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六年

解放軍改革的背後代表什麽？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中共內部改革解放軍的呼聲不絕。經過了反腐運動作為權鬥手段以鞏固權力後，習近平開始大張旗鼓推動解放軍改革及現代化。去年十一月底，習近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下達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進展”的軍令狀。自1985年解放軍裁軍100萬、將十一大軍區改編為七大軍區以來，這次是最大規模的變革。習近平上任以來一直高調倡議軍事改革，但改革受到軍隊內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開始有行動。經過一輪打老虎的反腐運動後，習近平在鞏固權力的鬥爭中暫時得以佔上風，反腐運動似乎暫時偃旗息鼓，因此開始將焦點投放於軍隊之中。

中國擠身為世界列強之一，隨著資本擴張全球而來的自然是軍備擴充，以保護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議的“一帶一路”概念，需要發展遠洋海軍保護在海上航線及擴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亞等政局不穩及出現戰亂的各國，更要保護其交通、軍事及能源設備。正如在香港軍情觀察員梁國樑說：“目前解放軍以大陸軍為主的指揮系統，絕對達不到這個要求。”

習近平在軍改過程中動用大量毛澤東時代的演說措辭，又強調解放軍的“革命傳統”，而他利用宣傳民族主義的工程之一，以強化統治意識形態，向國內人民展示強人作風以鞏固權威。

解散總部　黨指揮槍

解放軍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將以大陸軍為中心的解放軍改為西方聯合指揮模式，讓海陸空三軍平起平坐。

過往解放軍體制主要以陸軍為主，應對別國侵略邊境，保護領土、領空和領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針對目標是蘇聯。 到了今天，中美在亞太區的衝突日趨激烈，中共要增強在南海的海軍實力，因此近年中國在這地區加強軍事、交通和能源設施，大規模填人工島等。現時解放軍擁有眾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開始建設第二首航空母艦，但卻因為過時的指令和控制系統，而無法有效運用這些設備。此外，中共還計劃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這些都須有新的管理和指揮系統匹配。

從中國國防部發佈的國防白皮書中的資料中，在230萬的軍隊總人數中，海軍23.5萬人、空軍39.8萬，但陸軍僅是機動作戰部隊就有85萬人。可見中國陸軍與海軍空軍人數相差懸殊，而且地位一直無法對等，七大軍區司令員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陸軍將領。這應付不了現代化軍事任務的需要。因此，習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戰七十週年閱兵大典上，宣佈裁軍三十萬人，陸軍自然首當其衝。改革方案還規定了三軍的兵員人數，其中陸軍縮減，空軍和海軍將會擴編。

軍委機關由原來的總部制改為多部門制。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四個總部，改為7個部（廳）、3個委員會、5個直屬機構共15個職能部門。多部門制是為了在中央軍委之下分散軍權，突顯各部門與中央軍委的從屬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勢力割劇而挑戰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戰區在平時無權管理部隊，所有軍隊平時都由海、陸、空三個總部指揮。這才確保黨指揮槍，將軍權集於習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揮軍隊。中共軍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軍隊最高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

軍改遇到的阻力

單從習近平宣佈的計劃來看，軍改的確是大刀闊斧，幾乎是將現有軍隊體制推倒重建。但他有沒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則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國今天政局紛亂和《漢和防務評論》的主編平可夫表示：“中國要在五年內達到改革的突破性進展，實在太急速了，因為俄羅斯和美國要用上三十年來執行相應的軍事改革，而且至今還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軍改首先引起黨內軍內的巨大阻力。機關改組必然帶來人事調動和部門人落馬，牽涉眾多將領的實際利益，他們除了害怕飯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馬後自己在位時的貪腐會被追究。習近平上任三年多以來，他為了鋪平軍改的道路，以反腐作為武器打“軍老虎”，清除阻礙軍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兩位軍中最具實權的人物──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馬；截至去年年底，副軍級以上軍官也有48人落馬。此舉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溫在軍中的親信。這反映軍改的殘酷激烈的權鬥，會為中共黨本身帶來不穩。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指，三十萬被裁人員中高達一七萬人是軍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職。在會議之前，《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由兩名國防大學軍官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如果軍方不解決好薪酬和養老金的問題，改革可能會引發軍隊乃至社會的不穩定。許多官媒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但之後又撤稿了。

習近平及整個黨一直以蘇共改革歷史引以為鑑，上任時就公開表示要避免步其後塵路。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領導的軍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銷陸軍司令部，結果成為他失去蘇軍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推動的軍隊國家化，卻加速了蘇共倒台的進程。因此，習近平汲取這些教訓，不能讓軍改過程出現任何不穩定局面而危及政權，故此改革是極為困難而緩慢的。

解放軍軍改的政治意味

中國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習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綱線上扮演著波拿巴主義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個居住不同階級之上的強有力國家機關，為了維護獨裁政黨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利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改革領導小組，還是外交事務領導小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機制－監控公安、監察與司法系統。

中國年度軍費居於全球第二位，但與第一位的美軍實力相比仍然極大距離。然而，比起十多年前喬治布殊統治的年代，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經大大被削弱，同時沒有任何一個列強填補這個真空。因此，帝國主義的衝突會走向多方向和不穩定的局面。因此，中共軍改是亞太區軍事競賽的標誌，而亞太區軍事競賽則是帝國主義衝突激烈化的標誌。社會主義反對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化和帝國主義衝突，只有反戰運動和社會主義綱領才能停止這個局面。

中國：人為災難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發生山泥傾瀉，導致最少七人死亡，為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結。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灘發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節慶活動中未能維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剛過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陰霾之下慶祝新年來臨。

在六月，“東方之星”客輪受突如其來的風暴所襲，在長江沉沒，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貨倉發生一連串的化學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無家可歸。這些災難都有著相似的特點：重度媒體審查，確保官方報導的版本不受質疑，生還者及災民家屬受到當局壓力，被阻止向媒體喊話或獨立調查。這些公眾安全被忽視的個案都有相同的特點：企業追求利潤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員縱容違法行為。

深圳最近發生的災難使人更關注公共安全的問題，很多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擔憂自己的城市是下一個災場。《英文虎報》在深圳山泥傾斜事件之後報道：“這樣的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對公眾安全及國民對現行體制的信心造成嚴重的後果。”

在邁向二零一六年之際，中國的空氣污染危機亦越發嚴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東部有十個城市，過億居民在紅色污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儘可能留在室內，學校和不少工作場所關門。燒煤和其他化石燃料製造出來的有毒霧霾，每日約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發出紅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黃色提升至橙色，然後提升至紅色，被一些網路評論員諷刺為“顏色革命”。

深圳塌泥災難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規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區工業園的樓房。深圳，這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人的城市，被稱頌為中國經濟奇蹟的起點。換言之，塌泥事件象徵著中國高速崛起成經濟大國的根基是如此不穩的。儘管煤礦災難死亡人數有所減少（這只是由於煤礦業的大幅負增長，危險的小型礦場被關閉），中國在二零一四年依然發生了68,061宗致命工業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時，於美國每日只發生13宗同類事件（美國人口為中國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個大型廢置石礦場被非法用作廢物處理場所，於十個月前因安全考慮而被斥令關閉。在事故發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發出警告，但石礦場依然無視警告，繼續運作，廢物堆積如山，高度相當於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業園區的二十層高大樓。結果這“人造垃圾山”倒下來，工程廢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樓房，包括住宅、工廠、飯堂和三個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過七十人依然失蹤。山泥傾瀉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機拍下來，影片見證民眾為求保命逃離住所，並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離。市政府指事故影響38萬平方米地區，相當於兩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山泥傾瀉在礦業國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發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間，緬甸的兩個玉石礦場意外中，超過一百個工人被活堆。《英國衛報》一個報道指出，每年中國有近4,617 人因山泥傾瀉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發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築廢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則非常少見。“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發生地竟是一線城市的深圳。”《新京報》評論道：“……深圳按理說不在此列，其現代化水平在中國城市中位居前列……”

實際情況是，死難者親屬及其他居民投訴被拒進入災區。部分人指他們了解當地，可幫助搜救行動，但依然被拒諸門外。官方媒體指五千個工人參與搜救和善後工作，但當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制媒體和災民家屬的國安人員和警察，則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還者周素琴（音譯）向香港《南華早報》指：“沒有人關顧我們，更沒有人通知我們救援狀況。（政府人員）只希望把我們隔離，阻止我們在媒體上出現。”

有報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隊負責“照顧”失蹤者家屬的救援隊，每隊有五名中共官員，實際上是阻止媒體接觸他們。這情況與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屬後來投訴指，他們被官方“綁架”，強逼他們接受賠款，並必須終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網上評論員指：“哀悼也是犯罪。”

無視公眾安全

深圳的災難和四個月前天津化學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徵。兩城都是現代化城市，也是政府親資本主義改革的指標城市。兩個案都涉及民居和工業區附近放置危險品的犯罪行為。政府監管不力，地方政府縱容兩個企業（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龍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在牌照過期後繼續儲存危險品。

還有其他因素令這些災難惡化，都是植根於無所不用其極地追求經濟利益的新自由主義。在深圳，不少被破壞的樓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沒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請的消防隊缺乏訓練，加上指示混亂，他們和後來到場的政府消防隊並無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錯誤。

深圳的災難無疑是人為的。中央的研究團隊指這是一場“工業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質災難。深圳益相龍——災區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獲由地區政府聘請的監督機構的停工指示。擔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機的說法早在居民間傳播。他們指直到事故當天，大量的貨車依照如常運送垃圾到場。

《新華社》報道指益相龍在其牌照於年初過期後，繼續運作廢置場長達十個月，並賺取七百五十萬元人民幣。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現已被捕，一名負責管理該區的官員在事故發生後不久自殺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員的刑罰按照中共極權政府的常規劇本進行——更多工作在於重建“秩序”，以給予民眾果斷行動的印象，處理問題根本的措施則欠奉。長久以來，他們重覆使用這些手段來卸除社會對政權的批評，這縱容了更多為求短期利益的地區性犯罪行為。災難後根本沒有真正改變，而下一場災難只是時間的問題。

民主控制企業和工業區

我們不能奢望一個極權政府會保護公共安全，它靠媒體審查、政治打壓和懲罰勇敢說真相的人，躲在高場之後。《社會主義者》要求一個開放獨立查深圳的災難、八月十二日在天津發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為災難。我們要求停止媒體審查和網絡管制，容許真正討論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包括選舉所有政府官員的權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眾監管制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條件。同樣地，需要獨立的工會為工人充權，讓他們在工作場所和社區就公布和處理職安健問題。深圳的災難展示了公有制和民主控制所有企業和工業區的需要，抵抗殺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國經濟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場的一聲巨響中開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後，中國股市混亂和暴跌重演，再次觸發世界各地恐慌性拋售股票、商品和貨幣。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場在首六個交易日下跌了15%，相當於蒸發了一萬億美元的市場總值。全球擔憂中國經濟，令美國市場蒸發了四萬億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場紐約，在今年的第一個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來最差的年初開局。

這是否就已為2016年的世界經濟定調？資本家索羅斯是預測另一場2008年金融危機將會出現的其中一人。

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兩年前中國經濟增長大幅減速，已使那些依賴中國商品貿易的幾個國家深陷危機。最明顯的就是巴西，它正面臨自1930年以來最深遠的衰退。資本家們越來越關注人民幣貶值會否觸發貨幣戰爭，以及其龐大且不斷增加的中國債務。

去年夏天，中國股市下跌了創紀錄的45%。在股市暴跌幾個月前，中共政權還在吹噓股市上漲，並宣佈股市受到控制。但到股市暴跌時，中共卻被外界視為無能為力。他們為了制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拋售的禁令，現在反過來傷到他們了。當禁令限期將屆時，憂心的公司高層不惜一切代價拋售股份，造成了年初開市的跌市浪潮。現時當局已經延長了拋售禁令。如果中國股市再下跌3%，它就會觸及去年八月的最低點。

雖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現實體經濟進程的畫面，且中國的股票市場被廣泛地貶稱為“賭場”（當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這一稱號），但金融恐慌爆發，背後的確是有著真實的問題。世界經濟自2008年深刻的危機以來，只取得的脆弱的“復甦”，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極端的失衡。中國經濟現在是全球最不穩定的中心，正經歷一個比其領導人公開承認的更複雜而急速的經濟衰退。

貨幣戰爭？

中國經濟面臨最直接的風險，是資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幣匯率下跌。隨著經濟的放緩，為了通過不同的外匯機制維持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經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這抵消了北京試圖通過降息降准對市場注入更多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增長的努力－資金的流失與央行的注入速度幾乎一樣快。當局現時進退維谷：貨幣匯率愈下跌愈加速資本外流；然而央行為了勉力支撐人民幣匯價卻不得不以驚人的速度燃燒外匯儲備。

去年八月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已經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幾天內下跌的。許多評論員都相信人民幣將進一步貶值，因為美元匯價持續上升，人民幣現時的水平對美元仍不能持續。中共想要實現逐步貶值，但市場的力量正在破壞這一計劃。全球金融市場越來越擔心中國當局可能會被迫進一步將人民幣貶值，甚至失去對貨幣的控制。

諷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貶值後不久，人民幣獲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方儲備貨幣的地位，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貨幣價值將保持穩定。

北京為了防止人民幣急速下跌，已經花費了大量外匯儲備。十二月出現了最大月度外匯流出紀錄，是過往最高紀錄的兩倍，相當於1300-1400億美元。原因大多是由於央行維護其貨幣，小部分則是由於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資產貶值。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從4萬億美元縮水至3.3萬億美元，接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6萬億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幣的貶值將不免使其他國家跟隨，尤其是亞洲大多數將中國作為其頭號貿易夥伴的經濟體。其貨幣將跟隨貶值以免與中國相比失去競爭力，但是貨幣貶值也將增加還債成本。

債台高築

中共政權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緩解了2008-09年世界經濟危機，被西方經濟學家稱讚，但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產能過剩和債務的快速積累。官方估計去年中國的總債務從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數“新興市場”的負債都相應增加。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聯儲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國、歐盟──實施量化寬鬆政策。這筆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的一部分中，有些變成南韓、印尼和印度等國的債務。據估計，中國、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城市和省份，通過發行債券而承擔了相當國債水平的債務。

當美聯儲於十二月九年來首次上調美國基準利率，意味著全球資本流動會回流美國。這對中美貨幣和債務都有巨大的影響，因此聯儲局沒有一早實施這政策。今次美國的小幅度加息已經造成負面影響。

大宗商品價格暴跌

中國經濟的緩慢增長是大宗商品交易價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銀行監測的46項商品中42項的價格是1980年代初以來的最低水平。即使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石油價格仍持續走低，而上週開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數人預測油價將在2016年持續下跌，摩根士丹利預期會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價已經令很多石油輸出國陷入衰退，從沙特阿拉伯到委內瑞拉都出現政治不穩。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預測中國目前的增長速度為4%左右，而不是習近平說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國政府具影響力的“發展研究中心”主席李偉，在上週末一次演講中表示他認為6.5%難以實現。官方《新華社》的一篇社論警告，2016年將會是“非常困難的一年”，將面對“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華社》援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權威人物警告說，經濟衰退後，“更有可能出現的是L形增長期”，而非“V形”，即沒有真正的復甦。低迷將一直持續且沒有結束的跡象。

習近平的經濟議程

現在中國的債務負擔──尤其是在企業部門和地方政府──幾乎消耗所有在經濟中的新增信貸，只為延續債務。因此，中國正成為一個更大、更不穩定的日本。在這個意義上，現在中國經濟的一大部分已經“殭屍化”，只能產生更多的債務，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這也解釋了為何權貴菁英們何以急急抽走他們的資金。信用評級機構惠譽公佈，中國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資本達到1萬億美元的驚人水平。

習近平正在嘗試通過關閉“殭屍”公司，並進一步削減工人階級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轉型來恢復利潤和“信心”。官方媒體報道，350萬個就業崗位將分別於今年重工業工廠中被裁減。與此同時，中共政權談到建立一個以消費驅動的經濟新增長動力，但主要是基於中產階級上層，而不是讓低工資的群眾維持“消費”。

但是，習近平的轉型議程一直被卡住，因為這些新自由主義的補救措施必然會加劇短期內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令經濟陷入全面衰退。雖然中國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頭皮接受經濟“陣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猶豫不決：不僅因為這條路會導致大規模社會動盪，而且這一過程可能會使政權失去控制。

目前已經有失控的明顯跡象，這是全球市場另外一個嚴重的因素。我們在去年夏季看到了這個仿如鬧劇的錯誤：粗暴的貶值和啞火的貶值政策。而現在我們又看到相同的事情：為了減輕股市波動幅度的“熔斷”機制在實施後短短四天即被放棄。

對於索羅斯關於金融危機在短期內爆發的預言會否實現？雖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過後這風險無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資本家──包括北京獨裁政權──對於資本主義危機都沒有答案。

中國：工人下崗 罷工數字暴升

中國去年工人鬥爭事件的數字急劇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數月間。

全年總共有2,774次罷工或工人抗議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這些數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透過綜合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報道所計算出來的。

抗爭發生最多的行業乃建築業，占了全數的36%。這是有好多計劃被放棄，全國新建造項目下跌了25%。至於製造業則占全體罷工和抗議事件的32%。

明顯地，經濟下滑與工人鬥爭增加的關係無疑非常緊密。“中國勞工通訊”指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幣貶值後所觸發的股災後發生，並延續到了去年的最後一季。”

欠薪問題

大部分的罷工（超過75%）乃關於拖欠工資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關於要求提升工資。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報道：“許多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減薪而引發的。”在2012年當經濟還在興旺的時候，幾乎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這反映了工人抗爭從過去的“進攻性”變得更“防禦性”。

同樣地，大部分的罷工事件發生在眾省中最大經濟體的廣東。在去年886次製造業抗爭事件中，有267件就是發生在廣東省，占了該行業的30%。

廣東也在打壓工人抗議方面手屈全國，四分之一因參與工運被捕的人就是在廣東。總共，中國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運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維穩”之名再一次進行鎮壓，廣東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勞工維權組織的活躍分子。

鋼煤業工作崗位大減

一月份，國務院宣布了一項計劃減少中國的鋼材產能，減幅達1到1.5億噸。政府並沒有公布任何時間表，以防導致社會的嚴重不穩。

研究機構中國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稱，產能的縮減將會減少40萬個工作崗位。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縮減鋼鐵、煤礦、鋁和玻璃生產的計劃將會在未來兩到三年間減少300萬個工作職位。

鋼鐵和其他重工業的工人們已經受到工資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擊。產能過剩令市場充斥商品，導致去年鋼鐵價格下跌了37%。盲目而無計劃的誇張與投機就是罪魁禍首，老闆們撈取所有財富而丟下工人去承受負擔。

報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國會出現一段“不滿之寒冬”，在一段有關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議報導中寫道：“在十二月一個寒冬早上，大約一千名興隆鋼鐵有限公司的員工遊行到了唐山市政府辦公室。數天前，該公司突然宣布將其中一個煤礦關閉。那些工人事前並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並已經七個月沒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經濟步入深遠危機

正當猴年將至，中國正面對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

刊登自《社會主義者》雜誌第36期社論，電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訂購

政府的官方數字顯示2015年的經濟增長為6.9%，與現實有很大距離。即使這數字也代表著25年來最疲弱的增長，但有幾間獨立機構將經濟增長定為3-4%。

經濟陣痛在中國不同地區里程度有所不同，在東北部的工業重鎮接近全面蕭條（負經濟增長），但在最富有的一線城市和一些二線城市，情況則會較好。

北京諮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龍洲經訊）的分析師Ernan Cui表示，煤礦業在過去兩年削減了89萬個崗位。這代表全體煤礦業勞動人口的15%。同時，在鋼鐵業有55萬工人下崗。一月，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關閉4,600個煤礦場。雖然現在有緊急需要轉用潔淨能源，但這些政策完全沒有保證工人的就業，也沒有創造綠色行業的新崗位。需要社會主義計劃──而不是市場混亂──解決這些矛盾。

製造業也處於停滯，這行業的就業人口連續24個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廠東莞的情況映出製造業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東莞市長袁寶成說50家外資企業在2015年從中國撤資。根據《新京報》資料，去年東莞關廠的數目超過4千家，主要是電子製造業。去行業化令相應的店鋪和餐廳也關店，造成數以百萬計人離開城市。據手機供應商的資料顯示，東莞手機用戶人數從2007年的1,200萬下跌至去年的800萬。

罷工浪潮

工人被迫發起抗議和罷工。由於當局愈來愈專制和鎮壓性，工人面對愈加嚴重的懲罰（被毆打、被解僱、被判坐牢）。製造業去年12月的罷工數字創下了紀錄，但這情況不僅發生在這一行業。

最近數月，護士和醫護人員也發起了罷工浪潮，主要是關於不平等的短期合約。在一月，安徽省重慶市和淮北市的護士發起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及平等的僱傭合約。

即使《新華社》也警告，2016年“將會是困難的一年”。在年初中國及全球股災讓我們對這點毫無懸念。繼去年夏季下跌43%後，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國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現急瀉，可見這不單純是中國現像。油價和商品價格下跌、中國經濟引發恐慌、貨幣騷動，以及全球債務上升──這些都是引致金融動盪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開始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而危機並未有得到舒解。

中國債台高築是引起全球資本主義緊張的因素之一。這是一月份舉行的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中，全球菁英討論的焦點。

中國經濟急速放緩，但債務仍在增長──速度比經GDP快三倍！據荷蘭合作銀行的亞太區金融市場研究主管邁克爾．艾弗利（Michael每一個），中國總體債務在2014年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這可把金融體系推到爆破點，迫使政府付出沉重代價來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極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於投資的資金，以及舒緩工人及中產階級經濟陣痛的資金。

政府為了避免金融崩盤，推出了“隱性救市計劃”，由銀行推出借貸來覆蓋負債企業的舊債務。這是降低了信貸的效率──經濟體需要愈來愈多的信貸來達到同樣、甚至更低的增速。而這是中國債務持續上升的原因。

來年中共政權可以是數十年來最喧囂的一年。鎮壓加劇，包括愈來愈頻繁地出現被逮捕、被失蹤、被綁架以及被“認罪”，同時當局用愈來愈嚴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終身監禁的“顛覆國家政權”，這些都是政權準備面對社會和政治緊急狀態的先兆。

短期內這種“震懾效果”可能會成功嚇怕工人階級，而誤以為經濟陣痛只是“暫時”的想法也可能防礙工人投入鬥爭。但隨著經濟問題愈來愈嚴重，我們社會主義者相信，一場波瀾壯闊的群眾鬥爭將會來臨，這是不可以避免的。

經濟危機引發廣東關廠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國經濟放緩引發一系列工業資本利潤下滑甚至出現虧損，令眾多沿海省市出現關廠潮，當中以廣東尤甚。根據不完全統計，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關閉逾五十間廠房，當中不少屬“惡性關廠”，即資方拖欠工人工資並關閉廠房捲款潛逃，造成工人失業之餘還即時面對嚴峻的生活經濟困難。

工廠倒閉 工人維權

去年日本鐘錶企業西鐵城（Citizen）在廣州關閉生產基地，解僱千多位員工，而美國微軟計畫關停諾基亞東莞工廠，準備遷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計畫把工廠遷回日本。優衣庫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團也在東南亞和印度開設新廠，準備陸續撤離中國。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東莞經營多年，全球十大鞋業製造商之一的台資鞋廠興昂鞋業宣布結業關廠，被解僱的工人多達數萬人。東莞台商協會會長翟所領承認，目前東莞仍在正常營運中的台商企業只餘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時期的6000多家減少了20%-30%。

緊隨外資撤走而來的，是大量代加工廠失去訂單出現資金鍊斷裂而關廠。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1-11月工業出口交貨值累計下跌1.6%，其中化學纖維製造業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國採購經理指數（PMI）處於50以下的萎縮水平， 9月PMI終值更是降到47.2，這就是意味著訂單減少，工業產量和價格下降以及加速裁減工人。當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廠關廠後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費。過去車水馬龍的工業園區一片哀鴻，地方政府還故作鎮定輕描淡寫地將之稱為“產業轉型和升級的陣痛”。珠三角地區單單在去年第三季因關廠欠薪而引發工人維權抗爭就多達49宗。惠州丶東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廠的工人因惡性關廠欠薪問題而遊行或堵路抗爭，甚至有工人頓失經濟來源而集體跳樓，而在清遠更發生武警武力鎮壓遊行工人的情況，數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爭運動中有超過160宗遭到暴力鎮壓。

維權志願組織成眼中釘

中共政權一時之間無法挽回製造業頹勢，更惶論起死回生。面對山雨欲來的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的工人維權運動，只能拿起鎮壓大棒。除了用暴力機器直接到工廠或街頭鎮壓工人外，政權當局還針對協助工人維權的非政府組織(NGO)和維權律師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廣東當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舉搜捕四個當地工人NGO的主要負責人和職員甚至志願者，指控其聚眾擾亂社會秩序和收受境外資金等罪名。一直以來中國內地幾無任何獨立工會組織，只有對政權俯首聽命的全國總工會，但於工人抗爭維權的運動中全國總工會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對立面，協助資方和政權分化瓦解工人運動。相對而言，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了組織工人力量和協助維權的角色，幫助工人追討欠薪或在工運中支持工人的訴求等等。但同時，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經濟訴求（當然經濟訴求也很重要），但沒有把鬥爭連結到挑戰作為一個剝削制度的資本主義，也不會有意識將各工作場所的鬥爭連結起來。雖然如此，政權還是視NGO為“社會不穩定因素”，在經濟危機的陰霾下欲除之而後快。

但正如我們過去的文章指出，這些機構對政權而言同樣是某種疏導工人不滿的安全閥，現時習近平用國安系統對NGO和維權律師痛下殺手實際上是病急亂投醫，堵上安全閥或許能換來一時三刻的清靜，但長遠而言卻是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發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聲稱要準備面對“最困難的2016年”，或許他們自己也已經嗅出空氣中的火藥味，或許他們已經隱約聽到了喪鐘，無論如何，過去數十年鎮壓勞動群眾的總帳也差不多該清算了。中國工人隨著從鬥爭中累積的經驗，獨立工會組織的意識開始萌芽，也愈來愈有組織力，鬥爭手段愈見高明。工人需要聯結整個城市乃至全國的獨立工會，由下而上民主織起來，將民主權利與經濟訴求連結為一。中共的鎮壓愈暴烈，連倡議“勞資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時，愈來愈多工人會認清敵人的全部不在於個別的老闆和政府官員，而是整個獨裁資本主義制度，而革命鬥爭是唯一出路。

反對延遲退休和降低社會保險費率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推遲退休年齡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這是習近平和中國資產階級對普通勞動者展開的另一輪新自由主義攻勢，其目的在於減輕官僚政府和私有企業的負擔，以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水平為代價，來挽救已經陷入泥沼的經濟。要想打敗資產階級的進攻，工人們必須組織戰鬥性的獨立工會，要求政府建立全民養老保障，保證每個工人在退休後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為此必須向擁有數十萬億資產的中國富豪們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公營。

對工人的再次掠奪

“改革開放”後，中共官僚與新興資產階級合謀瓜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社會財富，但卻不再承擔工人的養老開支，轉而建立養老保險制度——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養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來承擔。隨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勞動年齡人口增速下降，養老基金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根據社科院發佈的《中國養老金髮展報告2015》，目前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空賬額已高達3.5萬億元人民幣。中共政府推出延遲退休政策，只不過是通過掠奪新一代工人來解決他們自己製造的問題。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初，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可見習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義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已表示，具體執行方案將於2017年推出，而且養老金最低繳費年限也會延長。

中共官僚聲稱延遲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們沒有說也不敢說的是，各國工人已經為此進行了多次鬥爭。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學生為主的350萬法國人舉行了罷工罷課遊行，反對薩科奇政府的延遲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國200萬公營部門工作人員舉行24小時總罷工，反對包括延遲退休在內的養老金改革計劃。此後英國消防員和醫生又分別為此進行了罷工。2013年9月，波蘭團結工會、工會聯盟和工會論壇組織了超過10萬人的抗議遊行，反對勞動法改革和推遲退休年齡。2014年11月，11萬比利時工人和學生走上布魯塞爾街頭，抗議政府提高退休年齡。延遲退休政策同樣激起了中國工人的強烈不滿，只有團結抗爭才能抵擋新自由主義的攻勢。

資本家榨取工人的未來

今年1月9日，《中國經營報》報道稱，在基礎養老保險基金實現全國統籌之後，人社部將下調養老保險費率。中共政府不斷鼓吹“為企業減負”，實際是將這些負擔轉嫁給普通工人。他們和資本家不僅要搾取工人的現在，還要搾取他們的未來。同時我們應注意到中國仍有大量工人無法獲得養老保障——許多企業為降低成本，沒有依法為工人繳納社保。根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報告》，到2014年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率只有16.7%。同一份報告也指出，中國超過50歲的“高齡農民工”多達4658萬人。這些人因為沒有養老保險，年老後無人贍養，因此不得不繼續工作。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的“關廠潮”中，工人的處境日益艱難。因此在2013-2015年間，中國爆發了以廣東工人為主的追討社保和其他歷史欠賬的鬥爭潮，其中包括2014年東莞裕元鞋廠的四萬人大罷工。

向富人征重稅 建立全民養老保障

社科院發佈的2016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財富。去年胡潤研究院發佈的一份報告則顯示，資產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上的中國富豪們的總資產高達31萬億元人民幣。2014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達到3800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基本養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創造了巨額財富供資本家享受，自己卻要忍受貧困的退休生活！解決養老金問題所應採取的方法不是強迫工人延遲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稅，乃至將大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給工人民主管理，從而使每個退休者都能過著體面的生活。此外，戶籍制度應該取消，以免因為不同省份令領取的退休金額不平等。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工人們必須組織起獨立的、戰鬥性的工會，同中共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同盟展開鬥爭。

樓繼偉公開打壓工人的綱領

在3月7日的答記者會上，財政部長樓繼偉公開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綱領：對企業減負、減負再減負；對工人加壓、加壓再加壓；公眾應該對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兩點已經實施或者準備實施，最後一點更多是官方套話，無法讓人們了解中國經濟的真實現狀。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對“西方價值”，但現在打壓工人的政策都是從西方新自由主義政府抄襲過來的，包括德國默克爾、英國卡梅倫以及法國奧朗德，還有歐盟/ 國際貨幣基金會對希臘強加的政策，足見其虛偽。

“改革開放”後，工人待遇大幅削減，同時大量農民進入私人企業，形成新一代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出賣的廉價勞動力是近四十年來中國經濟騰飛的支柱。2003-2009年間，僅中國私人企業利用低工資和超時勞動攫取的額外利潤就高達4.1萬億元人民幣。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國公有和私有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不足GDP的20%。上億貧窮的底層工人與上千萬下崗工人對專制政府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構成了巨大威脅，僭取了工人國家遺產並轉向資本主義方面的中共官僚當然明白這一點。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許讓步，更何況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區並未得到完全實施。所謂保護工人的法律，如馬克思所說，只不過是為了“節制資本無限度地榨取勞動力的渴望。即使撇開一天比一天更帶威脅性地高漲著的工人運動不說，也有必要對工廠勞動強制地進行限制……同樣是盲目的掠奪欲，在後一種情況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種情況下使國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殘”。一些資產階級學者聲稱《勞動合同法》實施過早，那是因為他們不明白長期高強度剝削帶來的危險沒有給中共留下多少猶豫時間。

低工資與它所造成的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對海外市場的高度依賴。2008年經濟危機後，出口萎縮造成中國經濟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費能力的國內市場上投入大量資金進一步加重了問題的嚴重性，而樓繼偉及其背後的資本家集團卻將其歸咎於“工資增長過快”——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房地產市場帶動物價上漲造成的——儘管上漲的工資根本不足以彌補工人此前被奪去的勞動成果，也不足以實現擴大內需的目標。

樓繼偉還將中國缺乏技術工人歸咎於“工人流動性過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護而獨立的工人組織難以形成的情況下，“換工作”是工人逃避資本剝削的一種消極方式。而缺乏技術工人則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此前能夠依靠廉價勞動力（官方稱為人口紅利）賺取巨額利潤，也就無心投入資金和時間培養技術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職業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經費、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等都遠低於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社會輿論將職業教育與低收入工作聯繫起來——中國的職業教育在事實上也淪為低收入工人的輸送渠道——從而為資本剝削提供藉口，導致工人污名化。當中國製造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時，政府一開始幻想自己喊出一聲口號，一支成熟的技術工人隊伍就會迅速出現；當他們發現自己完全是空想時，就反過來責怪工人流動性過高導致企業不願進行職業培訓。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類重大工程項目投入5萬億資金，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小之又小，卻進一步推升總體負債率（2015年初時已超過300%）。在廣大底層勞動群眾工資收入低、消費能力不足的情況，依靠供給側改革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也難以成功。所謂“供給側改革”也不過是另一個從新自由主義“英雄”里根和柴契爾戴卓爾借用過來的概念。政府通過增加債務和打壓工人來避免經濟徹底崩潰，只會讓經濟如日本一樣陷入長期停滯。今天中共高層提供的選擇沒有一個是出路，這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內無法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有民主公營的社會主義才能將中國帶出困境。

中共政權加劇性別歧視

就在去年的三八婦女節，“谷歌”（Google）將其網站標誌轉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職業上的成就；而中國的“百度”將其標誌改為一個在音樂首飾箱裡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寶丶鮮花；“優酷”的一群女性設計師設計了一幅名為“女性可以選擇自己想成為的她”的插畫，但被公司高層拿下，最後出台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這激起了網上非常多的爭議，指百度和優酷反映了中國這樣父權的社會將女性標籤。

就在去年三八婦女節前夕，五名女權分子被捕及羈留一個月。其中數名女性由於其行為藝術而為人知曉，她們一向以行為藝術引起公眾對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騷擾等議題，計劃在婦女節當日發起行動。她們起初被起訴“尋釁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獄五年監禁。雖然她們最後被釋放，但仍受到當局監視。這是習近平統治下的大規模國家鎮壓行動。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過往嚴重，亞洲區尤其如是。中國女性平均工資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資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韓，女性工資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勞動市場，但高級職位依然由男性擔任。女性在企業擔任管理層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韓，這個數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職場歧視

對比二十年前，性別不平等在中國變得更嚴重。一份調查指出，超過七成中國女性表示因為她的性別而受到歧視。

去年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男性畢業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機會得到工作面試機會。在眾多工作招聘會中，女性應試者經常會被問到“你會不會申請產假”丶“你結婚了沒”丶“有沒有打算結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沒有計劃生小孩？（現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會被問到會不會計劃生第二胎）

中國法定產假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員工提供這項保障，於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從工作和家庭之間二選一。如果女性想將更多時間花在她的事業上，就必須得放棄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業不會讓她有晉升的機會。

2009年一項調查發現，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簽署工作合約時規定在工作期間不能結婚或懷孕；超過兩成女員工在懷孕期間被扣減薪金；超過一成因為生育而被辭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機構都在入職條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為入職條件之一，這導致很多女大學畢業生花錢做整容手術，而這給美容產業的大企業帶來數以百億的利潤。在北京，超過八成的整容手術顧容是中學生。

資本主義令女性權利倒退

在中國革命期間，即使革命被官僚階層所扭曲，但女性的權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資差距縮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制度丶將離婚程序變得更容易。資本主義復僻引致女性經濟和社會地位受到打擊。而現在，中共的獨裁政權已再無法隱藏於“社會主義”和“人人平等”的口號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權的傳統“儒家”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

中國女性被傳統的教育去告訴她們需要文靜丶服從丶有禮丶友善，找個好男人然後結婚丶生子，擁有一個美好家庭，她們被告知這樣才是一個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進取”丶不要太有主見。

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認同傳統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內”，這對比2000年分別上升了七點七及四點四個百分比。顯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識的宣傳。

日益加強的貧富差距

中國的極端貧窮丶微薄工資令農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導致很多“留守兒童”的出現。超過六千萬兒童被遺留在農村地區，他們幾乎沒有和父母會面的機會。

在階級社會，嚴重的貧富差距加上性別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業丶遺產權等都沒有平等的機會。因此呈現了一個現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會寧可嫁給一個有錢的男人丶或被包養，這樣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擁有”很多女人，但貧困的男性則無法找到伴侶，同時面對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業學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個男性在金錢上無法負擔與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與幾位男性朋友“夾錢”，“分享”一名女性——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評，認為反映了社會視女性純粹為滿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維穩

婚姻也被中國政府用作為維持社會穩定及阻止群眾上街威脅政權的工具：年輕人在很早的時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創造“沒有女人願意嫁沒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勵年輕人在畢業後便努力工作，賺錢買房，然後娶一個女人回家組織家庭。女性被醫生建議她們若果不在三十歲前生育，她們就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資本主義核心家庭概念將男性定義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女性即是依賴丈夫的妻子，這種想法被政權用作為社會控制的手段，以防止罷工或社會反抗，因為男性需要考慮家庭的負擔。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過往經已回落，但這是由於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會上重男輕女所導致的選擇性流產或墮胎。這悲劇深深反映了中國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作為女性很難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規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權利有第二名小孩，單身的女性並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權利！換言之，“改革”不會認可單身女性，只會認可有夫之婦。

中國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約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這加上公共庇護所的缺乏，導致女性在面對家暴時的無能為力，因為她們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數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侶暴力對待，而這是被遠遠低估的數字。中國也沒有婚內強姦的法律。一些由中國政府資助的機構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課程，向婦女灌輸“如何做一個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處理家庭問題的諮詢，但實際上教導女性當她們遇到家暴時，不需舉報或報警，而是需要學習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為，因為“他打你是他愛妳的表現”。這種洗腦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對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約一年前，女權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議，令政府少有地讓步。這表明女性不願意接受專制資本主義的珈鎖，準備起來反抗。多不論是近年的群眾抗爭丶大型罷工中，我們都見到女性的身影，並站在最前線。女性的權利與男性工人階級的權利共同一致，要真正達致女性的解放，未來的女性運動需要與整體工人階級的鬥爭聯合起來，推翻現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

礦工上街抗爭　撼動中共政權

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數千名礦工的罷工持續至第六日，要求“共產黨還我們錢”。

正值中共在北京舉行人大會議之際，礦工的抗爭行動撼動了政權。在人大會議的其中一個討論重點，就是國營企業將會大幅裁員500-600萬個多餘職位，相當於全部國企職位的1/6。黑龍江省工人深受關廠與裁員問題所苦，當地的礦工罷工對裁員計劃作出了勇敢且鏗鏘有力的回應。

自3月9日禮拜三，雙鴨山市的礦工開始上街。龍煤集團是黑龍江暨整個東北地區最大的國營礦業公司，旗下有40多個礦區，其中10個位於雙鴨山市。去年9月，龍煤集團宣布裁員10萬人，占總員工的40%。該公司自2014年以降總共積欠了8億人民幣的工資。在黑龍江的不同城市，龍煤的員工先前已發動過數次討工資的抗爭行動。換言之，雙鴨山市的罷工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雙鴨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積欠工資）問題已經非常普遍了。”黑龍江的一位維權人士向《美國之音》表示。

在中國，工人並沒有自己的工會。唯一合法的工會組織是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往往總是站在管理層那邊對抗工人。在今次龍煤事件中，中華全國總工會消失無蹤，完全沒有支援抗議的工人。

省長發言激怒工人

陸昊在人大的發言成為罷工的導火線。在3月6日一場電視轉播的會議上，黑龍江省長陸昊聲稱，龍煤沒有欠薪，並稱讚該公司為國有企業重組的成功案例。他還提到龍煤每年的人事費用是100億人民幣，相當於省政府總預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龍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負擔。“（井下職工）沒有減一分收入。”陸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騰。

在龍煤經營三個礦場的雙鴨市東榮區，示威首先爆發，後來快速擴展至全雙鴨山市。根據當地消息，雙鴨山市10個礦井裡的8個都只有間竭運作，礦工被拖欠數個月的薪資。井下職工以前能賺到6000人民幣月薪，但現在大多只能賺到一半——如果有發薪的話。地面工人的月薪則被刪減到僅僅800人民幣。

礦工及其家屬遊行到雙鴨山礦務局，手持寫著“我們要活著，我們要吃飯”的橫幅，並且斥責陸昊省長是個騙子。到了禮拜五，多達一萬人參與雙鴨山市的示威，封鎖了該市的聯外鐵路幹線：“數以千計的人都在抗議……警察開始把人帶走。”一名目擊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們在討回自己的錢，卻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訴《紐約時報》：“難道要討回自己的工資是違法的嗎？”《法新社》報導，抗議現場一名老婦向政府官員求情：“我給你跪了，我的家人沒東西吃了。”

微博流傳的一張橫幅標語寫著“共產黨還我們錢！”這印證了這個一黨專政政權最深的恐懼：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會將矛頭指向政權，而不只是地方老闆。

國家鎮壓

工人堅決的行動迫使陸昊省長發布聲明，承認他先前的資訊有誤。陸昊表示會對龍煤的企業重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說政府不能永遠扶持該公司，言論前後矛盾。至於對欠薪問題，他並沒有提供具體承諾。陸昊未提及他讓步是因為工人上街。由於當局害怕雙鴨山市的工人會啟發更多人上街，中國的媒體當然沒有報導抗議事件。儘管媒體封鎖消息，事件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仍登上熱門話題之首。

與此同時，從網上流傳的影片可見，省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強硬驅趕示威者。雙鴨市政府在官方網站的聲明警告，雙鴨山政府會堅決打擊“堵塞鐵路、破壞生產、串聯、挑事”。可見，中共政權是多麼害怕工人的罷工和“串聯行動”。

如同《法新社》在報導中：“黑龍江的情況反映了中國官方所面對的兩難，他們說他們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經濟體，同時又試圖避免政治動盪。”香港《南華早報》形容雙鴨市罷工為“在國家進行經濟重組底下將會再次發生的場景”。

政府計劃要在未來2至3年讓煤礦減產5億噸、鋼材減產1.5億噸，伴隨著的是這兩個產業180萬個職位的消失。媒體大幅報道“殭屍企業”以及需要處理中國產能過剩問題。然而，產能過剩的問題畢竟不能歸咎於工人階級：他們薪水太低了，無法負擔更多消費。

習近平：“面向市場”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鋼業榮景中，大批資本家與貪官透過這些部門投機發財，但無計劃與投機性的產業擴張，留下了產能過剩的問題，2012年至今，煤價已經下跌超過50%。據報導，去年中國有90%的煤礦都有虧損，導致龍煤等公司債台高築。但為此付出代價的卻是工人，而不是投機客。

中國經濟迫切需要升級，改用對氣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擺脫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擴大對綠色替代能源的投資。

中共專制政權所服務的，是在過去30年的資本主義復僻中令自己致富的億萬富翁們的利益，如今它卻要我們相信，大規模關廠與消滅“殭屍企業”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禮拜一的人大會議上，習近平談到龍煤必須“面向市場”時表明了他的態度。該公司的網站也引用了這番言論。

社會主義的立場是，工人不應為此危機付出代價。就在去年11月，龍煤在雞西市的一個礦坑發生地底火災，奪走21名礦工的性命。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中國煤礦工為了造就“經濟神話”而作出了千千萬萬的犧牲。中國煤礦業的安全紀錄是全球最差的。

社會主義者主張，轉型至替代能源的過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須透過由雇員及工人社區民主計劃與管理大企業、銀行及天然資源。只要在新領域創造大量工作職位，就可確保轉型過程中保障工作職位與薪酬水平。新領域包括太陽能、風力與波浪發電，以及綠能科技、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還有（以兼顧環境與社會考量為原則的）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嶄新路線等等。城市發展和建設的路線要徹底改變，應該以環境和社會需要為基礎。

救市不救人

過去一年，中共政權持續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注超過1兆人民幣，以避免金融投機客與銀行遭逢更巨大的損失。但是在面對黑龍江的礦工時，中共官方卻說政府“沒有錢”。

雙鴨山市的罷工對中國的現況而言是一個重大徵兆。工人抗爭數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勞資衝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繳民生必要開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關。

根據《中國勞工通訊》所述，中國去年有2,774次罷工，乃2014年之兩倍。然而，《中國勞工通訊》的罷工數據只列入有被社群媒體報導以及極少數有被官媒報導的罷工——據信中國罷工事件的實際數字可能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龍江在內，整個東北已成為不久以前的大規模工運重新上演的舞台。在2002年，成千上萬來自煤礦業、石油業與金屬產業的工人上街抗議裁員，甚至暫時成立了一個獨立的工會。那場運動遭到中共殘暴地鎮壓，工人領袖則被監禁。當時，中共政權在前總理朱鎔基領導下，對國企進行大規模瘦身與私有化。1997至2002年間，一場受到全球資本家歡迎、並被中國現任的領導者們視為典範的改革，造成了大約4,000萬名國企員工失業。

現在，習近平政府正在準備新一波對“殭屍企業”的瘦身與裁員，他們說這場改革會很“漸進”，並且強調不會造成朱鎔基當時那麼大規模的失業。在人大會議中，政府開出1,000億人民幣的“專項獎補基金”支票，用以補償予被裁減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員規模、以及裁員對黑龍江與東北等區域造成的毀滅性衝擊相比，這些基金形同杯水車薪。

東北地區已經成了一座火藥庫。失業率與犯罪率都在飆升。有些城市因為年輕人外移尋找工作的關係而面臨人口衰竭。對聚首人大的中共領導人而言，雙鴨山市的罷工無疑是一記警鐘。那些怒吼聲警告著：不只是在國企改革災情嚴重的東北地區，各地的工人階級都會奮起對抗嚴峻的撙節。由於貧富差距跟90年代後半期相比已經進一步擴張，而全球經濟也不再為經濟提供新市場與成長來源，反抗的情緒可望比90年代當時更加堅定。2002年群眾抗爭時，在中國粗略實現過的獨立工會運動，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復甦，並發展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

中國兩會：大規模裁員與失敗的經濟改革

從北京兩會中得到什麼的結論？

文森：兩會只是一個傳聲筒，所有決定都是中共高層預先鋪排好的。最近幾年，兩會因為成為全球富豪的俱樂部已引起注意。今年就有超過100名億萬富豪的代表出席。有報導指，在人大會議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總資產是1,840億美元，是美國最富有的10位國會議員的財產的100倍。

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利用今年的兩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訊息——中國經濟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樣差。可是現實上，中國經濟氣氛可謂極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資本家都非常擔憂。很多中國的地區都是面對嚴重的壓力，經濟陷入困境，而對於如何執行北京制訂的政策，大家都一籌莫展。中共最近進一步收緊媒體的控制，封鎖經濟的壞消息。這是另一個嚴重的警號。

仁：從兩會可見，中國政府面對目前的經濟危機，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對工人階級的打擊將會到來。政府在宣布裁減500萬至600萬國企職位。在全國人大上，政府承諾會為下崗工人發放1,000億人民幣的“安置基金”。但當地政府頻臨破產邊緣時，這筆基金對於緩衝受影響的工人和地區來說，也只是杯水車薪。在受影響工業里，工人連薪金也被拖欠，誰能保證這筆“安置基金”能到他們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國會議上表現團結，不要想爭議曝露於公眾面前。但自財政部部長樓繼偉的發言在坊間廣坊流傳，他大力打擊《勞動合同法》，指這法律對工人“過度保護”，令資本家身負重擔。樓繼偉是資本家的代言人，統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義的一翼。這堆人將中國經濟危機歸咎於“工資上漲太急速”。事實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價格不斷上升，工資上升的速度只是僅僅能追上。樓繼偉的言論與整體趨勢符合：中國將會發生大幅裁員、工作崗位被削減、工資被降低，工人權利被打擊。

在全國人大會議上，我們聽到李克強等高官指出，中國並沒有 “硬著陸”的出現，你們有什麼看法？

文森：中共已進入損害控制模式。習近平、李克強、中央銀行行長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國經濟，以挽回社會信心。在上海G20財政部長會議里，中共官員很明顯這樣做，所以在兩會裡這些言論得以延續。

中共在年初時面對歷來最惡劣的股災後，現在嘗試收復失地。中國政府於兩會注資支撐股巿，以免新一輪的波動會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國股巿仍是自希臘之後第二表現差的。還有其他幾個更嚴重的問題。資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為擔憂。根據《彭博行業研究》的報告指，2015年已經有1兆美元從中國逃去，可見資本家對中國經濟信心崩潰，企圖在其他地方尋找價值。

王林宇：中共政權正在嘗試隱瞞經濟問題的整個畫面，他們利用堂皇的計划去抑制著危機的氛圍。舉例來說，兩會上他們確認住房去庫存（全中國數千萬間）為2016年優先的任務。第三四線城巿是房產爆破最嚴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決方法是，將移民工遷入這些城巿，以去庫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這方法是徒勞無功，因為隨著經濟放緩，移民工的工資也會不斷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經遷出城巿，因為當地已經沒有工作機會了。

資本家和前房地產大亨任志強可能反而更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毀賣不出的房屋。事實上在部分城巿這情況已在發生。可見政府的改革計劃充滿內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購買力，因此產能過剩問題不能解決，也不能將中國推向內銷經濟。相反，政府維持增加債務以防止經濟爆破，但這只會令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就像日本一樣。

左仁：從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災，已可見政府全無能力駕馭經濟。他們嘗試利用刺激措施──注入信貸和貨幣寬鬆措施──以避免硬著陸。這令中國更可能步入日本經濟危機的後塵：高債務、增長緩慢、沒有利潤的殭屍企、民眾因不想花費而令購買力下降。但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下，這種經濟危機會帶來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嚴重的社會後果，可以造成革命動盪的局勢。

政府正計劃在鋼鐵和煤礦業等重工業進行大規模裁員。短期內會有何影響？工人又會作出什麼反應？

左仁：近兩年，工人抗爭的數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罷工的數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兩倍。差不多九成的抗爭都是與欠薪、欠交社保有關。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減500-600萬工人的話，失業率攀升會引發社會動盪，因為中共並沒有資源為大量失業人士創造新職位。

然而，就在全國人大期間，黑龍江省有超過一萬名礦工及其家屬上街抗議。超過8萬名工人半年沒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鎮壓。有工人手持“共產黨還我們錢”的橫額上街，可見工人意識正在提高，並不像以往純痙炊願霰鵠習寤虻胤焦僭保�而是愈缽您情侐针毒壋簷E醒胝�府。震N�矿工来最妭凐最大的国俞咉冶I�煤矿覝煨限公吮MＵ夤�笋x諫夏晷�布裁��10萬個礦工職位，礦工們過去數月一直持續抗爭。

文森： 現時全國國有企業雇員總數為3,700萬。中共宣布未來兩三年內，國企將會裁減5-6百萬人，占整體的15%。大斧已經率先向著鋼鐵業和煤礦業揮下去，社會保障部長尹蔚民直指這兩個行業準備削減180萬個職位，此外裁員的行業包括玻璃製造業、水泥和造船業。

為了防止社會動盪不穩，政府想間斷地裁員和關廠，“循序漸進”地將產能過剩的企業合併。但這場在雙鴨山市發生的礦工抗爭，顯示出礦產和鋼鐵業等重工業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對欠薪。

黑龍江省長陸昊在兩會上公然撒謊，指工人“沒有減一分收入”，招致礦工抗議，迫使他承認欠薪的事實。這場抗爭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會議悉心營造出的夢幻世界。

資本家們現在越來越擔心習近平所承諾的改革會暫緩甚至倒退。這個擔心合理嗎？如果是的話，又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左仁： 是的，所謂的改革已經暫緩了，其實這結果幾乎是必然的。中共現在根本承受不了進一步的經濟放緩，因為這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動盪。他們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長目標，應該會不大可能達到。但他們被迫走回舊路，注入信貸來刺激經濟，讓企業可以新貸抵舊債。這做法會使債務繼續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經債台高築的國企。因此，中共正面臨兩難局面，經濟改革的加速會增加硬著陸的風險。所以他們現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為營，以防觸發連鎖效應，導致企業和金融的崩潰。

王林宇：簡單來說，政府繼續試圖推動改革來克服現在的困局，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會隨著狀況（包括生產過度和經濟疲弱的問題）而改變。他們仍舊使用“穩定增長、深化改革”的口號，但兩者卻越來越矛盾。中共政權內出現了分歧，有些人認為改革能夠跨過這些困難，但也有人認為現在的困局其實是源自於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資本家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麼，在中國經濟如是，在世界經濟也如是。從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之立場來看，他們需要習近平推行結構性改革，以解決中國的金融和債務危機，而這個危機一旦爆發亦會對全球資本主義帶來災難。但有時候這“藥方”可能比原本的“病”還令人難受。將大量“殭屍企業”關閉，隨時會觸發中國的經濟的衰退或硬著陸。

我們經已看到了中國放緩對國際所帶來的震盪，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國出現衰退的話，那影響會怎麼樣。官方宣稱中國經濟增長為近7%，但已經將其經濟危機輸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現過“經濟奇蹟”的非洲國家。

我不認為中共政權有什麼大計劃，他們只是見步行步，幾乎隔一個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變，來試圖應對各個相互矛盾的壓力。中共正在借來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的政策，推動“供給側改革”──增加企業稅務優惠、為國有產業引入私人資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過是將舊有的改革承諾從新包裝。北京想藉此來說服資本家們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改革將會貫徹始終。

中國的媒體審查與打壓正在加劇嗎？

左仁： 沒錯，去年七月的時候，政府進行了一次有計劃的全國打壓，將超過300名維權律師拘捕。另外，中共將鎮壓“全球化”，將身處海外的異見人士拘捕。他們在香港和泰國綁架了銅鑼灣書店的店員，並迫使他們在電視上認罪。中共亦將被捕的異見人士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比起他們過去使用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更為嚴重，最高可能會判處無期徒刑。

文森： 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進入了空前的專制控制。在兩會之前，習近平巡視了國營媒體的辦公室，並向他們訓示要“愛党姓黨”。現在連經濟新聞和資料都需要經過北京的嚴密審查，而結果只會令更少人會相信官方數據。因此，過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業雜誌《財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議官方審查，表達對政府限制經濟報導的不滿。經濟新聞過去算是個“安全區”，相對能夠容納較開放的辯論和異見，因為如果連這個都封鎖的話，中共將會犯下更嚴重的錯誤。

習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強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進行的高級別清黨，對律師與NGO的打壓，顯示對政局不穩的畏懼。來年將會舉行中共十九大，而各個派別經已為政治分贓作出準備，習近平當然希望鞏固自己的支持來避免敵對派別的反撲。

中共為什麼要加大鎮壓？

王：      因為中正面對著急速的經濟下滑，而工人罷工和抗議事件的數字則不斷攀升。今天中國社會有很強烈的仇富情緒。中共需要增加打壓來防止工人和群眾組織起獨立勢力。政治上來說，這個政權十分不穩，內部嚴重分裂。當統治菁英公開分裂的話，群眾就會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習近平也透過鎮壓來將軍權、警權和監控部門權力集於一身。他要加強對這些黨國機器的控制。另外，中共在煽動民族主義來轉移民眾的不滿，他們指控那些維權律師和NGO為“西方勢力”，企圖在對抗西方國家的名義下讓人民“團結”起來。

文森： 打壓加劇的主因是國家內出現潛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對群眾抗爭爆發的畏懼。政權害怕一旦一塊細小的磚石掉下來，整座高牆就會倒塌。整個社會的各階層都充滿了壓力，甚至包括菁英階層之中，這些壓力隨時會失控爆炸。當然，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鎮壓，未來的社會爆炸的威力則越大。與中共的經濟政策一樣，其政治路線只會使到及後的問題更嚴重。但對於他們來說，危機晚來要比早來好。

訪問山東工人：經濟危機中的中國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作為全球資本主義鏈條中的中國亦不能倖免，各類社會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統集團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化解危機，但仍不能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工人階級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階級鬥爭水平逐步提高。在這此背景下中國勞工論壇採訪了居住在山東省中部城市的一個工人P先生。

訪問員：余夏（中國勞工論壇）
受訪者：P先生（山東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統工作的工人，他用親身體驗講述了他所經歷的經濟危機以及當地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裡，您感覺到經濟強勁還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麼樣？

P先生：我們這裡是內陸，經濟整體水平比不上膠東沿海地區，而且早就開始衰敗。第一，給我感覺最明顯的是爛尾樓開始多了，很多住宅項目停工，形成爛尾；第二，失業率上升，下崗失業的人越來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資水平在不斷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於三千元；第四，通貨膨脹嚴重，價格飛漲。我們這裡芹菜，小油菜的價格大約八元每公斤，西紅柿的價格大約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豬肉價格超過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約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發布消息要削減鋼鐵煤炭等產業的產能，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數以百萬計的的工人失業，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擔心失業，或者未來工作不穩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業在裁員，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沒有著落。
余夏：年輕人就業情況怎麼樣？在傳統製造業衰退的情況下，服務業是否給年輕人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P先生：沒有社會背景家庭的孩子就業非常困難，而且即使就業工資水平也很低。我有一個工友，他的兒子07年大學畢業，找到了一份化工廠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麼生活？住房、結婚都沒有著落，普通人孩子大學畢業大多這樣。

服務業為年輕人提供就業機會？年輕人只能去一些飯店打工，月薪一兩千元，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僅如此，拖欠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

余夏：中國的整體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年內增長很快，但通貨膨脹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價格不斷上漲，對於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資是否可以維持一個相對良好的生活嗎？

P先生：不能。剛才我講過工資是增長了，但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對於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資尚能維持溫飽。這不是因為我在經濟效益相對好的企業工作，而是我趕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這個原因，我才避免成為房奴，生活才相對好一些，其他買房還貸款的工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只能勉強維持生活。

余夏：中國工人不斷抗爭，2015年在建築業和製造業的工人有很多罷工行動。你身邊的工友是否有人討論這些事件？你認為未來是否會有更多的更多的罷工嗎？

P先生：我去我們這邊的煤礦，也下過礦井。礦井裡的工作條件非常惡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個人，就這樣井下作業工人月薪也僅僅四千元。如果煤礦被關閉，工人失去飯碗，罷工是肯定的。不僅如此，前些年我們這邊的牽引電機廠、水泵廠等企業裁員，下崗工人就上街抗議遊行，很多工友議論這些事情。我想隨著工業企業不斷倒閉，工人逐漸失去工作，罷工、抗議等抗爭會越來越多。

中國：記者賈葭被捕　傳媒氣候暗無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歲的自由撰稿人賈葭登上北京飛往香港的航班時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們相信他的失蹤和被拘留同一份流傳在社交媒體上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有關。一封署名為“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公開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於《參與網》發表。發表日期同中共召開“兩會”的敏感時期相吻合。

中共政權正正經歷空前的經濟困境，準備裁減數百萬國有企業工人，同時繼續對異見進行打擊──無論是現實存在的，還是他們想像出來的。習近平向官媒發出“姓黨丶愛黨丶護黨丶為黨”的指示，連中共內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滿。由於經濟正在脫離正確軌道，中共黨國機器內部的緊張氣氛日益增長。比起經濟事務，當前的最高領導層似乎更加擅長將鎮壓不斷升級。

菁英階層抗議審查

地產大亨任志強的微博擁有三千七百萬粉絲，在他發帖批評習近平打壓媒體後其微博被封鎖。任志強是中共黨員和北京市政協委員，他因暗示需要一點點媒體獨立，而被當局指控“鼓吹推牆”和“主張推翻黨領導”。

作為中共新自由主義派別代言人的《財新網》，在採訪廣東全國政協委員蔣洪時也陷入了新聞審查的麻煩。蔣洪委員抱怨道，即使在政權內部，言論空間都已被掐死。蔣洪向《財新網》記者說道，“某些事件”給兩會頭上陰影，令與會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講些話”。但是採訪稿件被打為“非法”，被審查人員移除，引發了《財新網》編輯人員罕見的抗議。

“伴隨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數，中共高層的鬥爭正在加劇。習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進入領導位置，以鞏固他的控制。中國勞工論壇的文森特·科洛解釋道：“我們正在看到統治菁英分裂的跡象，而且在下一階段分裂會加劇。無論習近平採取什麽樣的措施都於事無補。”

習近平發動了近幾十年來最風雷厲行的反腐運動，藉此成功的鞏固了他的權力。但經濟不斷惡化，無疑會鼓勵他的敵對派系給他製造阻力。當局計劃將“殭屍企業”關閉，將涉及六百萬人失業，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變得更為尖銳。

一系列的失蹤事件

在官媒《無界傳媒》重新刊登一封呼籲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後，賈葭試圖提醒該報擔任編輯的前同事。及後賈就被捕。這封匿名的公開信批評習近平處理經濟的能力和方式，並指出越來越多的黨內派系反對他收緊黨內言論，並指責習近平縱容“個人崇拜”和搞“一言黨”。

賈葭的律師燕薪告訴《路透社》記者：“賈葭已經告訴我他同那封信沒有任何聯繫”。最初的報道稱《無界傳媒》的網站遭到黑客入侵，儘管後來又否認。

據賈的朋友表示，賈葭的妻子稱周二晚間（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機場打電話說他要飛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飛機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賈葭的律師發表一份聲明，確認三月十五日賈葭在北京國際機場被北京市公安局帶走。

賈葭有可能同那封公開信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當局試圖從他身上獲得更多的資料，例如誰涉及那封信件。這樣的話，當局很可能會進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國國安機關再次鎮壓異見者的新案例。在過去的六個月裡，習近平的鎮壓範圍超出了中國的管轄權而波及到國外，甚至波及到外國公民。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領導人私生活書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蹤。他們居於香港，其中兩人擁有外國國籍。不久，他們在電視畫面前“認罪”。強迫受害者認罪是當局日趨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國法律規定警方在執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屬，除非案件涉及國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並沒有按照法律規定執行，國家公權力濫用每天都發生在中國。

賈葭被拘留事件是習近平專制統治陰霾下的新篇章。這些反民主的舉措，是為了讓習近平消除一切阻礙他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量，讓工人階級失業和降薪，承擔經濟危機及中共盲目親資政策的後果。但是，習近平政權的所作所為，來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會引發大規模的社會和政治動盪。

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工人抗爭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國豐鋼鐵公司通知其客戶自3月29日起該公司北生產區全面停產。與此同時，該公司單方面宣布解除與四千名工人的勞動合同，一年工齡補償一個月工資。

資方突然宣布解除勞動合同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自4月5日起數千工人聚集連續三天在該公司辦公樓前抗議裁員計劃，當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線禁止工人進入公司的辦公區域，工人數度堵塞交通表達對資方和警方的憤怒。至今為止工人們的訴求仍然沒有結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區開始實施一項消減1,500萬噸鋼鐵產能的計劃，這將導致數萬鋼鐵工人失業。隨著大規模的工人失業，原有的企業拖欠工人工資、欠交養老保險等矛盾隨之爆發，該地區的階級鬥爭水平將進一步提高。

中國經濟渡過了最壞時期了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認為，中共當局“正在進入危險區”。他向《南華早報》表示，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顯示出（中共）軟弱與焦慮的跡象”。我們認為這觀點是正確的。黑龍江煤礦工人罷工像一道閃電劃破全國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機正在來臨，這成為習近平上台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習近平並不像媒體所講一般是穩如泰山的“強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戰。經濟危機進一步加劇了中共高層的緊張局勢， 並削弱了習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網站上， 曾短暫地出現一封要求習近平下台的公開信，署名為“忠實的中國共產黨員”；隨後中共展開瘋狂的逮捕和鎮壓。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習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將會替換政治局七個現任常委中的五個，屆時黨內權鬥很可能會浮現出來。

無可避免的衰退

儘管四月份的經濟數據沒有那麼糟糕，而且政府合力發放好消息，宣揚首季6.7%的經濟增長是“好開始”，但是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經濟數據是歷來最不可信賴的。這不完全是中國的問題，而反映出全球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死胡同，經受著其歷史上最嚴重的潛在危機。只是因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國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鈔，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機引發1930年代那樣的大蕭條。但是，大蕭條的噩夢還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間，全球債務增加了57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倍。這是一個中國自身問題的一個倒映。而隨著全球增長速度降低到零，債務水平會繼續上升。

信貸膨脹創下紀錄

中共當局無法擺脫它自己製造的經濟困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中國必須進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彈一樣的產業重組，否則龐大的債務不可避免會引爆金融危機。正如我們在本期雜誌中解釋道，人們還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的出路。但是，這個替代方案是無法為中共當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於增加債務，從而避免GDP驟跌。這不過是為未來製造更大的問題。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維森將政府的政策比喻為“抽吸鴉片以看起來健康”。今年首季銀行擴張了4.61萬億人民幣信貸， 超過了2009年首季時政府刺激方案的4.58萬億。

“北京當局正在以出賣靈魂的方式爭取時間，令危險與月具增。”英國《每日郵報》的國際商業版編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寫道：“連中國也不能在金融危機中免疫，即便銀行系統是共產黨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認為，中國最終會陷入經濟停滯，像日本一樣感染慢性病毒。就算這樣想也還是太樂觀了。”

香港：北京的計時炸彈

中國的經濟動盪會對香港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令政治意識改變的速度進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圖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聲音將反抗力量團結起來。

梁振英時代對於統治階級來說是一場大災難，北京當局可能決定讓他在2017年下台。雨傘運動由於欠缺領導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實現變革。這場鬥爭的經驗令人沮喪，但同時群眾還是對政府懷有強烈敵意。

梁振英“勝利”後，動搖了從前相對穩固的泛民建制兩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選的親中共集團更難統治香港。港獨思想（不只是“本土主義”）不再被邊緣化，而變成北京的定時炸彈。

為了應對新的挑戰，並滿足建立強而有力的社會主義替代的迫切需求，我們改變了《社會主義者》雜誌的格式，為增加投稿人和擴大議題提供空間，也反映了我們組織在過去一年中的發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數增加。不要袖手旁觀了！

減薪裁員不會擴大需求，經濟陷於兩難

3月10日，武漢鋼鐵集團公司董事長在人民網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這家成立於1958年的國有控股企業將裁員4-5萬人，相當於現有人數的一半。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武鋼集團已經辭退了大量勞務派遣工。武鋼工人的悲劇只是中國目前所處的困境的一個縮影。據路透社報道，中共政府準備在未來兩三年內裁減約600萬國企員工，這些人集中於煤炭、鋼鐵、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一向被視為“重中之重”的維穩需要，說明中共官僚對於目前的經濟狀況遠不如他們公開表示的那麼樂觀。

經濟困局

“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政府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增長。2013年的一篇研究報告指出，在1981-1989年間，固定資本形成對GDP增長的作用為11.7%，而在接下來的10年裡，這個數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在GDP比重則從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許多國家都經歷勞動力收入份額的減少，但沒有那個地方像中國下降的幅度那麼大。”消費不足的問題在2008年經濟危機後更加嚴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國內市場上推出大規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經濟的立即崩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了GDP的比例也從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這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但是因為世界經濟遲遲無法復甦，由此產生的債務和產能過剩問題也越來越沉重地壓在中國——尤其是中國工人——身上。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的數據顯示，其會員企業在去年虧損了645.35億元人民幣，虧損企業占總數的一半。而煤炭行業的虧損面則高達95%，90家大型煤炭企業的利潤較2014年下降了91%。為了應付日漸臨界點的經濟緊張局勢，中共官僚試圖將危機轉嫁給基層工人。儘管他們宣布會撥款1000億用來安置煤炭和鋼鐵行業的下崗工人，但是在腐敗的政治環境下，工人所能獲得的實際補償只會少之又少。

供給側改革

通過刺激傳統行業——也就是官方所說的“擴大總需求”——來挽救經濟已經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方案，意即將經濟增長動力轉向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了給這個方案提供依據，他們甚至無視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事實，自欺欺人地聲稱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觀察者網，2016年3月）。與官方宣傳相反，凱度（Kantar）消費者指數表明，今年年初中國50大零售商的銷售額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則指出，“富裕的中產家庭從高檔產品轉向更平價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減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這些都說明問題不在於“落後的社會生產”，而在於被持續惡化的經濟狀況進一步削弱了的底層群眾乃至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很明顯，疲軟的國內市場無法支撐起大到足夠挽救中國經濟和中共政府的新興產業，更何況樓繼偉在3月7日的講話表明工資的增長速度將會受到限制——此前廣東省已經率先宣布將最低工資標準凍結兩年。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會使新興產業淪為房地產和股票那樣的金融投機場所，加劇經濟泡沫化，而無助於解決工人群眾越來越困難的處境。

金融資本

儘管受到壞賬的拖累，2015年中國金融業經濟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業之首。根據美國《財富》雜誌於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名單，全球利潤最高的10家企業中有4家來自中國，分別是工商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同時工商銀行的利潤也是這500家企業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單中有12家來自中國，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業銀行。另外，入圍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名單的41家銀行的利潤占500家企業總利潤的67.62%——從中人們可以看出中國服務業發展的真相。隨著負債率的飆升，全國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機構不斷從本就虛弱的實體經濟中抽取大量資金，並通過正規和非正規（例如影子銀行）渠道進行瘋狂投機。據估計，在2015年股災前，各銀行投入股市的資金總量高達4萬億；銀行將巨額超發貨幣通過貸款投入房地產市場，引發一線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在政府支持下興起的P2P金融工具淪為龐式騙局，僅e租寶非法集資案就涉及500億元人民幣。泛濫的金融投機在幫助中共政府營造了經濟依然繁榮的假象，但這種情況在不斷增大的經濟壓力下無法持續很久——無論從其自身來說，還是從對實體經濟利潤的榨取來說，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體經濟的崩潰時刻的到來。

什麼是“供給側經濟學”？

政府用“供給經濟學”的口號將經濟改革重新包裝。此一口號的靈感來自於19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她在美國的識形態盟友里根。

私有化、減少政府管制、增加失業、替大企業減稅，都是西方供給側經濟學的特色。中國的領導班子可能不會照抄所有政策細節。撒切爾與里根打擊並箝制工會，但這項工作在中國早已完成了，獨立的民主工會在中國早已被禁止。

撒切爾與里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視為不妥協、不退縮的“改革者”。財政部經濟學家賈康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評論（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觀點：“撒切爾和里根獲得好很高的評價，因為事實證明，他們在極大的壓力下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中共政權以“傳播西方價值”為由大量逮捕異議者，這在去年特別嚴重。然而，北京財政部那些撒切爾主義、里根主義的經濟學家，才是“西方價值”的最大粉絲。在撒切爾與里根的故鄉，他們反而因為造成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惡。

各地滿目瘡痍

在1980、90年代期間，西方國家諸多地區受到供給側經濟所摧殘，重工業大規模倒閉，至今仍深受其後續效應所影響。“甚至連已開發國家，也很難在20、30年前因礦業與製造業倒閉而大量失業的地方，增加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倫敦國王學院的東亞經濟專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說道。

如同工國委（CWI）支持者與《社會主義者》雜誌所警告過，習近平與中共領導層的走資改革政策是一條通往災難之路。如果完全實施這些政策，帶來的可能是一場經濟蕭條與硬著陸。

“毒學校”災難遍怖全國

據央視報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國語學校搬入新址後，該校大量學生出現不良反應。經過體檢，641名學生中有493人被發現患有皮炎丶濕疹丶支氣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檢驗發現該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嚴重超標，而且建設學校時也使用了受到嚴重污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廠工作的工人稱，這些有毒物質很可能是來自化工廠搬遷時掩埋的廢物。隨後不久江蘇海安也曝出類似的“毒學校”事件。家長的抗議和公眾的關注迫使中共政府展開新一輪全國土壤污染調查，而上次的調查已是在5年前——調查報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評論人士認為此次調查報告永遠不會公布，因為它很可能引發大範圍恐慌。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清理這樣的有毒土地要耗費7萬億元人民幣。2008年危機以來，中共政府實施了規模數萬億的刺激方案，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但是“向錢看”的官僚們並不願意將這些資金用來保護人民的健康。

由於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污染問題的加重，公眾日益關注環境問題。自2012年以來，環保抗議數量激增。政府一直聲稱環境治理已經取得進步，但重大污染事件層出不窮，同時要求改善環境的群眾抗議大多受到嚴厲鎮壓。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區數千名居民在區政府外抗議，反對在本區建設PX化工廠。有報道稱，當時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議者。社會主義者支持反污染的群眾運動，但是我們也認為目前要求轉移污染企業的鄰避運動不足以真正解決環境問題。這一點在常州“毒學校”事件中已經很明顯。《金融時報》亦指出，儘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氣質量有所改善，但污染正在中西部轉移。社會主義者支持災區居民丶化工廠工人以及相關人士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真相丶懲罰相關企業及地方政府，賠償予受災居民及其家屬。我們支持實行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綠色生產，才能消滅為追逐利潤而帶來的瘋狂污染。這必須以民主計劃經濟的制度來實現。

悼念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七周年，我們在此悼念當年在北京被殘殺的工人及學生。1989年是中國瀕臨革命的一年，與今天中國的局勢仍有重大關聯。

習近平正嚴厲打壓國內反對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間（無論是真實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綁架。打壓加劇與習近平的“供給側改革”政策有著密切關係，政府將會嚴重打擊工人的工資和崗位，並使高達六百萬國企工人下崗，因此搜捕工運分子和罷工組織者。

從八九運動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只有革命鬥爭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許多今天的民運領袖卻無視這個結論，寧願寄望能從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漸進的改革”。在香港，這條“改革”路線在過去三十年中屢試屢敗。而若果這個策略在“特別”歷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夠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國實現呢？

面對學生和工人空前規模的示威，鄧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選擇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軍嗜血成性，殘殺了過千民眾，實際死傷數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稱有241人死亡，而當中只有36個是學生。這個數字明顯被當局嚴重低估以掩蓋真相。中國紅十字會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後來撤回了有關消息。而在六四後，全國各地有數以萬計的民眾被逮捕、數以百計的人被處死。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洛德稱，鄧小平利用大規模的國家恐怖來向全世界“表明立場”。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眾民主集會已經過了高潮，並且開始消退。發起運動的學生們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讓運動再往前走。新的群體，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學生和城市青年越來越成為了運動的主要參與者。在5月學生發起絕食抗議之後，運動變得更無產階級。尤其是在政權於5月20日宣布戒嚴之後，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則成為了一股重要力量。

當時全國的群眾運動仍在凝聚動力，鄧小平及中共強硬派決定強硬鎮壓，以向各省群眾製造震懾效應。當時中國有過百城市發生群眾抗議。甚至在六四之後，運動依然在許多城市持續，並發起遊行示威、堵塞鐵路、號召總罷工。有一點非常重要：當時的運動是一場發展中的革命，而並非像香港泛民領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聽人民聲音”。

在這場革命運動期間，民眾擺脫了對專制政府的恐懼，並感到自己有能力透過集體行動帶來改變。另一方面，政權內部亦嚴重分裂，瀕臨崩潰。鄧小平後來決定採取最激烈的鎮壓，目的之一是向黨內的敵對派別發出警告。

群眾想要一個新政權，結束獨裁制度、結束腐敗，並取替那些“只讓一小撮人富起來”的親資本主義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運動卻缺乏一個關鍵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綱領，以及一個由工人社會主義政黨形成的領導層來引領鬥爭前進。

群眾運動的命運可以說是總圍繞著一條重要問題：下一步該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純粹地占領廣場並不足夠。這個問題將會決定舊勢力會否被推翻，並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舊勢力能夠捲土重來，並摧毀運動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國勞工論壇2009年出版的《天安門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書中，我們解釋道：

“當時的狀況，是需要召開一個真正的人民革命會議，由全民自由選舉代表，並開放讓所有政黨參與。”

這項工作應該連結到去號召發動總罷工、動員已經開始自我組織的工人階級，並組織人民自衛委員會來爭取基層軍警倒戈，以及保衛民眾和新生的獨立組織。當時的軍隊已經嚴重分裂，因此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實現工人對工廠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並需要真正民主的社會計劃來解決官僚制度管理不當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並防止像鄧小平改革那樣的資本主義復辟。

八九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民眾未了解當時必然是一場殊死鬥爭，只有中共卻知道這一點。若要民眾完全觸摸到鬥爭的局勢，則必須要有一個具組織性的力量──革命政黨。無論民眾的自發性如何重要，單靠自發還是不足夠的。

鄧小平政權正正得益於學生領袖的猶疑──學生要避免運動“過火”，並認為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開明派官僚施壓。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訪問中表示對鄧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開槍殺死20萬學生來換取中國免於一百年的亂世，那就去做吧。”國家恐怖可以維穩，中共官方輿論現今重覆著這一荒謬理論，以阻嚇欲求改變制度的群眾。

李光耀的言論可能有點過於率直，但當1989後的中國走資本主義的局面明朗後，世界大部分的資本主義政府都收斂了對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後，歐美一度向中國實施制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個跨國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以享受其親商政策以及無工會保障的低廉勞動力。

今天的中國與1989年時一樣，都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危機。習近平政權內部亦出現分裂。《人民日報》5月9日的社論更突顯了政權內部就經濟政策的分歧，當中的“權威人士”（可能是習近平自己）警告中國未來的經濟趨勢很可能會是“L”形的。這個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繼續依賴借貸來推動增長，將會“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在外界對於中共經濟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際，此篇社論猶如重磅炸彈。

北京當局現在陷入惡性循環，一方面要製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產和商品市場）來減輕因舊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壓力。但同時間，現在又有越來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產上街抗議政府政策。工人罷工的數字在過去十二個月間大幅增加了超過一倍。

中國群眾鬥爭正再萌芽，我們必須學習歷史上的重要教訓，尤其是功虧一簣的八九革命。為了重建鬥爭，我們必須汲取教訓，並確保工人階級下次能夠得到正確的綱領與組織。

限制境外NGO　中共收緊社會控制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獲得通過，將於2017年1月1日正式實施。該法禁止外國NGO在華從事或者資助政治活動，旨在打擊人權及宗教等組織——此前已有瑞典人權活動人士彼得·達林因被控“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驅逐。根據該法，警察有權搜查外國NGO的住所和活動場所；詢問相關單位和個人；查閱和沒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場所丶設施及財物。根據以往經驗可知，中共政府一貫對包括勞工維權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內的反對力量冠以“危害國家安全”或“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因此該法聲稱是為了“保護境外非政府組織的合法權益”，實則是為了更加便利地打擊反對力量，無異於中共政府試圖在香港通過的廿三條法案。有報道稱，該部法律將迫使大量境外NGO撤離中國。

目前已有國際人權組織呼籲中共政府撤銷該部法律，但顯然是徒勞。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統治基礎被削弱，習近平政府擔心活躍的民間力量將鼓勵群眾採取更多的反抗行動，因而竭力收緊社會控制。在效仿俄羅斯立法限制外國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經開始鎮壓包括勞工維權組織在內的國內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飛洋丶朱小梅丶何曉波在內的多名勞工維權人士被捕，並遭到官方媒體的惡意誹謗。儘管NGO的鬥爭手法並不能帶來重大的改變，而僅僅資產階級民主權利也不能夠使勞動群眾獲得真正的公平正義。但我們支持一切的結社權，才能讓勞動者有更大的組織空間。我們主張群眾組織的活動資金應由工人會議民主分配。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依靠工人群眾的團結鬥爭，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以及資本主義制度。

一帶一路——中華帝國主義的崛起

根據《環球時報》於5月12日的的消息，發改委可能將於本月13日後從《境外投資項目核准和備案管理辦法》中刪除“投資額20億美元以上敏感項目需國務院核准”這一條規定。根據同一篇報道，中國公司今年已經在全球達成了1108億美元的收購協議，超過去年全年的規模。在經濟危機中上台習近平竭力推動過剩產能和過剩資本的外輸。儘管官方一直聲稱此舉將促進全球經濟的繁榮，但從中得利的不過是中共政府以及順從它的各國資產階級。面對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企圖，全世界工人階級只有團結反抗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擺脫貧窮和戰爭的威脅。

從“韜光養晦”到“海外擴張”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的出口市場被削弱，而被長久壓抑的國內消費能力無力滿足龐大資本的逐利需要。習近平政府曾試圖通過提高工人收入來擴大內需，但這已經遭到資產階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對。此時經濟增長放緩並非因為投資不足，而是資產階級找不到可以獲利的投資領域——當然，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不會願意用這些資金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水平。但是急於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以避免經濟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政治動盪。這無異於抱薪救火，令資本過剩問題更加嚴重，並使之轉化為過剩產能丶巨額債務以及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泡沫。“宏觀調控神話”已經逐漸破滅。更重要的是，隨著政府應對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場小規模震盪都可能引發經濟全面崩潰，進而威脅中共政府的統治。習近平接手中共政權後立即提出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大規模海外投資方案，其目的就是開拓海外市場以輸出過剩的產能和資本。正如19世紀英國帝國主義狂熱分子塞西爾·羅德斯所說：“帝國主義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這也是轉向資本主義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從的歷史規律，無論它用怎樣巧妙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目的。

鐵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聞網》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資丶經營，就不可能避開中國修的公路丶電站和會展中心”。這番論述如實反映了中國政府的海外基建規模及其影響，其中鐵路建設值得特別關注。2014年7月，習近平在訪問拉美時表示，中國丶巴西和秘魯將修建連接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兩洋鐵路”，從而將“一帶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區。該鐵路總長約5000公里，其中3000公里屬於新建線路，項目預算高達600億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國公司修建的東非鐵路全長2700公里，造價250億美元。建成後，該鐵路將連接沿海和內陸地區，成為非洲的“經濟大動脈”。這些項目大多從中國（政策銀行丶部分商業銀行和私募基金）獲取貸款，修建鐵路並出口相關的設備和技術也為中國公司提供了大筆利潤，但中國政府努力推動鐵路外交的目的顯然不止於此。列寧在20世紀初時曾指出，資本主義將修建鐵路同整個生產資料私有制聯繫起來，並把這種建築事業變成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僱傭工人進行壓迫的工具。儘管現代高速公路的發展已經使鐵路在國內和國際貿易中不那麽重要，但在中亞丶東南亞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對落後地區，中國資本仍在沿著新建鐵路擴展自己的“新領土”。《亞洲財經》於去年的一篇報道中指出：“中國在承建鐵路的同時，將獲取鐵路沿線周邊的土地開發丶資源勘探丶港口建設等高附加值的業務。”更重要的是，包括鐵路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將便利中國資本家在這裡開辦工廠丶採掘礦石丶運送大宗貨物，而且他們將憑藉中國政府的影響力而獲得當地政府的優惠政策。同時建設本身也帶動了中國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進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全球金融網絡

據《財新網》報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發房地產貸款高達2200億元人民幣，推動房價飆升。大量資金短期內在房地產和股市之間遊走，一次次導致市場泡沫的產生和破滅，說明受過剩產能拖累的中國已經缺乏現實的投資領域。標普分析師預計，隨著經濟增速放緩，2016年中國大型銀行的平均資產回報率將下跌至0.6%-0.8%。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壞賬率已經上升到11年來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銀行的不良撥備覆蓋率（衡量銀行財務風險的指標）逼近警戒線——此前標普和穆迪已經下調了四家銀行的評級展望。隨著更多的不良貸款浮出水面，銀行業的違約風險將會更加明顯。對於重病纏身的中國經濟來說，債務違約很可能是引發全面崩潰的導火索。因此金融資本與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資場所以抵消不良貸款的風險。包括“一帶一路”在內的大規模海外投資計劃就是他們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國商業銀行平均淨利潤增長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僅增長了0.5%——但是它們的境外機構卻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長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銀行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的18個國家設立了123個分支機構——此前它已經通過控股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滲透入20個非洲國家。憑藉不斷增加的海外分支機構，工商銀行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2208億美元，超過了亞投行的初始資金。此外有報道稱，該行在拉美發放的貸款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銀行和美洲開發銀行的總和。工商銀行的擴張行動只是中國過剩資本湧向全球市場的一個縮影。金融資本積極向外發放貸款並涉足當地資本市場，不僅幫助中國企業從海外攫取利潤和股權，而且利用湧向世界的資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幣網絡。相比於基礎建設，金融集團以及國際化的人民幣更能保證中共以隱蔽的方式對當地資產階級政府施加長期的影響和控制。

中國秩序

在危機中啟航的中華帝國主義正在向美日歐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索取與自己經濟規模相當的海外勢力範圍。儘管英國等歐洲國家表示願意同中國合作——由於它們相對較弱的經濟實力和對美國的失望與敵意——但逐漸激化的南海問題說明中共政府的擴張計劃必然會加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撓，中共政府未來所面臨的更大的問題可能是“新領地”的社會局勢。2008年經濟危機後，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發了此起彼伏的反資本主義群眾鬥爭和政壇動盪。這些都威脅到中國企業在當地的運作。2015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上台後，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計劃曾一度被擱置;本月巴西親華總統羅塞夫遭到彈劾，據估計中國的投資計劃很可能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隨著經濟日益受到中國控制，群眾怒火不可避免地會直接指向與本國政府相勾結的中國資產階級——正如將大規模投資的經濟模式帶向世界，中共政府也會試圖在勢力範圍內削弱他所厭惡的福利制度和資產階級民主，以建立起本國那樣反工人的專制統治。2015年發表的《中國的軍事戰略》白皮書首次向軍隊提出了“維護海外利益”的任務，表明習近平正在試圖採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證擴張計劃的順利實施。儘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軍隊，但是它會採取間接的方式壓制反資本主義群眾運動，例如操縱當地政府或者進行經濟威脅。中國的擴張並非如一些民族主義者所說，能夠使世界人民擺脫美國帝國主義的掌控。相反，這只不過是一個偽善的後進帝國主義國家的崛起。

烏坎2.0：抗議再在農村爆發

廣東省烏坎又一次成為世界焦點。將近五年前，這個村子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制統治，並似乎從中國當局那裡贏得了些許讓步。在本文撰稿之時，烏坎已經再次爆發抗議。雖然結局如何還是言之尚早，但我們仍能從本次和上次的鬥爭中學到重要的經驗教訓——為了在中國組織成功的群眾鬥爭，我們需要加以討論和運用這些經驗。

6月17日當局展開鎮壓，烏坎村村民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陸豐市當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間逮捕了72歲的民選村委主任林祖戀。在逮捕過程中，他68歲的妻子楊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現在林祖戀面臨受賄罪指控，但當地村民斥之為謊言。一名微博用戶質疑，為什麼官方派出強大警力去逮捕一個“70多歲的老人”？

林祖戀被捕後，三千多名村民舉行了示威抗議。當局加緊鎮壓，在村內形成國家緊急狀態，使用無人機監視村內局勢，逮捕其他被懷疑為“團伙頭目”的人，林祖戀的孫子林立義亦被補，烏坎隨之而來爆發了更多的遊行。中共官員指責《蘋果日報》等境外媒體煽動抗議。國家宣傳機關一貫用“境外干涉”的說辭來搪塞“群體性事件”，而不願承認抗議者有合理訴求——反對鎮壓構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員和地產開發商之間的權錢交易。

據媒體揭露，有學生被迫簽字指證林祖戀貪污受賄。學校甚至延長上課時間來阻止學生參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記者被命令離開烏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戀家人聘用的兩名律師則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與他聯絡。其中一名律師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嚇電話。

電視認罪 

被捕兩天后，林祖戀在電視上“承認”自己收取賄賂。他這樣做可能是為了換取釋放孫子。習近平當局強迫“電視認罪”的，誣陷批評政權的人，包括人權律師和被綁架的香港書商。但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烏坎村民告訴《悉尼先驅晨報》：“我們一點也不相信，電視上的東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視頻中，林祖戀語速緩慢，似乎是在背誦台詞，而且他說的是普通話而不是當地方言。在林祖戀“認罪”後，又有一千多名村民舉著為他喊冤的橫額幅街頭。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莊數不勝數，烏坎只是其中之一。據估計，中國每年新增失地農民多達400萬名。從1990年代以來被賣給開發商的耕地總面積相當於英國大小，這讓大量官員暴發成百萬富翁。為了阻止不正當的土地交易，烏坎居民在2011年時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通過村理事會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直到當年12月，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雙方的對峙才宣告結束。當時中共省級領導越過當地官員，親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讓步。

這個協議被譽為突破，並作為“烏坎模式”廣為人知——它表明衝突能夠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當時社會主義行動警告說，儘管烏坎運動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是這樣的結果不應被過度解讀。《金融時報》就是後者的典型。作為一份全球資本主義的報紙，它在頭條中宣稱：“烏坎為中國提供了民主典範”。

2011年協議達成後不久，我們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實上，官方的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烏坎抗爭及其教訓》，中國勞工論壇，2012年2月26日]

假讓步

作為2011年協議的一個註腳，我們應當注意到，當時參與談判的高級官員朱明國已經因為收取1.4億元賄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領導、廣東前省長汪洋——與烏坎事件的解決有著最密切關係的人——後來升任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但是汪洋“溫和”的親改革路線沒有成為整個中共政權的前進方向，相反，它已經在中國的政壇中消失了。

2012年3月，烏坎獲准進行選舉，但是這些選舉並非像媒體報道的那樣“自由”。村民普遍抱怨，當局為了阻止更加“激進”的人競選職務，遂派出警察威脅恐嚇核心活動者。同時腐敗土地交易的實際問題未能解決，而且現在已經引發了新一輪示威。

在林祖戀和其他抗議領導人被選入村委會之後，上級政府更是雙管齊下，一邊迫害烏坎運動中最激進的鬥爭者，另一邊在財政和行政上封殺民選領導人，使他們沒有可能解決土地問題。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隱藏從非法土地交易中獲得的好處），同時還要抹黑烏坎村的“民主”實驗。最終結果就是，在抗議結束將近五年後，烏坎鬥爭的訴求沒有得到一點滿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為瓦解群眾抗議而作出的承諾時，一名村民說：“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林祖戀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員，卻因為支持抗議而正在遭受地方當局的嚴厲迫害，可謂相當諷刺。自2011年同當局達成協議以來，林祖戀一直是中共最忠實的辯護者。他勸說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進行抗議。他也強調，烏坎是一個個案，不是其他地區所能效仿的典範。烏坎運動中想要重啟群眾鬥爭的人對他做出批評，導致原來的抗議領導層發生數次分裂。這也被陸豐當局利用，迫使烏坎就範。

看來林祖戀的耐心最終還是耗盡了。就在被捕前幾天，他在社交媒體上呼籲召開群眾大會，討論重啟抗議的事情。這才是他被捕的真實原因。有傳聞說，在林祖戀和其他村領導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敗的土地交易發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戀及其支持者採取行動。

“共產黨萬歲？”

烏坎和整個中國能從這段經驗中吸取很多教訓。很明顯，許多勇敢的抗議者，尤其是老一輩，希望中共國家領導人介入事件，調查並懲罰陸豐官員的強盜行為。有些人將此作為示威的訴求。不管是2011年還是現在，都有人喊出“共產黨萬歲”的口號。這口號有很多含義，有些抗議者以為向黨表示忠心可以減少鎮壓的危險，但這沒能起作用。從一些報道中我們看到，即便只是把它當成一種策略，也不是所有參加鬥爭的烏坎村民都同意這種做法。一些村民的見解更有眼光，正如《經濟學人》引述一名居民：“我們有一個黑政府，全都是腐敗。他們不能再用‘烏坎模式’來欺騙我們。我們要拿回土地。”

沒有跡象表明國家領導人會出手解救烏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主要是利用民粹主義，用作黨內權鬥，而非真正根除貪腐，而且在這個官僚權力不受制約、資本投機猖獗的制度下，貪腐是不可能被消滅的。習近平決不想讓人們覺得像烏坎那樣的有組織的群眾行動可以迫使政府改變政策。

根據美國網站“中國數字時代”的披露，國家宣傳機關已經發動了全面封鎖，要求新聞媒體“刪除關於抗議的報道、照片和視頻”。與此同時在海外宣傳方面，狂熱的《環球時報》英文版警告說：“如果全國各地的矛盾都用烏坎村民的激進方式表達的話，中國基層看到的將是一片混亂和騷動。”

自從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的國家政策向著更具壓迫性的方向偏轉。習近平治下的一個特徵就是，連體制內的“溫和”聲音——包括NGO活動者和律師——也在被逮捕並被迫承認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戀就是其中之一。在擔心嚴重危機和群眾騷亂將臨的情況下，加緊鎮壓是獨裁政權本能的防禦反應。

建立獨立基層組織

烏坎以及其他農村鬥爭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眾組織、在各個鬥爭社區間建立聯繫（有些只相隔幾公里）並聯繫至正在形成的工人運動。儘管在任何鬥爭中，談判乃至暫定的協議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錯誤在於解散了獨立的村理事會，而沒有把它當作群眾的發聲平台加以保持和壯大。

根據協議參加選舉沒有問題，只要村民明白這些選舉對於變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即便只是爭取些許改革也必須依靠獨立的基層組織和持續的群眾動員。在官方村委會爭取議席，本可以作為外加的“合法”平台在鬥爭中發揮作用。

人們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動性，以及它同腐敗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勾結，也需要建立有組織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烏坎所遭受的鎮壓和中共想要扼殺“民主實驗明”的企圖會讓越來越多的人看清現實。

烏坎抗爭與農民運動

2012年烏坎村爆發抗爭時，村民一度果敢驅逐了當地政府。但當局為了避免選舉和民選村委會失控，事先將烏坎的最高權力交給了更容易操縱的黨總支部，並任命林祖戀為總支部書記。隨後，林祖戀和其他6名經過當局挑選的溫和派領袖被選入村委會。可惜，由於鬥爭沒有走得更徹底，土地遲遲未能收回。發覺自己被欺騙的村民開始向村委會施壓——這是導致林祖戀最後轉變方向的重要原因。

據《新京報》報道，民選領導人在當選一年後已經不敢召集村民大會，擔心村民在大會上提出激進訴求。有些村民甚至開始懷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會。在這種情況下，依靠群眾支持而獲得權力的領袖們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分裂。為了保證相比之下更加溫和的林祖戀能夠順利連任，從而阻止民選村委會從“防火牆”變成“縱火者”，當局在2014年選舉前夕以受賄罪為由逮捕了試圖爭奪村主任職位的楊色茂和洪銳潮。林祖戀被捕後不久，《環球時報》——更多像是譏諷當初主張和平路線的烏坎領袖——說道：“財產權的糾紛僅靠選舉顯然解決不了”。當然，想要奪回被盜賣的土地就必須將“未完成的革命”進行到底，利用爭取到的民主權利向中共獨裁政權發起不妥協的鬥爭！

被奪走的土地

與其他爆發鬥爭的村莊相同，烏坎事件也起因於被政府官員和資本家聯手侵占的土地。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經過短暫繁榮的小農經濟走向衰落。在這10年裡，農業收入從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興盛的小規模鄉鎮企業也逐漸萎縮。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年輕農民不得不進入城市謀求生路。2014年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農民工數量約為農村戶籍人口的30%。同時據估計，到今年農業勞動力中50歲以上所占比例將超過50%。生產方式倒退和青年勞動力外流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在烏坎的例子中，村集體幾乎淪為薛昌和陳舜意的私有財產；戲劇性地，返鄉青年成了鬥爭的發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時期，底層農民正是通過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集體組織——儘管是官僚化的——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狀況。而現在，這些去組織化的農民，面對急於從土地中攫取財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資產階級（例如金融機構、地產商和工廠主）和新興農村權貴組成的聯盟，很難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學者指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崩潰已經使土地從“農民集體所有”在事實上轉變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結的勢力）所有”。這解釋了為什麼農地和宅基地會不斷受到強征、強拆、侵占和盜賣的威脅。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中國共有失地農民1.12億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沒有得到任何補償。世界銀行官員英卓華指出，在1990-2010年間，中國農村土地的徵用價格比市場價格低2萬億元人民幣。更嚴重的是，有中共官員估計，官僚與資產階級的剝削聯盟自“改革”以來利用徵地從農村榨取資金多達15萬億元人民幣，但是給農民的補償不到5%。

在如果說徵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還只是蠶食土地的話，正在進行的土地私有化將把整個農村社會置於統治集團的刀俎之下——大地產的形成會大規模壓縮農業勞動人口並導致大量小農破產。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沒有社會保障的無產化農民最終將淪為城市貧民。正是憚於由此產生的社會危機，習近平政府不敢貿然推進私有化。但是只有學習烏坎的經驗，建立獨立的、民主的農村群眾組織，並且聯繫各地農民鬥爭，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才能徹底扭轉土地私有化的趨勢。

徹底完成革命

時至今日，第一次烏坎事件後選出的村主任和兩名副主任（楊色茂和洪銳潮）已經全遭鎮壓，委員莊烈宏於2014年逃往美國尋求政治庇護，說明妥協立場無法對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發猛烈的高壓政策。烏坎內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為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習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這個方向前進，其結果只會是底層農民遭受更殘酷的剝削。

農民中間有著複雜的利益階層。這種分化在毛澤東集體化時期曾得到遏制（但沒有完全消除），但隨著小農經濟的回潮又迅速恢復。同時，作為整體的社會力量，農民又總是帶有小資產階級傾向，不能在政治鬥爭中扮演獨立的角色，而只會跟隨在主要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或者資產階級──的背後。值得注意的是，烏坎村民並不打算將收回的土地用於小農生產，而是希望在滿足住房需求之後通過與城市或本地資產階級合作獲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領導集團就是這樣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農民會對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誤以為法律會保護私人財產而免於被中共官員掠奪。但這等同跳出油鍋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員及其富豪黨羽會在私有化過程中搶走一切財富，而小農只會淪為輸家。歷史經驗證明，這種“公平分配”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因為農民中的富裕階層總是試圖剝削下層的貧窮成員，特別是在他們得到封建宗法勢力的幫助之後——前任村領導集團的所作所為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中國許多村莊已經發生了與之類似資本主義的再集體化或者對未被分割的集體資產進行資本主義化運作。華西村就是後者的一個例子。儘管許多毛派稱讚華西村擋住了改革開放的“分田風”，但實際上這和社會主義並沒有什麼關係——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時，更多的外來勞動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剝削）。“紅色的”華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樣用欺騙的手段侵占別村土地。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導致農民在反抗大資產階級壓迫時往往不能“將革命進行到底”，終究陷入妥協、退卻與失敗。

因此農民要想實現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須加入城市工人階級，推翻中共政權和它所維護的資本主義制度，然後依靠土地公有制和獨立的、民主的群眾組織，加上政府充分資助農業機械及發展新耕種技術，在自願的前題下開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

社會主義者表達對烏坎人民的聲援，反對土地侵占。但我們認為，無論是烏坎村還是其他社會鬥爭，都需要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專制資本主義的舊制度。在烏坎的經驗里，再次證明無論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會被獨裁者阻撓。因為他們害怕任何獨立運動都會威脅其控制力。在這前題之下，革命爆發是遲早的事。

中國經濟迴光返照？

中國經濟已經轉危為安了嗎？總理李克強和中國政府當然希望我們這麼想。但事實是，儘管北京當局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刺激方案，經濟增長依然疲軟。此種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債務膨脹，增加金融崩潰的危險。即使不會全面崩潰，最好的結果也不過是像日本那樣的經濟停滯。對此連中國的高官也做出了公開警告。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頭版社論（2016年5月9日），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層分裂跡象。在這篇社論中，一名匿名“權威人士”猛烈抨擊了政府的政策。他說經濟並沒有復甦，而是沿著L型軌跡運行。

他警告說：“我要強調的是，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

這位神秘人士明顯是政府要員，否則中共黨報不會如此突出的報道。人們普遍認為這個人是習近平的首席經濟顧問、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他說“樹不能長到天上”，通過增加債務來刺激經濟可能會“引發系統性金融危機”。

政府試圖打消人們對危機的預期，但《人民日報》社論卻揭穿了它所營造的經濟增長的假象。

駐北京經濟學家楊思安認為中國經濟只是“迴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復。她評論道：“在看似復甦的中國經濟背後，是新注入的巨額流動性，以及高層對經濟態勢的賣力宣傳。”

美聯儲大轉向

今年年初，中國股市和人民幣匯率雙雙跳水，造成繼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盤之後的第二場金融震盪。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國和全球市場又趨於平穩。這主要是因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變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準貸款利率被證明不合時宜之後，美聯儲擱置了再次加息的計劃。

美國九年來首次加息，表現出美聯儲結束了量化寬鬆政策，結果隨著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大量投機資本撤離以中國為首的所謂新興市場，導致房地產、股票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泡沫破裂。“新興市場危機”的爆發可能會扼殺了全球經濟僅餘的疲軟復甦。

通過推遲加息，美聯儲暫時穩定了局勢，並給四面楚歌的中國金融主管部門以喘息之機。美元對其他貨幣展現弱勢，緩解了中國央行的壓力。央行此前花費大筆資金支撐人民幣匯率，以遏制大規模資本外逃。據《彭博社》估計，中國去年淨流出資金多達1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10%。這意味著多年來資本淨輸入的時代歷史性地逆轉。不過，英國退歐之後，美元又驟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國央行施加壓力。

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其外匯儲備從兩年前的4萬億美元減少到今年五月的3.19萬億美元。為了遏制“資金外流”，北京當局開始收緊漏洞百出的資本管制。但這只是權宜之計，因為嚴格的資本管制不利於中國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熱擴張。

走向債務危機

資本外逃可能會引爆銀行業危機或者——更即時的是——迫使人民幣大幅貶值。這幾乎一定會導致競爭性貶值（所謂的“貨幣戰爭”），特別是在亞洲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評論人士將之比作1997年亞洲危機，因為後者的起因同樣是大規模資本外逃擊垮該地區貨幣，並造成從首爾到雅加達的經濟嚴重衰退。

國有銀行體系確實賦予中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這種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國有部門實際上是一群在相互競爭、盤踞一方的經濟山頭，各自會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國當局的危機應對方案的最大問題在於它一味增加債務，妄圖藉此矇混過關。這種政策一方面逐漸失去效力（新增債務越來越多，但是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小），另一方面為未來積累起更大的麻煩。`

北京當局在三月份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了官方目標：從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長6.5%。“這可能要求到2021年時總債務增加到GDP的360%-540%，”駐北京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道：“委婉地說，這是難以置信的。”[《金融時報》阿爾法城專欄，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說，中國對債務的依賴與2008年金融危機的肇因有著“驚人的相似性”。特別是影子銀行的爆炸性增長與當時的美國有許多相似之處。按照定義，這一經濟領域根本不存在國家管控。

相關專家朱夏蓮（Charlene Chu）認為，中國銀行業很快就會需要“積極救助”。她估計，不良貸款實際約為銀行總資產的22%，遠高於官方估計的1.75%。這與香港經紀公司里昂證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報告中所做的推測相差不遠。該報告認為中國不良貸款處於19%的“危機水平”。中國銀行業總資產（亦即貸款）為28萬億美元，意味著不良貸款多達5-6萬億美元。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隨著中國經濟增速滑落到25年來的最低點，可能遠低於北京當局去年宣布的6.9%，債務大山也在繼續增長。高盛公司的一份報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國的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國債務水平“擠身為世界現代史上最高的2%”。根據這份報告，只有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經歷過類似的情況。

佩蒂斯說：“我個人認為，在兩到三年之後——最多四年，如果國際形勢十分有利的話——中國債務就會升高到足以使經濟停止增長的水平。”

影子銀行：價值8萬億美元的產業

糟糕的數字不止於此。在擔任總理的第一年裡，李克強的政策似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影子銀行的增長。影子銀行涉及更加嚴重的金融風險，因為它不受政府監管，而且以連業內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觸手。

但是，影子銀行又再恢復了爆炸性的擴張。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調利率的結果，也因為資金從不景氣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銀行業。影子金融特別受到地方政府的歡迎。事實上，正是在國有銀行支配著影子銀行的增長。按朱夏蓮的話說，國有銀行把影子銀行當作“隱藏的第二張資產負債表”，隱瞞真實的資產和負債狀況。如果把中國現在不可持續的信貸增長比喻為一種金融“興奮劑”，那麼影子銀行和它們如龐式騙局一般的“投資產品”，就是能夠致死的危險“興奮劑”。除此之外，中國還面臨另一個危險，那就是在將來的危機中，影子銀行可能會成為資本外逃的通道。

據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國影子銀行規模增加了30%，達到8萬億美元（約為GDP的80%）。其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是理財產品。被作為“投資品”出售的理財產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債”，並許以高於平均水平的紅利。不可思議的是，滙豐銀行（2016年6月30日）報告稱，中國理財產品市場規模現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國股票市場還要大24%。從根本上說，中國的理財產品與2008年美國金融崩潰前泛濫的擔保債務憑證（CDOs）沒什麼區別。

中國版“擔保債務憑證”

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銀行愈來愈是理財產品大買家，去年由銀行購買的理財產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來越多的理財產品被其他理財產品收購，意味著同一標的“資產”被多次打包出售，與摧毀美國銀行業的做法如出一轍。用電影《大空頭》（The Big Short）中一名銀行家的話說，這不過是“包在貓屎里的狗屎”。

朱夏蓮把理財產品叫做“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財產品規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會達到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摧毀西方銀行業的結構性投資工具（渠道）的兩倍規模。”[《巴倫周刊》，2016年4月15日]

與此同時，許多因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而積累起來的公司債務正在變成壞賬。我們已經看到，很少有經濟學家相信關於不良貸款（亦即違約或近於違約的貸款）的官方數據。目前官方稱不良貸款僅占總貸款的1.75%，但最近的幾份報告認為實際水平比這高出10到20倍。

在習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貸款率的官方數字是2.39%，但《金融時報》（2016年5月30日）發現：“據當地銀行業人士估計，浙江省真實的不良貸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間。”

第一季度的信貸膨脹

北京當局試圖去槓桿（降低債務水平），但是失敗了，或者說被銀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規避措施抵消了。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擔心經濟增速大幅下跌的話，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發失控的連鎖反應，分別是銀行危機和群眾騷亂。

這解釋了為什麼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貸款暴漲並刷新歷史記錄。社會融資總額（TSF）——廣義新增信貸——比去年同期增長41%，達到6.59萬億元人民幣（1萬億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貸擴張規模甚至超過了2009年同期，當時中國開始實施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經濟急劇惡化而做出的恐慌反應。這也解釋了中共高層為什麼在經濟政策上出現尖銳且反常的公開分裂。

最近這場放貸熱潮吹脹了新的泡沫——特別是在房地產市場（但局限於第一、二線城市）——以及商品市場虛幻的繁榮。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會像去年股市一樣破裂。

這些情況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機構無法完全掌控經濟政策。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權力極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和銀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無視北京當局的意願。這是債務膨脹、以及政府沒能有效去槓桿的重要原因。

銀行業的做法：展期和掩飾

國有銀行採取“展期和掩飾”的政策──一面掩蓋堆積如山的壞賬，另一面向大客戶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貸款，從而保證它們照常運轉。同時經濟增速仍在放緩。最新數據表明製造業仍在萎縮，其就業人數在過去兩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個月，作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65%的私有部門，投資增速銳減至3.9%，遠低於去年的10%。

“中國不可能已經見底。應該從中國的詞典里刪掉見底這個詞，因為中國經濟正處於長期放緩的過程。現在的問題在於他們是能夠掌控這一過程，還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於調查中國私有企業狀況的中國褐皮書國際（CBB international）總裁利蘭．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評論。

大多數國際銀行都下調今年中國GDP的增長預期至6.2%到6.6%之間。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數據如何，儘管政府在年初實施了史無前例的信貸擴張，下行壓力明顯仍然存在。當然，當局可以編造任何他們想要的數據，而且作為一個令人畏懼的獨裁政權，沒人敢於公開指責它造假。

暢銷書《紅色資本主義》的作者之一弗雷澤·豪伊（Fraser Howie），轉述了一位歐洲大型保險公司老闆的見聞。這位老闆說，中國人民銀行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同他會談時，嘲笑了官方所報道的6%增長率。

這對中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不幸的。他們不得不面臨大規模裁員、減薪和經濟不穩定。這可不是什麼好笑的事。

中國沃爾瑪員工示範抗爭

中國沃爾瑪超市員工在至少四個城市發起野貓式罷工。在中國警察國家裡，罷工往往局限於一個工作場所或一個城市，而今次罷工透過社交媒體跨省市串連組織，成為了一個歷史性的先例。

由於沃爾瑪強制推行新的工時制度，類似在美國一些沒有工會的超市裡，以每小時計算工資的制度。新的工時制度使管理方可以隨意更改員工的工作時間，並且超時工作沒有加班費，有些工人超時工作達到每月174小時也是如此。而沃爾瑪員工為通常要輪班連續工作11、12個小時，才能拿到生活工資。有工人抱怨道，他們從2009年開始工資從沒增長過。七月初，沃爾瑪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時制度，取代現時全日制員工的8小時工作天，並強迫工人重新簽訂合同。

沃爾瑪從1996年進入中國，如今全國擁有433間店鋪，相當於美國總數的十分之一。該企業一直都欺壓並解僱工人，過往幾年有過百名受害者，而他們都有站出來發聲，力求組織起來對抗高壓政策。在今次鬥爭中，工人指控企業用違法和欺騙手段強迫他們簽署新合同。幾份報告表明，在與管理層的會面中，工人若果不簽署就不被允許離開。

沃爾瑪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為法定工會。由於是首個外資跨國企業的合法工會，因此備受矚目。但工人對全總工會的信任度幾乎是零，因為它與管理層的關係比員工更靠近。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不是一個真正維護工人權益的工會，而是中共獨裁政權的左膀右臂，其內部運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爾瑪地方工會代表都是由資方委派的，工人民選工會代表的合法權利被無視。

網路串連 

沃爾瑪發起跨省串連罷工，其意義在於沃爾瑪的員工從去年開始，通過網絡社交媒體，創建一個潛力強大的基層網絡“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作為官僚全總工會的替代。自5月份該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時制度以來，加入這一網絡的員工人數從去年的幾百人發展到超過2萬人，相當於全國員工總數的五分之一。聯誼會採用微信建立了超過40個微信群，給工人們提供了一個交換意見和協調行動的平台。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間沃爾瑪商店的員工舉行了罷工和遊行。據報道，南昌市至少超過半數的工人加入了這次罷工。緊跟著，成都市和哈爾濱市也分別在7月3日和4日舉行了罷工。其中，成都罷工的照片被社交媒體廣泛引用。聯誼會的發言人說，除非公司方放棄新的工時制度，否則將持續舉行更多的罷工。

中共政權的恐懼 

沃爾瑪罷工令中共政府非常頭疼。楊緣在《金融時報》這樣寫道：“正當中國為應對工業增長放緩，而準備裁員數百萬人，中共政府恐懼工人跨省抗爭，而今次罷工實現了這點。 ”

經濟放緩令工資被削減、工廠被關閉，在此情況下罷工在過去的一年半以來不斷涌動。今年，在國有重工業強制去產能、並將裁減五至六百萬工人的情況下，中共當局尤其擔心工人動盪事件會發生。今年三月，在黑龍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資，引發大型抗議活動，而領頭人物被大規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啟動了對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WCWA）的調查，看他們是否受到“境外勢力”的指使。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異見組織的一貫技倆。可見在中國當前體制下，沒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徑開展有組織的活動。

使用社交媒體聯絡和溝通的方式對中國的工人團體益處頗多，這裡有距離原因，還因為政府對工人獨立運動採取零容忍態度，開展組織活動非常危險等原因。但是，“虛擬”的組織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們別無選擇，只能將“合法”使用的渠道與“非法”的真正組織結合起來。

由於中國地大，加上當局不會容許任何獨立運動，組織起來會極為危險，社交媒體令中國很多工人團體獲益。但是，虛擬雖然有其價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組織──工人一定要將“合法”與“非法”的實地組織手段結合起來。

國際聲援 

出於以上原因，現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會主義者在國際上展示對中國沃爾瑪工人的團結。國際壓力和曝光對美國總公司和中國政府會產生一定影響。

儘管面對政府右翼民族主義的宣傳，中國沃爾瑪員工仍展示出自身優良的國際主義工人傳統。他們表達了對美國沃爾瑪員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罷工中有標語牌這樣寫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及反對不公平工時制度而鬥爭）

聯誼會博客發布了一封支持美國沃爾瑪員工的公開信，上面寫道，有理由相信，你們的今天將會是我們的明天。顯然，中國工人從美國員工學到了為每小時最低15美元工資鬥爭的範例，並為之受到鼓舞。工人國際委員會（CWI）和其美國支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國15元工資的鬥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奪中華全國總工會 ？

面對全國各地工人抗爭的壓力，市級全總工會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聯誼會提出重選工會代表的訴求是正確的，但被沃爾瑪拒絕了。深圳的員工為了這項要求今年發起了一場重要的鬥爭，迫使市級工會不得不支持（這訴求實際上是法律明文規定的，但幾從來未被實行）。

但是，這些事例並不意味著那些NGO人士所說，工人可以“重奪”官方工會機器。中華全國總工會（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當出現社會大動盪時，有時會出面施壓資方，令其做出讓步以緩和局勢。幾個星期前，南昌沃爾瑪工人準備罷工時，市級官方工會正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市級工會出面干預，且似乎與沃爾瑪達成了交易，以換取員工取消罷工。但罷工現在還是進行了，並且繞開了全總工會，因為這項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獨立於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組織，工人也要利用資方和政府（全總工會）之間出現的裂痕，以爭取機會推進他們的訴求，同時不要有一刻忘記這兩者都不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支持沃爾瑪中國工人的罷工，譴責沃爾瑪的強制手段！
廢除沃爾瑪的綜合工時制度，採用每周40小時工作制、大幅漲薪、落實工人集體談判權！
禁止對罷工工人和代表採取報復手段，維護工人建立網絡和獨立組織的權利。
建立獨立民主的工會

取消新聞封鎖 徹查洪災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襲擊了中國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蹤，受災人口多達904萬。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員和經濟損失，這場洪災還讓該省邢臺市一個名叫大賢的村子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7月20日下午，邢臺經濟開發區官員在大賢村接受媒體採訪時聲稱，當地沒有人員傷亡。赤裸裸的謊言激怒了村民。在新聞和言論封鎖的情況下，村民被迫於7月22日圍堵107國道和326省道，引發全社會關注。政府不得不於當晚公布死亡和失蹤人數。根據官方數字，大賢村在洪災中死亡8人，失蹤1人。儘管官方數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沒有大賢村民的抗爭，一定會有更多的真相被隱瞞。邢臺官員的謊言讓我們想起不久前黑龍江省長謊稱龍煤集團沒有發生欠薪，導致上萬憤怒工人上街抗議。

加緊輿論箝制

嗅到危機氣息的習近平正在瘋狂地加緊社會控制，試圖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台。根據《金融時報》7月25日的報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機構採編新聞為由關停了一些大型門戶網站的新聞欄目，只允許它們轉發官方媒體的報道。這場繼習近平視察黨媒後進一步限制新聞自由的舉措就發生在河北洪災之後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為了阻撓群眾了解洪災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輪的鎮壓行動。即便發生了重大災難，官方媒體也一向遮遮掩掩，只會為政府的救援行為歌功頌德，讓應當為災難負責的失職官員逍遙法外。在習近平加緊控制的局面，恢復新聞和言論自由意味著挑戰中共的統治。

占用河道的村幹部

根據媒體報道，七里河大賢村段河道被違建建築占用，是流通不暢的河水在此處漫出並淹沒周圍村莊的重要原因。這些占用河道的工廠和房屋很少為底層村民所有，它們大多屬於村幹部或者和村幹部有關係的人。甚至有消息稱，在洪災之後，大賢村村幹部帶人攔截丶私吞救援物資，導致其他村民陷於困境。

被忽視的農村

七里河河道在大賢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幹部一伙人為禍底層群眾，失職官員也難逃其咎！洪災後，邢臺市水務局官員表示事前知道大賢村河段存在隱患，但是沒錢治理。在過去十年裡，七里河新區為整治河道投入幾十億資金，使市區河段能夠抵擋“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於新區邊緣之外的大賢村河段只能抵擋“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這麽大的差別，是因為按照政府規劃，市區河段將被改造成景觀河，成為官員的“生態建設”政績並帶動周圍地價上升；沿岸整理出來的土地將被用於商業經營，吸引地產商到此投資，增加政府收入（當然也會增加貪腐官員的個人財富）。大賢村無法為當地官員帶來這樣的政治和經濟收益，上級政府包庇與之勾結的村幹部或者至少不願和他們發生衝突，大賢村的防洪建設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視了。有官員說洪災前發布了群眾撤離通知，可是按照《財經網》7月24日的報道，這個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為了推卸責任而編造的另一個謊言！中共官僚只考慮自己的地位和財富，不顧群眾的生命安全，簡直是草菅人命！我們呼籲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檢查全國防洪設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眾傷亡的隱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設都要在群眾監督下進行。

社會主義者呼籲：

由災民丶底層農民及勞動者建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將所有責任人繩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獨立的工農和居民委員會，徹查全國防洪狀況，消除隱患；
取消新聞封鎖和言論箝制，讓群眾得以了解真相，只有這樣才能消除謠言；
在城市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按照自願的原則建立社會主義集體農業，實行有計劃的農村建設和生產。

連雲港過萬人上街阻擋核廢料廠

江蘇省連雲港市爆發過萬人的抗議，反對政府興建核廢料處理廠。遊行隊伍高呼“反對核廢料”丶“為了下一代，拒絕核廢料廠建設”等口號。《金融時報》中文網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對這個項目進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聽說該項目。這就是為什麽大多數人都感到擔心。”近年發生，福建的PX項目爆炸以及天津港倉庫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飾太平，導致人心徨徨。

連雲港群眾殊死鬥爭！

自8月6日民眾開始抗議。連雲港警方當日發出通告，要求民眾不要參與反核廢示威，當局也要求中共黨員與公職人員不可參與丶圍觀示威活動，甚至不得在網路上討論，否則將予以嚴懲。8月7日晚與10日晚，當局調動大批武警分別兩次進入城市暴力鎮壓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毆打手無寸鐵的民眾，抓捕帶頭打橫幅丶喊口號的民眾，曾傳有一名民眾被警方打死。媒體也全面噤聲，網路上的討論也遭刪除與封鎖。連雲港民眾曾號召8月15日發動罷工罷市，據媒體報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響應，但市政府通過警告和恐嚇手段將其壓了下來。連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暫停項目。然而，中共一向慣於向群眾開空頭支票，等待群眾運動消散後迅即打破承諾。

今次的項目是內地首座大型核循環工廠，由法國的核電集團阿海琺和中國大陸的核工業集團在去年達成協議，價值100至150億歐元。中共擴展能源帝國的計劃得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政府及資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西方政府在群眾壓力下暫緩核電廠計劃，但獨裁統治下的中國卻成為了阿海琺這家瀕臨破產的企業的重要市場。只要有機會牟利的話，他們是不會介意對人命造成的威脅的。

“核電大躍進”的危機

石化燃料發電行業連年虧損，核電被政府和資本家視為取代石化燃料業的“高增值行業”。中共為了開闢新的能源市場，在“經濟轉型”的名義下大力推動核電計劃，其瘋狂程度被謔稱為“核電大躍進”。根據十三五規劃，2020年中國核電機組數量將增至90餘台，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核電大國。當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應堆都在中國，當中猶以廣東省最密集。據香港《明報》於三月的報道：“繼大亞灣核電廠，嶺澳一丶二期核電廠及陽江核電廠後，廣東省境內第4座核電廠，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陸豐核電廠，香港勢被5座核電廠包圍。”連中國最早提倡發展核能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也說道：“那個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規劃，更是太危險太瘋狂了，那是吃子孫飯啊！”

而且由於經濟進入衰退，各地方政府為了維持經濟數字的增長，不惜一切爭奪基建工程落戶。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經在山東丶福建丶江蘇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對10多個站點進行選址。因為核廢料廠剩下的選址是廣東湛江，意味全國各地核電站乏燃料都要運往廣東，到2020年每年會產生1450噸。湛江群眾在網路上已經開始發出反對聲音，即使湛江官方稱不會發展這個核項目，但由於中共過去經常背棄承諾，民眾對政府抱有強烈的不信任。

“核電大躍進”將會比50年代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規模及深遠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計劃經濟才能阻止這種瘋狂發展！

社會主義者主張：

立即停止所有核電計劃
反對鎮壓及逮捕示威者
向財團課，由國家投資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業全面民主公營，通過民主的經濟計劃創造就業

綠色中國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來，中國的煤炭消耗量連續兩年下降。作為製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兇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應減少。據報道，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產能在2015年有所增長，風能和太陽能分別上升34%和74%。

這些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掀起了中國走向綠化的輿論。作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的中國，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綠化，全球變暖問題理應得到了改善。但真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中國表面已經走上了正軌，到2030年超過四分之一的電力供應來自風能，同時中國現在也成為了這個世界上風力發電的領導者，擁有供電量145GW的裝機，超過了歐洲和美國。

我們要審慎看待來國的統計數據，因為政府官僚們為了私利經常人為地操縱數據。然而，現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似乎快速增長，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斷中國變成綠色能源國之前，這些數據要從長遠的時期去看待，並放在國內和國際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證據公布不久後，綠色和平發布了一份中國煤炭工業報告。這份報告稱，在2015年中國批出了210張煤炭發電電廠的許可證，平均每星期四張。單單這批電廠的裝機供電量就超過了現時全部可再生能源裝機的供電量。

這210個新落成的煤炭發電設施，以其超過24年的預期壽命來計算，將會排放的溫室氣體將是現時中國總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將造成22萬人死亡。

綠色和平指出，煤電領域早就產能過剩，因此新煤電項目根本毫無必要。該報告預測，因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國際減排承諾，新的火力發電廠將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將會承擔更多電力需求。

但事實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們把這些項目視為自己的利益，他們可以對中央政府的指令視而不見，特別是那些長期盤踞在商業領域的家族，諸如與煤炭工業有關係的家族。

當經濟持續景氣時，中國政府由於面對能源緊缺，加上為了令中國的風能和太陽能工業主導國際市場，奉行一個非常危險能源領域全面快速增長的政策。事實表明，中國迅速進入世界風能市場，在占據可再生能源領域方面做得很成功。這才是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增長的主因，關注環保只是次要。

國家未來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傾斜，而不是以解決全球變暖為優先。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理由相信由統治精英和資本家的所謂市場選擇，會在有利改善環境。

煤炭仍然占國家能源消耗量的75%，儘管在一個時期，由於可再生能源的增長，令煤炭發電量有所降低，但論其規模及速度，也不足夠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危險。

過去三年全球統計數據表明，氣溫可能已經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於1°C加速了。北極冰川和永久凍土地帶融化的速度遠遠超出了氣候科學家的擔憂。我們可能正在目睹氣候升至預測的臨界點，永久性凍土地帶釋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溫室效應和對環境的危害遠遠大於二氧化碳。

現在應該採取果斷行動應對這個緊急情況，但是沒有跡象表明中國或者其他國家的統治者打算採取有效措施。從來沒有現在這樣重要和緊急把資本主義世界從逐利的統治者之手中解放出來，以一個受民主控制而理性的社會主義體製取而代之。

中國當局把烏坎村推向“戰爭地帶”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警察突然闖入位於廣東省的烏坎村，在夜裡進入民宅搜捕了十幾個村民。他們用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對付抗議者，中國所謂的“民主村”儼然成了一個“戰爭地帶”。

這次鎮壓的命令儘管來自較低級別的政府當局，但也是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進入全面鎮壓“冰河時期”的最新信號。習近平在忙於高層政治鬥爭的同時，仍然指揮對政治異議人士的逮捕和加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審查。

“大部分人都被嚇壞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記者James Pomfret表示，“這段時間發生了野蠻的鎮壓，他們追逐每一個人，追到家裡毆打村民”。

烏坎村在五年前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要求政府當局停止強制徵用土地丶懲治腐敗的政府官員。此後烏坎村被世界稱作中國“民主村”。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廣東省地方當局在和烏坎村民對峙中作出了罕見的讓步，很多媒體評論員在此刻推斷烏坎將成為中國民主改革的一個模範。

面對一場堅定而良好組織的群眾運動，加上運動有跡象會蔓延至其他面對不公義的村莊，中共當局在壓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協，釋放了抗議群眾領袖，承諾讓本地村民舉行選舉。選舉在2011年3月進行了。林祖戀，一名中共資深的村委會官員，成為了首為民選村領導。烏坎前任村幹部被村民指責利用職權丶同開發商勾結出賣村民土地謀私，因此被撤職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標誌性的2011年協議達成後，土地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村民的挫敗感增加起來。隨著兩名民選的村委會成員逃亡海外尋求政治庇護，鎮壓力度也加強。民選的村委會發現，他們在當局的資金封鎖和破壞面前無能為力，不能實現其對村民的承諾。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殘酷地幻滅了。七十二歲高齡的林祖戀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約八萬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賄賂，九月八日當局以貪腐為由判處他三年一個月的有期徒刑。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誣陷詭計，幾乎沒有烏坎村民相信。林祖戀在庭審之前的“電視認罪”是一個當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數，被人稱為“央視審判”。林祖戀實際做了什麽對抗中共高層？他愈來愈反映出烏坎村民的挫敗情緒，並有意圖重啟五年前的抗議運動。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來打算在當地村民組織的集會上發表演說，討論該問題。

在林受審之後，烏坎村民的抗議行動升級。上周漁民發動罷工，人民組織“總罷市”，商店全面關閉。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釋放林祖戀。

六四回聲

全世界都在見證著野蠻的公安鎮壓，烏坎鎮壓是六四屠城的縮小版。從村民內部發出的報告說，受傷的村民害怕被當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療。現在有未經證實的村民死亡報告。多數媒體都被封鎖消息。當局威脅要對“散布虛假消息”的網民處以嚴厲處罰。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議領袖的照片，並且懸賞十萬元，呼籲村民舉報，其中一人是林祖戀妻子的侄兒楊紹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凌晨進入烏坎村阻止抗議，他們破門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議者。這激起了當地人民組織起來對抗警方。激戰在黎明後爆發，警方向人群發射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當地村民報告說，警方占據了屋頂向人群投擲催淚瓦斯罐，驅散在街頭抗議的村民。

中國國外流傳的照片顯示，村民們看似被警方發射的橡膠子彈打傷。烏坎村的上級行政單位陸豐市發表了一個聲明，把社會動盪的責任嫁禍給所謂的“不合法因素”。現在通往村莊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設置了路障，用水和電力供應已經被切斷，因此村內存在一種恐懼，就是烏坎會出現大規模全面鎮壓。

所有的見證者都描述這是他們見過最糟糕的情況－－比2011年那次失敗的鎮壓還要糟糕。有報道指警察毆打被捕人士，似乎已進入復仇狀態。當地村民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警方目前的行動像“收穫時間”。這種警察暴行類似廣東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蠻鎮壓。

“烏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經死亡”，《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南中國的記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進行抗議，呼籲世界各地的人民聲援烏坎鬥爭。我們要深刻吸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建立起遍布中國的運動，挑戰和打倒高壓的一黨專制政權。中國勞工論壇一直跟進烏坎事件，我們的文章為重建運動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聲援烏坎民主抗爭，立即釋放林祖戀！

九月九日，社會主義行動聯同社會民主連線和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長毛）到中聯辦抗議，聲援烏坎村村民。

廣東陸豐市烏坎村前村委書記林祖戀，早前在電視上“被認罪”後，昨日在佛山市禪城區人民法院被判入獄三年一個月。他被控受賄、串通投標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三項罪名。林祖戀被禁止聘用辯護律師，只准由當局委派律師。他在庭上認罪不上訴，明顯是被迫認罪。

五年前曾經轟動國際的烏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場歷史性的鬥爭。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敗的土地交易和當地官員的專制統治，趕走了當地的腐敗官員，並實施了持續幾周的“自治”。後來，政府與村民達成協議，作出了表面的讓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選產生村委書記林祖戀。但五年後，至今年，腐敗土地交易問題未能解決，林祖戀在6月17日召開村民大會，討論上訪追討被盜賣土地。當局隨即展開鎮壓，在會議前逮捕了72歲的林祖戀，其後林在電視上認罪。自此，烏坎村村民再次上街聲援林祖戀。村民連日在村內遊行聲援林祖戀，公安警告會追究村民刑事責任，但村民堅持不會妥協，並將抗爭行動升級，自九月八日起連續四日罷工罷市。

對抗白色恐怖

烏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聲援林祖戀，但遭到當局大批軍警阻止而無法前往。中共最恐懼的就是抗爭將蔓延至其他地區，威脅其鐵腕管治。

習近平的統治下，鎮壓越趨嚴重，越來越多政治犯在電視上被認罪，香港銅鑼灣書店的李波和林榮基便是一例。要結束這種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運動唯有透過中港兩地的群眾團結抗爭，打倒中共的一黨專政。

我們在此聲援烏坎村村民的民主抗爭，若果抗爭蔓延至更多地區，將更有力迫使當局妥協。

立即釋放林祖戀，撤銷所有控罪
停止鎮壓烏坎村民
釋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對維權律師、工運人士和非政府組織的假審訊
中港群眾團結抗爭，推翻中共一黨專政

中國經濟沒有讓工人看到一絲希望

八月底，中國甘肅省發生了一宗人間悲劇。一名年僅二十八歲的婦女在殺死她的四個孩子後自殺。一周后，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發現中毒身亡。這個家庭被當地政府取消困難補助，因為年收入為5,226元人民幣（下同），超過了當地政府規定的2,300元。

這事件令社會震撼，使人關注到中國的貧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為5,226元，也就是每個月435元！世界銀行制訂的“絕對貧困線”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據一名政府發展官鄭文凱的研究，中國有超過兩億人低於這個標準。

GDP數字背後

過去兩個季度中國官方公布經濟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長。官方數據廣受懷疑，且數字背後隱藏了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例如遼寧省與重慶及貴州地區之間，前者是被經濟危機重創的重工業基地，上半年GDP縮減1%，後者尚處於“繁榮”階段。

在2014年高峰的時候，中國巨大的煤炭和鋼鐵部門分別占世界產能的40%和50%。無數工人失業，還被拖欠工資數個月，並且失去了社會保險。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萬名前鋼鐵和煤炭工人雇員的薪水。

這是從製造業轉型至服務業、被稱頌為“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的真實面。

但是，所謂的“服務業”隱藏了高技術部門和低技術部門一概而論，後者的工作職位是低工資、低技術，以及沒有保障。即使在服務業領域，工作崗位也被大幅削減。銀行業已經裁員超過3萬人。白領工作崗位的競爭變得異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競爭一個工作崗位，而第一季度的數字是26人。（消息來源，招聘網）

與此同時，製造業部門繼續下挫。與很多報告相反，製造業仍然占有中國經濟中最大的份額。《財新》雜誌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務業被誤指取代製造業成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基於沒有考慮通貨膨脹的影響。世界銀行的數字表明，在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後，2015年中國製造業對GDP的貢獻是49.8%，高於服務業的43.4%。

中國的製造業仍然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製造業經歷了兩年下滑後，在八月份情況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轉，但就業崗位仍減少了14,000個。這是持續34個月的工廠勞動人口萎縮。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衰退，來自東南亞低工資國家的競爭加劇，諸如在製鞋業、服裝業和電子產品業。中國的很多工廠已經遷移或關閉。與此同時，中國的資本家開始迅速轉向自動化生產。從2013年起，中國購買的工業機器人數目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2016年年底中國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使用國家。

資本主義的本性是為了追求利潤而不惜犧牲人類的發展，“機器人革命”標誌著工作崗位消失，藍領工人將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與此同時，用機器取代無產階級的話，長遠而言利潤不可避免地進入資產階級的口袋。當然機器人不會消費，不會實現政府“消費驅動型經濟”改革的夢想。

失業率上升

城市的失業率長期維持在4%（數字的真確性值得懷疑）。倫敦發藤諮詢公司對此數字深表懷疑，並估計2016年中國的失業和不充分就業率將達到12.9%，達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會主義者》雜誌的其他文章里，我們已經指出了中國巨大面對巨大的債務問題、影子銀行的迅速膨脹的風險以及產能過剩的危機。在我們的網站中國勞工論壇（需要翻牆瀏覽），載有大量以左派觀點分析中國經濟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者的任務是剖析經濟現象中的複雜趨勢，撥開官方數據的迷霧，揭穿新自由主義改革派（當中包括中共領導人）的面具，預先向工人打警號，為工人起來進行更有效地鬥爭作出準備，以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

十九大前習近平加緊集權

近幾個月，中共權鬥正在加劇。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為明年的十九大是習近平鞏固權鬥成果的關鍵時刻。經濟問題持續嚴重、殭屍企業負債纍纍、產能過剩未有解決，而政府又無能力有效處理這堆問題，這些因素都是習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別發動攻擊的因素。今年頻繁的高層人事變動和對共青團的打壓既是為此做準備，也說明習近平並未如他希望人們相信的那樣已經取得對黨政軍的全面控制。中共黨爭或者以習近平順利集權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輕鬆地鎮壓群眾鬥爭；或者躍出黨的界線，引發社會和黨的危機。政權上層的震動是危機和社會動亂的先兆，而統治集團失去對未來的信心。

人事大調整

據媒體報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個省部級職位發生人事變動，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個省級主要黨政負責人被調整，比2013年全年僅少5個。在武裝力量方面，8月前全國已有三分之一省級武警總隊主官被調整；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軍將領的職務發生變化。另外有消息稱，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澤民的軍中代表賈廷安不久將被清理。這場將持續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規模高層人事變動堪比“反腐”高峰期。這是習近平為十九大——中共領導層的換屆會議——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屆政治局乃至常委會中有儘可能多的聽命於自己的官員。

現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很可能因為黨內關於領導人年齡的不成文規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慣例，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將成為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在上台之前逐漸擴大自己的政治光環。因此，十九大的結果關乎習近平前五年的集權努力是再進一步，還是前功盡棄。有評論人士認為，他為達目的，可能會在事實上廢除鄧小平定下的“一任兩屆”和尋求連任。儘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幫”以及其他高官的垮台極大減少了習近平的危險，但這遠不意味著他已經獲得了全面控制權。不僅敵對派系仍在發出聲音，而且多年來已經成為中共官僚“升官快車道”的共青團妨礙著習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壓團派

去年習近平已經表示出對共青團的不滿。南海仲裁案後，團派不顧習近平低調處理的想法，大肆鼓動民族主義情緒，被視為黨團的公開對抗。不久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將作為一個派系的共青團逐出權力中心。現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判無期徒刑的令計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接班人的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以及相當多的高級官員均出身於團派。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使習近平與已被邊緣化的李克強發生公開分裂。而且，為自己樹立起“強人”形像的習近平當然不會願意接受前任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這不是因為所謂的“獨夫性格”，而是由於現實風險。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無界新聞網發表了反習公開信。信中說：“這種加劇黨內權力鬥爭的做法，也可能給你和你的家人帶來人身安全上的隱患”。這是反對派對習近平的人身威脅。因此如果說上任之初的集權是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經濟方案，那下一個五年則直接關繫到習近平的個人安全。如果卸任後失去了黨內主導權，他很可能遭到政敵的反撲。這意味著，即便不能打破黨內規則成功連任，他也至少會試圖安排一個傀儡接任自己的職位，就如俄羅斯總理普京曾經安排傀儡梅德韋傑夫擔任總統，同時把權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難以掌控的下層官僚

另一方面，習近平身邊的高級官僚可能還不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如果回顧一下文革，我們可以發現，儘管當時毛澤東在中央壓制了對手，但是下層反對派官僚卻始終（除了極短的時期）把控著基層社會，並在他死後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執行者。在放權政策下，地方官僚們獲得了更大的實際權力。反腐運動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滿。這些人雖然不敢同黨中央發生正面衝突，但也一直在消極抵抗習近平的意志，令習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議中央”和強化黨內紀律。可是，他又必須依靠這些真正的政策執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臨的問題。自2014年起，習李就放言要消滅官員對“改革”的消極怠工，並已開展三次“大督查”行動，但其效果尚不可見。實際上，只要專制制度和龐大的官僚系統繼續存在——當然它們的毀滅也意味著習近平自己的垮台——習近平就很難駕馭這些遠離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層官僚。經濟危機發展至一個階段，很可能會摧毀習近平的“威信”，此後這些人會給高層反對派以積極或消極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給習近平致命一擊。諷刺的是，經濟危機威脅著中共統治，但也促成了這場激烈黨爭和習近平的“權威”，同時它又將借上下反對派官僚的手再把“權威”奪走。

馬克思和列寧都解釋過，革命往往由上層的統治集團嚴重分裂開始。中國正走向此一關頭。但無論是“集體領導制”還是“個人獨裁制”都不能挽救這個腐敗病態的制度。唯有為真正社會主義和工人民主而鬥爭，才能為社會開拓前路。

退役軍人包圍軍委大樓 鼓舞勞動群眾發起抗爭

今年10月11日，數千名退役軍人包圍了中央軍委“八一大樓”，要求中共當局改善他們的生活境況。來自九個省分的退役軍人舉行了大型而很有組織的抗議行動。中央政府面對北京街道示威者人頭涌涌的畫面，明顯受到動搖，於是派了各省領導訪京，裝作要處理示威者的憤怒情緒。

在和當局達成（不可靠的）協議之後，抗議者於第二日上午被帶離現場。根據媒體報道，類似的抗議事件從2014年以來愈演愈烈，僅今年就已經發生了超過50起。事實上，退役軍人因為“更愛鬧事”，而且“更愛串聯”，經常成為中共政府的重點維穩對象。這顯然和官方媒體為宣揚愛國主義而塑造的軍人形象——（等級制和嚴格控制下的）服從與“忠誠”——大相徑庭。

中國軍人大多出身於社會下層，特別是農村家庭。他們儘管曾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許多人參加過1979年中越邊境戰爭或1989年北京屠殺——並帶有更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但在離開軍隊之後仍難免被犧牲於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軍人遭遇了下崗潮，像當時的失業工人一樣陷於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規就業的退役軍人毫無社會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貧困而自殺。去年12月，江蘇省一名65歲的退役軍人因打死兩名闖入家中施暴的強拆人員而被捕（因為相當多的軍人來自農村，類似的強拆事件時有發生，亦有現役軍人家中被強拆的報道）。今年7月，就職於河南省聯通公司的大批轉業軍人發起抗議，譴責該公司單方面解除勞動合同並將他們從“派遣工”轉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給予任何補償。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化的種種後果毫無例外地發生在退役軍人身上。令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中央撥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貪污腐敗，政府承諾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沒有兌現。據估計，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軍人可能超過104萬。

為了避免引發現役部隊的不滿——當時在場維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員大多對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響未來一年的30萬人裁軍計劃，中共政府沒有對10月11日的抗議者進行公開鎮壓。但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對事件的解決抱以樂觀態度。像之前歷次抗議一樣，所有抗議者都會被遣回原籍，交由當地政府處理，但也正是這些地方官員在過去幾年、乃至十幾年中一直對他們加以打壓和迫害。所以等待他們的不只是又一張空頭支票，還有嚴厲的報復。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場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役軍人抗議行動都將鼓舞更多的勞動群眾——特別是在“去產能”計劃中失去工作的工人——發起抗爭。只有和這些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退役軍人以及不滿於現狀的現役武裝力量才能實現他們的訴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廂情願

為了緩解老齡化和勞動人口減少、提振消費，一年前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後，中共當局宣布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與此同時計劃生育沒有被取消，生育超過兩個孩子的家庭仍將受到各種處罰。社會主義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資產階級承諾的其他自由一樣，生育自由只有在社會主義下才能得以真正實現。

醫療資源不足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披露，中國孕婦死亡率在經過連續11年下降之後，於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無關係。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兒超過40%是二孩；超過60%的二孩產婦年齡在35歲以上，而且有著廣泛的剖宮產史（一孩時期，醫院為了提高收費，經常鼓動產婦進行不必要的剖宮產）。收入不足、工作時間過長和醫療資源短缺使這些“高危”產婦很難得到充分的醫療護理。

處在醫療困境中的不僅是孕婦。新華社旗下的《暸望》雜誌在一個多月前發表文章稱，中國每年約有10萬名5至14歲的兒童因為缺少適合他們的藥物而死於可預防或可治療的疾病。另外，由於兒科利潤較低，兒科醫生儘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對更加緊張的醫患關係，但工資一般比其他醫生少30%，導致大量人員離職。目前中國兒科醫生缺口達20萬人。去年年底以來，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兒科診室因醫護人員不足而癱瘓。南京一家三級醫院的兒科診室甚至因為唯一一名醫生生病而停診數月。新生兒的增加勢必惡化醫療人員和患者的處境。中共官員貪腐成風，政府逐年增加軍費，資產階級一年之內新增80位億萬富豪，孕婦和兒童的醫療需要卻被忽視。

新三座大山

醫療、教育和住房被稱作中國的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壓在勞動者的肩頭。即便中產家庭也已為撫養一個孩子傾盡全力，但中產階級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過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層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之外。大多數勞動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質量較差但十分廉價的私立幼兒園——如果他們能夠接受學前教育的話——，也正是這些幼兒園被接連曝出虐童事件。對於移民工來說，他們的孩子經常因為戶籍制度無法在工作地入學。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難以企及的。儘管房地產市場嚴重過剩，資本投機依然推動房價節節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為了消化庫存，甚至開始停建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經濟適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時間和不平等制度造成了6000多萬被稱作“制度性孤兒”的留守兒童，相當於全國兒童總數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貴州畢節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農藥自殺，引發社會關注。2012年在同一地區，5名留守兒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時被悶死。實際上，為了不讓家庭的生存境況更加糟糕，大部分勞動者不願生育第二個孩子（即便如此，醫療資源也已捉襟見肘）。這種情況下，只有極少數上層家庭才享有特權般的生育自由。

婦女權利

再次生育意味著女性離開工作崗位的時間更長。在就業市場性別歧視和缺乏公共育兒服務的情況下，更多的女性會選擇留在家中成為全職主婦。《社會主義者》雜誌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說明，資本主義復辟令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則會使問題更加嚴重。更多女性不僅在丈夫和長輩的壓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後更加依賴等級制的男權家庭。同時，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務勞動。她們不僅要照顧雙方長輩，而且還要照顧兩個孩子——大多數底層女性仍要工作，因為一個人的工資無法滿足日常開支。為了爭取生育自由、體面生活和平等的社會地位，婦女群眾需要團結起來，建立戰鬥性的組織，反擊性別歧視和要求政府建設充裕而免費的公立日托機構、免費公共醫療、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費教育、將家務勞動社會化（這可以創造不計其數的工作崗位）。這在中共專制統治和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實現，必須依靠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習近平成“習核心”

中共中央委員會於十月召開六中全會，並在會議中宣布習近平成為黨的“核心領導”，同時通過了兩份文件加強對黨內高層的限制。 “習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統治菁英權力鬥爭的發展，尤其是有關來年領導層換屆的安排。

“核心領導”

“核心領導”的概念源自於鄧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這一詞彙來形容江澤民，來強化江的權威，當時正值1989天安門屠殺後政權極度不穩和前景不確定的時期。

《人民日報》在有關習近平加冕的報導中宣布：“黨中央丶全黨必須要有個核心。”另一個中共喉舌，極度民族主義的《環球時報》在頭條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設研究中心的“專家”，稱現在“非常需要強大的領導”。

自從於2012年掌權以來，習近平已經對多名黨內高層進行清洗，並利用反貪運動來攻擊其他派別，以鞏固自己的權力。黨內如此大規模的洗牌使得習近平成為了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袖。

今天的中共專政與毛時代有著天壤之別，習近平領導的獨裁制度代替著中國富豪菁英們統治。近年來，這些富豪的財富暴增，而權力欲亦變得越來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國有594個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比美國的535人還要多。中國大多數的新生寡頭都是來自或依附著共產黨的。

習近平比起他的前任們集中了更多的權力於自己手中，並將過往的“集體領導”模式掃之一旁──中共及其媒體將訛稱為“民主集中制”。這個模式是為了在後毛時代的黨國專制中，加入“互相制衡”的機制來防止一人獨大。黨內高層，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為了各派別分享權力的地方，他們都代表著不同的經濟和地方“王國”。

政權自身深陷危機

習近平決定取消這個模式，反映了政權自身已經深陷危機，他認為必須要“大動手術”來解決政策決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問題（即地方及下層政府無視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實不至那樣）。

“黨的很多政策貫徹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單位丶部門及地區搞‘獨立王國’。”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巡視員鄧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個強支弱干的問題纏繞著中國每一項的政策，從債務的迅速累積丶產能嚴重過剩到軍事政策。這亦解釋了習近平為什麽要如此嚴酷地鎮壓異見分子，無論是律師丶記者還是罷工工人。總部設於美國的NGO人權觀察指“這是自1989天安門屠殺以來最嚴重的人權打壓”。

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過往解釋過那樣，習近平所推動的中央集權和加大個人權力並不是首要基於他的個性（當然這可能是個額外因素），而是客觀的危機──如果不將權力集中，中共體制可能會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個部門

在六中全會召開之前，習近平已經滿身的官方職銜。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個部門的工作，包括經濟丶軍事丶網絡安全和資訊科技等。那麽加冕“核心領導”又所為何事？

實際上，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後，習近平還沒有在這場自1989年最嚴重的黨內鬥爭中獲得關鍵勝利。親中的美國商人庫納（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稱：“習近平遇到了阻礙，否則的話就不會需要核心領導了。”

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表示：“顯然在黨中央試圖高呼團結的同時，內部的團結正是他們最迫切想要解決的問題。”

因此，“習核心”的確立並不代表習近平的勝利，反而是揭示了習派正於明年中共黨大會之前，為黨內的權力鬥爭加劇而做準備。

中共十九大將會在2017年末召開，現時25名政治局成員中的13人將會因年齡原因退下來，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據以往慣例，這就代表只有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會留任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現有傳習近平有意廢除“七上八下”（滿68歲的官員需要退下來，而67歲以下的則可以連任）的慣例。

有關“七上八下”的傳言主要是聯繫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習近平一樣是個太子黨，並且也是習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後主使了習的“反腐運動”，用來增加中央控制及打擊敵對派別，並在黨國機關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駕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在過去四年間不斷擴張，並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門來“執行”習近平的統治。最近，中紀委抨擊中宣部在媒體中執行領導者路線時不夠堅定。

看來習近平希望盡一切可能地讓王岐山留任，不過這會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王岐山將會於明年滿68歲）。鄧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間說法，黨內沒有嚴格規定。”這更讓人們猜疑改例已在進行中。

有傳言甚至認為王岐山將會在黨大會後取代李克強成為總理，並主導經濟政策。李克強基本上已經在領導層中失勢，之後可能會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職位，譬如是全國人大主席。

王岐山過去被外界視為經濟“改革派”，現在更成為了顯赫的“反腐沙皇”，假若當上總理後他將會更強硬地迫使彆扭的地方政府就範。王岐山是朱鎔基的徒弟，後者於1990年代末出任總理時，曾大力改組中國的經濟，削減了4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及將房地產私有化，來讓中國加入世貿。

六中全會所制訂的措施，包括確立“習核心”，都是為了加強習近平挑選自己領導班底的籌碼，讓習派人馬有利，打擊敵對派系。習近平已經開始整頓省政府，並委任了數個跟習丶王關係密切的人物成為地方領導。

清洗江派“大老虎”

習近平掌權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後去年共青團派則成為了他權鬥的打擊目標。

共青團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義”，預算被削減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員。總理李克強是團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團派似乎是來年領導層換屆中最大的輸家。

另外，外界亦盛傳習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長自己的統治，打破只能連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規定。他可能會仿效其“榜樣”俄羅斯總統普京，在2022年後解除一些官方職銜，但繼續掌握實權在幕後垂簾聽政，就像普京於再度擔任總統之前曾欽點梅德韋傑夫作為“他的總統”那樣。

中國國家主席一職明文規定只能連任一屆，但中共黨總書記的位置則沒有此限制，況且後者顯然更為重要。在這個背景下，讓王岐山留任可以說是為打破舊規矩試試水溫，並為習近平尋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鋪路。

分別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的繼任人都是來自另一派別的。中共內部本來就有這種“監督制衡”的機制來避免個人權力獨大。習近平拆除這些保護機制，有可能將他所想挽救的體制引爆。

中國國家機器內部　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那樣，習近平時代標誌著中國國家機器內部出現史無前例的危機。習近平的手段緊迫而焦急，顯然是由於政權受到嚴重威脅。

全球資本主義喉舌《金融時報》的萊切曼（Gideon Rachman）指習“正帶領國家走向極端而高風險的新方向”。習近平不斷將權力集中到他手上，並加強鎮壓機器來防止出現社會爆炸──群眾鬥爭或系統性經濟危機，但他的“解決方案”卻可能反而會成為觸發革命的因素。

中國毒氣籠罩的冬天

自從冬季開始以來，中國廣泛地區受到霧霾的強烈侵襲。隨著冬季煤用量急劇增加，對中國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尤其是北部地區。霧霾波及到超過60個城市，4.6億人受害，被西方媒體稱為“空氣末日”。

在過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個中國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是2014年首次出現的4級警報系統中的最高警戒狀態。在“紅色警報”下，市政當局關閉學校、交通和工廠，並命令公眾儘可能避免多的到戶外。這些地區的霧霾水平高達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指標的20倍。

在過去一周里，北京某些地區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塵粒數值）超過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衛生組織說的公眾安全標準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極端的污染對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影響。大量民眾因呼吸困難入院，高速公路已經關閉，數百個航班被取消。北京機場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據報道，大量人“空污難民”逃離至一些空氣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雲南。口罩、空氣淨化過濾器和其他防煙霧小工具的銷售在過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嚴重霧霾與科學家所發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據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說，空氣污染可能是中國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時代雜誌》（2016年12月23日）說：“在該國的一些地區，日常呼吸與抽煙一樣程度致命。在74個中國城市進行的研究發現，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與霧霾有關。”

“戰爭污染”

對於中國的獨裁統治，霧霾危機是一個潛在的政治危機。在這個大多數家庭只有一個孩子的國家，當數千萬人（特別是兒童）受到相當於吸煙程度的毒氣污染，當局解決問題的能力備受很大的懷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網上將霧霾問題歸類為“自然災害”，被認為是當局另一個逃避災難責任的企圖令很多人感到憤怒。

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府已經宣布了“向污染宣戰”的方案，但幾乎沒有明顯的效果。從那時起，污染紀錄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歷來最多的城市宣布“紅色警報”。政府最新的解決方案是在霧霾城市部署水霧炮，但效果非常有限。與此同時，媒體也控制和壓制對那些在線發表關於政府處理霧霾危機的批評或笑話。

2014年，北京市長王安順說，如果2017年空氣污染危機沒有解決，他會“提頭來見領導”。無數中國人已經不相信官方承諾，他們只想安撫公眾，但只會越來越糟糕。

自我失敗

中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計劃將耗資2.5萬億人民幣（3,600億美元），比2011-15年期間增長了39%。 目標是在2020年27%的發電來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對這些投資缺乏任何協調和民主監督──資源和投資決策被與官商勾結共同體所劫持──意味著中國的綠色投資往往是自我毀滅的。霧霾打擊了許多中國龐大的太陽能發電場的產能。科學家們警告說，在一些北部地區，巨大的風電場減少空氣流通，令霧霾問題更為嚴重。

最近的研究還表明，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或今年的杭州G20峰會等活動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氣污染的臨時措施，實際上對空氣造成了更大的長期破壞。這是由於幾個因素，包括製造污染的工廠只是暫時關閉，但之後產量會急劇反彈。

“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雖然‘政治藍天’很容易實現短期修復，但它帶來了嚴重的污染代價，並不能真正解決霧霾問題。”該研究主要負責人北京大學郭鋒向《南華早報》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霧霾爆發背後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劇增加：在發電站、重工業工場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來源。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結果，大城市形成瘋狂的房地產泡沫而令市場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過去九個月中，政府的經濟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業部門，造成北京的嚴重污染。”綠色和平的全球煤炭運營高級副總裁Lauri Myllyvirta說。

在高盛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今年前十個月，煤炭產量從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價格上漲了80%。煤價反彈促使政府取消生產限制，從而導致11月比10月煤炭產量增長9%。

與其關心對抗污染問題，中共獨裁政府倒不如更關心打壓反污染抗議。在成都整個城市被霧霾籠罩，12月8當局對青年人抗議進行了大規模的鎮壓。當地人將污染惡化歸咎於彭州市的化工廠產生過量的二甲（PX）。2013年民眾就是針對PX而進行大規模抗議，但當時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廠發展。

有八名藝術家在成都被捕，他們在當地舉行了一場非常簡短的街頭表演，表達反對污染。還有些活躍分子在市中心的雕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體上有人號召抗議，成都市的大廣場因此被警方封鎖了三天。“成都的空氣污染真的很嚴重，我一直感覺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們想採取一些行動，我們應該站起來。”被捕的藝術家之一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類似的抗議活動也在西安市同時爆發。《英國廣播公司》記者表示，這標誌著一個“異常巧合的小規模抗議”。在中國各城市爆發過規模大得多的抗議活動，有些是數以萬計人參加，反對建設高污染化工廠。在6月份，湖北省錢江市的一家俄羅斯農藥製造廠，就發生過萬人抗議。社交媒體上流傳當中的抗議照片，顯示大量人群舉起雨傘──香港民主鬥爭的象徵。根據一些官方調查，高達三分之一的中國“群眾性事件”與污染問題有關。

在最近幾個星期，一個網上貼圖將中共“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改為“為人民服霧”，受到網民廣傳！愈來愈多人面對“呼吸權”受到侵犯，透過政治反諷和幽默對“呼吸權”表達不滿。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強調要將反污染鬥爭與建立中國獨立工運聯合起來。這兩者都是對獨裁統治的挑戰，也挑戰到資本家追逐短利的經濟模式。污染危機只能通過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結束。這制度不是由企業支配的“民主體制”那樣。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只能通過全球團結和打倒資本主義的行動來解決。

中國勞工論壇爭取組織自由及全面民主權利，也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機構奮鬥，創建社會主義計劃體制來保護地球。

二零一七年

經濟危機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習近平就要開始他的第二個任期。在這5年內經濟狀況不僅沒有好轉，反而陷入更危機，令中共當局如履薄冰。雖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鋼鐵價格迅速上漲，只是房產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沒有人認為這會對整體形勢造成積極影響。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會繼續向勞動者發動攻擊。

降低社保繳費

今年4月，國務院決定為期兩年下調部分地區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繳費比例，以期降低企業成本，其中養老保險部分涉及20個省級行政區。10月末，國務院又宣布準備降低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繳費基數。有學者估計社保繳費基數降幅約為10%。對於中國勞動者來說，社會保險是一個矛盾的話題。面對低工資和高生活成本，繳納社保無疑是另一筆支出，這就是為什麼青年工人較少參加追討社保的鬥爭。的確，少部分勞動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願”放棄社保；也有雇主威脅員工說，如果他們要求繳納社保，工資就會減少。但更普遍的是，與地方官員勾結的資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況下欠繳社保。《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83.3%的農民工沒有參加養老保險，約2.3億人；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剛剛超過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區發生追討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廠萬人大罷工和被警察嚴酷打壓的慶盛服裝廠罷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雖然中共宣稱退休職工的待遇不會受到影響，但這個承諾很可能只對特權階層有效。根據財政部的決算報告，從2013年開始，在扣除財政補貼後，社保基金已經虧損。2015年虧損2913億，其中養老金虧損1731億。這是因為官僚和資本家攫取了計劃經濟時期積累的國家財富，造成前一代勞動者只能依靠後一代勞動者的社保費，也是因為享受較高退休待遇的公務員只是從2014年才開始繳納社保費。老齡化將加速社保基金的虧損，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諾會讓這個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很可能會像漸進延遲退休那樣用“溫水煮青蛙”的方式削減勞動者福利。社會主義者支持向所有勞動者提供充分的社會保障，同時保證他們擁有體面的收入，但歐洲福利國家的崩潰證明這在資本主義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資本主義和它的民族壁壘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竊取勞動者創造的社會財富，卻讓他們自己為社保系統的破產買單。

工資增速下降

相比於社會保險，工資問題對勞動者有更直接的影響。目前已公布工資指導線的20個地區全部降低了預期漲薪幅度，其他12個地區可能對此持悲觀態度，例如黑龍江、遼寧、廣東和江蘇。另外人社部決定放緩最低工資調整頻率。2015年全國有28個地區提高了最低工資，但2016年只有9個，平均漲幅從14%降到10.7%，只有習近平上台時的一半。與此同時，勞動者工資增速也在逐漸下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於前三個季度的數據，人均工資同比只增長6%，而2013年以來的年均增長率是9.4%，採礦、製造、建築、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等底層工人集中的行業工資增長緩慢、甚至下降。人力資源諮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計2017年中國實際工資增長率會降到4.7%。雖然這個數字仍然高於亞洲其他國家，但應當注意中國青年的負債率也是亞洲同齡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年輕人的債務（包括房貸）平均是他們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費貸款占家庭債務的比例從去年的4.6%上升到15%。資本家、經濟學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員不斷抱怨勞動者工資增長太快，但馬薩諸塞大學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在2003-2008年間通過低工資、剋扣工資和超時勞動少支付給勞動者4.6萬億元人民幣，這還沒有算上拖欠的工資和社會保險。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從219.16萬人增加到277.47萬人，被拖欠工資總額增加到271.59億。換句話說，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資本家太貪婪！

“中國勞工通訊”統計的今年上半年全國罷工和抗議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內陸地區蔓延。同時政府的暴力打壓也變本加厲。工人群眾保衛自身利益的力量取決於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組織起來，反抗統治階級轉嫁危機的企圖。社會主義者支持工人的組織權和罷工權，建設獨立民主工運，挑戰極權中共的資本剝削。

中國：烏坎抗議者遭嚴厲判決

九名抗議者被判，最高十年監禁

烏坎模式，曾經的集權主義國家地方民主燈塔已經被中共獨裁者謀殺。2016年12月26日，中國南方海豐法院對九名被告宣判，懲罰非常嚴厲。這無疑是向試圖挑戰中共統治發放政治訊號。相反，烏坎抗議者的命運將激起國內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議者自九月份發起抗爭就被當局逮捕，被判從兩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們是魏永漢丶洪永忠丶楊錦貞丶吳芳丶蔡加磷丶莊松坤丶李楚盧丶陳素轉和張炳釵。根據海豐法院網站的公布的消息，他們被指控舉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和散布謠言的非法集會。但是判決的細節沒有公布。這個案例讓我們窺探到“習核心”對中國正進行廿五年來最悪劣的鎮壓。

2011年在烏坎爆發了大規模抗議，反對村委會的土地掠奪和腐敗，自此這條村被推到了全球媒體的頭條，被視為中國民主發展的試金石。2011年12月，在殘酷壓制了村民要求丶抗爭領袖在警方看守所內死亡之後，抗爭代表和廣東省當局達成了一個重要協議，使村委會被允許選出七個席位。林祖戀，一個當時支持抗議的中共官員，是整個進程的關鍵人物。

鎮壓

此後，林祖戀被選為村委會領導超過五個年頭。實際上民選的烏坎村委會毫無權力，村委會試圖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決2011以來的問題，但被上級政府當局阻擾而失敗。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發抗議，隨後村民被逮，七十二歲的林組戀被法庭以“腐敗”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戀被判處入獄三十七個月，激起了新一輪的抗議，當局實施更殘酷的鎮壓。林真正的所謂罪行在於支持再發起群眾示威。他提出了上訴，並收回他對“收取賄賂”的承認。但上訴法院不出所料維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數被政治犯一樣，林也做了一次“電視認罪”。這顯然是在脅迫的情況下發生的，當局脅持著他的孫子，並威脅要向他孫子提告。他的家屬指出，當局開了一個條件，如果林祖戀認罪他將換得緩刑。但這交易被揭發只是當局另一招伎倆而已。

當局為了打擊烏坎運動，以及消滅烏坎作為抗爭象徵，因而政治審判烏坎九名被告。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下命令殘酷鎮壓，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領導層改組時占據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條件與今天非常不同，當時胡的前任與村民達成協議，現時胡的強硬態度也與習近平對反對派“零容忍”的教條一脈相承。非政府組織丶人權律師和勞權人士被廣泛打壓，甚至中共當局派人越境綁架政治異議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範疇。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一直密切關注烏坎的鬥爭，因為當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訓：激動人心的基層組織和抵抗，但也要對任何與中共妥協的意圖作出警告。烏坎事例表明，林祖戀主張在中共體制內有限改革的實務派，也落得悲慘下場，證明獨裁政權不會“改良”到民主的體制，而必然會被工人階級領導的大規模群眾行動所推翻。

大慶市民舉行反污染抗議

2月14日，約一千名大慶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對在上風口和居民區與水庫附近建設可能造成污染的鋁工廠。第二天，市政府迫於壓力宣布暫停施工，但有媒體稱工程仍在繼續。根據官方審批通過的環境評價報告，該工廠預計每天將排放二氧化硫19-20噸丶氟化物0.65噸，這些都是可能對人體造成嚴重危害的污染物，而且如果工廠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由於集中了大量高污染重工業，東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發地區。從去年年底，大慶市民就開始懷疑工廠選址是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節省成本而無視環境和群眾健康。隨後市政府同市民三次會談，但不僅沒有解決市民的疑問，反而被發現環評報告的民意調查作假（大慶市環保局已經從網站上刪除了這份報告），同時市民代表和抗議活動也受到打壓，導致反對情緒激化，最終發生2月14日事件。

與此前各地的鄰避運動一樣，政府和企業的支持者將大慶抗議者描繪成“無知愚民”。特別是對於大慶這樣正在衰落的重工業城市，“要麽毒死，要麽餓死”最清楚地說明了抗議者的兩難處境，但社會主義者支持通過群眾抗爭迫使企業增加環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資發展低污染的工業技術，否則這些所謂經濟發展“成果”只會毒害工人。但問題在於，官商勾結作假成風丶污染醜聞層出不窮丶群眾對於公共事務缺乏最起碼的知情權和決策權，大慶市民完全有理由懷疑環評結果是否真實丶“不會出問題”的保證是否可靠丶企業能否一直遵守環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員能否嚴格監管，其實大慶乃至全國都不乏“環評合格”的非法排污企業。建設鋁工廠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賺得盆滿缽滿的官僚和資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現環境危機，卻要普通群眾買單，而且往往投訴無門反遭打壓。所以我們支持大慶市民要求更改工廠選址或者完全取消項目的訴求，同時也呼籲全國在反污染運動的基礎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員會，審核丶監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污染的企業，沒收所有非法排污企業，交由工人民主運營；通過抗議和罷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資金改善醫療服務丶發展綠色技術和設備，而不是把財政支出浪費在維穩和軍備競賽上。

中國婦女地位持續下降

性別差距仍在擴大

從2006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每年發布《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從經濟、教育、醫療和政治四個方面評估世界各國的性別差距狀況。根據《報告》提供的數據，經濟危機之後，中國的性別差距指數從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從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須說明的是，婦女參政度的上升緩衝了下降勢頭，但是很顯然，女性官員和人大政協代表的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別忘了在國際媒體面前為逮捕“女權五姐妹”辯護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讀生和專業技術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經反超男性。考慮到中國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萬，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別收入差距並未因此縮小，相反，在勞動參與率沒有明顯變化的情況下，女男平均工資比率從2009年的65%降到了現在的62%，儘管經濟危機前曾有所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雖然專業技術領域的差距小於整體水平，但是女性晉升難度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問題也在惡化，另一方面平均數會掩蓋底層勞動婦女更惡劣的處境。

《報告》也指出，中國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是男性的2.6倍（總勞動時間每周平均多5個小時），而家務勞動是不會被算在資本家的工資表里的。推動婦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別比。中國目前的數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還要低2個百分點，而正常應該是0.93-0.97，所以中國在這一項上穩居榜末。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1786萬，粗略地說也就是一年之內選擇性流產殺害了超過58萬名女嬰。

夫權與厭女潮

在當局打壓女權主義者時，中國也興起一股厭女症熱潮。媒體和輿論愈發將女性描繪成追求物質享受的形象，性別主義者藉此否定女權運動的合理性，但其實不過是從側面證明了男權制度對女性的可恥奴役。資本主義迫使絕大部分勞動群眾除非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否則就無法生存，而受到經濟和性別雙重壓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賣身體（婚姻或是賣淫）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中共政府和資產階級或明或暗地宣傳說，女性的價值在於美貌、生育能力和“婦德”，她們的理想生活應該是及早委身於一個優秀的丈夫——這反過來又和性別壁壘一起削弱了她們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競爭的動力。去年的女大學生“裸貸”事件曾引發廣泛關注。性別主義者表面上指責當事學生“虛榮揮霍”，但其實無非是批評她們因為失去了“貞潔”而“貶值”，也就是對夫權的不忠。資本主義已經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須出售的商品，可又通過媒體和輿論譴責她們“過於功利或者過於自由地”出賣自己。這是何等的虛偽！性別主義者經常把女性貶低成依靠丈夫養活的寵物，但是大多數男性在擇偶時不希望未來妻子的收入超過自己，因為這會傷害他們“作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強人”經常被解釋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諷刺說過於強勢會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別主義者的抹黑以及整個男權和夫權統治，婦女群眾必須奮起反抗。

勞動群眾團結抗爭

上個月底，“女權之聲”微博因為翻譯和發布了一篇號召三八婦女節全球婦女大罷工的文章而被禁言。這篇文章呼籲女權運動和勞工訴求相結合，因為後者是所有婦女所面臨的問題。社會主義者支持這種立場。指望資本主義社會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報告》的說法，亞太地區消除兩性經濟差距還需要100年，而中國從2009年以來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群眾團結抗爭，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鬥爭，通過實施男女同工同酬，廉價且優質的幼托、養老、餐廳和家政等公共服務投資幫助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不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戰資本主義對女權的壓迫，通過工人民主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才能有效實施上述政策，徹底消除性別經濟差距，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這不僅能夠解放女性，也能夠讓男性勞動者擺脫支撐整個家庭的重擔。

“靈活就業”與“慢就業”的虛偽：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困境

大陸的大學大規模擴招已經過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生從大學校園中步入社會。但是面對就業形式，他們恐怕不會再有在大學中的好心情。雖然根據共青團喉舌《中國青年報》所報道的就業率來看，目前大學生總體──90%以上的大學生在官方統計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這個數字可信嗎？

我們當然有理由對這個數字提出質疑，高校偽造就業率的新聞早已不止一次被媒體報道過。更何況，單單就業率也不能說明問題。而實際的就業情況，我們也可以從一些大學所發布的就業報告中一探究竟。

“靈活就業”就是沒有保障

天津師範大學所發布的2015年畢業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生的就業率高達88%以上。這算得上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然而看就業方式的話，我們可以發現本科生有半數選擇了所謂的“靈活就業”而非簽約就業亦或者升學。對應的，選擇“靈活就業”的專科生高達68%。而所謂的“靈活就業”，其實根本就是兼職性質的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工作的穩定性沒有任何保證，身為勞動者的權益更是極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穩定的就業，其工作性質也頗值得懷疑。在天津工業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中，僅有62%的畢業生所從事的工作與他們大學中所學的專業相關。而該校理學院的專業相關度居然僅29%——這也就是說，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該院學生從事著與他們大學四年中所學習的知識毫不相關的工作。經濟放緩令很多行業的就職機會大減，很多畢業生都不能選擇自己合適的工種。

而即使僥倖獲得了穩定且相關的工作，其薪資待遇又如何呢？根據天津城建大學2015年度的畢業生就業報告反映，其畢業生的平均薪酬僅3407元。雖然在未來他們的收入肯定會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會一成不變。而根據媒體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約在兩千多元——請注意，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問題可以自行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打算買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資如果不靠父母接濟，恐怕根本無法生活。

“慢就業”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處境只會更加艱難。根據河北工程大學的就業報告來看，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畢業生薪資低於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畢業生的話，有十分之一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兩千元，這種薪資水平甚至低於工廠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資，他們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於河南省省會鄭州的黃河科技學院就業報告顯示，有接近80%的畢業生月薪低於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話，有超過16%的畢業生月薪居然低於1500元。鑑於該校超過90%的學生都來自河南本省，絕大多數畢業生也應該是在河南就業。然而應該注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資也達到了1600元每月，這些月收入低於1500元的畢業生，難道正常合理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局當然已經意識到了就業形勢已經變得相當嚴峻，中共機關報《光明日報》在2016年頭版刊文《“慢就業”不失為一種選擇》。隨後，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喉舌開始爭相鼓吹所謂的“慢就業”。然而一部分媒體與相當多的網友並不買賬，其中一部分更是揭開所謂“慢就業”的畫皮——這無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變種說法。

大學生就業問題已經十分嚴峻，然而當局不但不敢於直面並且加以解決，反而是開始鼓吹年輕人選擇所謂的“慢就業”。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學生已經成為事實上的廉價的勞動力。想要改變這一切，中國勞工要有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反對資本主義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勞動合同保障。

中國：騰訊對用戶 通訊進行審查

騰訊旗下的QQ和微信已經成為中國抗議者的重要組織工具。但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近日發布報告稱，不管是私人通訊、微信群還是朋友圈都會受到騰訊的審查。

今年兩會前後，至少有幾十個微信群、QQ群和上千個私人帳號被強行關閉。公民實驗室發現，微信不僅仍在屏蔽那些觸怒當局的敏感關鍵詞，例如“709鎮壓”，而且開始將包含敏感內容的圖片列為屏蔽對像——由於技術原因，圖片曾是躲避封鎖的一個途徑。

亦有證據證明騰訊會將敏感信息發布者的個人資料報告給政府。責任經常被歸咎於當局的高壓政策，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在滴滴（騰訊旗下的網約車公司）併購優步（中國）之前，優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鎖了他們的帳號和關於優步的正面新聞。

最近，騰訊以2781億美元的市值超過工商銀行成為中國第一，並進入全球前十。指望資本和市場能成為推動中國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礎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壓迫群眾掌控媒體企業才能確保言論及新聞自由。

中國的黑心私營醫院

早前，中國醫療私有化問題因網絡上爆出“魏則西事件”而備受關注，隨後進一步的消息更揭發被稱為“莆田系”的全國性龐大私人醫療資本滲入公營醫療系統內以及其他種種惡行，一時間，“莆田系”在中國被視為黑心私人醫院的代名詞。

中國自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來逐步開放了私人資本滲入醫療領域。最初，這種所謂“承包責任制”是指將公立醫療部門中一些長期虧蝕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資本蠶蝕公立醫院

此後二十年間，私人資本逐步蠶蝕公立醫療領域，當中包括利用地方衛計委無權管理軍隊醫院的漏洞，在軍隊醫院體系內大肆擴張。軍隊醫院中對外承包所得的利潤又歸入軍隊自身，因此可謂完全放任，聽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國的私人醫療機構水準極其參差，當中有大量駭人聽聞的醫療事故和儉財手段，以致於一時間民眾對整個醫療系體信心盡失，人心惶惶，醫患對立的情況極其嚴重。在2006-16年間，中國醫療糾紛發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醫院年均暴力傷醫事件高達27 次。

魏則西本為一名西安的大學生，2014年被發現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種正規療法後，他們通過百度搜尋引擎版推薦到武警北京市總隊第二醫院腫瘤生物中心，其機構推銷所謂斯丹福大學研發的“腫瘤生物免疫療法”。魏則西及其家人考慮到這是由中國官方許可的國內最大網絡搜尋器所推薦，而且是一家軍隊的最高一級醫院，因而對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經過了幾個月的“治療”，花費了二十多萬後，腫瘤不但沒有被治癒更轉移到肺部。

其後魏則西多番調查後得知“腫瘤生物免疫療法”，在臨床實驗階段已被淘汰，在國外根本就沒有醫院會採用這種技術，純粹是醫院用作招遙撞騙。他在2016年2月於網上發表了自身遭遇後立即引起廣泛關注，可惜由於延誤了治療時機，魏則西於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驚訝的是，這家打著“武警總隊醫院”招牌的背後，竟是一家由私人資本所承包的“醫院”。而該資本就是掌握中國80%私人醫療份額，被人稱為“莆田系”的私人醫療體系。

“莆田系”自80年代開始以福建莆田縣市為起點，最初以游醫的形式，到處張貼街頭廣告宣傳，後來乘“改開”之潮承包醫院科室，從不合法的灰色地帶走向合法，之後大舉擴張，包括行賄公營醫院領導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併虧損的公營醫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醫療資源。

其“行醫”的方式卻與街頭騙局一脈相承，包括誇大求診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據調查所指，相當一部份的“莆田系醫生”根本未受過任何正式的醫學教育！

此外莆田系還會生產劣質的藥品和醫療儀器等，在其醫院內以遠高於平均水準的價格售予病患以儉財。在魏則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計其數的病人因上當被騙延誤治療而死。

公院病人數是私院的七倍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全國接近2千間新私營醫院落成。公私營總數字達29,000間，其中16,000間為私營醫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營醫院數目減少一千間，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營醫院負擔的病人人數去年是私營醫院的七倍，多達25億人次。

從2012年開始，一級醫院中的私立機構占比首次超過了公立機構。同時由於公立醫療資源投放嚴重不足，中國的醫生與護理人員比例只有1:0.8，遠低於國際上1:4的平均水準。

在行業與中共政府的腐敗及其無所作為官僚作風下，醫療與教育及房屋稱為現時壓在中國民眾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社會主義者反對醫療私有化，主張在民主監督之下全體公營化醫院及藥劑企業，從而在民主計劃底下推行人人免費享用的優質醫療。

中國：消費金融突顯壞賬風險

4月5日上海陸家嘴的一份報告顯示，中銀消費金融公司2016年淨利潤同比增長了168.5%，為該行業第一。中銀消費金融是中國第一批消費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國還有上千家機構正在從事消費貸款或分期業務，例如涉入校園貸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個人消費信貸餘額（不包括住房貸款）約有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同年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費金融不僅成為中國金融機構的重要盈利點，也支撐著習近平的“消費救國”計劃。不過群眾收入增速（6.3%）不及消費（6.8%）給尚未解決的債務問題增加了新風險。

根據《財新網》近日發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費金融公司平均壞賬率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時廣發證券告訴財新，小額貸款公司和網絡貸款平台的壞賬率可能分別達到5%和10%。中共當局鼓勵經濟和金融泡沫化以掩蓋真實的經濟狀況，最後只會帶來更嚴重的爆炸。所有銀行需要立即被國有化及民主控制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

中國：山東辱母殺人案

3月底，中國《南方周末》一則被稱為“辱母殺人案”的報導在內地網絡成為輿論關注熱點。案件發生於去年四月中，山東聊城蘇銀霞與於歡母子於其經營的公司內被高利貸上門追債，其間被追債者羞辱及禁錮。警方到場後只扔下一句“討債可以，但別動手”就離開案發地點，最後雙方衝突，於歡護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傷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審判於歡故意傷害罪名成立、處以無期徒刑。判決引發輿論譁然與強烈不滿，而貌似並不複雜的案情背後卻折射出眾多內地的社會問題，有內地網民指：

“山東辱母殺人案，難得有這樣一個案子，囊括了當下中國幾乎全部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縣市非法集資多，高利貸猖獗，土生土長的房產商多涉黑，基層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情景，不獨存在於山東冠縣，而是很多地方的縣鄉皆如此。”

這一評論直擊了問題的本質與核心所在：撥開表層的法律技術迷霧，案件要深究的並非“於歡是否構成故意殺人／傷害／防衛過當”，而是背後深層的社會現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關注的，除了當地警察到場後不予控制場面，反而聽之任之，最後釀成命案。進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債者為當地土皇帝吳學占黑社會成員，於2015年駕車撞死一名14歲少女後不顧而去，事後當地警方只說無法抓獲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殺人案”案發時這一通緝犯就大搖大擺的在警察面前上竄下跳，於歡母子請求警察帶她們出去也竟不得要領。

這次“辱母殺人案”則坐實了當地“官黑勾結”的事實，在過去出了事，往往是當地黑幫頭目交錢行賄，政府官僚則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維穩。最後法院更是直接對於歡處以無期徒刑，絲毫不去考慮背後的案情，更似與黑幫有所默契。基層民眾沒有任何監督制約的權力和渠道，多年來地方政治腐敗不堪。

民眾都相信，於歡並非是身陷此種困境的第一人，只不過是次正好被全國性媒體曝光而受到關注，而過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獄之災的更不知凡幾。

同時正如民眾所擔心的那樣，“官黑勾結”這種情況並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幾乎是全國性的現象！無論是徵地、拆遷這些涉及巨大潛在利益的範疇，還是那怕僅僅住宅物業的車位管理，全國上下的基層吏治的腐敗無能，乃至有意放縱黑勢力坐大從中分一杯羹，都是這次事件激起全國民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權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縱容資本與黑幫魚肉民眾、公檢法包庇侵害者逍遙法外、民眾走投無路奮起反抗卻被政權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見，習近平所謂的“反腐運動”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貽笑大方。

民眾現在除了表達憤怒，更重要的是釐清重點，我們要求的不僅僅是要求還於歡一個公正的判決，而且認識到案件發生背後的社會土壤，並在政治上奪回自身的民主權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成立群眾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嚴懲涉事黑幫及警員。警隊必須受到民選的群眾委員會由下而上民主控制，才能防止警隊腐敗，打破財團與黑道的勾結。

中國：河南濮陽一小學發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華社旗下的《半月談》就曾報道過，河北順平縣的一所小學由於人數過多，課間禁止學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發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說明連如此嚴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夠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陽縣第三實驗小學的學生在上廁所時發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傷，其中有5人重傷。這些學生一般不超過12歲，死者只有7歲。

該校有1704名學生和67名教職工，但只有男廁兩間、女廁三間總共39個蹲位；通向二樓廁所的只有一條狹窄的樓梯，慘劇就發生在這裡。在當天考試前，學校只留下10分鐘活動時間，大量學生急忙上廁所，不發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學平均每個班級不超過45人，一所學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學生，事發學校遠遠超過了標準，蹲位數量更是不到標準的一半。

學校超負苛

當地官員告訴媒體，城區學校像這樣超負荷運行是普遍現象。另外也有媒體指出，該小學連操場都沒有，只有教學樓前一片狹小空地供學生課間活動。可以想見，這次事件之後，該校學生可能也要面臨課間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據目前的數據，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但小學教育城鎮化率達到了69.4%，初中則高達83.71%。學生向中小城市、縣城和鄉鎮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資源捉襟見肘，在中西部尤為嚴重。

在去年7月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教育部官員說，全國超過56人的中小學班級有四分之三位於中西部城鎮。根據《澎湃新聞網》報道，去年夏天開學時，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學因新生過多，不得不臨時修建簡易教室。

城鄉教育差距是這一現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國超過一半的農村小學教師要教授兩門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農村小學能夠開設英語、科學和體育等科目。農村學校的低收入導致優秀教師流失。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曾抱怨說：“農村沒有好教師，好教師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長為了讓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們送出農村。同時，地方政府盲目關停、合併農村學校的政策正在加劇這一過程。2013-2015年間，雖然義務教育在校生人數增加了200萬，但學校卻減少了2.3萬所。被關閉的大多是鄉村學校，學生如果不轉到城區或者較為發達的鄉鎮讀書就只能輟學。另一方面，城鎮化和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也將許多學生帶入城市。

擁擠的校園潛伏著隱患，同時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發生踩踏事件的小學師生比為1：26，而上海的平均數字是1：12。學生過多、教師不足勢必影響教育質量。有些學校應顧不暇，只能求助於家長，例如讓他們在孩子的每份作業上簽字以達到監督的目的。對於占義務教育在校生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村寄宿生來說，生活指導的缺失更加嚴重，或者說根本沒有。不管是在學習還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規訓體制只會導致和加劇學生的厭學情緒與不當行為。

如何避免悲劇再生？

社會主義者支持家長和教師以抗議和罷課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教育投資，而不是把資金和土地投入只會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設、普通勞動者買不起的昂貴商品房以及軍備競賽和維穩。學校應通過獨立、民主的教師和家長民主機制下決策與監督下，根據需要增加教職工和教室、宿舍、操場、圖書館等設施，為教師提供定期培訓，讓學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優質、全面的學業教育和生活指導。為了向擴充教育事業提供足夠的資金，我們支持向富人加重徵稅，乃至將銀行和大企業收歸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輝山乳業崩盤 債務恐慌加劇

中國的公司債務目前是GDP的165%。遼寧輝山乳業股價的暴跌震撼了中國金融業。

3月24日，輝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鐘內驟降85%——蒸發了約280億元人民幣。這家過去的國有公司——中國最大的奶牛牧場經營者——已經被曝出是一個靠巨額債務撐起來的空殼。輝山還成了不斷借債的中國企業的代名詞。

輝山董事長楊凱在2017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脈和國有銀行的寬鬆信貸條件，借取了數十億元貸款。

至少有23家銀行借款給輝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銀行。據報道，該公司對滙豐銀行違約了一筆100億元的貸款。

在楊凱的控制下，輝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購買本公司的股票（據《南華早報》所指，花費了30億港幣）來推升股價。這筆資金來自金額更大的貸款，而股票則被用作擔保。

該公司也涉入影子銀行式的活動，把自己的債務當作“投資產品”出售給散戶。為了籌措資金，它想出了一個點子，把5萬頭奶牛出售給廣東的一家租賃公司，然後再把它們租回來。

在中國的泡沫經濟里，輝山這樣的公司變得“大而不倒”，因為它破產的話，可能會通過那些借錢給輝山的銀行和公司造成連鎖反應。省政府正在想盡辦法實施救助，該公司總部已經被警方封鎖。

習近平空前的網路控制

習近平執政已經到了第五個年頭，網絡的控制在這幾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級。無論是控制還是控制範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別體現在近兩年。

中國經濟近年急速下滑，產生極多的社會及經濟問題，因此網路除了是平民諷刺時弊、渲泄不滿的平台，也愈來愈成為群眾運動及工人鬥爭的組織工具。中共必須嚴加操控每一吋的新聞自由。中共連一些與體制和政府無關的暗諷和嘲笑也不容許，這明顯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強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可見政權的。習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中正式升級為所謂的“習核心”，而在這前後，圍繞他本人的網絡控制已經明顯出現。2016年9月，習近平在G20會議上公然將“通商寬農”念為“通商寬衣”。在其犯下如此錯誤之後展開了大規模的網絡管控。任何出言質疑此事的人都會招來封禁帳號的懲罰。而更為可笑的是，封禁帳戶的理由多半是所謂的“政治敏感”。在新華網所放送的習近平演講全文中，含有該詞的整句話都被刪去。

網絡控制開始進一步收緊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開始封鎖通過網絡獲得實體出版物的途徑。2017年3月，大陸最大的購物網站淘寶網推出一項規定，規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購海外出版物的服務。這個出版物並不僅局限於書籍，也包括了光盤等介質。通過網絡獲取外部信息，已經愈發艱難。

在這二十年來當局始終在堅持對網絡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進行刪除，但是這並不能阻止網民通過各種手段了解並且擴散關於六四事件的消息。因為這種徹底封鎖的效果並不好，在如今，當局的舉措已經不限於此。以雙鴨山事件為例，大陸並沒有徹底封鎖該事件，而是承認了礦工抗爭的事實。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稱該起事件中“沒有發生過激行為”，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歷史的做法。

廢除國安監控

一個真正言論自由的社會主義組織，應該以廢除國安監控，全面保衛言論自由和私穩權。中國勞工論壇主張停止政治審治，捍衛言論自由、停止政治檢控及迫害異見分子、廢除秘密監控系統、國營媒體由公共民主控制，要真正的媒體自由。

中國：習近平將利潤凌駕於環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環保部的大氣污染督查組檢查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一萬多家企業，發現其中近7成存在污染問題。在接受檢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標準，空氣質量良好的天數也不到60%。此次行動的起因是當局擔心因為無法實現三年前做出的一個承諾而成為笑柄。環境污染的問題已令人民對當局失去信心，愈來愈多人反思到這是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問題，中共的統治權威因而受到破壞。

根據2013年國務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應該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遠高於世衛組織的最低標準。當時的數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過後只減少了一半。上月底環保部的一份工作報告顯示，全國生態環境優良的地區只占44.9%。在重點監督的地區之外，空氣與水質的改善乏善可陳，甚至有所惡化。土壤污染仍在加劇。

無視環境的新區

下面的事實最清楚地說明了當局對於環境問題的真實態度：據《南華早報》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區事先沒有經過環境評估，而且環保部門幾乎是最後一個得知新區即將成立的。雄安新區境內有著被稱為“華北明珠”的白洋淀，面積超過新區的十分之一。白洋淀附近有上百座污水處理廠，但絕大多數早已停止運轉。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業廢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條流入白洋淀的河流竟然是排污河。白洋淀的水質屬於劣V類，亦即毫無用處的髒水。中科院的一位學者告訴媒體，雄安新區的建設會令水質進一步惡化，可這並未阻止習近平的決定。對於這位政治強人來說，保持經濟增長是他繼續掌控權力的首要條件，而群眾對污染的不滿尚可通過鎮壓來解決。

抗議與鎮壓

4月29日，“霾都”邢臺的東汪鎮——正是在環保部的督查範圍之內——一家化工廠因火災泄漏了大量有毒氣體，導致附近村民出現咳嗽、嘔吐和昏迷等症狀，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幾天之後，化工廠附近仍瀰漫著刺激性氣味。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長久以來的不滿與擔憂。十年來當地化工園區一直在違法排放廢水和廢氣，5公里內的居民均受其害。不僅農作物中毒死亡，癌症患者也日漸增多。更加驚人的是，《財新網》報道稱接觸廢水足以讓皮膚在幾分鐘內開始潰爛。村民投訴多年毫無結果。他們向記者抱怨說，相比於群眾的健康，政府更關心經濟利益。泄漏當天，幾百名村民走上街頭，要求遷走所有化工廠。隨後通向化工園區的道路被占領，車輛無法出入，迫使園內的10多家工廠停工。由於政府遲遲沒有給出解決方案，憤怒的抗議者增加到數千人。經過多日對峙，當局於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噴霧、警棍和盾牌驅逐、毆打和逮捕占領者和抗議者。諷刺的是，三天后滄州市再次發生毒氣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療。

就在東汪鎮抗議者被鎮壓的當天，廣東飛來峽鎮的反污染抗議——經過與警察的多次衝突——終於取得勝利。當地居民得知政府準備修建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但該項目既未徵求公眾意見，也沒有通過環保評估。此前該項目已因群眾反對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聲稱反對者是在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結果激起5月7日數千人抗議遊行。警察封鎖了市政府外的道路，並切斷互聯網以防消息擴散。由於政府始終不願出面對話而且暴力打壓，5月9日全鎮商店和出租車幾乎全部停業，約2萬人聚集在街頭和政府門前示威，當局也從廣州、深圳等地調來警力支援。當晚再次有上萬抗議者遊行，與警察的衝突持續到深夜。由於擔心局勢進一步升級，市政府於次日宣布取消項目，但抗議者懷疑政府不會徹底放棄。因為中國民眾已經見慣政府軟硬兼施，結合鎮壓與欺騙的手段平息運動。長久下去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只會不斷減低。

社會主義綠色經濟

由於在獨裁體制底下群眾極難組織，加上消息被封鎖，目前中國各地的環保抗議都未能跨區連結起來，很多時抗議很快結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絕對知道這些為了基本生存權利而鬥爭的群眾不會害怕鎮壓，若果蔓延為多區運動將會威脅中共統治。

在資本主義之下，特別是在貧窮地區，保護環境與經濟發展相互矛盾，這也被當作反對和鎮壓反污染運動的藉口。這種困境是因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無視一切的環保規範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污染鬥爭需要全國乃至世界工人階級的支持，終結官僚與資產階級的統治。只有將所有企業和銀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並由公帑提供資金擴大綠色經濟的投資，讓勞動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會因此而損失健康和生命。

中國：一汽大眾車廠工人鬥爭持續

吉林長春的一汽大眾汽車合資企業發生工人抗爭。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這是中國當局再一次在全國加強打壓工人的集體抗爭。

在3,000名外判工的鬥爭中，被捕三人過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線。該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資只是正式員工的一半。中國現時有6,000萬名外判工人面對類似的待遇。很多時候這些企業都違反中國的勞動法，似乎大眾汽車也不例外。中國近來這類的抗爭很類似於南韓等亞洲國家的鬥爭浪潮，都是反對資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來壓低工資和削減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為符天博、王帥及艾振宇，皆於5月26日被捕。根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的消息，王帥及艾振宇早前已獲釋，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過王、艾二人仍可能會遭刑事起訴。中共專制對於任何試圖組織起來的工人瘋狂打壓。

長春工廠是大眾汽車與國企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合資的四間廠房之一。中國是這間世界最大的德國汽車公司一個重要的市場與生產基地。中國占大眾汽車去年全球銷量的40%（398萬輛），幾乎相當於其歐洲的總銷量。

去年，長春工廠的外判工人發起行動要求同工同酬，包括遊行、網上組織以及透過法律途徑挑戰資方，而資方採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談判，另一方面警察對工人的恫嚇正在增加。為避免工人抗爭對公司造成負面形象，大眾汽車今年年初發表聲明指，中國業務部會認真處理員工的要求。不過公司沒有兌現承諾。

同工同酬

2月，超過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長春勞動仲裁委員會門外發起示威，並打出“同工同酬”的口號。此前，該委員會拒絕受理他們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經尋求全國唯一合法的“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協助，但同樣被拒諸門外。

根據中國2012年修訂的勞動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請外判工人不多於六個月，之後就需要以全職合約聘請。根據法規，短期合約（外判工）只能是“持續不多於六個月”的職位。一汽大眾的工人指許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過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約工。他們稱一汽大眾欠每人高達20萬歐元的未支工資。

“拒絕支付同等工資是違反了中國法規與（大眾汽車的）短期工作宣言。”居於漢堡的律師Rolf Geffken對德國報章《德國之聲》說。

工人運動的榜樣

一汽－大眾的工人明顯手握法律理據，他們組織了幾次示威，試圖接觸政府不同的有關部門。但他們換來的只是空洞的承諾，還有資方和警察不斷升級的恫嚇。縱使如此，工人還是繼續抗爭，令這場運動成為工運的模範。

警察加強對工人的監視，而工人代表亦被資方針對，被調到其他工作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長春舉行馬拉松再次發起遊行，而這很可能是警察決定拘捕三人的導火線。當局顯然希望這樣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動。

這次抗爭是席捲全中國的眾多鬥爭之一。去年全國有2萬宗罷工，大部分沒有被紀錄下來。企業在不斷無視僅有的勞動保護法規。資本家肆無忌憚地違法，尤其是在工人權利、公共安全、環境污染等方面。現在經濟陷入困境，國家將更難以容忍工人抗爭，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時都依舊會對其打壓。社會主義者和工運分子將不會被嚇倒。我們將會更大力揭露並反抗任何的不義，並會以任何手段支持鬥爭中的工人。

廣東珠海二千公交司機罷工

廣東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長期被剝削工資，要求當局清查公司帳目。工人一連兩天集體罷工，併到市政府抗議。資方於20日終於作出讓步，同意司機月收入增加人民幣1200元，罷工行動宣告結束。

前線司機基本工資每小時僅4.6元人民幣，在人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工資還被扣減，因此激起司機的憤怒。罷工後司機每月月薪調整為5300元，接近他們要求的5600元，總體上罷工是獲得勝利。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其中一名參與罷工的胡姓司機說，幾乎95%公交司機都參加了罷工。他媒體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職多年，於5、6年來一直沒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數千元，根本不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另一名司機表示：“一個司機除了社保、醫保和公積金，得到的工資只有3千多元。像我這些後勤人員，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說怎樣生活？”

公交司機的《告員工書》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與私人企業合作改組，大量國有資產遭賤賣，大肆聘用腐敗無能的管理人員，公司資產被“貪光”，領導及管理人員巧立名目，私吞公款，與前線員工收入相差數十倍。

近年交通系統受到私有化影響，2015年出租車司機爆發罷工浪潮，波及最少六個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東省濟、吉林省長春市等，共計數萬出租車罷工。運輸業罷工數字這兩年不斷上升，2016年半年的數字為205起，前年同期數字為127起。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罷工比起製造業罷工對社會運作造成更即時的影響，更為受到廣大公眾關注。

今次珠海司機罷工導致當地逾20條公交車路線大受影響，且正好碰上學校考試日子，影響不少學生和家長，但網上輿論整體上支持罷工。據媒體引述，網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雖然影響出行，但還是支持，希望能給公交司機一個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機罷工也毋須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鎮壓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響全市並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運輸業工人受盡剝削，這場抗爭將為工人抗爭造成示範效應。

中國千萬富翁坐擁165萬億

招商銀行和貝恩公司聯合發怖的2017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去年內地有158 萬名“千萬富翁”，資產總值有165 萬億人民幣，是去年全年國民總收入的兩倍。 過去兩年，千萬富翁的資產總值每年增長21%，遠高於經濟增速，可見財富急速地湧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國資產總值1千萬元的人士從2006年的18萬人躍升至2016年的158萬人，在十年間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個新人躋身千萬級以上財富人群。雖然中國並沒有官方的貧富差距數字，但北京大學發布《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指出，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從何方而來的呢？他們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帶資本主義關係。中國官方的一份研究報告承認，500萬擁有千萬元以上財富的人，90%以上是黨、政、軍高乾子女親屬。

但是中國正處於政治風暴的前夕，群眾抗議和罷工浪潮四起，富豪們一定是感受到的，並且正在為自己尋找逃生門。胡潤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國大陸64%的富人（財富超過160萬美元）要麼移民到其它國家，要么正在打算這樣做。他們知道一場革命正在迎頭而來！

中國經濟危機持續　勞資衝突激烈化

最近中國勞工通訊引述《中國勞動統計年鑑》，指自2011年開始，中國勞資糾紛個案的數字不斷攀升，2015年的數字已經超越了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時的數字。 從地方政府的數據可見，工人對自己權利的意識正在上升。勞方對資方的不滿愈來愈多方面，過去欠交社會保險占勞資糾紛的40%。女工抗爭占整體案件的比例愈來愈高，她們行動起來反對不平等待遇、因懷孕或放產假而被減薪或不公平解僱，還有性別歧視的聘用制度等。

此外，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16年政府處理的勞資糾紛個案達到177萬宗。近年來，中國實際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企業利潤下滑，造成老闆拖欠工資現象嚴重。一些工廠倒閉和老闆跑路後，工人社會保險等沒有著落。

雖然製造業抗爭事件有所減少，但工人抗爭開始擴散到其它行業。比如零售業抗爭事件，比過去增長一倍，交通物流業增長四分之一，服務業則增長五分之一。他們加在一起，總數首次超過製造業。這也解釋了政府經常強調的所謂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時而不穩定的就業崗位。

中國經濟雖然最近在數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個大趨勢見到經濟問題相當嚴重。中共已經視工人反抗為一個威脅政府的重大危機，因此連那些要求溫和改革、往往在工人鬥爭中主張妥協的勞權分子也大力打壓和逮捕。但這只會激起更大規模和更高意識的工人階級鬥爭，發展至挑戰中共政權和整個資本主義體制。

江蘇幼兒園恐襲案背後的精神病危機

中國江蘇徐洲豐縣創新幼兒園發生恐怖襲擊案。網上視頻顯示，在幼兒園門前有數十人被炸死、炸傷，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驚叫、呻吟、啼哭聲混雜在一起，周圍的民眾驚慌失措。官方報道8死65傷，但很多網民相信當場死亡至少10人。

經過警方調查後，發現兇手為一名22歲的男子，他自製爆炸裝置，並在家中牆上多處留有“死、亡、滅、絕”等字跡。他因植物神經功能失調從學校休學。警方宣稱兇徒當場被炸身亡，不過大量的網民對警方的說辭表示懷疑。

江蘇慘劇是愈來愈猖獗的校園血案的一例，近年這個數字已在不斷上升，揭露了中國精神病患和社會壓力的嚴重問題。根據調查機構Frost & Sullivan的報告，中國現時有超過1.8億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說幾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衛生服務資源嚴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葉刀》周刊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平均每8.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醫生，大約是美國的1/20。

在醫療資源匱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階層才能享用私營精神科服務。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療，一是費用太高、二是醫院沒有足夠的床位。瘋狂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生活壓力和極端不平等，對底層人民的無視和排擠，造成了精神病患的問題。 “上帝要你滅亡，必先令你瘋狂”，資本主義獨裁體制度的未來是如何？也許這句話給了我們一點提示。

娛樂新聞成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鎖娛樂帳號，“全民星探”、“中國第一狗仔卓偉”等娛樂八卦媒體平台帳號被關閉，至少25個平台被封鎖。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經濟的負面消息被傳播，連花邊新聞也要壓制，只會令更多民眾感受到言論空間的窒息而惹起憤怒。

對中共來說，低質素的娛樂八卦新聞本來是轉移視線、麻醉群眾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權極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制的消息傳播。尤其近年這些娛樂新聞平台發展所謂“調查式報道”，鼓勵讀者及網民自行追蹤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員可能害怕這些調查會燒到自己的頭上，例如很多官員都涉及在娛樂圈內的情色醜聞。

此外，中國一個專為女同性戀者約會而設的應用程式“熱拉”（Rela）亦被封鎖。 “熱拉”公司市值現時估計達數億人民幣。五月於上海舉行相親活動期間派發“教育傳單”，令人懷疑中國政府因此強制關閉程式。較早前，中國男同性戀專用約會應用程式贊克（Zank）亦被當局強制關閉，指用戶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內容。

中共以反對色情和不良資訊為名打壓新聞自由，但這不但不會提高新聞質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話題變成禁忌，例如變相打壓同志權利和性知識的討論。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將受到更大打壓。

北京收緊外來學生入學機會

為了減緩北京的人口增長速度，習近平政府出台一系列歧視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戶籍學生的入學條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學校，旨在將大量外來人口趕出北京。這加劇了戶籍制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產階層抱怨紛紛，底層家庭的困難更是深重。習近平上台時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戶籍壁壘，但在經濟危機和政府財政緊絀的情況下，此一改革反而在開倒車了。在目前的經濟及社會背景下，中共政府極難自願取消戶籍制度，反而會將現在的做法應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納了大量被迫離開北京的學生之後，也開始增加限制條件。在要想打破戶籍壁壘，必須依靠強有力的群眾鬥爭。

嚴苛的入學條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義務教育入學政策，並允許下級政府自行制定更加嚴苛的規定，意圖通過減少外地學生的入學機會來迫使他們的父母離開北京。在最惡劣的情況下，家長鬚要提供28種證件才能讓子女得到學習機會。同時，除了極少數特殊身份的學生（例如來自台灣或者軍人家庭），外地戶籍的初中畢業生只能報考職業學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學生因為無法參加中考而起訴北京教育考試院，但受政府操縱的法院顯然不可能支持他們的要求。今年，當局進一步收緊限制，例如增加繳稅、繳納社會保險和房屋租約的時長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學生家長在市政府外請願，要求政府保證他們子女的學習權利，但並未有官員出面回應，只是派出警察加緊戒嚴。在辦理入學手續的5、6月份，類似抗議時有發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長在昌平區政府外自焚抗議。他連日奔波於各個部門，並繳納了5000元的租房稅，最終卻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歧視性政策使一些學生不得不離開父母，回到家鄉。北京大學的調查顯示，回流兒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兒童更容易出現學習和心理問題。

打工子弟學校被拆除

相比於中產階層，底層家庭更難達到政府的要求，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從事不穩定的非正規工作，甚至沒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險，而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學的必要條件。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質量較差的“打工子弟學校”讀書。但是政府連這一渠道也在壓縮。據《金融時報》報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動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學校即將被拆除，這可能會導致今年秋天數千人失學。其中一所學校雖然有政府頒發的辦學許可證，也未能倖免。拆除行動從多年前就已開始。到2016年時，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學校和6.5萬名學生，比2014年減少2.8萬人。拆除學校會令許多學生過早地結束學業。一份關於此類初中生的報告指出，在學校被關閉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選擇留在北京尋找工作或者失業。有評論譴責稱，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萬噸的高爾夫球場，卻容不下這些打工子弟學校。家長們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在同一場整治行動中，經常僱傭外地勞動者的小商戶被大量關閉，底層勞動者聚居的許多住宅區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個村莊為了完成趕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個外來居住者收取每月兩千元的費用（相當於他們的大半工資）。

全面公立教育

中國政府每年向國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謂的維穩支出）投入超過兩萬億元人民幣，它實行的“營改增”一年就為資本家減稅6,993億元（聯合國計算實現全球基礎教育每年也不過花費2424億人民幣）。政府完全有能力讓所有學生在居住地得到優質且廉價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指出，內地的158萬名“千萬富豪”坐擁16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產，40倍於全國每年的教育經費。在官僚和資產階級的聯合統治下，這些資金不會用來滿足勞動群眾的需要。只有勞動群眾的團結抗爭，特別是工人運動，才能打破這種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資本主義不平衡發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結果。解決所謂的“城市病”需要在群眾的監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資金，提供發達而免費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務設施、發展綠色生產和促進內陸經濟發展，而不是依靠戶籍制度和驅逐政策。但由於財富被資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銀行和其他經濟部門全面公共化，置於工人民主控制，才可以有計劃地將財富投資於社會建設。

中國：國家鎮壓以及工人鬥爭的前景

中港台支部代表在工國委2017年暑期學校中國部分的開場報告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討論。中國的經濟危機有多嚴重？習近平是否真如許多人所說是毛澤東之後最強大的領導人？獨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標誌性的“一帶一路”經濟計畫）會走向何處？它會勢頭更猛，還是會遭遇挫折？

國家鎮壓正變得越來越嚴峻。這種情況是會繼續下去，還是會在未來發生變化？最後，中國的工人運動有了怎樣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組織在中國的任務是什麼？

罷工增加

2016年，中國發生了2663次罷工。這是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匯總社交媒體上的相關報導得出的資料，但是它認為實際數位還要高出8倍。這個數位是2014年的兩倍，而且交通丶服務和零售業的罷工總數首次超過了製造業。

中國政府說中國經濟正在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而且服務業的增長創造了許多新的工作崗位。但是相比於製造業，服務業的工作工資更低丶更不穩定，而且通常都沒有勞動合同，所以這其實是非正規部門的增長。

相比於製造業，交通業和服務業的罷工能吸引到更多的關注，因為它們更直接地影響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廣東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機罷工，爭取到漲薪40%。他們的勝利得益於罷工對整個城市交通的影響和公眾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公司以智慧手機作為營業平台，例如用手機叫出租或者外賣。這些公司的工人沒有勞動合同，或者合同只顯示在手機軟體裡，公司可以隨時修改。與此同時，這種技術也越來越多地被工人用來聯合罷工。

去年，中國東部的外賣配送員因為被拖欠工資而發起罷工，隨後行動蔓延至一個西北城市。2016年快遞業罷工數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們看到現在服務業的罷工和跨地區的罷工正在增加。

貧富鴻溝

在製造業，拖欠工資和社會保險是工人抗議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資的移民工有277萬人（占移民工總人數的1%），被拖欠的工資總額達272億元人民幣（約40億美元）。移民工是建築業和製造業工作力的主要來源。

按美元計算，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億萬富翁（594人）。中國的偽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有100名億萬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議會。

但同時，工人平均每月工資只有3275元人民幣。大約有2.8億名移民工離開家鄉，去往中國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經濟危機之下，工廠倒閉潮造成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停滯。特別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許多移民工因為負擔不起生活開支而放棄那裡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數連續第五年下降。

這一趨勢會讓工人更有信心去進行鬥爭，因為他們在自己的家鄉能得到更多支援。由於沒有文化和語言障礙，再加上更堅固的社區基礎，工人更容易團結和組織起來。

債務危機

《外交政策》雜誌稱，中國的債務危機是“對全球經濟最大的系統性威脅”。

國際金融協會（一個全球性金融組織）認為，2017年中國的債務占GDP的304%。這是一個極高的數位，而且從全球資本主義危機開始到現在的10年裡增長非常快。去年，所有新興市場的總債務增加了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占了2萬億。

2008年，中國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為經濟注入巨額廉價信貸。許多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借了大量廉價貸款來擴大投資。但是這也導致了今天的債務積累。

一些資產階級評論員認為即便債務增加到如此規模，中國還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因為這些主要是內部債務。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國有銀行的，不像希臘的債主是德國和其他外國銀行。但是各個歐洲國家關於金融和經濟政策的矛盾也可能發生在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

中國當局可以命令國有銀行執行自己的政策。這有點像1990年代的日本經濟危機，當時日本政府利用銀行來援助快要破產的企業從而避免了經濟暴跌。這讓中國得以積累起遠超其他國家的債務，而沒有發生金融崩潰。但是這種情況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

習近平想要進行經濟改革，從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資本進入國有企業。他的經濟方案是允許更多的市場競爭丶讓負債纍纍的小型甚至中型國企違約。這是為了緩解產能過剩丶提高資本效率（減少低效投資）並且清理不可持續的債務負擔。但是如果真的這麼做，經濟增速就會進一步放緩。所以習近平實際上已經停止了經濟改革，繼續向經濟注入更多信貸。2015年時，當局擔心經濟正在陷入衰退（由於中國經濟的特殊矛盾，這會引發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金融危機），結果過去兩年的新增信貸規模甚至超過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這導致今天的中國需要6美元的債務才能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GDP），而在2008年時只要1美元債務就能創造1美元GDP。這也意味著，如果中國政府繼續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來應對下一次經濟危機，效果會弱得多。所以政府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緩和危機的影響。

房地產泡沫

在過去7年裡，一線城市的房價翻了一翻，二線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眾買不起這麼貴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一平方米的均價相當於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紐約和東京等城市也只不過需要一個月的收入。

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價與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說，要花70年的平均工資才能買得起一間平均價格的公寓。

因為沒有其他有利可圖的行業，而且股市的風險太大，所以投機客把越來越多的資金投入房地產。中國的一位獨立經濟學家說：“中國貸款總額的一半流向了房地產，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還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資產價格泡沫就破裂了。”

這意味著，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果爆炸，給銀行系統造成的影響甚至會比1990年代的日本還要大。前總理朱熔基的兒子朱雲來承認中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空置問題。他說中國空置的住房多達30%，足夠3億人居住。

中國政府聲稱自己已經制定了清理住房庫存的計畫。但是即便沒有新增住房，如果銷售速度能維持在2016年的水準，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庫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來，房地產企業舉借更多的債務，在建住房面積止跌回升，所以過剩也越來越嚴重。

由於較低的家庭消費水準（受到低工資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丶高儲蓄率和高房價的拖累）丶巨額債務和通貨緊縮，從長遠來看未來的中國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低增長或者停滯。這會造成比日本更加嚴重的政治危機，因為相比於日本，中國的貧富差距更大丶社會保障體系更不完善。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國當局的外交政策與國內局勢和爆發政治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緊密相關。習近平需要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強人”，利用民族主義來轉移群眾對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滿。

但是中國經濟已經超出了國內市場的容納能力。現在的國際局勢（全球化逆轉丶保護主義崛起）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我們可以從中美政府的關係丶地緣政治和中國急切推進“一帶一路”中看出這一進程。

在南海衝突上，中國現在已經占了美國的上風。美國戰略家私下承認，他們無法阻止中國在為了控制爭議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島礁上部署武器系統（只有戰爭才能做到）。過去幾年裡，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馬來西亞丶泰國丶甚至美國重要的傳統盟友例如菲律賓和澳大利亞）為了貿易和投資而脫離美國陣營，轉而靠攏中國。特朗普上台後，這一進程發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臨著巨大的危機，而且國內和華爾街都要求他不要與中國發生嚴重對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經不再考慮發動公開的貨幣戰和貿易戰。但是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因為現在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著許多摩擦。中國則利用這種局面，在國內丶亞洲和全球炫耀習近平是能夠制約特朗普的“強人”。

一帶一路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畫打算連結65個國家，構成以中國為首的經濟帶。這些國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給。

二戰後美帝國主義為了重建歐洲和對抗蘇聯而實施了“馬歇爾計畫”。從財政上來說，一帶一路的規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這種“中國特色帝國主義”複製了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投資模式，在沿線國家興建基礎設施，同時也讓這些政府陷入對中國的債務依賴。中國通過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機構（它們獨立於美國控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這些國家提供貸款，從而將自己的債務負擔輸出給其他國家。

習近平聲稱一帶一路是“合作共贏”，但這是謊言。中國只是為了擴張自己的經濟和政治控制力。在一帶一路覆蓋的國家丶社會階級和少數民族中將出現新的贏家和輸家。另外還會出現其他問題：無用的投資丶貪腐的增長丶國家鎮壓和環境破壞。

一帶一路國家中有許多正面臨著軍事和安全危機丶恐怖主義和內戰，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緬甸和中亞國家。這些因素當然會阻礙中國的計畫。這就是為什麼一帶一路計畫帶有軍事內容：中國當局正在考慮在這些國家部署軍事力量以保護自己的資產。

有一些國家已經因為土地掠奪丶污染丶貪腐和民族壓迫而發生了群眾抵抗，這也可能導致排斥中國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增強。而且未來當地統治精英的親華派和反華派之間的衝突可能會引發政治變局，例如政變丶選舉鬥爭和群眾運動。再加上如此龐大的專案帶來的經濟風險（不可控的債務），一帶一路可能會造成“過度擴張”的問題，不僅無法挽救中國當局，反而會在中國國內引發經濟和政治危機。

債務輸出

中國當局之所以需要一帶一路，是因為國內的產能過剩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太多的鋼鐵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程公司。由於國內經濟增長放緩，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里蘭卡是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這個島國背負著總額640億美元的債務，政府收入的95%都用於還債。中國在那裡建造了無用的國際機場，每周只有5架班機起飛；新建的海港也是幾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來99年裡，這個港口和周邊土地將完全由中國控制。

在老撾，中國正在建設一條造價60億美元的高鐵，可這個國家一年的GDP只有120億美元。作為亞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撾只是中國計畫的從本國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鐵項目的中間一環。有10萬名中國工人正在修建這條鐵路，所有建設材料都來自中國，而且技術也歸中國所有。對於老撾群眾來說，這條鐵路意味著掠奪土地丶壓迫貧農丶強拆迫遷和巨額債務。

國家鎮壓

中國政治打壓的一個標誌是劉曉波之死。劉曉波是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因為參與撰寫一份有限的改革綱領丶試圖勸說中國獨裁者進行政治改革而於2009年被捕。自那以後他一直沒有獲釋，最終於今年7月死於癌症。當局不允許他在最後的日子裡出國接受治療。習近平當局不介意負面的公眾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強硬且不可動搖。

現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包括在最近幾場打壓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員和人權律師。性小眾的公開活動也被禁止。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並不支援推翻專制政權。他們沒有提出激進的倡議（例如自由選舉丶解除黨禁和允許組建獨立工會），而只是局限於非常溫和的訴求（例如減少媒體和網路管制丶減少對司法系統的控制）。正面臨越來越多打壓的勞工NGO活動者也只是著眼於法律建議和勞資談判。

權力鬥爭

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領導層改組。統治精英正在幕後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

習近平打破了過去的集體獨裁模式（高層領導人共同分享權力），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變成一人獨裁。習近平還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擴張自己的權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測認為，他會竭力改變黨內規則，將剩下的任期延長到10年。他的學習榜樣就是俄國總統普京。

政權內部的派系鬥爭與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綱領沒有一點關係。各個派系只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本地區或者本經濟部門內的權力和利益。儘管習近平在這場內部權鬥中占了上風，但這不意味著他已經完全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許多評論員說的那麼強大。有跡像表明，習近平正面臨各個敵對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對金融行業的打壓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一些私人資本家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力丶變得過於獨立於政權，所以當局需要把他們重新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

過去五年，習近平把反腐運動當作權鬥的工具，用它來清除異己丶警告敵對派系不要與自己作對。反腐運動從來都不是真的與貪腐有關，因為所有派系都腐敗，但是媒體對它大肆吹捧，從而利用公眾對貪腐的憤怒並改善政府形像。而且運動也不像當局自己說的那麼嚴厲。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受到反腐部門調查的多達120萬名官員中，只有4.8%被起訴。

鎮壓的新特徵

面對工人罷工和群眾抗議的增加，國家鎮壓達到了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最嚴厲的程度。例如在媒體管制方面，現在所有報紙（大概2000家）都必須服從中央宣傳部門關於報導政治新聞的規定。用詞必須完全一致。當局甚至還打壓文化和娛樂新聞，以封鎖關於明星的流言蜚語。他們擔心政府官員可能會捲入其中。涉及黑幫丶吸煙丶性丶性小眾和巫術的電視劇以及面向性小眾人群的手機交友軟體也被禁止。

國家鎮壓也在向海外擴展。越來越多的東南亞國家支援中國打壓香港和台灣的民主權利。在2016年香港書商被綁架之後，今年有一名台灣勞工活動者在中國被捕並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局想通過力量展示來增加對香港和台灣的控制並遏制港獨和台獨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過只有1200名精英選民的小圈子選舉欽點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鄭月娥曾是上屆政府的二號人物。自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梁振英對民主權利的打壓已大大升級。現在林鄭政府正在繼續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議員（包括激進左翼議員“長毛”）被法庭取消資格。這是一場議會政變，是自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對民主權利最嚴重的攻擊。這意味著香港的資產階級半民主機關（例如偽議會和法庭）現在幾乎完全受中國獨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習近平不得不想方設法集中國家權力，因為它對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正在減弱，地方政府越來越不願意服從北京的經濟政策。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極度脆弱，因為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與當局緊密相連（超過90%的超級富豪是政府或者軍隊官員的親屬）。自由主義者的綱領極度有限，而且遠不民主。

除非爆發群眾革命運動，習近平當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讓步，就連緬甸那樣的偽議會民主也不會有。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習近平當局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會做出一定的讓步。

但是當前局勢的主要特徵是，中國當局擔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發群眾革命浪潮，進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於中國發展的特殊性，他們比其他國家的統治精英更擔心如果允許有限的民主自由，國家就會開始分成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擔心中國會隨之分裂，而且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國，在反抗獨特的國家資本主義獨裁政權的鬥爭中，不斷革命論變得更為切實，因為資產階級極度依賴現在的政府；遺留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民主選舉丶解決民族問題）只能由工人階級來完成。但工人階級不會停留於資產階級民主變革，而會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退伍士兵抗議愈發頻繁 中共政府加緊鎮壓

7月30日，習近平在內蒙古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建軍節閱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強人形象與核心地位。同時中國和印度軍隊已在洞朗地區（印度稱為都克蘭地區）對峙近兩個月，雙方都不斷發出激烈聲明和戰爭威脅。而且中國也已經開始向它在東非的首個海外軍事基地派兵。當習近平政府在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時，它需要軍隊的高調亮相來配合民族主義煽動，但在愈發嚴格的新聞審查背後是抗議的退伍士兵遭到監視丶監禁和毆打。這是當局不斷加強鎮壓力度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十九大即將召開的時候，士兵抗議會削弱習近平的強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艱難處境是底層勞動群眾的縮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壓迫者的聯合抗爭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

鎮壓與反抗並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為避免突發抗議事件，連紀念性的聚會也要禁止。這說明中共當局越來越擔心群眾的不滿與行動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去年10月，在北京軍委大樓外發生了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退伍士兵抗議示威，要求政府滿足他們關於就業和社會保障的訴求，震撼了中共高層。為了平息事件，當局許下種種承諾，但不僅至今仍未兌現，而且對許多抗議者採取了報復行動。在那之後，當局加強了“維穩”措施，但各地類似的抗議活動仍然越來越頻繁。今年2月，再次有數百人前往中紀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諾並懲處之前毆打抗議者的警察。隨後國防部發言人無恥地回應說，等到“改革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進一步發展，各種社會保障機制不斷健全，相關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實”，退伍士兵生活困難的問題就會逐漸解決。這不僅將解決時間推遲到無限期的未來，也是另一個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底層群眾的縮影

退伍士兵的鬥爭並不是孤立的。在台灣，反工人丶親資本的蔡英文政府試圖推行年金改革（多繳丶少領丶延遲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類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對保守的軍公教階層也開始激進化。這說明退伍士兵與普通勞動群眾都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受害者。許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沒有任何社會保障。這種情況很可能再次發生。去年人社部發布消息說，打算在未來幾年內從鋼鐵和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裁減約500萬名國企雇員。在工人鬥爭的威脅下（例如雙鴨山上萬名煤礦工人示威），這個計劃似乎被暫時推遲。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龐大的債務炸彈如果繼續增長最終一定會摧毀經濟和自己的統治，所以幾個月前習近平再次要求處理“殭屍企業”。這不僅將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內的大批勞動者失業，也會令最新裁撤的30萬軍人的就業機會受到威脅。另外戶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發抗議的一個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東的200多名農村戶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為他們提供與城市相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

團結抗爭

中共政府將抗議的退伍士兵視為最敏感的團體之一，因為它會影響現役武裝力量的忠誠度，與習近平大力宣傳的民族主義產生衝突，甚至令公眾看到愛國士兵的下場而感到當局的荒謬與虛偽，而軍隊是中共權力鬥爭的重要戰場。但這並不代表政府會輕易滿足抗議者的訴求，既是因為負債纍纍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夠的資金，也是因為追求政績的官員寧可把資金用於華而不實的基礎設施，也不願意滿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國勞工論壇支持退伍士兵的抗爭，支持成立獨立的退休士兵組織，並讓現役士兵共同參與捍衛他們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這場鬥爭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和所有被壓迫者的團結鬥爭擊退官僚政府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銀行和大企業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讓所有人都能得到就業機會丶體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會服務與社會保障。

《戰狼2》影評：一支民族主義興奮劑

這部動作電影講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國退役士兵從一個內戰中的非洲國家拯救了數十名中國工人和他們的非洲同事。它不僅成為中國大陸票房最高的電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萊塢製作而進入全球總票房前100的電影。

這部電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政府的保護政策，因為它上映時正值每年電影院被禁止放映進口影片的時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當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說利用了近年來習近平當局的民族主義煽動，在瘋狂的愛國宣傳攻勢中吶喊助威。主演兼導演吳京在接受採訪時說：“我不過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個小火星把大家的愛國情緒點燃了”。

民族主義

吳京扮演的主角冷鋒可以說是一個“全能戰士”，他幾乎僅憑一人之力對戰整支僱傭軍，但最後卻是一面中國國旗拯救了他：他舉起的中國國旗令交戰雙方停火，他才得以帶著工人順利穿過戰區前往聯合國難民營，而且守衛難民營的是中國軍隊。鼓動民族主義自豪感的意圖顯而易見。同樣，在電影結尾，在一本中國護照的封底上出現這樣一段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當你在海外遭遇危險，不要放棄！請記住，在你身後，有一個強大的祖國。”

這樣簡單的一個片段之所以成為吳京最滿意的鏡頭，是因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這部影片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主題。官方媒體對這部電影大加讚賞，因為當社會抗爭日漸加劇時，在十九大前激烈權鬥時，習近平當局需要這樣的愛國宣傳來麻痹群眾、鞏固自己的統治。

新殖民者

選擇非洲作為舞台，顯然與中國正努力擴大在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活動有關，包括大量投資和新的軍事基地。同時電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後的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試圖抹黑革命為混亂和無政府狀態的元兇、為專制制度辯護。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國群眾抗爭說成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的陰謀。

《環球時報》在評論這部電影時說到：“西方只會帶來破壞與戰爭，中國則帶來建設與貿易”。但是在西非的納米比亞，群眾抱怨說中國的投資無助於緩解該國30%的失業率，反而帶來了大筆債務。中國在非洲大肆開採礦產，會鞏固非洲作為資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國家那樣在新一輪全球經濟危機下崩潰。所以很可能正是來自中國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準備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會矛盾的浮現

但是就算在這樣一部被《人民日報》高度稱讚的電影裡，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冷鋒已故戰友的家面臨強拆，冷鋒因為打傷拆遷隊長而被開除軍籍並被判入獄。近年來，強拆成為了中國的熱點話題。

不乏有走投無路的居民（特別是在農村）使用磚頭、木棍或燃燒瓶與拆遷隊和警察對峙，甚至自殺。這個片段的出現並不意味著專制政府正在放鬆媒體管制。不久前廣電總局剛剛發出命令，禁止省級電視台在十九大前播放娛樂性的電視劇。

但是這說明即便像中共這樣專制的政權同樣會受到群眾和社會的壓力，不得不 容許媒體透露一些社會現實以釋放一部分不滿，也證明民族主義的鼓動宣傳不可能真正幫助獨裁政府擺脫群眾革命的威脅。

十九大：中共權鬥的關鍵時刻即將到來

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10月18日召開。除了不久前被開除黨籍的孫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員中有11人已到達退休年齡，包括5名常委。由誰來填補這些空缺既是對習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權成果的檢驗，也將影響未來五年中共權鬥的力量對比。

儘管官僚專制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是習近平的集權與鎮壓同樣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全球統治階級反動攻勢的一部分。習近平上台時正值中國經濟急劇減速丶債務危機和產能過剩惡化。為了對經濟施加更多控制丶降低債務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風險並且更嚴厲地鎮壓愈發高漲的群眾反抗行動，中共獨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權力。

持續不斷的清洗

經歷了五年來的反腐運動以及最近對金融業巨頭的打擊，習近平表面上在過去五年的權鬥中占了上風。但種種跡象顯示，他的權力不是表面上那麽穩固。9月29日，《新華社》發出通告稱，政治局委員孫政才已被開除黨籍和公職。兩個月前，他被免去重慶市黨委書記的職務並接受調查。孫政才曾被視為胡錦濤為習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隨著他的落馬，重慶已經選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過四分之一被取消資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級高官，而且預計會有更多官員將被逮捕或者至少喪失政治前途。孫政才的繼任者陳敏爾習──近平的親信，有望在十九大上“連跳兩級”進入政治局常委，並超越另一個預定接班人胡春華的地位。這是自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領導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結束時沒有明確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懷疑習近平會打破過去幾十年的慣例，連任超過兩屆總書記。軍隊的清洗也在繼續。經過年初以來的人事變動，現在除了習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軍委成員中只有兩人仍擔任實際的軍隊職務。兩名沒有出現在十九大代表名單中的軍委委員，據信正在接受調查。媒體報道稱，習近平正打算改組軍委，將軍隊的最高指揮中樞置於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這將在十九大上得到確認。群眾革命經常以統治階級的內部分裂為開始，因為經濟和社會危機令統治階級不同派別在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上出現分歧，而這正是習近平清洗黨派別丶作為一個“強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現在習近平只有繼續集權和鎮壓，否則不僅之前的努力前功盡棄，甚至會遭受反衝。這意味著習近平和中共獨裁政府還遠未到達安全地帶。

模糊的前景

習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儘可能大的權威，以便更容易擺布會議進程，但他也並非沒有遇到抵抗。《南華早報》文章指出，就算考慮到中國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關於高層變動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尋常。其中最受關注的人物是已到達退休年齡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貴的攻擊和與特朗普的前任顧問史蒂芬·班農的秘密會議等一系列事件令媒體對於王岐山的去留眾說紛紜。

海外媒體沒有像過去那樣事先得到可靠的領導層新名單，可能是因為這份名單並不存在。BBC報道稱，其他派系不滿習近平過度集權，導致下一屆政治局常委名單遲遲未能確定。以往各派系經過激烈爭奪和交易，會提前談妥領導層的人事安排，從而維持團結的假象。但這次的結果可能要等會議召開之後才能確定。郭文貴事件就是正在進行的激烈權鬥的產物。無論他所說的那些官員醜聞是否真實，郭文貴顯然是利用中共派系鬥爭的夾縫爭取安全空間。而他現在所做的會令習近平丶乃至整個中共當局更加失去信譽。

“穩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會議之前，中共政府都會嚴密監控和打壓維權者和異見人士，特別是在習近平將鎮壓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後，以免他們在國際媒體前戳穿“和諧”的假象。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視頻監控網（天網工程），監控鏡頭多達2000萬個，而且精確到可以識別行人的年齡。但是在被質疑為何擁有如此龐大且先進的監控系統卻仍未能消滅拐賣兒童丶搶劫盜竊等犯罪活動時，就連官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天網工程的首要任務並不是打擊犯罪，而是預防“群體性事件”。

長期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現在處境更加惡劣。秋收時西藏各地慣常會舉行慶祝活動但今年卻被取消，而且藏族群眾也被禁止離開所居住的地區。西藏政府已經停止向外國人發放“入藏許可證”，當地的旅行社與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國人。新疆當局在規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開放之後，最近又開始強制沒收個人持有的《古蘭經》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貧窮且最敵視中共統治的和田地區，學校從9月開始全面禁止維吾爾語教學，禁止教師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對漢族教師進行維吾爾語培訓。

消滅貧困

“消除貧困”將是中共官僚們在十九大上要討論的內容之一。兩年前習近平曾承諾，會在2020前消滅絕對貧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標準（相當於每月僅192元），中國現在有超過4300萬的絕對貧困人口。但這其實是一個數字遊戲。7年前當政府將貧困線從1274元提高到現在的標準時，貧困人口增加到原來的5倍多。為了完成減貧指標，地方官員制定嚴苛的審核標準或者偽造數據，務求在紙面上減少貧困人口，被諷刺為“數字脫貧”。習近平集權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親資產階級政策，包括減稅丶延遲退休年齡丶放寬對私有資本的管制。雖然他現在以穩定而非“改革”為首要目標，甚至重新強調黨對於國企的控制權，但這只是為了避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崩潰。在經濟放緩和進展緩慢但並未停止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之下，受到打擊的是底層勞動群眾。今年上半年中國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數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兩年的減速幅度明顯大於平均數，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自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全國人大和政協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個人財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兩倍。除非通過工人階級和其他受壓迫群眾的集體抗爭消滅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務於群眾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否則就不可能消滅貧困。就算在發達的歐美國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緊縮政策也將大量群眾重新投入貧困之中。習近平極力營造自己權力已經鞏固的表象，但派系權鬥明顯仍在進行且具很多變數。他向敵對派別和群眾發動猛烈的攻勢，加劇了派系鬥爭和群眾憤怒，令高壓政策陷入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但是這不會幫助中共當局走出危機，反而會在某個時刻令危機加速。

中共政府在與印度對峙中失利

6月中，由於中國開始在與不丹的爭議地區修築公路，印度以不丹保護國的名義派遣軍隊與中國發生對峙。如果建成，這條公路將使連接印度東部與西部的狹長地帶處於中國軍隊的威脅之下。印度東部活躍著多個分離主義組織，而且中印爭議領土也在這裡。在之後的兩個月裡，雙方口水戰不斷升級，甚至以開戰相威脅。印度在邊境附近駐軍18萬，中國也部署了1.2萬人。但是就在戰爭看似一觸即發時，8月28日，也就是金磚國家峰會前不到一周，雙方突然宣布達成撤軍協議。

中共政府將這一結果描述成自己的勝利。但實際上，以中國停止在爭議地區修築公路作為印度撤軍的條件，顯然是中國的失敗。印度執政黨官員說這是莫迪政府在金磚國家峰會前的巨大外交勝利。印度《經濟時報》則評論說：“這次較小的國家都知道了，中國會發出威脅，但不一定會付諸行動”。

習近平擔心中印衝突會影響金磚峰會（印度是成員國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習近平現在最關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中共自己煽動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另一個危險。在最近的朝鮮核試驗之後，有東北群眾發起抗議，要求政府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習近平政府將民族主義煽動作為挽救統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嚴厲鎮壓民族主義抗議，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其他與中國存在衝突的國家可能藉此機會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讓步。而且這可能已經發生了，例如中國同意制裁朝鮮並向特朗普的知識產權調查妥協。這無疑會削弱他的強人形象，給他未來的高壓統治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中共政權試圖控制一切輿論

9月初，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出台新規定，如果即時通訊群組中有用戶討論政治敏感話題、傳播關於抗議或警察暴力的視頻以及非官方媒體發布的港澳台新聞，群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將會收到處罰。這項規定被網民憤怒地稱為“連坐制”。由於擔心受到處罰，大量群組自行解散，也有群組將管理權交給海外人士。當局出台這項規定，是因為以騰訊旗下的微信和QQ為主的即時通訊軟件越來越成為群眾表達不滿、甚至組織抗議或罷工的聯絡工具。市值近4000億美元的互聯網巨頭騰訊此前就已被曝光協助當局進行通訊審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員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維穩政策而被撤職拘留。

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越來越嚴厲的管控。 9月12日，親中共的鳳凰衛視一檔談話節目被停播，重播節目也從各大視頻網站下架，雖然這檔節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當局。媒體報道稱，停播的命令來自廣電總局，而且未來會有更多節目被整肅。此前廣電總局曾批評鳳凰衛視“大量播放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時政視聽類節目和宣揚負面言論的社會評論性節目”，儘管它過去被視為中共的宣傳喉舌。這再一次說明，中共就連建制內部較溫和的勢力也無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制與打壓。

另外，8月18日，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中國季刊》從其中國網站上刪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問題的文章，以免中國政府關閉整個網站，雖然學術期刊在普通群眾中的影響力比社交平台和新聞媒體小得多。不過幾天之後，在國際學術界的壓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決定。幾乎與此同時，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多家外國出版商向媒體承認自己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進行自我審查。

中共不顧一切地收緊言論管控，說明專制政權愈發感受到危機和群眾革命的前景，但是鎮壓只會加劇群眾的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統治基礎，加速革命的到來。

高牆之內的網路世界

筆者是一名學生，在記憶中，以前還可以使用谷歌搜索，瀏覽外國網站。但想瀏覽境外網站，大陸網民把瀏覽境外網站生動地稱為“翻牆”。而今年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個人VPN服務， “翻牆”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個人的VPN服務，而用於商業與學術的VPN則可以照常使用。對於這種禁止，則是以“非法”的名義，因為現在的個人VPN服務供應商都沒有拿到工信部的經營許可。但截止目前沒有一個供應商得到批准。國外的服務也不能用。自蘋果商店下架所有VPN應用後，所有可從明面上獲取“翻牆”工具的渠道都被鎖死了。現在只能依靠一些通過私密渠道流通的“翻牆”工具以及較小的或基於海外服務器的服務供應商進行“翻牆”活動了。

在中國大陸的所有網站，只要使用了國內供應商的主機等服務，都需要到工信部備案，備案完成後，就標誌著你正式進入了中國大陸政府的監管範圍。如果違反了敏感詞制度，發表了敏感言論，輕則刪帖封號，重則封鎖網站，接受起訴。所有這些限制，實際上都是為中共的獨裁政權服務的。他們在各大自媒體派駐各種官方帳號，可笑的是這些帳號大多數時候都禁止評論；為了限制消息渠道，他們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牆，把人們的視線擋住。

這堵牆又成為許多國內網絡公司的避風港，使他們獨占中國這個大市場。官僚們培育出的網絡公司卻砸了他們自己的腳：各種醜聞層出不窮。最臭名昭著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來的對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醫院了。這些網絡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說顯示了資本的愈加增長的力量與骯髒。大陸網民只能忍受著視頻網站無休止的廣告，看著閹割過的新聞，還要擔驚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會被刪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過濾的新聞。

社會主義者要求網絡訪問與網絡言論的自由；我們不要獨裁制度審查，也必須要破除私營網絡服務的壟斷與資訊控制。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業工人抗爭

8月18日，陝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數十名員工圍堵酒店入口並拉起橫幅，抗議酒店剋扣工資。據香港NGO“中國勞工通訊” 的信息，酒店住宿業（中國工資最低的行業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們所面對的惡劣處境。截至八月底，酒店業工人的集體行動（包括罷工和抗議）占了今年服務業工人抗爭的15%。相比於其他服務業部門，酒店業在同一工作場所有更多的工人，這讓他們擁有更大的鬥爭力量。

另一個NGO在深圳調查發現，不管酒店星級如何不同，工人都面臨著類似的境況。在中國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資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資的問題。其中受剝削最嚴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數的學生工和派遣工，他們的實際工資甚至可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時），而且通常沒有社會保險。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規定的威脅。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員工在受到騷擾或者暴力時必須忍耐，否則可能會被開除。

以巨額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去，所以中共當局試圖轉向以服務業和消費為支持的“新經濟”。但是服務業工人的一般工資明顯低於製造業，而且工作條件也經常十分惡劣。這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服務業工人奮起反抗，爭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會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個例子。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對抗資本剝削。

營養餐出現腐肉 引發家長抗議

9月5日，貴州省安龍縣上千名家長上街抗議一家食品商向當地學校供應腐肉作為營養餐食材。今年開學後不久，安龍縣多家學校大量學生陸續出現嘔吐和腹瀉等食物中毒症狀。學生家長在檢查食材之後，發現有一些肉類已經腐爛、甚至生蟲。於是9月5日一些家長攔截了送餐車，並帶著腐肉遊行至縣政府外抗議。隨後多名抗議者被警察打傷或者逮捕。

根據政府的安排，這家食品商為當地三十多家中小學、兩萬多名學生供應營養餐。在抗議爆發前，曾有學生家長投訴營養餐肉類發臭、飯菜中經常有異物。學校推諉說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無權干預，但政府也沒有做出回應。因此家長們認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在去年9月，該食品商就被家長指責“營養餐沒有營養學生，而是營養了黑心商人和腐敗官員”。雖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學生已經選擇回家吃飯，但仍有許多留守兒童不得不在學校用餐。

將學生營養餐（即由國務院制定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外包給私人企業，無異於用公共財政補貼私人資本，讓他們得到穩賺不賠的盈利機會。

中國勞工論壇支持受害者及家長組成獨立委員會調查事件，委員會有權懲治相關財團及官員。為了讓所有學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營養餐，我們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長民主控制和管理的食品生產， 而不是為了賺取更多利潤而以次充好、並得到貪腐官員庇護的私人承包商。

中國央行就金融危機發出警告

中國經濟中有非常多“龐氏騙局”的特徵，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也是如此。打算將60多個國家丶45億人口納入中國經濟霸權之下的一帶一路計劃，與習近平思想一起被寫入黨章。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體的外交政策被寫入黨章。在“大膽”的背後是冒險和浮誇。其目的一方面是維持資產階級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騙群眾。

僅11月就有兩個國家，巴基斯坦和尼泊爾，取消了部分一帶一路基建項目。它們說北京要求建成的設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制，這個條件對它們來說太苛刻了。現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壩項目造價140億美元，相當於一帶一路在這個旗艦國家總投資計劃的三分之一。這證實了我們的判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一帶一路計劃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實現的。

在長篇大論的開幕報告中，習近平26次說到中國是“大國”或“強國”，86次提到“軍隊”（是胡錦濤在上一次大會時的兩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階級”。

連任15年央行行長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間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國不斷增長的金融風險，以及“明斯基時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東南亞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資產價格暴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已經發出了許多警告，但是一個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國官員說出這樣的話卻很不尋常。周小川的評論與習近平政府“強而穩”的說法相矛盾。《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奧瑟茲寫道，像周小川這種地位的人說出這樣的話就相當於在滿是觀眾的劇院裡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論顯然得到了習近平的批准。這意味著一年來對影子銀行的打擊以及對過度擴張的金融系統去槓桿將會繼續，而且可能會升級。這會令北京與舉債成癮的地方政府發生衝突。銀行業總額在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是中國GDP的240%，現在已310%，是新興經濟體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數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能超過這個數字。周小川指責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壓，迫使中央政府堅持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結果加重了金融風險。

過去10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成為全球GDP增長的主要動力，但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續的信貸擴張驅動的。影子銀行貸款不受監管，現在已達到貸款總額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貸注入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使住房價格暴升，通過房產渠道給勞動群眾和窮人加上沉重負擔。

這些因素令當局難以通過刺激消費來讓經濟擺脫現在對債務和投資的過度依賴。工人和中產階級的收入有越來越多被住房市場吸走。前所未有的瘋狂投機令中國的平均房價在過去10年裡增加了8倍。現在中國房地產市場的總價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相當。就連習近平也在大會報告裡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習近平：中國強人有多強？

今年十月舉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本世紀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會。它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正在變成一人獨裁。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對於全世界，它都會為未來帶來重大影響。習近平利用這場大會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澤東一樣主宰黨國機器，並讓中共政權重新全面掌控“黨政軍民學丶東西南北中”（引自大會一致通過的中共黨章修訂案）。

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這場大會也是為了告訴全世界，中國正勢不可當地成為全球超級大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就是考慮到各國物價的差異），中國的GDP已經比美國多15%；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到2023年時將比美國多50%。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皮尤研究中心調查發現，46%的英國人和41%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分別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認為美國是第一。津巴布韋軍隊推翻總統穆加貝和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發動政變丶逮捕與他競爭的王子，都體現出中國日益增長的國際影響力。因為這兩件事明顯是受到習近平清洗運動的啟發和鼓舞。

就在大會結束兩周后，川普這個幾十年最無能的美國總統對中國的訪問，更是突顯了中國的強大形象。緩和下來的特朗普不斷提到他和習近平之間的“默契關係”，一點也看不出他在競選時強硬的反中立場。中國評論員把川普的訪問形容為“朝覲”。戴維·羅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磯時報》上說道，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見這個世界上權力最大的人”。

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偽論與他的名字一起被寫入黨章，與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並列。這一“理論”捍衛的是中國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統治和國家資本主義。它對於中華帝國主義（當然它並沒有用這個詞）的預言和辯護背後是不斷膨脹的自信心。按照習近平所說，隨著美國領導的舊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轉的衰退，中華帝國主義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就其鞏固了習近平的權力而言，大會的結果完全是意料之內的。但是這個政權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樣，在四十多年來“最強大的領導人”的帶領下讓這個獨裁國家日益強大，無情地橫掃國內外所有反對者？社會主義者認為，中國和全球的現實情況要複雜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戰正在來臨：日趨尖銳的國際緊張局勢丶中國危險的不平等現象和經濟大動盪。

儘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這並不是真正的代表大會，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習近平加冕儀式。據香港的中國問題專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說法，他現在可能成為“終身皇帝”。這次會議純粹是個裝飾，而且對於中共和其他擁有斯大林主義歷史的政權來說，這當然也不是甚麽新現象，但十九大或許創下了新記錄。

所謂的代表，只不過是一場大型演出中的臨時演員而已。那些接受媒體採訪的人毫無例外地對習近平給予了稱讚和肯定，全國的小學生則被迫在電視上觀看習近平三小時二十分鐘的演講。會議開幕當天，社交媒體上的“十九大”標籤被瀏覽了11.9億次。我們應該對此感到驚訝嗎？對於中共這樣一個嚴密操控媒體和網絡的政權來說，這是輕而易舉就可以做到的。

江澤民和胡錦濤曾推行“黨內民主”（儘管很不充分），以圖在中共內部建立一定程度的制衡。現在這已被習近平拋棄了。就算在黨國高層內部，他也在實行越來越嚴厲的壓迫和控制。習近平也沒有像前兩次大會那樣進行諮詢性的第一輪投票，以了解代表們對於最高領導層人選的意見。這次的代表大會比以往都還要像是一個橡皮圖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經在前幾個月通過非正式的管道與退休元老和高級將領等重要人物一同解決了。根據新華社的報導，習近平在“當選前”與57個高層人物協商過。

沒有繼任人

帶有習近平名字的“理論”寫入了黨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繼任規則，令自己的權力更不受約束。這些都說明他的地位得到鞏固。在新領導層中沒有指定的接班人，這是幾十年來一直沒有過的情況。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屆滿之後，習近平有可能繼續連任或者垂簾聽政。儘管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在“黨團結”的名義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間取得平衡，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習近平已經削弱了常委會的權力。

在過去的領導層安排中，指定繼承人來自與現任領導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澤民屬於上海幫，而他的繼承人胡錦濤則屬於團派。這也是鄧小平為了控制派系鬥爭丶同時避免權力過於集中在某個領導人或者某個集團手裡而植入一種“共識架構”。在這種制度下，繼任人可以抵銷上任的權力。這是“一黨”專政，而不是“一派”專政。但是習近平廢棄了這和其他大多數內部制約。與上海幫關係密切的前重慶黨委書記孫政才和團派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曾被認為將在2022年繼任總書記和總理，但現在他們已經失勢。孫政才於今年七月被反腐運動趕下台，現在被指控嚴重罪名。2012年前他擔任吉林省黨委書記時的同僚們現在告訴媒體，他“不顧吉林事業發展，一心只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顯這並沒有妨礙他在5年前被這些人一致“選”為第18屆政治局委員。

拯救黨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一個人手裡，便把中國獨裁統治帶上了一個危險的方向。中共統治集團容忍習近平打破過去三十年的集體領導模式，暴露出他們在表面的必勝信心之下有著怎樣的絕望與危機感。呈現給我們的景象是，一群統治精英將希望寄於強人，期望他帶領他們度過重大的經濟丶社會和地緣政治挑戰。《經濟學人》在10月14日寫道：“習近平受命拯救黨。共產黨需要拯救，這聽上去很奇怪。”對於社會主義者和密切關注中國的人來說，這聽上去並沒什麽奇怪。

過去那種“常委獨裁制”是鄧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為的是在沒有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競爭和選舉）這種“安全閥”的情況下，維持政權最高領導層的內部穩定和平衡。儘管階級壓力的高漲令資產階級民主也陷入了危機和功能失調，但它同中國獨裁資本主義的一個區別是（除了民主有利於工人階級發展自己的組織和政治理念並擴大影響力），民主制度下各方相互制衡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而這是僵硬的獨裁制度所沒有的。

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能夠替換執政黨，並通過選舉來釋放一部份階級壓力。所以儘管它們經歷了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但除非工人運動提出一個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則舊秩序並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非常害怕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他們明白，這會像1989年那樣向整個制度發起直接挑戰。

為了將國家權利從地方集中到北京丶從其他領導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習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經取消了鄧小平設下的內部安全機制。但是在削減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權力之後，所有壓力都會集中到習近平這個“核心”身上。投資銀行家卜若柏說：“如果黨是圍繞著一個人建立起來的，那麽等他垮台時，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龐大的宣傳機器樹立起的習近平強人形象也得到資產階級“自由媒體”的廣泛吹捧。美國的《新聞周刊》報導：“習近平再度當選，展開第二個五年任期”。這只是資產階級主流媒體主動迎合中共政權的一個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習近平選舉）的結果有860萬條，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習近平獨裁者）的20倍（395,000條）。

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共政權踐踏人權和鎮壓反抗者的行為有增無減，但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一直沒有發聲譴責，正反映了這種政治諂媚。劉曉波是納粹時代過後第一個死在監獄裡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但西方領導人對於劉曉波之死及其遺孀劉霞持續受到殘酷迫害保持沉默，就是一個例子。過去美國總統訪問中國的時候，在處理簽訂經濟協議這種正事之前，經常會向中國領導人提起某位異見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對民主問題作最低程度的關注。在慣例上是雙方事先談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訪中國時，連這種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拋棄了。他的立場體現出國際資產階級在當今這個嚴重危機的時代對於專制統治的廣泛認同。

長期受到迫害而且現已失蹤的中國律師高智晟曾尖銳譴責西方政客的雙重標準。他寫道：“全世界都學會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國內人民基本人權現實面前的裝聾作啞，以換得中共給予的帶血的利益回報……利益牽引了他們的選擇方向，屠伯們得到所願得的”。

我們建議讀者抱著懷疑的態度看待“自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領導人”這種說法。習近平只是在上層派系鬥爭和政軍官僚機構中獲得勝利，而且他也會繼續受到約束和挑戰。習近平的權力是通過媒體管控和強力部門自上而下建立起來的。

十九大剛剛結束之後，習近平當局像西方國家大選過後那樣，享受著“蜜月期”。但是這不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習近平的勝利不是基於真正的群眾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數評論家所想的要不穩定得多。過去五年裡通過前所未有的鎮壓丶媒體煽動的個人崇拜和用來威嚇中共官員的反腐運動，習近平的統治比前任胡錦濤和江澤民更加鞏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澤東和鄧小平所獲得群眾支持，儘管毛鄧的群眾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礎上的。

毛澤東所得到的支持是基於深遠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這些變革的社會革命是極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規模無與倫比。鄧小平的社會基礎在於1960-70年代毛主義政權令群眾疲憊丶失望，而且農村市場化改革（去集體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經濟成果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習近平統治集團的權力尚未經歷群眾鬥爭和重大國際衝突的真正考驗。習近平上升到主導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權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統治精英就察覺到，如果不徹底改變這種情況和過去的路線，那麽危機將不可避免。特別是要打破經濟對於債務的依賴。

過去中央政府一直無力讓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執行它的命令。這是問題的癥結，也是習近平通過強力再集權想要解決的問題。從許多方面來說，中國仍然是一群相互衝突的省級經濟體。有些省份的經濟規模非常龐大。廣東丶江蘇和山東如果是獨立的國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經濟體。就GDP來說，它們當中任何一個都遠超過G20成員印度尼西亞丶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

習近平以強硬立場對待香港和台灣，而且執著於打壓港獨團體，也是為了壓制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當他在十九大開幕報告中說道：“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丶任何組織丶任何政黨丶在任何時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此時會場上的掌聲是最熱烈的。北京加重對香港的政治打壓部分是為了控制各省及其經濟而殺雞儆猴。

習近平得以鞏固他的專制統治，得益於國際局勢近來的順境，但國際局勢未來可能會發生劇烈變化。儘管特朗普的亞洲之行採取了一種低調丶非對抗性的路線，但他底下的美帝國主義正在重新嘗試與澳大利亞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聯盟，以圖對抗中國在亞洲的主導權。在出訪亞洲五國期間，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員反覆提到“印太地區”，而非一般所說的“亞太地區”。新的術語體現了美國政治戰略的改變。

10年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眾多資本主義“民主國家”隨之陷入政治混亂。最突出的就是美國，但英國脫歐之後的歐洲也是如此。這自然有利於習近平的計劃。特朗普的笨拙與反覆無常讓習近平得以將自己裝扮成全球資本主義的“穩定支柱”，至今極大有利於了中國當局全球擴張的計劃。尤其是在亞洲，但對於更廣泛的地區來說也是如此。所以CNN稱2017年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面獲勝。習近平當局利用國際地位的提升幫助國內的民族主義宣傳。

中共當然不是“共產主義”政黨。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義和親資本主義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個真正的“政黨”，儘管它自誇有8800萬黨員（印度的右翼民族主義執政黨“人民黨”號稱有1.1億黨員）。在中國，黨和國家融合成了一個龐大的獨裁組織。“黨”控制著政府丶軍隊丶法院丶安全部門丶媒體和網絡，並通過國有企業控制著關鍵的經濟領域。如果將黨政分離，那麽它們幾乎一定會崩潰。這就解釋了，為甚麽中國和國際資產階級擁護現在的中共政權。除了少數狂熱分子之外，全球資產階級不希望看到中國崩潰，因為中國對於它們在全球的利潤和經濟前景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按美元計算，中國現在有647個億萬富豪，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美國有563個）。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的億萬富豪人數占全世界的36%。2012年習近平上台之後，億萬富豪人數上升了超過原來（251人）的兩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吳少勛，以及潘剛──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最貧窮的25%家庭（約有3.42億人）只擁有全國1%的財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約1300萬人，大部分都與中共有聯繫）擁有三分之一的財富。

這真實反映了中共政策殘酷的階級性，雖然中國與西方那種完全自由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很大不同。中國資本主義沒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仿西方模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西方資本主義的衰退讓中國統治者更加確信他們的資本主義模式比西方好。這就是“習近平思想”的真實含義。

與中共獨裁者關係密切的中國精英，想要繼續獨占政治控制權，拒絕像“西方民主制度”那樣分享權力。這是他們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堅持要對關鍵的經濟槓桿保持控制。習近平的統治強化了中共政權的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強了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鬥爭。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正體現了這一點。作為中共的資深“理論家”，王滬寧相當於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都鼓吹民族主義丶威權主義和帝國主義。王滬寧和其他新常委人選體現出，習近平將中共領導層人選從技術官僚轉向更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人物。美籍華人學者裴敏欣表示，“沒錯，習近平是世上幾十年來最大一黨國體下的最強大的領袖，但他影響中國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觀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增強，鎮壓與專制措施加劇，是一種全球趨勢。

市場改革計劃

海外媒體都揣測，習近平現在牢牢控制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會努力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不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在2013年，當全球資產階級為習近平的一長串經濟改革計劃鼓掌時，我們就警告道，無論中共領導層的主觀願望是什麽也好，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架構內存在強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這些改革都可能不會實現。歸根究底，這是因為黨國體制中地方與中央的內鬥。部分中國經濟學者甚至將之與歐盟內布魯塞爾與成員國之間的鬥爭作比較。

習近平經濟政策的主調似乎會保持現狀，以優化和強化國家資本主義，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國資本。但隨著外資越來越對中國市場開放和自由化的緩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會試圖在經濟政策上軟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時期習近平可能會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為對外資壓力的退讓。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需要吸引更多外資，尤其是債券和股票市場，以紓緩國內銀行的債務負擔。另一部分是因為中共政權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會對中國經濟造成破壞。

反腐

就像我們所解釋的那樣，反腐運動主要是習近平用來鞏固權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濫的貪腐問題。這場運動是習近平第一個任期里最受吹捧的“成就”。據報導，有140萬大小官員（也就是所謂的老虎和蒼蠅）被調查，約170名高級政府官員和60名將領落馬。但是大部分官員只是受到輕微處罰，例如撤職或降級，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薄熙來之外，反腐運動沒有波及其他的太子黨。而且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在位時被捕的。這當然說明習近平與太子黨達成了幕後協議，否則可能會引發一場血戰到底的派系鬥爭。

習近平最親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離開領導層，在風平浪靜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漣漪。他因為已經到了69歲而不得不退休。長期以來有猜測認為，習近平可能會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讓王岐山留任。如果習近平真的做到的話，那就創下了一個先例，讓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後開始史無前例的第三個任期。

由於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業，我們難以確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麽。可能是習近平為了“黨內團結”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標而犧牲了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貴反中共運動的重要攻擊目標。郭文貴稱他是一個巨貪，指控他把大筆資金轉移到了海外。現在有人猜測，郭文貴說的可能是事實。或許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無情反腐遭到了精英們的反攻。《日經亞洲評論》的一份報告說，甚至在中紀委內部也有人反對王岐山留任。其他報道提到，在十九大召開前數星期，習近平與黨元老舉行了一場會議，決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許，由於習近平試圖彌合精英間的一部份裂隙，反腐運動也會降溫。中紀委將會被改革成一個正式的國家機關。但是它仍然是習近平用來在黨國機器內施加控制丶鎮壓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風險的賭注

習近平地位的上升並沒有消除中國政權和精英集團內部的緊張關係（反映了社會基層的巨大矛盾），而是開啟了一個對於中國資本主義和專制政府來說充滿風險的新時代。其統治基礎是一連串即將爆發的危機：前所未有的巨額債務和金融投機丶日益惡化的警察社會和白色恐怖丶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

下一時期我們會看到中國8億工人的龐大隊伍崛起，並“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們的任務是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綱領和工人階級國際主義爭取群眾支持，並以此改變中國和全世界。

中國輸出國家鎮壓

發達的網絡技術幫助了習近平，而且這些技術經常是西方“民主國家”開發和出售給中國的。中國正在投入大筆資金開發先進技術，這一部分是為了經濟，另一部分是出於加強鎮壓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億個監控攝像頭有超過一半在中國（1.76億），而且中國在人臉和聲音識別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長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說，未來10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會超過美國。《時代》雜誌將人工智能稱為“21世紀的太空競賽”。中共當局計劃將人工智能融入“維穩”工程，這並不是甚麽秘密。

中國因此成了“數字威權主義”的榜樣，受到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專制政權的效仿，例如俄羅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亞。越來越多的政府像中國那樣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涉及65個國家的“網路自由報告”最近警告說：“迅速廣傳的技術可能會摧毀民主和公民運動”。有報導稱，菲律賓政府招募了超過一萬名網軍，旨在淹沒反對總統杜特蒂的聲音。但這根本比不上中國超過1000萬的“五毛”。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散播大量有利於中共當局的“新聞”和評論，以此作為收入來源。

小熊維尼

而且在網絡上屏蔽與習近平體型相似的小熊維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權的高度敏感。年輕人將習近平稱為“習特勒”也是反抗獨裁的萌芽。在習近平的統治下，中共政權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血腥鎮壓之後最嚴重的程度。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也打算將鎮壓行動擴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綁架批評中共政權的人，或者通過施加經濟壓力壓制對自己不利的宣傳和政治辯論。在最近的此類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於北京的壓力取消出版一本名為《無聲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書藉。作者為大學教授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據稱在著作中講述了中國政府如何滲透澳洲政局。

但是儘管資產階級建制會放任中國當局的專制行動，全球群眾的反對卻會愈發激烈。我們反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打壓的國際運動就是以此為方向。我們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將希望寄予工人階級。

以穆斯林占多數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權最嚴酷的打壓。按照《衛報》所說，那裡幾乎已經變成“100%的警察國家”。首府烏魯木齊（人口350萬）有949個警察局，而倫敦（人口870萬）也不過180個，紐約（人口850萬）只有76個。最近，新疆當局逮捕了約500名哈薩克族人。現在哈薩克族也開始像維吾爾族那樣成為鎮壓的目標。殘酷鎮壓終將激起爆炸性的反彈，並給北京在中亞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經濟擴張計劃製造新的障礙。

最近有兩個例子，突顯出中共當局的極端敏感，以及其無限高的高科技國安預算。今年早些時候，山東網民王江峰因為將習近平稱為“習包子”被判入獄兩年。除了判決的嚴重程度之外，讓人驚訝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組中對朋友說過這樣的話，而不是在公開的網絡上。

郭文貴事件

更近些時候，有人因為穿著印有“一切都是剛剛開始”的T恤而被拘留。這句話是流亡富豪郭文貴的口頭禪。他指控中共高層領導人貪污，其內容引起轟動但撲朔迷離，而讓他得到了巨大的名聲和數千萬人的關注。

郭文貴可能是十九大前敵對派系用來打擊習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對中共作出攻擊，只是為了獲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國政府遷返。但是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在社交媒體上的大批關注者都體現出了人們對於中共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北京的猛烈反擊，例如向美國法庭起訴丶監禁郭文貴的親人和助手丶尋求國際刑警和Facebook的幫助（後者關閉了郭文貴的帳號），已經讓數百萬人產生疑問，為甚麽習近平當局如此急切地想讓郭文貴噤聲？

儘管還不能確定郭文貴的動機和他所說的那些醜聞的真實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奪巨額財富的強盜集團）並不會令人吃驚。過去幾天有報導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習近平的外甥女）大筆投資香港房地產。這當然並不是甚麽新聞。

湖南一中學隱瞞肺結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學多名學生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但直到不久前媒體介入調查之後，政府才開始公布患病人數。隨後有媒體發現，早在去年7月就有學生患病，校方和當局長期隱瞞疫情，導致越來越多的學生受到傳染。直到家長們發現許多學生都有類似症狀，紛紛向學校提出疑慮，校方和醫院才開始對所有學生進行體檢。

校方和當局為了儘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癒的學生復學，醫院甚至故意將一些學生的病情診斷得較輕。學生、家長和教師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繼續蔓延，卻遭到拒絕。有報導稱，校長為了不影響學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許學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時，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學校。有家長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訪，抗議這些荒唐舉措並要求政府支付醫療費用，卻被警方逮捕或恐嚇、監視。

即便事件曝光後，當局仍試圖掩蓋真相。官方最初通報稱確診病例有29人，但隨著媒體質疑數字造假，不到10天之後官方給出的確診人數迅速增加到89人。有報導披露，現在已有第三所學校的學生患病，但當局沒收了病歷，稱這名學生只是患有肺炎。這些官員不顧學生生命安危，只顧遮掩事實，以求少受懲罰。社會主義者要求成立獨立的群眾調查組徹查真相，公開所有調查結果，阻止疾病繼續擴散，並懲處所有有罪官員和校方人員，為所有受害學生提供免費醫治。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紅門鎮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發生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北京市政府將這場悲劇作為藉口，大規模驅逐生活在郊區廉價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說的“低端人口”。實際上清查違章建築和安全隱患只是名義，迫遷計劃是早已制定好的。有報導稱，被驅逐者多達十萬，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過10年。政府沒有為他們提供臨時住宿，直接將他們趕到寒冬的街頭上。

這當然並不是像政府所說，是為了解決安全隱患。北京政府為了控制人口，從幾年前就開始通過各種手段驅離非京籍人口。但這次行動最為嚴厲和野蠻，而且公然將移民工蔑稱為“低端人口”，引發廣泛譴責。有批評者諷刺這是發生在中國的“排華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訴媒體，警察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離開住處，而且只有10分鐘收拾行李。不願離開的人則被斷水斷電。200多名學者丶律師和藝術家聯署抗議，指責當局踐踏人權，結果一些聯署者受到警方騷擾。一些NGO想要為被驅逐者提供住宿，則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府驅逐移民工和打壓反對者的專制政策。我們主張廢除戶籍壁壘，同時為所有勞動者提供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優質且廉價的住房丶教育丶醫療等公共服務。北京和全國各個城市有不計其數的空置房屋。習近平也承認了這個事實，他在十九大上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會沒收這些閒置房屋，把它們變成公共房屋。要想實現這些訴求，需要勞動者積極的團結抗爭，將整個經濟體歸於民主公有，才能反抗這個打壓低層群眾的獨裁貪腐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