。”“從本世紀初開始，問題就不單單是社會出現兩極分化了，問題還在於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間，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層的納稅者的腰包里。雖然美國的生產率自新千年以來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數美國人沒有從中受益，民眾平均年收入減少了10%以上。”

　　尋找造成全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須是既造成了一批財富日益增大、人數日益增多的富人群體，同時又造成了人數眾多的低收入群體。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問題。應當注意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評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抽象地談論“平等權利”、“公平分配”的錯誤。他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這裡所講的“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指生產資料條件分配在誰手中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著資本主義分配方式；社會主義公有制，決定著社會主義分配方式。馬克思尖銳批評“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學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並解釋為一種不依賴於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是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係早已弄清楚了，為什麼又要開倒車呢？”所謂“真實的關係”，就是分配關係取決於所有制關係，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離開這種真實關係，不考慮所有制關係去圍繞著分配兜圈子，空談“公平分配”，是在開倒車，解決不了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理論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資本主義經濟即私營和外資企業的大量發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產就會產生分化，我國有些私營企業就是從小商品生產起家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則會擴大兩極分化的範圍和趨勢。私營經濟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存在兩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業間的競爭，優勝劣汰，會發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資方與勞方的貧富分化。資本利潤與勞動工資是天然矛盾的。資本處於強勢，追求利潤最大化；勞動處於劣勢，工資被儘量壓低。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國廉價勞動力，有的還嚴重侵犯工人權益，迅速發展，擴大資本積累，而工資一般低於勞動力價值。加之地方官員重引進，重維護外商利益；重內外資本，輕勞動；忽視維護工人權益，勞資利益分化就更加明顯。億萬富豪群由此產生，低收入的僱傭勞動者群體也由此形成。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貧富分化的趨勢已較明顯，基尼係數已超過警戒線，2000年已超過0.45。但多年以來，還宣傳處理收入分配的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初次分配重視效率，再分配重視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視公平。事實上，收入差距嚴重擴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結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縮小差距的，何況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很不健全。這是重抓發展生產力而輕抓共同富裕的表現。

　　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在私企和外企就業的比重已達80%以上。據《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09年，國有單位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據《京華時報》2012年3月27日文章顯示，我國國有企業員工與就業總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體企業的數量和就業人口也已很少。這表明，我國絕大部分城鎮職工，成為受中外私人資本支配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工資收入和勞動處境遠遠低於國有企業。從2009年起國家統計局，開始公布私營單位工資調查的主要數據。數據表明，2008年“我國城鎮私營單位從業人員數量大，但平均工資較低，約為17071元。”這個平均數中包括收入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的收入，純工人的年收入比這個平均數會更低。有統計資料表明，國有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多年來幾近私企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國家統計局2010年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2009年全國國企在崗職工年均工資為35053元，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均工資僅18199元，只相當於國企的52%。

　　再看看外資企業的情況。美國蘋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電子科技產品生產企業。在美國，蘋果公司的員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於10萬美元，但它在中國搞“血汗工廠”。2010年1月至5月，蘋果公司在華最大供應商富士康公司的員工因不堪諸多壓力發生連續12起跳樓事件，震驚社會。為蘋果公司生產產品的在華三家富士康工廠，經國外維護勞工權益協會進行廣泛抽查，發現了很多問題。它“違反中國法律以及行規，要求員工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有時還要求員工連續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時也是常事。該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說：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國工廠存在“重大用工問題”，“有相當多的工人對自身健康和安全沒有把握”。經過對3.5萬名以上的員工進行調查，“發現了多處違反勞動法的現象”。美國多家環保組織和公平勞工協會的調查報告指出：蘋果公司在中國的供應商的產品是以“毒害環境、傷害社區、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存在嚴重的健康與安全危險，以及勞動時間過長、拖欠工資等問題。工資低，60%以上的員工工資無法滿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員工拿不到加班工資。富士康擁有120萬中國員工，靠剝削大陸的廉價勞動力而獲得高利潤。據美國《紐約時報》2012年3月31日的報道說，“在擁有數十萬富士康員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已經從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現在的1500元”，“以美元計算的工資由於人民幣升值，增長更快。在2005年，按當時的匯率計算，最低工資為80美元，而現在已經達到240美元左右”。這個增加了的工資水平也遠遠低於我國國企的平均工資水平。

　　在維護勞工權益協會調查和富士康員工抗議的壓力下，在“西方消費者對工人工作條件的種種擔憂”下，富士康宣布要減少加班時間和大幅提高員工薪酬。決定加薪25%，達到月薪約400美元(合人民幣2600元)。大幅加薪後依然低於中國國有企業的平均工資。

　　總之，無論是私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國強調以人為本、公平正義、民生為重、共同富裕，強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要惠及廣大人民群眾，以扭轉抓發展生產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軟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確決策也遇到種種雜音的干擾。有人反對公平分配，說什麼公平不能用秤稱，沒有衡量標準；有人仍主張效率優先，認為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會趨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目前的分配不公，種種矛盾，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夠和被扭曲的結果；有人主張私有化，認為國有企業壟斷、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繼續宣揚“國退民進”，並謊稱這是中央確定的“改革方向”。其實，中央是一直不贊同這一提法的。這些主張和觀點都是不正確和不符合實際的。

　　我國要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和完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的基本制度。只有公有制才能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當然，國有經濟需要深化改革，完善其管理和運行體制與機制。但是，如果把已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也進行資本主義私有化，讓資本主義經濟占統治地位，則決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看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達的市場經濟狀況，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前面講過，100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是隨著蛋糕的做大而趨於縮小，而是擴大了。另據統計，百分之一的最富裕美國人的稅後收入自1979年以來增加了兩倍，而處於金字塔底部的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同期收入只增長了1/3，美國企業主管的收入與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由以前的30倍，增加到現在的300倍。目前，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又出現的債務危機，宣布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的破產。西方民眾和學者在紛紛議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行不通”、“歐美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全面危機”、“應為資本主義看病”、“歐洲資本主義面臨最大考驗”、“資本主義體系行將瓦解”、“資本主義制度不再適合世界”、“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終結”，等等。從這些媒體的報道標題可以看出：主張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新自由主義已日暮窮途，私人資本主義制度正處於危機，需要變革。而有人卻主張將新自由主義的一套搬到中國來實施，主張我國放棄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如果這種主張在我國實現，還會有什麼以人為本、民生為上、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將不復存在！

　　將我國貧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歸結為中外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所占比重遠遠高於公有制經濟的結果，並不意味著否定或輕視私營外資企業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著主張“國進民退”壓減私有制經濟，也不意味著主張限制富人人數的增加和財產的擴大。只是主張應按鄧小平理論、我國憲法以及中央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規定，堅持和發展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繼續富，但窮人不要繼續窮。富人應回報社會，盡些社會責任。除多交稅外，還應有善舉，關心和扶助困難群體，緩解社會矛盾和仇富情緒。私有制經濟可以繼續發展，但不應妖魔化國有經濟，搞“國退民進”，排斥國有經濟的發展。要把國有經濟搞好搞活，做大做優做強，有效發揮主導作用，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為全國人民創造更多的財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

工人丙

關於”三次分配”的一點看法

當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特色中國已經被”先富論”, ”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摸石頭過河”,以及在各個企業, 科技界,教育界,衛生界等大搞自負盈虧,大批國營企業被賤賣促使私營企業大發展以及有的變成壟斷企業—富可敵國,少數人掌控全國大部分財富,不少企業被外資控制,造成了貧富懸殊。國外強敵窺視,國內各種矛盾突出。極右分子企圖配合外人搞”顏色革命”, 出現了各種帶路黨。 由於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不少勞動者選擇”躺平”。。。。。。

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場本身由於污泥濁水的衝擊而腐化墮落,腐敗官員盤根錯節,道德滑坡,人與人之間沒有了信任。 各類犯罪頻頻發生,當前根據現實拍的電視劇”掃黑風暴”掀起”熱”點,只不過反映的是中國黑社會的一個小角落而已。。。。。。 現在面臨重重困難,他們企圖利用”三次分配”來欺騙勞動人民。 這是國內一個朋友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關於所謂的“三次分配”，一開始我沒怎麼關注，還以為又是哪一個經濟大家的發明創造，搜索了一下發現是厲以寧這個老匹夫提出來的，那就沒必要去細看他的理論了，也不值得花時間去聞他的那一大坨“理論”。不過可以猜測他應該會根據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來論述他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另外也不用懷疑“三次分配”這個奇奇怪怪的玩意兒是誰在中央的財經會議上提出來的，厲大師的好學生李中堂正當其位，舍他其誰？當然，將這麼一個明顯有違憲法的“理論”當成寶貝疙瘩納入會議結論的人也相當奇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一條裡面明確指出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是主要的分配原則，這個所謂的“第三次分配”到底符合其中的哪一點了呢？阿姨您應該還記得《武訓傳》吧？武訓這個依靠“三次分配”辦學的“民間教育家”，當時感動了多少人啊！但就是對這樣的大善人，毛主席當年硬是親自撰文批《武訓傳》，一丁點情面都不留，大好的販賣同情、塑造個人慈善形象的機會主席不曉得用，非得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惡人”，在大家都感動得稀里嘩啦抹眼淚的時候去當頭棒喝，為什麼？就因為這個“第三次分配”與社會主義制度是相違背的，當時主席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他還真是目光如炬、見微知著，我等後輩不得不服。這裡就不扯遠了，還是回到現實中來吧。

   現在特色中央想通過“三次分配”來平衡社會的貧富差距，我的評價可以用三個詞語來歸納：避重就輕、莫名其妙、痴心妄想。為啥這麼說呢，理由如下：

1、避重就輕，影響社會財富分配的關鍵環節是一次分配，就是勞資在新增社會財富中的分配比例才是決定性因素。以前數學網友曾經將“剝削”這個概念歸納為“老闆，你的工資給少了”，社會貧富分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剝削累積”導致了巨大的財富差異。最近中央採取一連串的手段遏制資本，起因有兩條，第一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發現中國人口形勢嚴峻，第二是滴滴在美國上市囂張的出賣國家安全。為了促進人口增長，目前中央不計後果的打擊一切有礙年輕人生娃娃的資本集團，年輕人的“躺平”取得了初步勝利。無產階級不生娃這件事情，其實在任何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很普遍，這其實是無產階級對“勞動力再生產”的消極怠工——既然你們狠狠的“996”，那麼我們就拒絕生娃供你們繼續剝削。所以，當剝削超過某個閾值之後，生育率就直線下降，這似乎有一定的規律。現在中央不敢直接干預“一次分配”，一邊縱容資本的深度剝削，一邊又想緩和社會矛盾、縮小貧富差距，這當然是避重就輕。

2、莫名其妙，一個憲法裡明晃晃寫的“社會主義”四個字的國家，居然想要祈求資本家大發善心來體現社會公正，真是莫名其妙。

3、痴心妄想，我們記住馬克思關於“資本”的定義就行了。資本這玩意兒眼睛裡只有利潤，那裡會講道德，如果他們講了，那麼一定是有利可圖。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最終會成為資本的奴隸，貪婪會不知不覺的附著資本家的身上。這一次騰訊反應迅速，很快宣布要拿出500億來搞共同富裕的項目，只能說騰訊公關團隊精明，只要他們在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了一致，不對他們的核心產業（遊戲）下手，一個王者榮耀一年就會把他們的500億賺回來。阿姨您沒有看到關於遊戲是精神鴉片的文章被撤下來了嗎？這就是資本家的求生技能。不要指望“先富帶後富”，如果社會公平能夠得到體現，也就無所謂先富後富了。

  當然，局勢發展到目前這種狀態，我也能夠理解特色提出的這些政策，算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吧。

工人丁

一次分配是根本，是社會制度（公有or私有）決定分配，而不是相反；至於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說好聽一點，就是對一次分配造成的貧富差距的調節。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是根本不需要二、三次分配的。

　　這幾天耳朵被磨出繭子的一個詞就是“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然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就是通過制度規範和道德動員的方式讓富人拿出一小部分錢接濟窮人？本質上難道不就是“劫富濟貧”？

　　無非是“劫富濟貧”這個詞太刺耳了。

　　在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於作為一個階級的富人而言，“涸澤而漁”是不可持續的發展。長此以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無力消費，生產過剩的危機不可避免；更進一步，窮人就要掀桌子了……因此，調節貧富差距是資產階級被迫而為的“治理理性”。

　　至於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何時需要對富人點頭哈腰、用道德感化規勸富人“行善”了？

　　須知，“富人是有原罪的”！

　　首先，富人的“第一桶金”，或是來自血腥的“原始積累”，或是“化公為私”。雙匯“廢太子”控訴其父化公為私、肥美損中、偷稅漏稅、和秘書姘居的長文，看得吃瓜群眾一楞一楞的。一位老公知跑到胡舒立浸淫多年的某刊物新媒體發文《不要為雙匯“廢太子”的“大義滅親”叫好》，玩起了“親親相隱”的那套封建倫理。：　　

　　老公知說，“（監管部門）因為兒子的舉報而去執法，可能為投資人和國家能挽回一些損失，但與對基本人倫的傷害相比，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大清亡了這麼多年了，怎麼還冒出這種又臭又長的裹屍布，還好意思吹噓自己代表“普世價值”？

　　鑽著各種制度和法律漏洞，大把撈錢、榨取窮人血汗的時候，就宣稱自己是“民營企業”；這會兒蓋子被從裡面掀開了，醜惡暴露無遺，就改口說自己是“私人企業”、“家醜不可外揚”、“外人無權過問”……給資本充當乏走狗的大小公知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人”不好嗎？

　　不僅僅雙匯是從漯河肉聯廠“化公為私”來的，幾千國企職工幾十年的辛苦努力最後富了一個萬家；號稱“北雙匯、南雨潤”的另一冷鮮肉巨頭“雨潤”，同樣是先改制一家國營肉聯廠，再蛇吞象般地先後廉價兼併十幾家不同城市的國營肉聯廠，才有了後來的規模；今天數得上號的巨頭，至少半數以上都有過類似的經歷，特別是某些房地產巨頭分明就是靠著將老國企私有化、白白拿到城市中心地帶的土地起家的。

　　至於現在已經發家的資本企業，本來通過“僱傭勞動制”榨取工人剩餘價值已屬不義。然而，企業家們還不知足，連作為維繫勞資關係最低準則的《勞動法》都從來不打算遵守，或是肆無忌憚的安排加班，任意突破最高工時限制還不支付加班工資，或是大量使用勞務派遣工，不給員工繳納社保，或是使用算法、AI等高科技手段，對員工實行慘無人道的壓榨……富人的每一分錢，無不浸染著勞動者的血淚！　　

　說“劫富濟貧”都算是客氣的了，窮人只不過是想要拿回他們該得的那一部分財富而已，何時變成“富人的施捨”？

　　不過，富人們終究是不打算“歸還”的。就以“二次分配”中的個人所得稅為例，2016年據官媒經濟之聲報道，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稅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閆坤在《關於個人所得稅若乾熱點問題的思考與建議》一文中引述有關統計稱，近年來工薪收入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占比在65%左右。在目前的稅制下，占有社會財富近一半以上的富人上繳的個人所得稅卻不到個稅總收入的10%。

　　富豪們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避稅，例如“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者“錢在企業、不拿工資”。

　　在類似“開曼群島”這樣的避稅天堂註冊公司的好處非常多，除了逃避個人所得稅，企業家們還可以讓在內地的關聯企業把盈利做成虧損，把利潤做到離岸公司掌上，這樣連企業所得稅也能逃避。

　　劉強東和“奶茶”結婚的時候宣布，未來十年他在京東只拿1元年薪。八卦的網民以為他是防著“奶茶”，殊不知人家是防著稅務。阿里創始人馬雲曾在央視一檔節目中透露，從1999年開始創建阿里至今自己就沒有拿過1分錢工資；曾陷入天價年薪醜聞的平安董事長馬明哲，在2009年也決定將開始領取“零元年薪”。

　　這樣的做法是中國富豪從美國“取經”的結果。已故的蘋果創始人喬布斯、Facebook的扎克伯格、谷歌的布林和佩奇、甲骨文的拉里、花旗的潘迪特、思科的錢伯斯、惠普的梅格……這些巨頭大佬早就加入了“一元俱樂部”。

　　某財經老幹部揭示了真相，“有的企業高管拿一元工資，這樣就可以避免繳納個人所得稅，然後把個人開銷算在了企業的費用上。”

　　參照2018年8月31日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個人所得稅的構成是：

　　（一）綜合所得，適用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　　

    （二）經營所得，適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超額累進稅率　

　（三）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和偶然所得，適用比例稅率，稅率為百分之二十。

　　舉個例子，某企業高管原本年薪1200萬（月薪100萬），那麼他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就應該是1200×35%=420萬。

　　如果他將年薪調整到12萬（每月1萬），剩下的1188萬變成股息和紅利，他所繳納的稅就變成了12×5%+1188×20%=238.2萬。一下子少繳四成多、近200萬的稅。

　　如果他是企業股東或者老闆，還可以選擇不分股息和紅利，將錢存在企業，進一步變成股份或企業資產，這樣可以少繳更多的稅，還不影響自己的身家。這一大筆錢將來怎麼變現？三次分配下成立“自主可控”的慈善基金會就是很好的解決方式了。（具體運作方式見筆者之前的文章《讓比爾·蓋茨在中國湧現，將是一場災難！》）

　　因此，在筆者看來，與其指望富人發善心捐款，不如先把該收的稅收了。既然明知富人們逃稅的套路，難道還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把這些路都堵死？

　　直接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房產稅……這些一個都不能少，且要精準瞄向那些頂級富豪，但要防止地方官僚為了地方財政向根本不是富人的老百姓收稅，例如，農民辛辛苦苦進城打工在老家蓋了新房、在縣城月供了一套房，你還要以住房面積超標為由對著這樣的群體收“房產稅”，那就說不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