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零年

 龐巴維克主義經常成為右派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工具，龐巴維克主義把商業利潤歸咎於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根據龐巴維克主義右派得出了因為商業利潤是市場競爭與消費者對商品的主觀評價形成的邊際效益的產物所以商業利潤應該被參與市場競爭的資本家支配的結論，右派根據龐巴維克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次要的社會角色，資本家只要給工人階級工作機會，工人階級就應該感謝資本家，然後不要再向資本家爭取利益，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不如資本家的個人勞動，甚至工人階級的集體勞動增加之後，工人階級集體沒有資格要求增加薪水，龐巴維克主義為鄧右共產黨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龐巴維克主義是錯誤的，只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分析就會發覺龐巴維克主義是資方為了打壓勞方編造出來的謬論。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及其內在運動規律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正確的，所有的人類社會要存在和發展，都必須反覆地生產那個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物質產品。人類的物質生產過程，也就是勞動者使用一定的勞動工具（比如機器、工具、建築物）對一定的勞動對象（比如土地、自然資源、原材料）進行改造的勞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的勞動產品不是由生產者直接消費，而是通過在市場上買賣的方式在生產者之間發生交換，然後再被消費。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絕大部分勞動產品成為商品。需要說明的是，即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也有一部分勞動產品不是商品，比如家務勞動的產品。

       凡是商品，就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或者欲望的能力。交換價值，指的是一種商品可以按照一定的數量比例與另外一種商品相交換。如果按照現代經濟學的術語來說，交換價值指的就是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麵。

       在任何比較發達的商品經濟中，商品交換都不是採取直接的物物交換，而要以貨幣為媒介。起初，人們往往是採取在某一個社會中為人們廣泛接受的某一種商品作為交換媒介。後來，由於金、銀等貴金屬質地均勻、便於分割和攜帶、不易腐敗變質等特點，貨幣商品逐漸集中在金、銀等貴金屬上。以後，又出現了以國家法令強製發行的紙幣。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又形成了以銀行存款等信用手段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貨幣與各種商品之間的交換比率，就是咱們一般所說的商品價格，比如：一斤大米3元錢；一斤玉米麵2元錢等。

       那麼，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相對價格）到底是由什麼因素來決定的呢？在經濟學說史上一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不同商品能夠給消費者帶來的主觀滿意程度（所謂“效用”）決定的。現代資產階級的主流經濟學 —— 新古典經濟學 —— 所主張的就是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現在中國和外國的各大學中經濟系的學生所學習的微觀經濟學所教授的價格理論就是從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出發的。但是，從用科學方法來認識世界的角度來說，主觀效用價值論存在著一個顯然的問題。因為所謂“效用”來自於個人主觀的感覺，因而是無法觀察、無法測量，甚至在不同個人之間也無法比較、無法加總的，因而也就無法從科學上加以驗證。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應對這個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實際上是循環論證的“顯示偏好”理論。簡單說，如果我們觀察到一斤大米的價格是一斤玉米麵的1.5倍，那就一定表明，一個消費者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大米得到的主觀滿意度一定是從購買並消費最後一斤玉米麵得到的主觀滿意度的1.5倍（即大米和玉米之間的“邊際效用”之比是1.5倍）。這種主觀效用價值論實際上還有更加致命的缺陷。關於這種更加致命的缺陷，我們會在以後進一步分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則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這裡，直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生產一定商品的勞動過程中所直接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活勞動”）；間接勞動時間指的是為了生產一定商品而使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所包含的在過去發生的勞動時間（也叫“物化勞動”或“死勞動”）。凡是認為，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歸根到底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觀點，就是勞動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並不否認，在短期，各種商品的價格會因為需求的變化而上下波動，但是認為，在長期，各種商品之間的相互價格歸根結底是由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勞動價值論的產生，最初是來自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對中世紀晚期和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商品交換的長期經驗的總結。如果是在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可以從理論上證明，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圍繞它們各自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所謂簡單商品生產，就是勞動者自己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的商品生產。

       比如，一個農民在同等土壤和氣候條件下在一個季節可以種10畝地，可以種水稻，也可以種玉米。假設農民種10畝地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一樣，每畝地所使用的種子、肥料、農具等所需要的間接勞動時間也完全一樣。如果種水稻，畝產800斤，每畝可以出500斤大米，10畝地可以出5000斤大米；如果種玉米，畝產1000斤，每畝可以出750斤玉米麵，10畝地可以出7500斤玉米麵。同樣是在一個季節花費在10畝地上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或者可以得到5000斤大米，或者可以得到7500斤玉米麵。就是說，每斤大米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是每斤玉米麵的1.5倍。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5元一斤，玉米麵的價格是2元一斤，那麼農民種水稻就會比種玉米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水稻的種植面積，減少玉米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穫季節，大米價格就會下跌，玉米麵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如果現在市場上大米的價格是2元一斤，玉米麵的價格也是2元一斤，那麼農民種玉米就會比種水稻賺到更多的錢。這樣，農民就會增加玉米的種植面積，減少水稻的種植面積，經過一兩個收穫季節，玉米麵價格就會下跌，大米價格就會上升，直到兩者交換之比接近一斤大米換1.5斤玉米。

       所以，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一定是按照各自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之比上下波動的。關於這一點，實際上所有的經濟學派都承認。嚴肅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如果勞動是“唯一的生產要素”，那麼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在長期一定是由各自的勞動投入所決定的。

       馬克思比較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馬克思認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在質的方面是同一的，從而可以在量上相互比較、相互加總。比如，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麵，那麼，兩斤大米就可以換3斤玉米麵或者相當於一斤大米加1.5斤玉米麵。但是，作為使用價值，商品恰恰在質的方面不同，有各自不同的物理化學性能，滿足人們需要的不同方面，因而不可以在量上直接比較和加總。比如，一斤大米與一磅咖啡的使用價值無法直接比較，但是作為商品它們卻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交換。

       馬克思認為，商品能夠相互交換，說明它們之間一定有一種共同擁有的並且還可以用一定數量來表達的因素。這種共同的並且可以量化的因素，在馬克思看來，就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者說，將人們的勞動的各種具體表現形式（比如，種地、流水線裝配、開車床、快遞外賣、編程序等種種具體勞動）抽象掉以後所剩下的單純的體力和腦力耗費。馬克思將“價值”定義為這種商品中所包含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如果更加確切地說，價值就是人類勞動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社會正常生產條件和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一件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如上所述，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是由各自所包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因而也可以說，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

       生產一件商品的總的勞動時間包括勞動者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直接勞動時間以及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間接勞動時間。所以，一件商品的價值也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勞動者的直接勞動時間在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已經包含在所消耗的生產資料中的價值（或者說，生產資料中所包含的價值通過生產過程的消耗，從生產資料中“轉移”到了新商品中）。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也是所生產商品的全部價值的占有者。另一方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為了購買生產資料所支付的資本，馬克思稱之為“不變資本”（C）。意思是，這部分資本所帶來的生產資料，只是把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本身不帶來價值增殖。

       資本家為了購買勞動力所支付的資本，也就是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馬克思稱之為“可變資本”（V）。那麼，可變資本的大小或者說工資的多少，是怎樣決定的呢？如果商品是按照價值來交換的，那麼顯然，資本家所支付的不變資本就必然等於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值。這樣，倘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在勞動中新創造的價值，那麼資本家所付出的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就必然等於商品的總價值，那樣，資本家就不會賺到任何利潤。顯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作為一種一般的、平均的情況，這是不可能發生的。

       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上，工人賣給資本家的，實際上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因為勞動是一種人的活動或者過程，是不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的勞動能力是商品，是可以被買賣的。但是工人要維持自己的勞動能力，就必須進行生活消費。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都由工人用來購買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工人家庭的“儲蓄”實際也要用於子女未來的必需消費或者工人本人未來喪失勞動能力時的必需消費）。所以，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工資實際上是工人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在資本主義市場中也圍繞勞動力的價值上下波動。勞動力的價值則由工人家庭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各種消費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在馬克思的時代，這種“正常”生活水平基本意味著工人家庭勉強維持生存。此後，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水平也在不斷提高。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的“正常”生活水平以及勞動力價值都主要是由階級鬥爭以及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來決定的。

       如果工人勞動所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那麼多出來的部分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剩餘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要獲得利潤的一般條件，就是整個社會的剩餘價值要大於零，或者說整個社會的工人所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他們的勞動力價值。這當然並不排除個別的資本家會虧損，也不妨礙另外一些個別的資本家獲得大大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如果從勞動時間的角度來說，工人新創造的價值要大於工人自身的勞動力價值就意味著工人的勞動時間長度必須要大於工人及其家庭所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其中沒有地主，也沒有金融資本家，這樣，全部剩餘價值都歸生產資本家占有，後者的利潤也就等於剩餘價值（用S來表示）。那麼，資本家的利潤率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計算：

利潤率 = S / (C + V) = (S/V) / (C/V + 1)

       其中，S/V就是剩餘價值率。剩餘價值率反映了工人勞動新創造的價值在勞動力價值和剩餘價值之間分割的情況，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或者某一個資本主義企業對工人的剝削程度。C/V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有機構成”。資本有機構成是生產中使用的生產資料價值與勞動力價值之比，反映了資本主義企業的機械化水平或者資本主義經濟的技術進步程度。

       如果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的勞動力市場比較發達，各個行業的工人之間相互競爭，那麼這種競爭會使得各個行業同工種、同等技術水平的工人之間的工資趨於一致。如果所有工人的勞動時間一樣（從而新創造的價值也一樣），勞動力價值也一樣，那麼他們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剩餘價值也就一樣。所以，可以認為，在各個行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剩餘價值率有著相互趨同的趨勢。

       但是，一般來說，各個行業的機械化水平和技術進步程度不盡一致，因此，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很可能是不一樣的。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來，如果商品都按價值來交換，各個行業的剩餘價值率趨同或大致相同，但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卻不一樣，那麼各個行業的利潤率必然不一樣。所以，如果商品按照價值來交換，就會出現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行業利潤率低而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行業利潤率高的情況。

       然而，資本家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儘可能多的利潤。如果各個行業的利潤率不一致，利潤率較低的行業中的資本家就會減少投資，將資本努力轉移到利潤率較高的行業。這樣，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生產就會減少，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生產就會增加；這會進一步造成原來利潤率較低行業的產品價格上漲，原來利潤率較高行業的產品價格下跌，直至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形成利潤率平均化。

       在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各個行業的產品必然都要按照新形成的價格來交換，也就是說不再嚴格地按照價值來交換。在利潤率平均化以後所形成的新的市場價格圍繞波動的重心就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長期均衡價格”（也就是在長期的市場供給和需求之間大致平衡時的價格），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價格”。

       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數學關繫到底是怎樣的？生產價格對價值的偏離是不是違反或者顛覆了勞動價值論？這些問題，便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著名的“轉形問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會導致各個行業之間剩餘價值率趨同；但是各個行業的資本有機構成不盡一致。這樣，如果各個行業的產品都按價值來出售，就會發生不同行業的利潤率（每單位資本可以獲得的剩餘價值）有高有低的情況。這時，資本就會從利潤率低的行業流向利潤率高的行業，這種流動會壓低原來利潤率高的行業的產品價格、抬高原來利潤率低的行業的產品價格，導致價格偏離價值。當利潤率完全平均化以後形成的新的長期均衡價格，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價格”；因為利潤率平均化而引起的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說的“轉形問題”。

下面我們用一個簡單的數字例子來說明轉形問題。假設一個簡單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只生產兩種商品，一種商品用於工人的必需消費品，我們稱之為“工資品”，另外一種商品用於生產資料，我們稱之為“資本品”。假設一開始所有的商品都按價值出售，兩種商品各自投入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價值、利潤率如表一：

表一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商品按價值出售）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剩餘價值

100

100

200

總價值

400

30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

1

1

利潤率

33.3%

50%

40%

       在表一中，資本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高（2:1），工資品部門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1:1）（可以設想資本品部門代表的是重工業部門，而工資品部門代表的是農業和輕工業部門）。兩個部門投入的活勞動都是200，剩餘價值率都是100%；所以，在200單位活勞動中，100單位用於補償勞動力價值（資本家花費等量的可變資本），另外100單位是工人所生產的超出勞動力價值的剩餘價值。

       嚴格來說，利潤率應當用剩餘價值除以資本家投入的全部預付資本。這裡，我們忽略資本周轉的問題，假設預付總資本等於資本家實際使用的總資本（相當於假設資本周轉率為1）。這樣，利潤率就可以用剩餘價值除以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計算結果，如果兩個部門的產品都按價值出售，那麼，資本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33.3%，而工資品部門的利潤率將是50%。因為假設所有商品都按價值出售，所以每單位價值所對應的商品價格現在都是1。

       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當兩個部門的利潤率不一致時，資本必然要從利潤率低的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部門，直至利潤率平均化。所以問題就在於，怎樣計算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形成的生產價格，並解釋由此形成的生產價格與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間的關係。

       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做了計算生產價格的嘗試。我們在這裡先介紹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然後再說明為什麼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是不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的設想是這樣的，當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所有的資本家都應該得到同樣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從表一中可以看出，當商品按價值出售時，全社會的平均利潤率是40%。如果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都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由此可以算出，資本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300 * 40% = 120；工資品部門的資本家將得到的利潤為總資本200 * 40% = 80。由此得到的結果可以概括在表二中：

表二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00

100

300

可變資本

100

100

200

利潤

120

80

200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40%

40%

40%

       在表二中，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得到社會平均利潤率以後，資本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420，比總價值多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1.05；工資品部門的總生產價格是380，比總價值少了20，單位價值的價格變成了0.933。但是，總生產價格仍然等於總價值（都是700）。此外，總利潤仍然等於總剩餘價值（都是200）。“轉形”以後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仍然等於轉形前的社會平均利潤率（都是40%）。馬克思據此認為，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並不改變勞動價值論的基本結論。在整個經濟中，商品總量仍然按價值出售，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餘價值（也就是來自於工人的剩餘勞動）。唯一的變化，是一部分剩餘價值（在表二中，20單位的剩餘價值）從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部門（工資品部門）再分配到了資本有機構成較高的部門（資本品部門）。

       但是，如果仔細考慮，就會發現，馬克思所計算的生產價格並不完全正確。在表二中，最終產品是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的。但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各自購買的商品卻仍然按價值計算。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按生產價格計算後，資本品的價格上漲了，從而生產資料的價格上漲了，那麼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不變資本應該也要上漲。另一方面，按生產價格計算後，工資品的價格下降了，這樣如果工人的實際工資不變，資本家就可以支付更低的勞動力價格，從而資本家所需要投入的可變資本也會發生下降。這樣，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都需要重新計算。由此計算得出的結果見表三：

表三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馬克思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16.7

81.7

198.4

生產價格

420

280

700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

0.933

1

利潤率

38.5%

41.2%

39.6%

       表三中，兩個部門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最終產品的價格都按馬克思的生產價格計算，利潤則用最終產品的總價格減去總成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和）來計算。但是，這樣計算以後，就會發現，兩個部門的利潤率又發生了不一致。資本仍然會從利潤率較低的部門（資本品部門）流向利潤率較高的部門（工資品部門）。此外，社會平均利潤率也從原來的40%變成了39.6%。這樣，就必須重新計算新的利潤率平均化完成以後的新生產價格。如果仍然按照馬克思的思路，按照新的平均利潤率（39.6%）來重新計算兩個部門的資本家各自應得的利潤，然後重新計算生產價格，由此而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稱之為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馬克思計算的生產價格是第一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計算結果見表四：

表四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0

105

315

可變資本

93.3

93.3

186.6

利潤

120.1

78.5

198.6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6%

39.6%

39.6%

       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資本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上升，工資品的價格有了進一步下降。此外，第二次轉形以後所計算出來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但這是由計算中的四捨五入誤差引起的，不具有理論意義。經過第二次轉形以後，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又發生了偏離。為了消除這種偏離，又需要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得結果見表五：

表五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二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3

78.6

197.9

生產價格

423.4

276.8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59

0.923

1.000

利潤率

39.2%

39.7%

39.4%

       在表五中，兩部門之間的利潤率仍然有微小的差距（0.5%），需要做再一次轉形。用新的社會平均利潤率（39.4%）計算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所得結果見表六：

表六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1.8

105.9

317.7

可變資本

92.3

92.3

184.6

利潤

119.8

78.1

197.9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4%

39.4%

       按第三次轉形後的生產價格重新計算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所使用的價格，所得結果見表七：

表七 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按第三次轉形後生產價格計算）

資本品

工資品

合計或平均值

不變資本

212

106

318

可變資本

92.1

92.1

184.2

利潤

119.8

78.2

198

生產價格

423.9

276.3

700.2

單位價值的價格

1.060

0.921

1.000

利潤率

39.4%

39.5%

39.4%

       如果不考慮由四捨五入引起的誤差，表七所得到的兩部門利潤率已經差不多完全一致，與表六所使用的利潤率也差不多完全一致。最終產品的價格與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各自使用的價格也已經完全一致。由此得出的生產價格可以認為是利潤率平均化完成後的長期均衡價格。

       如果將表七的結果與表一和表二的結果相比較，可以發現，在設定總價值仍然等於總生產價格的前提下（表七中的總生產價格略大於總價值是由四捨五入誤差造成的），總利潤不完全等於總剩餘價值（比總剩餘價值要少2），按生產價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也不完全等於按價值計算的社會平均利潤率（前者比後者略小0.6%）。不過，經過反覆疊代計算後，在第三次轉形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與馬克思第一次轉形後所計算的生產價格相差並不大。所以，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雖然不能說完全正確，但可以認為是近似正確的結果。

       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發表以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鼓譟一時，紛紛宣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實際上放棄了勞動價值論，承認商品價格不再由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由此引起的關於轉形問題的爭論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不學無術的右派分子宣傳什麼轉形問題推翻了勞動價值論、資產階級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論讓馬克思“傻眼了”一類的低級謠言。

       對數學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從上面的演算中可能已經意識到了，上面通過反覆疊代來求解生產價格、平均利潤率的過程實際上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解決。

       如果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轉形問題，將得到怎樣的答案？最後“傻眼”的到底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主觀邊際效用價值論？關於這些問題，我們接下來再進一步探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關於價值轉變為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可以用聯立方程式來求解。在馬克思去世以後的一百多年中，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就轉形問題展開了大量討論。在關於轉形問題的理論討論中，常常假設有N個部門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並用線性代數方法來求解。這裡，為了通俗起見，我們還是假設一個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但是所講的基本道理是一樣的。

仍然假設一個資本主義經濟只生產兩種商品：資本品和工資品。兩種商品各自所使用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以及各自生產的總價值、剩餘價值都與表一中所介紹的數據一樣。

這樣，資本品部門和工資品部門各自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與總價格、平均利潤率之間的關係可以用下面兩個等式來表示：

資本品：(200P1 + 100P2) * (1 + r) = 400P1

工資品：(100P1 + 100P2) * (1 + r) = 300P2

   其中，P1 是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P2 是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r 是轉形完成以後的平均利潤率。這兩個等式的意思是，在資本品、工資品部門中，各自的總成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乘以（1 + 利潤率）以後等於各自的總價格。

   這裡，有三個未知數（資本品價格、工資品價格、平均利潤率），但是只有兩個等式。粗通代數的讀者知道，這樣無法將三個未知數全部解出，而只能求解兩個未知數。從經濟學的意義來說，根據上面兩個等式，只能求解出平均利潤率以及兩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P1/P2），而無法求出兩個商品各自的絕對價格。

   這實際上與勞動價值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無論是簡單的勞動價值論（即認為商品按價值來交換）還是經過轉形以後所得出的生產價格，實際上都是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相互之間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應當與由價值或生產價格所決定的某種長期均衡價格成比例。因此，嚴格來說，勞動價值論只能用來解釋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而不能用來解釋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用以前用過的例子來說，勞動價值論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麼一斤大米可以換1.5斤玉米麵，而不是一元錢可以買多少大米或玉米麵。後者（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涉及的不是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而是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貨幣與商品之間的平均交換比例（即絕對價格水平）是由總的商品供應量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係、貨幣流通速度等因素決定的，這裡暫且不討論。

   但是，為了與馬克思所計算的轉形問題的解相比較，還是可以另外做一個假設，再增加一個等式。這樣就可以分別計算兩種商品的絕對價格。這裡要說明一下，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完全是為了與馬克思的計算做比較的目的。無論這個新增加的等式做怎樣的假設，都不影響兩種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相對價格和平均利潤率可以完全由前兩個等式計算出來。

   在第三個等式中假設兩種商品的總價格在絕對量上等於它們的總價值：

（假設）總價格等於總價值：400P1 + 300P2 = 700

   現在共有三個等式、三個未知數，經過求解，可以算出，資本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1.06，工資品單位價值的價格是0.92，平均利潤率是39.4%。如果與表七的數據相比較，可以看出，如果不考慮四捨五入等誤差，這些結果實際上與用馬克思的方法做三次轉形以後得出的結果完全一致。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怎樣來理解轉形問題呢？我們知道，商品既有使用價值又有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指的是一定商品滿足人類某種需要或欲望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商品的某種物質特性，反映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商品的交換價值則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之間交往的結果，因此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係。

        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勞動者占有自身所使用的生產資料，商品生產者也是勞動者，商品生產者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在付出等量勞動的前提下獲得儘可能多的貨幣收入。這樣，商品生產者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就會導致在均衡狀態下（供求一致時），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相對價格）與各個商品各自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括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成比例，也就是與商品的價值成比例。

        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者也是資本家。資本家追求的不是付出等量勞動後獲得儘可能多的貨幣收入，而是付出等量資本後獲得儘可能多的利潤。資本家之間相互競爭的結果，是形成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長期均衡價格（即生產價格）。如上面的聯立方程解所表明的，要求解利潤率平均化條件下的相對價格，不僅要了解各個商品的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和間接勞動時間，還必須要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所創造的新價值怎樣分割為勞動力價值（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或者說，必須了解直接勞動時間怎樣再分割為必要勞動時間（工人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工人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時間）。可以證明，無論是在簡單的兩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還是在N部門資本主義經濟模型中，只要知道了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勞動時間、間接勞動時間以及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劃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就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互之間的相對價格以及全社會平均利潤率的唯一解。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轉形問題”無非是說，隨著簡單商品生產被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所代替，從而商品生產者從事生產的生產關係發生了變化，那麼反映商品生產者之間社會關係的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也必然發生變化。在簡單商品生產條件下，只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就可以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而在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因為勞動者不再占有自己所生產的全部價值，要確立商品之間的均衡（相對）價格，就不僅需要知道各個商品生產所需要的直接和間接勞動時間，還需要知道工人新生產的價值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如何分配（即知道直接勞動時間如何在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之間分割）。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均衡（相對）價格，不僅要反映資本家之間的關係，還要反映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

        在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初步求解中，馬克思發現，在第一步轉形以後，商品總生產價格等於總價值，同時資本家的總利潤等於總剩餘價值。馬克思據此得出結論，在轉形以後，資本家的總利潤仍然來自於總剩餘價值。但是，馬克思對轉形問題的解並非完全正確。在經過多次轉形以後，或者用聯立方程式對生產價格求解以後，所得出的資本家的總利潤在數量上並不完全等於總剩餘價值。這一結果，是否會引起對於資本家的總利潤來自於總剩餘價值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的質疑呢？

        到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用線性代數方法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研究，結果得出了“當且僅當剩餘價值率為正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平均利潤率才得為正”這一基本結論，在有的文獻中也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基本定理”。換言之，只有當工人的勞動時間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工人新創造的價值大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即存在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時），整個社會的資本家階級才能獲得正利潤。這就從數學上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的利潤只能來自資本家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如果假設資本品和工資品各自投入的可變資本是150而不是100，同時工人在兩個部門中各自生產的價值不變，那就相當於剩餘價值率從100%變成了33.3%。再重新求解生產價格和社會平均利潤率。那麼，就會發現，如此得出的社會平均利潤率會大大變小，同時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也會大大變小。

        如果再進一步假設工人的勞動力價值繼續提高，直至兩個部門的可變資本都變為200，從而剩餘價值率為零，那麼，社會平均利潤率也會為零。這時，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也就變成了簡單商品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就會完全消失。

        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關於轉形問題的辯論一直在純理論範圍進行。一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統計的發展，特別是有了連續多年的多部門投入產出表以後，人們才可以用大量的統計數據來驗證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對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商品價格的解釋能力。結果，讓人們吃驚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價格竟然依然可以大致用馬克思的商品價值來解釋。經濟學家們研究了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韓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希臘等很多國家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商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的價值）可以解釋大約80-90%現實中所觀察到的商品相對價格變化。最近，有兩位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籍馬克思主義學者研究了1990-2012年期間中國各部門的商品價格。結果發現，馬克思的價值也可以解釋80%以上所觀察到的中國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有科學研究經驗的讀者應該知道，一種科學理論，如果能解釋80%以上它所關注的自然或社會現象，那麼基本可以說明，這種理論已經牢牢地把握了這些現象背後的客觀規律。

        所以，上述的研究結果足以表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於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商品價格仍然有著很強的解釋能力，無論對於分析現實的資本主義經濟還是指導階級鬥爭，都是顛撲不破的科學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