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国劳工论坛 写于不同历史时期 整理于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六年

解放军改革的背后代表什麽？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共内部改革解放军的呼声不绝。经过了反腐运动作为权斗手段以巩固权力后，习近平开始大张旗鼓推动解放军改革及现代化。去年十一月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下达了要在2020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军令状。自1985年解放军裁军100万、将十一大军区改编为七大军区以来，这次是最大规模的变革。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高调倡议军事改革，但改革受到军队内巨大的阻力，拖延至最近才开始有行动。经过一轮打老虎的反腐运动后，习近平在巩固权力的斗争中暂时得以佔上风，反腐运动似乎暂时偃旗息鼓，因此开始将焦点投放于军队之中。

中国挤身为世界列强之一，随著资本扩张全球而来的自然是军备扩充，以保护在海外的利益。中共倡议的“一带一路”概念，需要发展远洋海军保护在海上航线及扩充海外利益，尤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等政局不稳及出现战乱的各国，更要保护其交通、军事及能源设备。正如在香港军情观察员梁国樑说：“目前解放军以大陆军为主的指挥系统，绝对达不到这个要求。”

习近平在军改过程中动用大量毛泽东时代的演说措辞，又强调解放军的“革命传统”，而他利用宣传民族主义的工程之一，以强化统治意识形态，向国内人民展示强人作风以巩固权威。

解散总部　党指挥枪

解放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将以大陆军为中心的解放军改为西方联合指挥模式，让海陆空三军平起平坐。

过往解放军体制主要以陆军为主，应对别国侵略边境，保护领土、领空和领海，在1980年代之前主要针对目标是苏联。 到了今天，中美在亚太区的冲突日趋激烈，中共要增强在南海的海军实力，因此近年中国在这地区加强军事、交通和能源设施，大规模填人工岛等。现时解放军拥有众多新型武器，例如正在开始建设第二首航空母舰，但却因为过时的指令和控制系统，而无法有效运用这些设备。此外，中共还计划在非洲吉布地建立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这些都须有新的管理和指挥系统匹配。

从中国国防部发佈的国防白皮书中的资料中，在230万的军队总人数中，海军23.5万人、空军39.8万，但陆军仅是机动作战部队就有85万人。可见中国陆军与海军空军人数相差悬殊，而且地位一直无法对等，七大军区司令员至今仍是清一色的陆军将领。这应付不了现代化军事任务的需要。因此，习近平在去年九月三日抗战七十週年阅兵大典上，宣佈裁军三十万人，陆军自然首当其冲。改革方案还规定了三军的兵员人数，其中陆军缩减，空军和海军将会扩编。

军委机关由原来的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等四个总部，改为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共15个职能部门。多部门制是为了在中央军委之下分散军权，突显各部门与中央军委的从属地位，避免任何一方势力割剧而挑战中央。更重要的是，四大战区在平时无权管理部队，所有军队平时都由海、陆、空三个总部指挥。这才确保党指挥枪，将军权集于习近平一手之中，更直接高效指挥军队。中共军改方案中提及“更好地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

军改遇到的阻力

单从习近平宣佈的计划来看，军改的确是大刀阔斧，几乎是将现有军队体制推倒重建。但他有没有能力做到，且可完成多少程度的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首先，在中国今天政局纷乱和《汉和防务评论》的主编平可夫表示：“中国要在五年内达到改革的突破性进展，实在太急速了，因为俄罗斯和美国要用上三十年来执行相应的军事改革，而且至今还未完成。”

更重要的是，军改首先引起党内军内的巨大阻力。机关改组必然带来人事调动和部门人落马，牵涉众多将领的实际利益，他们除了害怕饭碗被打破，更害怕落马后自己在位时的贪腐会被追究。习近平上任三年多以来，他为了铺平军改的道路，以反腐作为武器打“军老虎”，清除阻碍军事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把两位军中最具实权的人物──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都掀下马；截至去年年底，副军级以上军官也有48人落马。此举也要清洗江派和胡温在军中的亲信。这反映军改的残酷激烈的权斗，会为中共党本身带来不稳。

《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三十万被裁人员中高达一七万人是军官，部分更在政委中身居要职。在会议之前，《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由两名国防大学军官撰写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如果军方不解决好薪酬和养老金的问题，改革可能会引发军队乃至社会的不稳定。许多官媒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但之后又撤稿了。

习近平及整个党一直以苏共改革历史引以为鑑，上任时就公开表示要避免步其后尘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领导的军改，最重大的措施是撤销陆军司令部，结果成为他失去苏军支持的重要原因。而1985年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军队国家化，却加速了苏共倒台的进程。因此，习近平汲取这些教训，不能让军改过程出现任何不稳定局面而危及政权，故此改革是极为困难而缓慢的。

解放军军改的政治意味

中国面对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习近平在中共岌岌可危的纲线上扮演著波拿巴主义的仲裁者角色，需要一个居住不同阶级之上的强有力国家机关，为了维护独裁政党的统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习近平掌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改革领导小组，还是外交事务领导小组的主席，也掌控“政法”机制－监控公安、监察与司法系统。

中国年度军费居于全球第二位，但与第一位的美军实力相比仍然极大距离。然而，比起十多年前乔治布殊统治的年代，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经大大被削弱，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列强填补这个真空。因此，帝国主义的冲突会走向多方向和不稳定的局面。因此，中共军改是亚太区军事竞赛的标志，而亚太区军事竞赛则是帝国主义冲突激烈化的标志。社会主义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化和帝国主义冲突，只有反战运动和社会主义纲领才能停止这个局面。

中国：人为灾难的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深圳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最少七人死亡，为这充斥致命意外的一年作结。在前年的元旦夜，上海外滩发生人踩人事故，三十六人死亡，起因是节庆活动中未能维持秩序不力及安排差劣。在刚过去的元旦，上海人在阴霾之下庆祝新年来临。

在六月，“东方之星”客轮受突如其来的风暴所袭，在长江沉没，造成454人死亡。在八月，天津有货仓发生一连串的化学品爆炸，造成173人死亡及17,000人无家可归。这些灾难都有著相似的特点：重度媒体审查，确保官方报导的版本不受质疑，生还者及灾民家属受到当局压力，被阻止向媒体喊话或独立调查。这些公众安全被忽视的个案都有相同的特点：企业追求利润而犯反法律，腐化的官员纵容违法行为。

深圳最近发生的灾难使人更关注公共安全的问题，很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担忧自己的城市是下一个灾场。《英文虎报》在深圳山泥倾斜事件之后报道：“这样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必然会对公众安全及国民对现行体制的信心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迈向二零一六年之际，中国的空气污染危机亦越发严重。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在东部有十个城市，过亿居民在红色污染警示下生活，居民被警告尽可能留在室内，学校和不少工作场所关门。烧煤和其他化石燃料制造出来的有毒雾霾，每日约造成四千人死亡。在冬季，政府在十二月首次发出红色警示，北京政府迅速把警示由黄色提升至橙色，然后提升至红色，被一些网路评论员讽刺为“颜色革命”。

深圳塌泥灾难

在十二月二十日，大规模的山泥倒塌，淹埋了深圳光明新区工业园的楼房。深圳，这人口超过一千二百万人的城市，被称颂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起点。换言之，塌泥事件象征著中国高速崛起成经济大国的根基是如此不稳的。尽管煤矿灾难死亡人数有所减少（这只是由于煤矿业的大幅负增长，危险的小型矿场被关闭），中国在二零一四年依然发生了68,061宗致命工业事故，平均每日有186宗。同时，于美国每日只发生13宗同类事件（美国人口为中国四分之一左右）。

山上的一个大型废置石矿场被非法用作废物处理场所，于十个月前因安全考虑而被斥令关闭。在事故发生前的四天，政府再次发出警告，但石矿场依然无视警告，继续运作，废物堆积如山，高度相当于一座建在百米以外的工业园区的二十层高大楼。结果这“人造垃圾山”倒下来，工程废料及泥土吞噬了三十三座楼房，包括住宅、工厂、饭堂和三个工人宿舍。

“跑！快跑！”

事件造成七人死亡，超过七十人依然失踪。山泥倾泻事故被附近居民用手机拍下来，影片见证民众为求保命逃离住所，并大叫“跑！快跑！”通知其他人逃离。市政府指事故影响38万平方米地区，相当于两个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面积。

山泥倾泻在矿业国和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十一月至十二月间，缅甸的两个玉石矿场意外中，超过一百个工人被活堆。《英国卫报》一个报道指出，每年中国有近4,617 人因山泥倾泻而死亡，但在大城市中发生致命事故，且由建筑废料而非挖掘引起的事故，则非常少见。“这起事故最令人想不通的地方就是，事故发生地竟是一线城市的深圳。”《新京报》评论道：“……深圳按理说不在此列，其现代化水平在中国城市中位居前列……”

实际情况是，死难者亲属及其他居民投诉被拒进入灾区。部分人指他们了解当地，可帮助搜救行动，但依然被拒诸门外。官方媒体指五千个工人参与搜救和善后工作，但当中有多少人是被派以管制媒体和灾民家属的国安人员和警察，则不得而知了。一名丈夫被埋的生还者周素琴（音译）向香港《南华早报》指：“没有人关顾我们，更没有人通知我们救援状况。（政府人员）只希望把我们隔离，阻止我们在媒体上出现。”

有报道指，中共安排了七十六队负责“照顾”失踪者家属的救援队，每队有五名中共官员，实际上是阻止媒体接触他们。这情况与去年年初上海人踩人事故相同，事件受害者家属后来投诉指，他们被官方“绑架”，强逼他们接受赔款，并必须终止追究官方。正如一名网上评论员指：“哀悼也是犯罪。”

无视公众安全

深圳的灾难和四个月前天津化学品爆炸案有相同的特征。两城都是现代化城市，也是政府亲资本主义改革的指标城市。两个案都涉及民居和工业区附近放置危险品的犯罪行为。政府监管不力，地方政府纵容两个企业（天津的瑞海物流，深圳的益相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牌照过期后继续储存危险品。

还有其他因素令这些灾难恶化，都是植根于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经济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深圳，不少被破坏的楼房都是“豆腐渣”工程，没有良好的地基。在天津，私人公司聘请的消防队缺乏训练，加上指示混乱，他们和后来到场的政府消防队并无有效的合作，在爆炸初期多次犯下致命错误。

深圳的灾难无疑是人为的。中央的研究团队指这是一场“工业安全事故”，而不是地质灾难。深圳益相龙——灾区的管理公司更在四天之前接获由地区政府聘请的监督机构的停工指示。担心“垃圾山”有倒塌危机的说法早在居民间传播。他们指直到事故当天，大量的货车依照如常运送垃圾到场。

《新华社》报道指益相龙在其牌照于年初过期后，继续运作废置场长达十个月，并赚取七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十二名董事现已被捕，一名负责管理该区的官员在事故发生后不久自杀身亡。不幸的是，被捕董事和涉事官员的刑罚按照中共极权政府的常规剧本进行——更多工作在于重建“秩序”，以给予民众果断行动的印象，处理问题根本的措施则欠奉。长久以来，他们重覆使用这些手段来卸除社会对政权的批评，这纵容了更多为求短期利益的地区性犯罪行为。灾难后根本没有真正改变，而下一场灾难只是时间的问题。

民主控制企业和工业区

我们不能奢望一个极权政府会保护公共安全，它靠媒体审查、政治打压和惩罚勇敢说真相的人，躲在高场之后。《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开放独立查深圳的灾难、八月十二日在天津发生的爆炸，以及其他人为灾难。我们要求停止媒体审查和网络管制，容许真正讨论事故原因和必要的救援措施。

立即全面实现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所有政府官员的权利，以及完全透明的公众监管制度，是保障性命的必要条件。同样地，需要独立的工会为工人充权，让他们在工作场所和社区就公布和处理职安健问题。深圳的灾难展示了公有制和民主控制所有企业和工业区的需要，抵抗杀人奸商，保障工人和居民的安全。

中国经济恐慌蔓延全球

2016年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声巨响中开始！自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后，中国股市混乱和暴跌重演，再次触发世界各地恐慌性抛售股票、商品和货币。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场在首六个交易日下跌了15%，相当于蒸发了一万亿美元的市场总值。全球担忧中国经济，令美国市场蒸发了四万亿美元的市值。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纽约，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下降6.2%，是有史以来最差的年初开局。

这是否就已为2016年的世界经济定调？资本家索罗斯是预测另一场2008年金融危机将会出现的其中一人。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两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大幅减速，已使那些依赖中国商品贸易的几个国家深陷危机。最明显的就是巴西，它正面临自1930年以来最深远的衰退。资本家们越来越关注人民币贬值会否触发货币战争，以及其庞大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债务。

去年夏天，中国股市下跌了创纪录的45%。在股市暴跌几个月前，中共政权还在吹嘘股市上涨，并宣佈股市受到控制。但到股市暴跌时，中共却被外界视为无能为力。他们为了制度跌市的措施，包括禁止抛售的禁令，现在反过来伤到他们了。当禁令限期将届时，忧心的公司高层不惜一切代价抛售股份，造成了年初开市的跌市浪潮。现时当局已经延长了抛售禁令。如果中国股市再下跌3%，它就会触及去年八月的最低点。

虽然股市只能有限地呈现实体经济进程的画面，且中国的股票市场被广泛地贬称为“赌场”（当然所有股市都可冠以这一称号），但金融恐慌爆发，背后的确是有著真实的问题。世界经济自2008年深刻的危机以来，只取得的脆弱的“复甦”，但随之而来的是更极端的失衡。中国经济现在是全球最不稳定的中心，正经历一个比其领导人公开承认的更複杂而急速的经济衰退。

货币战争？

中国经济面临最直接的风险，是资本加速外流和人民币汇率下跌。随著经济的放缓，为了通过不同的外汇机制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国经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抵消了北京试图通过降息降准对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努力－资金的流失与央行的注入速度几乎一样快。当局现时进退维谷：货币汇率愈下跌愈加速资本外流；然而央行为了勉力支撑人民币汇价却不得不以惊人的速度燃烧外汇储备。

去年八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价已经下跌了6%，其中2%是今年初十几天内下跌的。许多评论员都相信人民币将进一步贬值，因为美元汇价持续上升，人民币现时的水平对美元仍不能持续。中共想要实现逐步贬值，但市场的力量正在破坏这一计划。全球金融市场越来越担心中国当局可能会被迫进一步将人民币贬值，甚至失去对货币的控制。

讽刺的是，去年十一月第一次贬值后不久，人民币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储备货币的地位，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煞有介事地宣告了货币价值将保持稳定。

北京为了防止人民币急速下跌，已经花费了大量外汇储备。十二月出现了最大月度外汇流出纪录，是过往最高纪录的两倍，相当于1300-1400亿美元。原因大多是由于央行维护其货币，小部分则是由于央行持有的非美元资产贬值。自2014年中期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4万亿美元缩水至3.3万亿美元，接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6万亿美元的最低要求。

人民币的贬值将不免使其他国家跟随，尤其是亚洲大多数将中国作为其头号贸易伙伴的经济体。其货币将跟随贬值以免与中国相比失去竞争力，但是货币贬值也将增加还债成本。

债台高筑

中共政权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缓解了2008-09年世界经济危机，被西方经济学家称赞，但这些政策的成本是至今巨大的产能过剩和债务的快速积累。官方估计去年中国的总债务从08年GDP的160%上升至250%。

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负债都相应增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联储局和其他央行──日本、英国、欧盟──实施量化宽鬆政策。这笔数万亿美元的资金的一部分中，有些变成南韩、印尼和印度等国的债务。据估计，中国、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城市和省份，通过发行债券而承担了相当国债水平的债务。

当美联储于十二月九年来首次上调美国基准利率，意味著全球资本流动会回流美国。这对中美货币和债务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联储局没有一早实施这政策。今次美国的小幅度加息已经造成负面影响。

大宗商品价格暴跌

中国经济的缓慢增长是大宗商品交易价格大幅降低的主要因素。世界银行监测的46项商品中42项的价格是198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即使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石油价格仍持续走低，而上週开始跌至每桶$32美元。多数人预测油价将在2016年持续下跌，摩根士丹利预期会跌至每桶$20美元。下跌的油价已经令很多石油输出国陷入衰退，从沙特阿拉伯到委内瑞拉都出现政治不稳。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为4%左右，而不是习近平说直到2020年前每年所需的6.5%。中国政府具影响力的“发展研究中心”主席李伟，在上週末一次演讲中表示他认为6.5%难以实现。官方《新华社》的一篇社论警告，2016年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将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

《新华社》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权威人物警告说，经济衰退后，“更有可能出现的是L形增长期”，而非“V形”，即没有真正的复甦。低迷将一直持续且没有结束的迹象。

习近平的经济议程

现在中国的债务负担──尤其是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几乎消耗所有在经济中的新增信贷，只为延续债务。因此，中国正成为一个更大、更不稳定的日本。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中国经济的一大部分已经“殭尸化”，只能产生更多的债务，而不是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这也解释了为何权贵菁英们何以急急抽走他们的资金。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公佈，中国自2014年第二季度流走的资本达到1万亿美元的惊人水平。

习近平正在尝试通过关闭“殭尸”公司，并进一步削减工人阶级所得佔GDP的比重，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来恢复利润和“信心”。官方媒体报道，350万个就业岗位将分别于今年重工业工厂中被裁减。与此同时，中共政权谈到建立一个以消费驱动的经济新增长动力，但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上层，而不是让低工资的群众维持“消费”。

但是，习近平的转型议程一直被卡住，因为这些新自由主义的补救措施必然会加剧短期内的经济衰退，甚至可能令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虽然中国官媒中的自由派敦促政府要硬著头皮接受经济“阵痛”，但中共很有理由犹豫不决：不仅因为这条路会导致大规模社会动盪，而且这一过程可能会使政权失去控制。

目前已经有失控的明显迹象，这是全球市场另外一个严重的因素。我们在去年夏季看到了这个仿如闹剧的错误：粗暴的贬值和哑火的贬值政策。而现在我们又看到相同的事情：为了减轻股市波动幅度的“熔断”机制在实施后短短四天即被放弃。

对于索罗斯关于金融危机在短期内爆发的预言会否实现？虽然目前言之尚早，但2016年首週过后这风险无疑是增加了。政客和资本家──包括北京独裁政权──对于资本主义危机都没有答案。

中国：工人下岗 罢工数字暴升

中国去年工人斗争事件的数字急剧上升，尤其是在年末的数月间。

全年总共有2,774次罢工或工人抗议事件，比起2014的1379宗，足足增加了一倍。这些数字是由香港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透过综合网络社交媒体上的报道所计算出来的。

抗争发生最多的行业乃建筑业，占了全数的36%。这是有好多计划被放弃，全国新建造项目下跌了25%。至于制造业则占全体罢工和抗议事件的32%。

明显地，经济下滑与工人斗争增加的关系无疑非常紧密。“中国劳工通讯”指出：“罢工和抗议事件的暴增主要在八月十一日人民币贬值后所触发的股灾后发生，并延续到了去年的最后一季。”

欠薪问题

大部分的罢工（超过75%）乃关于拖欠工资或社保。只有168宗（6%）是关于要求提升工资。正如“中国劳工通讯”报道：“许多这些事件都是由突然减薪而引发的。”在2012年当经济还在兴旺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一的罢工是为了要求更高的工资。这反映了工人抗争从过去的“进攻性”变得更“防御性”。

同样地，大部分的罢工事件发生在众省中最大经济体的广东。在去年886次制造业抗争事件中，有267件就是发生在广东省，占了该行业的30%。

广东也在打压工人抗议方面手屈全国，四分之一因参与工运被捕的人就是在广东。总共，中国在去年有831次警察介入工运事件。在十二月四日，政府以“维稳”之名再一次进行镇压，广东警方扣留了七名主要的劳工维权组织的活跃分子。

钢煤业工作岗位大减

一月份，国务院宣布了一项计划减少中国的钢材产能，减幅达1到1.5亿吨。政府并没有公布任何时间表，以防导致社会的严重不稳。

研究机构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称，产能的缩减将会减少40万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警告政府缩减钢铁、煤矿、铝和玻璃生产的计划将会在未来两到三年间减少300万个工作职位。

钢铁和其他重工业的工人们已经受到工资下滑、被迫放假和保障不足的打击。产能过剩令市场充斥商品，导致去年钢铁价格下跌了37%。盲目而无计划的夸张与投机就是罪魁祸首，老板们捞取所有财富而丢下工人去承受负担。

报章《今日印度》警告中国会出现一段“不满之寒冬”，在一段有关河北的一件工人抗议报导中写道：“在十二月一个寒冬早上，大约一千名兴隆钢铁有限公司的员工游行到了唐山市政府办公室。数天前，该公司突然宣布将其中一个煤矿关闭。那些工人事前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并已经七个月没有支薪了。”

踏入猴年，经济步入深远危机

正当猴年将至，中国正面对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问题。

刊登自《社会主义者》杂志第36期社论，电子版可向cwi.china@gmail.com订购

政府的官方数字显示2015年的经济增长为6.9%，与现实有很大距离。即使这数字也代表著25年来最疲弱的增长，但有几间独立机构将经济增长定为3-4%。

经济阵痛在中国不同地区里程度有所不同，在东北部的工业重镇接近全面萧条（负经济增长），但在最富有的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情况则会较好。

北京咨询机构龙洲经讯（Gavekal龙洲经讯）的分析师Ernan Cui表示，煤矿业在过去两年削减了89万个岗位。这代表全体煤矿业劳动人口的15%。同时，在钢铁业有55万工人下岗。一月，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关闭4,600个煤矿场。虽然现在有紧急需要转用洁净能源，但这些政策完全没有保证工人的就业，也没有创造绿色行业的新岗位。需要社会主义计划──而不是市场混乱──解决这些矛盾。

制造业也处于停滞，这行业的就业人口连续24个月下跌。世界巨型工厂东莞的情况映出制造业移民工的困境。在一月底，东莞市长袁宝成说50家外资企业在2015年从中国撤资。根据《新京报》资料，去年东莞关厂的数目超过4千家，主要是电子制造业。去行业化令相应的店铺和餐厅也关店，造成数以百万计人离开城市。据手机供应商的资料显示，东莞手机用户人数从2007年的1,200万下跌至去年的800万。

罢工浪潮

工人被迫发起抗议和罢工。由于当局愈来愈专制和镇压性，工人面对愈加严重的惩罚（被殴打、被解雇、被判坐牢）。制造业去年12月的罢工数字创下了纪录，但这情况不仅发生在这一行业。

最近数月，护士和医护人员也发起了罢工浪潮，主要是关于不平等的短期合约。在一月，安徽省重庆市和淮北市的护士发起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及平等的雇佣合约。

即使《新华社》也警告，2016年“将会是困难的一年”。在年初中国及全球股灾让我们对这点毫无悬念。继去年夏季下跌43%后，在2016年的首星期中国股市再次下跌22%。全球股市亦出现急泻，可见这不单纯是中国现像。油价和商品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引发恐慌、货币骚动，以及全球债务上升──这些都是引致金融动荡的因素。以上皆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遗留下来的影响，而危机并未有得到舒解。

中国债台高筑是引起全球资本主义紧张的因素之一。这是一月份举行的达佛斯世界经济论坛中，全球菁英讨论的焦点。

中国经济急速放缓，但债务仍在增长──速度比经GDP快三倍！据荷兰合作银行的亚太区金融市场研究主管迈克尔．艾弗利（Michael每一个），中国总体债务在2014年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2％，在2015年年可能上升至346％。

这可把金融体系推到爆破点，迫使政府付出沉重代价来挽救。救市的成本可以是极为高昂的，分薄了原本可用于投资的资金，以及舒缓工人及中产阶级经济阵痛的资金。

政府为了避免金融崩盘，推出了“隐性救市计划”，由银行推出借贷来覆盖负债企业的旧债务。这是降低了信贷的效率──经济体需要愈来愈多的信贷来达到同样、甚至更低的增速。而这是中国债务持续上升的原因。

来年中共政权可以是数十年来最喧嚣的一年。镇压加剧，包括愈来愈频繁地出现被逮捕、被失踪、被绑架以及被“认罪”，同时当局用愈来愈严重的罪名，例如可判终身监禁的“颠覆国家政权”，这些都是政权准备面对社会和政治紧急状态的先兆。

短期内这种“震慑效果”可能会成功吓怕工人阶级，而误以为经济阵痛只是“暂时”的想法也可能防碍工人投入斗争。但随著经济问题愈来愈严重，我们社会主义者相信，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将会来临，这是不可以避免的。

经济危机引发广东关厂潮

自去年年初起中国经济放缓引发一系列工业资本利润下滑甚至出现亏损，令众多沿海省市出现关厂潮，当中以广东尤甚。根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上半年全省每月平均关闭逾五十间厂房，当中不少属“恶性关厂”，即资方拖欠工人工资并关闭厂房卷款潜逃，造成工人失业之馀还即时面对严峻的生活经济困难。

工厂倒闭 工人维权

去年日本钟表企业西铁城（Citizen）在广州关闭生产基地，解雇千多位员工，而美国微软计画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准备迁往越南。此外包括松下丶日本大金丶夏普丶TDK均计画把工厂迁回日本。优衣库丶Nike丶富士康丶三星等集团也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准备陆续撤离中国。而最近2016年1月11日，东莞经营多年，全球十大鞋业制造商之一的台资鞋厂兴昂鞋业宣布结业关厂，被解雇的工人多达数万人。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翟所领承认，目前东莞仍在正常营运中的台商企业只馀下4000多家，相比起高峰时期的6000多家减少了20%-30%。

紧随外资撤走而来的，是大量代加工厂失去订单出现资金链断裂而关厂。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去年1-11月工业出口交货值累计下跌1.6%，其中化学纤维制造业更下跌近10%，2015年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处于50以下的萎缩水平， 9月PMI终值更是降到47.2，这就是意味著订单减少，工业产量和价格下降以及加速裁减工人。当中不少中小型代加工厂关厂后拖欠工人薪金及遣散费。过去车水马龙的工业园区一片哀鸿，地方政府还故作镇定轻描淡写地将之称为“产业转型和升级的阵痛”。珠三角地区单单在去年第三季因关厂欠薪而引发工人维权抗争就多达49宗。惠州丶东莞丶中山丶深圳等地多次有不同工厂的工人因恶性关厂欠薪问题而游行或堵路抗争，甚至有工人顿失经济来源而集体跳楼，而在清远更发生武警武力镇压游行工人的情况，数十名工人被逮捕。消息指出，去年的工人抗争运动中有超过160宗遭到暴力镇压。

维权志愿组织成眼中钉

中共政权一时之间无法挽回制造业颓势，更惶论起死回生。面对山雨欲来的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的工人维权运动，只能拿起镇压大棒。除了用暴力机器直接到工厂或街头镇压工人外，政权当局还针对协助工人维权的非政府组织(NGO)和维权律师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广东当局在去年十二月初大举搜捕四个当地工人NGO的主要负责人和职员甚至志愿者，指控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收受境外资金等罪名。一直以来中国内地几无任何独立工会组织，只有对政权俯首听命的全国总工会，但于工人抗争维权的运动中全国总工会一直站在工人利益的对立面，协助资方和政权分化瓦解工人运动。相对而言，这些NGO在一定程度上充当起了组织工人力量和协助维权的角色，帮助工人追讨欠薪或在工运中支持工人的诉求等等。但同时，NGO只聚焦在目前的经济诉求（当然经济诉求也很重要），但没有把斗争连结到挑战作为一个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也不会有意识将各工作场所的斗争连结起来。虽然如此，政权还是视NGO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危机的阴霾下欲除之而后快。

但正如我们过去的文章指出，这些机构对政权而言同样是某种疏导工人不满的安全阀，现时习近平用国安系统对NGO和维权律师痛下杀手实际上是病急乱投医，堵上安全阀或许能换来一时三刻的清静，但长远而言却是为自己埋下他日大爆发的地雷。中共官媒年初煞有介事地声称要准备面对“最困难的2016年”，或许他们自己也已经嗅出空气中的火药味，或许他们已经隐约听到了丧钟，无论如何，过去数十年镇压劳动群众的总帐也差不多该清算了。中国工人随著从斗争中累积的经验，独立工会组织的意识开始萌芽，也愈来愈有组织力，斗争手段愈见高明。工人需要联结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独立工会，由下而上民主织起来，将民主权利与经济诉求连结为一。中共的镇压愈暴烈，连倡议“劳资相融”的自由派NGO也容不下时，愈来愈多工人会认清敌人的全部不在于个别的老板和政府官员，而是整个独裁资本主义制度，而革命斗争是唯一出路。

反对延迟退休和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建立全民养老保障

2015年11月，《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迟退休年龄并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这是习近平和中国资产阶级对普通劳动者展开的另一轮新自由主义攻势，其目的在于减轻官僚政府和私有企业的负担，以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挽救已经陷入泥沼的经济。要想打败资产阶级的进攻，工人们必须组织战斗性的独立工会，要求政府建立全民养老保障，保证每个工人在退休后都能过著体面的生活。为此必须向拥有数十万亿资产的中国富豪们徵收重税，乃至将大银行和大公司公有化，交给工人民主公营。

对工人的再次掠夺

“改革开放”后，中共官僚与新兴资产阶级合谋瓜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起来的巨大社会财富，但却不再承担工人的养老开支，转而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这意味著上一代工人的养老保障只能由新一代工人来承担。随著老年人口比例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下降，养老基金也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根据社科院发佈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5》，目前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空账额已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中共政府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只不过是通过掠夺新一代工人来解决他们自己制造的问题。早在习近平上台之初，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见习近平政府自始就扮演著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角色。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表示，具体执行方案将于2017年推出，而且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也会延长。

中共官僚声称延迟退休符合“世界潮流”，但是他们没有说也不敢说的是，各国工人已经为此进行了多次斗争。2010年10月12日，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350万法国人举行了罢工罢课游行，反对萨科奇政府的延迟退休方案。2011年11月30日，英国200万公营部门工作人员举行24小时总罢工，反对包括延迟退休在内的养老金改革计划。此后英国消防员和医生又分别为此进行了罢工。2013年9月，波兰团结工会、工会联盟和工会论坛组织了超过10万人的抗议游行，反对劳动法改革和推迟退休年龄。2014年11月，11万比利时工人和学生走上布鲁塞尔街头，抗议政府提高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政策同样激起了中国工人的强烈不满，只有团结抗争才能抵挡新自由主义的攻势。

资本家榨取工人的未来

今年1月9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称，在基础养老保险基金实现全国统筹之后，人社部将下调养老保险费率。中共政府不断鼓吹“为企业减负”，实际是将这些负担转嫁给普通工人。他们和资本家不仅要搾取工人的现在，还要搾取他们的未来。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中国仍有大量工人无法获得养老保障——许多企业为降低成本，没有依法为工人缴纳社保。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到2014年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有16.7%。同一份报告也指出，中国超过50岁的“高龄农民工”多达4658万人。这些人因为没有养老保险，年老后无人赡养，因此不得不继续工作。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关厂潮”中，工人的处境日益艰难。因此在2013-2015年间，中国爆发了以广东工人为主的追讨社保和其他历史欠账的斗争潮，其中包括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的四万人大罢工。

向富人征重税 建立全民养老保障

社科院发佈的2016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去年胡润研究院发佈的一份报告则显示，资产在2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豪们的总资产高达31万亿元人民币。201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达到3800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基本养老金支出的五分之一。工人创造了巨额财富供资本家享受，自己却要忍受贫困的退休生活！解决养老金问题所应採取的方法不是强迫工人延迟退休，而是向富人徵收重税，乃至将大银行和大企业公有化，交给工人民主管理，从而使每个退休者都能过著体面的生活。此外，户籍制度应该取消，以免因为不同省份令领取的退休金额不平等。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工人们必须组织起独立的、战斗性的工会，同中共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同盟展开斗争。

楼继伟公开打压工人的纲领

在3月7日的答记者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公开了中共官僚的施政纲领：对企业减负、减负再减负；对工人加压、加压再加压；公众应该对政府信任、信任再信任。前两点已经实施或者准备实施，最后一点更多是官方套话，无法让人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现状。中共政府一方面大力反对“西方价值”，但现在打压工人的政策都是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府抄袭过来的，包括德国默克尔、英国卡梅伦以及法国奥朗德，还有欧盟/ 国际货币基金会对希腊强加的政策，足见其虚伪。

“改革开放”后，工人待遇大幅削减，同时大量农民进入私人企业，形成新一代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他们所出卖的廉价劳动力是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腾飞的支柱。2003-2009年间，仅中国私人企业利用低工资和超时劳动攫取的额外利润就高达4.1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公有和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不足GDP的20%。上亿贫穷的底层工人与上千万下岗工人对专制政府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僭取了工人国家遗产并转向资本主义方面的中共官僚当然明白这一点。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和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只是中共不得不做出的少许让步，更何况这些法律在大部分地区并未得到完全实施。所谓保护工人的法律，如马克思所说，只不过是为了“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著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同样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声称《劳动合同法》实施过早，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长期高强度剥削带来的危险没有给中共留下多少犹豫时间。

低工资与它所造成的国内消费能力不足的另一面是对海外市场的高度依赖。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口萎缩造成中国经济低迷，政府盲目地在缺乏消费能力的国内市场上投入大量资金进一步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而楼继伟及其背后的资本家集团却将其归咎于“工资增长过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房地产市场带动物价上涨造成的——尽管上涨的工资根本不足以弥补工人此前被夺去的劳动成果，也不足以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楼继伟还将中国缺乏技术工人归咎于“工人流动性过高”。在工人缺乏法律保护而独立的工人组织难以形成的情况下，“换工作”是工人逃避资本剥削的一种消极方式。而缺乏技术工人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此前能够依靠廉价劳动力（官方称为人口红利）赚取巨额利润，也就无心投入资金和时间培养技术工人。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我国职业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生均经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比等都远低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社会舆论将职业教育与低收入工作联系起来——中国的职业教育在事实上也沦为低收入工人的输送渠道——从而为资本剥削提供借口，导致工人污名化。当中国制造业越来越缺乏竞争力时，政府一开始幻想自己喊出一声口号，一支成熟的技术工人队伍就会迅速出现；当他们发现自己完全是空想时，就反过来责怪工人流动性过高导致企业不愿进行职业培训。

2015年，中共政府又向11类重大工程项目投入5万亿资金，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小之又小，却进一步推升总体负债率（2015年初时已超过300%）。在广大底层劳动群众工资收入低、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依靠供给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也难以成功。所谓“供给侧改革”也不过是另一个从新自由主义“英雄”里根和柴契尔戴卓尔借用过来的概念。政府通过增加债务和打压工人来避免经济彻底崩溃，只会让经济如日本一样陷入长期停滞。今天中共高层提供的选择没有一个是出路，这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有民主公营的社会主义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

中共政权加剧性别歧视

就在去年的三八妇女节，“谷歌”（Google）将其网站标志转成一不同女性在其职业上的成就；而中国的“百度”将其标志改为一个在音乐首饰箱里的公主，身旁放著珠宝丶鲜花；“优酷”的一群女性设计师设计了一幅名为“女性可以选择自己想成为的她”的插画，但被公司高层拿下，最后出台的是一名坐在家中喝茶的女性。这激起了网上非常多的争议，指百度和优酷反映了中国这样父权的社会将女性标签。

就在去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五名女权分子被捕及羁留一个月。其中数名女性由于其行为艺术而为人知晓，她们一向以行为艺术引起公众对男女不平等丶家庭暴力丶性骚扰等议题，计划在妇女节当日发起行动。她们起初被起诉“寻衅滋事罪”，最高可被判入狱五年监禁。虽然她们最后被释放，但仍受到当局监视。这是习近平统治下的大规模国家镇压行动。

全球男女同工不同酬比过往严重，亚洲区尤其如是。中国女性平均工资是男性的67%，比起1990年的78%下跌；在香港，女性平均工资只是男性的78%；在南韩，女性工资更只有男性的51%。

即使大量女性投入劳动市场，但高级职位依然由男性担任。女性在企业担任管理层比例的全球平均率只有21%，在南韩，这个数字是1.9%，而在日本只有0.9%！

职场歧视

对比二十年前，性别不平等在中国变得更严重。一份调查指出，超过七成中国女性表示因为她的性别而受到歧视。

去年的另一份调查指出，男性毕业生比女性有39.2%更多机会得到工作面试机会。在众多工作招聘会中，女性应试者经常会被问到“你会不会申请产假”丶“你结婚了没”丶“有没有打算结婚”丶“若果已婚，你有没有计划生小孩？（现在有了二孩政策，女性更会被问到会不会计划生第二胎）

中国法定产假为十四周，但很多公司不想向员工提供这项保障，于是索性不聘用女性。女性被迫从工作和家庭之间二选一。如果女性想将更多时间花在她的事业上，就必须得放弃婚姻和生育。若果女性希望生小孩，很多企业不会让她有晋升的机会。

2009年一项调查发现，每四位女性便有一位在签署工作合约时规定在工作期间不能结婚或怀孕；超过两成女员工在怀孕期间被扣减薪金；超过一成因为生育而被辞退。

很多公司，甚至政府机构都在入职条件加上女性的外型作为入职条件之一，这导致很多女大学毕业生花钱做整容手术，而这给美容产业的大企业带来数以百亿的利润。在北京，超过八成的整容手术顾容是中学生。

资本主义令女性权利倒退

在中国革命期间，即使革命被官僚阶层所扭曲，但女性的权利仍然大幅改善，例如男女工资差距缩小丶在1950年，毛政府禁止了“盲婚”和妾侍制度丶将离婚程序变得更容易。资本主义复僻引致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打击。而现在，中共的独裁政权已再无法隐藏于“社会主义”和“人人平等”的口号底下，只好重新推行父权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

中国女性被传统的教育去告诉她们需要文静丶服从丶有礼丶友善，找个好男人然后结婚丶生子，拥有一个美好家庭，她们被告知这样才是一个女人的幸福。女性被教育成不要太“进取”丶不要太有主见。

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五成五的女性及六成二的男性认同传统概念“男主外丶女主内”，这对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七点七及四点四个百分比。显然，其中一大原因是政府有意识的宣传。

日益加强的贫富差距

中国的极端贫穷丶微薄工资令农村的父母都要外出到城市打工，导致很多“留守儿童”的出现。超过六千万儿童被遗留在农村地区，他们几乎没有和父母会面的机会。

在阶级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加上性别不平等意味著女性在教育丶就业丶遗产权等都没有平等的机会。因此呈现了一个现象，女性和其家人很普遍地会宁可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丶或被包养，这样生活就更有保障。富有的男人可以“拥有”很多女人，但贫困的男性则无法找到伴侣，同时面对著巨大的社会压力去成家立室。

2015年，浙江一所商业学院的教授提出，若果一个男性在金钱上无法负担与一名女性成家立室，可以与几位男性朋友“夹钱”，“分享”一名女性——这再度惹起激烈的批评，认为反映了社会视女性纯粹为满足男性的生育工具。

维稳

婚姻也被中国政府用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及阻止群众上街威胁政权的工具：年轻人在很早的时候已被催婚，政府也创造“没有女人愿意嫁没房的男人”的思想，鼓励年轻人在毕业后便努力工作，赚钱买房，然后娶一个女人回家组织家庭。女性被医生建议她们若果不在三十岁前生育，她们就无法生出健康的小孩。

资本主义核心家庭概念将男性定义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女性即是依赖丈夫的妻子，这种想法被政权用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防止罢工或社会反抗，因为男性需要考虑家庭的负担。

2014年，每100名女性便有116名男性。即使相比起过往经已回落，但这是由于中共以往的一孩政策，加上社会上重男轻女所导致的选择性流产或堕胎。这悲剧深深反映了中国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作为女性很难生存。最近中共推出二孩政策，但规定只有已婚家庭才有权利有第二名小孩，单身的女性并不能有第二名小孩的权利！换言之，“改革”不会认可单身女性，只会认可有夫之妇。

中国大部分新婚的房子合约持有人的名字都是丈夫。这加上公共庇护所的缺乏，导致女性在面对家暴时的无能为力，因为她们害怕失去房子。即使是官方数字也指出，每四名女性就有一名曾被伴侣暴力对待，而这是被远远低估的数字。中国也没有婚内强奸的法律。一些由中国政府资助的机构以“儒家”思想推出不同课程，向妇女灌输“如何做一个好女人”的概念。表面上向女性提供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的咨询，但实际上教导女性当她们遇到家暴时，不需举报或报警，而是需要学习如何接受丈夫的暴力行为，因为“他打你是他爱妳的表现”。这种洗脑令很多家暴受害者面对暴力只能默默忍受。

约一年前，女权五姊妹被捕，激起了全球抗议，令政府少有地让步。这表明女性不愿意接受专制资本主义的珈锁，准备起来反抗。多不论是近年的群众抗争丶大型罢工中，我们都见到女性的身影，并站在最前线。女性的权利与男性工人阶级的权利共同一致，要真正达致女性的解放，未来的女性运动需要与整体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

矿工上街抗争　撼动中共政权

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数千名矿工的罢工持续至第六日，要求“共产党还我们钱”。

正值中共在北京举行人大会议之际，矿工的抗争行动撼动了政权。在人大会议的其中一个讨论重点，就是国营企业将会大幅裁员500-600万个多余职位，相当于全部国企职位的1/6。黑龙江省工人深受关厂与裁员问题所苦，当地的矿工罢工对裁员计划作出了勇敢且铿锵有力的回应。

自3月9日礼拜三，双鸭山市的矿工开始上街。龙煤集团是黑龙江暨整个东北地区最大的国营矿业公司，旗下有40多个矿区，其中10个位于双鸭山市。去年9月，龙煤集团宣布裁员10万人，占总员工的40%。该公司自2014年以降总共积欠了8亿人民币的工资。在黑龙江的不同城市，龙煤的员工先前已发动过数次讨工资的抗争行动。换言之，双鸭山市的罢工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双鸭山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积欠工资）问题已经非常普遍了。”黑龙江的一位维权人士向《美国之音》表示。

在中国，工人并没有自己的工会。唯一合法的工会组织是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往往总是站在管理层那边对抗工人。在今次龙煤事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消失无踪，完全没有支援抗议的工人。

省长发言激怒工人

陆昊在人大的发言成为罢工的导火线。在3月6日一场电视转播的会议上，黑龙江省长陆昊声称，龙煤没有欠薪，并称赞该公司为国有企业重组的成功案例。他还提到龙煤每年的人事费用是100亿人民币，相当于省政府总预算的三分之一，暗指龙煤工人是省政府的负担。“（井下职工）没有减一分收入。”陆昊如此表示，令工人的怒火更加升腾。

在龙煤经营三个矿场的双鸭市东荣区，示威首先爆发，后来快速扩展至全双鸭山市。根据当地消息，双鸭山市10个矿井里的8个都只有间竭运作，矿工被拖欠数个月的薪资。井下职工以前能赚到6000人民币月薪，但现在大多只能赚到一半——如果有发薪的话。地面工人的月薪则被删减到仅仅800人民币。

矿工及其家属游行到双鸭山矿务局，手持写著“我们要活著，我们要吃饭”的横幅，并且斥责陆昊省长是个骗子。到了礼拜五，多达一万人参与双鸭山市的示威，封锁了该市的联外铁路干线：“数以千计的人都在抗议……警察开始把人带走。”一名目击者向《路透社》表示。

“我们在讨回自己的钱，却有人因此被捕。”一名工人告诉《纽约时报》：“难道要讨回自己的工资是违法的吗？”《法新社》报导，抗议现场一名老妇向政府官员求情：“我给你跪了，我的家人没东西吃了。”

微博流传的一张横幅标语写著“共产党还我们钱！”这印证了这个一党专政政权最深的恐惧：工人的怒火可能很快会将矛头指向政权，而不只是地方老板。

国家镇压

工人坚决的行动迫使陆昊省长发布声明，承认他先前的资讯有误。陆昊表示会对龙煤的企业重组提供“支持”，但之前又说政府不能永远扶持该公司，言论前后矛盾。至于对欠薪问题，他并没有提供具体承诺。陆昊未提及他让步是因为工人上街。由于当局害怕双鸭山市的工人会启发更多人上街，中国的媒体当然没有报导抗议事件。尽管媒体封锁消息，事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仍登上热门话题之首。

与此同时，从网上流传的影片可见，省当局派出大批武警强硬驱赶示威者。双鸭市政府在官方网站的声明警告，双鸭山政府会坚决打击“堵塞铁路、破坏生产、串联、挑事”。可见，中共政权是多么害怕工人的罢工和“串联行动”。

如同《法新社》在报导中：“黑龙江的情况反映了中国官方所面对的两难，他们说他们既希望改革世上第二大的经济体，同时又试图避免政治动荡。”香港《南华早报》形容双鸭市罢工为“在国家进行经济重组底下将会再次发生的场景”。

政府计划要在未来2至3年让煤矿减产5亿吨、钢材减产1.5亿吨，伴随著的是这两个产业180万个职位的消失。媒体大幅报道“僵尸企业”以及需要处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然而，产能过剩的问题毕竟不能归咎于工人阶级：他们薪水太低了，无法负担更多消费。

习近平：“面向市场”

在2006至2012年的煤钢业荣景中，大批资本家与贪官透过这些部门投机发财，但无计划与投机性的产业扩张，留下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12年至今，煤价已经下跌超过50%。据报导，去年中国有90%的煤矿都有亏损，导致龙煤等公司债台高筑。但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工人，而不是投机客。

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升级，改用对气候友善的可再生能源，摆脱石化燃料，因此需要立即扩大对绿色替代能源的投资。

中共专制政权所服务的，是在过去30年的资本主义复僻中令自己致富的亿万富翁们的利益，如今它却要我们相信，大规模关厂与消灭“僵尸企业”是唯一的出路。在3月7日礼拜一的人大会议上，习近平谈到龙煤必须“面向市场”时表明了他的态度。该公司的网站也引用了这番言论。

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工人不应为此危机付出代价。就在去年11月，龙煤在鸡西市的一个矿坑发生地底火灾，夺走21名矿工的性命。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中国煤矿工为了造就“经济神话”而作出了千千万万的牺牲。中国煤矿业的安全纪录是全球最差的。

社会主义者主张，转型至替代能源的过程不能依靠官僚指令，而必须透过由雇员及工人社区民主计划与管理大企业、银行及天然资源。只要在新领域创造大量工作职位，就可确保转型过程中保障工作职位与薪酬水平。新领域包括太阳能、风力与波浪发电，以及绿能科技、大众运输系统的发展，还有（以兼顾环境与社会考量为原则的）都市规划与建设的崭新路线等等。城市发展和建设的路线要彻底改变，应该以环境和社会需要为基础。

救市不救人

过去一年，中共政权持续出手救市。政府基金向股市挹注超过1兆人民币，以避免金融投机客与银行遭逢更巨大的损失。但是在面对黑龙江的矿工时，中共官方却说政府“没有钱”。

双鸭山市的罢工对中国的现况而言是一个重大征兆。工人抗争数字正在急升，其中有90%的劳资冲突都跟欠薪或者欠缴民生必要开支（例如住房、退休金等）有关。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所述，中国去年有2,774次罢工，乃2014年之两倍。然而，《中国劳工通讯》的罢工数据只列入有被社群媒体报导以及极少数有被官媒报导的罢工——据信中国罢工事件的实际数字可能较此高出8倍。

包括黑龙江在内，整个东北已成为不久以前的大规模工运重新上演的舞台。在2002年，成千上万来自煤矿业、石油业与金属产业的工人上街抗议裁员，甚至暂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那场运动遭到中共残暴地镇压，工人领袖则被监禁。当时，中共政权在前总理朱镕基领导下，对国企进行大规模瘦身与私有化。1997至2002年间，一场受到全球资本家欢迎、并被中国现任的领导者们视为典范的改革，造成了大约4,000万名国企员工失业。

现在，习近平政府正在准备新一波对“僵尸企业”的瘦身与裁员，他们说这场改革会很“渐进”，并且强调不会造成朱镕基当时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在人大会议中，政府开出1,000亿人民币的“专项奖补基金”支票，用以补偿予被裁减的工人。然而，所宣布的裁员规模、以及裁员对黑龙江与东北等区域造成的毁灭性冲击相比，这些基金形同杯水车薪。

东北地区已经成了一座火药库。失业率与犯罪率都在飙升。有些城市因为年轻人外移寻找工作的关系而面临人口衰竭。对聚首人大的中共领导人而言，双鸭山市的罢工无疑是一记警钟。那些怒吼声警告著：不只是在国企改革灾情严重的东北地区，各地的工人阶级都会奋起对抗严峻的撙节。由于贫富差距跟90年代后半期相比已经进一步扩张，而全球经济也不再为经济提供新市场与成长来源，反抗的情绪可望比90年代当时更加坚定。2002年群众抗争时，在中国粗略实现过的独立工会运动，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复苏，并发展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中国两会：大规模裁员与失败的经济改革

从北京两会中得到什么的结论？

文森：两会只是一个传声筒，所有决定都是中共高层预先铺排好的。最近几年，两会因为成为全球富豪的俱乐部已引起注意。今年就有超过100名亿万富豪的代表出席。有报导指，在人大会议上，10位最富有代表的总资产是1,840亿美元，是美国最富有的10位国会议员的财产的100倍。

习近平和中共政权利用今年的两会，向全世界发出一个讯息——中国经济并不如外界所想像的一样差。可是现实上，中国经济气氛可谓极度糟透，各界菁英和全球资本家都非常担忧。很多中国的地区都是面对严重的压力，经济陷入困境，而对于如何执行北京制订的政策，大家都一筹莫展。中共最近进一步收紧媒体的控制，封锁经济的坏消息。这是另一个严重的警号。

仁：从两会可见，中国政府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完全不能提供任何真正出路，而下一波对工人阶级的打击将会到来。政府在宣布裁减500万至600万国企职位。在全国人大上，政府承诺会为下岗工人发放1,000亿人民币的“安置基金”。但当地政府频临破产边缘时，这笔基金对于缓冲受影响的工人和地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在受影响工业里，工人连薪金也被拖欠，谁能保证这笔“安置基金”能到他们手中？

王林宇∶政府想在全国会议上表现团结，不要想争议曝露于公众面前。但自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发言在坊间广坊流传，他大力打击《劳动合同法》，指这法律对工人“过度保护”，令资本家身负重担。楼继伟是资本家的代言人，统治菁英中最新自由主义的一翼。这堆人将中国经济危机归咎于“工资上涨太急速”。事实上，房屋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升，工资上升的速度只是仅仅能追上。楼继伟的言论与整体趋势符合：中国将会发生大幅裁员、工作岗位被削减、工资被降低，工人权利被打击。

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听到李克强等高官指出，中国并没有 “硬著陆”的出现，你们有什么看法？

文森：中共已进入损害控制模式。习近平、李克强、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人，都一面倒唱好中国经济，以挽回社会信心。在上海G20财政部长会议里，中共官员很明显这样做，所以在两会里这些言论得以延续。

中共在年初时面对历来最恶劣的股灾后，现在尝试收复失地。中国政府于两会注资支撑股巿，以免新一轮的波动会令事情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在2016年中国股巿仍是自希腊之后第二表现差的。还有其他几个更严重的问题。资本空前快速地外逃，令北京更为担忧。根据《彭博行业研究》的报告指，2015年已经有1兆美元从中国逃去，可见资本家对中国经济信心崩溃，企图在其他地方寻找价值。

王林宇：中共政权正在尝试隐瞒经济问题的整个画面，他们利用堂皇的计划去抑制著危机的氛围。举例来说，两会上他们确认住房去库存（全中国数千万间）为2016年优先的任务。第三四线城巿是房产爆破最严重的地方，占全部建房工程的67%。政府主要的解决方法是，将移民工迁入这些城巿，以去库存及刺激房屋的需求。但人所共知这方法是徒劳无功，因为随著经济放缓，移民工的工资也会不断下降。今天，很多地方的移民工已经迁出城巿，因为当地已经没有工作机会了。

资本家和前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可能反而更为“理性”，他指出，唯一方法是拆毁卖不出的房屋。事实上在部分城巿这情况已在发生。可见政府的改革计划充满内在矛盾。大部分工人薪水很低，欠缺购买力，因此产能过剩问题不能解决，也不能将中国推向内销经济。相反，政府维持增加债务以防止经济爆破，但这只会令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就像日本一样。

左仁：从上年六月和今年一月的股灾，已可见政府全无能力驾驭经济。他们尝试利用刺激措施──注入信贷和货币宽松措施──以避免硬著陆。这令中国更可能步入日本经济危机的后尘：高债务、增长缓慢、没有利润的僵尸企、民众因不想花费而令购买力下降。但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这种经济危机会带来比日本1990-2000年代更严重的社会后果，可以造成革命动荡的局势。

政府正计划在钢铁和煤矿业等重工业进行大规模裁员。短期内会有何影响？工人又会作出什么反应？

左仁：近两年，工人抗争的数字正在上升。在2015年，罢工的数字是2,774宗，是2014年的两倍。差不多九成的抗争都是与欠薪、欠交社保有关。如果中共真的如之前所宣布裁减500-600万工人的话，失业率攀升会引发社会动荡，因为中共并没有资源为大量失业人士创造新职位。

然而，就在全国人大期间，黑龙江省有超过一万名矿工及其家属上街抗议。超过8万名工人半年没有支薪，被警方大力镇压。有工人手持“共产党还我们钱”的横额上街，可见工人意识正在提高，并不像以往纯痉炊愿霰鹄习寤虻胤焦僭保�而是愈来愈倾向针对党和中央政府。这批矿工来自该区最大的国有企业龙煤矿业有限公司。这公司在上年宣布裁��10万个矿工职位，矿工们过去数月一直持续抗争。

文森： 现时全国国有企业雇员总数为3,700万。中共宣布未来两三年内，国企将会裁减5-6百万人，占整体的15%。大斧已经率先向著钢铁业和煤矿业挥下去，社会保障部长尹蔚民直指这两个行业准备削减180万个职位，此外裁员的行业包括玻璃制造业、水泥和造船业。

为了防止社会动荡不稳，政府想间断地裁员和关厂，“循序渐进”地将产能过剩的企业合并。但这场在双鸭山市发生的矿工抗争，显示出矿产和钢铁业等重工业的工人都已大量面对欠薪。

黑龙江省长陆昊在两会上公然撒谎，指工人“没有减一分收入”，招致矿工抗议，迫使他承认欠薪的事实。这场抗争罕有打破中共高官在人大会议悉心营造出的梦幻世界。

资本家们现在越来越担心习近平所承诺的改革会暂缓甚至倒退。这个担心合理吗？如果是的话，又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左仁： 是的，所谓的改革已经暂缓了，其实这结果几乎是必然的。中共现在根本承受不了进一步的经济放缓，因为这会带来社会与政治动荡。他们在人大宣布的6.5-7%增长目标，应该会不大可能达到。但他们被迫走回旧路，注入信贷来刺激经济，让企业可以新贷抵旧债。这做法会使债务继续增加，尤其是那些已经债台高筑的国企。因此，中共正面临两难局面，经济改革的加速会增加硬著陆的风险。所以他们现在很害怕，任何一小步的改革都需要步步为营，以防触发连锁效应，导致企业和金融的崩溃。

王林宇：简单来说，政府继续试图推动改革来克服现在的困局，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会随著状况（包括生产过度和经济疲弱的问题）而改变。他们仍旧使用“稳定增长、深化改革”的口号，但两者却越来越矛盾。中共政权内出现了分歧，有些人认为改革能够跨过这些困难，但也有人认为现在的困局其实是源自于改革本身。

文森： 那些资本家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中国经济如是，在世界经济也如是。从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之立场来看，他们需要习近平推行结构性改革，以解决中国的金融和债务危机，而这个危机一旦爆发亦会对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灾难。但有时候这“药方”可能比原本的“病”还令人难受。将大量“僵尸企业”关闭，随时会触发中国的经济的衰退或硬著陆。

我们经已看到了中国放缓对国际所带来的震荡，大家可以想像下假如中国出现衰退的话，那影响会怎么样。官方宣称中国经济增长为近7%，但已经将其经济危机输出到了巴西、智利、加拿大和那些出现过“经济奇迹”的非洲国家。

我不认为中共政权有什么大计划，他们只是见步行步，几乎隔一个星期都可以一百八十度的改变，来试图应对各个相互矛盾的压力。中共正在借来列根和戴卓尔夫人的政策，推动“供给侧改革”──增加企业税务优惠、为国有产业引入私人资本等。都不是新的玩意，不过是将旧有的改革承诺从新包装。北京想藉此来说服资本家们一切都在政府控制之下，改革将会贯彻始终。

中国的媒体审查与打压正在加剧吗？

左仁： 没错，去年七月的时候，政府进行了一次有计划的全国打压，将超过300名维权律师拘捕。另外，中共将镇压“全球化”，将身处海外的异见人士拘捕。他们在香港和泰国绑架了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并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中共亦将被捕的异见人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比起他们过去使用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更为严重，最高可能会判处无期徒刑。

文森：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进入了空前的专制控制。在两会之前，习近平巡视了国营媒体的办公室，并向他们训示要“爱党姓党”。现在连经济新闻和资料都需要经过北京的严密审查，而结果只会令更少人会相信官方数据。因此，过去一直受到官方容忍的商业杂志《财新周刊》，上星期都意外地抗议官方审查，表达对政府限制经济报导的不满。经济新闻过去算是个“安全区”，相对能够容纳较开放的辩论和异见，因为如果连这个都封锁的话，中共将会犯下更严重的错误。

习近平的政策不但不代表他的强大和自信，而是完全相反。他所进行的高级别清党，对律师与NGO的打压，显示对政局不稳的畏惧。来年将会举行中共十九大，而各个派别经已为政治分赃作出准备，习近平当然希望巩固自己的支持来避免敌对派别的反扑。

中共为什么要加大镇压？

王：      因为中正面对著急速的经济下滑，而工人罢工和抗议事件的数字则不断攀升。今天中国社会有很强烈的仇富情绪。中共需要增加打压来防止工人和群众组织起独立势力。政治上来说，这个政权十分不稳，内部严重分裂。当统治菁英公开分裂的话，群众就会更有信心反抗了。

左仁： 习近平也透过镇压来将军权、警权和监控部门权力集于一身。他要加强对这些党国机器的控制。另外，中共在煽动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的不满，他们指控那些维权律师和NGO为“西方势力”，企图在对抗西方国家的名义下让人民“团结”起来。

文森： 打压加剧的主因是国家内出现潜在的分裂，再者就是对群众抗争爆发的畏惧。政权害怕一旦一块细小的砖石掉下来，整座高墙就会倒塌。整个社会的各阶层都充满了压力，甚至包括菁英阶层之中，这些压力随时会失控爆炸。当然，这自身也是矛盾的：中共越加大镇压，未来的社会爆炸的威力则越大。与中共的经济政策一样，其政治路线只会使到及后的问题更严重。但对于他们来说，危机晚来要比早来好。

访问山东工人：经济危机中的中国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危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中的中国亦不能幸免，各类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共统集团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化解危机，但仍不能实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阶级斗争水平逐步提高。在这此背景下中国劳工论坛采访了居住在山东省中部城市的一个工人P先生。

访问员：余夏（中国劳工论坛）
受访者：P先生（山东省中部城市工人）

P先生是一名在石化系统工作的工人，他用亲身体验讲述了他所经历的经济危机以及当地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

余夏：在你所居住的城市里，您感觉到经济强劲还是衰退，普通人的生活怎么样？

P先生：我们这里是内陆，经济整体水平比不上胶东沿海地区，而且早就开始衰败。第一，给我感觉最明显的是烂尾楼开始多了，很多住宅项目停工，形成烂尾；第二，失业率上升，下岗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工作不好找； 第三，工资水平在不断地下降，月收入普遍低于三千元；第四，通货膨胀严重，价格飞涨。我们这里芹菜，小油菜的价格大约八元每公斤，西红柿的价格大约九元每公斤，很一般的猪肉价格超过三十元每公斤，牛肉大约六十元每公斤。

余夏：政府发布消息要削减钢铁煤炭等产业的产能，这意味著在未来的几年内将有数以百万计的的工人失业，你和你的工友是否担心失业，或者未来工作不稳定？

P先生：目前很多企业在裁员，大家都很害怕，害怕失去工作而生活没有著落。
余夏：年轻人就业情况怎么样？在传统制造业衰退的情况下，服务业是否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P先生：没有社会背景家庭的孩子就业非常困难，而且即使就业工资水平也很低。我有一个工友，他的儿子07年大学毕业，找到了一份化工厂的工作，月薪一千三百元。一千三百元怎么生活？住房、结婚都没有著落，普通人孩子大学毕业大多这样。

服务业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年轻人只能去一些饭店打工，月薪一两千元，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一周只能休息一天，不仅如此，拖欠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

余夏：中国的整体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内增长很快，但通货膨胀率也高居不下，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价格不断上涨，对于你和你的工友而言工资是否可以维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活吗？

P先生：不能。刚才我讲过工资是增长了，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对于我而言，我和妻子都有工作，工资尚能维持温饱。这不是因为我在经济效益相对好的企业工作，而是我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1995年我分到了一套住房。正是这个原因，我才避免成为房奴，生活才相对好一些，其他买房还贷款的工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余夏：中国工人不断抗争，2015年在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人有很多罢工行动。你身边的工友是否有人讨论这些事件？你认为未来是否会有更多的更多的罢工吗？

P先生：我去我们这边的煤矿，也下过矿井。矿井里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在很多巷道只能容下一个人，就这样井下作业工人月薪也仅仅四千元。如果煤矿被关闭，工人失去饭碗，罢工是肯定的。不仅如此，前些年我们这边的牵引电机厂、水泵厂等企业裁员，下岗工人就上街抗议游行，很多工友议论这些事情。我想随著工业企业不断倒闭，工人逐渐失去工作，罢工、抗议等抗争会越来越多。

中国：记者贾葭被捕　传媒气候暗无天日

三月十五日，三十五岁的自由撰稿人贾葭登上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时被警方逮捕。他的朋友们相信他的失踪和被拘留同一份流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有关。一封署名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最初在今年三月五日于《参与网》发表。发表日期同中共召开“两会”的敏感时期相吻合。

中共政权正正经历空前的经济困境，准备裁减数百万国有企业工人，同时继续对异见进行打击──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他们想像出来的。习近平向官媒发出“姓党丶爱党丶护党丶为党”的指示，连中共内部的菁英也掀起了不满。由于经济正在脱离正确轨道，中共党国机器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增长。比起经济事务，当前的最高领导层似乎更加擅长将镇压不断升级。

菁英阶层抗议审查

地产大亨任志强的微博拥有三千七百万粉丝，在他发帖批评习近平打压媒体后其微博被封锁。任志强是中共党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因暗示需要一点点媒体独立，而被当局指控“鼓吹推墙”和“主张推翻党领导”。

作为中共新自由主义派别代言人的《财新网》，在采访广东全国政协委员蒋洪时也陷入了新闻审查的麻烦。蒋洪委员抱怨道，即使在政权内部，言论空间都已被掐死。蒋洪向《财新网》记者说道，“某些事件”给两会头上阴影，令与会者“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但是采访稿件被打为“非法”，被审查人员移除，引发了《财新网》编辑人员罕见的抗议。

“伴随著明年中共十九大倒数，中共高层的斗争正在加剧。习近平要在十九大提拔他的支持者进入领导位置，以巩固他的控制。中国劳工论坛的文森特·科洛解释道：“我们正在看到统治菁英分裂的迹象，而且在下一阶段分裂会加剧。无论习近平采取什麽样的措施都于事无补。”

习近平发动了近几十年来最风雷厉行的反腐运动，借此成功的巩固了他的权力。但经济不断恶化，无疑会鼓励他的敌对派系给他制造阻力。当局计划将“僵尸企业”关闭，将涉及六百万人失业，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也变得更为尖锐。

一系列的失踪事件

在官媒《无界传媒》重新刊登一封呼吁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后，贾葭试图提醒该报担任编辑的前同事。及后贾就被捕。这封匿名的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处理经济的能力和方式，并指出越来越多的党内派系反对他收紧党内言论，并指责习近平纵容“个人崇拜”和搞“一言党”。

贾葭的律师燕薪告诉《路透社》记者：“贾葭已经告诉我他同那封信没有任何联系”。最初的报道称《无界传媒》的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尽管后来又否认。

据贾的朋友表示，贾葭的妻子称周二晚间（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机场打电话说他要飞往香港。但是他登上飞机之前被警方抓捕。三月二十日，贾葭的律师发表一份声明，确认三月十五日贾葭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

贾葭有可能同那封公开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当局试图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资料，例如谁涉及那封信件。这样的话，当局很可能会进一步抓捕更多人。

事件是中国国安机关再次镇压异见者的新案例。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习近平的镇压范围超出了中国的管辖权而波及到国外，甚至波及到外国公民。较早前，五名出版揭露中共领导人私生活书籍的出版商神秘失踪。他们居于香港，其中两人拥有外国国籍。不久，他们在电视画面前“认罪”。强迫受害者认罪是当局日趋普遍使用的政治工具。

中国法律规定警方在执行刑事拘留二十四小时内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但是，在上述案件中警方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权力滥用每天都发生在中国。

贾葭被拘留事件是习近平专制统治阴霾下的新篇章。这些反民主的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消除一切阻碍他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力量，让工人阶级失业和降薪，承担经济危机及中共盲目亲资政策的后果。但是，习近平政权的所作所为，来自其忐忑不安而不是自身力量。他走的道路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河北省唐山国丰钢铁公司工人抗争

今年3月16日，河北省唐山国丰钢铁公司通知其客户自3月29日起该公司北生产区全面停产。与此同时，该公司单方面宣布解除与四千名工人的劳动合同，一年工龄补偿一个月工资。

资方突然宣布解除劳动合同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愤怒，自4月5日起数千工人聚集连续三天在该公司办公楼前抗议裁员计划，当地警方拉起了警戒线禁止工人进入公司的办公区域，工人数度堵塞交通表达对资方和警方的愤怒。至今为止工人们的诉求仍然没有结果。

自2015年下半年起，河北省唐山地区开始实施一项消减1,500万吨钢铁产能的计划，这将导致数万钢铁工人失业。随著大规模的工人失业，原有的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欠交养老保险等矛盾随之爆发，该地区的阶级斗争水平将进一步提高。

中国经济渡过了最坏时期了吗？

诺丁汉大学教授曾锐生认为，中共当局“正在进入危险区”。他向《南华早报》表示，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显示出（中共）软弱与焦虑的迹象”。我们认为这观点是正确的。黑龙江煤矿工人罢工像一道闪电划破全国人大的上空，警告危机正在来临，这成为习近平上台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习近平并不像媒体所讲一般是稳如泰山的“强人”，相反其地位受到了挑战。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共高层的紧张局势， 并削弱了习近平政策的公信力。在一家有官方背景的网站上， 曾短暂地出现一封要求习近平下台的公开信，署名为“忠实的中国共产党员”；随后中共展开疯狂的逮捕和镇压。信件可能出自中共反习派系之手。明年中共十九大将会替换政治局七个现任常委中的五个，届时党内权斗很可能会浮现出来。

无可避免的衰退

尽管四月份的经济数据没有那么糟糕，而且政府合力发放好消息，宣扬首季6.7%的经济增长是“好开始”，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而北京的经济数据是历来最不可信赖的。这不完全是中国的问题，而反映出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死胡同，经受著其历史上最严重的潜在危机。只是因为有政府大力介入，各国央行前所未有的大量印钞，才得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引发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大萧条的噩梦还是可能成真的。在2007-2015年间，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倍。这是一个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倒映。而随著全球增长速度降低到零，债务水平会继续上升。

信贷膨胀创下纪录

中共当局无法摆脱它自己制造的经济困境。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中国必须进行痛苦的、像政治炸弹一样的产业重组，否则庞大的债务不可避免会引爆金融危机。正如我们在本期杂志中解释道，人们还有其他出路，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出路。但是，这个替代方案是无法为中共当局所理解的。相反，政府求助于增加债务，从而避免GDP骤跌。这不过是为未来制造更大的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维森将政府的政策比喻为“抽吸鸦片以看起来健康”。今年首季银行扩张了4.61万亿人民币信贷， 超过了2009年首季时政府刺激方案的4.58万亿。

“北京当局正在以出卖灵魂的方式争取时间，令危险与月具增。”英国《每日邮报》的国际商业版编辑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 Evans-Pritchard）写道：“连中国也不能在金融危机中免疫，即便银行系统是共产党政府的一支臂膀。我一直认为，中国最终会陷入经济停滞，像日本一样感染慢性病毒。就算这样想也还是太乐观了。”

香港：北京的计时炸弹

中国的经济动荡会对香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令政治意识改变的速度进一步加快。香港的政治版图正在加速破裂。可惜目前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声音将反抗力量团结起来。

梁振英时代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北京当局可能决定让他在2017年下台。雨伞运动由于欠缺领导和革命策略而未能实现变革。这场斗争的经验令人沮丧，但同时群众还是对政府怀有强烈敌意。

梁振英“胜利”后，动摇了从前相对稳固的泛民建制两派局面，第三力量的冒起令非民选的亲中共集团更难统治香港。港独思想（不只是“本土主义”）不再被边缘化，而变成北京的定时炸弹。

为了应对新的挑战，并满足建立强而有力的社会主义替代的迫切需求，我们改变了《社会主义者》杂志的格式，为增加投稿人和扩大议题提供空间，也反映了我们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发展——支持者和同情者人数增加。不要袖手旁观了！

减薪裁员不会扩大需求，经济陷于两难

3月10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在人民网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这家成立于1958年的国有控股企业将裁员4-5万人，相当于现有人数的一半。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武钢集团已经辞退了大量劳务派遣工。武钢工人的悲剧只是中国目前所处的困境的一个缩影。据路透社报道，中共政府准备在未来两三年内裁减约600万国企员工，这些人集中于煤炭、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一向被视为“重中之重”的维稳需要，说明中共官僚对于目前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他们公开表示的那么乐观。

经济困局

“改革开放”之后，中共政府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2013年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在1981-1989年间，固定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作用为11.7%，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这个数字增加到了40.3%。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在GDP比重则从1983年的56.5%下降到2005年的36.7%。《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2007年10月一篇文章中指出，“许多国家都经历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减少，但没有那个地方像中国下降的幅度那么大。”消费不足的问题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更加严重了。出口衰退迫使中共政府在国内市场上推出大规模刺激方案，以避免经济的立即崩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了GDP的比例也从2005年的47.75%上升到2015年的83.05%。这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因为世界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由此产生的债务和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中国——尤其是中国工人——身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去年亏损了645.35亿元人民币，亏损企业占总数的一半。而煤炭行业的亏损面则高达95%，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较2014年下降了91%。为了应付日渐临界点的经济紧张局势，中共官僚试图将危机转嫁给基层工人。尽管他们宣布会拨款1000亿用来安置煤炭和钢铁行业的下岗工人，但是在腐败的政治环境下，工人所能获得的实际补偿只会少之又少。

供给侧改革

通过刺激传统行业——也就是官方所说的“扩大总需求”——来挽救经济已经不可能了，中共官僚又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方案，意即将经济增长动力转向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了给这个方案提供依据，他们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事实，自欺欺人地声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观察者网，2016年3月）。与官方宣传相反，凯度（Kantar）消费者指数表明，今年年初中国50大零售商的销售额下降了6%；路透社（3月16日）则指出，“富裕的中产家庭从高档产品转向更平价的品牌，普通收入家庭甚至减少基本必需品的支出”。这些都说明问题不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而在于被持续恶化的经济状况进一步削弱了的底层群众乃至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很明显，疲软的国内市场无法支撑起大到足够挽救中国经济和中共政府的新兴产业，更何况楼继伟在3月7日的讲话表明工资的增长速度将会受到限制——此前广东省已经率先宣布将最低工资标准冻结两年。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只会使新兴产业沦为房地产和股票那样的金融投机场所，加剧经济泡沫化，而无助于解决工人群众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金融资本

尽管受到坏账的拖累，2015年中国金融业经济增加值仍然上升了15.9%，居各行业之首。根据美国《财富》杂志于同年年7月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全球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4家来自中国，分别是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工商银行的利润也是这500家企业之中最高的；在前50的名单中有12家来自中国，其中又有一半是大型商业银行。另外，入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名单的41家银行的利润占500家企业总利润的67.62%——从中人们可以看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真相。随著负债率的飙升，全国利息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9%上升到2015年的17%。金融机构不断从本就虚弱的实体经济中抽取大量资金，并通过正规和非正规（例如影子银行）渠道进行疯狂投机。据估计，在2015年股灾前，各银行投入股市的资金总量高达4万亿；银行将巨额超发货币通过贷款投入房地产市场，引发一线城市房价继续上涨；在政府支持下兴起的P2P金融工具沦为庞式骗局，仅e租宝非法集资案就涉及500亿元人民币。泛滥的金融投机在帮助中共政府营造了经济依然繁荣的假象，但这种情况在不断增大的经济压力下无法持续很久——无论从其自身来说，还是从对实体经济利润的榨取来说，它都在加速自身和整体经济的崩溃时刻的到来。

什么是“供给侧经济学”？

政府用“供给经济学”的口号将经济改革重新包装。此一口号的灵感来自于19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在美国的识形态盟友里根。

私有化、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失业、替大企业减税，都是西方供给侧经济学的特色。中国的领导班子可能不会照抄所有政策细节。撒切尔与里根打击并箝制工会，但这项工作在中国早已完成了，独立的民主工会在中国早已被禁止。

撒切尔与里根受到中共精英的祟拜，被视为不妥协、不退缩的“改革者”。财政部经济学家贾康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2016年3月3日）表露了此一观点：“撒切尔和里根获得好很高的评价，因为事实证明，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中共政权以“传播西方价值”为由大量逮捕异议者，这在去年特别严重。然而，北京财政部那些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的经济学家，才是“西方价值”的最大粉丝。在撒切尔与里根的故乡，他们反而因为造成贫者益贫、富者益富而招致憎恶。

各地满目疮痍

在1980、90年代期间，西方国家诸多地区受到供给侧经济所摧残，重工业大规模倒闭，至今仍深受其后续效应所影响。“甚至连已开发国家，也很难在20、30年前因矿业与制造业倒闭而大量失业的地方，增加服务业的就业机会。”伦敦国王学院的东亚经济专家拉蒙．帕多(Ramon Pacheco Pardo)说道。

如同工国委（CWI）支持者与《社会主义者》杂志所警告过，习近平与中共领导层的走资改革政策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如果完全实施这些政策，带来的可能是一场经济萧条与硬著陆。

“毒学校”灾难遍怖全国

据央视报道，自2015年底常州外国语学校搬入新址后，该校大量学生出现不良反应。经过体检，641名学生中有493人被发现患有皮炎丶湿疹丶支气管炎等疾病，其中更有人罹患淋巴癌和白血病。检验发现该校土壤中有毒致癌物严重超标，而且建设学校时也使用了受到严重污染的地下水。曾在附近化工厂工作的工人称，这些有毒物质很可能是来自化工厂搬迁时掩埋的废物。随后不久江苏海安也曝出类似的“毒学校”事件。家长的抗议和公众的关注迫使中共政府展开新一轮全国土壤污染调查，而上次的调查已是在5年前——调查报告直到2014才得以公布。有评论人士认为此次调查报告永远不会公布，因为它很可能引发大范围恐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清理这样的有毒土地要耗费7万亿元人民币。2008年危机以来，中共政府实施了规模数万亿的刺激方案，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向钱看”的官僚们并不愿意将这些资金用来保护人民的健康。

由于随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污染问题的加重，公众日益关注环境问题。自2012年以来，环保抗议数量激增。政府一直声称环境治理已经取得进步，但重大污染事件层出不穷，同时要求改善环境的群众抗议大多受到严厉镇压。去年6月，上海市金山区数千名居民在区政府外抗议，反对在本区建设PX化工厂。有报道称，当时警察逮捕了至少三巴士的抗议者。社会主义者支持反污染的群众运动，但是我们也认为目前要求转移污染企业的邻避运动不足以真正解决环境问题。这一点在常州“毒学校”事件中已经很明显。《金融时报》亦指出，尽管北京丶上海等地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污染正在中西部转移。社会主义者支持灾区居民丶化工厂工人以及相关人士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真相丶惩罚相关企业及地方政府，赔偿予受灾居民及其家属。我们支持实行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绿色生产，才能消灭为追逐利润而带来的疯狂污染。这必须以民主计划经济的制度来实现。

悼念六四天安门屠杀二十七周年

今年是六四屠杀二十七周年，我们在此悼念当年在北京被残杀的工人及学生。1989年是中国濒临革命的一年，与今天中国的局势仍有重大关联。

习近平正严厉打压国内反对派，不容有任何的生存空间（无论是真实的或者是幻想的），包括一系列的海外非法绑架。打压加剧与习近平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有著密切关系，政府将会严重打击工人的工资和岗位，并使高达六百万国企工人下岗，因此搜捕工运分子和罢工组织者。

从八九运动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只有革命斗争才能推翻中共暴政。可惜许多今天的民运领袖却无视这个结论，宁愿寄望能从中共手中得到“循序渐进的改革”。在香港，这条“改革”路线在过去三十年中屡试屡败。而若果这个策略在“特别”历史背景下的香港都不能够成功，那又如何在全中国实现呢？

面对学生和工人空前规模的示威，邓小平及中共在八九选择了血腥屠城。在6月3日晚上，解放军嗜血成性，残杀了过千民众，实际死伤数字至今仍然不明。政府宣称有241人死亡，而当中只有36个是学生。这个数字明显被当局严重低估以掩盖真相。中国红十字会曾表示有2600人死亡，但后来撤回了有关消息。而在六四后，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逮捕、数以百计的人被处死。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称，邓小平利用大规模的国家恐怖来向全世界“表明立场”。

在屠城前夕，首都的群众民主集会已经过了高潮，并且开始消退。发起运动的学生们身心疲累，而且也不知道如何让运动再往前走。新的群体，尤其是青年工人、中学生和城市青年越来越成为了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5月学生发起绝食抗议之后，运动变得更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政权于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新成立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成为了一股重要力量。

当时全国的群众运动仍在凝聚动力，邓小平及中共强硬派决定强硬镇压，以向各省群众制造震慑效应。当时中国有过百城市发生群众抗议。甚至在六四之后，运动依然在许多城市持续，并发起游行示威、堵塞铁路、号召总罢工。有一点非常重要：当时的运动是一场发展中的革命，而并非像香港泛民领袖形容的“希望政府聆听人民声音”。

在这场革命运动期间，民众摆脱了对专制政府的恐惧，并感到自己有能力透过集体行动带来改变。另一方面，政权内部亦严重分裂，濒临崩溃。邓小平后来决定采取最激烈的镇压，目的之一是向党内的敌对派别发出警告。

群众想要一个新政权，结束独裁制度、结束腐败，并取替那些“只让一小撮人富起来”的亲资本主义改革政策。但是八九革命运动却缺乏一个关键因素：一套清晰的革命纲领，以及一个由工人社会主义政党形成的领导层来引领斗争前进。

群众运动的命运可以说是总围绕著一条重要问题：下一步该如何走？革命不等人，只是纯粹地占领广场并不足够。这个问题将会决定旧势力会否被推翻，并被新力量所取代，抑或是旧势力能够卷土重来，并摧毁运动所代表的一切力量。

在中国劳工论坛2009年出版的《天安门1989──震撼世界的七周》一书中，我们解释道：

“当时的状况，是需要召开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会议，由全民自由选举代表，并开放让所有政党参与。”

这项工作应该连结到去号召发动总罢工、动员已经开始自我组织的工人阶级，并组织人民自卫委员会来争取基层军警倒戈，以及保卫民众和新生的独立组织。当时的军队已经严重分裂，因此这完全有可能成功。

另外，实现工人对工厂的民主管控也是必要的，并需要真正民主的社会计划来解决官僚制度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并防止像邓小平改革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

八九悲剧发生的原因，是民众未了解当时必然是一场殊死斗争，只有中共却知道这一点。若要民众完全触摸到斗争的局势，则必须要有一个具组织性的力量──革命政党。无论民众的自发性如何重要，单靠自发还是不足够的。

邓小平政权正正得益于学生领袖的犹疑──学生要避免运动“过火”，并认为运动的目的不是要推翻中共，而是向中共的开明派官僚施压。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2004年的一次访问中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如果要我开枪杀死20万学生来换取中国免于一百年的乱世，那就去做吧。”国家恐怖可以维稳，中共官方舆论现今重覆著这一荒谬理论，以阻吓欲求改变制度的群众。

李光耀的言论可能有点过于率直，但当1989后的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局面明朗后，世界大部分的资本主义政府都收敛了对屠城的“震怒”。在屠城之后，欧美一度向中国实施制裁，但都很快地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跨国企业纷纷进入中国，以享受其亲商政策以及无工会保障的低廉劳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1989年时一样，都在面对严峻的经济危机。习近平政权内部亦出现分裂。《人民日报》5月9日的社论更突显了政权内部就经济政策的分歧，当中的“权威人士”（可能是习近平自己）警告中国未来的经济趋势很可能会是“L”形的。这个神秘人物指出，若果政府政策继续依赖借贷来推动增长，将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外界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信心低下之际，此篇社论犹如重磅炸弹。

北京当局现在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要制造新的泡沫（主要在房产和商品市场）来减轻因旧泡沫爆破（如股市）造成的压力。但同时间，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工人、青年甚至中产上街抗议政府政策。工人罢工的数字在过去十二个月间大幅增加了超过一倍。

中国群众斗争正再萌芽，我们必须学习历史上的重要教训，尤其是功亏一篑的八九革命。为了重建斗争，我们必须汲取教训，并确保工人阶级下次能够得到正确的纲领与组织。

限制境外NGO　中共收紧社会控制

今年4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获得通过，将于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禁止外国NGO在华从事或者资助政治活动，旨在打击人权及宗教等组织——此前已有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因被控“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而遭到逮捕和驱逐。根据该法，警察有权搜查外国NGO的住所和活动场所；询问相关单位和个人；查阅和没收文件；查封或扣押场所丶设施及财物。根据以往经验可知，中共政府一贯对包括劳工维权人士和民主人士在内的反对力量冠以“危害国家安全”或“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因此该法声称是为了“保护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权益”，实则是为了更加便利地打击反对力量，无异于中共政府试图在香港通过的廿三条法案。有报道称，该部法律将迫使大量境外NGO撤离中国。

目前已有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共政府撤销该部法律，但显然是徒劳。随著经济增速放缓，统治基础被削弱，习近平政府担心活跃的民间力量将鼓励群众采取更多的反抗行动，因而竭力收紧社会控制。在效仿俄罗斯立法限制外国NGO之前，中共政府已经开始镇压包括劳工维权组织在内的国内NGO。去年12月，包括曾飞洋丶朱小梅丶何晓波在内的多名劳工维权人士被捕，并遭到官方媒体的恶意诽谤。尽管NGO的斗争手法并不能带来重大的改变，而仅仅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也不能够使劳动群众获得真正的公平正义。但我们支持一切的结社权，才能让劳动者有更大的组织空间。我们主张群众组织的活动资金应由工人会议民主分配。要想实现这一点，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团结斗争，挑战中共独裁政权以及资本主义制度。

一带一路——中华帝国主义的崛起

根据《环球时报》于5月12日的的消息，发改委可能将于本月13日后从《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中删除“投资额20亿美元以上敏感项目需国务院核准”这一条规定。根据同一篇报道，中国公司今年已经在全球达成了1108亿美元的收购协议，超过去年全年的规模。在经济危机中上台习近平竭力推动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的外输。尽管官方一直声称此举将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但从中得利的不过是中共政府以及顺从它的各国资产阶级。面对中华帝国主义的扩张企图，全世界工人阶级只有团结反抗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摆脱贫穷和战争的威胁。

从“韬光养晦”到“海外扩张”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市场被削弱，而被长久压抑的国内消费能力无力满足庞大资本的逐利需要。习近平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工人收入来扩大内需，但这已经遭到资产阶级及其在政府中的代理人的反对。此时经济增长放缓并非因为投资不足，而是资产阶级找不到可以获利的投资领域——当然，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会愿意用这些资金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但是急于自救的中共政府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避免经济增速暴跌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政治动荡。这无异于抱薪救火，令资本过剩问题更加严重，并使之转化为过剩产能丶巨额债务以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泡沫。“宏观调控神话”已经逐渐破灭。更重要的是，随著政府应对手段的枯竭，任何一场小规模震荡都可能引发经济全面崩溃，进而威胁中共政府的统治。习近平接手中共政权后立即提出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大规模海外投资方案，其目的就是开拓海外市场以输出过剩的产能和资本。正如19世纪英国帝国主义狂热分子塞西尔·罗德斯所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这也是转向资本主义的中共政府不得不遵从的历史规律，无论它用怎样巧妙的语言来掩饰真实目的。

铁路外交

早在2014年，《澎湃新闻网》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指出：“如今只要在非洲投资丶经营，就不可能避开中国修的公路丶电站和会展中心”。这番论述如实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海外基建规模及其影响，其中铁路建设值得特别关注。2014年7月，习近平在访问拉美时表示，中国丶巴西和秘鲁将修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两洋铁路”，从而将“一带一路”延伸至拉美地区。该铁路总长约5000公里，其中3000公里属于新建线路，项目预算高达600亿美元。目前正在由中国公司修建的东非铁路全长2700公里，造价250亿美元。建成后，该铁路将连接沿海和内陆地区，成为非洲的“经济大动脉”。这些项目大多从中国（政策银行丶部分商业银行和私募基金）获取贷款，修建铁路并出口相关的设备和技术也为中国公司提供了大笔利润，但中国政府努力推动铁路外交的目的显然不止于此。列宁在20世纪初时曾指出，资本主义将修建铁路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起来，并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雇佣工人进行压迫的工具。尽管现代高速公路的发展已经使铁路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不那麽重要，但在中亚丶东南亚丶非洲和拉美等相对落后地区，中国资本仍在沿著新建铁路扩展自己的“新领土”。《亚洲财经》于去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在承建铁路的同时，将获取铁路沿线周边的土地开发丶资源勘探丶港口建设等高附加值的业务。”更重要的是，包括铁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便利中国资本家在这里开办工厂丶采掘矿石丶运送大宗货物，而且他们将凭借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而获得当地政府的优惠政策。同时建设本身也带动了中国金融资本的全球运作，进而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全球金融网络

据《财新网》报道，2015年深圳全市新发房地产贷款高达2200亿元人民币，推动房价飙升。大量资金短期内在房地产和股市之间游走，一次次导致市场泡沫的产生和破灭，说明受过剩产能拖累的中国已经缺乏现实的投资领域。标普分析师预计，随著经济增速放缓，2016年中国大型银行的平均资产回报率将下跌至0.6%-0.8%。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坏账率已经上升到11年来的最高水平，令部分银行的不良拨备覆盖率（衡量银行财务风险的指标）逼近警戒线——此前标普和穆迪已经下调了四家银行的评级展望。随著更多的不良贷款浮出水面，银行业的违约风险将会更加明显。对于重病缠身的中国经济来说，债务违约很可能是引发全面崩溃的导火索。因此金融资本与中共政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抵消不良贷款的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大规模海外投资计划就是他们抓住的救命稻草。2015年，中国商业银行平均净利润增长率不足3%——世界第一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仅增长了0.5%——但是它们的境外机构却保持著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截至2015年底，工商银行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设立了123个分支机构——此前它已经通过控股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渗透入20个非洲国家。凭借不断增加的海外分支机构，工商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2208亿美元，超过了亚投行的初始资金。此外有报道称，该行在拉美发放的贷款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和。工商银行的扩张行动只是中国过剩资本涌向全球市场的一个缩影。金融资本积极向外发放贷款并涉足当地资本市场，不仅帮助中国企业从海外攫取利润和股权，而且利用涌向世界的资本洪流建立起全球人民币网络。相比于基础建设，金融集团以及国际化的人民币更能保证中共以隐蔽的方式对当地资产阶级政府施加长期的影响和控制。

中国秩序

在危机中启航的中华帝国主义正在向美日欧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索取与自己经济规模相当的海外势力范围。尽管英国等欧洲国家表示愿意同中国合作——由于它们相对较弱的经济实力和对美国的失望与敌意——但逐渐激化的南海问题说明中共政府的扩张计划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比起美日的阻挠，中共政府未来所面临的更大的问题可能是“新领地”的社会局势。2008年经济危机后，各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生活水平下降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反资本主义群众斗争和政坛动荡。这些都威胁到中国企业在当地的运作。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后，比雷埃夫斯港私有化计划曾一度被搁置;本月巴西亲华总统罗塞夫遭到弹劾，据估计中国的投资计划很可能会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随著经济日益受到中国控制，群众怒火不可避免地会直接指向与本国政府相勾结的中国资产阶级——正如将大规模投资的经济模式带向世界，中共政府也会试图在势力范围内削弱他所厌恶的福利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以建立起本国那样反工人的专制统治。2015年发表的《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首次向军队提出了“维护海外利益”的任务，表明习近平正在试图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保证扩张计划的顺利实施。尽管至少目前中共政府不太可能派遣军队，但是它会采取间接的方式压制反资本主义群众运动，例如操纵当地政府或者进行经济威胁。中国的扩张并非如一些民族主义者所说，能够使世界人民摆脱美国帝国主义的掌控。相反，这只不过是一个伪善的后进帝国主义国家的崛起。

乌坎2.0：抗议再在农村爆发

广东省乌坎又一次成为世界焦点。将近五年前，这个村子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制统治，并似乎从中国当局那里赢得了些许让步。在本文撰稿之时，乌坎已经再次爆发抗议。虽然结局如何还是言之尚早，但我们仍能从本次和上次的斗争中学到重要的经验教训——为了在中国组织成功的群众斗争，我们需要加以讨论和运用这些经验。

6月17日当局展开镇压，乌坎村村民为了抵抗而再次上街。陆丰市当局派出400名警察，在17日夜间逮捕了72岁的民选村委主任林祖恋。在逮捕过程中，他68岁的妻子杨珍被警察推到在地。现在林祖恋面临受贿罪指控，但当地村民斥之为谎言。一名微博用户质疑，为什么官方派出强大警力去逮捕一个“70多岁的老人”？

林祖恋被捕后，三千多名村民举行了示威抗议。当局加紧镇压，在村内形成国家紧急状态，使用无人机监视村内局势，逮捕其他被怀疑为“团伙头目”的人，林祖恋的孙子林立义亦被补，乌坎随之而来爆发了更多的游行。中共官员指责《苹果日报》等境外媒体煽动抗议。国家宣传机关一贯用“境外干涉”的说辞来搪塞“群体性事件”，而不愿承认抗议者有合理诉求——反对镇压构陷、非法侵占土地以及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之间的权钱交易。

据媒体揭露，有学生被迫签字指证林祖恋贪污受贿。学校甚至延长上课时间来阻止学生参加示威。在上周中期，所有记者被命令离开乌坎村“以保安全”，而林祖恋家人聘用的两名律师则被阻止代表他，也不能与他联络。其中一名律师玉品健表示受到恐吓电话。

电视认罪 

被捕两天后，林祖恋在电视上“承认”自己收取贿赂。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换取释放孙子。习近平当局强迫“电视认罪”的，诬陷批评政权的人，包括人权律师和被绑架的香港书商。但这作为一种宣传工具正在迅速失去效力。一名乌坎村民告诉《悉尼先驱晨报》：“我们一点也不相信，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在影片视频中，林祖恋语速缓慢，似乎是在背诵台词，而且他说的是普通话而不是当地方言。在林祖恋“认罪”后，又有一千多名村民举著为他喊冤的横额幅街头。

被非法侵占土地的村庄数不胜数，乌坎只是其中之一。据估计，中国每年新增失地农民多达400万名。从1990年代以来被卖给开发商的耕地总面积相当于英国大小，这让大量官员暴发成百万富翁。为了阻止不正当的土地交易，乌坎居民在2011年时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通过村理事会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直到当年12月，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双方的对峙才宣告结束。当时中共省级领导越过当地官员，亲自介入事件，而且似乎向村民作出了重大让步。

这个协议被誉为突破，并作为“乌坎模式”广为人知——它表明冲突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当时社会主义行动警告说，尽管乌坎运动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样的结果不应被过度解读。《金融时报》就是后者的典型。作为一份全球资本主义的报纸，它在头条中宣称：“乌坎为中国提供了民主典范”。

2011年协议达成后不久，我们就在分析中警告：“事实上，官方的承诺将流于纸面。这是一场还没有结束的抗争，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需要对策略、纲领和组织方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乌坎抗争及其教训》，中国劳工论坛，2012年2月26日]

假让步

作为2011年协议的一个注脚，我们应当注意到，当时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朱明国已经因为收取1.4亿元贿赂而身陷囹圄。他的前任领导、广东前省长汪洋——与乌坎事件的解决有著最密切关系的人——后来升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但是汪洋“温和”的亲改革路线没有成为整个中共政权的前进方向，相反，它已经在中国的政坛中消失了。

2012年3月，乌坎获准进行选举，但是这些选举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样“自由”。村民普遍抱怨，当局为了阻止更加“激进”的人竞选职务，遂派出警察威胁恐吓核心活动者。同时腐败土地交易的实际问题未能解决，而且现在已经引发了新一轮示威。

在林祖恋和其他抗议领导人被选入村委会之后，上级政府更是双管齐下，一边迫害乌坎运动中最激进的斗争者，另一边在财政和行政上封杀民选领导人，使他们没有可能解决土地问题。

中共地方官僚的目的是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隐藏从非法土地交易中获得的好处），同时还要抹黑乌坎村的“民主”实验。最终结果就是，在抗议结束将近五年后，乌坎斗争的诉求没有得到一点满足。在描述2011年汪洋等人为瓦解群众抗议而作出的承诺时，一名村民说：“就像给你一张200万元的支票，但当你去银行时就跳票了。”

林祖恋是一名退休中共官员，却因为支持抗议而正在遭受地方当局的严厉迫害，可谓相当讽刺。自2011年同当局达成协议以来，林祖恋一直是中共最忠实的辩护者。他劝说村民保持“耐心”，不要再进行抗议。他也强调，乌坎是一个个案，不是其他地区所能效仿的典范。乌坎运动中想要重启群众斗争的人对他做出批评，导致原来的抗议领导层发生数次分裂。这也被陆丰当局利用，迫使乌坎就范。

看来林祖恋的耐心最终还是耗尽了。就在被捕前几天，他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召开群众大会，讨论重启抗议的事情。这才是他被捕的真实原因。有传闻说，在林祖恋和其他村领导人的鼻子底下，再有腐败的土地交易发生，可能就此促使林祖恋及其支持者采取行动。

“共产党万岁？”

乌坎和整个中国能从这段经验中吸取很多教训。很明显，许多勇敢的抗议者，尤其是老一辈，希望中共国家领导人介入事件，调查并惩罚陆丰官员的强盗行为。有些人将此作为示威的诉求。不管是2011年还是现在，都有人喊出“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这口号有很多含义，有些抗议者以为向党表示忠心可以减少镇压的危险，但这没能起作用。从一些报道中我们看到，即便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策略，也不是所有参加斗争的乌坎村民都同意这种做法。一些村民的见解更有眼光，正如《经济学人》引述一名居民：“我们有一个黑政府，全都是腐败。他们不能再用‘乌坎模式’来欺骗我们。我们要拿回土地。”

没有迹象表明国家领导人会出手解救乌坎。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主要是利用民粹主义，用作党内权斗，而非真正根除贪腐，而且在这个官僚权力不受制约、资本投机猖獗的制度下，贪腐是不可能被消灭的。习近平决不想让人们觉得像乌坎那样的有组织的群众行动可以迫使政府改变政策。

根据美国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披露，国家宣传机关已经发动了全面封锁，要求新闻媒体“删除关于抗议的报道、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在海外宣传方面，狂热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警告说：“如果全国各地的矛盾都用乌坎村民的激进方式表达的话，中国基层看到的将是一片混乱和骚动。”

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向著更具压迫性的方向偏转。习近平治下的一个特征就是，连体制内的“温和”声音——包括NGO活动者和律师——也在被逮捕并被迫承认不存在的罪行。林祖恋就是其中之一。在担心严重危机和群众骚乱将临的情况下，加紧镇压是独裁政权本能的防御反应。

建立独立基层组织

乌坎以及其他农村斗争的出路是建立民主的群众组织、在各个斗争社区间建立联系（有些只相隔几公里）并联系至正在形成的工人运动。尽管在任何斗争中，谈判乃至暂定的协议都是不可避免的，但2011年的错误在于解散了独立的村理事会，而没有把它当作群众的发声平台加以保持和壮大。

根据协议参加选举没有问题，只要村民明白这些选举对于变革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即便只是争取些许改革也必须依靠独立的基层组织和持续的群众动员。在官方村委会争取议席，本可以作为外加的“合法”平台在斗争中发挥作用。

人们需要明白中共政府的反动性，以及它同腐败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勾结，也需要建立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乌坎所遭受的镇压和中共想要扼杀“民主实验明”的企图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现实。

乌坎抗争与农民运动

2012年乌坎村爆发抗争时，村民一度果敢驱逐了当地政府。但当局为了避免选举和民选村委会失控，事先将乌坎的最高权力交给了更容易操纵的党总支部，并任命林祖恋为总支部书记。随后，林祖恋和其他6名经过当局挑选的温和派领袖被选入村委会。可惜，由于斗争没有走得更彻底，土地迟迟未能收回。发觉自己被欺骗的村民开始向村委会施压——这是导致林祖恋最后转变方向的重要原因。

据《新京报》报道，民选领导人在当选一年后已经不敢召集村民大会，担心村民在大会上提出激进诉求。有些村民甚至开始怀念被推翻的前任村委会。在这种情况下，依靠群众支持而获得权力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分裂。为了保证相比之下更加温和的林祖恋能够顺利连任，从而阻止民选村委会从“防火墙”变成“纵火者”，当局在2014年选举前夕以受贿罪为由逮捕了试图争夺村主任职位的杨色茂和洪锐潮。林祖恋被捕后不久，《环球时报》——更多像是讥讽当初主张和平路线的乌坎领袖——说道：“财产权的纠纷仅靠选举显然解决不了”。当然，想要夺回被盗卖的土地就必须将“未完成的革命”进行到底，利用争取到的民主权利向中共独裁政权发起不妥协的斗争！

被夺走的土地

与其他爆发斗争的村庄相同，乌坎事件也起因于被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联手侵占的土地。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短暂繁荣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在这10年里，农业收入从每年增加15%下降到2%。到了1990年代中期，一度兴盛的小规模乡镇企业也逐渐萎缩。这意味著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不得不进入城市谋求生路。201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农民工数量约为农村户籍人口的30%。同时据估计，到今年农业劳动力中50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50%。生产方式倒退和青年劳动力外流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在乌坎的例子中，村集体几乎沦为薛昌和陈舜意的私有财产；戏剧性地，返乡青年成了斗争的发起者和重要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时期，底层农民正是通过建立在公有制之上的集体组织——尽管是官僚化的——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而现在，这些去组织化的农民，面对急于从土地中攫取财富的中共官僚、城市资产阶级（例如金融机构、地产商和工厂主）和新兴农村权贵组成的联盟，很难形成有效的反抗力量。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学者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崩溃已经使土地从“农民集体所有”在事实上转变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以及和它相勾结的势力）所有”。这解释了为什么农地和宅基地会不断受到强征、强拆、侵占和盗卖的威胁。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共有失地农民1.12亿人，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失地家庭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世界银行官员英卓华指出，在1990-2010年间，中国农村土地的征用价格比市场价格低2万亿元人民币。更严重的是，有中共官员估计，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剥削联盟自“改革”以来利用征地从农村榨取资金多达15万亿元人民币，但是给农民的补偿不到5%。

在如果说征地和非法的土地交易还只是蚕食土地的话，正在进行的土地私有化将把整个农村社会置于统治集团的刀俎之下——大地产的形成会大规模压缩农业劳动人口并导致大量小农破产。那些找不到工作而又没有社会保障的无产化农民最终将沦为城市贫民。正是惮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习近平政府不敢贸然推进私有化。但是只有学习乌坎的经验，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农村群众组织，并且联系各地农民斗争，反抗中共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才能彻底扭转土地私有化的趋势。

彻底完成革命

时至今日，第一次乌坎事件后选出的村主任和两名副主任（杨色茂和洪锐潮）已经全遭镇压，委员庄烈宏于2014年逃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说明妥协立场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非法土地交易和愈发猛烈的高压政策。乌坎内外都有人提出私有化作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地朝这个方向前进，其结果只会是底层农民遭受更残酷的剥削。

农民中间有著复杂的利益阶层。这种分化在毛泽东集体化时期曾得到遏制（但没有完全消除），但随著小农经济的回潮又迅速恢复。同时，作为整体的社会力量，农民又总是带有小资产阶级倾向，不能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独立的角色，而只会跟随在主要的社会阶级──工人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乌坎村民并不打算将收回的土地用于小农生产，而是希望在满足住房需求之后通过与城市或本地资产阶级合作获得收益——被推翻的前任村领导集团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村民要求公平分配收益。可以理解很多农民会对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误以为法律会保护私人财产而免于被中共官员掠夺。但这等同跳出油锅又落火坑──同一批中共官员及其富豪党羽会在私有化过程中抢走一切财富，而小农只会沦为输家。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公平分配”的愿望不可能实现，因为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总是试图剥削下层的贫穷成员，特别是在他们得到封建宗法势力的帮助之后——前任村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许多村庄已经发生了与之类似资本主义的再集体化或者对未被分割的集体资产进行资本主义化运作。华西村就是后者的一个例子。尽管许多毛派称赞华西村挡住了改革开放的“分田风”，但实际上这和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本村村民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更多的外来劳动者被迫承受著不平等待遇（剥削）。“红色的”华西村甚至像中共官僚一样用欺骗的手段侵占别村土地。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导致农民在反抗大资产阶级压迫时往往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终究陷入妥协、退却与失败。

因此农民要想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必须加入城市工人阶级，推翻中共政权和它所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然后依靠土地公有制和独立的、民主的群众组织，加上政府充分资助农业机械及发展新耕种技术，在自愿的前题下开展大规模集体化生产。

社会主义者表达对乌坎人民的声援，反对土地侵占。但我们认为，无论是乌坎村还是其他社会斗争，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方案，以取代中共专制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在乌坎的经验里，再次证明无论再些微或地方性的改革，都会被独裁者阻挠。因为他们害怕任何独立运动都会威胁其控制力。在这前题之下，革命爆发是迟早的事。

中国经济回光返照？

中国经济已经转危为安了吗？总理李克强和中国政府当然希望我们这么想。但事实是，尽管北京当局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大规模刺激方案，经济增长依然疲软。此种政策不可避免造成债务膨胀，增加金融崩溃的危险。即使不会全面崩溃，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像日本那样的经济停滞。对此连中国的高官也做出了公开警告。

《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头版社论（2016年5月9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高层分裂迹象。在这篇社论中，一名匿名“权威人士”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政策。他说经济并没有复苏，而是沿著L型轨迹运行。

他警告说：“我要强调的是，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这位神秘人士明显是政府要员，否则中共党报不会如此突出的报道。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人是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他说“树不能长到天上”，通过增加债务来刺激经济可能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试图打消人们对危机的预期，但《人民日报》社论却揭穿了它所营造的经济增长的假象。

驻北京经济学家杨思安认为中国经济只是“回光返照”，而非真正恢复。她评论道：“在看似复苏的中国经济背后，是新注入的巨额流动性，以及高层对经济态势的卖力宣传。”

美联储大转向

今年年初，中国股市和人民币汇率双双跳水，造成继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盘之后的第二场金融震荡。但是到了二月底，中国和全球市场又趋于平稳。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变化；在去年十二月，提高基准贷款利率被证明不合时宜之后，美联储搁置了再次加息的计划。

美国九年来首次加息，表现出美联储结束了量化宽松政策，结果随著美元对其他货币升值，大量投机资本撤离以中国为首的所谓新兴市场，导致房地产、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泡沫破裂。“新兴市场危机”的爆发可能会扼杀了全球经济仅余的疲软复苏。

通过推迟加息，美联储暂时稳定了局势，并给四面楚歌的中国金融主管部门以喘息之机。美元对其他货币展现弱势，缓解了中国央行的压力。央行此前花费大笔资金支撑人民币汇率，以遏制大规模资本外逃。据《彭博社》估计，中国去年净流出资金多达1万亿美元，几乎是GDP的10%。这意味著多年来资本净输入的时代历史性地逆转。不过，英国退欧之后，美元又骤然升值，再一次向中国央行施加压力。

中国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外汇储备从两年前的4万亿美元减少到今年五月的3.19万亿美元。为了遏制“资金外流”，北京当局开始收紧漏洞百出的资本管制。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因为严格的资本管制不利于中国大公司在全球的狂热扩张。

走向债务危机

资本外逃可能会引爆银行业危机或者——更即时的是——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这几乎一定会导致竞争性贬值（所谓的“货币战争”），特别是在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许多评论人士将之比作1997年亚洲危机，因为后者的起因同样是大规模资本外逃击垮该地区货币，并造成从首尔到雅加达的经济严重衰退。

国有银行体系确实赋予中国更强大的防御能力，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中国国有部门实际上是一群在相互竞争、盘踞一方的经济山头，各自会向不同方向走。目前中国当局的危机应对方案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一味增加债务，妄图借此蒙混过关。这种政策一方面逐渐失去效力（新增债务越来越多，但是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为未来积累起更大的麻烦。`

北京当局在三月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了官方目标：从今年到2021年，平均每年增长6.5%。“这可能要求到2021年时总债务增加到GDP的360%-540%，”驻北京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说道：“委婉地说，这是难以置信的。”[《金融时报》阿尔法城专栏，2016年6月2日]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最近警告说，中国对债务的依赖与2008年金融危机的肇因有著“惊人的相似性”。特别是影子银行的爆炸性增长与当时的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按照定义，这一经济领域根本不存在国家管控。

相关专家朱夏莲（Charlene Chu）认为，中国银行业很快就会需要“积极救助”。她估计，不良贷款实际约为银行总资产的22%，远高于官方估计的1.75%。这与香港经纪公司里昂证券（CLSA）在五月的一份报告中所做的推测相差不远。该报告认为中国不良贷款处于19%的“危机水平”。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亦即贷款）为28万亿美元，意味著不良贷款多达5-6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随著中国经济增速滑落到25年来的最低点，可能远低于北京当局去年宣布的6.9%，债务大山也在继续增长。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2016年7月2日）指出，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的154%上升到2015年的249%——令中国债务水平“挤身为世界现代史上最高的2%”。根据这份报告，只有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佩蒂斯说：“我个人认为，在两到三年之后——最多四年，如果国际形势十分有利的话——中国债务就会升高到足以使经济停止增长的水平。”

影子银行：价值8万亿美元的产业

糟糕的数字不止于此。在担任总理的第一年里，李克强的政策似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影子银行的增长。影子银行涉及更加严重的金融风险，因为它不受政府监管，而且以连业内人士也不理解的方式向外伸展它的金融触手。

但是，影子银行又再恢复了爆炸性的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下调利率的结果，也因为资金从不景气的股市流走了影子银行业。影子金融特别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事实上，正是在国有银行支配著影子银行的增长。按朱夏莲的话说，国有银行把影子银行当作“隐藏的第二张资产负债表”，隐瞒真实的资产和负债状况。如果把中国现在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比喻为一种金融“兴奋剂”，那么影子银行和它们如庞式骗局一般的“投资产品”，就是能够致死的危险“兴奋剂”。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另一个危险，那就是在将来的危机中，影子银行可能会成为资本外逃的通道。

据穆迪公司披露，2015年中国影子银行规模增加了30%，达到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80%）。其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是理财产品。被作为“投资品”出售的理财产品，通常只是被打包出售的“垃圾债”，并许以高于平均水平的红利。不可思议的是，汇丰银行（2016年6月30日）报告称，中国理财产品市场规模现在比全球第二大的中国股票市场还要大24%。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理财产品与2008年美国金融崩溃前泛滥的担保债务凭证（CDOs）没什么区别。

中国版“担保债务凭证”

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银行愈来愈是理财产品大买家，去年由银行购买的理财产品占了三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被其他理财产品收购，意味著同一标的“资产”被多次打包出售，与摧毁美国银行业的做法如出一辙。用电影《大空头》（The Big Short）中一名银行家的话说，这不过是“包在猫屎里的狗屎”。

朱夏莲把理财产品叫做“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她指出，即便今年理财产品规模只增加25-30%（去年增加了57%），“它也会达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摧毁西方银行业的结构性投资工具（渠道）的两倍规模。”[《巴伦周刊》，2016年4月15日]

与此同时，许多因2008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而积累起来的公司债务正在变成坏账。我们已经看到，很少有经济学家相信关于不良贷款（亦即违约或近于违约的贷款）的官方数据。目前官方称不良贷款仅占总贷款的1.75%，但最近的几份报告认为实际水平比这高出10到20倍。

在习近平的老巢浙江省，不良贷款率的官方数字是2.39%，但《金融时报》（2016年5月30日）发现：“据当地银行业人士估计，浙江省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很可能在20%到30%之间。”

第一季度的信贷膨胀

北京当局试图去杠杆（降低债务水平），但是失败了，或者说被银行和地方政府的相反政策和规避措施抵消了。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担心经济增速大幅下跌的话，可能在金融和政治方面引发失控的连锁反应，分别是银行危机和群众骚乱。

这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度新增贷款暴涨并刷新历史记录。社会融资总额（TSF）——广义新增信贷——比去年同期增长41%，达到6.59万亿元人民币（1万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度的信贷扩张规模甚至超过了2009年同期，当时中国开始实施大规模刺激方案。这似乎是政府因年初经济急剧恶化而做出的恐慌反应。这也解释了中共高层为什么在经济政策上出现尖锐且反常的公开分裂。

最近这场放贷热潮吹胀了新的泡沫——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但局限于第一、二线城市）——以及商品市场虚幻的繁荣。这些泡沫不可避免地会像去年股市一样破裂。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中央政府及其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掌控经济政策。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权力极其分散。地方政府及其所控制的公司和银行一味追求自身利益，而无视北京当局的意愿。这是债务膨胀、以及政府没能有效去杠杆的重要原因。

银行业的做法：展期和掩饰

国有银行采取“展期和掩饰”的政策──一面掩盖堆积如山的坏账，另一面向大客户和有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提供新贷款，从而保证它们照常运转。同时经济增速仍在放缓。最新数据表明制造业仍在萎缩，其就业人数在过去两年中逐月下降。今年前五个月，作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5%的私有部门，投资增速锐减至3.9%，远低于去年的10%。

“中国不可能已经见底。应该从中国的词典里删掉见底这个词，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长期放缓的过程。现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能够掌控这一过程，还是只能被迫接受。”致力于调查中国私有企业状况的中国褐皮书国际（CBB international）总裁利兰．米勒（Leland Miller）做出如此评论。

大多数国际银行都下调今年中国GDP的增长预期至6.2%到6.6%之间。不管第二季度官方GDP数据如何，尽管政府在年初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信贷扩张，下行压力明显仍然存在。当然，当局可以编造任何他们想要的数据，而且作为一个令人畏惧的独裁政权，没人敢于公开指责它造假。

畅销书《红色资本主义》的作者之一弗雷泽·豪伊（Fraser Howie），转述了一位欧洲大型保险公司老板的见闻。这位老板说，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在今年早些时候同他会谈时，嘲笑了官方所报道的6%增长率。

这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不幸的。他们不得不面临大规模裁员、减薪和经济不稳定。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中国沃尔玛员工示范抗争

中国沃尔玛超市员工在至少四个城市发起野猫式罢工。在中国警察国家里，罢工往往局限于一个工作场所或一个城市，而今次罢工透过社交媒体跨省市串连组织，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先例。

由于沃尔玛强制推行新的工时制度，类似在美国一些没有工会的超市里，以每小时计算工资的制度。新的工时制度使管理方可以随意更改员工的工作时间，并且超时工作没有加班费，有些工人超时工作达到每月174小时也是如此。而沃尔玛员工为通常要轮班连续工作11、12个小时，才能拿到生活工资。有工人抱怨道，他们从2009年开始工资从没增长过。七月初，沃尔玛公司快速推出了新工时制度，取代现时全日制员工的8小时工作天，并强迫工人重新签订合同。

沃尔玛从1996年进入中国，如今全国拥有433间店铺，相当于美国总数的十分之一。该企业一直都欺压并解雇工人，过往几年有过百名受害者，而他们都有站出来发声，力求组织起来对抗高压政策。在今次斗争中，工人指控企业用违法和欺骗手段强迫他们签署新合同。几份报告表明，在与管理层的会面中，工人若果不签署就不被允许离开。

沃尔玛曾在2006年被迫接受官方的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为法定工会。由于是首个外资跨国企业的合法工会，因此备受瞩目。但工人对全总工会的信任度几乎是零，因为它与管理层的关系比员工更靠近。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不是一个真正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而是中共独裁政权的左膀右臂，其内部运作也完全不民主。 自2006年，沃尔玛地方工会代表都是由资方委派的，工人民选工会代表的合法权利被无视。

网路串连 

沃尔玛发起跨省串连罢工，其意义在于沃尔玛的员工从去年开始，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创建一个潜力强大的基层网络“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作为官僚全总工会的替代。自5月份该公司推出了新的工时制度以来，加入这一网络的员工人数从去年的几百人发展到超过2万人，相当于全国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联谊会采用微信建立了超过40个微信群，给工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的平台。

七月一日，江西省南昌市有2间沃尔玛商店的员工举行了罢工和游行。据报道，南昌市至少超过半数的工人加入了这次罢工。紧跟著，成都市和哈尔滨市也分别在7月3日和4日举行了罢工。其中，成都罢工的照片被社交媒体广泛引用。联谊会的发言人说，除非公司方放弃新的工时制度，否则将持续举行更多的罢工。

中共政权的恐惧 

沃尔玛罢工令中共政府非常头疼。杨缘在《金融时报》这样写道：“正当中国为应对工业增长放缓，而准备裁员数百万人，中共政府恐惧工人跨省抗争，而今次罢工实现了这点。 ”

经济放缓令工资被削减、工厂被关闭，在此情况下罢工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不断涌动。今年，在国有重工业强制去产能、并将裁减五至六百万工人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尤其担心工人动荡事件会发生。今年三月，在黑龙江省拖欠煤炭工人工资，引发大型抗议活动，而领头人物被大规模逮捕。

不利的是，中共的国家安全局启动了对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WCWA）的调查，看他们是否受到“境外势力”的指使。这是中共抹黑工人和其他异见组织的一贯技俩。可见在中国当前体制下，没有安全和合法的途径开展有组织的活动。

使用社交媒体联络和沟通的方式对中国的工人团体益处颇多，这里有距离原因，还因为政府对工人独立运动采取零容忍态度，开展组织活动非常危险等原因。但是，“虚拟”的组织不能替代建立真正的组织，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合法”使用的渠道与“非法”的真正组织结合起来。

由于中国地大，加上当局不会容许任何独立运动，组织起来会极为危险，社交媒体令中国很多工人团体获益。但是，虚拟虽然有其价值，但不能取代建立真正的组织──工人一定要将“合法”与“非法”的实地组织手段结合起来。

国际声援 

出于以上原因，现在迫切需要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上展示对中国沃尔玛工人的团结。国际压力和曝光对美国总公司和中国政府会产生一定影响。

尽管面对政府右翼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国沃尔玛员工仍展示出自身优良的国际主义工人传统。他们表达了对美国沃尔玛员工的支持，在成都的罢工中有标语牌这样写道：“We support Walmart Workers in the US for Fight for 15 and against unfair scheduling! ”（支持美国沃尔玛员工为每小时最低15美元工资及反对不公平工时制度而斗争）

联谊会博客发布了一封支持美国沃尔玛员工的公开信，上面写道，有理由相信，你们的今天将会是我们的明天。显然，中国工人从美国员工学到了为每小时最低15美元工资斗争的范例，并为之受到鼓舞。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其美国支部“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在美国15元工资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夺中华全国总工会 ？

面对全国各地工人抗争的压力，市级全总工会至少表面上要站在工人一方。联谊会提出重选工会代表的诉求是正确的，但被沃尔玛拒绝了。深圳的员工为了这项要求今年发起了一场重要的斗争，迫使市级工会不得不支持（这诉求实际上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但几从来未被实行）。

但是，这些事例并不意味著那些NGO人士所说，工人可以“重夺”官方工会机器。中华全国总工会（WCWA）就是政府的一翼，当出现社会大动荡时，有时会出面施压资方，令其做出让步以缓和局势。几个星期前，南昌沃尔玛工人准备罢工时，市级官方工会正正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市级工会出面干预，且似乎与沃尔玛达成了交易，以换取员工取消罢工。但罢工现在还是进行了，并且绕开了全总工会，因为这项交易告吹了。

工人需要建立独立于政府和雇主的自己的组织，工人也要利用资方和政府（全总工会）之间出现的裂痕，以争取机会推进他们的诉求，同时不要有一刻忘记这两者都不是工人阶级的朋友。

中国劳工论坛主张： 

支持沃尔玛中国工人的罢工，谴责沃尔玛的强制手段！
废除沃尔玛的综合工时制度，采用每周40小时工作制、大幅涨薪、落实工人集体谈判权！
禁止对罢工工人和代表采取报复手段，维护工人建立网络和独立组织的权利。
建立独立民主的工会

取消新闻封锁 彻查洪灾真相

7月19-20日，洪水袭击了中国河北省，共造成130人死亡，110人失踪，受灾人口多达904万。除了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场洪灾还让该省邢台市一个名叫大贤的村子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7月20日下午，邢台经济开发区官员在大贤村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当地没有人员伤亡。赤裸裸的谎言激怒了村民。在新闻和言论封锁的情况下，村民被迫于7月22日围堵107国道和326省道，引发全社会关注。政府不得不于当晚公布死亡和失踪人数。根据官方数字，大贤村在洪灾中死亡8人，失踪1人。尽管官方数字可能含有水分，但是如果没有大贤村民的抗争，一定会有更多的真相被隐瞒。邢台官员的谎言让我们想起不久前黑龙江省长谎称龙煤集团没有发生欠薪，导致上万愤怒工人上街抗议。

加紧舆论箝制

嗅到危机气息的习近平正在疯狂地加紧社会控制，试图以此避免中共和他自己的垮台。根据《金融时报》7月25日的报道，中共政府以禁止非官方机构采编新闻为由关停了一些大型门户网站的新闻栏目，只允许它们转发官方媒体的报道。这场继习近平视察党媒后进一步限制新闻自由的举措就发生在河北洪灾之后不久，因此主要可能是为了阻挠群众了解洪灾真相，另一方面也是配合最新一轮的镇压行动。即便发生了重大灾难，官方媒体也一向遮遮掩掩，只会为政府的救援行为歌功颂德，让应当为灾难负责的失职官员逍遥法外。在习近平加紧控制的局面，恢复新闻和言论自由意味著挑战中共的统治。

占用河道的村干部

根据媒体报道，七里河大贤村段河道被违建建筑占用，是流通不畅的河水在此处漫出并淹没周围村庄的重要原因。这些占用河道的工厂和房屋很少为底层村民所有，它们大多属于村干部或者和村干部有关系的人。甚至有消息称，在洪灾之后，大贤村村干部带人拦截丶私吞救援物资，导致其他村民陷于困境。

被忽视的农村

七里河河道在大贤村迅速收窄，除了村干部一伙人为祸底层群众，失职官员也难逃其咎！洪灾后，邢台市水务局官员表示事前知道大贤村河段存在隐患，但是没钱治理。在过去十年里，七里河新区为整治河道投入几十亿资金，使市区河段能够抵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位于新区边缘之外的大贤村河段只能抵挡“二十年一遇”的洪水。之所以存在这麽大的差别，是因为按照政府规划，市区河段将被改造成景观河，成为官员的“生态建设”政绩并带动周围地价上升；沿岸整理出来的土地将被用于商业经营，吸引地产商到此投资，增加政府收入（当然也会增加贪腐官员的个人财富）。大贤村无法为当地官员带来这样的政治和经济收益，上级政府包庇与之勾结的村干部或者至少不愿和他们发生冲突，大贤村的防洪建设也就很自然地被忽视了。有官员说洪灾前发布了群众撤离通知，可是按照《财经网》7月24日的报道，这个通知可能根本不存在——中共官僚为了推卸责任而编造的另一个谎言！中共官僚只考虑自己的地位和财富，不顾群众的生命安全，简直是草菅人命！我们呼吁立即建立民主的丶独立的工农和居民委员会，检查全国防洪设施，消除可能再次造成群众伤亡的隐患，而且所有防洪工程建设都要在群众监督下进行。

社会主义者呼吁：

由灾民丶底层农民及劳动者建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将所有责任人绳之以法；
建立民主丶独立的工农和居民委员会，彻查全国防洪状况，消除隐患；
取消新闻封锁和言论箝制，让群众得以了解真相，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谣言；
在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按照自愿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实行有计划的农村建设和生产。

连云港过万人上街阻挡核废料厂

江苏省连云港市爆发过万人的抗议，反对政府兴建核废料处理厂。游行队伍高呼“反对核废料”丶“为了下一代，拒绝核废料厂建设”等口号。《金融时报》中文网引述一名居民盛先生：“政府一直对这个项目进行保密。老百姓直到最近才听说该项目。这就是为什麽大多数人都感到担心。”近年发生，福建的PX项目爆炸以及天津港仓库爆炸，加上政府往往淡化事件粉掩饰太平，导致人心徨徨。

连云港群众殊死斗争！

自8月6日民众开始抗议。连云港警方当日发出通告，要求民众不要参与反核废示威，当局也要求中共党员与公职人员不可参与丶围观示威活动，甚至不得在网路上讨论，否则将予以严惩。8月7日晚与10日晚，当局调动大批武警分别两次进入城市暴力镇压示威者，警察用盾牌丶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民众，抓捕带头打横幅丶喊口号的民众，曾传有一名民众被警方打死。媒体也全面噤声，网路上的讨论也遭删除与封锁。连云港民众曾号召8月15日发动罢工罢市，据媒体报道，原本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但市政府通过警告和恐吓手段将其压了下来。连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在8月10日宣布暂停项目。然而，中共一向惯于向群众开空头支票，等待群众运动消散后迅即打破承诺。

今次的项目是内地首座大型核循环工厂，由法国的核电集团阿海珐和中国大陆的核工业集团在去年达成协议，价值100至150亿欧元。中共扩展能源帝国的计划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及资本家的支持。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后，西方政府在群众压力下暂缓核电厂计划，但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却成为了阿海珐这家濒临破产的企业的重要市场。只要有机会牟利的话，他们是不会介意对人命造成的威胁的。

“核电大跃进”的危机

石化燃料发电行业连年亏损，核电被政府和资本家视为取代石化燃料业的“高增值行业”。中共为了开辟新的能源市场，在“经济转型”的名义下大力推动核电计划，其疯狂程度被谑称为“核电大跃进”。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增至90馀台，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核电大国。当今全球逾四成新建核反应堆都在中国，当中犹以广东省最密集。据香港《明报》于三月的报道：“继大亚湾核电厂，岭澳一丶二期核电厂及阳江核电厂后，广东省境内第4座核电厂，加上正做前期工程的陆丰核电厂，香港势被5座核电厂包围。”连中国最早提倡发展核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也说道：“那个要求在二○五○年建四百座的规划，更是太危险太疯狂了，那是吃子孙饭啊！”

而且由于经济进入衰退，各地方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数字的增长，不惜一切争夺基建工程落户。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在山东丶福建丶江苏丶浙江等沿海省份对10多个站点进行选址。因为核废料厂剩下的选址是广东湛江，意味全国各地核电站乏燃料都要运往广东，到2020年每年会产生1450吨。湛江群众在网路上已经开始发出反对声音，即使湛江官方称不会发展这个核项目，但由于中共过去经常背弃承诺，民众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

“核电大跃进”将会比50年代大跃进造成的灾难规模及深远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真正民主计划经济才能阻止这种疯狂发展！

社会主义者主张：

立即停止所有核电计划
反对镇压及逮捕示威者
向财团课，由国家投资大力发展再生能源
能源企业全面民主公营，通过民主的经济计划创造就业

绿色中国拯救世界？

自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消耗量连续两年下降。作为制造全球暖化之最大元凶的二氧化碳，排放也相应减少。据报道，中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在2015年有所增长，风能和太阳能分别上升34%和74%。

这些报告的数据令人触目，掀起了中国走向绿化的舆论。作为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如果真的正在走向绿化，全球变暖问题理应得到了改善。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中国表面已经走上了正轨，到2030年超过四分之一的电力供应来自风能，同时中国现在也成为了这个世界上风力发电的领导者，拥有供电量145GW的装机，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我们要审慎看待来国的统计数据，因为政府官僚们为了私利经常人为地操纵数据。然而，现在可再生能源装机的供电量似乎快速增长，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略微下降。在妄断中国变成绿色能源国之前，这些数据要从长远的时期去看待，并放在国内和国际的背景下考察。

上述证据公布不久后，绿色和平发布了一份中国煤炭工业报告。这份报告称，在2015年中国批出了210张煤炭发电电厂的许可证，平均每星期四张。单单这批电厂的装机供电量就超过了现时全部可再生能源装机的供电量。

这210个新落成的煤炭发电设施，以其超过24年的预期寿命来计算，将会排放的温室气体将是现时中国总排放量的1.9倍，有毒微粒的排放将造成22万人死亡。

绿色和平指出，煤电领域早就产能过剩，因此新煤电项目根本毫无必要。该报告预测，因为中央政府要在2030年前遵守国际减排承诺，新的火力发电厂将被封存，可再生能源将会承担更多电力需求。

但事实不一定如此。地方的资本家和中共官僚们把这些项目视为自己的利益，他们可以对中央政府的指令视而不见，特别是那些长期盘踞在商业领域的家族，诸如与煤炭工业有关系的家族。

当经济持续景气时，中国政府由于面对能源紧缺，加上为了令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工业主导国际市场，奉行一个非常危险能源领域全面快速增长的政策。事实表明，中国迅速进入世界风能市场，在占据可再生能源领域方面做得很成功。这才是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增长的主因，关注环保只是次要。

国家未来的政策仍然向官僚和资本家的利益倾斜，而不是以解决全球变暖为优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相信由统治精英和资本家的所谓市场选择，会在有利改善环境。

煤炭仍然占国家能源消耗量的75%，尽管在一个时期，由于可再生能源的增长，令煤炭发电量有所降低，但论其规模及速度，也不足够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危险。

过去三年全球统计数据表明，气温可能已经上升1.5°C，比起五年前上升少于1°C加速了。北极冰川和永久冻土地带融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气候科学家的担忧。我们可能正在目睹气候升至预测的临界点，永久性冻土地带释放出大量的甲烷，其温室效应和对环境的危害远远大于二氧化碳。

现在应该采取果断行动应对这个紧急情况，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统治者打算采取有效措施。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重要和紧急把资本主义世界从逐利的统治者之手中解放出来，以一个受民主控制而理性的社会主义体制取而代之。

中国当局把乌坎村推向“战争地带”

本周上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闯入位于广东省的乌坎村，在夜里进入民宅搜捕了十几个村民。他们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对付抗议者，中国所谓的“民主村”俨然成了一个“战争地带”。

这次镇压的命令尽管来自较低级别的政府当局，但也是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进入全面镇压“冰河时期”的最新信号。习近平在忙于高层政治斗争的同时，仍然指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逮捕和加强对网络和媒体的审查。

“大部分人都被吓坏了”，一名村民向《路透社》的记者James Pomfret表示，“这段时间发生了野蛮的镇压，他们追逐每一个人，追到家里殴打村民”。

乌坎村在五年前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要求政府当局停止强制征用土地丶惩治腐败的政府官员。此后乌坎村被世界称作中国“民主村”。这些事件捕捉了全世界人民的想象力。2011年12月，广东省地方当局在和乌坎村民对峙中作出了罕见的让步，很多媒体评论员在此刻推断乌坎将成为中国民主改革的一个模范。

面对一场坚定而良好组织的群众运动，加上运动有迹象会蔓延至其他面对不公义的村庄，中共当局在压力下作出的策略性的政治妥协，释放了抗议群众领袖，承诺让本地村民举行选举。选举在2011年3月进行了。林祖恋，一名中共资深的村委会官员，成为了首为民选村领导。乌坎前任村干部被村民指责利用职权丶同开发商勾结出卖村民土地谋私，因此被撤职和被安置到其他位置。

然而，在具标志性的2011年协议达成后，土地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村民的挫败感增加起来。随著两名民选的村委会成员逃亡海外寻求政治庇护，镇压力度也加强。民选的村委会发现，他们在当局的资金封锁和破坏面前无能为力，不能实现其对村民的承诺。

到了今年，村民早前的希望残酷地幻灭了。七十二岁高龄的林祖恋在六月份被逮捕，被指控土地交易中收受了大约八万八千美元的回扣和贿赂，九月八日当局以贪腐为由判处他三年一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些指控都是中共的典型的诬陷诡计，几乎没有乌坎村民相信。林祖恋在庭审之前的“电视认罪”是一个当前被反覆使用的招数，被人称为“央视审判”。林祖恋实际做了什麽对抗中共高层？他愈来愈反映出乌坎村民的挫败情绪，并有意图重启五年前的抗议运动。在被捕的前一天，林本来打算在当地村民组织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讨论该问题。

在林受审之后，乌坎村民的抗议行动升级。上周渔民发动罢工，人民组织“总罢市”，商店全面关闭。村民每天上街要求释放林祖恋。

六四回声

全世界都在见证著野蛮的公安镇压，乌坎镇压是六四屠城的缩小版。从村民内部发出的报告说，受伤的村民害怕被当局逮捕，不敢外出治疗。现在有未经证实的村民死亡报告。多数媒体都被封锁消息。当局威胁要对“散布虚假消息”的网民处以严厉处罚。警方公布了五位抗议领袖的照片，并且悬赏十万元，呼吁村民举报，其中一人是林祖恋妻子的侄儿杨绍基。

防暴警察在九月十三日（周三）凌晨进入乌坎村阻止抗议，他们破门而入抓捕了十三位抗议者。这激起了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对抗警方。激战在黎明后爆发，警方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当地村民报告说，警方占据了屋顶向人群投掷催泪瓦斯罐，驱散在街头抗议的村民。

中国国外流传的照片显示，村民们看似被警方发射的橡胶子弹打伤。乌坎村的上级行政单位陆丰市发表了一个声明，把社会动荡的责任嫁祸给所谓的“不合法因素”。现在通往村庄的所有路口都被警方设置了路障，用水和电力供应已经被切断，因此村内存在一种恐惧，就是乌坎会出现大规模全面镇压。

所有的见证者都描述这是他们见过最糟糕的情况－－比2011年那次失败的镇压还要糟糕。有报道指警察殴打被捕人士，似乎已进入复仇状态。当地村民告诉《南华早报》的记者，警方目前的行动像“收获时间”。这种警察暴行类似广东省上浦村2013年的野蛮镇压。

“乌坎模式的村民主已经死亡”，《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南中国的记者Stephen McDonell表示。香港有人进行抗议，呼吁世界各地的人民声援乌坎斗争。我们要深刻吸取这些事件的教训，建立起遍布中国的运动，挑战和打倒高压的一党专制政权。中国劳工论坛一直跟进乌坎事件，我们的文章为重建运动的方法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答案。

声援乌坎民主抗争，立即释放林祖恋！

九月九日，社会主义行动联同社会民主连线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长毛）到中联办抗议，声援乌坎村村民。

广东陆丰市乌坎村前村委书记林祖恋，早前在电视上“被认罪”后，昨日在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入狱三年一个月。他被控受贿、串通投标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三项罪名。林祖恋被禁止聘用辩护律师，只准由当局委派律师。他在庭上认罪不上诉，明显是被迫认罪。

五年前曾经轰动国际的乌坎村事件，曾掀起一场历史性的斗争。村民在2011年反抗腐败的土地交易和当地官员的专制统治，赶走了当地的腐败官员，并实施了持续几周的“自治”。后来，政府与村民达成协议，作出了表面的让步，由村民以一人一票民选产生村委书记林祖恋。但五年后，至今年，腐败土地交易问题未能解决，林祖恋在6月17日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上访追讨被盗卖土地。当局随即展开镇压，在会议前逮捕了72岁的林祖恋，其后林在电视上认罪。自此，乌坎村村民再次上街声援林祖恋。村民连日在村内游行声援林祖恋，公安警告会追究村民刑事责任，但村民坚持不会妥协，并将抗争行动升级，自九月八日起连续四日罢工罢市。

对抗白色恐怖

乌坎村村民原本打算到佛山声援林祖恋，但遭到当局大批军警阻止而无法前往。中共最恐惧的就是抗争将蔓延至其他地区，威胁其铁腕管治。

习近平的统治下，镇压越趋严重，越来越多政治犯在电视上被认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和林荣基便是一例。要结束这种白色恐怖，香港的民主运动唯有透过中港两地的群众团结抗争，打倒中共的一党专政。

我们在此声援乌坎村村民的民主抗争，若果抗争蔓延至更多地区，将更有力迫使当局妥协。

立即释放林祖恋，撤销所有控罪
停止镇压乌坎村民
释放所有政治犯，停止对维权律师、工运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假审讯
中港群众团结抗争，推翻中共一党专政

中国经济没有让工人看到一丝希望

八月底，中国甘肃省发生了一宗人间悲剧。一名年仅二十八岁的妇女在杀死她的四个孩子后自杀。一周后，她的丈夫（一名移民工）也被发现中毒身亡。这个家庭被当地政府取消困难补助，因为年收入为5,226元人民币（下同），超过了当地政府规定的2,300元。

这事件令社会震撼，使人关注到中国的贫富差距。一家大小六口的年均收入为5,226元，也就是每个月435元！世界银行制订的“绝对贫困线”为每人每天收入1.25美元。根据一名政府发展官郑文凯的研究，中国有超过两亿人低于这个标准。

GDP数字背后

过去两个季度中国官方公布经济以6.7%的速度快速增长。官方数据广受怀疑，且数字背后隐藏了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例如辽宁省与重庆及贵州地区之间，前者是被经济危机重创的重工业基地，上半年GDP缩减1%，后者尚处于“繁荣”阶段。

在2014年高峰的时候，中国巨大的煤炭和钢铁部门分别占世界产能的40%和50%。无数工人失业，还被拖欠工资数个月，并且失去了社会保险。滴滴出行公司尚拖欠53万名前钢铁和煤炭工人雇员的薪水。

这是从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被称颂为“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真实面。

但是，所谓的“服务业”隐藏了高技术部门和低技术部门一概而论，后者的工作职位是低工资、低技术，以及没有保障。即使在服务业领域，工作岗位也被大幅削减。银行业已经裁员超过3万人。白领工作岗位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2016年第二季度平均45.1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而第一季度的数字是26人。（消息来源，招聘网）

与此同时，制造业部门继续下挫。与很多报告相反，制造业仍然占有中国经济中最大的份额。《财新》杂志在今年八月二十四日指出，服务业被误指取代制造业成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基于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世界银行的数字表明，在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后，2015年中国制造业对GDP的贡献是49.8%，高于服务业的43.4%。

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制造业经历了两年下滑后，在八月份情况出人意料的有所好转，但就业岗位仍减少了14,000个。这是持续34个月的工厂劳动人口萎缩。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衰退，来自东南亚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加剧，诸如在制鞋业、服装业和电子产品业。中国的很多工厂已经迁移或关闭。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家开始迅速转向自动化生产。从2013年起，中国购买的工业机器人数目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2016年年底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国家。

资本主义的本性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惜牺牲人类的发展，“机器人革命”标志著工作岗位消失，蓝领工人将面临著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用机器取代无产阶级的话，长远而言利润不可避免地进入资产阶级的口袋。当然机器人不会消费，不会实现政府“消费驱动型经济”改革的梦想。

失业率上升

城市的失业率长期维持在4%（数字的真确性值得怀疑）。伦敦发藤咨询公司对此数字深表怀疑，并估计2016年中国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率将达到12.9%，达到2012年水平的三倍。

在《社会主义者》杂志的其他文章里，我们已经指出了中国巨大面对巨大的债务问题、影子银行的迅速膨胀的风险以及产能过剩的危机。在我们的网站中国劳工论坛（需要翻墙浏览），载有大量以左派观点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剖析经济现象中的复杂趋势，拨开官方数据的迷雾，揭穿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当中包括中共领导人）的面具，预先向工人打警号，为工人起来进行更有效地斗争作出准备，以维护他们自身的权利。

十九大前习近平加紧集权

近几个月，中共权斗正在加剧。原因有很多，但尤其是因为明年的十九大是习近平巩固权斗成果的关键时刻。经济问题持续严重、僵尸企业负债累累、产能过剩未有解决，而政府又无能力有效处理这堆问题，这些因素都是习近平最近向不同中共派别发动攻击的因素。今年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和对共青团的打压既是为此做准备，也说明习近平并未如他希望人们相信的那样已经取得对党政军的全面控制。中共党争或者以习近平顺利集权告一段落，令他可以更轻松地镇压群众斗争；或者跃出党的界线，引发社会和党的危机。政权上层的震动是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先兆，而统治集团失去对未来的信心。

人事大调整

据媒体报道，今年上半年共有230个省部级职位发生人事变动，接近去年全年水平。截至8月31日，19个省级主要党政负责人被调整，比2013年全年仅少5个。在武装力量方面，8月前全国已有三分之一省级武警总队主官被调整；仅7月份就有30多名解放军将领的职务发生变化。另外有消息称，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和江泽民的军中代表贾廷安不久将被清理。这场将持续到明年下半年的大规模高层人事变动堪比“反腐”高峰期。这是习近平为十九大——中共领导层的换届会议——提前做的人事布局，以便下一届政治局乃至常委会中有尽可能多的听命于自己的官员。

现任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和张高丽）很可能因为党内关于领导人年龄的不成文规定而被新人替代。但按照惯例，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将成为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在上台之前逐渐扩大自己的政治光环。因此，十九大的结果关乎习近平前五年的集权努力是再进一步，还是前功尽弃。有评论人士认为，他为达目的，可能会在事实上废除邓小平定下的“一任两届”和寻求连任。尽管薄令周徐“新四人帮”以及其他高官的垮台极大减少了习近平的危险，但这远不意味著他已经获得了全面控制权。不仅敌对派系仍在发出声音，而且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共官僚“升官快车道”的共青团妨碍著习近平安插自己的手下。

打压团派

去年习近平已经表示出对共青团的不满。南海仲裁案后，团派不顾习近平低调处理的想法，大肆鼓动民族主义情绪，被视为党团的公开对抗。不久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旨在将作为一个派系的共青团逐出权力中心。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被判无期徒刑的令计划、一直被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以及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均出身于团派。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使习近平与已被边缘化的李克强发生公开分裂。而且，为自己树立起“强人”形像的习近平当然不会愿意接受前任为自己指定的接班人。这不是因为所谓的“独夫性格”，而是由于现实风险。今年年初，有新疆官方背景的无界新闻网发表了反习公开信。信中说：“这种加剧党内权力斗争的做法，也可能给你和你的家人带来人身安全上的隐患”。这是反对派对习近平的人身威胁。因此如果说上任之初的集权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方案，那下一个五年则直接关系到习近平的个人安全。如果卸任后失去了党内主导权，他很可能遭到政敌的反扑。这意味著，即便不能打破党内规则成功连任，他也至少会试图安排一个傀儡接任自己的职位，就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曾经安排傀儡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同时把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上。

难以掌控的下层官僚

另一方面，习近平身边的高级官僚可能还不是他最难对付的敌人。如果回顾一下文革，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央压制了对手，但是下层反对派官僚却始终（除了极短的时期）把控著基层社会，并在他死后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执行者。在放权政策下，地方官僚们获得了更大的实际权力。反腐运动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不满。这些人虽然不敢同党中央发生正面冲突，但也一直在消极抵抗习近平的意志，令习近平不得不宣布禁止“妄议中央”和强化党内纪律。可是，他又必须依靠这些真正的政策执行者。“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中共一直面临的问题。自2014年起，习李就放言要消灭官员对“改革”的消极怠工，并已开展三次“大督查”行动，但其效果尚不可见。实际上，只要专制制度和庞大的官僚系统继续存在——当然它们的毁灭也意味著习近平自己的垮台——习近平就很难驾驭这些远离中央、自行其是的下层官僚。经济危机发展至一个阶段，很可能会摧毁习近平的“威信”，此后这些人会给高层反对派以积极或消极的支持，在被工人革命推翻之前给习近平致命一击。讽刺的是，经济危机威胁著中共统治，但也促成了这场激烈党争和习近平的“权威”，同时它又将借上下反对派官僚的手再把“权威”夺走。

马克思和列宁都解释过，革命往往由上层的统治集团严重分裂开始。中国正走向此一关头。但无论是“集体领导制”还是“个人独裁制”都不能挽救这个腐败病态的制度。唯有为真正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而斗争，才能为社会开拓前路。

退役军人包围军委大楼 鼓舞劳动群众发起抗争

今年10月11日，数千名退役军人包围了中央军委“八一大楼”，要求中共当局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来自九个省分的退役军人举行了大型而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中央政府面对北京街道示威者人头涌涌的画面，明显受到动摇，于是派了各省领导访京，装作要处理示威者的愤怒情绪。

在和当局达成（不可靠的）协议之后，抗议者于第二日上午被带离现场。根据媒体报道，类似的抗议事件从2014年以来愈演愈烈，仅今年就已经发生了超过50起。事实上，退役军人因为“更爱闹事”，而且“更爱串联”，经常成为中共政府的重点维稳对象。这显然和官方媒体为宣扬爱国主义而塑造的军人形象——（等级制和严格控制下的）服从与“忠诚”——大相径庭。

中国军人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特别是农村家庭。他们尽管曾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许多人参加过1979年中越边境战争或1989年北京屠杀——并带有更强烈的“国家主义”情绪，但在离开军队之后仍难免被牺牲于中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很多在2000年代前退役的军人遭遇了下岗潮，像当时的失业工人一样陷于窘困境地。部分非正规就业的退役军人毫无社会保障，其中有人因晚年生活贫困而自杀。去年12月，江苏省一名65岁的退役军人因打死两名闯入家中施暴的强拆人员而被捕（因为相当多的军人来自农村，类似的强拆事件时有发生，亦有现役军人家中被强拆的报道）。今年7月，就职于河南省联通公司的大批转业军人发起抗议，谴责该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并将他们从“派遣工”转为待遇更差的“外包工”，而且不给予任何补偿。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化的种种后果毫无例外地发生在退役军人身上。令问题更加严重的是，由于中央拨款不足和地方政府贪污腐败，政府承诺的退役待遇往往被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没有兑现。据估计，目前未得到合理安置的退役军人可能超过104万。

为了避免引发现役部队的不满——当时在场维持治安的武警和公安人员大多对此次事件表示同情——和影响未来一年的30万人裁军计划，中共政府没有对10月11日的抗议者进行公开镇压。但这并不意味著人们可以对事件的解决抱以乐观态度。像之前历次抗议一样，所有抗议者都会被遣回原籍，交由当地政府处理，但也正是这些地方官员在过去几年、乃至十几年中一直对他们加以打压和迫害。所以等待他们的不只是又一张空头支票，还有严厉的报复。但是不管结果如何，这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退役军人抗议行动都将鼓舞更多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去产能”计划中失去工作的工人——发起抗争。只有和这些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退役军人以及不满于现状的现役武装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的诉求。

“全面二孩”政策一厢情愿

为了缓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减少、提振消费，一年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中共当局宣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与此同时计划生育没有被取消，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仍将受到各种处罚。社会主义者支持普遍的生育自由，但是就像资产阶级承诺的其他自由一样，生育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医疗资源不足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披露，中国孕妇死亡率在经过连续11年下降之后，于今年上半年同比反增30.6%。这和政府的新政策不无关系。今年上半年的新生儿超过40%是二孩；超过60%的二孩产妇年龄在35岁以上，而且有著广泛的剖宫产史（一孩时期，医院为了提高收费，经常鼓动产妇进行不必要的剖宫产）。收入不足、工作时间过长和医疗资源短缺使这些“高危”产妇很难得到充分的医疗护理。

处在医疗困境中的不仅是孕妇。新华社旗下的《暸望》杂志在一个多月前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约有10万名5至14岁的儿童因为缺少适合他们的药物而死于可预防或可治疗的疾病。另外，由于儿科利润较低，儿科医生尽管工作量大而且要面对更加紧张的医患关系，但工资一般比其他医生少30%，导致大量人员离职。目前中国儿科医生缺口达20万人。去年年底以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一些儿科诊室因医护人员不足而瘫痪。南京一家三级医院的儿科诊室甚至因为唯一一名医生生病而停诊数月。新生儿的增加势必恶化医疗人员和患者的处境。中共官员贪腐成风，政府逐年增加军费，资产阶级一年之内新增80位亿万富豪，孕妇和儿童的医疗需要却被忽视。

新三座大山

医疗、教育和住房被称作中国的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劳动者的肩头。即便中产家庭也已为抚养一个孩子倾尽全力，但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成年人只不过占10%左右。相比之下，底层家庭更像是被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大多数劳动家庭的子女被送往质量较差但十分廉价的私立幼儿园——如果他们能够接受学前教育的话——，也正是这些幼儿园被接连曝出虐童事件。对于移民工来说，他们的孩子经常因为户籍制度无法在工作地入学。城市住房更是移民工难以企及的。尽管房地产市场严重过剩，资本投机依然推动房价节节高升。一些省份和城市为了消化库存，甚至开始停建为低收入者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或公租房。低收入、缺少休息时间和不平等制度造成了6000多万被称作“制度性孤儿”的留守儿童，相当于全国儿童总数的三分之一。去年6月，贵州毕节的4名留守兄妹在家中喝农药自杀，引发社会关注。2012年在同一地区，5名留守儿童在垃圾箱中生火取暖时被闷死。实际上，为了不让家庭的生存境况更加糟糕，大部分劳动者不愿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便如此，医疗资源也已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上层家庭才享有特权般的生育自由。

妇女权利

再次生育意味著女性离开工作岗位的时间更长。在就业市场性别歧视和缺乏公共育儿服务的情况下，更多的女性会选择留在家中成为全职主妇。《社会主义者》杂志和中国劳工论坛网站此前曾刊登文章说明，资本主义复辟令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倒退，“全面二孩”政策则会使问题更加严重。更多女性不仅在丈夫和长辈的压力下被迫生育，而且在失去工作后更加依赖等级制的男权家庭。同时，女性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她们不仅要照顾双方长辈，而且还要照顾两个孩子——大多数底层女性仍要工作，因为一个人的工资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为了争取生育自由、体面生活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妇女群众需要团结起来，建立战斗性的组织，反击性别歧视和要求政府建设充裕而免费的公立日托机构、免费公共医疗、真正人人享有的免费教育、将家务劳动社会化（这可以创造不计其数的工作岗位）。这在中共专制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不可能真正实现，必须依靠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习近平成“习核心”

中共中央委员会于十月召开六中全会，并在会议中宣布习近平成为党的“核心领导”，同时通过了两份文件加强对党内高层的限制。 “习核心”的加冕，揭示了统治菁英权力斗争的发展，尤其是有关来年领导层换届的安排。

“核心领导”

“核心领导”的概念源自于邓小平，他在1990年代初用这一词汇来形容江泽民，来强化江的权威，当时正值1989天安门屠杀后政权极度不稳和前景不确定的时期。

《人民日报》在有关习近平加冕的报导中宣布：“党中央丶全党必须要有个核心。”另一个中共喉舌，极度民族主义的《环球时报》在头条中引用一名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专家”，称现在“非常需要强大的领导”。

自从于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已经对多名党内高层进行清洗，并利用反贪运动来攻击其他派别，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党内如此大规模的洗牌使得习近平成为了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袖。

今天的中共专政与毛时代有著天壤之别，习近平领导的独裁制度代替著中国富豪菁英们统治。近年来，这些富豪的财富暴增，而权力欲亦变得越来越大。直至2016年10月，中国有594个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比美国的535人还要多。中国大多数的新生寡头都是来自或依附著共产党的。

习近平比起他的前任们集中了更多的权力于自己手中，并将过往的“集体领导”模式扫之一旁──中共及其媒体将讹称为“民主集中制”。这个模式是为了在后毛时代的党国专制中，加入“互相制衡”的机制来防止一人独大。党内高层，尤其是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就成为了各派别分享权力的地方，他们都代表著不同的经济和地方“王国”。

政权自身深陷危机

习近平决定取消这个模式，反映了政权自身已经深陷危机，他认为必须要“大动手术”来解决政策决而不行，以及“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问题（即地方及下层政府无视中央的指令，或者只是口惠而实不至那样）。

“党的很多政策贯彻不下去。有些省市在自己的单位丶部门及地区搞‘独立王国’。”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巡视员邓茂生周一表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这个强支弱干的问题缠绕著中国每一项的政策，从债务的迅速累积丶产能严重过剩到军事政策。这亦解释了习近平为什麽要如此严酷地镇压异见分子，无论是律师丶记者还是罢工工人。总部设于美国的NGO人权观察指“这是自1989天安门屠杀以来最严重的人权打压”。

正如《社会主义者》杂志过往解释过那样，习近平所推动的中央集权和加大个人权力并不是首要基于他的个性（当然这可能是个额外因素），而是客观的危机──如果不将权力集中，中共体制可能会土崩瓦解。

掌管至少12个部门

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已经满身的官方职衔。他是“全能主席”，掌管了至少12个部门的工作，包括经济丶军事丶网络安全和资讯科技等。那麽加冕“核心领导”又所为何事？

实际上，这揭示了在接任的四年后，习近平还没有在这场自1989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中获得关键胜利。亲中的美国商人库纳（Robert Lawrence Kuhn）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习近平遇到了阻碍，否则的话就不会需要核心领导了。”

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表示：“显然在党中央试图高呼团结的同时，内部的团结正是他们最迫切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习核心”的确立并不代表习近平的胜利，反而是揭示了习派正于明年中共党大会之前，为党内的权力斗争加剧而做准备。

中共十九大将会在2017年末召开，现时25名政治局成员中的13人将会因年龄原因退下来，包括7名常委中的5人。

根据以往惯例，这就代表只有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会留任最高权力机关政治局常委。现有传习近平有意废除“七上八下”（满68岁的官员需要退下来，而67岁以下的则可以连任）的惯例。

有关“七上八下”的传言主要是联系到王岐山的位置，他跟习近平一样是个太子党，并且也是习在政治局常委中的重要盟友。

王岐山幕后主使了习的“反腐运动”，用来增加中央控制及打击敌对派别，并在党国机关中散播一定程度的恐怖以驾驭地方政府。

王岐山把持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在过去四年间不断扩张，并染指政府的所有部门来“执行”习近平的统治。最近，中纪委抨击中宣部在媒体中执行领导者路线时不够坚定。

看来习近平希望尽一切可能地让王岐山留任，不过这会打破“七上八下”的惯例（王岐山将会于明年满68岁）。邓茂生甚至表示：“七上八下只是民间说法，党内没有严格规定。”这更让人们猜疑改例已在进行中。

有传言甚至认为王岐山将会在党大会后取代李克强成为总理，并主导经济政策。李克强基本上已经在领导层中失势，之后可能会接任一些像征性的职位，譬如是全国人大主席。

王岐山过去被外界视为经济“改革派”，现在更成为了显赫的“反腐沙皇”，假若当上总理后他将会更强硬地迫使别扭的地方政府就范。王岐山是朱镕基的徒弟，后者于1990年代末出任总理时，曾大力改组中国的经济，削减了4千万个国企工作岗位及将房地产私有化，来让中国加入世贸。

六中全会所制订的措施，包括确立“习核心”，都是为了加强习近平挑选自己领导班底的筹码，让习派人马有利，打击敌对派系。习近平已经开始整顿省政府，并委任了数个跟习丶王关系密切的人物成为地方领导。

清洗江派“大老虎”

习近平掌权不久他就清洗了江派的“大老虎”，然后去年共青团派则成为了他权斗的打击目标。

共青团被官媒指“低效而精英主义”，预算被削减了一半，因而被迫大幅裁员。总理李克强是团派的最大代表，而他和团派似乎是来年领导层换届中最大的输家。

另外，外界亦盛传习近平打算用不同方式延长自己的统治，打破只能连任一次五年任期的规定。他可能会仿效其“榜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后解除一些官方职衔，但继续掌握实权在幕后垂帘听政，就像普京于再度担任总统之前曾钦点梅德韦杰夫作为“他的总统”那样。

中国国家主席一职明文规定只能连任一届，但中共党总书记的位置则没有此限制，况且后者显然更为重要。在这个背景下，让王岐山留任可以说是为打破旧规矩试试水温，并为习近平寻求第三任期或更多而铺路。

分别在2002年及2012年退休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的继任人都是来自另一派别的。中共内部本来就有这种“监督制衡”的机制来避免个人权力独大。习近平拆除这些保护机制，有可能将他所想挽救的体制引爆。

中国国家机器内部　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那样，习近平时代标志著中国国家机器内部出现史无前例的危机。习近平的手段紧迫而焦急，显然是由于政权受到严重威胁。

全球资本主义喉舌《金融时报》的莱切曼（Gideon Rachman）指习“正带领国家走向极端而高风险的新方向”。习近平不断将权力集中到他手上，并加强镇压机器来防止出现社会爆炸──群众斗争或系统性经济危机，但他的“解决方案”却可能反而会成为触发革命的因素。

中国毒气笼罩的冬天

自从冬季开始以来，中国广泛地区受到雾霾的强烈侵袭。随著冬季煤用量急剧增加，对中国人民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尤其是北部地区。雾霾波及到超过60个城市，4.6亿人受害，被西方媒体称为“空气末日”。

在过去一周，北京和其他23个中国城市宣布“红色警报”，是2014年首次出现的4级警报系统中的最高警戒状态。在“红色警报”下，市政当局关闭学校、交通和工厂，并命令公众尽可能避免多的到户外。这些地区的雾霾水平高达世界卫生组织（WHO）安全指标的20倍。

在过去一周里，北京某些地区的PM2.5（可宜接吸入肺部的微尘粒数值）超过每立方米500微克。世界卫生组织说的公众安全标准是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

极端的污染对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大量民众因呼吸困难入院，高速公路已经关闭，数百个航班被取消。北京机场三分之一的航班取消。据报道，大量人“空污难民”逃离至一些空气较好的南方省分，例如海南及云南。口罩、空气净化过滤器和其他防烟雾小工具的销售在过去一周激增 ，在一些城市已售空。

严重雾霾与科学家所发出的健康警告相吻合。据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说，空气污染可能是中国三分之一死亡人口的原因。《时代杂志》（2016年12月23日）说：“在该国的一些地区，日常呼吸与抽烟一样程度致命。在74个中国城市进行的研究发现，2013年31.8%的死亡可能与雾霾有关。”

“战争污染”

对于中国的独裁统治，雾霾危机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在这个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国家，当数千万人（特别是儿童）受到相当于吸烟程度的毒气污染，当局解决问题的能力备受很大的怀疑。北京市政府最近在官网上将雾霾问题归类为“自然灾害”，被认为是当局另一个逃避灾难责任的企图令很多人感到愤怒。

自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宣布了“向污染宣战”的方案，但几乎没有明显的效果。从那时起，污染纪录多次被打破，就像本周是历来最多的城市宣布“红色警报”。政府最新的解决方案是在雾霾城市部署水雾炮，但效果非常有限。与此同时，媒体也控制和压制对那些在线发表关于政府处理雾霾危机的批评或笑话。

2014年，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如果2017年空气污染危机没有解决，他会“提头来见领导”。无数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官方承诺，他们只想安抚公众，但只会越来越糟糕。

自我失败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在2020年前五年计划将耗资2.5万亿人民币（3,600亿美元），比2011-15年期间增长了39%。 目标是在2020年27%的发电来自可再生能源。

但是，对这些投资缺乏任何协调和民主监督──资源和投资决策被与官商勾结共同体所劫持──意味著中国的绿色投资往往是自我毁灭的。雾霾打击了许多中国庞大的太阳能发电场的产能。科学家们警告说，在一些北部地区，巨大的风电场减少空气流通，令雾霾问题更为严重。

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或今年的杭州G20峰会等活动之前，政府提前清理空气污染的临时措施，实际上对空气造成了更大的长期破坏。这是由于几个因素，包括制造污染的工厂只是暂时关闭，但之后产量会急剧反弹。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政治蓝天’很容易实现短期修复，但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代价，并不能真正解决雾霾问题。”该研究主要负责人北京大学郭锋向《南华早报》表示（2016年12月9日）。

重回煤炭

雾霾爆发背后的最大因素似乎是今年的煤碳用量急剧增加：在发电站、重工业工场及家庭冬季供暖的主要能源来源。这是政府刺激措施的结果，大城市形成疯狂的房地产泡沫而令市场回暖。

“但不幸的是，在过去九个月中，政府的经济政策刺激了一些重工业部门，造成北京的严重污染。”绿色和平的全球煤炭运营高级副总裁Lauri Myllyvirta说。

在高盛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今年前十个月，煤炭产量从2015年的水平下降了10.7％，但煤炭价格上涨了80%。煤价反弹促使政府取消生产限制，从而导致11月比10月煤炭产量增长9%。

与其关心对抗污染问题，中共独裁政府倒不如更关心打压反污染抗议。在成都整个城市被雾霾笼罩，12月8当局对青年人抗议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当地人将污染恶化归咎于彭州市的化工厂产生过量的二甲（PX）。2013年民众就是针对PX而进行大规模抗议，但当时未能阻止彭州化工厂发展。

有八名艺术家在成都被捕，他们在当地举行了一场非常简短的街头表演，表达反对污染。还有些活跃分子在市中心的雕像上放置面罩。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号召抗议，成都市的大广场因此被警方封锁了三天。“成都的空气污染真的很严重，我一直感觉不舒服。我一直咳嗽…我们想采取一些行动，我们应该站起来。”被捕的艺术家之一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2016年12月13日）。

类似的抗议活动也在西安市同时爆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表示，这标志著一个“异常巧合的小规模抗议”。在中国各城市爆发过规模大得多的抗议活动，有些是数以万计人参加，反对建设高污染化工厂。在6月份，湖北省钱江市的一家俄罗斯农药制造厂，就发生过万人抗议。社交媒体上流传当中的抗议照片，显示大量人群举起雨伞──香港民主斗争的象征。根据一些官方调查，高达三分之一的中国“群众性事件”与污染问题有关。

在最近几个星期，一个网上贴图将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改为“为人民服雾”，受到网民广传！愈来愈多人面对“呼吸权”受到侵犯，透过政治反讽和幽默对“呼吸权”表达不满。

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社会主义者强调要将反污染斗争与建立中国独立工运联合起来。这两者都是对独裁统治的挑战，也挑战到资本家追逐短利的经济模式。污染危机只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结束。这制度不是由企业支配的“民主体制”那样。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只能通过全球团结和打倒资本主义的行动来解决。

中国劳工论坛争取组织自由及全面民主权利，也为民主公有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奋斗，创建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来保护地球。

二零一七年

经济危机下工人前景黯淡

2017年习近平就要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在这5年内经济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陷入更危机，令中共当局如履薄冰。虽然今年下半年煤炭和钢铁价格迅速上涨，只是房产泡沫造成的短期效果，但没有人认为这会对整体形势造成积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中共官僚必然会继续向劳动者发动攻击。

降低社保缴费

今年4月，国务院决定为期两年下调部分地区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缴费比例，以期降低企业成本，其中养老保险部分涉及20个省级行政区。10月末，国务院又宣布准备降低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基数。有学者估计社保缴费基数降幅约为10%。对于中国劳动者来说，社会保险是一个矛盾的话题。面对低工资和高生活成本，缴纳社保无疑是另一笔支出，这就是为什么青年工人较少参加追讨社保的斗争。的确，少部分劳动者在雇主的欺哄下“自愿”放弃社保；也有雇主威胁员工说，如果他们要求缴纳社保，工资就会减少。但更普遍的是，与地方官员勾结的资本家在工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欠缴社保。《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83.3%的农民工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约2.3亿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最多，但也只是刚刚超过四分之一。2013-2015年沿海地区发生追讨社保的工潮，裕元鞋厂万人大罢工和被警察严酷打压的庆盛服装厂罢工就是其中的例子。

虽然中共宣称退休职工的待遇不会受到影响，但这个承诺很可能只对特权阶层有效。根据财政部的决算报告，从2013年开始，在扣除财政补贴后，社保基金已经亏损。2015年亏损2913亿，其中养老金亏损1731亿。这是因为官僚和资本家攫取了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国家财富，造成前一代劳动者只能依靠后一代劳动者的社保费，也是因为享受较高退休待遇的公务员只是从2014年才开始缴纳社保费。老龄化将加速社保基金的亏损，履行“不降待遇”的承诺会让这个正在增加赤字的政府感到更大的压力。所以中共很可能会像渐进延迟退休那样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削减劳动者福利。社会主义者支持向所有劳动者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同时保证他们拥有体面的收入，但欧洲福利国家的崩溃证明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资本主义和它的民族壁垒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窃取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却让他们自己为社保系统的破产买单。

工资增速下降

相比于社会保险，工资问题对劳动者有更直接的影响。目前已公布工资指导线的20个地区全部降低了预期涨薪幅度，其他12个地区可能对此持悲观态度，例如黑龙江、辽宁、广东和江苏。另外人社部决定放缓最低工资调整频率。2015年全国有28个地区提高了最低工资，但2016年只有9个，平均涨幅从14%降到10.7%，只有习近平上台时的一半。与此同时，劳动者工资增速也在逐渐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前三个季度的数据，人均工资同比只增长6%，而2013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是9.4%，采矿、制造、建筑、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等底层工人集中的行业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ECA International 估计2017年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会降到4.7%。虽然这个数字仍然高于亚洲其他国家，但应当注意中国青年的负债率也是亚洲同龄人中最高的。《路透社》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年轻人的债务（包括房贷）平均是他们月收入的18.5倍，信用卡和消费贷款占家庭债务的比例从去年的4.6%上升到15%。资本家、经济学家和一部分政府官员不断抱怨劳动者工资增长太快，但马萨诸塞大学的一项调查表明，私有企业在2003-2008年间通过低工资、克扣工资和超时劳动少支付给劳动者4.6万亿元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拖欠的工资和社会保险。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从219.16万人增加到277.47万人，被拖欠工资总额增加到271.59亿。换句话说，不是工人收入增加得太快，而是资本家太贪婪！

“中国劳工通讯”统计的今年上半年全国罢工和抗议事件同比增加了19%，而且仍在向内陆地区蔓延。同时政府的暴力打压也变本加厉。工人群众保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取决于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组织起来，反抗统治阶级转嫁危机的企图。社会主义者支持工人的组织权和罢工权，建设独立民主工运，挑战极权中共的资本剥削。

中国：乌坎抗议者遭严厉判决

九名抗议者被判，最高十年监禁

乌坎模式，曾经的集权主义国家地方民主灯塔已经被中共独裁者谋杀。2016年12月26日，中国南方海丰法院对九名被告宣判，惩罚非常严厉。这无疑是向试图挑战中共统治发放政治讯号。相反，乌坎抗议者的命运将激起国内外人士的更大同情。

抗议者自九月份发起抗争就被当局逮捕，被判从两年到十年不等的刑期。他们是魏永汉丶洪永忠丶杨锦贞丶吴芳丶蔡加磷丶庄松坤丶李楚卢丶陈素转和张炳钗。根据海丰法院网站的公布的消息，他们被指控举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散布谣言的非法集会。但是判决的细节没有公布。这个案例让我们窥探到“习核心”对中国正进行廿五年来最悪劣的镇压。

2011年在乌坎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反对村委会的土地掠夺和腐败，自此这条村被推到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被视为中国民主发展的试金石。2011年12月，在残酷压制了村民要求丶抗争领袖在警方看守所内死亡之后，抗争代表和广东省当局达成了一个重要协议，使村委会被允许选出七个席位。林祖恋，一个当时支持抗议的中共官员，是整个进程的关键人物。

镇压

此后，林祖恋被选为村委会领导超过五个年头。实际上民选的乌坎村委会毫无权力，村委会试图收回被攫取的土地，解决2011以来的问题，但被上级政府当局阻扰而失败。这激起了2016年夏天再次爆发抗议，随后村民被逮，七十二岁的林组恋被法庭以“腐败”的罪名迫害。

九月份，林祖恋被判处入狱三十七个月，激起了新一轮的抗议，当局实施更残酷的镇压。林真正的所谓罪行在于支持再发起群众示威。他提出了上诉，并收回他对“收取贿赂”的承认。但上诉法院不出所料维持原判。

就像近期大多数被政治犯一样，林也做了一次“电视认罪”。这显然是在胁迫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局胁持著他的孙子，并威胁要向他孙子提告。他的家属指出，当局开了一个条件，如果林祖恋认罪他将换得缓刑。但这交易被揭发只是当局另一招伎俩而已。

当局为了打击乌坎运动，以及消灭乌坎作为抗争象徵，因而政治审判乌坎九名被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下命令残酷镇压，以便在2017年年底中共领导层改组时占据有利位置。2011年政治条件与今天非常不同，当时胡的前任与村民达成协议，现时胡的强硬态度也与习近平对反对派“零容忍”的教条一脉相承。非政府组织丶人权律师和劳权人士被广泛打压，甚至中共当局派人越境绑架政治异议人士，遍及了以前未遍及的范畴。

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劳工论坛一直密切关注乌坎的斗争，因为当中有很多重要的教训：激动人心的基层组织和抵抗，但也要对任何与中共妥协的意图作出警告。乌坎事例表明，林祖恋主张在中共体制内有限改革的实务派，也落得悲惨下场，证明独裁政权不会“改良”到民主的体制，而必然会被工人阶级领导的大规模群众行动所推翻。

大庆市民举行反污染抗议

2月14日，约一千名大庆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外，反对在上风口和居民区与水库附近建设可能造成污染的铝工厂。第二天，市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暂停施工，但有媒体称工程仍在继续。根据官方审批通过的环境评价报告，该工厂预计每天将排放二氧化硫19-20吨丶氟化物0.65吨，这些都是可能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的污染物，而且如果工厂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由于集中了大量高污染重工业，东北三省本身就是肺癌高发地区。从去年年底，大庆市民就开始怀疑工厂选址是为了接近高速公路丶节省成本而无视环境和群众健康。随后市政府同市民三次会谈，但不仅没有解决市民的疑问，反而被发现环评报告的民意调查作假（大庆市环保局已经从网站上删除了这份报告），同时市民代表和抗议活动也受到打压，导致反对情绪激化，最终发生2月14日事件。

与此前各地的邻避运动一样，政府和企业的支持者将大庆抗议者描绘成“无知愚民”。特别是对于大庆这样正在衰落的重工业城市，“要麽毒死，要麽饿死”最清楚地说明了抗议者的两难处境，但社会主义者支持通过群众抗争迫使企业增加环保措施，迫使政府投资发展低污染的工业技术，否则这些所谓经济发展“成果”只会毒害工人。但问题在于，官商勾结作假成风丶污染丑闻层出不穷丶群众对于公共事务缺乏最起码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大庆市民完全有理由怀疑环评结果是否真实丶“不会出问题”的保证是否可靠丶企业能否一直遵守环保要求丶追求GDP的官员能否严格监管，其实大庆乃至全国都不乏“环评合格”的非法排污企业。建设铝工厂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赚得盆满钵满的官僚和资本家，可是如果真的出现环境危机，却要普通群众买单，而且往往投诉无门反遭打压。所以我们支持大庆市民要求更改工厂选址或者完全取消项目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全国在反污染运动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建立民主的工人和居民委员会，审核丶监督和改造一切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没收所有非法排污企业，交由工人民主运营；通过抗议和罢工要求中共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改善医疗服务丶发展绿色技术和设备，而不是把财政支出浪费在维稳和军备竞赛上。

中国妇女地位持续下降

性别差距仍在扩大

从2006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布《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从经济、教育、医疗和政治四个方面评估世界各国的性别差距状况。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的性别差距指数从0.691下降到0.676（越接近1就越平等），排名从第60位跌到了第99位。必须说明的是，妇女参政度的上升缓冲了下降势头，但是很显然，女性官员和人大政协代表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别忘了在国际媒体面前为逮捕“女权五姐妹”辩护的就是一位女外交官。

高等教育在读生和专业技术工作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已经反超男性。考虑到中国女性人口比男性少3000万，这也就意味著女性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更高。可是性别收入差距并未因此缩小，相反，在劳动参与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女男平均工资比率从2009年的65%降到了现在的62%，尽管经济危机前曾有所改善。这一方面是因为虽然专业技术领域的差距小于整体水平，但是女性晋升难度较大而且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也在恶化，另一方面平均数会掩盖底层劳动妇女更恶劣的处境。

《报告》也指出，中国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2.6倍（总劳动时间每周平均多5个小时），而家务劳动是不会被算在资本家的工资表里的。推动妇女地位下降的第二大因素是出生性别比。中国目前的数字（女/男）是0.87，比2006年还要低2个百分点，而正常应该是0.93-0.97，所以中国在这一项上稳居榜末。2016年全国出生人口1786万，粗略地说也就是一年之内选择性流产杀害了超过58万名女婴。

夫权与厌女潮

在当局打压女权主义者时，中国也兴起一股厌女症热潮。媒体和舆论愈发将女性描绘成追求物质享受的形象，性别主义者借此否定女权运动的合理性，但其实不过是从侧面证明了男权制度对女性的可耻奴役。资本主义迫使绝大部分劳动群众除非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否则就无法生存，而受到经济和性别双重压迫的女性更不得不依靠出卖身体（婚姻或是卖淫）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中共政府和资产阶级或明或暗地宣传说，女性的价值在于美貌、生育能力和“妇德”，她们的理想生活应该是及早委身于一个优秀的丈夫——这反过来又和性别壁垒一起削弱了她们在工作上和男同事竞争的动力。去年的女大学生“裸贷”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性别主义者表面上指责当事学生“虚荣挥霍”，但其实无非是批评她们因为失去了“贞洁”而“贬值”，也就是对夫权的不忠。资本主义已经把女性物化成可以估值出售而且必须出售的商品，可又通过媒体和舆论谴责她们“过于功利或者过于自由地”出卖自己。这是何等的虚伪！性别主义者经常把女性贬低成依靠丈夫养活的宠物，但是大多数男性在择偶时不希望未来妻子的收入超过自己，因为这会伤害他们“作为男性的自尊心”！所以“女强人”经常被解释成借美色上位，或者被讽刺说过于强势会嫁不出去。要打破性别主义者的抹黑以及整个男权和夫权统治，妇女群众必须奋起反抗。

劳动群众团结抗争

上个月底，“女权之声”微博因为翻译和发布了一篇号召三八妇女节全球妇女大罢工的文章而被禁言。这篇文章呼吁女权运动和劳工诉求相结合，因为后者是所有妇女所面临的问题。社会主义者支持这种立场。指望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只是空想，即便按照上述《报告》的说法，亚太地区消除两性经济差距还需要100年，而中国从2009年以来就一直在倒退！只有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群众团结抗争，特别是劳动妇女的斗争，通过实施男女同工同酬，廉价且优质的幼托、养老、餐厅和家政等公共服务投资帮助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各地都要挑战资本主义对女权的压迫，通过工人民主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有效实施上述政策，彻底消除性别经济差距，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这不仅能够解放女性，也能够让男性劳动者摆脱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

“灵活就业”与“慢就业”的虚伪：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

大陆的大学大规模扩招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从大学校园中步入社会。但是面对就业形式，他们恐怕不会再有在大学中的好心情。虽然根据共青团喉舌《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就业率来看，目前大学生总体──90%以上的大学生在官方统计中可以找到工作。但是这个数字可信吗？

我们当然有理由对这个数字提出质疑，高校伪造就业率的新闻早已不止一次被媒体报道过。更何况，单单就业率也不能说明问题。而实际的就业情况，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大学所发布的就业报告中一探究竟。

“灵活就业”就是没有保障

天津师范大学所发布的2015年毕业生就业报告中，本科生的就业率高达88%以上。这算得上一个相当高的数字。然而看就业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本科生有半数选择了所谓的“灵活就业”而非签约就业亦或者升学。对应的，选择“灵活就业”的专科生高达68%。而所谓的“灵活就业”，其实根本就是兼职性质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但工作的稳定性没有任何保证，身为劳动者的权益更是极易受到侵害。

此外，即使是稳定的就业，其工作性质也颇值得怀疑。在天津工业大学2015年度的毕业生就业报告中，仅有62%的毕业生所从事的工作与他们大学中所学的专业相关。而该校理学院的专业相关度居然仅29%——这也就是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该院学生从事著与他们大学四年中所学习的知识毫不相关的工作。经济放缓令很多行业的就职机会大减，很多毕业生都不能选择自己合适的工种。

而即使侥幸获得了稳定且相关的工作，其薪资待遇又如何呢？根据天津城建大学2015年度的毕业生就业报告反映，其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仅3407元。虽然在未来他们的收入肯定会有所增加，但是生活成本也肯定不会一成不变。而根据媒体估算，天津市的生活成本每月大约在两千多元——请注意，这是在工作者的住宿问题可以自行解决的情况下。如果打算买房亦或者租房，三千多元的工资如果不靠父母接济，恐怕根本无法生活。

“慢就业”就是找不到工作啃老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天津以外的地方，其处境只会更加艰难。根据河北工程大学的就业报告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毕业生薪资低于3000元。而如果把目光投向低收入毕业生的话，有十分之一的毕业生月薪居然低于两千元，这种薪资水平甚至低于工厂工人的水平。而如此之低的工资，他们如何做到自食其力——而不是啃老为生呢？

再看看河南省，位于河南省省会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就业报告显示，有接近80%的毕业生月薪低于三千元——而如果也把目光投向低收入的话，有超过16%的毕业生月薪居然低于1500元。鉴于该校超过90%的学生都来自河南本省，绝大多数毕业生也应该是在河南就业。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河南省的最低工资也达到了1600元每月，这些月收入低于1500元的毕业生，难道正常合理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当局当然已经意识到了就业形势已经变得相当严峻，中共机关报《光明日报》在2016年头版刊文《“慢就业”不失为一种选择》。随后，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喉舌开始争相鼓吹所谓的“慢就业”。然而一部分媒体与相当多的网友并不买账，其中一部分更是揭开所谓“慢就业”的画皮——这无非只是找不到工作啃老的变种说法。

大学生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然而当局不但不敢于直面并且加以解决，反而是开始鼓吹年轻人选择所谓的“慢就业”。另一方面，如此之多的大学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廉价的劳动力。想要改变这一切，中国劳工要有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反对资本主义底下的低薪水及欠缺劳动合同保障。

中国：腾讯对用户 通讯进行审查

腾讯旗下的QQ和微信已经成为中国抗议者的重要组织工具。但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近日发布报告称，不管是私人通讯、微信群还是朋友圈都会受到腾讯的审查。

今年两会前后，至少有几十个微信群、QQ群和上千个私人帐号被强行关闭。公民实验室发现，微信不仅仍在屏蔽那些触怒当局的敏感关键词，例如“709镇压”，而且开始将包含敏感内容的图片列为屏蔽对像——由于技术原因，图片曾是躲避封锁的一个途径。

亦有证据证明腾讯会将敏感信息发布者的个人资料报告给政府。责任经常被归咎于当局的高压政策，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在滴滴（腾讯旗下的网约车公司）并购优步（中国）之前，优步CEO曾抱怨微信封锁了他们的帐号和关于优步的正面新闻。

最近，腾讯以2781亿美元的市值超过工商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并进入全球前十。指望资本和市场能成为推动中国民主改革的力量完全是幻想。只有在公有基础下由工人和所有被压迫群众掌控媒体企业才能确保言论及新闻自由。

中国的黑心私营医院

早前，中国医疗私有化问题因网络上爆出“魏则西事件”而备受关注，随后进一步的消息更揭发被称为“莆田系”的全国性庞大私人医疗资本渗入公营医疗系统内以及其他种种恶行，一时间，“莆田系”在中国被视为黑心私人医院的代名词。

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开放了私人资本渗入医疗领域。最初，这种所谓“承包责任制”是指将公立医疗部门中一些长期亏蚀的科室承包出去。

私人资本蚕蚀公立医院

此后二十年间，私人资本逐步蚕蚀公立医疗领域，当中包括利用地方卫计委无权管理军队医院的漏洞，在军队医院体系内大肆扩张。军队医院中对外承包所得的利润又归入军队自身，因此可谓完全放任，听之任之。

由此，造成了中国的私人医疗机构水准极其参差，当中有大量骇人听闻的医疗事故和俭财手段，以致于一时间民众对整个医疗系体信心尽失，人心惶惶，医患对立的情况极其严重。在2006-16年间，中国医疗纠纷发生率年均上升22.9%，每所医院年均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 次。

魏则西本为一名西安的大学生，2014年被发现不幸患上末期滑膜肉癗。在接受各种正规疗法后，他们通过百度搜寻引擎版推荐到武警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肿瘤生物中心，其机构推销所谓斯丹福大学研发的“肿瘤生物免疫疗法”。魏则西及其家人考虑到这是由中国官方许可的国内最大网络搜寻器所推荐，而且是一家军队的最高一级医院，因而对此有一定信心。可惜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花费了二十多万后，肿瘤不但没有被治愈更转移到肺部。

其后魏则西多番调查后得知“肿瘤生物免疫疗法”，在临床实验阶段已被淘汰，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医院会采用这种技术，纯粹是医院用作招遥撞骗。他在2016年2月于网上发表了自身遭遇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可惜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魏则西于2016年4月病故。

然而令普遍人惊讶的是，这家打著“武警总队医院”招牌的背后，竟是一家由私人资本所承包的“医院”。而该资本就是掌握中国80%私人医疗份额，被人称为“莆田系”的私人医疗体系。

“莆田系”自80年代开始以福建莆田县市为起点，最初以游医的形式，到处张贴街头广告宣传，后来乘“改开”之潮承包医院科室，从不合法的灰色地带走向合法，之后大举扩张，包括行贿公营医院领导人私下合作，或直接兼并亏损的公营医院等，逐步掌握了巨大的医疗资源。

其“行医”的方式却与街头骗局一脉相承，包括夸大求诊者的病情、拖延病情。据调查所指，相当一部份的“莆田系医生”根本未受过任何正式的医学教育！

此外莆田系还会生产劣质的药品和医疗仪器等，在其医院内以远高于平均水准的价格售予病患以俭财。在魏则西事件前，早已有不计其数的病人因上当被骗延误治疗而死。

公院病人数是私院的七倍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国接近2千间新私营医院落成。公私营总数字达29,000间，其中16,000间为私营医院。自2010年至2016年10月，公营医院数目减少一千间，大部分是被私有化了。然而，公营医院负担的病人人数去年是私营医院的七倍，多达25亿人次。

从2012年开始，一级医院中的私立机构占比首次超过了公立机构。同时由于公立医疗资源投放严重不足，中国的医生与护理人员比例只有1:0.8，远低于国际上1:4的平均水准。

在行业与中共政府的腐败及其无所作为官僚作风下，医疗与教育及房屋称为现时压在中国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社会主义者反对医疗私有化，主张在民主监督之下全体公营化医院及药剂企业，从而在民主计划底下推行人人免费享用的优质医疗。

中国：消费金融突显坏账风险

4月5日上海陆家嘴的一份报告显示，中银消费金融公司201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了168.5%，为该行业第一。中银消费金融是中国第一批消费金融公司之一。

目前除了22家持牌公司外，中国还有上千家机构正在从事消费贷款或分期业务，例如涉入校园贷事件的那些。截至去年年底，中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不包括住房贷款）约有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同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四分之一。消费金融不仅成为中国金融机构的重要盈利点，也支撑著习近平的“消费救国”计划。不过群众收入增速（6.3%）不及消费（6.8%）给尚未解决的债务问题增加了新风险。

根据《财新网》近日发布的文章，截至去年9月，消费金融公司平均坏账率为4.11%，是2015年同期的1.44倍；同时广发证券告诉财新，小额贷款公司和网络贷款平台的坏账率可能分别达到5%和10%。中共当局鼓励经济和金融泡沫化以掩盖真实的经济状况，最后只会带来更严重的爆炸。所有银行需要立即被国有化及民主控制才能避免未来的灾难。

中国：山东辱母杀人案

3月底，中国《南方周末》一则被称为“辱母杀人案”的报导在内地网络成为舆论关注热点。案件发生于去年四月中，山东聊城苏银霞与于欢母子于其经营的公司内被高利贷上门追债，其间被追债者羞辱及禁锢。警方到场后只扔下一句“讨债可以，但别动手”就离开案发地点，最后双方冲突，于欢护母心切持刀刺死一人，伤三人。本年二月，法院一审判于欢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处以无期徒刑。判决引发舆论哗然与强烈不满，而貌似并不复杂的案情背后却折射出众多内地的社会问题，有内地网民指：

“山东辱母杀人案，难得有这样一个案子，囊括了当下中国几乎全部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大，民营企业融资难，县市非法集资多，高利贷猖獗，土生土长的房产商多涉黑，基层治理失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情景，不独存在于山东冠县，而是很多地方的县乡皆如此。”

这一评论直击了问题的本质与核心所在：拨开表层的法律技术迷雾，案件要深究的并非“于欢是否构成故意杀人／伤害／防卫过当”，而是背后深层的社会现象。

官匪一家

案情中最引人关注的，除了当地警察到场后不予控制场面，反而听之任之，最后酿成命案。进一步的消息更指出，被刺死的追债者为当地土皇帝吴学占黑社会成员，于2015年驾车撞死一名14岁少女后不顾而去，事后当地警方只说无法抓获肇事者而不了了之，而“杀人案”案发时这一通缉犯就大摇大摆的在警察面前上窜下跳，于欢母子请求警察带她们出去也竟不得要领。

这次“辱母杀人案”则坐实了当地“官黑勾结”的事实，在过去出了事，往往是当地黑帮头目交钱行贿，政府官僚则出手和稀泥或武力维稳。最后法院更是直接对于欢处以无期徒刑，丝毫不去考虑背后的案情，更似与黑帮有所默契。基层民众没有任何监督制约的权力和渠道，多年来地方政治腐败不堪。

民众都相信，于欢并非是身陷此种困境的第一人，只不过是次正好被全国性媒体曝光而受到关注，而过去有此遭遇而受牢狱之灾的更不知凡几。

同时正如民众所担心的那样，“官黑勾结”这种情况并非一城一地的特例，而几乎是全国性的现象！无论是征地、拆迁这些涉及巨大潜在利益的范畴，还是那怕仅仅住宅物业的车位管理，全国上下的基层吏治的腐败无能，乃至有意放纵黑势力坐大从中分一杯羹，都是这次事件激起全国民愤的根本原因：自身的权利受不法侵害敢怒不敢言、官僚纵容资本与黑帮鱼肉民众、公检法包庇侵害者逍遥法外、民众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却被政权以法律之命倒打一耙……由此可见，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运动”政治表演是何等的贻笑大方。

民众现在除了表达愤怒，更重要的是厘清重点，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要求还于欢一个公正的判决，而且认识到案件发生背后的社会土壤，并在政治上夺回自身的民主权力。社会主义者主张成立群众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严惩涉事黑帮及警员。警队必须受到民选的群众委员会由下而上民主控制，才能防止警队腐败，打破财团与黑道的勾结。

中国：河南濮阳一小学发生踩踏事件

早在2014年7月，新华社旗下的《半月谈》就曾报道过，河北顺平县的一所小学由于人数过多，课间禁止学生到教室外玩耍，以免发生事故。但近日的一次事件似乎说明连如此严格的管理方法都“不够用”了。3月22日，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的学生在上厕所时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死21伤，其中有5人重伤。这些学生一般不超过12岁，死者只有7岁。

该校有1704名学生和67名教职工，但只有男厕两间、女厕三间总共39个蹲位；通向二楼厕所的只有一条狭窄的楼梯，惨剧就发生在这里。在当天考试前，学校只留下10分钟活动时间，大量学生急忙上厕所，不发生事故才是偶然。政府要求小学平均每个班级不超过45人，一所学校最多只能有1350名学生，事发学校远远超过了标准，蹲位数量更是不到标准的一半。

学校超负苛

当地官员告诉媒体，城区学校像这样超负荷运行是普遍现象。另外也有媒体指出，该小学连操场都没有，只有教学楼前一片狭小空地供学生课间活动。可以想见，这次事件之后，该校学生可能也要面临课间禁止到教室外玩耍的命令。根据目前的数据，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但小学教育城镇化率达到了69.4%，初中则高达83.71%。学生向中小城市、县城和乡镇中心集中造成公共教育资源捉襟见肘，在中西部尤为严重。

在去年7月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官员说，全国超过56人的中小学班级有四分之三位于中西部城镇。根据《澎湃新闻网》报道，去年夏天开学时，海南儋州市的一所小学因新生过多，不得不临时修建简易教室。

城乡教育差距是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全国超过一半的农村小学教师要教授两门及以上科目，不到60%的农村小学能够开设英语、科学和体育等科目。农村学校的低收入导致优秀教师流失。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曾抱怨说：“农村没有好教师，好教师都到北京、上海、深圳去了”。家长为了让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不得不把他们送出农村。同时，地方政府盲目关停、合并农村学校的政策正在加剧这一过程。2013-2015年间，虽然义务教育在校生人数增加了200万，但学校却减少了2.3万所。被关闭的大多是乡村学校，学生如果不转到城区或者较为发达的乡镇读书就只能辍学。另一方面，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将许多学生带入城市。

拥挤的校园潜伏著隐患，同时也在日常造成教育不公。发生踩踏事件的小学师生比为1：26，而上海的平均数字是1：12。学生过多、教师不足势必影响教育质量。有些学校应顾不暇，只能求助于家长，例如让他们在孩子的每份作业上签字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对于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六分之一的农村寄宿生来说，生活指导的缺失更加严重，或者说根本没有。不管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上，僵硬死板的规训体制只会导致和加剧学生的厌学情绪与不当行为。

如何避免悲剧再生？

社会主义者支持家长和教师以抗议和罢课的方式要求政府增加落后地区的中小学教育投资，而不是把资金和土地投入只会增加泡沫的盲目建设、普通劳动者买不起的昂贵商品房以及军备竞赛和维稳。学校应通过独立、民主的教师和家长民主机制下决策与监督下，根据需要增加教职工和教室、宿舍、操场、图书馆等设施，为教师提供定期培训，让学生可以在住所或者父母工作地附近接受优质、全面的学业教育和生活指导。为了向扩充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我们支持向富人加重征税，乃至将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公有，交由工人民主管理。

辉山乳业崩盘 债务恐慌加剧

中国的公司债务目前是GDP的165%。辽宁辉山乳业股价的暴跌震撼了中国金融业。

3月24日，辉山的港股市值在90分钟内骤降85%——蒸发了约280亿元人民币。这家过去的国有公司——中国最大的奶牛牧场经营者——已经被曝出是一个靠巨额债务撑起来的空壳。辉山还成了不断借债的中国企业的代名词。

辉山董事长杨凯在2017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名列第57位。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和国有银行的宽松信贷条件，借取了数十亿元贷款。

至少有23家银行借款给辉山，包括一些最大的银行。据报道，该公司对汇丰银行违约了一笔100亿元的贷款。

在杨凯的控制下，辉山涉入金融操作，大量购买本公司的股票（据《南华早报》所指，花费了30亿港币）来推升股价。这笔资金来自金额更大的贷款，而股票则被用作担保。

该公司也涉入影子银行式的活动，把自己的债务当作“投资产品”出售给散户。为了筹措资金，它想出了一个点子，把5万头奶牛出售给广东的一家租赁公司，然后再把它们租回来。

在中国的泡沫经济里，辉山这样的公司变得“大而不倒”，因为它破产的话，可能会通过那些借钱给辉山的银行和公司造成连锁反应。省政府正在想尽办法实施救助，该公司总部已经被警方封锁。

习近平空前的网路控制

习近平执政已经到了第五个年头，网络的控制在这几年中也在一步步的升级。无论是控制还是控制范围，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体现在近两年。

中国经济近年急速下滑，产生极多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因此网路除了是平民讽刺时弊、渲泄不满的平台，也愈来愈成为群众运动及工人斗争的组织工具。中共必须严加操控每一吋的新闻自由。中共连一些与体制和政府无关的暗讽和嘲笑也不容许，这明显是中共在十九大前要加强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可见政权的。习近平在2016年10月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中正式升级为所谓的“习核心”，而在这前后，围绕他本人的网络控制已经明显出现。2016年9月，习近平在G20会议上公然将“通商宽农”念为“通商宽衣”。在其犯下如此错误之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网络管控。任何出言质疑此事的人都会招来封禁帐号的惩罚。而更为可笑的是，封禁帐户的理由多半是所谓的“政治敏感”。在新华网所放送的习近平演讲全文中，含有该词的整句话都被删去。

网络控制开始进一步收紧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甚至开始封锁通过网络获得实体出版物的途径。2017年3月，大陆最大的购物网站淘宝网推出一项规定，规定任何商家都不得出售海外出版物，也不得提供代购海外出版物的服务。这个出版物并不仅局限于书籍，也包括了光盘等介质。通过网络获取外部信息，已经愈发艰难。

在这二十年来当局始终在坚持对网络上涉及六四事件的任何消息进行删除，但是这并不能阻止网民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并且扩散关于六四事件的消息。因为这种彻底封锁的效果并不好，在如今，当局的举措已经不限于此。以双鸭山事件为例，大陆并没有彻底封锁该事件，而是承认了矿工抗争的事实。但是在官方的公文中，宣称该起事件中“没有发生过激行为”，这根本斯大林真理部篡改历史的做法。

废除国安监控

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社会主义组织，应该以废除国安监控，全面保卫言论自由和私稳权。中国劳工论坛主张停止政治审治，捍卫言论自由、停止政治检控及迫害异见分子、废除秘密监控系统、国营媒体由公共民主控制，要真正的媒体自由。

中国：习近平将利润凌驾于环保因素

截至5月15日，环保部的大气污染督查组检查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一万多家企业，发现其中近7成存在污染问题。在接受检查的省份，即便按照很低的官方标准，空气质量良好的天数也不到60%。此次行动的起因是当局担心因为无法实现三年前做出的一个承诺而成为笑柄。环境污染的问题已令人民对当局失去信心，愈来愈多人反思到这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问题，中共的统治权威因而受到破坏。

根据2013年国务院的命令，今年北京的年平均PM2.5应该降到60微克/立方米——仍然远高于世卫组织的最低标准。当时的数字是89.5微克/立方米。但三年过后只减少了一半。上月底环保部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全国生态环境优良的地区只占44.9%。在重点监督的地区之外，空气与水质的改善乏善可陈，甚至有所恶化。土壤污染仍在加剧。

无视环境的新区

下面的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当局对于环境问题的真实态度：据《南华早报》披露，上月1日宣布成立的雄安新区事先没有经过环境评估，而且环保部门几乎是最后一个得知新区即将成立的。雄安新区境内有著被称为“华北明珠”的白洋淀，面积超过新区的十分之一。白洋淀附近有上百座污水处理厂，但绝大多数早已停止运转。湖泊沿岸遍布生活垃圾，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湖中，唯一一条流入白洋淀的河流竟然是排污河。白洋淀的水质属于劣V类，亦即毫无用处的脏水。中科院的一位学者告诉媒体，雄安新区的建设会令水质进一步恶化，可这并未阻止习近平的决定。对于这位政治强人来说，保持经济增长是他继续掌控权力的首要条件，而群众对污染的不满尚可通过镇压来解决。

抗议与镇压

4月29日，“霾都”邢台的东汪镇——正是在环保部的督查范围之内——一家化工厂因火灾泄漏了大量有毒气体，导致附近村民出现咳嗽、呕吐和昏迷等症状，二十多人入院。直到几天之后，化工厂附近仍弥漫著刺激性气味。这次事件引爆了村民长久以来的不满与担忧。十年来当地化工园区一直在违法排放废水和废气，5公里内的居民均受其害。不仅农作物中毒死亡，癌症患者也日渐增多。更加惊人的是，《财新网》报道称接触废水足以让皮肤在几分钟内开始溃烂。村民投诉多年毫无结果。他们向记者抱怨说，相比于群众的健康，政府更关心经济利益。泄漏当天，几百名村民走上街头，要求迁走所有化工厂。随后通向化工园区的道路被占领，车辆无法出入，迫使园内的10多家工厂停工。由于政府迟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愤怒的抗议者增加到数千人。经过多日对峙，当局于5月10派出上千名防暴警察，使用胡椒喷雾、警棍和盾牌驱逐、殴打和逮捕占领者和抗议者。讽刺的是，三天后沧州市再次发生毒气泄漏，造成2人死亡，18人入院接受治疗。

就在东汪镇抗议者被镇压的当天，广东飞来峡镇的反污染抗议——经过与警察的多次冲突——终于取得胜利。当地居民得知政府准备修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该项目既未征求公众意见，也没有通过环保评估。此前该项目已因群众反对而三次改址。官方公告声称反对者是在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结果激起5月7日数千人抗议游行。警察封锁了市政府外的道路，并切断互联网以防消息扩散。由于政府始终不愿出面对话而且暴力打压，5月9日全镇商店和出租车几乎全部停业，约2万人聚集在街头和政府门前示威，当局也从广州、深圳等地调来警力支援。当晚再次有上万抗议者游行，与警察的冲突持续到深夜。由于担心局势进一步升级，市政府于次日宣布取消项目，但抗议者怀疑政府不会彻底放弃。因为中国民众已经见惯政府软硬兼施，结合镇压与欺骗的手段平息运动。长久下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只会不断减低。

社会主义绿色经济

由于在独裁体制底下群众极难组织，加上消息被封锁，目前中国各地的环保抗议都未能跨区连结起来，很多时抗议很快结束。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共绝对知道这些为了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的群众不会害怕镇压，若果蔓延为多区运动将会威胁中共统治。

在资本主义之下，特别是在贫穷地区，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互矛盾，这也被当作反对和镇压反污染运动的借口。这种困境是因为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视一切的环保规范和措施。所以有效的反污染斗争需要全国乃至世界工人阶级的支持，终结官僚与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将所有企业和银行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管理，并由公帑提供资金扩大绿色经济的投资，让劳动者既能提高生活水平，也不会因此而损失健康和生命。

中国：一汽大众车厂工人斗争持续

吉林长春的一汽大众汽车合资企业发生工人抗争。三名工人代表被警察拘捕，被控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最高刑罚为监禁五年。这是中国当局再一次在全国加强打压工人的集体抗争。

在3,000名外判工的斗争中，被捕三人过去一年一直站在前线。该公司的外判工的工资只是正式员工的一半。中国现时有6,000万名外判工人面对类似的待遇。很多时候这些企业都违反中国的劳动法，似乎大众汽车也不例外。中国近来这类的抗争很类似于南韩等亚洲国家的斗争浪潮，都是反对资本家利用工作“零散化”来压低工资和削减保障。

五年徒刑

三名工人代表为符天博、王帅及艾振宇，皆于5月26日被捕。根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的消息，王帅及艾振宇早前已获释，但符天博仍被扣留，不过王、艾二人仍可能会遭刑事起诉。中共专制对于任何试图组织起来的工人疯狂打压。

长春工厂是大众汽车与国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合资的四间厂房之一。中国是这间世界最大的德国汽车公司一个重要的市场与生产基地。中国占大众汽车去年全球销量的40%（398万辆），几乎相当于其欧洲的总销量。

去年，长春工厂的外判工人发起行动要求同工同酬，包括游行、网上组织以及透过法律途径挑战资方，而资方采取拖延策略，一方面故作谈判，另一方面警察对工人的恫吓正在增加。为避免工人抗争对公司造成负面形象，大众汽车今年年初发表声明指，中国业务部会认真处理员工的要求。不过公司没有兑现承诺。

同工同酬

2月，超过500名工人果敢地在长春劳动仲裁委员会门外发起示威，并打出“同工同酬”的口号。此前，该委员会拒绝受理他们的要求。去年，工人曾经寻求全国唯一合法的“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助，但同样被拒诸门外。

根据中国2012年修订的劳动法，一名雇主只能聘请外判工人不多于六个月，之后就需要以全职合约聘请。根据法规，短期合约（外判工）只能是“持续不多于六个月”的职位。一汽大众的工人指许多工人在公司工作超过十年都依然是短期合约工。他们称一汽大众欠每人高达20万欧元的未支工资。

“拒绝支付同等工资是违反了中国法规与（大众汽车的）短期工作宣言。”居于汉堡的律师Rolf Geffken对德国报章《德国之声》说。

工人运动的榜样

一汽－大众的工人明显手握法律理据，他们组织了几次示威，试图接触政府不同的有关部门。但他们换来的只是空洞的承诺，还有资方和警察不断升级的恫吓。纵使如此，工人还是继续抗争，令这场运动成为工运的模范。

警察加强对工人的监视，而工人代表亦被资方针对，被调到其他工作岗位或增加工作量。5月21日，工人即趁长春举行马拉松再次发起游行，而这很可能是警察决定拘捕三人的导火线。当局显然希望这样就可以迫使工人屈服，取消示威行动。

这次抗争是席卷全中国的众多斗争之一。去年全国有2万宗罢工，大部分没有被纪录下来。企业在不断无视仅有的劳动保护法规。资本家肆无忌惮地违法，尤其是在工人权利、公共安全、环境污染等方面。现在经济陷入困境，国家将更难以容忍工人抗争，就算法理站在工人一方时都依旧会对其打压。社会主义者和工运分子将不会被吓倒。我们将会更大力揭露并反抗任何的不义，并会以任何手段支持斗争中的工人。

广东珠海二千公交司机罢工

广东省珠海市5,000名公交司机发起罢工，抗议长期被剥削工资，要求当局清查公司帐目。工人一连两天集体罢工，并到市政府抗议。资方于20日终于作出让步，同意司机月收入增加人民币1200元，罢工行动宣告结束。

前线司机基本工资每小时仅4.6元人民币，在人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工资还被扣减，因此激起司机的愤怒。罢工后司机每月月薪调整为5300元，接近他们要求的5600元，总体上罢工是获得胜利。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其中一名参与罢工的胡姓司机说，几乎95%公交司机都参加了罢工。他媒体向表示：“自己在公交公司任职多年，于5、6年来一直没有加薪，自己的人工只有数千元，根本不足以应付生活开支。”另一名司机表示：“一个司机除了社保、医保和公积金，得到的工资只有3千多元。像我这些后勤人员，每月只有2千7百元。你说怎样生活？”

公交司机的《告员工书》指出，珠海公交巴士公司2009年与私人企业合作改组，大量国有资产遭贱卖，大肆聘用腐败无能的管理人员，公司资产被“贪光”，领导及管理人员巧立名目，私吞公款，与前线员工收入相差数十倍。

近年交通系统受到私有化影响，2015年出租车司机爆发罢工浪潮，波及最少六个城市，包括北京市、成都市、山东省济、吉林省长春市等，共计数万出租车罢工。运输业罢工数字这两年不断上升，2016年半年的数字为205起，前年同期数字为127起。由于公共交通系统罢工比起制造业罢工对社会运作造成更即时的影响，更为受到广大公众关注。

今次珠海司机罢工导致当地逾20条公交车路线大受影响，且正好碰上学校考试日子，影响不少学生和家长，但网上舆论整体上支持罢工。据媒体引述，网民表示“都是被公司一群吸血鬼逼的”、“虽然影响出行，但还是支持，希望能给公交司机一个公道”。今次珠海公交司机罢工也毋须用到堵路的策略，避免了警察有暴力镇压的藉口，但威力已足以影响全市并迫使市政府立即介入事件。运输业工人受尽剥削，这场抗争将为工人抗争造成示范效应。

中国千万富翁坐拥165万亿

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怖的2017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去年内地有158 万名“千万富翁”，资产总值有165 万亿人民币，是去年全年国民总收入的两倍。 过去两年，千万富翁的资产总值每年增长21%，远高于经济增速，可见财富急速地涌向一小撮人手中。

此外，去年中国资产总值1千万元的人士从2006年的18万人跃升至2016年的158万人，在十年间上升9倍。而近6年每天有490个新人跻身千万级以上财富人群。虽然中国并没有官方的贫富差距数字，但北京大学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指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些富人既然都不是你和我，而从何方而来的呢？他们的致富方式不外乎依靠裙带资本主义关系。中国官方的一份研究报告承认，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90%以上是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

但是中国正处于政治风暴的前夕，群众抗议和罢工浪潮四起，富豪们一定是感受到的，并且正在为自己寻找逃生门。胡润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中国大陆64%的富人（财富超过160万美元）要么移民到其它国家，要么正在打算这样做。他们知道一场革命正在迎头而来！

中国经济危机持续　劳资冲突激烈化

最近中国劳工通讯引述《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指自2011年开始，中国劳资纠纷个案的数字不断攀升，2015年的数字已经超越了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2008年时的数字。 从地方政府的数据可见，工人对自己权利的意识正在上升。劳方对资方的不满愈来愈多方面，过去欠交社会保险占劳资纠纷的40%。女工抗争占整体案件的比例愈来愈高，她们行动起来反对不平等待遇、因怀孕或放产假而被减薪或不公平解雇，还有性别歧视的聘用制度等。

此外，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6年政府处理的劳资纠纷个案达到177万宗。近年来，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企业利润下滑，造成老板拖欠工资现象严重。一些工厂倒闭和老板跑路后，工人社会保险等没有著落。

虽然制造业抗争事件有所减少，但工人抗争开始扩散到其它行业。比如零售业抗争事件，比过去增长一倍，交通物流业增长四分之一，服务业则增长五分之一。他们加在一起，总数首次超过制造业。这也解释了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新兴行业创造就业，根本就是低薪、高工时而不稳定的就业岗位。

中国经济虽然最近在数字上有些微的回升，但整个大趋势见到经济问题相当严重。中共已经视工人反抗为一个威胁政府的重大危机，因此连那些要求温和改革、往往在工人斗争中主张妥协的劳权分子也大力打压和逮捕。但这只会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意识的工人阶级斗争，发展至挑战中共政权和整个资本主义体制。

江苏幼儿园恐袭案背后的精神病危机

中国江苏徐洲丰县创新幼儿园发生恐怖袭击案。网上视频显示，在幼儿园门前有数十人被炸死、炸伤，血肉模糊的人躺倒一片，惊叫、呻吟、啼哭声混杂在一起，周围的民众惊慌失措。官方报道8死65伤，但很多网民相信当场死亡至少10人。

经过警方调查后，发现凶手为一名22岁的男子，他自制爆炸装置，并在家中墙上多处留有“死、亡、灭、绝”等字迹。他因植物神经功能失调从学校休学。警方宣称凶徒当场被炸身亡，不过大量的网民对警方的说辞表示怀疑。

江苏惨剧是愈来愈猖獗的校园血案的一例，近年这个数字已在不断上升，揭露了中国精神病患和社会压力的严重问题。根据调查机构Frost & Sullivan的报告，中国现时有超过1.8亿人患有精神疾病，也就是说几乎每8人之中就有一名精神疾病患者。然而，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柳叶刀》周刊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疾病医生，大约是美国的1/20。

在医疗资源匮乏下，只有小部分中上阶层才能享用私营精神科服务。在北京只有10%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住院治疗，一是费用太高、二是医院没有足够的床位。疯狂社会制度所造成的生活压力和极端不平等，对底层人民的无视和排挤，造成了精神病患的问题。 “上帝要你灭亡，必先令你疯狂”，资本主义独裁体制度的未来是如何？也许这句话给了我们一点提示。

娱乐新闻成为禁忌

中共近日大力封锁娱乐帐号，“全民星探”、“中国第一狗仔卓伟”等娱乐八卦媒体平台帐号被关闭，至少25个平台被封锁。中共不但害怕政治及经济的负面消息被传播，连花边新闻也要压制，只会令更多民众感受到言论空间的窒息而惹起愤怒。

对中共来说，低质素的娱乐八卦新闻本来是转移视线、麻醉群众的好工具，但中共政权极为害怕任何失去官方控制的消息传播。尤其近年这些娱乐新闻平台发展所谓“调查式报道”，鼓励读者及网民自行追踪名人的八卦消息。中共官员可能害怕这些调查会烧到自己的头上，例如很多官员都涉及在娱乐圈内的情色丑闻。

此外，中国一个专为女同性恋者约会而设的应用程式“热拉”（Rela）亦被封锁。 “热拉”公司市值现时估计达数亿人民币。五月于上海举行相亲活动期间派发“教育传单”，令人怀疑中国政府因此强制关闭程式。较早前，中国男同性恋专用约会应用程式赞克（Zank）亦被当局强制关闭，指用户直播中含有色情及政治内容。

中共以反对色情和不良资讯为名打压新闻自由，但这不但不会提高新闻质素和文化水平，反而令更多话题变成禁忌，例如变相打压同志权利和性知识的讨论。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将受到更大打压。

北京收紧外来学生入学机会

为了减缓北京的人口增长速度，习近平政府出台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包括提高非北京户籍学生的入学条件和拆除打工子弟学校，旨在将大量外来人口赶出北京。这加剧了户籍制度下的不平等待遇，中产阶层抱怨纷纷，底层家庭的困难更是深重。习近平上台时提出的改革之一就是部分地取消户籍壁垒，但在经济危机和政府财政紧绌的情况下，此一改革反而在开倒车了。在目前的经济及社会背景下，中共政府极难自愿取消户籍制度，反而会将现在的做法应用到其他城市。例如河北省在接纳了大量被迫离开北京的学生之后，也开始增加限制条件。在要想打破户籍壁垒，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群众斗争。

严苛的入学条件

2014年，北京市政府出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并允许下级政府自行制定更加严苛的规定，意图通过减少外地学生的入学机会来迫使他们的父母离开北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家长须要提供28种证件才能让子女得到学习机会。同时，除了极少数特殊身份的学生（例如来自台湾或者军人家庭），外地户籍的初中毕业生只能报考职业学校，而不是普通高中。曾有9名非京籍学生因为无法参加中考而起诉北京教育考试院，但受政府操纵的法院显然不可能支持他们的要求。今年，当局进一步收紧限制，例如增加缴税、缴纳社会保险和房屋租约的时长要求。7月10日，60多名学生家长在市政府外请愿，要求政府保证他们子女的学习权利，但并未有官员出面回应，只是派出警察加紧戒严。在办理入学手续的5、6月份，类似抗议时有发生。一年前更是有家长在昌平区政府外自焚抗议。他连日奔波于各个部门，并缴纳了5000元的租房税，最终却仍被告知他的孩子不符合入学条件。歧视性政策使一些学生不得不离开父母，回到家乡。北京大学的调查显示，回流儿童甚至比一般的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学习和心理问题。

打工子弟学校被拆除

相比于中产阶层，底层家庭更难达到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事不稳定的非正规工作，甚至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而这些又恰恰是子女入学的必要条件。这些家庭的子女只能去质量较差的“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但是政府连这一渠道也在压缩。据《金融时报》报道，在北京的“城市整治”行动中，一些大型打工子弟学校即将被拆除，这可能会导致今年秋天数千人失学。其中一所学校虽然有政府颁发的办学许可证，也未能幸免。拆除行动从多年前就已开始。到2016年时，北京尚有112所打工子弟学校和6.5万名学生，比2014年减少2.8万人。拆除学校会令许多学生过早地结束学业。一份关于此类初中生的报告指出，在学校被关闭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留在北京寻找工作或者失业。有评论谴责称，北京可以容得下60多家每年用水4000万吨的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家长们也同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同一场整治行动中，经常雇佣外地劳动者的小商户被大量关闭，底层劳动者聚居的许多住宅区也被拆除。北京南部的一个村庄为了完成赶走外地人的命令，甚至向每个外来居住者收取每月两千元的费用（相当于他们的大半工资）。

全面公立教育

中国政府每年向国防和公共安全（也就是所谓的维稳支出）投入超过两万亿元人民币，它实行的“营改增”一年就为资本家减税6,993亿元（联合国计算实现全球基础教育每年也不过花费2424亿人民币）。政府完全有能力让所有学生在居住地得到优质且廉价的公立教育。而且最新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指出，内地的158万名“千万富豪”坐拥16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40倍于全国每年的教育经费。在官僚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下，这些资金不会用来满足劳动群众的需要。只有劳动群众的团结抗争，特别是工人运动，才能打破这种不公的局面。

人口向大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和官僚政府偏向政策的结果。解决所谓的“城市病”需要在群众的监督和管理下投入更多的资金，提供发达而免费的公共交通、增建公共住房、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绿色生产和促进内陆经济发展，而不是依靠户籍制度和驱逐政策。但由于财富被资本家和中共官僚掌握，只有把银行和其他经济部门全面公共化，置于工人民主控制，才可以有计划地将财富投资于社会建设。

中国：国家镇压以及工人斗争的前景

中港台支部代表在工国委2017年暑期学校中国部分的开场报告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严重？习近平是否真如许多人所说是毛泽东之后最强大的领导人？独裁政府的外交政策（例如标志性的“一带一路”经济计画）会走向何处？它会势头更猛，还是会遭遇挫折？

国家镇压正变得越来越严峻。这种情况是会继续下去，还是会在未来发生变化？最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中国的任务是什么？

罢工增加

2016年，中国发生了2663次罢工。这是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汇总社交媒体上的相关报导得出的资料，但是它认为实际数位还要高出8倍。这个数位是2014年的两倍，而且交通丶服务和零售业的罢工总数首次超过了制造业。

中国政府说中国经济正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而且服务业的增长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工作工资更低丶更不稳定，而且通常都没有劳动合同，所以这其实是非正规部门的增长。

相比于制造业，交通业和服务业的罢工能吸引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它们更直接地影响到其他工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今年6月广东珠海有5000名公交司机罢工，争取到涨薪40%。他们的胜利得益于罢工对整个城市交通的影响和公众的大量支援。

而且，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公司以智慧手机作为营业平台，例如用手机叫出租或者外卖。这些公司的工人没有劳动合同，或者合同只显示在手机软体里，公司可以随时修改。与此同时，这种技术也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用来联合罢工。

去年，中国东部的外卖配送员因为被拖欠工资而发起罢工，随后行动蔓延至一个西北城市。2016年快递业罢工数量是前一年的3倍。我们看到现在服务业的罢工和跨地区的罢工正在增加。

贫富鸿沟

在制造业，拖欠工资和社会保险是工人抗议的主要原因。2015年，被拖欠工资的移民工有277万人（占移民工总人数的1%），被拖欠的工资总额达272亿元人民币（约40亿美元）。移民工是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作力的主要来源。

按美元计算，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亿万富翁（594人）。中国的伪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有100名亿万富翁，是全球最富有的议会。

但同时，工人平均每月工资只有3275元人民币。大约有2.8亿名移民工离开家乡，去往中国的其他城市工作。然而在经济危机之下，工厂倒闭潮造成失业率上升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特别是在生活成本非常高的沿海城市，许多移民工因为负担不起生活开支而放弃那里的工作。去年，去往外地城市工作的移民工人数连续第五年下降。

这一趋势会让工人更有信心去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能得到更多支援。由于没有文化和语言障碍，再加上更坚固的社区基础，工人更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

债务危机

《外交政策》杂志称，中国的债务危机是“对全球经济最大的系统性威胁”。

国际金融协会（一个全球性金融组织）认为，2017年中国的债务占GDP的304%。这是一个极高的数位，而且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始到现在的10年里增长非常快。去年，所有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增加了3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了2万亿。

2008年，中国推出一项庞大的刺激方案，为经济注入巨额廉价信贷。许多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借了大量廉价贷款来扩大投资。但是这也导致了今天的债务积累。

一些资产阶级评论员认为即便债务增加到如此规模，中国还是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这些主要是内部债务。中国的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不像希腊的债主是德国和其他外国银行。但是各个欧洲国家关于金融和经济政策的矛盾也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

中国当局可以命令国有银行执行自己的政策。这有点像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当时日本政府利用银行来援助快要破产的企业从而避免了经济暴跌。这让中国得以积累起远超其他国家的债务，而没有发生金融崩溃。但是这种情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从而吸引更多的私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他的经济方案是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丶让负债累累的小型甚至中型国企违约。这是为了缓解产能过剩丶提高资本效率（减少低效投资）并且清理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但是如果真的这么做，经济增速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经济改革，继续向经济注入更多信贷。2015年时，当局担心经济正在陷入衰退（由于中国经济的特殊矛盾，这会引发比其他国家更严重的金融危机），结果过去两年的新增信贷规模甚至超过了2008-09年的刺激方案。

这导致今天的中国需要6美元的债务才能创造1美元的经济产出（GDP），而在2008年时只要1美元债务就能创造1美元GDP。这也意味著，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使用相同的刺激手段来应对下一次经济危机，效果会弱得多。所以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缓和危机的影响。

房地产泡沫

在过去7年里，一线城市的房价翻了一翻，二线城市增加了50%。普通群众买不起这么贵的房子。比如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平方米的均价相当于一年的平均收入，而在纽约和东京等城市也只不过需要一个月的收入。

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深圳，房价与收入的平均比值是70。也就是说，要花70年的平均工资才能买得起一间平均价格的公寓。

因为没有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且股市的风险太大，所以投机客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中国的一位独立经济学家说：“中国贷款总额的一半流向了房地产，甚至比1989年的日本还多。1990年代初日本的资产价格泡沫就破裂了。”

这意味著，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如果爆炸，给银行系统造成的影响甚至会比1990年代的日本还要大。前总理朱熔基的儿子朱云来承认中国存在严重的住房空置问题。他说中国空置的住房多达30%，足够3亿人居住。

中国政府声称自己已经制定了清理住房库存的计画。但是即便没有新增住房，如果销售速度能维持在2016年的水准，也需要5年才能清理掉所有库存。可是自2016年初以来，房地产企业举借更多的债务，在建住房面积止跌回升，所以过剩也越来越严重。

由于较低的家庭消费水准（受到低工资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丶高储蓄率和高房价的拖累）丶巨额债务和通货紧缩，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中国很可能像日本那样陷入低增长或者停滞。这会造成比日本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因为相比于日本，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丶社会保障体系更不完善。

习近平的外交政策

中国当局的外交政策与国内局势和爆发政治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紧密相关。习近平需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强人”，利用民族主义来转移群众对他自己的政策的不满。

但是中国经济已经超出了国内市场的容纳能力。现在的国际局势（全球化逆转丶保护主义崛起）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们可以从中美政府的关系丶地缘政治和中国急切推进“一带一路”中看出这一进程。

在南海冲突上，中国现在已经占了美国的上风。美国战略家私下承认，他们无法阻止中国在为了控制争议海域而修建的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只有战争才能做到）。过去几年里，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丶泰国丶甚至美国重要的传统盟友例如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为了贸易和投资而脱离美国阵营，转而靠拢中国。特朗普上台后，这一进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

特朗普面临著巨大的危机，而且国内和华尔街都要求他不要与中国发生严重对抗。至少目前，他看上去已经不再考虑发动公开的货币战和贸易战。但是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现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存在著许多摩擦。中国则利用这种局面，在国内丶亚洲和全球炫耀习近平是能够制约特朗普的“强人”。

一带一路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画打算连结65个国家，构成以中国为首的经济带。这些国家占全球55%的GDP丶70%的人口和75%的能源供给。

二战后美帝国主义为了重建欧洲和对抗苏联而实施了“马歇尔计画”。从财政上来说，一带一路的规模至少是前者的8倍。这种“中国特色帝国主义”复制了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投资模式，在沿线国家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也让这些政府陷入对中国的债务依赖。中国通过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它自己建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它们独立于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从而将自己的债务负担输出给其他国家。

习近平声称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但这是谎言。中国只是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控制力。在一带一路覆盖的国家丶社会阶级和少数民族中将出现新的赢家和输家。另外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无用的投资丶贪腐的增长丶国家镇压和环境破坏。

一带一路国家中有许多正面临著军事和安全危机丶恐怖主义和内战，例如巴基斯坦丶阿富汗丶缅甸和中亚国家。这些因素当然会阻碍中国的计画。这就是为什么一带一路计画带有军事内容：中国当局正在考虑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资产。

有一些国家已经因为土地掠夺丶污染丶贪腐和民族压迫而发生了群众抵抗，这也可能导致排斥中国和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增强。而且未来当地统治精英的亲华派和反华派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引发政治变局，例如政变丶选举斗争和群众运动。再加上如此庞大的专案带来的经济风险（不可控的债务），一带一路可能会造成“过度扩张”的问题，不仅无法挽救中国当局，反而会在中国国内引发经济和政治危机。

债务输出

中国当局之所以需要一带一路，是因为国内的产能过剩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太多的钢铁丶水泥丶玻璃等等）。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公司。由于国内经济增长放缓，这些公司需要海外合同。

斯里兰卡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个岛国背负著总额640亿美元的债务，政府收入的95%都用于还债。中国在那里建造了无用的国际机场，每周只有5架班机起飞；新建的海港也是几乎用不上的大白象工程。在未来99年里，这个港口和周边土地将完全由中国控制。

在老挝，中国正在建设一条造价60亿美元的高铁，可这个国家一年的GDP只有120亿美元。作为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老挝只是中国计画的从本国西部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的中间一环。有10万名中国工人正在修建这条铁路，所有建设材料都来自中国，而且技术也归中国所有。对于老挝群众来说，这条铁路意味著掠夺土地丶压迫贫农丶强拆迫迁和巨额债务。

国家镇压

中国政治打压的一个标志是刘晓波之死。刘晓波是一个右翼自由主义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有限的改革纲领丶试图劝说中国独裁者进行政治改革而于2009年被捕。自那以后他一直没有获释，最终于今年7月死于癌症。当局不允许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出国接受治疗。习近平当局不介意负面的公众形像，它希望自己看上去强硬且不可动摇。

现在有更多的人正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在最近几场打压中被捕的NGO工作人员和人权律师。性小众的公开活动也被禁止。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不支援推翻专制政权。他们没有提出激进的倡议（例如自由选举丶解除党禁和允许组建独立工会），而只是局限于非常温和的诉求（例如减少媒体和网路管制丶减少对司法系统的控制）。正面临越来越多打压的劳工NGO活动者也只是著眼于法律建议和劳资谈判。

权力斗争

将于今年秋季召开的十九大意味著五年一度的中共领导层改组。统治精英正在幕后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打破了过去的集体独裁模式（高层领导人共同分享权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变成一人独裁。习近平还有五年任期，他希望扩张自己的权力，提拔自己的支援者，削弱其他所有派系。有猜测认为，他会竭力改变党内规则，将剩下的任期延长到10年。他的学习榜样就是俄国总统普京。

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与政治理念或者政治纲领没有一点关系。各个派系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在本地区或者本经济部门内的权力和利益。尽管习近平在这场内部权斗中占了上风，但这不意味著他已经完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或者像许多评论员说的那么强大。有迹像表明，习近平正面临各个敌对派系不同程度的抵抗。最近对金融行业的打压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一些私人资本家已经获得了太多权力丶变得过于独立于政权，所以当局需要把他们重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过去五年，习近平把反腐运动当作权斗的工具，用它来清除异己丶警告敌对派系不要与自己作对。反腐运动从来都不是真的与贪腐有关，因为所有派系都腐败，但是媒体对它大肆吹捧，从而利用公众对贪腐的愤怒并改善政府形像。而且运动也不像当局自己说的那么严厉。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受到反腐部门调查的多达120万名官员中，只有4.8%被起诉。

镇压的新特徵

面对工人罢工和群众抗议的增加，国家镇压达到了1989年天安门运动之后最严厉的程度。例如在媒体管制方面，现在所有报纸（大概2000家）都必须服从中央宣传部门关于报导政治新闻的规定。用词必须完全一致。当局甚至还打压文化和娱乐新闻，以封锁关于明星的流言蜚语。他们担心政府官员可能会卷入其中。涉及黑帮丶吸烟丶性丶性小众和巫术的电视剧以及面向性小众人群的手机交友软体也被禁止。

国家镇压也在向海外扩展。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支援中国打压香港和台湾的民主权利。在2016年香港书商被绑架之后，今年有一名台湾劳工活动者在中国被捕并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局想通过力量展示来增加对香港和台湾的控制并遏制港独和台独思想。

在香港，北京通过只有1200名精英选民的小圈子选举钦点了新政府。新特首林郑月娥曾是上届政府的二号人物。自2014年雨伞运动失败之后，梁振英对民主权利的打压已大大升级。现在林郑政府正在继续前任的做法。例如，共有六名议员（包括激进左翼议员“长毛”）被法庭取消资格。这是一场议会政变，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民主权利最严重的攻击。这意味著香港的资产阶级半民主机关（例如伪议会和法庭）现在几乎完全受中国独裁政府的掌控。

政治改革？

习近平不得不想方设法集中国家权力，因为它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正在减弱，地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服从北京的经济政策。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极度脆弱，因为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与当局紧密相连（超过90%的超级富豪是政府或者军队官员的亲属）。自由主义者的纲领极度有限，而且远不民主。

除非爆发群众革命运动，习近平当局非常不可能做出重大的民主让步，就连缅甸那样的伪议会民主也不会有。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习近平当局在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时会做出一定的让步。

但是当前局势的主要特徵是，中国当局担心任何微小的改革都有可能激发群众革命浪潮，进而令自己更快被推翻。由于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他们比其他国家的统治精英更担心如果允许有限的民主自由，国家就会开始分成相互对立的派系。他们担心中国会随之分裂，而且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在今天的中国，在反抗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独裁政权的斗争中，不断革命论变得更为切实，因为资产阶级极度依赖现在的政府；遗留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民主选举丶解决民族问题）只能由工人阶级来完成。但工人阶级不会停留于资产阶级民主变革，而会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退伍士兵抗议愈发频繁 中共政府加紧镇压

7月30日，习近平在内蒙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建军节阅兵，再次宣示自己的强人形象与核心地位。同时中国和印度军队已在洞朗地区（印度称为都克兰地区）对峙近两个月，双方都不断发出激烈声明和战争威胁。而且中国也已经开始向它在东非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派兵。当习近平政府在帝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它需要军队的高调亮相来配合民族主义煽动，但在愈发严格的新闻审查背后是抗议的退伍士兵遭到监视丶监禁和殴打。这是当局不断加强镇压力度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士兵抗议会削弱习近平的强人形象。退伍士兵的艰难处境是底层劳动群众的缩影，所以只有所有被压迫者的联合抗争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镇压与反抗并增

就在“八一”前夕，各地政府为避免突发抗议事件，连纪念性的聚会也要禁止。这说明中共当局越来越担心群众的不满与行动会动摇自己的统治。去年10月，在北京军委大楼外发生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退伍士兵抗议示威，要求政府满足他们关于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诉求，震撼了中共高层。为了平息事件，当局许下种种承诺，但不仅至今仍未兑现，而且对许多抗议者采取了报复行动。在那之后，当局加强了“维稳”措施，但各地类似的抗议活动仍然越来越频繁。今年2月，再次有数百人前往中纪委和民政部，要求政府履行承诺并惩处之前殴打抗议者的警察。随后国防部发言人无耻地回应说，等到“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保障机制不断健全，相关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退伍士兵生活困难的问题就会逐渐解决。这不仅将解决时间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也是另一个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底层群众的缩影

退伍士兵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在台湾，反工人丶亲资本的蔡英文政府试图推行年金改革（多缴丶少领丶延迟退休，中共政府也在推行类似的政策），令原本相对保守的军公教阶层也开始激进化。这说明退伍士兵与普通劳动群众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许多退伍士兵在上一次下岗潮中失去工作，甚至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这种情况很可能再次发生。去年人社部发布消息说，打算在未来几年内从钢铁和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裁减约500万名国企雇员。在工人斗争的威胁下（例如双鸭山上万名煤矿工人示威），这个计划似乎被暂时推迟。但是中共政府非常明白，庞大的债务炸弹如果继续增长最终一定会摧毁经济和自己的统治，所以几个月前习近平再次要求处理“僵尸企业”。这不仅将造成包括退伍士兵在内的大批劳动者失业，也会令最新裁撤的30万军人的就业机会受到威胁。另外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待遇也是引发抗议的一个原因。例如今年5月，山东的200多名农村户籍退伍士兵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与城市相同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

团结抗争

中共政府将抗议的退伍士兵视为最敏感的团体之一，因为它会影响现役武装力量的忠诚度，与习近平大力宣传的民族主义产生冲突，甚至令公众看到爱国士兵的下场而感到当局的荒谬与虚伪，而军队是中共权力斗争的重要战场。但这并不代表政府会轻易满足抗议者的诉求，既是因为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缺少足够的资金，也是因为追求政绩的官员宁可把资金用于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也不愿意满足退伍士兵的迫切需要。中国劳工论坛支持退伍士兵的抗争，支持成立独立的退休士兵组织，并让现役士兵共同参与捍卫他们的工资和生活条件，而这场斗争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者的团结斗争击退官僚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银行和大企业公有化交由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就业机会丶体面的收入以及完善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

《战狼2》影评：一支民族主义兴奋剂

这部动作电影讲述的故事，是一名中国退役士兵从一个内战中的非洲国家拯救了数十名中国工人和他们的非洲同事。它不仅成为中国大陆票房最高的电影，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部非好莱坞制作而进入全球总票房前100的电影。

这部电影受到如此之大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保护政策，因为它上映时正值每年电影院被禁止放映进口影片的时期。

大量的炫目特效当然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迎合了或者说利用了近年来习近平当局的民族主义煽动，在疯狂的爱国宣传攻势中呐喊助威。主演兼导演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

民族主义

吴京扮演的主角冷锋可以说是一个“全能战士”，他几乎仅凭一人之力对战整支雇佣军，但最后却是一面中国国旗拯救了他：他举起的中国国旗令交战双方停火，他才得以带著工人顺利穿过战区前往联合国难民营，而且守卫难民营的是中国军队。鼓动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意图显而易见。同样，在电影结尾，在一本中国护照的封底上出现这样一段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这样简单的一个片段之所以成为吴京最满意的镜头，是因为它最露骨地宣示了 这部影片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官方媒体对这部电影大加赞赏，因为当社会抗争日渐加剧时，在十九大前激烈权斗时，习近平当局需要这样的爱国宣传来麻痹群众、巩固自己的统治。

新殖民者

选择非洲作为舞台，显然与中国正努力扩大在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活动有关，包括大量投资和新的军事基地。同时电影也影射“阿拉伯之春”后的一些国家，比如利比亚，试图抹黑革命为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元凶、为专制制度辩护。中共一向把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和本国群众抗争说成西方资产阶级政府的阴谋。

《环球时报》在评论这部电影时说到：“西方只会带来破坏与战争，中国则带来建设与贸易”。但是在西非的纳米比亚，群众抱怨说中国的投资无助于缓解该国30%的失业率，反而带来了大笔债务。中国在非洲大肆开采矿产，会巩固非洲作为资源出口地的角色，令它像拉美国家那样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下崩溃。所以很可能正是来自中国的新殖民者自己正在准备下一次革命浪潮。

社会矛盾的浮现

但是就算在这样一部被《人民日报》高度称赞的电影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和谐因素”：冷锋已故战友的家面临强拆，冷锋因为打伤拆迁队长而被开除军籍并被判入狱。近年来，强拆成为了中国的热点话题。

不乏有走投无路的居民（特别是在农村）使用砖头、木棍或燃烧瓶与拆迁队和警察对峙，甚至自杀。这个片段的出现并不意味著专制政府正在放松媒体管制。不久前广电总局刚刚发出命令，禁止省级电视台在十九大前播放娱乐性的电视剧。

但是这说明即便像中共这样专制的政权同样会受到群众和社会的压力，不得不 容许媒体透露一些社会现实以释放一部分不满，也证明民族主义的鼓动宣传不可能真正帮助独裁政府摆脱群众革命的威胁。

十九大：中共权斗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

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0月18日召开。除了不久前被开除党籍的孙政才之外，中央政治局的另外24名成员中有11人已到达退休年龄，包括5名常委。由谁来填补这些空缺既是对习近平第一段任期集权成果的检验，也将影响未来五年中共权斗的力量对比。

尽管官僚专制下的中国与西方“民主”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习近平的集权与镇压同样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统治阶级反动攻势的一部分。习近平上台时正值中国经济急剧减速丶债务危机和产能过剩恶化。为了对经济施加更多控制丶降低债务刺激政策造成的巨大风险并且更严厉地镇压愈发高涨的群众反抗行动，中共独裁政府需要高度集中的权力。

持续不断的清洗

经历了五年来的反腐运动以及最近对金融业巨头的打击，习近平表面上在过去五年的权斗中占了上风。但种种迹象显示，他的权力不是表面上那麽稳固。9月29日，《新华社》发出通告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两个月前，他被免去重庆市党委书记的职务并接受调查。孙政才曾被视为胡锦涛为习近平指定的接班人之一。随著他的落马，重庆已经选出的十九大代表中有超过四分之一被取消资格，其中包括5名副部级高官，而且预计会有更多官员将被逮捕或者至少丧失政治前途。孙政才的继任者陈敏尔习──近平的亲信，有望在十九大上“连跳两级”进入政治局常委，并超越另一个预定接班人胡春华的地位。这是自邓小平去世之后，中共领导人首次在第一任期结束时没有明确的接班人，令人更加怀疑习近平会打破过去几十年的惯例，连任超过两届总书记。军队的清洗也在继续。经过年初以来的人事变动，现在除了习近平之外的9名中央军委成员中只有两人仍担任实际的军队职务。两名没有出现在十九大代表名单中的军委委员，据信正在接受调查。媒体报道称，习近平正打算改组军委，将军队的最高指挥中枢置于自己的完全控制之下。这将在十九大上得到确认。群众革命经常以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为开始，因为经济和社会危机令统治阶级不同派别在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政策上出现分歧，而这正是习近平清洗党派别丶作为一个“强人”崛起的根本原因。现在习近平只有继续集权和镇压，否则不仅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弃，甚至会遭受反冲。这意味著习近平和中共独裁政府还远未到达安全地带。

模糊的前景

习近平想在十九大上展示尽可能大的权威，以便更容易摆布会议进程，但他也并非没有遇到抵抗。《南华早报》文章指出，就算考虑到中国政治的不透明性，最近关于高层变动的政治流言仍然十分不同寻常。其中最受关注的人物是已到达退休年龄的王岐山。流亡富豪郭文贵的攻击和与特朗普的前任顾问史蒂芬·班农的秘密会议等一系列事件令媒体对于王岐山的去留众说纷纭。

海外媒体没有像过去那样事先得到可靠的领导层新名单，可能是因为这份名单并不存在。BBC报道称，其他派系不满习近平过度集权，导致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迟迟未能确定。以往各派系经过激烈争夺和交易，会提前谈妥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从而维持团结的假象。但这次的结果可能要等会议召开之后才能确定。郭文贵事件就是正在进行的激烈权斗的产物。无论他所说的那些官员丑闻是否真实，郭文贵显然是利用中共派系斗争的夹缝争取安全空间。而他现在所做的会令习近平丶乃至整个中共当局更加失去信誉。

“稳定也是硬道理”

在每次重要会议之前，中共政府都会严密监控和打压维权者和异见人士，特别是在习近平将镇压力度提升到自198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之后，以免他们在国际媒体前戳穿“和谐”的假象。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控网（天网工程），监控镜头多达2000万个，而且精确到可以识别行人的年龄。但是在被质疑为何拥有如此庞大且先进的监控系统却仍未能消灭拐卖儿童丶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时，就连官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天网工程的首要任务并不是打击犯罪，而是预防“群体性事件”。

长期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现在处境更加恶劣。秋收时西藏各地惯常会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却被取消，而且藏族群众也被禁止离开所居住的地区。西藏政府已经停止向外国人发放“入藏许可证”，当地的旅行社与酒店也不得接待外国人。新疆当局在规定清真寺只在“主麻日”（周五）开放之后，最近又开始强制没收个人持有的《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物品。在新疆最贫穷且最敌视中共统治的和田地区，学校从9月开始全面禁止维吾尔语教学，禁止教师信仰宗教，甚至禁止对汉族教师进行维吾尔语培训。

消灭贫困

“消除贫困”将是中共官僚们在十九大上要讨论的内容之一。两年前习近平曾承诺，会在2020前消灭绝对贫困。按照家庭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官方标准（相当于每月仅192元），中国现在有超过43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但这其实是一个数字游戏。7年前当政府将贫困线从1274元提高到现在的标准时，贫困人口增加到原来的5倍多。为了完成减贫指标，地方官员制定严苛的审核标准或者伪造数据，务求在纸面上减少贫困人口，被讽刺为“数字脱贫”。习近平集权的目的之一是有效地推行更多亲资产阶级政策，包括减税丶延迟退休年龄丶放宽对私有资本的管制。虽然他现在以稳定而非“改革”为首要目标，甚至重新强调党对于国企的控制权，但这只是为了避免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在经济放缓和进展缓慢但并未停止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下，受到打击的是底层劳动群众。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速有所回升，但收入中位数增速仍在下降，而且近两年的减速幅度明显大于平均数，这意味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中最富有的100名代表的个人财富增加了64%，是同期GDP增速的两倍。除非通过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群众的集体抗争消灭由官僚和富豪掌控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由工人民主管理丶服务于群众需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否则就不可能消灭贫困。就算在发达的欧美国家，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紧缩政策也将大量群众重新投入贫困之中。习近平极力营造自己权力已经巩固的表象，但派系权斗明显仍在进行且具很多变数。他向敌对派别和群众发动猛烈的攻势，加剧了派系斗争和群众愤怒，令高压政策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但是这不会帮助中共当局走出危机，反而会在某个时刻令危机加速。

中共政府在与印度对峙中失利

6月中，由于中国开始在与不丹的争议地区修筑公路，印度以不丹保护国的名义派遣军队与中国发生对峙。如果建成，这条公路将使连接印度东部与西部的狭长地带处于中国军队的威胁之下。印度东部活跃著多个分离主义组织，而且中印争议领土也在这里。在之后的两个月里，双方口水战不断升级，甚至以开战相威胁。印度在边境附近驻军18万，中国也部署了1.2万人。但是就在战争看似一触即发时，8月28日，也就是金砖国家峰会前不到一周，双方突然宣布达成撤军协议。

中共政府将这一结果描述成自己的胜利。但实际上，以中国停止在争议地区修筑公路作为印度撤军的条件，显然是中国的失败。印度执政党官员说这是莫迪政府在金砖国家峰会前的巨大外交胜利。印度《经济时报》则评论说：“这次较小的国家都知道了，中国会发出威胁，但不一定会付诸行动”。

习近平担心中印冲突会影响金砖峰会（印度是成员国之一）以及更重要的十九大。习近平现在最关心的在十九大和之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共自己煽动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另一个危险。在最近的朝鲜核试验之后，有东北群众发起抗议，要求政府向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习近平政府将民族主义煽动作为挽救统治的工具之一，所以它如果严厉镇压民族主义抗议，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其他与中国存在冲突的国家可能借此机会迫使习近平做出一些让步。而且这可能已经发生了，例如中国同意制裁朝鲜并向特朗普的知识产权调查妥协。这无疑会削弱他的强人形象，给他未来的高压统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中共政权试图控制一切舆论

9月初，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出台新规定，如果即时通讯群组中有用户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传播关于抗议或警察暴力的视频以及非官方媒体发布的港澳台新闻，群组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将会收到处罚。这项规定被网民愤怒地称为“连坐制”。由于担心受到处罚，大量群组自行解散，也有群组将管理权交给海外人士。当局出台这项规定，是因为以腾讯旗下的微信和QQ为主的即时通讯软件越来越成为群众表达不满、甚至组织抗议或罢工的联络工具。市值近40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此前就已被曝光协助当局进行通讯审查，在新疆甚至有官员因在微信上向家人抱怨维稳政策而被撤职拘留。

电视节目也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厉的管控。 9月12日，亲中共的凤凰卫视一档谈话节目被停播，重播节目也从各大视频网站下架，虽然这档节目一直在避免直接批评中共当局。媒体报道称，停播的命令来自广电总局，而且未来会有更多节目被整肃。此前广电总局曾批评凤凰卫视“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视听类节目和宣扬负面言论的社会评论性节目”，尽管它过去被视为中共的宣传喉舌。这再一次说明，中共就连建制内部较温和的势力也无法容忍，它所希望的是全面的控制与打压。

另外，8月18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季刊》从其中国网站上删除了300多篇涉及六四、文革等问题的文章，以免中国政府关闭整个网站，虽然学术期刊在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力比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小得多。不过几天之后，在国际学术界的压力之下，出版社收回了撤稿决定。几乎与此同时，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多家外国出版商向媒体承认自己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进行自我审查。

中共不顾一切地收紧言论管控，说明专制政权愈发感受到危机和群众革命的前景，但是镇压只会加剧群众的愤怒，反而削弱它自己的统治基础，加速革命的到来。

高墙之内的网路世界

笔者是一名学生，在记忆中，以前还可以使用谷歌搜索，浏览外国网站。但想浏览境外网站，大陆网民把浏览境外网站生动地称为“翻墙”。而今年中国政府全面禁止个人VPN服务， “翻墙”也更不容易了。

目前政府只是禁止个人的VPN服务，而用于商业与学术的VPN则可以照常使用。对于这种禁止，则是以“非法”的名义，因为现在的个人VPN服务供应商都没有拿到工信部的经营许可。但截止目前没有一个供应商得到批准。国外的服务也不能用。自苹果商店下架所有VPN应用后，所有可从明面上获取“翻墙”工具的渠道都被锁死了。现在只能依靠一些通过私密渠道流通的“翻墙”工具以及较小的或基于海外服务器的服务供应商进行“翻墙”活动了。

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网站，只要使用了国内供应商的主机等服务，都需要到工信部备案，备案完成后，就标志著你正式进入了中国大陆政府的监管范围。如果违反了敏感词制度，发表了敏感言论，轻则删帖封号，重则封锁网站，接受起诉。所有这些限制，实际上都是为中共的独裁政权服务的。他们在各大自媒体派驻各种官方帐号，可笑的是这些帐号大多数时候都禁止评论；为了限制消息渠道，他们一次又一次更新防火墙，把人们的视线挡住。

这堵墙又成为许多国内网络公司的避风港，使他们独占中国这个大市场。官僚们培育出的网络公司却砸了他们自己的脚：各种丑闻层出不穷。最臭名昭著的恐怕就是百度一手炒作起来的对人民造成巨大危害的“莆田系”医院了。这些网络公司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显示了资本的愈加增长的力量与肮脏。大陆网民只能忍受著视频网站无休止的广告，看著阉割过的新闻，还要担惊受怕自己的文件哪一天会被删除；使用搜索引擎搜索那被过滤的新闻。

社会主义者要求网络访问与网络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要独裁制度审查，也必须要破除私营网络服务的垄断与资讯控制。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真正的自由奠基。

酒店业工人抗争

8月18日，陕西西安一家酒店的数十名员工围堵酒店入口并拉起横幅，抗议酒店克扣工资。据香港NGO“中国劳工通讯” 的信息，酒店住宿业（中国工资最低的行业之一）的工人正在反抗他们所面对的恶劣处境。截至八月底，酒店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包括罢工和抗议）占了今年服务业工人抗争的15%。相比于其他服务业部门，酒店业在同一工作场所有更多的工人，这让他们拥有更大的斗争力量。

另一个NGO在深圳调查发现，不管酒店星级如何不同，工人都面临著类似的境况。在中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深圳，酒店工人一般每月工资一般只有2000-3000元，而且存在拖欠工资的问题。其中受剥削最严重的是占近一半人数的学生工和派遣工，他们的实际工资甚至可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2130 元/月，或者19.5元/小时），而且通常没有社会保险。

酒店工人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不合理规定的威胁。例如一些酒店要求女性员工在受到骚扰或者暴力时必须忍耐，否则可能会被开除。

以巨额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中共当局试图转向以服务业和消费为支持的“新经济”。但是服务业工人的一般工资明显低于制造业，而且工作条件也经常十分恶劣。这意味著会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业工人奋起反抗，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和社会保障，其中酒店工人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劳工论坛支持工人组织独立民主工会，对抗资本剥削。

营养餐出现腐肉 引发家长抗议

9月5日，贵州省安龙县上千名家长上街抗议一家食品商向当地学校供应腐肉作为营养餐食材。今年开学后不久，安龙县多家学校大量学生陆续出现呕吐和腹泻等食物中毒症状。学生家长在检查食材之后，发现有一些肉类已经腐烂、甚至生虫。于是9月5日一些家长拦截了送餐车，并带著腐肉游行至县政府外抗议。随后多名抗议者被警察打伤或者逮捕。

根据政府的安排，这家食品商为当地三十多家中小学、两万多名学生供应营养餐。在抗议爆发前，曾有学生家长投诉营养餐肉类发臭、饭菜中经常有异物。学校推诿说这是政府的安排，自己无权干预，但政府也没有做出回应。因此家长们认为其中很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在去年9月，该食品商就被家长指责“营养餐没有营养学生，而是营养了黑心商人和腐败官员”。虽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学生已经选择回家吃饭，但仍有许多留守儿童不得不在学校用餐。

将学生营养餐（即由国务院制定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外包给私人企业，无异于用公共财政补贴私人资本，让他们得到稳赚不赔的盈利机会。

中国劳工论坛支持受害者及家长组成独立委员会调查事件，委员会有权惩治相关财团及官员。为了让所有学生都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餐，我们需要的是由工人和家长民主控制和管理的食品生产， 而不是为了赚取更多利润而以次充好、并得到贪腐官员庇护的私人承包商。

中国央行就金融危机发出警告

中国经济中有非常多“庞氏骗局”的特征，而且中共的全球野心和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是如此。打算将60多个国家丶45亿人口纳入中国经济霸权之下的一带一路计划，与习近平思想一起被写入党章。这是第一次有如此具体的外交政策被写入党章。在“大胆”的背后是冒险和浮夸。其目的一方面是维持资产阶级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欺骗群众。

仅11月就有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取消了部分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它们说北京要求建成的设施完全由中方所有和控制，这个条件对它们来说太苛刻了。现已被取消的巴基斯坦迪阿莫—巴沙大坝项目造价140亿美元，相当于一带一路在这个旗舰国家总投资计划的三分之一。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带一路计划野心太大，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长篇大论的开幕报告中，习近平26次说到中国是“大国”或“强国”，86次提到“军队”（是胡锦涛在上一次大会时的两倍），但是只有一次提到“工人阶级”。

连任15年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十九大期间出人意料地提到中国不断增长的金融风险，以及“明斯基时刻”的逼近（就是像1997年东南亚和2007年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暴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资产阶级机构已经发出了许多警告，但是一个地位如此之高的中国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却很不寻常。周小川的评论与习近平政府“强而稳”的说法相矛盾。《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奥瑟兹写道，像周小川这种地位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在满是观众的剧院里高喊“起火了”。

周小川的言论显然得到了习近平的批准。这意味著一年来对影子银行的打击以及对过度扩张的金融系统去杠杆将会继续，而且可能会升级。这会令北京与举债成瘾的地方政府发生冲突。银行业总额在习近平2012年上任时是中国GDP的240%，现在已310%，是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三倍。只有英德等少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超过这个数字。周小川指责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施压，迫使中央政府坚持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加重了金融风险。

过去1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全球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这由前所未有且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驱动的。影子银行贷款不受监管，现在已达到贷款总额的三分之一。大量的信贷注入带来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使住房价格暴升，通过房产渠道给劳动群众和穷人加上沉重负担。

这些因素令当局难以通过刺激消费来让经济摆脱现在对债务和投资的过度依赖。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收入有越来越多被住房市场吸走。前所未有的疯狂投机令中国的平均房价在过去10年里增加了8倍。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价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相当。就连习近平也在大会报告里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习近平：中国强人有多强？

今年十月举行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中共代表大会。它证明，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正在变成一人独裁。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世界，它都会为未来带来重大影响。习近平利用这场大会向全世界宣示，他像毛泽东一样主宰党国机器，并让中共政权重新全面掌控“党政军民学丶东西南北中”（引自大会一致通过的中共党章修订案）。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场大会也是为了告诉全世界，中国正势不可当地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就是考虑到各国物价的差异），中国的GDP已经比美国多15%；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到2023年时将比美国多50%。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6%的英国人和41%的德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分别只有31%和24%的人仍然认为美国是第一。津巴布韦军队推翻总统穆加贝和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沙尔曼发动政变丶逮捕与他竞争的王子，都体现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因为这两件事明显是受到习近平清洗运动的启发和鼓舞。

就在大会结束两周后，川普这个几十年最无能的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更是突显了中国的强大形象。缓和下来的特朗普不断提到他和习近平之间的“默契关系”，一点也看不出他在竞选时强硬的反中立场。中国评论员把川普的访问形容为“朝觐”。戴维·罗特科普夫也在《洛杉矶时报》上说道，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一路走到北京，去见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

习近平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伪论与他的名字一起被写入党章，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列。这一“理论”捍卫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丶威权主义统治和国家资本主义。它对于中华帝国主义（当然它并没有用这个词）的预言和辩护背后是不断膨胀的自信心。按照习近平所说，随著美国领导的旧全球秩序陷入不可逆转的衰退，中华帝国主义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就其巩固了习近平的权力而言，大会的结果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但是这个政权是否真像表面上那样，在四十多年来“最强大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让这个独裁国家日益强大，无情地横扫国内外所有反对者？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和全球的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来临：日趋尖锐的国际紧张局势丶中国危险的不平等现象和经济大动荡。

尽管表面上有代表和投票，但这并不是真正的代表大会，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习近平加冕仪式。据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Willy Lam）的说法，他现在可能成为“终身皇帝”。这次会议纯粹是个装饰，而且对于中共和其他拥有斯大林主义历史的政权来说，这当然也不是甚麽新现象，但十九大或许创下了新记录。

所谓的代表，只不过是一场大型演出中的临时演员而已。那些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毫无例外地对习近平给予了称赞和肯定，全国的小学生则被迫在电视上观看习近平三小时二十分钟的演讲。会议开幕当天，社交媒体上的“十九大”标签被浏览了11.9亿次。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吗？对于中共这样一个严密操控媒体和网络的政权来说，这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

江泽民和胡锦涛曾推行“党内民主”（尽管很不充分），以图在中共内部建立一定程度的制衡。现在这已被习近平抛弃了。就算在党国高层内部，他也在实行越来越严厉的压迫和控制。习近平也没有像前两次大会那样进行谘询性的第一轮投票，以了解代表们对于最高领导层人选的意见。这次的代表大会比以往都还要像是一个橡皮图章，真正重要的交易已经在前几个月通过非正式的管道与退休元老和高级将领等重要人物一同解决了。根据新华社的报导，习近平在“当选前”与57个高层人物协商过。

没有继任人

带有习近平名字的“理论”写入了党章，而且他也打破了既定的继任规则，令自己的权力更不受约束。这些都说明他的地位得到巩固。在新领导层中没有指定的接班人，这是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过的情况。所以等到2022年任期届满之后，习近平有可能继续连任或者垂帘听政。尽管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在“党团结”的名义下一定程度在各派之间取得平衡，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习近平已经削弱了常委会的权力。

在过去的领导层安排中，指定继承人来自与现任领导人不同的派系。比如江泽民属于上海帮，而他的继承人胡锦涛则属于团派。这也是邓小平为了控制派系斗争丶同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在某个领导人或者某个集团手里而植入一种“共识架构”。在这种制度下，继任人可以抵销上任的权力。这是“一党”专政，而不是“一派”专政。但是习近平废弃了这和其他大多数内部制约。与上海帮关系密切的前重庆党委书记孙政才和团派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曾被认为将在2022年继任总书记和总理，但现在他们已经失势。孙政才于今年七月被反腐运动赶下台，现在被指控严重罪名。2012年前他担任吉林省党委书记时的同僚们现在告诉媒体，他“不顾吉林事业发展，一心只为升高上位”，但是很明显这并没有妨碍他在5年前被这些人一致“选”为第18届政治局委员。

拯救党

习近平将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便把中国独裁统治带上了一个危险的方向。中共统治集团容忍习近平打破过去三十年的集体领导模式，暴露出他们在表面的必胜信心之下有著怎样的绝望与危机感。呈现给我们的景象是，一群统治精英将希望寄于强人，期望他带领他们度过重大的经济丶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经济学人》在10月14日写道：“习近平受命拯救党。共产党需要拯救，这听上去很奇怪。”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密切关注中国的人来说，这听上去并没什麽奇怪。

过去那种“常委独裁制”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的，为的是在没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竞争和选举）这种“安全阀”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最高领导层的内部稳定和平衡。尽管阶级压力的高涨令资产阶级民主也陷入了危机和功能失调，但它同中国独裁资本主义的一个区别是（除了民主有利于工人阶级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政治理念并扩大影响力），民主制度下各方相互制衡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而这是僵硬的独裁制度所没有的。

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能够替换执政党，并通过选举来释放一部份阶级压力。所以尽管它们经历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除非工人运动提出一个清晰的政治替代，否则旧秩序并不一定就此坍塌。但是中国的统治精英非常害怕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因为他们明白，这会像1989年那样向整个制度发起直接挑战。

为了将国家权利从地方集中到北京丶从其他领导人集中到他自己手上，习近平很大程度上已经取消了邓小平设下的内部安全机制。但是在削减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权力之后，所有压力都会集中到习近平这个“核心”身上。投资银行家卜若柏说：“如果党是围绕著一个人建立起来的，那麽等他垮台时，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庞大的宣传机器树立起的习近平强人形象也得到资产阶级“自由媒体”的广泛吹捧。美国的《新闻周刊》报导：“习近平再度当选，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这只是资产阶级主流媒体主动迎合中共政权的一个例子。在Google上搜索“Xi Jinping election”（习近平选举）的结果有860万条，是搜索“Xi Jinping dictator”（习近平独裁者）的20倍（395,000条）。

自习近平上台后，中共政权践踏人权和镇压反抗者的行为有增无减，但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一直没有发声谴责，正反映了这种政治谄媚。刘晓波是纳粹时代过后第一个死在监狱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西方领导人对于刘晓波之死及其遗孀刘霞持续受到残酷迫害保持沉默，就是一个例子。过去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处理签订经济协议这种正事之前，经常会向中国领导人提起某位异见人士或者政治犯，尚且对民主问题作最低程度的关注。在惯例上是双方事先谈判好的。但特朗普在最近到访中国时，连这种象徵性的表示也完全抛弃了。他的立场体现出国际资产阶级在当今这个严重危机的时代对于专制统治的广泛认同。

长期受到迫害而且现已失踪的中国律师高智晟曾尖锐谴责西方政客的双重标准。他写道：“全世界都学会了在它的冷酷暴虐国内人民基本人权现实面前的装聋作哑，以换得中共给予的带血的利益回报……利益牵引了他们的选择方向，屠伯们得到所愿得的”。

我们建议读者抱著怀疑的态度看待“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大的领导人”这种说法。习近平只是在上层派系斗争和政军官僚机构中获得胜利，而且他也会继续受到约束和挑战。习近平的权力是通过媒体管控和强力部门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

十九大刚刚结束之后，习近平当局像西方国家大选过后那样，享受著“蜜月期”。但是这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习近平的胜利不是基于真正的群众支持，所以他的地位比大多数评论家所想的要不稳定得多。过去五年里通过前所未有的镇压丶媒体煽动的个人崇拜和用来威吓中共官员的反腐运动，习近平的统治比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更加巩固，但是仍比不上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获得群众支持，尽管毛邓的群众支持都是建立在矛盾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所得到的支持是基于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带来这些变革的社会革命是极度扭曲和官僚化的，但其规模无与伦比。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在于1960-70年代毛主义政权令群众疲惫丶失望，而且农村市场化改革（去集体化和私有化）早期的经济成果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习近平统治集团的权力尚未经历群众斗争和重大国际冲突的真正考验。习近平上升到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共政权陷入了困境。在很早之前统治精英就察觉到，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和过去的路线，那麽危机将不可避免。特别是要打破经济对于债务的依赖。

过去中央政府一直无力让自行其是的地方政府执行它的命令。这是问题的症结，也是习近平通过强力再集权想要解决的问题。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仍然是一群相互冲突的省级经济体。有些省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广东丶江苏和山东如果是独立的国家，甚至可以排入世界前20大经济体。就GDP来说，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远超过G20成员印度尼西亚丶土耳其和沙乌地·阿拉伯。

习近平以强硬立场对待香港和台湾，而且执著于打压港独团体，也是为了压制根深柢固的地方精英。当他在十九大开幕报告中说道：“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丶任何组织丶任何政党丶在任何时候丶以任何形式丶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此时会场上的掌声是最热烈的。北京加重对香港的政治打压部分是为了控制各省及其经济而杀鸡儆猴。

习近平得以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得益于国际局势近来的顺境，但国际局势未来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尽管特朗普的亚洲之行采取了一种低调丶非对抗性的路线，但他底下的美帝国主义正在重新尝试与澳大利亚丶印度和日本建立四方联盟，以图对抗中国在亚洲的主导权。在出访亚洲五国期间，特朗普和他手下官员反覆提到“印太地区”，而非一般所说的“亚太地区”。新的术语体现了美国政治战略的改变。

10年前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众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随之陷入政治混乱。最突出的就是美国，但英国脱欧之后的欧洲也是如此。这自然有利于习近平的计划。特朗普的笨拙与反覆无常让习近平得以将自己装扮成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支柱”，至今极大有利于了中国当局全球扩张的计划。尤其是在亚洲，但对于更广泛的地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CNN称2017年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获胜。习近平当局利用国际地位的提升帮助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

中共当然不是“共产主义”政党。它奉行的是右翼丶民族主义和亲资本主义政策。而且它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尽管它自夸有8800万党员（印度的右翼民族主义执政党“人民党”号称有1.1亿党员）。在中国，党和国家融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独裁组织。“党”控制著政府丶军队丶法院丶安全部门丶媒体和网络，并通过国有企业控制著关键的经济领域。如果将党政分离，那麽它们几乎一定会崩溃。这就解释了，为甚麽中国和国际资产阶级拥护现在的中共政权。除了少数狂热分子之外，全球资产阶级不希望看到中国崩溃，因为中国对于它们在全球的利润和经济前景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按美元计算，中国现在有647个亿万富豪，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有563个）。根据《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占全世界的36%。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亿万富豪人数上升了超过原来（251人）的两倍，其中三名富豪──李登海丶吴少勋，以及潘刚──是十九大的代表。去年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最贫穷的25%家庭（约有3.42亿人）只拥有全国1%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家庭（约1300万人，大部分都与中共有联系）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

这真实反映了中共政策残酷的阶级性，虽然中国与西方那种完全自由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中国资本主义没有丶而且也不可能效仿西方模式。过去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衰退让中国统治者更加确信他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比西方好。这就是“习近平思想”的真实含义。

与中共独裁者关系密切的中国精英，想要继续独占政治控制权，拒绝像“西方民主制度”那样分享权力。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特徵。因此中共坚持要对关键的经济杠杆保持控制。习近平的统治强化了中共政权的这些特徵，而且大大加强了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斗争。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常委正体现了这一点。作为中共的资深“理论家”，王沪宁相当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都鼓吹民族主义丶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王沪宁和其他新常委人选体现出，习近平将中共领导层人选从技术官僚转向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人物。美籍华人学者裴敏欣表示，“没错，习近平是世上几十年来最大一党国体下的最强大的领袖，但他影响中国的能力可能比他自己丶他的盟友以及外部观察者所期望的低得要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增强，镇压与专制措施加剧，是一种全球趋势。

市场改革计划

海外媒体都揣测，习近平现在牢牢控制大局，所以他在第二任期会努力推动市场改革。但这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2013年，当全球资产阶级为习近平的一长串经济改革计划鼓掌时，我们就警告道，无论中共领导层的主观愿望是什麽也好，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架构内存在强大的固有因素，令很多这些改革都可能不会实现。归根究底，这是因为党国体制中地方与中央的内斗。部分中国经济学者甚至将之与欧盟内布鲁塞尔与成员国之间的斗争作比较。

习近平经济政策的主调似乎会保持现状，以优化和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包括在政府管控下利用私人和外国资本。但随著外资越来越对中国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缓慢速度感到失望，北京会试图在经济政策上软硬兼施以取平衡。因此，下一段时期习近平可能会加速推行一部份改革措施，作为对外资压力的退让。一部分是因为中共政权需要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债券和股票市场，以纾缓国内银行的债务负担。另一部分是因为中共政权害怕世界各地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破坏。

反腐

就像我们所解释的那样，反腐运动主要是习近平用来巩固权力的政治工具，而不是真的要清理泛滥的贪腐问题。这场运动是习近平第一个任期里最受吹捧的“成就”。据报导，有140万大小官员（也就是所谓的老虎和苍蝇）被调查，约170名高级政府官员和60名将领落马。但是大部分官员只是受到轻微处罚，例如撤职或降级，只有不到10%受到刑事指控。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薄熙来之外，反腐运动没有波及其他的太子党。而且薄熙来是在胡锦涛在位时被捕的。这当然说明习近平与太子党达成了幕后协议，否则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战到底的派系斗争。

习近平最亲密的盟友丶反腐沙皇王岐山离开领导层，在风平浪静的十九大上激起唯一一道涟漪。他因为已经到了69岁而不得不退休。长期以来有猜测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打破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规定，让王岐山留任。如果习近平真的做到的话，那就创下了一个先例，让他更容易在2022年之后开始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由于中共的政治是黑箱作业，我们难以确定王岐山到底遭遇了甚麽。可能是习近平为了“党内团结”和其他更重要的目标而牺牲了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岐山是郭文贵反中共运动的重要攻击目标。郭文贵称他是一个巨贪，指控他把大笔资金转移到了海外。现在有人猜测，郭文贵说的可能是事实。或许最有可能的是，王岐山的无情反腐遭到了精英们的反攻。《日经亚洲评论》的一份报告说，甚至在中纪委内部也有人反对王岐山留任。其他报道提到，在十九大召开前数星期，习近平与党元老举行了一场会议，决定要王歧山卸任。

或许，由于习近平试图弥合精英间的一部份裂隙，反腐运动也会降温。中纪委将会被改革成一个正式的国家机关。但是它仍然是习近平用来在党国机器内施加控制丶镇压反抗的重要政治武器。

高风险的赌注

习近平地位的上升并没有消除中国政权和精英集团内部的紧张关系（反映了社会基层的巨大矛盾），而是开启了一个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和专制政府来说充满风险的新时代。其统治基础是一连串即将爆发的危机：前所未有的巨额债务和金融投机丶日益恶化的警察社会和白色恐怖丶逐渐升温的民族主义。

下一时期我们会看到中国8亿工人的庞大队伍崛起，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的任务是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工人阶级国际主义争取群众支持，并以此改变中国和全世界。

中国输出国家镇压

发达的网络技术帮助了习近平，而且这些技术经常是西方“民主国家”开发和出售给中国的。中国正在投入大笔资金开发先进技术，这一部分是为了经济，另一部分是出于加强镇压能力等政治目的。全球2.45亿个监控摄像头有超过一半在中国（1.76亿），而且中国在人脸和声音识别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Google的前CEO和董事长史密特（Eric Schmidt）最近也警告说，未来10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可能会超过美国。《时代》杂志将人工智能称为“21世纪的太空竞赛”。中共当局计划将人工智能融入“维稳”工程，这并不是甚麽秘密。

中国因此成了“数字威权主义”的榜样，受到全世界不计其数的专制政权的效仿，例如俄罗斯丶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越来越多的政府像中国那样为了政治目的而操控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涉及65个国家的“网路自由报告”最近警告说：“迅速广传的技术可能会摧毁民主和公民运动”。有报导称，菲律宾政府招募了超过一万名网军，旨在淹没反对总统杜特蒂的声音。但这根本比不上中国超过1000万的“五毛”。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散播大量有利于中共当局的“新闻”和评论，以此作为收入来源。

小熊维尼

而且在网络上屏蔽与习近平体型相似的小熊维尼也反映出中共政权的高度敏感。年轻人将习近平称为“习特勒”也是反抗独裁的萌芽。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共政权对异见人士的打压上升到自1989年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之后最严重的程度。

近几年来，随著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也打算将镇压行动扩展到海外，例如在境外绑架批评中共政权的人，或者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压制对自己不利的宣传和政治辩论。在最近的此类事件中，澳洲一家出版公司迫于北京的压力取消出版一本名为《无声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书藉。作者为大学教授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据称在著作中讲述了中国政府如何渗透澳洲政局。

但是尽管资产阶级建制会放任中国当局的专制行动，全球群众的反对却会愈发激烈。我们反对中国和香港政治打压的国际运动就是以此为方向。我们完全不信任政府和精英，而是将希望寄予工人阶级。

以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遭到中共政权最严酷的打压。按照《卫报》所说，那里几乎已经变成“100%的警察国家”。首府乌鲁木齐（人口350万）有949个警察局，而伦敦（人口870万）也不过180个，纽约（人口850万）只有76个。最近，新疆当局逮捕了约500名哈萨克族人。现在哈萨克族也开始像维吾尔族那样成为镇压的目标。残酷镇压终将激起爆炸性的反弹，并给北京在中亚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经济扩张计划制造新的障碍。

最近有两个例子，突显出中共当局的极端敏感，以及其无限高的高科技国安预算。今年早些时候，山东网民王江峰因为将习近平称为“习包子”被判入狱两年。除了判决的严重程度之外，让人惊讶的是王江峰只是在微信群组中对朋友说过这样的话，而不是在公开的网络上。

郭文贵事件

更近些时候，有人因为穿著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T恤而被拘留。这句话是流亡富豪郭文贵的口头禅。他指控中共高层领导人贪污，其内容引起轰动但扑朔迷离，而让他得到了巨大的名声和数千万人的关注。

郭文贵可能是十九大前敌对派系用来打击习近平的代理人。或者，他在twitter上对中共作出攻击，只是为了获取知名度以免被美国政府迁返。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大批关注者都体现出了人们对于中共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北京的猛烈反击，例如向美国法庭起诉丶监禁郭文贵的亲人和助手丶寻求国际刑警和Facebook的帮助（后者关闭了郭文贵的帐号），已经让数百万人产生疑问，为甚麽习近平当局如此急切地想让郭文贵噤声？

尽管还不能确定郭文贵的动机和他所说的那些丑闻的真实性，但他最重要的指控（中共是掠夺巨额财富的强盗集团）并不会令人吃惊。过去几天有报导揭露，中共高官的家人（包括习近平的外甥女）大笔投资香港房地产。这当然并不是甚麽新闻。

湖南一中学隐瞒肺结核疫情

今年8月，湖南桃江一所中学多名学生被确诊患有肺结核，但直到不久前媒体介入调查之后，政府才开始公布患病人数。随后有媒体发现，早在去年7月就有学生患病，校方和当局长期隐瞒疫情，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受到传染。直到家长们发现许多学生都有类似症状，纷纷向学校提出疑虑，校方和医院才开始对所有学生进行体检。

校方和当局为了尽快平息事件，要求尚未痊愈的学生复学，医院甚至故意将一些学生的病情诊断得较轻。学生、家长和教师要求放假，避免疾病继续蔓延，却遭到拒绝。有报导称，校长为了不影响学生高考，曾放言“不死人就不放假”。校方甚至不允许学生戴口罩，以免引起恐慌。到10月时，疫情已蔓延到另一所学校。有家长前往省政府和北京上访，抗议这些荒唐举措并要求政府支付医疗费用，却被警方逮捕或恐吓、监视。

即便事件曝光后，当局仍试图掩盖真相。官方最初通报称确诊病例有29人，但随著媒体质疑数字造假，不到10天之后官方给出的确诊人数迅速增加到89人。有报导披露，现在已有第三所学校的学生患病，但当局没收了病历，称这名学生只是患有肺炎。这些官员不顾学生生命安危，只顾遮掩事实，以求少受惩罚。社会主义者要求成立独立的群众调查组彻查真相，公开所有调查结果，阻止疾病继续扩散，并惩处所有有罪官员和校方人员，为所有受害学生提供免费医治。

北京驱逐“低端人口”

11月18日，北京西红门镇一座移民工居住的公寓发生火灾，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北京市政府将这场悲剧作为藉口，大规模驱逐生活在郊区廉价出租房屋的移民工，也就是政府所说的“低端人口”。实际上清查违章建筑和安全隐患只是名义，迫迁计划是早已制定好的。有报导称，被驱逐者多达十万，其中许多人已经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超过10年。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临时住宿，直接将他们赶到寒冬的街头上。

这当然并不是像政府所说，是为了解决安全隐患。北京政府为了控制人口，从几年前就开始通过各种手段驱离非京籍人口。但这次行动最为严厉和野蛮，而且公然将移民工蔑称为“低端人口”，引发广泛谴责。有批评者讽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排华事件”。一名移民工告诉媒体，警察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在夜晚要求他和家人离开住处，而且只有10分钟收拾行李。不愿离开的人则被断水断电。200多名学者丶律师和艺术家联署抗议，指责当局践踏人权，结果一些联署者受到警方骚扰。一些NGO想要为被驱逐者提供住宿，则被警方叫停甚至解散。

社会主义者谴责中共政府驱逐移民工和打压反对者的专制政策。我们主张废除户籍壁垒，同时为所有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以及平等丶优质且廉价的住房丶教育丶医疗等公共服务。北京和全国各个城市有不计其数的空置房屋。习近平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他在十九大上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会没收这些闲置房屋，把它们变成公共房屋。要想实现这些诉求，需要劳动者积极的团结抗争，将整个经济体归于民主公有，才能反抗这个打压低层群众的独裁贪腐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