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5  解除妨害自由思想的思想禁錮

中國近代歷史經歷的落後挨打，是中華傳統文化思想功能的缺失，社會失去製造社會文化新血的功能，這個新血就是新思想。沒有新思想使中國社會從內部失去自我提升而進入工業化的能力，並且在西方工業化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之後，未能像日本一樣迅速改變與適應新的環境，而是在舊文化思想的桎梏中掙扎，最後不得以革命與內戰的方式結束舊政權，建立新體制。誠然，新政權新體制是新思想革命的成功，在《中國道路》一章以已敘述。這個新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西方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中國社會現實結合的產物，馬列主義作為社會革命的旗幟，凝聚了社會的革命力量，而毛澤東思想將社會革命的力量與社會現實結合，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個思想就包含對中國社會，以及舊的傳統文化與思想的深刻理解。而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僅有旗幟性的作用，即凝聚力量的聚旗作用，這也是毛澤東在戰爭年代總是不得不在黨內進行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就意識形態理論而言，教條主義就是原教旨主義，才是真正的意識形態理論，毛澤東思想則是以中國社會現實基礎對意識形態理論的修正，沒有毛澤東的修正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而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革命成功，中國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作為體制思想理論基礎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自然而然成為社會文化與經濟工作的指導方針，中國也經歷了極左的歷史時期。也許極左時期的錯誤可歸之於政治領袖的思想因素，然而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基礎無論對政治領袖與執政黨，以及社會思想都有着絕對的思想引導與遮掩作用，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初期，出現關于姓社姓資的討論，這就是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牽引與禁錮，社會不同思想對改革方向的回應。思想需要批判，批判是思想進步的源泉，事實是最好的思想批判也是最有力的批判。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教條同樣能規定與扭曲社會思想批判的方向，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無疑起到打破思想框框的作用。現在中國社會已不需要所謂姓社姓資的討論，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已做出有力的批判，改革開放過程確立的鄧小平理論就是對意識形態教條或原教旨的修正。

然而意識形態理論是執政黨立黨立國的思想理論基礎，就理論而言是執政黨一切行為的最終指導，從中國革命到和平建設的歷史時期，執政黨始終不得不面對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或教條對社會實踐的思想限定，不得不面對教條思想造成的黨的思想與理論的混亂與分裂，總是要經歷無數的失誤與挫折仍不足以糾正錯誤，最終仍然需要政治領袖強有力的領導去改變中國的航向，也為這種改變提供相應的思想理論。從革命年代的毛澤東思想，到改革開放時期的鄧小平理論，新的思想與理論為革命及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新思想與理論產生過程所經歷的思想理論鬥爭，也說明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對社會思想所具有強大影響與禁錮，甚至不允許關於意識形態思想的討論與批判。而思想理論的討論與批判也不足於確立新思想的領導地位的，在戰爭年代如果沒有當年紅軍的軍事失敗，就不會有毛澤東重新成為黨的領導人的可能，也就不會有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確立。同樣如果沒有極左意識形態思想帶來經濟發展的困難與社會障礙，與鄧小平作為黨的領袖，也不會有改革開放與鄧小平理論的確立。歷史表明，新思想的勝利往往以舊思想意識理論實踐的失敗為前提，並輔之於政治權力鬥爭勝利為基礎，也說明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對社會思想的強大控制力。簡而言之，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在思想上已成為一種思想框框，規定了思想的方向與界限，並不利於社會思想的解放，不利於真正的思想自由，自由思想。在西方社會的歷史，思想促進社會物質的改變或進步，而在中國由於人治的文化傳統，特殊環境（社會政治力量或領袖）改變思想的方向，進而影響社會，現代的毛與鄧，歷史上的皇權暴力。

二十一世紀無論是人類社會，還是中國都跨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是十九世紀西方社會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思想理論，這些思想理論是相應社會矛盾鬥爭的產物，代表的是相應社會歷史時期一定社會階層的社會利益，或追求社會大多數個體的利益。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作為社會的理想發展的理論體系，其中包含未來社會的設想，也包含作為社會物質基礎的設想，經過一百多年的社會發展，現代社會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這與意識形態理論產生的社會環境，十九世紀的資本原始積累與野蠻生長時期的西方社會，在社會的不同群體與階層等方面都有着量與質的不同。

西方社會已進入福利社會，社會中產階層的形成，意識形態理論所表述的激烈的不可調和的社會階級或階層群體衝突，不再成為潛在的重大社會危機，至少不是迫在眉睫，社會必須沒對的問題，而資本主義面對的社會問題同樣是社會主義面對的問題，即貧富的分化與社會經濟危機。無論是哈耶克自由主義，凱恩斯的政府干預，還是馬克思主義都僅是解決社會問題的一個思考維度，而不是唯一的工具。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其本身就是以解決社會弊病與建立理想社會為目標而人為設定的目標或“真理”，在社會意識上具有真理的唯一性與終極性，有如世俗宗教限定了思想的規範，不利於思想的真正解放，只有思想的自由與徹底解放才能做到中華文化與思想的復興。

11.16  摒棄不切實際思想觀念

在每個特定的人類歷史時期，與社會物質生產相適應，必然有其特定的社會文化與思想成果。社會文化與思想理論並非空中閣樓，而是建立在堅實的思想意識與精神意識之上，這些思想與精神意識的基礎就是一系列的文化以及思想概念，而概念的基礎就是社會現實與物質環境基礎。這個過程就是，觀察得出印象進而產生觀念，觀念的抽象與一般化產生概念，社會為追求最大利益產生新思想理念即理論，新概念就是新思想理念的基礎，新思想理念成為建築新社會思想根基，新理念與理論在現實中不斷修正。社會現實與物質環境基礎是構建文化與思想體系基礎概念的來源，產生文化與思想理論概念的最原始的最真實的材料。即是社會文化與理論建立在概念之上，概念建立在社會現實及物質之上，社會現實與物質基礎隨物質生產環境與歷史時期的不同而改變，這就決定了社會文化與思想理論概念的時間性。隨着時間的推移或社會的進步，這些概念可能或已過時，即脫離社會現實，這也是為什麼社會文化會不斷改變，出現了舊文化與新文化的不同，原因就是社會產生了新文化的概念因素。思想理論同樣如此，隨着時間的推移與社會的改變，思想理論的基本概念也存在過時與淘汰的問題，其根本原因是時間的推移證明原有的符合社會實際的概念已不合時宜，或原有理論的概念設定過於理想或不切實際。理論就是在概念設定基礎上的推演與論證，概念錯誤就可能是根本性的錯誤，概念存在錯誤，就需要對概念做出修正，而概念無法修正或者概念是理論最根本的基礎設定而無法修正，社會現實又已證明是行不通的思想理論，這個思想理論就必然被淘汰。思想理論是建立在概念基礎上的思想推演與判斷，思想的推演與判斷過程同樣會存在錯誤的可能性，這種錯誤可能是理論的推演與判斷不夠嚴謹。無論是概念的失誤還是理論推演的錯誤，這都可能形成理論系統的陷阱。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概念的混淆，將某些思想意識的概念作為物質概念引用到社會理論體系，就有可能造成相關理論的錯誤。比如說人民與公民的概念，人民是一個有強烈政治意涵的概念，甚至僅是狹隘的社會革命理論的概念，公民則是一個嚴謹的社會身份概念。公民以法律為基礎，享有法律賦予的社會權利與責任，它是現代社會一個真實的社會因子，是現代社會的基礎與根本，公民可以通過一系列嚴謹的法律程序予以證明，或授予或剝奪某一社會分子的公民資格。人民則是一個與社會文化思想意識或革命理論相關思想的概念，是一個政治概念，而不是嚴謹的社會概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特別是革命歷史時期，人民就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社會成員。比如在中國革命的不同歷史時期，由於革命任務與目標的不同，農村鄉紳與民族資本家就被包含人民陣營之內或排斥在人民的陣營之外，人民的物質定義像一個可以移動的籬笆，某時期可以將一部分社會成員包含在人民之內，而另一個時期又將同一部分社會成員排除在外，這也許是社會革命歷史時期的特殊現象，然而在社會思想上卻非常容易沿用至和平建設時期，這就造成概念的不嚴謹與隨意性，也造成思想理論面對社會現實環境的不嚴謹與隨意，帶來社會實踐的問題，製造社會困擾，這也是一個意識形態思想造成的社會思想遮蔽。

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概念就含有許多像人民與革命這一類含混不清的概念，這與意識形態思想產生的本質與過程有着必然的關係。意識形態思想的產生就是對原有社會秩序與文化的否定與批判，本質就是一場社會革命。誠然，革命屬於特殊的社會歷史時期，社會革命需要激情與力量，而嚴謹不是社會革命的基礎，更不是必備的社會條件，人民或革命的籬笆或定義也會隨着政治的需要而移動，處在激烈社會革命的時期都基本出現這種情形，法國的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等等，許多曾是社會革命的分子，甚至革命的領袖分子，成為人民的敵人。革命理論是特殊的社會理論，屬於特殊的社會歷史時期，然而像人民這一類的概念在過去世界走向工業化的兩三百年，由於社會矛盾的激化與革命理論的盛行與普及，使許多具有特殊社會意義又不嚴謹的政治意識概念深入社會文化思想與生活，成為人們普遍思想意識而不受質疑，甚至成為天然正確的思想概念。然而在人類社會走入後工業化時代二十一世紀，這些屬於舊時代或革命時代不嚴謹的概念也在無形中影響人們乃至社會大眾的思想模式，也必然扭曲客觀嚴謹的社會文化思想。

剝削也是一個像人民一樣的政治概念，而不是經濟概念，經濟學應該是一門純科學，社會經濟活動不存在一種活動或某個環節，或存在普遍可以量化的資本稱為剝削，理論研究的是普遍性現象的解說與規律，以及背後的本質，而對特殊現象，也必然有相應的社會或環境條件，特殊現象也隨着環境地改變而改變。剝削是勞資雙方再一定社會供需條件下，對生產利潤分配結果的主觀意識認知，是社會不同階層與群體力量對社會利益的博弈，應該屬於社會公平，社會管理或政治學範疇。通過罷工與組織工會，以及民主選舉或政治手段所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政治與管理問題，所以馬克思主義屬於政治經濟學。如果將剝削這種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引入社會的經濟管理就是一種誤導，使純粹的社會經濟活動塗上意識形態的色彩。現今的社會很少有將剝削概念引用於社會經濟活動，這就是社會的進步與對陳舊不嚴謹概念的淘汰。

這一類特殊的思想意識概念從產生到成熟，發展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社會文化思想概念，經歷了近代歷史與社會的發展過程，成為固有與自然而然的思想意識觀念。而近代社會由於工業化與資本生產造成的社會矛盾，使革命不僅是社會現實，也是社會的文化與思想，與革命相關的概念也是人們日常生活耳渲目染的社會觀念，並且成為社會產生新概念以及新思想意識的文化思想基礎，這些觀念與社會物質環境一樣成為現實存在，並鋪陳塑造社會的思想意識。然而社會物質環境是思想的客觀必然基礎，過時的觀念也是社會文化與環境的組成部分，這些過時的觀念只能扭曲與綁架社會思想，使思想落入陳腐窠臼。人民與革命僅是這一類觀念的部分例證，所有與意識形態理論概念，以及宗教思想概念對民眾與社會的思想都有類似的捆綁與遮掩效應，要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自由思想，思想自由，就必須自覺地的從這一系列概念中自我解放出來。

11.17  中國社會的思想弊端

社會思想並非憑空想象或空穴來風，而與社會的物質現實，以及歷史文化人文思想有着密切的關聯。客觀地說，自儒釋道成為中華文化主流也成為社會思想的主要源泉，中國傳統社會也不在有新思想的產生，社會思想不過是儒釋道的註解或延申，思想成為中華文化的短板，也制約着中國文化思想與社會文明的發展。中國社會阻礙思想自由的弊端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受傳統文化思想及思維模式的遮蔽，特點是注重事物表象的觀察，缺乏對事物本質的探究或哲學思考，或西方式的追求事物本質的哲學追問，結果是靈活有餘而缺乏原則，追求實用便宜而忽略根本。思想產品最終表現兩個方面的成果，對本質的追問產生理論，理論的運用產生社會效應或利益。本質追問帶來更深與廣的視野與思考，而運用與實踐帶來對理論的批判與修正，即證偽與修正。本質是基礎，運用是目的，沒有本質的探求，也能達到某些運用的目的，然而沒有本質的認知基礎就無法產生嚴謹紮實的思想基礎作為理論系統的根本，從而建立理論體系。缺乏理論體系，運用也就相對的偏狹，追求本質的理論體系的思維模式是新思想拓展的源泉。

由於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原因，中國社會文化與思想，缺乏或從來就不具備文化思想批判傳統，或缺乏文化思想批判的文化因素。毫無疑問，文化與思想批判是隨西風東漸的文化因素，在中國是近代才有的文化現象。而傳統的中國文人卻有固守門戶之見，黨同伐異的陋習，黨同伐異與文化思想批判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不問事實，秉承門戶之見或意識形態思想而爭鬥，這都會產生思想的遮蔽。

受意識形態理論的遮蔽，意識形態理論成為判別衡量社會事物對與錯的唯一標準。以自由民主價值或意識形態理論為唯一真理，不允許反思與批判，思想僵化，自我禁錮，意識形態思想神聖化宗教化，而不僅是分析社會的一種理論工具。在人類進步進化的歷程中，不論是宗教還是意識形態理論都是思想意識的積累與系統化，進而理論化，都是相應社會進步的階梯與抓手，形成理論從產生到成熟都需要相應的社會環境，也都必然有其社會與歷史階段的局限。隨着社會的進步，其階梯與抓手的歷史階段功能也逐漸逝去，甚至成為社會保守與落後的社會文化思想，遭受新思想的批判，漸而退出思想舞台，成為歷史，否則就可能成為新時代新思想的障礙。將意識形態思想作為一成不變永遠正確的思想，將窒息社會新思想。

中國社會有一種現象，即一放就亂，一管就死。一放就亂，說明社會大眾思想缺乏框框與原則，不知道底線在哪，方向在哪，評判的標準是什麼，社會大眾缺乏自覺的內在的社會思想的準則，心理上自覺或不自覺地總需要一根無形的繩子牽引，個體行為就是盲從，從眾心理，人云亦云。表現的是社會大眾，而根子卻在社會精英群體與文化思想界，精英群體也是一放就亂，社會精英群體與社會文化思想產品並沒有形成值得社會大眾可以遵循或仿效的楷模與準則，社會權威成為唯一準則，權威鬆動就是天下大亂，這是世俗社會的必然。而一管就死是因為中國社會文化強調服從與合作，社會大眾缺乏獨立思考的思想修養，放不知道底線在哪，受管也不知底線在哪，或懾於權威，委曲求全，所有一管就死，整個社會方方面面都自覺等待來自權威的引導，無論是重大社會行為或變革，以及社會思想也是如此，這都是社會缺乏獨立思考精神的表現。

社會個體缺乏獨立思考精神有着文化與歷史的原因，中國社會無論體制內體制外，政府與社會群體，跟風向上，惟上不唯實是普遍的思想作風，這涉及教育方面獨立人格的培養，也是威權體制社會的普遍現象。相較於古希臘哲人對問題的詰問方式問答，引導啟發與驅動個體對問題本身自我追問與思考，與追問相關的思考也只能是縱向延申，這就必然引向對問題本質的追問。中國社會基本採取傳統灌輸式的教育模式，這種教育模式將受教者頭腦當成容器，不論是施教者還是受教者都注重於往受教者頭腦里灌輸知識，灌輸的越多越好，猶如僵硬的生產模式，應試教育就是典型的灌輸式教育，誠然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培養大批熟練的白領生產者，然而不是思想者，而教育的目的不僅是傳輸知識，還應該培養產生思想的能力，培養思想創造只能通過啟發與引導思想者養成正確的思想方法與良好的思想習慣。嚴謹的思想方法與對本質的追問是培養正確思想方法與習慣的不二法門，嚴謹的思考與追問就是對觀察對象包括前人知識的分析與批判，養成自我對問題的詰問與回答有利於培養獨立的思想精神。中國文化的傳統思維模式與灌輸式教育影響社會個體的獨立思考精神， 沒有獨立的思考精神就難於產生新思想，社會文化思想必然走向停滯。蘇聯的垮台首先就是思想的垮台，對於社會問題舊思想遭遇障礙，意識形態思想框框局限無法給出解決問題的答案，也無法產生新思想，對外來思想也失去批判的能力，在外來思想的誘導下失去方向，最終是社會的失序與國家崩潰。

缺乏西方思想界嚴謹紮實的思想理論訓練，這即受傳統文化傳承的影響，同樣與教育相關。中國傳統人文及哲學思想與西方哲學思想，以及現代科學與人文知識有着本質的區別，儒釋道基本不講究嚴謹的思維模式，而現代文化思想需要基本哲學思想理論的訓練與嚴謹的邏輯思維基礎，這是正確思維與產生思想成果的根本。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類比思維模式，重表象而無需本質關聯，嚴謹並不重要。儘管現代中國人普遍接受現代文化教育，普遍擁有基本的現代文化知識，而傳統文化與思維模式對中國人而言，是社會生活的氛圍有如呼吸的空氣，嚴謹的哲學思想與邏輯思維則需要通過教育訓練與學習獲得，而東方特有的應試機制使教育成為填充式教育，而不是啟發式教育，受教者習慣於現有模式中找答案，而不是反思與挑戰。中國人在思維上普遍存在不嚴謹與不講常識的弊端，也即是缺乏嚴謹的邏輯思維，並未能在教育中得到應有的糾正與訓練，這在文化思想界也是常見現象，補強哲學或西方哲學與思維模式的基本訓練是唯一手段。

上述這些原因，都會不利於孕育與滋養社會的新思想。思想的批判是新思想的催生器，沒有客觀嚴謹論證的思想方法為基礎的思想批判，思想批判會失去紮實嚴謹的思想基礎，即使產生新思想也經不起推敲。

一方面是社會傳統文化的思想窠臼，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思想教條的禁錮，面對社會現實問題與思想挑戰，總是在舊思想理論框架與故紙堆里找答案，其明顯且共同的現象就是，對於發生在民主社會的許多現象，如社會失序或社會治理低效，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效分析，多注重於社會現象與結果的陳述，以結果正確推斷闡明手段與過程的正確，而不是追究事物的本質，正確結果背後的本質是什麼，而找出本質才是思想與理論提高的根本。以表象代替本質，就不會有對這些現象與結果的理論分析，也即是哲學的本質追問，這些現象與結果背後的社會本質是什麼。將無法解決的社會現實問題作為互相理論攻擊的工具，不問這是普遍現象或特殊現象，社會現實問題還是社會文化問題，不存在對事物的理論性分析，這都是社會思想貧乏與哲學思想訓練底蘊不足的表現。不糾正這些社會思想弊端，中國就難於成為思想大國，而思想是中國社會文化持續發展的基礎。舊有傳統文化思想固化了社會的思維模式，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規定了思想的方向與邊際，不打破這些框框就做不到真正的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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