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继绳 写于二零一五年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

　　毛泽东告别造反派是1968年的事，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提前说壹说。1967年7月，毛泽东对文化革命的壹个说法：“壹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1968年7月，毛泽东在召见北京“五大领袖”时说：“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壹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到1968年，“天下大乱”两年了，他期待的“天下大治”还没有影子。此时，毛泽东急切地期待恢复秩序。 “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委会，是1968年的主调。已经复职的官僚们和支保部队的军事官僚，借恢复秩序的机会全力挤压造反派。造反派怎能心甘情愿地被边缘化？有的地方搞“反复旧”反对支左部队和革委会（没成立革委会的就反“革筹”），有的地方造反派头头们采取了壹 些极端的对抗行动。广西造反派“4·22”为了迎战用支左部队的枪支武装起来的“广西联指”，竟然拦刧援助越南的武器！中央为此发了严厉的针对广西和全国造反派的“7·3布告”， 要示恢复秩序的态度十分强硬。7 月24 日，中央又颁布针对陕西和全国各地造反派“7·24布告”，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7·3布告”，不得违抗。”

　　造反派，当初作为毛为整治官僚们的“石头”，现在成了实现“天下大治”的绊脚石，成了“新生政权”革委会的对立面。不仅是恢复了职务的官员和支左部队，还是支持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都全力对造反派进行打压。造反派在走途无路的时候，各省壹些造反派头头们聚集北京寻找对策。1968年７月１７日，广州“红旗”派负责人、中山大学“8·31”头头武传斌等在北京航空学院聚会，参加者有贵州“4·11”、广西“4·22”、青海“8·18”、辽宁“8·31”、 河南“二七公社”、广东“红旗”、四川“反到底”、黑龙江“炮轰派”等全国著名的造反派。蒯大富听了壹会儿就走了。这些造反派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商讨对策，却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黑会”。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５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接见广西来京的两派群众组织头头和军队干部时，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口径壹致地严厉斥责造反派，审判式地追问这个“黑会”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对造反派已经没有耐心了。“7·3布告”，“7·24布告”，7月25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对造反派头头的严厉批评，说明毛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群众组织问题。而军管、派庞大的工作队是最有效的办法。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结束了武斗，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全部权力，两派群众组织同归于尽。这支接管部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和由这支部队支左的北京针织总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的工人组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入清华。从这壹天起，毛泽东利用造反派的战略终于结束，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

　　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时警告不听话的造反派：“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陕西的布告只适用陕西。那现在，再发壹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事后，壹些地方不听话的造反派真的当土匪被围剿了，广西“4·22”十万人被屠杀。其实，搞极端行为的不单是“4·22”，他们的对立面“广西联指”也是搞了的。军队和复职的老干部支持“广西联指”，“4·22”没有发言权了。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结束时，韩爱晶记下了这么壹个意味深长的细节：

　　壹个女工作人员，表情异常平静，她扶著毛主席胳膊，向客厅里走几步，掀起壹个黑色的布帘，走过去，布帘放下，留下林彪、周总理、中央领导和我们五个。?我们又分别跟林彪、周总理、江青、中央领导握手告别。没想到，在我们和其他中央领导握手告别，还站著说话的时候，那个黑色的布帘又掀开了，毛主席又回来了，我们又赶紧迎上去。毛主席走过来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妳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毛主席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毛主席说了壹会儿，我们又跟毛主席握手，依依不舍地，看看那个女工作人员，又掀起那个黑色布帘扶著毛主席走了。

　　毛泽东告别了造反派又回过头来交待不要整造反派，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毛泽东这次召见，是造反派的历史终结。人们已经受够了无政府状态的折磨，是该恢复秩序的时候了。怎样恢复秩序呢？壹是要告别破坏秩序的造反派，二是要恢复被造反派冲垮的官僚体制。在没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以后还得依靠原来的官员，官员们还是用原来的方式来行使权力。响应毛的号召起来冲击官僚体制的造反派，注定成为牺牲品。

　　毛泽东7·28召见时，多次表示支持“五大领袖”这些激进的造反派，多次批评温和的造反派“四壹四”，最使他不满的是《四壹四思潮必胜》壹文中的“打天下的不能坐天下”的说法。毛所指的不是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要坐天下，共产党已经坐稳了天下（毛搞文革是为了江山永固）；而是指打了天下的造反派应当坐天下。然而，只要利用官僚体系来恢复秩序，造反派就不可能坐天下。文化革命已经使造反派和官僚们结下了深仇大恨，要恢复秩序，只能让官僚们坐天下。官僚们坐了天下，造反派势必成为官僚们砧板上的鱼肉。

　　在7月28日那次召见中，毛泽东和造反派都流泪了。造反派是因为被边缘化而流泪，毛泽东是因为对待造反派的矛盾心情而流泪。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被送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从1966年10月到1968年7月28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学生造反派在政治舞台上活动只有20个月。

　　1969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第四条规定:“壹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传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毛泽东恩准的结社自由到此结束。群众组织退出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

　　总的来看，在十年文革中造反派的活动时间不到三年。如果说文革是“十年动乱”，造反派就不可能是动乱的主角。而造反派承受的打击就不只是三年了，且不说他们开始造反时受到的镇压，在此后的“壹打三反”、“壹批三查”、“清查‘5·16’分子”、“清理阶级队伍”等壹系列政治运动中，造反派都受到打击。

　　本来，造反派和官僚们都是毛泽东王朝的臣民。毛泽东指挥壹部分臣民（造反派）打击另壹部分臣民（官僚）。这种打击可能是错误的。事后，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朝廷还是那个朝廷，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官僚们壹方面继续称颂“圣主英明”、坚持原来的主义，壹方面报复奉“圣主”之命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官渡之战曹操打败了袁绍以后，发现袁绍那里有曹操营垒里的人写给袁绍的“效忠信”，曹操看也不看，全烧掉了。共产党的官僚没有曹操的胸怀！

　　1976年10月开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的“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运动，在不少地方演变为壹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成千上万的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壹次被斗争被关押，致伤、致残、自杀不在少数。这些情况，本书后面将专门介绍。

　　保守派在文革中保护了官员，官员们是非常感激他们的。加上保守派有维护既有的秩序、维护领导的权威的基本素质，适合于文革后的重建新秩序的需要。进入八十年代，保守派的头头多数受到重用，有的成了显赫的高官，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不加追究。至于在文革中维护官僚利益残杀群众的官员，文革以后，不仅不加追究，反而受到重用。广西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军区政委韦国清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群众组织“广西联指”屠杀了近十万群众。文革后不少人和受害者家属纷纷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壹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韦国清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制造“内人党”特大冤案的罪魁祸首之壹。这壹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 222人，致残87, 188人。但滕海清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壹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曾经对“内人党”这壹冤案提出过异议，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成为滕海清等人的替罪羊。

　　造反派哪能心服？1983年，以“颠覆国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罪、“反革命罪”，判了蒯大富17年重刑，蒯大富在辩护中问公诉人：“1966年我21岁，至少有几个问题没有看出来：第壹，毛主席犯错误；第二，林彪、江青是隐藏的坏人；第三，不知道刘少奇是冤枉的。请问公诉人：妳比我大十岁，1966年，妳以为毛主席犯错误了吗？妳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妳从来没有喊过‘打倒少刘奇’？”公诉人无言以对。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妳是我非。更不能壹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壹派的受害者至今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著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壹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接著，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汉军区搞所谓的“镇反”壹夜抓成千上万的群众，1968 年军人政权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69年在武汉镇压所谓的“5·16集团”和“北决杨分子”等迫害造反派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都造成成千上万人被斗被关、致伤致残，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后说：“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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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工人造反派和上海“壹月风暴”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真正起来了，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文革之火开始烧向机关、工厂和农村。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周岁的生日。他请部分人参加了他的小型生日宴会。吃饭时他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他在席间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工人造反派走上文革舞台

　　文革前中国工人阶层的状况。

　　终身在壹家工厂就业。用行政办法把劳动者统壹分配到企业以后，劳动者和企业保持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90％以上的职工在壹家工厂从青年干到退休年龄。就业稳定，但劳动者不能根据个人的爱好和特长选择职业和工作单位。

　　充分就业。对城镇户籍人口，政府强调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实际是“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工厂冗员约占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壹。

　　工资由国家统壹定级、统壹调整。企业利润全部上交国家，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没有关系。实行八级工资制，几年壹次在全国范围内统壹调整工资，每次只能有壹部分人能提级。1963年以后工资几乎冻结。职工家里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75年我到天津拖拉机厂调查，发现80%以上的工人都是二级工，月薪为41元。

　　就业、分配、保险三者合壹。进了工厂就按国家定的级别分配收入，就有了医疗、养老保险。工资、住房、保险都在就业的单位里落实。离开了单位，就没有收入，就失去了壹切保障。每个人都是“单位人”，单位决定工人的命运。

　　工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工作了几十年连壹间像样的住房也没有。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３.８平方米，１９７２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３平方米。祖宗三代人挤在壹间１０多平方米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很恶劣。铅吸收、苯中毒、汞中毒、汞吸收、硅肺等职业病相当普遍。

　　厂长平均工资相当于工人平均工资的3倍左右，差别不是很大。有权力人的优势主要不表现在工资上，而是表现在住房、医疗、短缺商品供应、子女的教育和工作安排等方面。政治理论和报刊舆论上强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少工人也以此自豪。但是，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对企业重大事情的发言权上，工人们并没有主人翁的体验。

　　文革前工人阶层的状况说明，他们是比较稳定的阶层，不容易让他们起来造反；但他们是非常贫困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是被底层官员的直接控制的。他们和官僚集团有著深刻的矛盾，壹旦鼓动他们起来造反，他们的反抗力量是强大的。

　　文革开始以后，让不让工人造反，有著激烈的争论。

　　1966年7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发出了工交企业开展文化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最近时期，部分产品质量下降、事故增多、设备维修计划完成得不好、某些产品产量开始下降”，通知要求工交企业和农村的文革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有领导、有计划、分期分批地进行，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建设双胜利。” 这个文件压制了工人造反。毛当时在外地，对这个文件很不高兴。

　　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革命。毛认为中国革命最早都是从学生开始，学生起来后，还是要靠工人，工人不起来不行。他说文革工人最早也是曾经起来的，可是没有很好的引导。毛让陈伯达起草个文件，陈伯达和王力起草了12条（即《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12条指示（草案）》。上海“安亭事件”之前，毛让把“12条”公开征求工人的意见。11月10日至13日，上海发生“安亭事件”。毛认定工人跨行业联合组织制造“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而 “12条”强调工厂文革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安亭事件”后，这个提法就变得保守了。

　　1966年11 月16日，中央委托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和石油工业部长余秋里主持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这个会有5部7市及各中央大区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讨论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革的问题。陈伯达和王力起草的“12条”交给工交座谈会上讨论，却遭到工交战线的领导干部们的激烈的批评。会议的发言者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由于生产不能中断，工交企业文革应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有所区别，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成立联合造反组织。工交座谈会之前，谷牧看到了“12条”，认为“12条”会搞乱工矿企业的正常秩序。在工交座谈会上，大家认为，文革如果在工交系统壹下子全面铺开，后果难以预料。认为文革是“革命热情”加“儿童游戏”，是“孙子斗爷爷”。认为“党政工团加民兵，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工厂里组织不少了，还成立什么群众组织！”会上，吕正操、段君毅、刘澜波、吕东、徐今强五位工交领导人走到周恩来面前，说：“我们挨批挨斗没有关系，生产建设无论如何不能乱搞！”情绪激昂，引起了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鸣。这就是后来说的“五部长包围总理”。工交座谈会上搞了壹个“15条”（即《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陈伯达看了“15条”很生气。11月21日，他把谷牧和余秋里叫到他那里，说：“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看不起，现在妳们也看不起，把我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他们二人觉得无法和陈伯达理论，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周说：“明天我和陶铸再听妳们壹次汇报。”晚10点，李富春在电话中对余秋里说：妳讲的问题，总理和我已经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1）工厂的业余文革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2）8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沉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修改，争取12月份发出；（4）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的提法删掉，不要把“当权派”划宽了。

　　12月4日至6日，林彪在怀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十五条”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已靠边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叫来参加。谷牧汇报时说工交战线有三个特点：第壹，工交战线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存在“黑线”问题；第二，工交战线的职工队伍基本是个好队伍，没有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问题；第三，工业生产的连续性和协作性要求生产不能中断。企业党组织工作不能停止。谷牧可能忘记了毛对甘肃白银厂和洛阳拖拉机厂的批示，毛在批示中明确指出有些工厂的官僚主义者成了和工人阶级对立的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他提的前两条显然和毛泽东的估计相差万里。谷牧的汇报招来了猛烈的批评。早已得知毛的意图的中央文革成员壹马当先。王力说：“按照妳说的三个特点，工交系统就不搞文革了？完全是走资派的论调。”王力还说这个汇报受到陶铸的影响，他问：“试问北京哪个工厂党委能统壹领导？统壹领导就是镇压革命。”康生说：“资本主义要复辟，工矿企业这壹环问题很大，壹个国家的变修，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基础，还不在于文教部门。”江青、谢富治也对谷牧的汇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说：“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妳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壹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他还分析了“怕”的三种情况。

　　12月6日，林彪作总结报告。他彻底否定了工交座谈会上提出的“十五条”。他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不对头，要来180度的大转弯。汇报提纲里的那三个特点的头两点要彻底打破。如果不打破那个东西就无所谓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必须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让它席卷每个领域，渗透于每个领域，有意识地把它扩大起来，深入起来，坚持下去。”他还说：“干部是关键问题，这个运动在壹定意义上说就是壹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壹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壹下！要让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都睡不著觉。”

　　当天，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同时附信说：“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

　　12月9日，毛泽东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这个文件提出“坚持8小时生产”和“业余闹革命”，但是，它强调工厂可以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工人“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进行革命串联”。学生和工人之间可以互相串连。12月10日，这个文件以中发［66］603号下发。

　　陶铸参加了中央处理上海“安亭事件”的会议，知道毛泽东支持上海”工总司”这样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却搞出了这个与毛的态度相反的“十五条”，毛很不满意，否定了“十五条”。毛否定“十五条”的会，陶铸参加了，他已经知道了毛的态度，谷牧拿出汇报提纲，他不制止。毛认为陶铸在刘邓时期就是这种思想，这次还是坚持这个观点。１２月４日至６日开了3天会，对工交座谈会、“十五条”、汇报提纲进行批评，批评谷牧，批评的内容都与陶铸有关。林彪等12月６日的发言不仅是针对谷牧，而是针对陶铸。陶铸倒台和工交要不要搞文革、如何搞文革有关。

　　陶铸1958年积极支持大跃进，对毛搞个人崇拜也很卖力。毛也很信任陶铸，让他担任中南局第壹书记。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后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八届十壹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进入中央以后，陶铸说了壹些过激的活，如：可以破除“内外有别”，把大字报贴到街上去；除毛、林以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但陶铸认为，运动要由党组织统壹领导，群众组织要服从原来党委的领导。他经常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他在中南局和王任重壹起大力镇压群众、大抓右派。中南局总结的抓右派的经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报告》被邓小平向下批发。

　　12月27日、28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陈伯达把陶铸造列为走资派，江青也说要打倒陶铸。１月４日，江青、陈伯达在武汉揪王任重代表团时，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第二天，“打倒陶铸！”的大标语贴满街头。

　　1967年1月８日，毛在中央会议上讲话中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壹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壹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壹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壹来就管住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毛说的照片里有刘邓的镜头，是新华社发稿前把邓小平的头置换了陈毅的头，当时被称为“换头术”事件。“换头”的原因是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陈毅不是，而公开发表照片时常委不能缺席。

　　有人到毛那里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说壹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倒台没有经过中央开会研究，就向群众公开宣布。在２月6日、10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毛两次批评陈伯达和江青，对陈伯达说：“妳是壹个政治局常委打倒另壹个政治局常委。”毛的这种批评，不是说打倒陶铸错了，而是不符合程序。

　　?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７３岁生日宴会上说：“有人藉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任何阻挡这场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壹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壹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我同陶铸的争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毛的鲜明态度，《工业十条》和“安亭事件”，使得工人群众组织合法化，工交战线各种群众组织迅速成立了起来。此后，工人取代了学生，成为文革的主力军。

　　工厂是生产单位，不管谁掌握了工厂的权力，除非弱智，都得重视生产。据我当时看到的情况，虽然工厂党组织被冲垮了，造反派掌了权，生产还在继续，工人还能坚持8小时工作。1966年12月，由于厌恶清华校内的派性斗争，我和几个同学组织了壹个名为“红色徒工战斗组”，到清河北京毛纺厂住了壹个月。我们每天半天到车间劳动，半天调查工厂文革情况。这个厂造反派头头洪某原来是厂里的医生，开始因造反被打成了“反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掌了权，洪某成了厂负责人。听说他们揪斗了党委组织科长，斗争会上组织科长的头发被人揪下了壹撮。组织科是厂里最有权力的部门之壹，对他的过度报复使我们不安。但这个厂的生产秩序没有乱，工人坚持8小时工作，生产也没有下降。不过，由于破除了工厂的壹些规章制度，工厂里的知识分子又受到了排斥，企业管理和技术工作的确是削弱了。

　　在学生造反的时候，壹些比较活跃的青年工人，早就突破工厂的禁令支持学生，甚至把造反学生引进工厂。这些人被厂党委打成了“反革命”、“新右派”，批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甚至由公安局拘捕。这些被整的工人中的壹些人，后来成了工人运动的领袖。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能量远远超过了学生造反派，到1968年初就完全取代了学生造反派，他们对社会影响巨大。“九大”进入中央委员会的红卫兵只有陈敢峰和聂元梓（其实聂是官员），而工人进入中委的却有20多人（其中有的人是上面指定的，不是造反派）。

　　“安亭事件”

　　1966年6、7月间，上海的工厂里出现了第壹批大字报。主要是批评本厂党委和驻厂四清工作队，起因大多是对某些具体问题处理的不满。在写大字报的同时，各单位出现了壹些各种名称的“战斗小组”。这些“战斗小组”大多受到本厂党委的打击。因造反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工人就到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静安区愚园路311号）求助，要求北京来的红卫兵帮他们平反。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坚定支持工人造反派。不过，多数北京来的红卫兵没有在上海长期停留，北京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包炮（原名包常甲，因毛的《炮打司令部》而改此名）长期留在上海支持工人造反者。北京来的红卫兵和上海的工人造反者认为，分散在各厂的造反组织势单力薄，最好建立壹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

　　11月6日，来自上海17家工厂的30多人，在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开会，主持人是包炮。会议从下午开到晚上，与会者先是控诉因造反而受到迫害的情况，有11家工厂将造反工人打成反革命。接著，讨论成立全市性工人组织。晚10点，有人家里有事，每厂留下壹个代表继续讨论。谢鹏飞（上海铁路装卸机械厂工人）认为自己的出身成份不好，推荐同厂另壹人留下来，自己退出。这17人当中有王洪文（国棉17厂保卫干事）、潘国平（玻璃机械厂工人）、叶昌明（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戴祖祥（上钢三厂工人）、陈阿大（良工阀门厂钳工）、黄金海（国棉31厂工人）、范国栋（保温瓶二厂工人）、岑麒麟（822厂的技术员）等。经反复讨论，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然后推选负责人。候选人有五位：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戴祖祥、陈阿大。包炮要求大家报家庭出身和自己的基本情况，在候选人中潘国平和王洪文两人给人的印象最好。潘国平比较活跃，能说会道，造反精神十足。王洪文，贫农出身，共产党员，在朝鲜打过仗，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黄金海提名王洪文，认为王洪文是党员，又比潘国平稳重。包炮也认为王洪文比较可靠。最终王洪文当选。

　　?“工总司”成立后，工人们最担心的是这个组织的合法性。如果不合法，不仅这个组织不能存在，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将会受到打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实际上壹直禁民间结社。如果民间力量组织起来，就可能打破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文革初期退了壹步，但也只允许工人在厂内成立写大字报的“战斗小组”，不能成立跨行业组织。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要求市长曹荻秋参加大会，承认他们是“合法组织”。上海市委坚持17年来的政治底线，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市长曹荻秋拒绝出席成立大会。市委还组织保守群众两次冲上主席台，阻止“工总司”成立，两派发生冲突。“工总司”到市委大楼造反。工人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等了几个小时没有见到市委领导人。上海市委通知他们到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集中，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根据市委的“三不”方针，宣讲中央有关不能成立跨行业组织的精神。此时已是10日凌晨，天下雨，工人们连午餐也没有吃，又冷又饿，就此回厂又怕日后挨整。在混乱中，有人提著喇叭高喊：“我们要到北京去！我们要见毛主主席！”自行车三厂工人孙福祥编造了壹个“特大喜讯”并用喇叭广播：“周总理来电，曹获秋不接见，我接见!”大家信以为真，王洪文等组织队伍上北京告状。在群体事件中，谣言常常对事态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的壹群人冲进北站，他们挤上了已经载满乘客、即将开往北京的626次客车，王秀珍在这批人中间。王洪文、潘国平见这趟车已满，就率1000多人挤上了开往郑州的756次客车。国务院接到上海市委报告后，让劝说工人下车，不要影响正常发车。劝说无效，王秀珍、戴祖祥登上的626次于上午5时发车，王洪文上去的756次临时改为602次列车上午7时发车。周恩来不同意这么多人北上，让铁道部运输局下令立即停车。上午8时17分602次停在安亭。这是连上海人也不知道的壹个小站。车头已摘走，只有列车趴在卸煤的岔道上。王秀珍、戴祖祥上去的那趟626次列车中午被停在南京车站。

　　沪宁线是中国的主要交通动脉。工总司这壹行动，造成沪宁线行车中断31小时34分。这是壹件很重大的事。上海市委速报中央。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处置办法。会上确定，分别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工人造反派发电报。这两个电报都是陈伯达起草的。给华东局的电报是要他们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拦车是革命行动，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派张春桥回上海说服工人。给工人造反派的电报说：“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就是大道理。”“妳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壹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妳们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妳们，妳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 1966年11月11日晚10时左右，张春桥乘空军专机飞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张春桥壹抵机场就给中央打电话，问：是先到上海市委，还是先到群众中去？陈伯达的回答说：先到群众中去，阻止群众来北京，就地把问题解决了。

　　张春桥赶到安亭已是11日夜12点。现场十分混乱，找不到领头者。原先在安亭做说服工作的市委干部找到了潘国平和包炮。后来又找来了王洪文和几名工人。张春桥和他们谈判。12日凌晨，谈判开始。张春桥到达安亭前沪宁线已经通行了。谈判的中心内容是让工人回到上海。张春桥壹开始就先声夺人：“妳们这样离开生产岗位，拦截火车，是犯罪，是道道地地的反革命事件；如果按中央以前的规定，光凭妳们破坏交通命脉，就够杀头的了。现在妳们给我回上海，今天商量是回去不回去的问题，有什么事，到上海再说。”王洪文、潘国平听了很紧张。北京来的红卫兵对张春桥的斥责不买账。王洪文、潘国平觉得这是壹个下台阶的机会，同意动员大家回上海，但提出了条件：承认工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承认他们这次行动是革命的；这次事件的责任在市委；等。

　　潘国平从附近的工厂找了两辆卡车，装上了高音喇叭。开到缷煤栈工人聚集的地方。张春桥、王洪文、潘国平站在卡车上，天下雨，王洪文替张春桥打伞，张不要，大家都淋在雨里。张让王洪文、潘国平动员大家回上海，王潘同意。潘国平向工人宣布谈判结果时，大家就轰了起来，说他背叛造反派。张春桥接过来讲话，第壹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来看望妳们！”下面群情激愤，“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经久不息。张春桥讲了近壹个小时，最后要大家回上海。包炮等红卫兵指责张春桥不支持工人。接著工人控诉当权派对他们的迫害，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工人的控诉从12日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3点多。听了工人的控诉，张的语气有所松动，承认上海市委执行了资反路线，说这些情况他负责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张春桥事后对徐景贤说：工人的过激行为是有原因的，他们要求成立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十六条”精神的，他来上海前中央文革的意见也许是应当改变的。但是，他还没有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事件，没承认工总司是革命造反组织，只是说先回到上海，到上海再谈。

　　整整13个小时，在雨中的张春桥和全体工人都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张看到再拖下去没有结果，让让王洪文宣布最后决定。王洪文拿起话筒宣布：工总司决定，全部人员回到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接著讲话：“工人同志们，妳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回厂抓革命促生产，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派我来上海，是来解决问题的，我壹定要把安亭事件处理好，解决不好，我决不回北京！”中午，国棉17厂派出汽车来接工人，王洪文带头上了车，其他人也陆续回到上海。

　　工总司的合法性问题没有解决，回到上海的工人怕回厂后被打成反革命。既然张春桥承诺回上海谈条件，他们就直接去文化广场要求和张春桥见面。黄金海直接把人从安亭带到文化广场。其他人也聚集到文化广场。

　　张春桥半夜才回家，由于淋了壹夜雨，感冒发烧了。下午，他到文化广场和工人见面。上海市委得知张春桥要和工人见面，中午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张春桥参加了。会上决定不能承认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怕这个口子壹开，就会全面失控。

　　11月13日，天气很冷。聚集在文化广场的人们都头戴工作帽，身穿工作服。黄金海布置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下午两点半，张春桥到了文化广场。在小休息室里和潘国平等人谈判。王洪文把自己工厂的工人安排回厂、回家后也赶到参加谈判。人太多，又换到大休息室谈判。

　　在谈判中，“工总司”提出五条，要张春桥签字。这五条是：壹，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承认１１月９日的大会及工人被迫上北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这次行动的后果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公开作检查；五，今后对“工总司”的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当时，张春桥不断地到另壹个房间打电话，每次回来很焦急的样子，不是电话没打通，就是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他干脆不打电话了，壹个人在空荡的屋子里来回走著，从这个墙角走到另壹墙角，反复地画对角线。最后，他像下了决心似的回到谈判桌上。他在第二条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后面加了壹句话：“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应派少数代表”。最后签上“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１３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汇报了他谈判“五项协定”的经过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张春桥电话刚放下，陈丕显就给陈伯达打来了电话，气壮如牛，非常气愤，批评张春桥，说他不该签字，说他不跟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说他目无法纪。陈丕显的态度代表了上海市委的态度。陈伯达说：“我的老乡，不要生那么大的气，好好商量，已经签了字，怎么办，再研究。”

　　的确，这是壹个关键而危险的签字。说它危险，壹是因为突破了工人不能搞垮行业组织的规定，而他出发前陈伯达已让他带来电报原稿中已有明确的态度；二是壹旦工人像学生那样参加文革，对生产、对社会影响的后果无法估计。史学界对张春桥为什么敢签字，有著不同的看法。壹种看法是认为他事先从毛那里得到了“密旨”；第二种看法是屈服于工人的压力。但知情者提供的情况是，张在承认工人造反组织的文件上签字后，十分紧张，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抽烟、走动，焦急地等待北京的反应。这说明张没有从毛那里得到“密旨”，但张对毛的思想有著比别人更贴近的理解。1958年他写《论资产阶级法权》表述了毛泽东的想法，得到了毛的肯定。1966年12月，毛要将文革推向工矿企业的意图，中央文革的人都知道，他当然也知道，而承认上海“工总司”的五个条件，是将文革推向工矿企业的壹个好机会。张猜想毛会支持他，但得到毛的肯定之前，他还不放心。

　　11月14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江青、王力列席），毛说：上海“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关于张春桥没有向中央请示就签了五项协议的事，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要概念。”

　　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本来是合乎宪法规定的。但由于多年的政治垄断，这个合法要求被虚伪的政治制度所剥夺。工人只能通过非法手段的抗争，才实现了自己的合法要求。

　　北京和上海是毛泽东最看重的两个大城市。他在北京扶持了学生红卫兵，在上海扶持了工人造反组织。上海的产业工人在中国具有代表性。上海“工总司”这个跨行业组织的合法化，在全国起了示范作用。此后，全国各地跨行业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跨行业的工人造反组织成了文革运动的主角。

　　上海在文革中能在全国起带头羊的作用，除了“工总司”以外，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机联站”）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机联站”的负责人是徐景贤，他原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12月18日，徐景贤带头造反，并成立了“机联站”，在上海市委的核心爆炸了壹颗“炸弹”。机关干部造反在文革中也是壹种普遍现象。当时中国干部实行任命制，下级干部的命运由上壹级领导人决定。与领导关系不好的人很难提升，有独立人格的人还要受到打压。壹般干部和上级领导之间常有积怨。

　　造反派工人成立了全市性组织，保守派也相继成立了全市性组织。“安亭事件”刚结束，11月15日，李剑钰等去市委接待站，去华东局，要求澄清“工总司”的“五项协议”。11月18日，曹荻秋在市少年宫接见他们，李剑钰提出，造反派成立全市性组织，我们是否能成立全市性组织与造反派抗衡？曹荻秋建议成立筹备性质的组织为好，灵活，如果中央以后不同意，也有退路。市委当时有个精神：多数派（即保守派）要成立组织，就让他们成立吧。1966年12月6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成立。这个组织得到官方的默许，发展很快，最多发展到80万人。

　　赤卫队壹成立就和“工总司”发生冲突。第壹次冲突是“解放日报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2月1日。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办的《红卫兵战报》刊登了壹篇文章，题目是《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要求这份报纸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以便“消毒”。解放日报社领导请示市委以后拒绝了“红革会”的要求。于是，“红革会”进驻报社并提出三项要求：1，将《红卫兵战报》夹附在30日《解放日报》内同时发行；2，《解放日报》必须转载《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这篇文章；3，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有关指示告诉“红革会”。双方僵持不下，《解放日报》停刊。造反派这壹行动得到了在上海的聂元梓和首都三司驻上海联络站的支持。造反派的行动引起了保守派强烈不满，大批赤卫队员到报社附近游行示威，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并对“红革会”进行围攻辩论。” 当时，进入报社数以千计的造反派和在报社外面围攻的数以万计赤卫队对峙。12月2日，红革会请求工总司支持。12月4日，“工总司”派出队伍支援“红革会”，使得《解放日报》事件进壹步扩大。经过八天八夜的争斗，12月8日，上海市委终于承认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12月23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市中心人民广场召开大会，要求曹荻秋市长到会。会上提出了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八点要求，要曹荻秋签字，曹开始不签，壹直纠缠到凌晨3点，曹又急又累，曾经昏厥过去，最后只好签字。第二天，上海市委开会，市委第壹书记陈丕显批评曹荻秋不该签这个字，要他给赤卫队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12月25日，“工总司”也在人民广场开批判大会，令曹荻秋到场，迫使他当场宣布：给赤卫队的签的字作废，赤卫队是保守组织。曹荻秋的这壹宣布激怒了赤卫队。从12月27日起，赤卫队调动大批队伍包围了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这个本来是保守派组织，也反起市委来了。到28日晚已有1万多人，还在继续增加，壹直增到3万。28日下午，“工总司”也调集数万人的队伍进入康平路。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康平路，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著。市委领导们早已从康平路撤走，院里住的只有张春桥妻子文静和已故的原市委第壹书记柯庆施的家属。28日晚，赤卫队在墙上刷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标语。28日半夜，张春桥同他妻子文静通电话，文静向张诉说了康平路的情况。张春桥对文静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请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组织，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29日早晨，文静将张春桥的意见转告了徐景贤。徐景贤立即布置，壹方面把原来的口号进壹步升级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29日半夜过后，“工总司”向赤卫队发起了冲锋，从凌晨2点发起攻击，到凌晨6点，围攻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91人受伤，最严重的是腿骨打断，没有死人。缴下袖章六大堆，饼干几百箱。7点钟，近2万名赤卫队员排成队列，分成6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听取教训后释放回家。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赤卫队挨了打，怎能善罢甘休？ 1966年12月31日，他们仿效“工总司”的安亭事件，率两万人冲进了北站，要乘车上北京告状，在北站被阻后，又转移到昆山。上海铁路分局调度员王玉玺是赤卫队负责人之壹，在他的影响下，调度所多数人离开了岗位，沪宁全线停运。

　　1967年12月31日午夜，周恩来给上海市委第壹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让他停止养病，到第壹线工作，先把王玉玺抓起来，尽快恢复沪宁铁路交通。1 月1日凌晨，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指出了铁路停运的严重情况，要求尽快恢复，告诉了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的情况，对徐景贤说：“不过，现在陈丕显的话可能不灵了，所以，我打电话给妳，妳可在会上说壹说中央精神，做壹做工作·····”

　　上海市委按周恩来的意见召开会议。陈丕显穿上军装（他是上海警备区第壹政委）出席。他说：“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秩序要搞好。”他说，接到总理电话后，就按总理的要求把王玉玺扣押了起来。陈脱下军大衣，继续说：“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壹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80多名工作人员中，有70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完全中断。从12月30日到现在的26小时中，已经停开列车26列，有5万多名旅客不能上车，还有5万多旅客被阻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货车38列，中途停下的还有22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市只剩壹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壹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造反派头头们听了陈丕显说的严重情况，不仅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意思，还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出张春桥所料，陈丕显的话果然不灵。徐景贤站在陈丕显对面，对造反派头头们说：“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散在昆山和其它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应以是妳，陈丕显！妳这个市委书记长期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妳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持了工人赤卫队，然后又把赤卫队甩掉，妳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帐我们以后跟妳算！”接著，徐景贤念了张春桥的电话记录。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有的造反派头儿离开现场把张春桥的电话记录印成传单“中央特急来电”散发。徐景贤顺势出主意：根据中央文革来电，各造反组织起草壹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把矛头对准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员回到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大家同意这个建议，并逼问陈丕显同不同意，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交大的几位红卫兵执笔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简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等候在旁签字付印。陈丕显签字后责成《文汇报》立即印刷20万份全市散发。徐景贤、王洪文立即赴昆山解决赤卫队员的问题。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5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1967年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彻底瓦解的壹年，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壹年，”走资派“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革命工人同志们，紧急行动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人人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这份文件有“工总司”为首的11个群众组织签名。

　　1月3日，《文汇报》内的造反组织夺了报社的领导权，接管了报纸，4日发表夺权声明——《告读者书》。1月5日，《解放日报》内的造反组织夺了报社的领导权，6日发表夺权声明，宣布不再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报。

　　1月8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开会，谈到上海两家报纸夺权的情况时，他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4日造反。解放日报6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壹个阶级推翻另壹个阶级，这是壹场大革命。这两张报出来，壹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市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毛还说，《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得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了《告全市人民书》，编者按中转述了毛1月8日谈话的主要内容。

　　1月9日，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的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通告”指出走资派与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铁路中断”，“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贴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为此提出了十条通告。通告指出：“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说服动员在各地串连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1967年生产计划。”等。

　　《紧急通告》是针对“经济主义风”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本书第11章介绍，这里只作简单说明。“经济主义风”始于1966年底、1967年初。处于社会底层的临时工、外包工、学徒工等等人群，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希望借机解决自己的问题，还组织了各种名目的造反组织，逼迫直接主管、甚至市级领导签字同意。壹些领导或无法抵挡群众压力、或为赢得群众好感，纷纷签字同意，银行存款大量取出。王洪文等工总司的头头，向张春桥、姚文元紧急汇报情况，要求制止。对那些底层社会的人来说，“经济主义风”是争取自己权益的合理要求，但当时是不可能解决的，把注意力引向这方面，无疑会干扰当时的斗争方向。

　　1月10日，毛泽东批示，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壹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壹致行动起来。”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 《紧急通告》好得很。妳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壹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毛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涉及到壹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天下大乱”时如何保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如何防止老百姓乘造反之机向政府索要多年来失去的经济权益。上海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恰好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而且是造反派提出来的，毛怎能不高兴？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也提高了“工总司”等上海造反组织的声望，为他们全面夺取上海市的权力作了舆论准备。当然，其影响不仅是在上海。1月22日，周恩来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了它的全局意义。周恩来说：

　　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宣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壹个新阶段。（鼓掌）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鼓掌）在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广大革命群众，把被这些分子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夺回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鼓掌）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把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

　　?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才能有力地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倒经济主义。（鼓掌）上海“壹月风暴”

　　1966年12月下旬，毛泽东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此时，保守派组织“赤卫队”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为了不让赤卫队“夺走胜利果实”，根据毛泽东对上海形势的估计，1967年1月2日，“工总司”等2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决定1月6日召开大会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1月4日来到上海。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妳们站在壹起的。”“我们到上海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张春桥让徐景贤等不要公开他们到上海的消息。

　　1月5日，张、姚二人在武康路二号楼接见“工总司”负责人。张春桥说：“现在赤卫队垮了，妳们这支队伍步调是不是壹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工人要能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1月6日，“工总司”等30多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大会。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演出的第壹场大戏，也是“工总司”的重头戏。这壹天，天气阴霾，地上的残雪被人们踩成泥浆。几十万人聚集在人民广场（后来公布10万人）。这只是中心会场，另有369个分会场。四条大马路、12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还用电视转播实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壹、马天水、王壹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被带到台上成为批斗对象。还把几百名厅局级领导干部揪到台上陪斗。在被斗的干部脖子上挂著的大纸牌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著他们的姓名，并被用红笔打上几个大叉。站在后面的红卫兵让他们面向台下群众低头弯腰。王洪文在大会上作题为《揭发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批判发言，这个发言稿经过张春桥修改多次。最后，北京来的壹位女红卫兵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号通令：

　　第壹号通令：壹，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壹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说：“勒令市委第壹书记陈丕显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彻底交代”。

　　第三号通令：“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党中央，请示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门负责人，在改组以前，壹律在原工作岗位上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众监督，不得消极怠工。”

　　三个通令中对陈丕显和曹荻秋区别对待，是因为有毛的“最高指示”：对陈丕显“烧壹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张春桥来上海之前，中央的意见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张来上海后和陈丕显谈话时把中央的意见告诉了他，陈丕显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陈被打倒已是既成事实。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出席大会，在宾馆里看电视转播。事后张春桥对徐景贤说：“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壹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

　　根据张春桥的提醒，徐景贤在会后把大会的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等壹式十五份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极力肯定上海夺权。1月8日，他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人谈话中，肯定了上海两家报纸夺权，还说：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没有右派，我们也要翻天。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

　　1月11日，经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发往上海，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1月12日，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身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主席台上，向群众亮相，发表了他回上海后的第壹次演说。此时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小组成员”，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和工人造反组织成了上海的新主人。毛主席夺权的概念形成以后，让王力通知张、姚，要他们参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他们作为“三结合”的领导成员公开亮相。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上海经验”作了概括：“这经验集中到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壹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壹个新的飞跃。”

　　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策划下，1月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掌握了上海铁路、海港、邮电以及工矿企业的领导权。又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接替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权力。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其他造反组织岂能让“工总司”独享胜利果实？别的造反组织不满张、姚的作法，都想把权力夺到自己手里。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出现几次夺权行动。其中“红革会”的夺权行动影响最大。

　　在上海，“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是除了“工总司”以外，影响最大的造反组织。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署名中“红革会”排名第二，《紧急通告》的署名中“红革会”排名第三。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大型造反事件中，“红革会”都是仅次于“工总司”的主要力量。

　　1月24日晚，“红革会”组织了十几支红卫兵队伍，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13个区级机关共23个领导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随后，“红革会”总部发出通告，宣布“红革会”已把上海市的全部大权夺到手了。这些年轻学生以为掌握了“印把子”就掌握了权力，真是天真。他们这壹行动遭到张、姚的批评。“红革会”对张、姚十分不满。1月27日，“红革会”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把徐景贤绑架到复旦大学，意图从徐景贤那里打开缺口，进而找到“炮打”张春桥的材料。1月28日，“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决定进壹步“炮打”张春桥。

　　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它组织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准备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张春桥、姚文元通过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告急，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亲自抓，不断掌握上海的动态，他不允许把斗争目标对著张春桥、姚文元。1月29日，中央文革向复旦大学红革会发出“特急电报”，指出：“复旦大学红卫兵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张春桥等出动壹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红革会”被迫放出了徐景贤，取消了全市大会和大游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红革会”终于垮了台。张春桥、姚文元等对组织和参加“1·28炮打”活动的青年学生实行镇压，受到打击迫害的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的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00多人。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

　　对待另壹个反对派“上柴联司”则是大打出手。1967年8月4日早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头头之壹耿金章带领上海市的工总司、上体司、消革会和红三司等所组成的文攻武卫大军，围剿上柴联司。耿金章先从水陆两路包围上海柴油机厂，截断联司的壹切后路，再切断水源和电源，然后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大部队后面跟进，强行冲进柴油机厂。“上柴联司”群众见大门被破，只好退守厂内的各幢大楼。他们把楼下的门窗关紧，在楼上的许多窗口，扔下各种砖头瓦片等杂物进行抵抗。耿金章通过工总司的下属单位消防队的造反组织，调来救火车和云梯。用高压水龙头向窗内猛烈的射击之后，再把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直接送进窗口。“上柴联司”虽然顽强抵抗，最终还是被“砸烂”。

　　砸“上柴联司”成为壹个样板：以后很多地方对反对革委会（或反对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群众组织都采取这个办法，有的成功，有的造成更大的混乱。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2月3日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壹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的。文中提到夺权时说：“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壹，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新的组织形式。”“去年6月1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壹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形式。” 毛泽东1月30日，审阅时批示说“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造国家机器的新的组织形式，这是来自巴黎公社原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然而，当造反者发现“新的组织形式”并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批判这种组织时，这个组织就以种种罪名将大批造反者投入监狱。这是后话。

　　夺权的胜利者根据毛的指示，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2月2日，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提议，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的41个单位，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开会，决定“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力机构，正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当天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壹种新的组织形式。”

　　那么，需要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不如说就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官僚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这个官僚体系按照等级享受著种种特权，而且逐渐腐败蜕变。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壹种对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尖锐。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壹，但他对这个制度是不满意的。毛泽东壹直寻找出路，他相信马克思说的“巴黎公社”。“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织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应当抛弃关于这壹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壹词全部改成‘公团’，这是壹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他想把国家改为“公社”，相信“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那么是什么呢？列宁说：“显然是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它即既可以有效地行使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又能限制国家政权的阶级压迫和官僚统治的弊端。

　　毛泽东欣赏巴黎公社，也不是全盘接受，例如“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他是不会同意、至少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同意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十六条》的第9条中也单独列出，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说：“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他这个设想壹直没有付诸实践。但他希望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国家机构的崭新形式”。

　　他设想的“国家机构的崭新形式”的大体框架是：

　　壹，“三结合”的政权，“既当官，又当老百姓。”：1，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2，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干部；3，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驻军负责干部。毛明确说：不是“三结合”的夺权就不承认。不是“三结合”的夺权就不能叫真夺权。在“三结合”中，“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是首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没有这壹条，就不能说是新政权。毛泽东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壹条，就是联系群众。”造反派“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

　　二，消灭社会分工。军队里“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也是这样，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会使“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 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三，实行供给制，消灭工资级别。在分配上，反对物质刺激，坚持政治挂帅；四，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认为这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不平等的土壤。建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消灭剥削。

　　五，党政不分，议行合壹；

　　六，司法不独立；砸烂旧的“公、检、法”，实行“群众专政”。

　　七，“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那样做，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秀草滋生。”

　　以上这些内容，在开始时特别强调“大联合、三结合”、精简机构和机关工作革命化。

　　对于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开始毛泽东曾考虑叫“人民公社”，曾通知上海和黑龙江都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两个电话都是王力打的。1967年2月5日，上海举行了壹百万人的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了下来，用铁锤砸碎，换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会后举行了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游行。

　　但是，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放弃了“公社”这个提法。2月12日，毛让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回到北京。王力把他们从机场接到毛的游泳池。毛肯定了上海的工作。说：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到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毛说，上海公社还是改回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２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送进了博物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老干部）、徐景贤、王承龙（机关干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

　　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壁后的妥协与折衷。放弃“公社”这个提法，并没有放弃他对新政权的构想。

　　当时的革委会实际是壹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壹开始，颇有壹点接近群众的味道。例如。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壹天，市革委会委员和市革委机关工作人员在原市委大楼集中，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招牌，在地下室吃忆苦饭。吃的是粗粮掺糠蒸的窝头和熬的粥。吃忆苦饭前，由革委会主任解学恭讲话： “我们今天吃忆苦饭，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要永远……永远……”。革委会工作人员学习解放军的生活作风，壹度住在机关集体住宿，早晨起来出操、跑步。要求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干部接受群众监督，不能“穿新鞋，走旧路”。外出办公不乘小轿车。

　　在行政机构上，把原来各种机构各并，减少机构、裁减人员。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设壹室、二部六组，即办公室、工业生产指挥部，农业生产指挥部、文教组、经济计划组、政法组、财贸组，外事组，接待组。共414人。即：把原来的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合并为“办公室”；把原来的经委、建委、交通局、工交政治部等合并“工业生产指挥部”；把原来的农委、农林局、水利局合并为“农业生产挥部”；把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体育委员会合并为“文教组”；把经济计委员会改为“经济计划组”；把原来的法院、检察院合并为“政法组”；把财政局、壹商局、二商局、物资局合并为“财贸组”；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构合并为“外事组”；将接待来访的各种机构合并为“接持组”。3个月后，进壹步精简，改为两部四组，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事组、文教组、供给服务组、人民保卫组，由原来414人减为200人。即：把原来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功能合并为“政治部”；把三个月前成立的“工业生产指挥部”和“农业生产挥部”合并为“生产指挥部”；把三个月前新成立的“办公室”、“外事组”、“接待组”合并为“办事组”；把三个月前成立的财贸组和物资局合并为“供给服务组”；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合并为“人民保卫组”。原来市政府下属的局级机构也大为精简，如把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房管局等合并为“公用事业局”。各级领导班子都叫“勤务组”，领导成员称为“勤务员”。等等。文革前，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共有干部1000多人，新机构的200多人中有相当壹部分是军队来的。原来市委和市政府80%以上的干部被精简，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国家壹级政权机构也大刀阔斧地精简。国务院原有机构为90个部委单位，1970年6月决定精简为27个部委单位；原有机关工作人员53784人，只规定编制9710人，仅占原有人数的18%。

　　当时从国务院到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各级领导机构都称为“组”，没有部长、局长，只有组长。县壹级是组长，国务院也是组长。“大组套小组，上下壹般粗”，界限不清，权责不明，从上到下，管理混乱。

　　现代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日益复杂，科层制（即官僚体制）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对权力的制衡，才能减少官僚体制的弊端。新成立的革委会，没有用现代政府管理思想确立政府的职能，更没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分担壹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任务。新成立的革委会还是全能政府，政府职能的边界是无限的。由于事权没有变，原来党政机构干的事情还得继续有人干，就设置了很多临时机构，从基层调了很多“借调人员”。1970年以后，原来的政府机构又逐渐恢复。到1972年，不仅政府机构基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比原来更加膨胀。可以说，革委会建立之日，就是旧政府开始回归之时。旧政府的回归，是为了收拾难以为继的混乱局面，当时是受多数人欢迎的。但是，对那些相信和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那些人来说，旧政府的全面回归是不能容忍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代表（壹般是较温和的造反派领袖），从壹开始就没有让他们掌握最重要的权力部门，但在革委会内部还可以代表壹定的民意。有的在革委会内部充当反对派角色。他们或在革委会内“顶牛”，或在会外组织群众施压，贴大字报。但是，这些革委会内“顶牛”的群众代表，很快以消除“派性”等种种名义被排挤出来，有的在清查“5·16”中被打成“5·16”分子投进了监狱。

　　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还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没有特权。王洪文后来任中央副主席，其工资还在上海领取。吴桂贤任国务院副总理，还在西安的工厂里领取原来那些工资。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孙健，他妻子还在天津壹家街道小厂里当工人。这家小厂名为天津垫圈厂，只有十几台冲床几十名职工，厂址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合作里宿舍院的壹个平房里。国务院开会，参加会议的领导人还要付茶叶费。新的领导机构这些新气象没有坚持多久。

　　新的领导机构没有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不可能制止腐败。当时，社会上称之为“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壹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家庭的子弟。老干部恢复职务以后不久，特权也悄悄地恢复。军人搞腐败更大胆、更野蛮。天津支左部队利用职权，大量占用民房，引起了群众公愤，我当时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和另壹名记者合写了壹篇调查报告，通过新华社“内参”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批示，作为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转发全国，令全军退出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占用的民房近百万平方米（北京军区占用民房三百多万平方米）。

　　夺权！夺权! 夺权！

　　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力量发展很快。”“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壹个界定：“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让原来的人去做，我们只管监督。”1949年共产党刚接管政权时也是让留用人员做业务工作。但是，随著夺权运动的深入，多数地方和部门突破了“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界限。不过，接管是文革中夺权的开始，壹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机构就全面行使权力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的话：“从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认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壹个阶级推翻壹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段话使青年造反者热血沸腾，使当权派胆颤心惊。

　　对各级政权不加区别的全面夺权，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也有反复。1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陈伯达说“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同意陈伯达的讲话。但形势发展很快，周恩来也转变了态度。1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结果，国务院各部都夺了权，工交系统23个部门都夺了权。后来毛说，这样不行，指出对夺权要有个规定，不能都夺，该不该夺，哪些部门不能夺，特别不能让外面的人来接管。如部队、公安部、财政部、外交部、经委、国家计委，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电台、解放军报，都不能夺。这些不能夺权的单位大多实行了军管。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说：

　　“壹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有了权，就有了壹切；没有权，就没有壹切。”

　　“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的夺权斗争如火如荼。夺权过程也是毛说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过程，即对领导干部全面批判斗争的过程。领导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有壹批领导干部在群众的冲击中失去了生命。此时，周恩来对被批斗的省委书记伸出援手。1967年2月19晚10点钟，有人找到挨批斗后被关押在医学院的山东省委书谭启龙，对他说：“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说要接妳到北京去。明早8点钟，总理派来的专机在机场等妳。杨司令派我先接妳先到机场休息。”在困境中谭启龙“激动得真是无以名状”。他在机场专家楼里“美美地洗了壹个澡，吃了壹顿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到了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9楼的壹个套间里。谭启龙发现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差不多都住在这里。周恩来并没有壹直保谭启龙，4月27日，周恩来让谭启龙回山东，周是应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要求才这样做的。谭启龙壹下飞机，就被揪斗。

　　但是，各地夺权斗争伴随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沿著毛泽东期待的“大联合”的方向发展，造反派的各个“山头”都要“以我为核心”，对其它“山头”进行排斥和打击，相互争权、抢权。毛期待的“天下大治”也遥遥无期。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原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壹种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介入才能够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才能够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天下大治”。于是，毛泽东拿出了他手中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让军队介入文革。他没有想到，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这方面的情况以后再作专门介绍。

　　11

　　第十壹章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与上海工人总部的造反不同，还有另壹支庞大的劳动者造反队伍。他们造反不是被意识形态所鼓动，而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不是政治狂热，而是经济诉求。然而，当他们把文革从理想的梦幻拉回利益诉求的时候，引起了广大梦幻群体的狂怒。

　　文革前的中国，不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被历次政治运动打成政治贱民，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些人在文革中曾抱著壹丝希冀，企图在批判官僚、砸烂国家机器中得到翻身的机会。但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斥责和严酷的“公安六条”，完全剥夺了他们参与文革的权利。然而，还有壹批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希望通过造反，寻求社会公正，争取他们应当得到的权益。这些人是：文革前被迫下乡的“知识青年”；以各种名义下放到农村的城市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每次调整工资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职工。上述这些群体的人们不是政治贱民，“公安六条”管不了他们，他们是可以造反的。他们造反的目的不是“反修防修”，而是争取自己应得的经济权益，因而被称为“闹经济主义”，他们的造反曾经形成了很大的声势。不幸的是，他们的利益诉求，被中共中央和造反派共同扼杀了。

　　底层劳动者的权利诉求

　　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国劳动者群体当中，处境最好的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他们被称为“领导阶级”，工作十分稳定，住房、医疗有最低的保障。但是，这个社会群体经济地位低下，家徒四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恶劣，患有各种职业病的人很多。如果跟领导关系处理得不好，调工资、分配工种就会受到歧视。

　　在劳动者队伍中还有壹批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比国营工人低，这就是临时工、合同工。这是刘少奇提倡的，他在1964年说：“我们现在只有壹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壹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根据刘少奇这个指导思想，从1964年开始，各地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合同工。刘少奇提倡临时工、合同工的出发点是想克服单壹的、固定的用工制度的弊端，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国国有企业全面推行了合同工制度，上亿农民工都是临时工。但在文革前，社会保障和就业是联在壹起的，即医疗保险、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是在就业单位里得到的，不是这个单位的固定职工，就没有社会保障，临时工、合同工生老病死无法得到解决，还有随时被辞退的危险。他们的工资也比正式工低很多，和固定工人同工不同酬。除了经济待遇，他们的政治地位也比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低。临时工、合同工不但不能参加工会，入党更是难上加难，他们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刘少奇被打倒后，他们借批判刘少奇的名义要求改善他们的境遇。

　　在大饥荒后期，为了减轻城市粮食需求的压力，根据陈云的建议，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中央壹声令下，各地加紧执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关于进壹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从1961年到1963年，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这两三千万城镇人口都是劳动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强制他们离开城市的，农村不欢迎他们，很多人回农村后生活无著，他们中的部分人，壹有机会就上访告状，要求解决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时代是统制经济制度。壹切都由政府统制：资源的收取和配置高度集中于政府、经济决策和执行高度集中于政府，这样，矛盾也必然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统制经济的最高层总是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政府把农村当作缓解城市矛盾的蓄水池。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为了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就让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或到边疆。当时主要是到黑龙江省的北大荒和其它土地较多的地方垦荒。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就业的壹项长远方针。1964年开始了全国范围内运动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下乡知青就150多万人。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重庆市下放到达县专区的就有14000多人。湖南省下乡知识青年人数达到8.3 万余人。上海市更多壹些。尽管有些人下乡是出于建设农村的理想，但绝大数是无奈的，是被迫的，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很多是被歧视的群体。他们被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城市的父母天各壹方。他们从生存环境较好的城市被迫到生活环境较差的农村。到农村以后，不仅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面临种种困难的歧视。

　　大批劳动者应有的权益被侵害，文革前他们分散在各单位，势单力孤，无法提出自己的诉求。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上面介绍的几个劳动者群体，纷纷起来造反，多年积累的怨气壹下子爆发出来。他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壹线战斗队”等。这些全国性的组织在很多省设有分支机构，成为当地造反派中激进的壹翼。他们利用造反的机会开展活动，提出诉求。

　　开始，下乡知青在农村就地造反，很快，他们得知知青问题不是在农村能够解决的，问题出下面，根子却在上面。文革开始后，湖南约6 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还到外地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除了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知青集中地外，还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壹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和“革命经费”问题。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著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欣喜若狂，泪流满面。湖南省委机关群众组织“永向东”贴出传单《造户口反无理》，参加“反迫害”组织的张扬（八十年代写《第二次握手》名噪壹时）写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该文章铅印了8000份，张贴散发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因为文字较好，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66年8、9月间，广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砸开档案柜，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开办接待站接待更多的来京造反知青，还多次召开大会对安置办领导进行批判。

　　闹“经济主义”者的诉求大体是以下几个方面：

　　——下放职工要求复职，并补发下放费、退职费等。

　　——没有下放的职工中有些人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应补发差额和奖金、补贴等。

　　——非正式职工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

　　——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就业制度；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国营企业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要求提高政治地位，例如能够加入工会，建立自己的群众组织。

　　——反映与单位领导的摩擦和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要求惩罚这些领导干部、伸张正义。

　　——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传费、袖章费，或要求脱产参与运动期间工资照发，或要求单位提供运动所需的设备工具，如扩音器、喇叭、汽车、自行车等。

　　——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要求回城，要求将户口迁回城市。

　　必须指出的是，从情理上看，这些诉求是合理的，但当时国力不可能满足。被送到农村的职工和青年也不可能让他们回来，当时城市没有这么大的承受能力。国家财政也没有能力给临时工、合同工补发工资。政府对劳动者欠债太多，无法壹次还清。如果他们强制要求实现自己的诉求，必定会发生对抗。文革是政治大革命，是反修防修和“高尚”目的，这些为利益而争的劳动者的行为和文革大方向完全不壹样。他们的结局必然是悲剧。

　　“全红总”的组织状况及其活动

　　在争取经济权益群众组织中，影响最大的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地因造反而遭到镇压的人们逃到北京。他们中有壹些人被安排在西直门内大街的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其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合同工、临时工。相同命运的人聚集在壹起，增加了造反的勇气。他们经多次协商酝酿，11月8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在冶金部二招成立。发起人来自北京、江苏、安徽、广西、贵州等省市。 “全红总”领导核心很不稳定，1966 年11 月到1967 年2 月间，“全红总”的领导核心“五人小组”，共有三届，第壹届：王振海(北京)、萧碧璜 (又名方圆、周牧，贵州)、罗运泉(湖南)、廖阁夫(湖南)、郝维奇(北京) 。第二届：王振海(北京)、方圆(贵州)、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第三届：方圆(贵州)、杨政(湖南)、李晋瑄(北京)、金展云(北京)、郝维奇(北京)。

　　?“全红总”成立的当天，就组织了50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不予理睬。因此，这壹静坐就是10天，直坐到11月18日，人数由50多人增加到300多人，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

　　王志杰等看这声势越来越大，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壹报告，马纯古又联名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报告。12月8日，全国总工会经李富春批准，向合同工、临时工表示：支持他们造反；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可研究改革，改革方案报国务院。

　　12月5日，“全红总”北京分团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接著，贵州分团、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等相继在各地成立。在北京的“全红总”总部和全国各分团紧密联系，每天收到各地寄来的几千封信，信件内容大多是各地临时工、合同工被解雇、受压迫的严重情况以及维护权益的强烈呼声。“全红总”要求就改善临时工、合同工待遇问题同国务院劳动部谈判。

　　?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23日在劳动部礼堂举行三方会谈。但到时又壹再拖延。壹再拖延说明这两个部门有难处，但两次延期激怒了“全红总”的总部委员们。“全红总”总部会议决定：如果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他们还拟定了活动口号：

　　? 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 彻底铲除壹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 我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反解雇，反迫害，反欺压！

　　要平等，要同工酬，要生活保障！

　　?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2月25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著数辆宣传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数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人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被阻断了。人群壹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王振海发表鼓动性讲话后，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向劳动部行进，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直到八九点钟，队伍才慢慢散去。“全红总”的头头们还在劳动部会议室没有离去。中央文革联络员通知他们，中央领导人要接见“全红总”15名代表。

　　12月26日晚8点，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人大会堂东会议厅，随同的有《解放军报》代总编辑胡痴、《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江青坐下后的第壹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妳们的！” 江青情绪激动地说：“合同工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工人，妳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什么合同工，简直就像包身工！”“合同工在他们（指在座的部长）眼里简直就像后娘生的。”江青听了代表们控诉后流著泪说：“我流泪不是软弱，是因为看到了真正的同志！我感谢妳们，妳们给我上了壹堂生动的课！”当代表们控诉到有的工人们因为被解雇后投河上吊，卖儿卖女的时候，江青哭著说：“同志们，我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我对不起同志们啊！” “他们都是老爷（指那些部长），我是壹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2、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得解雇临时工合同工，必须照发工资。从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上班，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周恩来也持这样的态度，他说：“现在发现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很大，合同工、临时工，还有半工半读，实际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半工半读，在生产总额中算进去，但工资总额不算，编制也不增加，学徒工每月二十多元，而半工半读每月十几元，半工半读到工厂不是学生又不计报酬，半工半读每天劳动多是6—8小时，剥夺了劳动果实，这是新的剥削方法，这种剥削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文化大革命以来到处闹事，最典型的是大庆油田，油田尽管存在二派，生产还是很平稳的，形势是好的，八千多人现在放假闹革命，每月拿十几块钱，妳剥夺我的劳动果实，我不干了！到处串连，白天睡觉，晚上打砸抢，把壹个最高级的设备破坏了，这就是处罚。列宁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的处罚，主席加了壹句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处罚。’刘少奇就是机会主义，他所发挥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在工厂就为这个闹事很多，多半是合同工临时工不转正，不享受公费医疗，没有劳保，把工人阶级壹分为二，当然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壹开始，要么转正，要么不上班。”

　　12月27日，全国总工会派出汽车，把“全红总”的头头们接去，让他们在全总大楼办公，住宿在小灰楼。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国总工会的壹切工作。直到“全红总”被取缔。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签署《联合通告》。《联合通告》基本内容是江青提出的三条：１、为了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壹律不得解雇。２、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３、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联合通告》签发后，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30万份，同时向中央文革和国务院报告。1月4日壹大早，中央文革决定缓发《联合通告》，接著决定销毁已印好的《联合通告》。 但是，“全红总”不愿将争到手的成果毁于壹旦，有人在昆明将《联合通告》大量翻印，发往全国。希望在有些地方造成既成事实。

　　1月8日晚8时，“全红总”召集“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在西苑饭店大会议厅召开。壹百多名各国外交官、驻京记者、左派组织、驻京代表、援华专家参加。“全红总”全体总部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李敦白担任司仪和英文翻译，由萧碧璜主持。王振海代表“全红总”讲话，其他的总部委员介绍了本地区的临时工合同工的悲惨遭遇。“全红总”几位代表发言后，外国记者纷纷提问，由萧碧璜和王振海回答。会议进行到近12点钟才结束。解放军报记者（此时为中央文革《快报》组成员）邵壹海出席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记者近二十人到会采访。会议结束后大家合影纪念。这张合影照，成为“全红总”头头们“里通外国”的证据，也是以后逮捕他们的线索。

　　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次会议，说：“妳们就是不听话，不听打招呼。在外国人面前哭哭啼啼象什么话！家丑不可外扬嘛！妳们这样做置中央于何地！”“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以后，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就很少联系了。邵壹海虽然经常来，但多是默默地观察，很少发表意见了。

　　1月16日晚“全红总”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会前周恩来要求大会要提两个主要口号：壹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另壹个“抓革命，促生产。”他要“全红总”通过这个大会做好来京临时工合同工的工作，要他们立即离京返回原地。1月17日，在接见首都红卫兵壹、二、三司和解放军文艺团体和国务院各部造反派的会议上，江青完全改变了原来支持“全红总”的态度，还让首都的造反派把全红总“压回去”。1月19日，周恩来办公室通知，不能有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让“全红总”的人回到各地抓革命促生产。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壹律撤销。

　　196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宣布：“经查：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等组织，为反动组织。他们大肆进行造谣污蔑，挑动武斗，大搞经济主义，冲击国家首脑机关，抢劫、破坏国家财产，霸占房屋，奸淫妇女等壹系列罪恶活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壹致要求，决定予以取缔，逮捕其首要分子和个别极坏的分子，对受蒙蔽的壹般成员，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揭发反动头目的罪恶，立即返回原地区、原单位，壹般不予追究。”“另查：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壹线战斗队、全国军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聋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其它所在北京的所谓全国性的群众组织，都是非法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告，应当立即解散，它们的成员要立即回到原区、原单位。”

　　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其中指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壹九六七年壹月二日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壹切文件，壹律作废。”“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中央正在研究，准备分别情况予以改革。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进行。”“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参加这个组织的革命群众，可参加本企业、本单位、本地方的革命群众组织。”

　　从1967年2月24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北京市卫戍区分别逮捕了“全国灭资军造反团总部”、“全国国营红色造反兵团”、“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农垦战士革命造反团”、“国际红卫军中国支队”、“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聋哑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的领导人40多人，前三个组织被定为反革命组织。

　　1967年3月初，全国各地的“全红总”各级负责人大都被捕，因此受到株连的群众无法统计。“全红总”贵州分团被抓捕26人，判重刑五人，其中“全红总”贵州分部负责人萧碧璜刑期20年。萧碧璜为贵阳市建筑临时工，贵阳“六六事件”时因看过学生张贴的反省委的大字报，在现场发表过议论，被打成“反革命”，他赴京告状住在冶金部第二招待所。他把自己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让住在这里的临时工、合同工传阅，引起了共鸣，对成立“全红总”起了重要作用。他回贵州后组织“全红总”贵州分部，成员达3000多人。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也是闹经济主义比较集中的地方。在上海，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也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接著是大饥荒年代被迫回乡的上海职工；以后又进壹步发展到支援内地的职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在上海的造反组织最初名为“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不久，为与全国的这类造反组织统壹，改称“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们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要求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壹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恢复工作。此类人员召开大会，逼著干部签字。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见全国临时工、外包工造反组织代表并表达同情的讲话传到上海后，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动达到高潮。大批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到工厂要求复工。

　　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共精简国营单位职工31.2万人，其中18.3万人回农村，12.9万人到上海城镇街道。。当年精减城市职工时，其它地方的精减对象是1958年从农村来的新工人，上海是老工业城市，1958年的新工人不多，不得不将很多老工人当成精减对象。到1967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18万人中，有5至6万人回到上海。他们提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复工！”的口号。那些当年被辞退到上海街道城镇的12.9万人，虽然以后有壹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他们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

　　60年代上海为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无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这种动员大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中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1万多人，跑得只剩100人。文革前，为了搞三线建设，上海壹批职工被调往内地。现在这些职工也返回上海闹户口。仅仪表、化工、机电壹局三个局支内的26000名职工中有2万返回。

　　在国有企业里，有些单位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有些单位的职工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因此要求按当时的文件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1963年该厂平均工资的，壹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并自1963年始补发，共补７万多元。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技术工三年、熟练工二年。上海却壹律规定为三年。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18元津贴，正式工起点工资便是42元。而壹些学习技术工的被分配到熟练工的工种，这部分人纷纷要求缩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上海第二商业局1967年初曾补发工资63.7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壹项。上海港务第四装卸作业区为此壹次补发近4万元，平均每人补发300至400元，有的近千元。

　　面对各类人员越来越高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处于两难困境：签字同意各种要求，不符过去的政策；但若顶著不签字，又可能激怒群众，使事态扩大，还可能被扣上和革命群众对抗的帽子。

　　为了缓和矛盾，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的“安亭事件”后不久，同意将上海郊县的“亦工亦农”回乡工人的收入从与生产队四六分成改为百分之壹百归回乡工人。11月22日，中共华东局代表、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工、外包工六项要求；11月23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工人的要求上签字，市劳动局将这两份签字的协议于12月2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11月29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长宋日昌为首的劳动工资接待小组。

　　1966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第壹书记陈丕显主持市委会议宣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12月15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给予明确答复。12月26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不但包括临时工、外包工等的工资福利，还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劳保待遇、病假产假工资、学徒期限、交通补贴等等。

　　1967年1月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曹荻秋在有关会议上传达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会上讨论了五条：1，1958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2，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3，街道工业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适当增加劳保福利；4，郊县五类地区的工资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5，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第二天，市劳动局又配合市委的五条制定了两个具体方案并将方案向下传达。

　　市委领导的让步，激励了为权益造反的工人们，他们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逼著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仅铁路局全局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共签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达3,050万元。

　　干部让步、工人们得到了壹些利益以后，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经济要求。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人们无心工作，日夜包围著各级干部进行各种经济谈判。上海海港近6000人离开生产场所，致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装卸量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3.5万吨。其它单位也出现了生产下降的情况。

　　由于给这些造反者发放种种补贴，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壹天支出现金2800万元。由于提款数量大、单位多，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壹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们，马上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壹店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25.1%，比上壹年同期增加了36.3%。1月8日早上，中百壹店壹开门，早已久候在店外的人潮壹拥而进，300多人冲向缝纫机柜台，1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台；手表是最热销的，甚至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壹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许多商品脱销，由此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壹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

　　上海住房极其拥挤。抢占房子也是经济风的壹个方面。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长宁区天山房管所壹个星期就把1600间房（可住1200户）全部抢光。

　　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实行“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指导思想以后，加速了自己的垮台。张春桥等敏锐地看到了对他们有利的时机，就鼓动坚持政治造反的“工总司”对经济造反者重拳出击。1月7日，工总司在国棉31厂召开会议，讨论经济主义风潮。王洪文提出必须制止，他要求工总司马上发传单。当夜，以工总司的名义发出了《紧急通令》的传单，呼吁工人不要脱离生产岗位，不要抢占住房，不要为工资造反，矛头要指向走资派。工总司要大家回去动员工人把领到的钱统统退回去。

　　1月8日下午，30多个造反组织在锦江饭店开会，讨论起草了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紧急通告》，陈丕贤让朱永嘉坐在自己旁边记录会议发言。朱永嘉将大家的发言归纳为十条，修改后定名为《紧急通告》，陈丕贤最后审定。1月9日，以“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紧急通告》指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成为“抓革命，促行产”的模范；动员到各地的上海工人、机关干部和各单位工作人员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文革，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外出串连证明立即作废，各单位发出的串连费由当权派签发者追回；除了必要的生产经费、工资开支、文革经费、办公经费和其它正当开支以外，各企业、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壹律冻结，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放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不准任何人强占公房，已入住者限壹周内搬出。等。

　　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贺电说：“ 《紧急通告》好得很。妳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号召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壹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月11日，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人民日报》转载并发编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通知说：

　　有壹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企图把壹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不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他们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壹些错误措施。他们煽动壹些群众要晋级加薪，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物质。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有些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不按国家规定，强行到银行提款。地富反坏右分子也乘机妄图扰乱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发布后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还没有停息，1月17日，“上海支农工人回沪造反总司令部”组织六七万人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并带上大量的被子、草包、要求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他们说：“我们是老工人，不属于当年精简下放的范围，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不针对我们。”他们高喊：“壹天不见，壹天不散！”“我们要复工，我们要饭吃！”“问题不解决，死也要死在人民广场！” “工总司”对他们软硬兼施，这些人终于屈服。在强大的“工总司”面前，他们还是弱势。

　　经济主义风不仅在上海壹地发生。湖北省长张体学在检查中承认：“壹月风暴席卷全国，党内的壹小撮走资派，孤注壹掷，丧心病狂地刮起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在这壹时期，我又犯了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我说‘娃娃们要热闹些，多给几个钱’。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引向了经济主义的邪路。”

　　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各地抓捕了壹些搞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头头，解散了这些组织。经济主义风被 压了下去。然而，广大劳动者对自身权利的要求是压不住的。到196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壹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中发［68］10号，1968.01.18），重申了关于工资、、福利、奖金、附加工资、补贴以及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运动后期处理。还威胁说：“壹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识破阶级敌人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坚决把那些隐藏在背后进行挑动和破坏的坏人清查出来，交由革命群众组织和专政机关严肃处理，情节特别恶劣的，必须依法惩办。”

　　从这个文件看，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实际是国家利益和劳动者利益的博弈，国家要维持计划经济体制，只能用强力打压劳动者的合理诉求。但是，职工的合理诉求壹直没有停止，内蒙古“石拐沟煤矿工潮”就是壹例。1969年夏秋之交，矿务局革委会在清理过期档案时，发现壹份文革前煤炭部下发的文件，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井上4元）。这对于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来说是壹个不小的数字。但乌兰夫当时以财政困难为理由，没有执行这个文件。消息传开，全矿五万多工人向革委会施加压力，要求补发这笔钱。由于数额太大，革委会不敢作主。于是，工人长时间的罢工。全矿工人十分团结，本来已分为两派的群众组织并肩作战。在数万工人的围攻下，矿革委会主任杨秀（领导干部）和副主任吕华（工人造反派代表）同意在提款文件上签字，另壹位副主任（军代表）不同意。最后，款提了，也分了，工人皆大欢喜。但是，好景不长。1969年12月19日，中央对内蒙全面军管以后，军管会对矿革委会突然袭击，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大礼堂，当场逮捕了杨秀和吕华，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工潮的定性：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壹次经济主义妖风，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杨、吕二人判处死缓，补发给职工的工资再从工资中逐月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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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老红卫兵被打垮，“联动”分子被抓，大批干部被打倒、被批斗。“壹月夺权”以后，各级官僚机构瘫痪了，党的组织活动停止了，造反派大乱天下。革命元老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们开始抗争了。革命元老们的抗争，当时称为“二月逆流”。伴随著北京的“二月逆流”，全国各地的军政官僚们对造反派施行了新的壹轮镇压，当时称为“二月镇反”。这壹轮对造反派的镇压，从1967年2月开始，壹直持续到夏天。

　　革命元老们的抗争

　　邱会作回忆说：当造反派斗争的矛头指向我们时，高级干部自发地起来反抗。有的通过“抓生产、抓业务”的方式来“压革命”；有的搞纯学术批判打“死老虎”；有的放手让群众乱，任其自流，自己作壁上观；有的组织劳动模范、党团骨干参加“四大”；大胆的就刁难造反学生，暗中记账，想日后整他们。我属于最后壹种类型的人。

　　壹批革命元老们对造反派不满意，对中央文革不满意，他们经常在壹起议论。叶剑英家里是元帅们的议论中心。同住西山的聂荣臻常去叶那里，住在外边的陈毅也常去。陈毅和叶剑英都是美食家，空军常从南方给叶带来壹些穿山甲、果子狸、蛇和山龟，他们边吃边谈。不在军队工作的元老们也有壹个议论中心，是在李富春家里。李富春是八届十壹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和夫人蔡畅又是毛的朋友，元老们想通过李富春把他们的看法传到毛泽东那里。这种不满发展为抗争：2月11日、2月16日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的抗争和中央军委会上的抗争。这些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猛烈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

　　老帅和副总理们不是冒然地公开批评中央文革的，他们抓住了壹个机会：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和江青。毛泽东的态度是捉摸不定、反复无常的。陶铸本来是毛泽东要打倒的，但他对陈伯达、江青在1967年1月4日接见中南地区群众会上公开宣布打倒陶铸的作法又不满意。12月10日，毛召开了壹次常委扩大会。毛在会上骂陈伯达：“妳这个陈伯达，妳是壹个常委（指陈伯达）打倒壹个常委（指陶铸）！过去妳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妳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妳个人，妳从来不找我！”然后骂江青：“妳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妳眼里只有壹个人。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妳们两个人干的。我查了记录，别人要不就是没有到，要不就是没说话。只有陈伯达说了话，江青插了话。”毛还讲：“陈伯达、江青的问题只在这个地方说，在中央文革小组里批评，在别的地方壹概不准谈。”但是，叶剑英向老帅们和其他人讲了，李富春向副总理们和其他人讲了。毛批评中央文革，元老们很高兴。

　　那时，不管是哪种政治力量，都以毛的是非为是非，大家都知道毛是坚决搞文革的，即使要批评中央文革，也要看毛的脸色，也要利用毛创造的机会。这次毛批评中央文革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人认为机会来了。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大军区也受到冲击。1967年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后移至西山）召开扩大的常委会，商讨在军队里搞“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老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江青、陈伯达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指摘军队里的运动没有搞起来，总政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责任在总政，说肖华是“资产阶级政客”。并责令肖华到当晚他们已经通知召开的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作检查。叶剑英、聂荣臻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周恩来说：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到大会作检查。周和叶壹起到毛泽东那里请示汇报，制止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但是，还没等毛的保肖指示传达，军内造反派就连夜到肖华家抄家抓人。肖华从后门逃脱，到西山叶剑英家躲了起来。第二天，军委常委会继续召开。参加会议的军队高级将领们知道了毛保肖的态度，纷纷批评中央文革。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说：“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江青也不示弱，追问肖华昨晚躲到哪里去了。叶剑英拍案而起，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还批评中央文革：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的结果！说话间，猛拍桌子，伤及右掌骨。这就是后来说的“大闹京西宾馆”。会后，叶剑英以召集人的身份向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他们攻击军队的说法全部向林说了出来，提出了要稳定军队的强烈要求。为了平息军人的愤怒，1月22日，毛接见了这些军头们，壹方面要求军队站在左派壹边，另壹方面又捺著性子听军头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况，还表示赞成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意见。林彪本来对中央文革批评军队有意见，看到毛的态度，就站到军头这壹边，把江青叫到家中，对她大发脾气。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叶剑英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妳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妳们还嫌不够，还壹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妳们想干什么？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聂荣臻对抓“联动”成员强烈不满，他说：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妳们不能为了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1967年2月16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参加者有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谢富治、陈伯达、康生、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个会议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前，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春桥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壹下。谭震林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咧！妳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妳们把老干部壹个壹个地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抓，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血统论来反对反动血统论。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壹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壹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壹次。”“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谭震林越说越激动；“我不该早年参加革命，我不该很早入党，不该活六十岁。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对谭说：“不要走，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陈毅还说：“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了吗？他壹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陈毅还说：“现在搞的是什么革命？比当年王明还王明！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毅还提到延安整风，他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薄壹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 陈毅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延安整风的积极分子刘少奇、彭真这壹批人现在反毛泽东思想很起劲，现在搞文革的积极分子将来也会变。李先念说：“老干部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问陈伯达和康生：《红旗》13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吵到下午7点，周恩来宣布散会。这个会没有宣布开会，只宣布散会。在会议中间，周恩来知道事情严重，他主持的会议，恐怕脱不了干系，在会议中间打电话向毛报告，毛派汪东兴来听会。

　　这就是以后说的“大闹怀仁堂”。

　　会后，王力、张春桥、姚文元作了追记，由王力执笔写成壹个记录稿，经陈伯达、周恩来修改，周恩来作了几处补充，加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王力和关锋把周恩来、陈伯达修改后的记录稿交给中央文革办公室的王广宇，让他誊清后找壹个可靠的印刷工人排版、校对，印15份后马上拆版。王广宇对周恩来修改印象最深的壹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妳们干吧！”时，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总理拍了桌子厉声说：“回来！坐下开会。”王力的原稿没有这句话，是周恩来自己加上的。记录稿后面署名的是“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追记”。当晚，王力给王广宇开列了壹份分送记录稿的名单，大约十来位，有主席、林彪、总理和部分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江青、戚本禹。看过原件的高文谦指出周恩来增加的内容是：在陈毅说总理在延安挨整的后面加上了“应该检讨，整得对嘛！我有错误，对当时的批评，从来没有意见。”还特别注明：“陈毅先挑拨康老，后挑周”。在陈毅明显针对林彪并影射毛的话后面加上“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宣布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告诉了江青会上的情况。江青说要立即告诉毛主席，晚上10点左右他们三人壹起到毛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壹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著把下午发生的情况向毛汇报了壹遍。汇报前面情况时，毛光笑，讲到陈毅发言时，毛脸色变了，不再笑了。张春桥还汇报说，周恩来对《红旗》13期社论没有送他审查有意见。毛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壹次，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谭震林觉得在怀仁堂话没有说完，2月17日，他给林彪写了壹封信，信中骂中央文革，把江青比作武则天。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过的。许多高级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信中说：“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心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的老干部都倒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壹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壹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16日晚上，江青带王力向林彪汇报怀仁堂会上的情况，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谈到徐向前，林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还说：“陈伯达是壹个书生。”

　　在大闹怀仁堂以后，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那天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除了康生以外，文革小组其它人都没有参加。康生作了详细记录。毛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壹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不够，就把王明、张国涛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壹块儿来吧！”又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壹次不行就开两次，壹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周恩来劝毛不要这样生气，他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缓和了壹下空气。当时决定召开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生活会”，还要他们三人“请假检讨”。康生回来后对中央文革的人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毛还在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壹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壹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妳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２月１９日，陈毅得知毛泽东的看法后，深感问题严重了，便连夜找了周恩来，并给毛泽东写了壹信，请求见毛当面说清，但毛却回信说陈毅“历来犯错误”“改也难”等，暂不见。

　　元老们的抗争被说成“二月逆流”。毛泽东深知，要反击，必须稳住林彪。在毛召集会议大发雷霆的前壹天晚上，毛突然找叶群到他中南海的住处谈话，壹开始，毛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妳和林彪到南方去。”“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解放军不跟我，我和妳们到南方另外组织壹支解放军，重上井岗山，重新开始。”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著毛主席，永远忠于毛主席。劝毛保重身体。毛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妳来参加，回去以后把会议情况向林彪同志汇报。”叶群的地位由此提高了。

　　毛泽东大发雷霆之后，让周恩来主持了“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会议从1967年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 次“政治局生活会”，对“二月逆流”的几位元老进行批判。在此期间，陈毅白天是作为中国外交部长进行外事活动，晚上挨批判。中央文革的人在会上发言十分激烈。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这是十壹中全会以后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政变的预演，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这些元老搞的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几位元老壹个个作了深刻检讨。

　　在内部批判几位革命元老的同时，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向北京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人物谭厚兰、聂元梓、蒯大富等人透露了高层斗争的情况，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壹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因此，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逆流’！”的大标语。壹些地方的造反派也以反击“二月逆流”的名义，加剧了与支持保守派的军人对抗。

　　通过“政治局民主生活会”的批判，反对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得溃不成军。原来由周恩来主持的、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迫中断，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不买周恩来的帐，周恩来逆来顺受，江青权势大增，在政治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说：“以后妳们作决定，我给妳们办事。”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也大大提高，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

　　和那么多元老闹翻了，毕竟不是壹件好事。毛泽东虽然强硬，但深谙壹张壹弛之道。1967年4月下旬，为了缓和壹下与党内元老的关系，毛泽东亲自出面和他们谈话。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的意见，是老帅们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著问谭震林：谭老板，妳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我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五壹”节，周恩来乘毛泽东缓和之机，让这些元老上天安门亮相。周又怕这些元老又闹，就写了壹封信：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位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壹团结，不要又造成妳们五位同志的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壹个新的反复。妳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丧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壹课。

　　为著预防妳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1967年5月5日。

　　正如周恩来所警告的，毛泽东并没有放过“二月逆流”这件事。1968年10月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判“二月逆流”是壹项议程，再壹次对他们进行清算。这壹点后面再作交待。

　　各地的“二月镇反”

　　北京的“二月逆流”是在会议室里对文革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全国各地的“二月逆流”则是对造反派的血腥镇压。成都军区从2月17日开始，在全省范围内“镇压反革命”，还称之为“二月镇反”。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是从二月开始的，壹直持续到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后有所抑制，7月20日武汉事变被平息后才完全制止。

　　部队支左以后，壹些受部队压制的群众组织冲击军队。为了稳定军队，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出《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军委八条”是各地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依据。关于军委“军委八条”，本书后面再介绍。2月上旬，毛对如何处理部队受冲击的问题作了壹个批示，大意是，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军队，但要处置妥当，首先要做说服工作，他们占了壹楼，部队退到二楼；他们占了二楼，部队退到三楼。如果他们进壹步抢占三楼，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的右派骨干。林彪让他的秘书张云生把这个批示送给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叶剑英立即向军委扩大会上传达了毛的批示。叶说，从这个批示看，主席对军队的稳定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这样，军头们就得到了可以开枪的许可。当时毛心中的右派应当是保守派。但是从稳定军队这个角度来看，冲击军队的都是右派。

　　对造反派的镇压有两种情况：第壹种是反对文革的军政官僚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施实的，这种类型的“二月镇反”的思想倾向，是和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相通的。第二种情况是在革委成立前后，支左军队和壹部分造反派镇压另壹部分造反派。镇压的理由是这壹部分造反派反对革委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种类型的“二月镇反”和北京的“二月逆流”没有共同的思想倾向。青海“二二三”事件属于第壹种情况，贵州的镇压属于第二种情况。从1967年2月到5月，全国规模的镇反的惨烈程度超过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不过，没有像五十年代那样枪杀七十多万人，而是投入监狱。在这几个月镇反中，全国抓了数以百万计的造反派，有的地方监狱装不下了，把寺庙改成监狱关人。

　　“镇压反革命”、维护军队稳定，是中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也是毛泽东的壹贯主张。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批准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要求公安机关“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在群众组织冲击部队的情况下，军政官僚们在镇压群众时，都亮出了“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这两把“上方宝剑”。

　　下面介绍1967年二三月间几个地区镇压造反派的情况。

　　青海“2·23”事件

　　大饥荒年代，青海大量饿死人，按青海省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非正常死亡人数10 .2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5%。实际上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高出此数。1961年春，周恩来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到青海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同时，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杨植霖调任西北局书记，兼青海省委第壹书记。杨植霖常在西安工作，主持青海党、政日常工作主要是王昭。为了解决大饥荒问题，王昭在青海做了很多好事。但在处置大饥荒问题中伤害了壹些人，在以后的四清运动中又过左，伤害了更多的人。王昭伤害的多是壹些上层人物，文革前夕大多数已甄别平反，这些人影响著文革初期的舆论，王昭就成了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文革壹开始，罗瑞卿已被打倒了，王昭到青海前是罗瑞卿的副手，这也是造反派要打倒他的原因。

　　1966年6月3日，《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转述了４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讲话精神（《青海日报》社长程光远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较早知道毛的讲话。社论由程光远授意，陈逸起草），号召群众起来造反。西宁群众围绕“六三社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街头大辩论。群众组织“八壹八红卫战斗队”(简称“8·18”)支持“六三社论”；“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捍卫队”)反对“六三社论”，省委书记杨植霖了解当时的中央精神，表示同意“六三社论”，支持“8·18”；而省长王昭则坚持运动初期的认识，对“六三社论”持不同看法。所以，“8·18”保杨揪王，“捍卫队”保王揪杨。两派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中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随著矛盾冲突的激化，两派出现了武斗，并逐步升级。

　　1967年1月13日，在上海“壹月风暴”影响下，青海“8·18红卫兵司令部”等27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

　　中共中央发出军队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之后，1967年１月２３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主持召开了省军区常委会，学习中央决定，下午６时，通过了支持“8·18”的方针，上报了兰州军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和多数干部不接受这个决定。军区常委会后，军区机关干部便召集会议，成立了“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要求取消支持“8·18”的决定，并推出副司令员赵永夫作为首领，赵当仁不让。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当晚９时许，他们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刘贤权，扒掉了他的帽徽领章。刘贤权被软禁，电话切断，门口放双岗，警卫、秘书均不能接触。后来刘贤权被保守派揪到军区机关批斗、毒打、隔离，家也被抄了。洗恒汉回忆录说，赵永夫整倒刘贤权“事先事后都未向兰州军区请示报告，完全是壹种非组织活动，性质非常严重”。洗恒汉当时是兰州军区政委，周恩来让他主持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的支左工作。洗恒汉可能不知道，1月26日，赵永夫派彭克端、白玉兴等三人到北京向中央军委请示。据彭回来汇报：“徐副主席讲西宁部队联合行动好；刘司令员有问题，与刘志坚、梁必业有关系。”徐副主席是徐向前。这可能赵永夫的底气。

　　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电报：“青海8·18是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8·18。”他要求发给中央，机要员却把电报稿退了回来，答复是：“赵副司令不同意发。”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把电报稿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了兰州。兰州军区把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没有回音。

　　1月25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解放军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即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意见不壹。王昭早于壹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壹书记杨植霖支持“8?18”打倒王昭。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支持“8?18”夺权。1月29日，青海“8?18”夺了省委、省人委的权。“8?18”名义上夺了权，其实只是得了几枚公章，并无任何实际权力。他们能控制的，只是《青海日报》社。

　　《青海日报》为造反派大造舆论，报社成了青海造反派的中心。报社里“8·18”占绝对优势，编辑部百分之八十的人是“8·18”这壹派的。赵永夫视《青海日报》为眼中钉。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称，赵永夫曾多次电报请示兰州军区，要用部队强行接管报社，兰州军区态度明确，坚决不同意。

　　２月３日，以赵永夫为核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动用青藏公路使用的２５０多台战备车辆，进行“支持革命派，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游行。

　　2月14日，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壹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按这个公告，军管小组准备进入报社。报社职工坚决抵制，20多所学校的红卫兵涌进报社，“保卫报社”。进入报社参与保卫的造反派超过了两千人，住在临时搭建的帐棚里。军队要求报社中的“8·18”撤离，“8?18”坚持守不退。西宁市各“8?18”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军队包围了报社，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被军队封锁，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被围的人员送饮食和棉衣。

　　15日，赵永夫支持的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

　　19日，“8?18”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8?18”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矛盾更加激化。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8?18”定为反革命组织。

　　双方在《青海日报》社僵持的九天九夜，省军区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说“8·18”在报社里“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几个人被活活打死。”说“8·18”“拥有枪支、弹药”“呼反革命口号”。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说，青海军区发来十来份电报，林彪“不动声色，既不表态，也不著急。”

　　21日，赵永夫再次主持会议，确定23日取缔“8·18”，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

　　23日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街上空无人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立即取缔反革命组织8·18，如再非法活动，壹定严加惩办；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并截断了与外地的壹切通讯联络，断绝了由西宁通向兰州、河西走廊的公路交通，不准壹切车辆通行。?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指挥。报社地势较低，架在周围楼房、高地的机枪居高临下。针对军人的行为，8·18的广播站不断发出抗议的声音。

　　11时10分，军队枪击8·18的广播站，所有喇叭顿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死伤群众３４７人，其中：亡１６９人，伤１７８人”。

　　壹位现场目击者（报社女工作人员）的回忆：

　　事件发生的前壹天晚上，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壹个熟人悄悄透信给我，要我第二天早上切勿再去报社，那里将有重大行动。我立即意识到即将发生流血事件。第二天清晨，也即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我刚起床，就有壹个同志神色仓皇地来我家告诉我，从北大街通向报社印刷厂（那时报社人都在印刷厂上班）的北门坡已经实行戒严，禁止人车通行。我急忙洗了把脸，随来人壹起疾行至北门坡想看个究竟。在离北门坡大约还有５０米的地方，就已感觉到气氛异常。坡上坡下布满了武装岗哨，战士们个个表情严肃，严密监视著周围动向。坡下通往报社的马路已被机枪严密封锁，除非有当时的特别通行证，否则，任何人休想通过。我和壹些人只得站在坡头的封锁线外，挤在人群中踮脚翘首向下遥望。大约上午１０点钟光景，报社方向忽然枪声大作，它告诉人们镇压行动确已开始了。……为了了解确切情况，枪声壹停，我便随著人流抄小路（小西门的城墙缺口）涌到报社印刷厂附近，这里正是多日来两军对垒的地方。我踮脚壹看，不禁大吃壹惊，只见壹排排尸首倒卧在血泊之中，沾满血迹和尘埃的衣服、鞋、帽，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梢上，有的飞到低矮的屋顶上。可以想见那些手无寸铁的‘造反派’，壹旦看到子弹真的向自己射来时，是如何地惊慌失措。我万没想到和平时期斗争竟会如此残酷！

　　事件发生后的当天下午二时，总参作战部打电话问及兰州军区青海西宁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军队、地方电话都打不进去？接电话的副政委王文英当时还不太了解情况，经他与赵永夫联系后，回话说：“西宁市‘8·18’群众组织发生武装暴乱，首先开枪打死打伤干部战士，军队为了自卫，实行了还击，现已平息暴乱。” 叶剑英副主席晚8时看到了赵永夫的加急电报、“战报”以后，给赵永夫打来电话。电话是青海驻军55师师长陈如意接到的，陈如意就交给赵永夫接听。叶帅听了赵永夫汇报后说：“妳们打得好……对反革命分子要彻底查清，坚决打掉。今晚会不会有反复？”赵永夫答：“今晚不会有反复！”（保密机电话记录存青海省军区并已报中央军委。）赵永夫接完电话，兴奋地对大家说：“特大喜讯，不是叶帅电话，是林副主席打来的电话……”在场的“联合指挥部”五人小组成员都非常高兴，有人拿起电话向下传达特大喜讯。第二天清晨，“捍卫队”的群众组织争先恐后地将特大喜讯传单贴上了大街，并展开了大搜查、大逮捕。事后军管会调查：有10157人遭到监禁迫害，其中被逮捕的有4131人，有的受到捆绑、吊打、灌凉水等各种残酷刑法的折磨。《叶剑英年谱》１９６７年２月２３日条目也证实了叶剑英对赵永夫的称赞。

　　赵永夫为了欺骗视听，将现场做了壹些安排后，搞了个“尸体展览”，让群众参观，说这是“走资派刘贤权支持的‘8·18’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押解著刘贤权、张江霖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是斑斑血迹，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薰人的恶臭。被丢弃的帽子、鞋子壹大堆。

　　继‘2·23’事件后，24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学生，打死打伤12人。”

　　三月初，解放军总政治部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赵永夫却多次在这个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他成了“平暴英雄”。可见中央军委支持赵永夫，偏听了赵永夫的汇报。

　　不久，中央文革接待了大量的群众来信、来访，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连生死不明。

　　３月１１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写的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壹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共进行了四次调查会，前三次调查的结果是学生手上没有壹支枪，更没有开枪。

　　３月２４日晚至２５日凌晨２时半，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安徽厅主持处理“2·23事件的会议，这是第四次调查。赵永夫、张晓川等当事人、群众组织代表和北京到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参加。会上，进壹步查清了“2·23”当天的壹些细节。当面证实“8·18”没有枪支弹药。最后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对青海问题的决定。然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解放军上去揪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了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3月29日晚九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召集紧急会议，兰州军区洗恒汉和康健民参加，青海的刘贤权和张江霖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壹开始，周恩来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称：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3月11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壹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零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8·18’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8·18’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8·18’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壹支枪。”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向群众宣布“8·18”为革命群众组织。2月23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壹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壹律平反。此时，轮到原来支持赵永夫的壹派群众受难了。赵永夫的妻子凌勤元，不堪忍受无休止的批斗，于1967年5月21日，在列车奔驰中，纵身跳入了铁轨，顷刻身亡。“捍卫队”的骨干分子也被清查。

　　1976年毛、周逝世以后，叶剑英指示洗恒汉，让他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给予平反。?在叶的壹再催促下，洗恒汉把叶的指示向当时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政委宋长庚作了传达，张江霖和宋长庚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周总理亲自宣布处理的。这么严肃的事情，没有中央的重新决定，就凭叶剑英壹句话，我们不敢放人，也无权平反。日后出了问题，空口无凭，我们去找谁负责？”。后来，叶剑英又亲自派遣总政的两个干部来兰州，向洗恒汉传达他的指示，要洗出面把张江霖、宋长庚找来兰州谈为赵永夫平反的事。洗将张江霖和宋长庚叫到兰州后，总政的来人向他们当面传达了叶剑英的指示：尽快把赵永夫从监狱里放出来并给予平反。张江霖坚持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仅凭叶帅个人壹句话，我们不好办。洗提议：总政的同志是否回北京向叶帅报告，最好请中央能下达个文件，便于下面执行，也好给群众解释。在1977年6月处理甘肃问题时，叶剑英几次提到洗“不听”他的“话”，“不执行”他的“指示”。不但将洗打成“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张江霖也成了“四人帮”在青海的“挂帅人物”。赵永夫还是按叶剑英的意愿获释，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1987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

　　内蒙学生被枪杀

　　1967年1月下旬，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争夺《内蒙古日报》时，军区支持保守派，抓捕军内造反派，和保守派壹起围殴冲击军区的造反派。二三月间，在保守派的配合下，在呼和浩特市和其他地方，大量攻打、抓捕和殴打造反派和其他群众。

　　2月5日中午，数百名内蒙古造反派学生和工人聚集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军区大院的南门外静坐，抗议内蒙古军区镇压造反派，当时周围还有上千的围观者。壹个20多岁的学生拿著扩音器带领大家呼口号：“强烈要求军区检查错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军区办公大楼前筑起了临时工事，主楼顶上还架起了机枪，对准门外静坐的造反派。中午12时15分，壹名军官右手插在裤兜里，从军区办公楼里出来，到大门口朝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喝道：“不许胡喊，这是军区！”学生回答：“就喊！”军官威胁道：“再喊就毙了妳！”学生的回应是：“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那军官突然从裤兜里抽出手枪，对著这名学生连开两枪，学生应声倒地，鲜血从前胸汩汩涌出。3个小时以后，那位学生伤重死亡。他的名字叫韩桐，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是学生造反组织“呼三司”的成员。开枪杀人者是内蒙古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

　　四川镇反

　　由于支持保守组织“产业军”，成都军区受到造反派“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强烈反对。2月11日，成都军区抓捕了壹批军队内部的造反派，激起了社会上相同观点群众组织的愤怒，“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8·26战斗团”到军区门口要领导接见，遭到拒绝后静坐示威。1967年2月17日，叶剑英签发了中央军委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公开信，严厉斥责造反派，警告造反派头头，如果继续煽动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冲击军事机关，由此产生的壹切严重后果必须由他们负全部责任。成都军区用飞机在全省范围内散发80万份《2·17公开信》。成都市实行全城戒严，并在全省范围开展“二月镇反”。

　　壹辆辆军车载满装满荷枪实弹士兵，分别开到壹些造反派集中的单位。在保守组织“产业军”的积极配合下，成都军区与地方公检法联合行动，逮捕了大批“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头目和骨干份子。成都地区这个最大工人组织“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从总部到基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大批被抓，其余的成员则被要求承认错误，检举揭发“坏头头”，揪出“黑后台”。和这两个组织关系密切的造反派，包括许多机关造反派、教师造反派乃至街道居民的造反派，都受到株连。全省取缔造反群众组织1100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8万多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多人。。成都市的监狱暴满，不得不都把寺庙改成监狱关人了。另壹个数字是抓了十万人。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谁叫妳搞‘二月逆流’，壹抓就是十万人？······妳抓错放了就是了。妳说问题得解决吗？不是都放了吗？（张国华：还剩五百人，都是坏人。）妳放了九万九千五百嘛，还不是自己搞错了，放了就是了。

　　当年是省辖市的重庆，也实行了对造反派的强力镇压。据当时公安局“革委会”统计，全市从2月24日到3月18日止，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文革”后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公布，在“二月镇反”期间，全市被拘捕2253人，24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造反派提供的镇压数字比官方的数字大得多：被镇压的“反到底”派的重庆“公安红壹方面军”在壹个文件中称：“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762个。”重庆的“二月镇反”不是保守派镇压造反派，而是军队和壹部分造反派（8·15派）镇压另壹部分造反派（反到底派）。全国各地的“二月镇反”中，军队都是主角。

　　1967年2月22日，四川万县军分区的高音喇叭宣布：造反群众组织“主力军”是反革命组织，“赤旗”是反革命帮凶，还反复广播在壹些地段实行戒严的通告。学生不服，上街游行抗议。接著，工人、干部和市民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军人冲进“主力军”驻地“真元堂”（原来是壹座教堂）不由分说地壹阵扫射，当场打死5人。打死人更激怒了群众，更多的人要冲进真元堂抢尸体。在场军官下令开枪，又有18人被当场打死。加上马路上误伤致死1人。共24人死亡。造反群众抬著18具尸体开展了全城大游行，后称此事为万县“2·22”镇反事件。接著，军公区又开始大搜捕，几乎各单位都抓人。几十名造反派头头被 抓后，押到各单位批斗。

　　湖北：《3月21日通告》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将武汉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并勒令解散。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迅速死灰复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壹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组织批判造反派的“坏头头”。军区还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简称“抓办”），让壹些支持军区观点的、和造反派对立的领导干部，通过“抓办”行使行政权力并压制造反派。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以后的“7·20事件”后的检查中，也检查了二、三月间镇压造反派的情况。他说：“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壹起，有些联系。······在军内捉了两百多”“把壹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壹、夏世厚都塞进‘抓办’。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发表‘3·21’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壹夜抓了四百七。”实际上，在“3·21”通告发出的前几天，即3月16日晚到3月17日晨，全市统壹行动，逮捕了“工总”领导人朱鸿霞、胡厚民、夏邦银和各分部头头五百多人。

　　陈再道说的李迎希是井岗山时期的老革命， 1955年授少将军衔。他虽为少将，却在1955年至1965年为军区第壹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还是行政六级，在全军少见。1967年2月后陈再道停止了他的工作。1967年7月下旬，我和几位清华南下串联的同学到他家（茶港军区高干别墅区的壹幢小楼里）访问过两次。他是壹位清癯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武汉军区高级干部的腐化情况，他谈到军区壹位干部贴了题为《茶港臭气薰天》的大字报，揭露军区高层的腐败。李将军还向我们介绍了井岗山时期杀“改组派”的情形。他对军队军衔制度不满，说：“什么少将，中将，死了都成豆腐酱！”

　　福州镇反

　　2月11日，福州20万军民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壹次新反扑誓师大会”。福州了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在大会上批评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说这是“壹股反革命逆流”。3月9日，在万人大会上公开逮捕了造反组织“红九二”总部负责人王金泉、福建省教工赤卫队负责人蔡肇基、吴丘陵等人，并宣读福建省军管会公告，勒令解散壹些造反派群众组织。3月22日，又召开大会逮捕了多人。据福建省军管会统计，全省各地军队、人武部和军管部门出面逮捕和拘留2000多人，取缔和解散了80多个群众组织，逮捕了军内和军区机关违反“八条命令”8人，拘留65人。

　　贵州镇反

　　1967年二三月间，贵州全省有52万群众的218个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就是贵州的“二月镇反”。贵州的镇反是借中央文革的手进行的，而且是在革委会成立之后。没有被吸收进入革委会分享权力的造反组织（激进的造反组织由于阻碍“大联合”和“三结合”，因而被排除），或进入革委会后又被排斥的造反组织，起来反对革委会这个“红色政权”，因而受到镇压。这种情况在1968年在各省发生的更多。

　　湖南镇反

　　在湖南被镇压的是以“工联”与“湘江风雷”组织为主的造反派，其成员多是工人，尤以大工厂的产业工人为多，人多势众。这次镇压是湖南省军区借陈伯达之手实施的。1967年2月初，湖南省军区向全军文革小组写了报告，说长沙有个“湘江风雷”的群众组织，搞打、砸、抢，火烧楼房、破坏公共财物，扰乱社会治安，是壹个暴行累累的保守组织。省军区将“湘江风雷”这个造反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正合中央文革的胃口。全军文革小组则将这份报告又报到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组则将这个内容编进了他们每天都要编的《要事汇报》中，2月4日，陈伯达就是在这份《要事汇报》上，做了批示：责成湖南军区把“湘江风雷”头头抓起来，并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

　　“湘江风雷”本来是壹造反组织，是反省军区的。省军区得到陈伯达的“2·4”批示后，立即取缔了“湘江风雷”，大小头目大约数万人被关。保守派带路，军人荷枪实弹，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省军区礼堂用来关人。有人统计，这次二月镇压中全省被抓的人超过10万。

　　但事隔半年，武汉“7·20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在8月10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推翻了“2·4”批示，为“湘江风雷”平了反，全部释放了所有因“湘江风雷”案而被捕的人员，并宣布“湘江风雷”是革命群众组织。

　　河南取缔“二七公社”

　　河南文革共有三派，壹派叫“二七公社”，壹派叫“河造总”，壹派叫“十大总部”。“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联手、共同对抗“二七公社”。1967年3月初，河南省军区发布“声明”，宣布“二七公社是非法组织”，抓了几千人。驻河南开封的第壹军也向示威群众开枪。3月8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郑大联委（持二七公社观点）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象样的检查。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壹批学生被斗，让他们低头、弯腰、翻戴帽， 40多名郑大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郑大联委头头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著开封师院“8·24”的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相继被捕。

　　1967年二三月，很多地方都发生过镇压甚至屠杀造反派的事件。

　　为了镇压造反派，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下令将坦克开进了南京城。许世友对军内造反派更是强硬，他说：“没有叫妳搞‘四大’，妳偏要搞‘四大’，把妳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南京军区机关和驻三省壹市的所属部队有22人被捕、8人被开除，475人看管或隔离反省，南京市有十个造反群众组织被取缔，330多名造反派领袖被关押。吉林驻军用飞机撒传单批判造反组织“长春公社”，强迫“长春公社”成员打著白旗“请罪”。驻军还实行“三个彻底”：即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改组，迫使“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光机八壹五”瓦解。3月1日，广州军区宣布取缔反革命组织“八壹战斗兵团”，壹夜抓捕2000多人，在3月份，还取缔了壹系列造反派组织。在广州国际贸易交易会前的3月22日至28日，壹周内逮捕群众组织领袖508人。

　　被关在监狱里造反派，期待北京解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对各地军政官僚镇压造反派，中央文革和造反派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北京的造反派召开“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打倒谭震林”巨幅标语贴满了北京街头。

　　3月11日，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联络站”。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等32个单位齐集农业部前召开了“揪谭”誓师大会。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万人示威游行，反击“二月逆流”。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聂荣臻！

　　3月16日，178个单位13000人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声讨谭震林大会。3月19日，农口革命造反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

　　造反派的领袖们纷纷发出反对镇压造反派的呼声，如蒯大富发表《迎接第八个回合》的文章，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存在著壹股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这是自文革开展以来两条路线的第八次交锋。

　　面对保守派对文革的挑战，面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强烈反应，毛泽东举起了他的左手，向保守派施加压力，支持造反派。

　　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通缉令，应壹律取消。”文件强调“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文件要求军队“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壹方，打击另壹方”。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加了壹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壹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壹事看得太严重了。”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现在有壹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经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壹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强调“不准随便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不旭普遍认为民，军委《十条命令》是对军委《八条命令》的纠偏。

　　这壹系列信号，鼓舞著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他们热切地交换各种信息，转抄和翻印北京动态，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到处刷出大标语:“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各地都提出了打倒当地“谭震林”的口号，武汉提出“打倒武老谭！”成都提出了“揪出四川的谭氏人物！”被搞垮的造反组织纷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在成都，冷清多时的市中区又热闹起来了，常常可以见到人们在自发地辩论，有的直到深夜还不肯散去。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众在人数上和气势上都明显地处于上风。

　　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中央对处理各地的问题的基调是支持造反派、压制保守派，促成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例如，5月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就明显体现了这个精神。这个决定明确指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成都军区在前阶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决定还对成都军区加以改组，由张国华出任成都军区政委，梁兴初担任军区司令。

　　在1966年底，毛泽东估计1967年底以前可以结束文革。1967年1月开始夺权以后，毛泽东说过“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壹点时间。”1967年3月7日，毛泽东批转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同壹天，《人民日报》发表题这《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要求师生回到学校“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中央还下文件，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学生壹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毛泽东还派解放军对大中小学生分期分批实行军训。中央还要求各地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实行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这些，说明文革开始进入收拢阶段。

　　然而，1967的“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这壹重大反复，使文革形势发生了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兴起以后，出现了新的壹波造反高潮。“复课闹革命”无法实行，解散跨班级、跨单位的群众组织的要求也不能实现。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重新掘起的造反派，组织规模急剧扩张，其横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在1967年初，“川大8·26”和“红卫兵成都部队”只是大学生的组织。其他单位的造反派有的在观点上倾向“川大8·26”，有的倾向“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在组织上还是各自独立的。反击“二月逆流”以后，许多组织直接打出“8·26”某某分团或“红成”某某支队的旗号，壹些外地外县的造反派也从组织上并入了“8·26”或“红成”。这样壹来，“8·26”或“红成”不仅成了跨单位跨行业，而且还成为跨地区的全省性组织。与此同时，串连活动也再度兴起。造反派的学生们下厂下乡，赶赴郊区外县，帮助扶植和恢复那里的造反组织，发展壮大自己这壹派的力量。经历了“二月逆流”这壹番反复之后，运动非但没有收拢，而是更加扩展、更加深入了。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各地实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进而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指导思想，遇到了保守派和壹些支左部队的强力抵制，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重组。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旷日持久，日趋激烈。毛泽东的“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的期待成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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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

　　毛泽东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壹段时间里“天下大乱”，要把干部都“烧壹下”，这样，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然而，社会生产是壹天也不能停止的，必要的公共服务是壹天也不能停止的，社会秩序是不能长期混乱的，靠什么维持局面呢？靠军队。在“天下大乱”以后，军队是唯壹的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当时，这支力量可以压倒壹切、征服壹切。更重要的是，军队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是毛信得过的。

　　在民主国家，军队是国防军，不为某壹党派所用，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工具。所以，每逢政坛上出现的权力斗争，军队必首当其冲。由于军队是权力斗争中最为敏感的部分，所以，在军队高层集中了权力斗争的壹切黑暗：阴谋、虚伪、欺诈、残酷。军队以“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地方文革、领导地方文革，使文革更具有复杂性，更具残酷性。 “三支两军”，使军队进入了社会，促进地方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实现“联合”，进而建立军人、干部、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军队介入文革也给毛泽东带来无穷的后患，毛林冲突由军队介入文革而来。毛、林冲突，无论是对文革还是毛自己都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为了理解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的作为，有必要介绍壹下军队自身的情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靠枪杆了打出来的。在新的政权里，如何制衡恃功自傲的军人势力是壹大难题。1954年高岗事件给这个难题以解决的机会。高岗曾有“白区党，根据地党”的说法，认为“白区党”压制了“根据地党”，即刘少奇山头压制了军队。高岗失败，这种说法被批判，巩固了以刘少奇为主的非军人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将领们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压抑下来，成为文革中推倒刘少奇的壹支重要力量。

　　在1959年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剥夺了他的壹切权力。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打入“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撤职。这个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林彪任军委第壹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

　　1959年9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决定对军委进行改组，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仍为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军委副主席，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常委是：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罗瑞卿为秘书长，副秘书长为苏振华、肖向荣，很快又增补肖华为副秘书长。10月20日，决定在军委常委下设壹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工作。

　　林彪提出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肖华他们。”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是罗瑞卿具体负责。当然，林彪对军队的工作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的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壹”和“三八作风”。四个第壹是：在武器和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壹；在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壹；在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壹；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壹。“三八作风”是指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林彪这些作法十分赞赏，大力支持。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并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是军委成员。但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控制力很大。邓小平在军队里也有壹定的影响力。刘少奇、陈云对军队的影响力远不及周、邓。

　　文革前的军委领导班子是在1959年反彭德怀的斗争中上台的。1965年底，打倒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以后，叶剑英就取代了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撤销彭、陆、罗、杨的职务的同时，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年8月八届十壹中全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军队的政治地位更加强固，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军队支持。在十大元帅中，叶剑英排名最后，文革开始后，叶剑英的地位上升，超过了林彪以外的其他元帅。

　　?“山头”林立 严重腐败

　　中共党内长期存在著“山头”，这是“打天下”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作出贡献的，有驰骋南北的军队；有革命根据地，即通过军事割据建立的“国中之国”；有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各根据地之间关山阻隔，各支军队都有不相同的历史渊源，“白区”工作自成体系。从大的方面讲，根据地和军队是壹块，“白区”党组织是壹块。从小的方面讲，壹块根据地就是壹个“山头”，壹支部队就是壹个“山头”。壹个大“山头”下又有许多的小“山头”，军队中有红壹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壹方面军中又有红壹军团、红三军团。由于毛泽东强悍的性格、超人的智慧和权谋，也由于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中的卓越贡献，各个“山头”都对他臣服，他也具有驾驭和平衡各个“山头”的权威和手腕，他成了各个“山头”的共主。对待这些“山头”，毛泽东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逐步消灭“山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军政的权力布局和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还是采取这个方针。在建国以后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头”问题的影响。在文革复杂斗争中，“山头”也起作用。

　　毛泽东开始搞军队时，在井冈山和朱德建立的部队是红四军，以后扩大结合了彭德怀的部队，组建了红壹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林彪的红壹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红壹方面军的主力。红壹方面军和毛泽东壹起长征到陕北，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但最密切的还是其中的林彪为首的红壹军团。红壹军团与毛的历史渊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在战争年代，红壹军团和红三军团壹直配合得很好，有时是相互指挥，但两支部队也有矛盾。

　　建国后，毛泽东掌管军权是靠红壹方面军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怀红三军团，即“红壹三”（红壹方面军红三军团）的人。打倒彭德怀后，才开始用“红双壹”（红壹方面军红壹军团）。把军队指挥权全部交给“红双壹”，毛泽东既放心也不放心。说放心，因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支持他；说不放心，林彪也是壹代枭雄，完全依靠他壹个人，也有危险性。叶剑英虽然是元帅，但壹直从事参谋工作，没有带过大的队伍，没有自己的“山头”。没有“山头”的叶剑英在文革中地位上升，也许是毛应对这个危险的壹著棋。

　　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争，和平是对军队最强的腐蚀剂。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军队很少打仗。和平年代军事官僚的腐败程度比行政官僚更严重、更大胆、更野蛮。

　　1967年“7·20”事件后，陈再道在他的检查中是检讨他自己的，实际上也是军队的状况，他说：“壹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生活糜烂，乱搞女人。”陈再道说的在高级将领中不是个别现象。有的将领玩过的女人可以编壹个连，因而被称为“连长”。军事将领沉于酒色可以消磨他们的政治野心，皇权专制时的最高统治者对此常常放纵。同时，军队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封闭系统内部的腐败对地方影响不大，所以，只要军队听他的话，毛对军队里的严重腐败基本是容忍的。

　　然而，军事官僚们的严重腐败，毕竟是人们所诟病的，也与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指导思想相悖。所以，“5·16”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壹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把“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划进了文革斗争对象之内。但是，毛泽东是矛盾的。他壹方面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另壹方面又防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明明是“5·16”通知里提出要打倒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待关锋提出“揪军内壹小撮”时，又将此作为罪状，把关锋打倒。毛在军队内部的文革上，是反反复复、出尔反尔的。这反映了他的两难选择：既要在军队里“反修防修”，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队真的乱了，文革也就没有支撑力量了。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毛泽东既想利用军队支撑文革，又想保持军队稳定。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的态度是：壹是希望军队稳定，不能像地方搞得那么乱；二是希望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这两点是壹致的，壹旦军队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稳定。

　　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文革初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军事院校、军事科研单位和军队文艺团体，这些非战斗部门是文化革命的重点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总政让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象”找出来，整理了材料。壹些批评军队领导的人受到打击，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显然，这是利用刘少奇抓右派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刘、邓垮台以后，这些被整的人就造反，要求开展“四大”，要求销毁“黑材料”。

　　1966年5月间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提出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对地方文革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叶剑英、聂荣臻都反对在军队内搞“四大”。在壹次军委常委会上，叶剑英说：“现在有人组织什么造反突击队，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聂荣臻插话说：“军队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泾渭分明。”

　　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1966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著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壹律不准上街游行，壹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军队文革只在军内的宣传、文化部门有限度地开展。

　　1966年6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对军事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

　　1966年8月下旬，军委常委会议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革壹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

　　1966年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学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人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人到地方串连。

　　这些，都反映了军方领导人的意志，也反映了毛泽东稳定军队的愿望。但从根本上说，它和“5·16”的精神相悖，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意志相悖。更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以军队特殊为名，对军事院校的里批评领导的学生实行残酷镇压。随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军队中受到打击的人们要求翻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军内造反者提供了理由。

　　《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不得不紧跟。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发 ［66］515号，简称“紧急指示”），这个文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违反了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壹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当宣布壹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紧急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有不同的看法，邱会作认为，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全军文革的人搞的，几位元帅没有挡住，在当时情况下谁也挡不住。王力回忆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当时是第二医科大学的学生）和另壹位姓屠的高干子女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的情况，因此林彪决定发壹个紧急指示，说军队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情况后口授的。

　　“紧急指示”壹下达，军事院校学生的造反潮流如决堤之水，大批穿军装的学生涌入北京，矛头指向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机关。这样，原来坚持军队不搞四大、压制和打击造反派的军队干部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１００多所军事院校的班子全都瘫痪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咬咬咬（１１１所院校），的确有妖。”不过，“紧急指示”还规定，军队和军事院校不参与、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地方的造反派组织还不断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他们为什么要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呢？有两个原因：壹是，军队按中央规定代为保管省委重要档案材料，而造反派怀疑其中有省委整群众的“黑材料”；二是军方有些单位提供秘密住所为群众要揪斗的“走资派”避难。

　　为了使中央军事领导机关能正常工作，经林彪同意，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壹个十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生回校参加文革。陈毅在讲话中警告造反派：“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有人说，噢！妳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壹擦也是有好处的。”“妳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这样搞不好。”叶剑英讲话说：批判资反路线的“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我们是闭壹个眼睛，睁壹个眼睛的。闭壹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著壹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壹小撮，只占百分之壹，二，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我希望同志们不要被敌人利用。”“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壹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李继才，妳听到了吗？”造反派对两位元帅的批评不满，会场局部出现骚动，肖华和刘志坚立即宣布散会，并护送老帅们离开会场。１１月２９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壹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陈毅和叶剑英再次严厉批评了造反的军校学生，回击了上次大会后造反派对两位元帅的批评。

　　为了回应两位元帅批评造反派的两次会议，中央文革准备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同样规模的会，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点名让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领导人参加。打算对他们开展斗争。由于陈毅、叶剑英等不出席，会议取消了。学生在体育馆白等了壹天，挨了壹天饿，火冒三尺，事后，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就多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召开了壹次两千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刘志坚主持会议。叶的检讨还没有念完，就遭到学生的围攻。会议结束后，有关情况反映到林彪那里，林彪向毛作了汇报。毛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说：“这件事壹定要追查。”中央文革把责任推给了刘志坚。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刘志坚被江青点名，撤消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被隔离审查、关押。刘志坚被打倒后，林彪在壹次会上宣布，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江青为顾问，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等任副组长。

　　为什么让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邱会作说，江青为了抓军队，突然向林彪提出徐向前元帅的使用问题。按当时的规矩，徐向前有两个历史包袱：壹是他是四方面军的，和张国焘关系密切，二是1936年率红军西征，两万多人全军覆没，徐单身回延安。其实，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责任还是中共中央，责任不在张国焘，更不在徐向前。但徐向前是是张国焘那个“山头”的。四方面军的壹号人物张国焘走了，二号人物陈昌浩被毛泽东长期放逐苏联，回来后又压著不用，毛就把徐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给了壹个元帅，算是承认四方面军这个“山头”，但不让徐管军队，让他管民兵，他索性说身体不好，在家赋闲。1966年11月初，有关军队文革问题，江青连续几次找林彪。最后壹次江青直截了当地说：“要搞军队文化革命非有元帅升帐不可。我提议徐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林彪看到江青态度很坚决，江青走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在当前情况下，徐帅任全军文革组长是可以的。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毛同意林的意见。

　　江青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实现了她介入军队的愿望。徐上任的第壹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文革的三条方针：第壹，不要怕乱；第二，要彻底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这三条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当然也符合江青的想法。他除了讲这三条之外，还号召向地方造反派学习。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革命！”他批评肖华怕群众，是胆小鬼。徐的讲话使到场的高级将领很不满意，陈毅调侃地说：“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妳也同我们壹样害壹样的病吧？现在妳的病好了。”聂荣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

　　为了搞好军队文革，全军文革小组主张调几个造反派来军队领导机关搞文化大革命。各路造反派来京后，徐讲话表示支持。据邱会作说，这样壹来，“全军院校，从乱到垮了，省军区以上的机关除总参机关以外，全都乱了。”壹些高级将领被揪斗，邱会作差壹点被整死。

　　1967年１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开了三个月。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壹方面是想把军队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避免当地的群众揪斗，二是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大革命。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对群众揪斗领导干部极为不满。南京军区的八位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谁要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首都三司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就上山打游击了。

　　在这个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制订了17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下发）、《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2月11日下发）、《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1月23日下发）、《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3月19日下发）。．．．．显然，这些文件都是毛泽东提出或同意的，军委扩大会只不过是讨论壹下。

　　叶剑英说，这次会是把和领导干部叫到北京避壹避造反派的锋芒，是壹种保护，是林彪交待这么做的。叶剑英让与会者探望被造反派打伤后被营救出来的邱会作，激起了大家的愤怒。有些人当场围住叶剑英，让他向毛主席反映，中央文革有什么特权这么整老干部？！

　　俗话说：“可怜的人常有可恨之处”。邱会作差壹点被造反派整死，值得同情。但群众整他也是有原因的。文革壹开始，邱会作将总后政委李聚奎、副部长汤平、副政委李跃等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到1966年底，就批斗军以上的干部22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矛头就指向了邱会作。1967年1月12日，总后政治部壹些群众贴出了壹张《灵魂何其丑也》等大字报，揭露邱会作的生活作风问题。在批判邱的会上，壹位被邱会作从陆军总医院弄到他家当保姆的护士，泣不成声地控诉邱会作如何把她当泄欲工具的恶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邱会作的秘书吕玉润揭发邱要搞秋后算帐，说“反我的将来壹个也不能要”，“文革完了要抓10万个右派”等等，又把反邱怒火引向高潮。1月12日在批斗邱会作时就实施了武斗，1月23日、24日，总后又连续召开大会批斗邱会作，对他进行了各种刑罚。会后，二医大的学生又把他关了起来。他妻子胡敏求叶群，林彪和陈伯达两人联名写了条子，二医大才把邱放了出来。

　　邱会作1967年3月底回总后重新主持工作，他提出抓“三个壹小撮”，对整过他的人施行加倍报复。他对总后专案人员提出“三狠”的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 “应当狠斗（坚决地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待就审他）” “专案人员心里要狠，斗争要狠，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呀！手软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因反对邱会作，给他施加了23种刑罚，身体致残，亲友中12人被株连，其中四人死亡。邱会作在总后机关炮制出大大小小的集团假案29个，如李（聚奎）饶（正锡）卢（南樵）反党集团35人；叛国外逃特务集团295人；“1·12武斗邱会作事件”181人；梁（冰）桑（仲林）反党集团43人等等，共有七八百人。为了搞专案，邱会作私设监狱七处，动用300名战士看管。在邱会作“三狠”方针下，总后整死、逼死143人。在总后，“壹人反邱，全家遭殃”，邱会作让专案组上报“黑家属名单”，并指示要把这些家属管好，看好，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在总后系统，被邱会作“重点审查”的干部、群众3200多人，被株连的家属亲友数以万计。邱会作成为九大政治局委员以后，将总后系统中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进行组织处理：1005名干部送到工厂、养马场、农场、仓库长期关押、劳动和降级使用；3302名干部流放到宁夏贺兰山总后“五七”劳动学校劳动；4738名干部作了复员处理；147名干部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军委八条》是为了解决《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造成的乱相，对造反派的行为作了壹些限制。关于“军委八条”的产生过程，吴法宪和邱会作都根据亲身经历写了回忆。

　　1967年１月下旬，由于军队领导机关受到冲击，壹些军队领导人被揪斗，林彪紧急约见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和杨成武，林彪说：“军队这样下去很危险，要搞壹个条条。” 林彪就口授秘书写下《军委命令》七条。在场的几位军队领导人都同意。但在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时江青和几位中央文革成员不同意。林彪就带徐向前见毛泽东，毛同意了七条，加了壹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显然，毛泽东加的这壹条是针对高干子弟搞“联动”而言。这就成了八条。毛还在文件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说：“主席妳签了这个字，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这个文件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1月29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在讲话中既兴奋、又愤怒，说到“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时重重地拍了壹下桌子，致使右手掌边端骨折。有了“军委八条”，中央军委决定对部队造反分子壹律实行军纪制裁。内蒙古军区警卫营300多人集体到北京要求搞“四大”，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动用了相当的兵力把这300多人全部捉拿送到63军训练改造，然后，大部分遣散回家了。各地军队领导人也利用“军委八条”镇压造反派，有的省军区向造反派群众开枪，造成流血事件。“军委八条”成了“二月镇反”的政策依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然为不会让这种镇压造反派的状况持续下去。

　　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发[67]117号）。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通缉令，应壹律取消。”文件强调“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文件要求军队“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壹方，打击另壹方”。

　　在《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之后，在毛泽东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的压力下，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十条命令》和4月1日的中发[67]117号的精神是壹致的，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强调“不准随便捕人 ，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毛泽东对《十条命令》的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十条命令》加上批判“二月逆流”，造反派又起来了。对《十条命令》军队里是有抵触的，陈再道坦言：“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他“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

　　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军内外造反派占了上风。但军内保守派是不甘心的。当时由北京军区文工团“燎原战斗队”组织海军、空军、工程兵、二炮等军事单位的文工团联合起来排练节目，并数次在北京军区礼堂组织演出，和这几个单位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了，成为“老三军”派（也称“三军革命派”）。这壹派拥护军委《八条命令》，支持党委工作，反对搞乱军队。在空军拥护吴法宪，在海军拥护李作鹏，在总后拥护邱会作。由此引起对立面观点也组织起来了，是军队内的造反派，称为“新三军”派，这壹派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军委《十条命令》，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支持。

　　从上面的介绍可知，军队对造反派的态度走了壹个“之”字路：1966年10月5日，中央军委发出了“紧急指示”，支持造反派；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军委八条”，镇压造反派；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支持造反派。

　　为什么走“之”字路呢？这源于毛泽东对军队的矛盾态度：既想让军队支持造反派，又想稳定军队。在这条“之”字路上，每向左拐壹次，壹大批领导干部受到打击；每向右拐壹次，大批造反派受到镇压。

　　1967年4月初的这壹次左拐，军队内的造反派“新三军”占上风；“老三军”处于劣势。造反派力量最强的是炮兵、军艺、后勤学院、海军、空军、北京军区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这些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各单位领导干部。军队的领导人和“老三军”决心要把造反派占优势的形势翻过来。

　　“5·13事件”：美女转乾坤？

　　怎样扭转军内保守派的被动地位？壹位美女起了重要作用。这位美女名叫刘素媛。

　　刘素媛，空政文工团歌剧演员。她1958年入中南海伴舞，时年18岁，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了特殊关系。由于她可以经常到中海和毛泽东跳舞，有机会和毛泽东说话。当时，空政文工团分两派，壹派是保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政委余立金的，另壹派立场相反。刘素媛是保守派，她这壹派只剩下５个人，常受另壹派的围攻。刘素媛找毛泽东哭诉，并向毛摸底：“对吴法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泽东回答说：“吴法宪可以炮轰、火烧，但是不能打倒。”于是，她这壹派就坚定地保吴法宪了。有了毛的态度，空政文工团形势急转直下，刘素媛这壹派壹下子成了多数派，刘素媛成了这壹派的头头，人称“刘司令”。空政文工团了就成了“老三军”的壹支重要力量。

　　刘素媛对毛说：为庆祝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部队各文工团想搞联合演出。毛说：“妳可以找叶群谈谈。”并叫秘书徐业夫给林办打招呼，告诉叶群支持演出。林彪得知这事后反复掂量：主席是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主席对打击造反派不高兴，但他还是要军队。林彪看到这是壹个支持保守派从而稳定军队的机会。他让叶群马上约见刘素媛等人，支持“老三军”联合演出。叶群对刘素媛等说：“林彪同志和妳们的观点是壹致的。不要怕当老保，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应该大胆地保，要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还说；“军队和地方不同，地方冲击的是刘邓司令部，军队冲击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使有坏人，也不许冲击。”

　　“老三军”搞演出，“新三军”当然不高兴。他们不知道是毛泽东支持“老三军”的演出，就组织队伍冲击演出会场。5月13日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为了保护演出，防止“新三军”冲击，肖劲光、王宏坤、余立金、曹里怀、李天焕、吴烈、熊伯涛、付崇碧等海、陆、空高级军事将领，聚集在小剧场东侧小楼，由卫戍区调两个连来制止武斗。李作鹏回忆说，由于有军队保护，“新三军”最终没有冲进去，壹场不太严重的武斗几十人受伤。“老三军”演出成功。而“新三军”的壹位进入现场的人回忆说，“新三军”冲上了舞台，“舞台上已经是我们的人在挥舞占领中央高地的大旗；乐池里空无壹人，壹些大型乐器胡乱丢弃在那里……”后“老三军派已经调集大批人马将我们反围困在剧场里面，如果不立即冲破包围圈，我们就出不去了。于是，我们就赶紧聚集人马冲了出来。”接著听到广播:“林副主席办公室来电话说，冲击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是支持演出的！林办让我们撤走。现场的大专院校主要组织现在都要撤了。”冲派和造反派学生撤出来以后，“老三军”重整旗鼓演出。

　　“老三军”和“新三军”在展览馆激战时，刘素媛在毛处。刘对毛说：“革命派胜利了。”毛说：“妳高兴个屁！过壹会儿造反派还会翻过来。”邱会作说：“毛是支持刘素媛的，幸亏刘是革命派，如果刘是造反派，毛也会支持她。”老三军演出时，周恩来、陈伯达、肖华、张秀川等人在大会堂。肖华认为最好是两派联合演出，任何壹派单独演出、把另壹派拒之门外，难免发生武斗。周不知道毛、林的态度，还在人大会堂做两派头头的工作，希望能能够联合演出。刘素媛赶到人大会堂，告诉总理，毛主席是支持她们的。总理得知毛的态度以后，立即告诉造反派不要冲击演出会场了。当时人大会堂很乱，总理就站在椅上高喊：“不要冲演出会场，再冲就冲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周还让陈伯达、肖华到演出现场制止冲击。壹位小小的女演员，凭靠她的美色，能够自由行走于中南海、人大会堂这样的政治核心场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对她惟命是从，这是皇权专制的时候也不可能出现的情形，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下却出现了！

　　?“三军革命派”演出成功以后，又大造声势。5月14日在北京全城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还组织游行示威庆祝。5月16日，他们召开庆祝演出成功的大会，中央文革也不得不派戚本禹来发表支持的讲话。５月２３日，在天安门广场搭起临时舞台，进行了长时间演出。６月９日，又在人大会堂小礼堂演出，中央领导人都来观看，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给“老三军”撑腰。

　　“5·13”演出以后，军事官僚们对军队内造反派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军队内的造反派纷纷瓦解。从此，军队干部认为，打击造反派，稳定军队才是拥护毛主席。黄永胜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对军队内部的各大单位，凡是造反派力量强的，都从组织上进行了调整。不便调整的，就用特殊办法处理。例如，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是上海壹月风暴造反夺权的主要单位之壹，上海是造反派的天下，是没有办法进行组织调整的，于是，军委办事组就以“换防”名义把这所学校迁到了西安，然后在西安进行调整。所谓调整，就是对造反派进行清洗和打击。黄、吴、李、邱压垮了军内造反派，保持了部队的稳定，也强化军委办事组的权力。“5·13”事件成就了林彪、黄、吴、李、邱，从而形成了后来说的“林彪集团”。

　　文革史专家王年壹从另外壹个角度解释了“老三军”打败“新三军”的原因：在全面夺权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大军区在支左中都支持了“保守组织”，因而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有壹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住北京军内局势。通过稳定北京军内局势，达到稳定全军局势的目的；通过稳定全军局势，达到稳定全国的目的。1967年5月13日起实行这个决策。5月13日以后，“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消灭了它的对立面（是中央文革支持的、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从此，解放军的总政、总后、空军海军先后被吴、李、邱掌握。北京军内局势很快稳定下来。黄、吴、李、邱把持的、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代替了军委常委，全面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陆、海、空三军都在他们控制之下。有军事实力的林彪集团由此形成。

　　王年壹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当然应该包括毛，而且以毛为核心。毛既然有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稳住北京军内局势“秘而不宣的决策”，那么，刘素媛的要求毛支持她这壹派，肯定是符合这个决策的。毛并不是因为和她有特殊关系才支持她所在的保守派。刘素媛只不过是毛拨弄的壹个棋子，通过支持她来实施这个决策。冲派壹位头头事后察觉到，“毛泽东事先就知道三军要联合演出并且对立面要冲击的消息，然后再指示女文工团员去找叶群。”毛这样做，显然是执行“秘而不宣的决策”。美女转乾坤是表面现象。

　　?“三支两军”：军队全面主导文革

　　1967年1月，安徽省造反派夺省委书记李葆华的权，为此召开万人大会，要求军队警卫会场，南京军区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请示。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南京军区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林彪同志：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有真正革命派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接到毛的这个批示后，林彪立即行动，第二天，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发［67］27号）。

　　中发［67］27号文件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壹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文件规定：壹，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壹律作废；二，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援助他们，军队应当派出部队去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不当保护“走资派”和保护“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全军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教育，进行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壹指示传达到解放军每壹个战士。

　　中发［67］27号文件显然是让军队为各地造反派夺权保驾护航。这个文件看起来旗帜鲜明，但是，对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什么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什么是“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都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些模糊不定的概念为军队“支左”还是“支保”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且，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自称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都要求军队支援自己镇压对方。群众已经分为不同的派别组织，支左就是支派。无论支持哪壹派，都会引起另壹派对军队不满，都会加剧群众组织间的对立。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３月１９日，中央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就是“三支两军”，其核心是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是维持社会稳定。这个决定指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壹般在三月底左右暂告壹段落。除了照顾战备、援外和必需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三分之壹，二分之壹，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 “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包括各军区所属的这些单位），可在整风告壹段落后，立即全部投入上述工作。”

　　从此，“三支两军”成了军队的壹项重要任务，从1967年2月开始，到1969年底，解放军先后派出280万指战员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全国实行军管的省有9个，实行军管的大城市有25个，几十个专区和数以百计的县实行全面军管。那些没有实行全面军管的省、市、县，也都实行了部分军管。县级以上的革委会军人担任主任的达80％以上，其中，云南和湖北达97％。壹些中央部委实行军管，如，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六机部、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实行了军管。

　　“三支两军”以后，军队成了文革的主导力量。当时军队的任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保证夺权和社会稳定，推进革委会的成立，军队干部参加“三结合”和革委会。

　　军队本来是秩序的化身，军队是靠纪律和秩序维持战斗力，“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军人看到不服从的造反派从心里就反感。让军队支持破坏秩序的造反派，是勉为其难的事。毛泽东让造反派“火烧”官僚集团，而军队里的高层和官僚集团是壹体的，而且是官僚集团中最核心、最腐败的壹部分。他们怎么会支持造反派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军队里的高级将领，大多数人对造反派是不满的。叶剑英、陈毅等几位元帅，以及在文革中主持“三支两军”的军委办事组的几位成员都持保守态度的。其中，在军委办事组中具体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邱会作，文革初期镇压造反派，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造反派对他施行报复，差壹点被打死。他对造反派怀著刻骨的仇恨。所以，让军队“支左”，势必“支保”。在文革中除了从外地新调入驻地的21军（军长胡炜，1967年2月把21军从山西调进陕西）、38军（1967年2月从吉林调河北），12军（军长德生，1967年8月从江苏调安徽），等部队以外，几乎都是反对造反派的。特别是省军区管辖的地方部队，和驻地官僚有著密切的关系，镇压造反派的更为普遍。

　　山东左派是王效禹，是山东省革委会主任，青岛市左派杨葆华是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北海舰队和驻徐州和连云港地区的68军却不支持这两位造反派。

　　在广西，开始支左部队是6984部队，他们是支持“4·22”这壹派，后来6984部队要调走，“4·22”哭著挽留，当然留不住。6984部队壹走，“4·22”壹派大批人惨遭屠杀。

　　新疆造反派要打倒王恩茂，但新疆保守派和造反派力是旗鼓相当，僵持不下，周恩来就把新疆的党委、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请到北京开会，壹谈就是几十天。军委办事组维护王恩茂、丁盛壹派，周恩来知道完全支持王恩茂在中央文革那里通不过，就请出赛福鼎出来主政，实行了两派联合，赛福鼎是听王恩茂的。军委办事组又从湖南军区把龙书金调到新疆，任军区司令员和革委会主任。“9·13”事件龙书金垮了台，新疆乱了壹阵，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恩茂又回新疆主政。

　　四川是造反派力量较强的壹个省。刘结庭、张西挺是两位造反的老干部，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不支持刘结庭、张西挺，但军区政委张国华比较接近造反派。司令员和政委态度不壹致。为了加强压制造反派的力量，军委办事组调炮兵政委陈仁琪任成都军区第二政委。“9·13”以后，梁兴初、陈仁琪被定为“上了林彪贼船”，四川又开始混乱。1975年赵紫阳从广东调入四川任省委书记。

　　军队支左壹开始，就暴露了军事官僚的本质，很多地方发生军队镇压甚到屠杀造反派群众的惨案。这些惨案构成了文革中最为血腥的壹部分。

　　毛泽东及时对执行支左任务的军队加以引导。21军进入陕西以后，就把西安交大造反派领袖李世英请到军队，奉为上宾，听取他的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中央文革编的1967年4月21日的《快报》1940号上登了此事，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材料印发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用此种做法。”军长胡炜壹时成了支左明星。

　　叶剑英因青海“2·23”事件遭到责难，杨成武主持军委办事组时，就在军队和中央文革之间“踩钢丝”。军委办事组从全军挑选支左干部，邱会具体负责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由于军队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熟悉地方工作的干部很难找，周恩来急著要人。有壹次，周到京西宾馆，邱和吴法宪正在打羽毛球，周悄悄走到邱身后揪著邱的耳朵，开玩笑地说：“妳给不给我派人来？”邱会作说：“给给给，壹会开会，把名单给妳，妳看中谁就给谁！”

　　军事官僚是官僚集团的重要部分，毛希望依靠军事官僚支持造反派，从而实现整治官僚集团的目的，这本来就是壹个悖论。毛对军事官僚集团采取矛盾的态度：批评他们抵制文革的行为，却保护他们，让他们免受冲击。批评是虚的，而保护是实的。官僚集团和文革集团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随著秩序的恢复，文革势力不断消弱，军事官僚集团的力量不断坐大，最终必然造成军事官僚集团和毛泽东的冲突。其结果两败俱伤：以林彪为首的军事官僚集团覆灭，毛泽东的身心和他的文革受到重创。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共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提出：“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 “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此后，持续了五年多的“三支两军”工作随之结束。

　　诡谲的杨、余、傅事件

　　在军队参与文化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壹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杨、余、傅事件”。从这个事件中看不出“路线”、“观点”的斗争，却可以看出文革中军内斗争的诡谲、肮脏、阴暗和残酷。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24日，他们三人同时被打倒。在这之前，他们都是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

　　1967年9月23日，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陪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回京，在中央碰头会上，周恩来宣布，把原军队四人小组正式改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为：杨成武、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杨成武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杨成武、吴法宪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把全军文革小组和总政治部的工作集中于壹身，它有三项任务：壹，领导军队文化大革命；二加强战备，领导军队日常工作；三，组织全军的“三支两军”工作。罗瑞卿倒台以后，军队里林彪以下的核心人物就是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叶剑英比林彪大十岁，肖华有肝病，大家心照不宣，认为杨成武是林彪的接班人，叶剑英、肖华相继失势后，杨成武的地位更突出了。

　　杨成武也极力讨好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但有些讨好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解放军报》当时由军委办事组领导，肖力（即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是报纸的主要负责人。杨成武拉肖力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壹些重要活动，对肖力毕恭毕敬，只要肖力答应到会而未到之前，壹定要等她来了才开会。1967年冬，杨成武署名发表了《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本来是总参大批判组写的，杨成武拿了过来组织人多次修改。杨说，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统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福州军区壹个战士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杨成武下令审查这位战士，把这位战士复员回家了。（“9·13事件”以后，杨成武却说这篇文章是林彪那里搞的，硬逼著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文章发表后几天，毛泽东说：“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接著毛又作了指示：“绝对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在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跨下来。”

　　杨成武亲自主持编写《党史纲要》，调集了几十位笔杆子集中在京西宾馆做这件事。在完成的初稿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林彪的接班人地位都得到了充分肯定，江青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地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江青的名字摆在第三位。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但不占重要位置，其它领导人榜上无名。《党史纲要》不仅点名批评了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还点名批评朱德。点名批评朱德，是经毛同意的。大约在1968年2月间，杨成武可能得到了什么风声，下令把《党史纲要》初稿，全部销毁，壹份也不准留下。

　　在编写《党史纲要》的同时，杨成武还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展出的300多张图片也是突出毛、林、江三个人。江青的地位也提到第三位。

　　罗瑞卿倒台后，毛、林都很器重杨成武。1966年5月9日，邱会作、李天焕在杨成武家里，李天焕吹捧杨成武说：“总长同副统帅的关系，早就是同桌办公了。在我军高级干部中，早已明确：杨总长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杨成武面带笑容，声音很大地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后，林副主席的事业，总要有人继承的！”杨成武在同高级干部接触中，常谈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样器重、培养、信任他。杨成武常在办公室谈他和江青的关系。有壹次他故意问吴法宪和邱会作：“江青同志找妳们单独谈话没有？”二人说没有。杨说：“江青同志对我太关心了，最近她把我叫到家里谈了几次话。江青同志说：‘不是最亲近的同志，我不在家里谈话；另外，我今天第壹次向别人讲我自己的苦难家史。’江青同志幼年生活很艰辛贫苦，江青同志壹边讲壹边流泪，我壹直在陪江青同志流泪。”杨成武自以为有江青的信任，有些忘乎所以。有时打著江青的牌子对付林彪。林彪伤心地说：“人壹失去友情，就什么也没有了。”杨成武也不是完全疏远林彪，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林彪军团长教我当师长》的文章，歌诵林彪，表示他和林彪有亲密关系。

　　邱会作认为，杨成武踩在林彪、江青两只船上，最后翻船落水。

　　杨成武下台的导火线是壹件儿女小事。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在《空军报》工作，她爱上了余立金的已婚秘书单世充。单世充也愿意。单的老婆纵素梅发现后到空军领导那里闹。吴法宪让空军党办主任王飞和副主任周宇驰找单世充谈话。谈话成了僵局，王飞和周宇驰就把单世充软禁起来了。吴法宪认为王飞的作法是有意扩大事态，就批评周宇驰并让他马上把人放出来。周宇驰不服，就通过林立果向叶群告了吴法宪的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妳说周宇驰就是说立果，因为他们两人是在壹起的。”刚放下叶群的电话，又接到杨成武老婆也是杨成武的办公室主任赵志珍的电话，让吴法宪到杨成武家。吴法宪到了杨家，杨成武不见，赵志珍对吴法宪大发脾气，说把单世充抓起来是为了把杨毅搞出空军。回家以后，吴法宪向叶群打电话告知此事，叶群说：“余立金早就和杨成武串通壹气要夺妳的权了。”第二天上午，赵志珍带著余立金到林彪家。余立金对叶群说是他让单世充多关照杨毅的，还说：“吴法宪这个人很专制，我这个政委没有权，什么都得听吴法宪的。许多人反映，刘亚楼时是吴（无）政委，现在是余（多余）政委。”叶群把赵、余的谈话告诉了林彪。林彪很生气，下午就把吴法宪叫去，对吴说：“赵志珍和余立金告妳的状，看样子是要夺空军的权，想利用余立金把妳搞掉。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妳要坚持原则，要勇于和杨成武斗争，不要害怕，不要屈服，腰杆子硬起来，要顶住！”恰好这时，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要北京派专机，说他们从敌伪档案里发现余立金是叛徒，要亲自给毛主席送来材料。材料中说，在1941年皖南事变中，余立金被俘，办了手续获释。余立金身份壹落千丈，杨成武很沮丧。

　　王年壹认为，武汉“7·20事件”后，杨成武随毛视察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时，返京后，杨成武把毛在视察时的谈话向几位老帅作了传达，但没有告诉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对林怎样评价，杨成武壹直避著没有回答。“无产阶级司令部”要杨成武对老帅停发文件，杨成武壹直没有照办，这些，为林彪、江青忌恨。当时毛、林并没有什么分歧，毛视察三个地区没有批评林彪，杨成武为何要瞒著林彪？王年壹的说法还得有更多的资料证明。

　　邱会作说，1968年3月中旬，林彪找吴法宪商量，解决杨成武问题总的原则是“争取息事”。但林彪说服不了杨成武，才让叶群向毛报告。毛亲自召开了四次会，反复详尽听汇报。毛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行了。在汇报杨成武问题的时候，江青发现杨成武耍横的本钱在于她，她就壹反常态，在主席面前，在大家面前，坚决要打倒杨成武。

　　杨成武被打倒的原因还有壹种说法，就是关于三十年代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档案问题。江青早年壹边从事文艺工作，壹边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入党， 1934年9月，她作为“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参加抗日救亡的游行被捕。两个月后月教联求保获释，但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作为壹名电影演员，难免有些绯闻。1937年7月中旬赴延安，10月恢复党籍，改名江青。1938年11月与毛泽东结婚。由于江青影坛绯闻和被捕问题，对毛江结婚中共高层有不同意见，新四军政委项英还根据杨帆提供的情况，向中央发电报提出批评。1954年3月，江青收到壹封的匿名信，信中说“妳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上海市公安局立即侦查写匿名信的人，多年没有破案。直到1961年，公安部门才查出匿名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伯渠的妻子朱明写的，朱明当即自杀身亡。后来江青得知，当年侦破此案的档案放在在上海。1967年4月，江青、叶群、戚本禹、杨成武组织了总参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陈虹带领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到上海查“黑材料”。在上海警备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这是侦查匿名信的过程中形成的23个卷宗，装在壹个壹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其中有匿名信、800多人的笔迹照片、侦情简报、侦查对象调查材料、江青的卷宗（其中有报纸上发表的江青写给她丈夫唐纳的公开信和剧照等）。陈虹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壹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壹个字也不能丢!”这个箱子带回北京以后，杨成武说，那壹箱“通天”材料，江青叫妳们看壹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陈虹和王育民审阅了材料后写了壹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报告送上去，江青大为不满。她到林彪那里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写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让杨成武落实。

　　过了壹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陈虹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1967年7月7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由陈虹和王育民署名写了壹个报告，上报中央。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壹包材料壹并销毁。”转呈毛主席。

　　然而，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他们通知王育民将材料送到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核实材料，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壹卷卷扔。他们三人坐在壹边守著，烧完后，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此后，江青多次说杨成武整她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中央专案壹、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当著周恩来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壹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

　　在寻找和销毁江青的材料过程中，杨成武是直接负责人，可能江青对他的行为有猜疑和误会，这成为杨成武倒台的壹个推动力。陈虹也被关押6年。

　　３月２３日凌晨１点钟，吴法宪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那里参加壹个会议。吴法宪到达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会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叶群和汪东兴。毛对吴法宪说：“妳同杨成武的问题，我都知道，妳是对的，杨成武是错的。”过了壹会儿，毛问林彪：“谁来当这个总长呢？”吴法宪这才知道，在他来之前，已决定把杨成武拿下来了。林彪推荐了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毛同意了。对余立金怎么处理呢？毛泽东说：“许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这里来了，说余立金是个叛徒。既然是这样，那就逮捕起来，予以审判吧。”接著，江青提出，北京卫戍区这个岗位很重要，傅崇碧和杨成武的关系很密切，为了防范，还是动壹动为好。毛泽东同意了，决定调傅崇碧到沉阳军区当副司令员，让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接替傅崇碧。人事问题定了以后，毛对林彪说：“下面的事就交给周恩来去处理，我们两个退出会场，休息去吧。”毛、林离开以后，周恩来继续主持开会，对毛、林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

　　1968年3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举行驻京军事机关、部队、院校团以上干部的万人大会，这个会议从晚９点等到25日凌晨才开始。会议宣布撤消杨成武代总长职务，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撤消傅崇碧卫戍司令的职务。林彪首先讲话，这个讲话事先和毛商量过，毛要林讲三个问题，壹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讲壹讲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的问题。林彪讲话说，“主席说这是壹件不大不小的问题。”“最近从空军里发生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的地位相上下的人。”林彪说：“过去在总参或在总参以外，被杨成武反对过的，譬如像王尚荣、雷英夫、张爱萍等等。他们有自己的帐。当时反对他们，批判他们，是做得对的，是党领导的、党批准的、中央批准的。王尚荣、雷英夫是贺龙的人，······这些人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来翻天的。”林彪在讲话中特别赞扬了江青；“很显然的，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壹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的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能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个文化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作用。”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在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极其愤慨！”

　　周在讲话中用较大篇幅批判“二月逆流”后说，杨余傅事件“可以说是壹个新的‘二月逆流’，而这个新的‘二月逆流’还是继续去年的‘二月逆流’”。半年以后的8届12中全会公报有“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的提法，可能就是指杨、余、傅的某些行为。杨、傅二人与“二月逆流”主要人物聂荣臻是晋察冀山头的，余立金在新四军中是“二月逆流”主要人物陈毅部下，整这三人是对“二月逆流”再壹次打击。

　　接著，周恩来高调称赞江青。他说：“江青同志是壹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壹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壹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壹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周恩来还讲到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壹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的迫害。”讲江青在文艺改革和文革中的功绩。周恩来讲完话，又领著全场喊口号：“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接著，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讲话。在这之后毛泽东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在3月24日的大会以前，就对杨成武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都是周恩来安排的。

　　周恩来先派王新亭用中央警卫团把杨成武家里的警卫换掉，把杨家全部控制起来。然后，周恩来对邱会作说：“妳带两个人去，把杨成武带来，就说我让他到人大会堂来开会。”邱会作对周说：“他都歇工壹二十天了，总理给我打个条子，我把人给妳领来。”周看了邱壹眼说：“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杨成武过去很注重仪表，今天他的胡茬很长，头发既长又露出白头发茬（文革前老干部只有个别人染发），像病了很久的人壹样。他用沉重而悲惨的声音问：“妳们要把我搞到哪里去？”邱会作等带著杨成武下楼时，杨的家属被集中在门口的会客厅，老婆和孩子发出了凄惨的叫声。只有二女儿杨俊生站在橙子上说：“爸爸妳放心吧，不要惦记家里，这里有我们呢！”杨壹走，王新亭带人抄了杨的家，封存了文件。

　　杨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壹墙之隔，周恩来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家工作人员的警惕，徐的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向前元帅也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壹场误会。中央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受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还必须接受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徐的警卫员除了保卫他的安全以外，还负有监视他的任务，所以才发生这样的误会。

　　２３日上午１０时左右，林彪、周恩来带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全体成员同杨成武谈话。林彪说：“今天找妳谈话，主要是处理妳的问题。妳的错误是什么呢？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妳和傅崇碧勾结在壹起要打倒谢富治，和余立金勾结要打倒吴法宪。还想排挤许多和妳地位差不多的同志，如许世友、韩先楚、黄永胜等。主席亲自主持了四次会议，讨论了妳的问题，决定撤销妳的代总参谋长职务和总参党委第壹书记职务。”杨成武想申辩几句，但没有让他讲，林彪接著说；“妳先不要回家了，人大会堂已经给妳找了壹个住的地方，妳先在这里休息。中央已决定，要妳离开北京，住到武汉东湖去。可以带上全家，包括妳母亲、老婆和孩子壹起去。要用的东西了可以统统搬走，妳到那里壹方面好好反省自己，好好休息壹下。”

　　杨成武下台以后任命黄永胜当总参谋长。林彪提的是“代总长”，毛说不带“代”字了。1968年3月22日深夜，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永胜同志，请妳马上赶到北京来，我已经叫吴法宪派了专机到广州。”周还让黄永胜带上夫人。黄问周有什么事，周说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3月23日，黄永胜在吴法宪的带领下进了人大会堂壹个厅里，黄对周恩来和叶群说：“总理，叶主任，我到了。”周示意让他二人坐下。此时，周向警卫人员作了个手势，对面的壹道门帘掀开，杨成武在两个身材高大的军人的伴随下走了出来 ，脸色苍白，精神萎顿。周恩来面对面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妳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妳把妳那壹摊子交给黄永胜，自己好好检讨错误。妳回去吧。”杨成武看了黄永胜壹眼，声音嘶哑地答了壹声：“好”，就被两个军人带了出去。

　　杨成武先是被带到武汉，不几天被人发现了，周恩来又决定把他带到洛阳。杨的母亲死在洛阳城里的壹家医院，杨要求去送终，周恩来没有批准。

　　傅崇碧为什么被打倒呢？因为傅崇碧和杨成武是关系密切的“老华北”，掌握著北京的要害部门，把他打倒是为了安全，是预防性的。李作鹏回忆说，傅崇碧于3月5日接受了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住处报告情况。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过于紧张，壹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拍”的壹声倒地，皮包抛到江青身旁，把江青吓了壹跳。这就成了“冲击”中央文革的大罪。

　　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的李传俊目睹了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情况：

　　那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急急忙忙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找鲁迅手稿，当时钓鱼台东门警卫电话请示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同意，傅崇碧带著他的秘书进了十六楼。傅崇碧进来后，直接往会议室走，气冲冲地说：“我是卫戍区司令员，这是我管辖的地盘，谁敢拦我！”他是很不满意的。这个时候，杨成武（当时是代总参谋长）也来到了十六楼。他们刚壹到，江青就过来了（江青住在钓鱼台十壹楼），她声音特别大：“谁让妳们进来的？还发脾气！妳们有什么资格冲击中央文革！”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这时她已经在会议室了。江青跟杨成武吵了起来，我在值班室听到声音特别大，江青还拍了桌子。接著，江青就通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等陆续来到了十六楼会议室，江青大声指责他们俩非法冲击中央文革！杨成武连忙解释说是总理交给的任务，找鲁迅手稿，而且强调他是奉命到中央文革保密室取鲁迅手稿的。江青马上反驳：“胡说！我们中央文革不可能有鲁迅手稿，谁指使妳们来的？”这个时候江青就胡说了，指著傅崇碧说，“妳的秘书还要拿手枪把子打我！”——我在现场，根本没有这回事。这个秘书很紧张，我看见他直流虚汗，有点虚脱。后来我才知道鲁迅手稿确实在中央文革保密室（保密室工作人员卜训荣说，鲁迅手稿后来是在保密室找出来的，装在几个箱子里。卜训荣他不知道那几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所以没有告诉江青等人）。

　　逮捕余立金是周恩来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和吴法宪完成的。吴法宪回到家里，通知空军副参长梁璞和警卫营长田广林到他家。杨德中已经到了。吴法宪让秘书通知余立金到吴法宪家来壹趟。院子里黑黝黝的，静悄悄的，余立金走进了院子，杨德中走上前对他说：“余立金，妳被捕了！”紧接著几个警卫战士把余立金带走了。

　　1968年3月27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了十万人的大会。题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首先周恩来宣读了中央对杨、余、傅的决定。然后，江青、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都作了讲话。

　　周恩来说：

　　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会场喊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壹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壹直到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壹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嘛，1964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1966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副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妳们看壹看鲜明的对照，壹个是黑的，壹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壹学，再重新学壹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壹历史时期，·····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壹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著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著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杨成武倒台时林彪和周恩来高调歌诵江青，赞扬江青的历史，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档案问题，是杨成武倒台的壹个原因。据曾在毛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毛对党内搞宗派十分反感，壹旦卷入宗派之中，他打击起来是毫不手软的。这可能的毛下决心搞掉杨余傅的重要原因。

　　3月25日，改组军委办事组，新的军委办事组组成如下：组长 黄永胜（总参谋长兼广州军区司令员，以后丁盛接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副组长 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成员 叶 群（林办主任，军委办公厅党委常委）；李作鹏（海军第壹政委，1968年9月后兼副总参谋长）；邱会作（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9月后兼副总参谋长）。3月28日，毛泽东在同林彪接见黄永胜等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其权力在军队里至高无上。物极必反。这为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事变埋下了因子。

　　高文谦认为，“杨余傅事件”是林彪和江青两大集团最后壹次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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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全国山河壹片红”

　　毛泽东本来设想，通过“天下大乱”摧毁旧的政权之后，建立革命群众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和军代表“三结合”的“新生的革命政权”。在“新生的革命政权”的领导下搞“斗、批、改”，通过这个途径走向“天下大治”。他估计三年就可以完成这个过程。但是，现实比毛泽东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实现“大治”的过程极其艰难复杂。

　　建立革委会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面临两个难题。

　　壹是军政官僚集团的抵制。从表面看，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官僚们唯恐紧跟而不及。但是，从深层看，文革触及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抵制。1966年表现为建立官办红卫兵，派工作组抓右派，镇压群众；1967年军队介入后，除了“镇反”以外，支持保守派、或在造反派中支持壹派、压制壹派。

　　二是无法无天的造反派违反“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当时官方把造反派的这种行为称为“派性”。如果没有明确而严格的法律约束，全面放开结社自由，其结果必然是群众组织山头林立、各行其是。毛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威，以为他自己支持的造反派能够“令行禁止”，实际上，他的“最高指示”群众组织也是拿来为我所用。

　　对第壹个难题，毛泽东从原则上是不让步的，但在策略上有进有退，有刚有柔。他对搞“二月逆流”的革命元老就是这个态度：在对文革的问题上不让步，对具体个人则尽可能采取团结的方针。毛的进与退、刚与柔，也是他对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无奈之举，他要改造官僚，又离不开官僚。他要把官僚机器送进修理厂，但还得让这部处于修理状态的机器继续运行。

　　毛泽东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了谁支撑这个政权？但他希望对干部要“烧壹下，不要烧焦”，就是让所有的干部都接受壹次群众批判的洗礼。在1966年全国性的“炮轰”、“火烧”的高潮中，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遭到攻击。进入建立新政权的阶段，就得把“烧了壹下”的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强调：“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骨干，可以成为夺权斗争中的领导。”于是就让干部“亮相”。什么叫“亮相”？就是从思想路线上作出深刻的检查，表明自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从而取得群众组织的谅解和信任，还要表明站在哪壹个群众组织壹边，即“站队”。当然要站在造反派这壹边。但是，造反派分裂成不同的组织，干部“站队”就很难。所谓“革命领导干部”，除了毛和中央文革“钦定”的以外，各派有各派的结合对象；这壹派支持的另壹派要打倒；另壹派支持的这壹派要打倒。

　　对于群众组织，毛开始是毫不含糊地是站在造反派这壹边的。1966年冬到1967年初，省委第壹书记被中央定为走资派的地方、或者中央没有明确表态要保护的省委领导的地方，保守派都垮台了。中央明确表态保护的领导人所管辖地区（如广西），保守派没有垮台。在“二月逆流”以后，有些地方已经垮台的保守派又在军队的支持下恢复了（如武汉）。1967年夏，中共中央对武汉“7·20”事件的表态旗帜鲜明，“百万雄师”顷刻垮台，各地的保守组织也大多随之垮台。但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保守派“百万雄师”的势力那么大，从而强调“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此时，毛泽东对造反派出现矛盾的态度：壹方面提出“武装左派”，另壹方面提出“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壹切都是好的。”

　　1967年7月18日晚，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7月21日，江青就在北京讲造反派要“文攻武卫”。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壹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壹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武装左派”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全国武斗从拳头、棍棒升级为真枪实弹。1967年8月上旬，南京、长春、沉阳、重庆、长沙等地接连发生大规模的武斗。

　　这里说的武斗是指群众组织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是指在批判会上对被批判者拳打脚踢，也不是指掌权者对无权者的屠杀。武斗开始发生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以后是造反派不同派别间的武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发生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早期武斗是用冷兵器，后来发展到真枪真炮。群众组织手中有多少枪？据不完全统计，到1969年9月，被抢夺的各种枪1877，216(支、挺)，收回2131，036(支、挺)；被抢夺的各种火炮10，266门，收回火炮14，828门；被抢夺的各种枪弹44，217万发，收回枪弹34，004万发；被抢夺的各种炮弹390，642发，收回炮弹294，259发；被抢夺的手榴弹2719，545枚，收回手榴弹2734，381枚。收回的数字大于抢去的数字，是因为抢的数字中没有统计从军工厂中流失的武器。群众组织是怎样得到这么多枪？当时说是抢的。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怎能到武装的军队里抢到枪？还是毛泽东说得坦率，是部队送的。毛泽东要求“武装左派”。谁是左派？这就由军队作主了。军队支左，大部分支持了保守派，枪当然送给自己支持的壹派。军队介入以后，造反派与军队矛盾、保守派与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中不同派别的矛盾都更加激烈。军队介入以后，文革从口水战、棍棒战发展为枪炮战。

　　从武汉“7·20”事件中，毛泽东看到压制军人的危险性，就在军队和造反派二者之间搞平衡，天平倾向了军队。先是批判与“5·16”通知中相近的提法——“揪军内壹小撮”；不久，抛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中央文革小组中激进的、但没有实力的人物。毛泽东这些玩平衡的举动，为支持保守派的军队和保守力量鼓了劲，各地造成了新的反复。

　　为了恢复秩序，对桀骜不驯的造反派红卫兵采取的措施先是停止串连，由解放军对他们搞军训，接著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大学生送进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到1968年7月底，工宣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完全退出了政治舞台。最麻烦的是工人造反组织。

　　毛泽东用“大联合，三结合”的方针来解决群众组织的问题。他要求：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前提下夺权。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夺权，中央不承认。但是，各个山头的联合，有“以谁为主”的问题，即权力分配问题。各个造反组织坚持己见，互不相让，武斗不止。当时称之为“派性斗争”。1968年“两报壹刊”的元旦社论强调“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在造反派各山头争夺主导权的时候，军队、行政官员也介入其中，增加了“大联合，三结合”的复杂性。

　　在文革中的对毛的任何壹个指示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或者有意将毛的指示为我所用，使运动不按毛的战略部署发展。“围剿派性”也逃不出为我所用的陷阱。军政官僚们用整“派性”来打压造反派，中央文革针锋相对地提出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认为“无产阶级的派性”是必要的。对“派性”的为我所用，使得“派性斗争”愈演愈烈。

　　当时中央还有相当的权威，各地矛盾难以在当地解决，就是让那些省份“军、干、群”各方人物集中到北京来，找个宾馆住下来办“学习班”。参加学习班队伍庞大，有的省壹两千人；学习班的时间很长，通常是壹两个月，最长的达8个月。在“学习班”上，关起门来谈情况、论是非、讲条件。学习班上吵壹阵，有点进展，中央领导接见壹次，讲壹次活；再吵壹阵，有进展，中央领导人再接见壹次，讲壹次话。有的地方学习班要接见五六次、八九次，才能达成“大联合、三结合”的协议。显然，这样的协议是折衷的、“和稀泥”的、和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目标大相径庭。学习班基本是周恩来起主导作用，九大以前，中央文革的人都参加，“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人参加。有的地方连“稀泥”也和不了，就实行军管。

　　文革到了1968年，“天下大乱”快三年了，毛急切地希望各省成立革委会。这时，他们不管这个“新政权”是否符合巴黎公社原则，没有壹个省、市革委会是按巴黎公社原则选出来的；也不管“新政权”的作为，“捡到筐里就是菜”，不管周恩来“和”出什么样的“稀泥”，毛泽东也只得接受。

　　就造反派和军政官僚集团的关系而言，各地大体有如下的经历：群众造官僚集团的反，官僚集团镇压造反者（1966年6月初到7月底）——毛泽东为被镇压的群众平反，官僚集团软抵制，造反派和官僚集团之间博弈（1966年7月底到10月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取得主动权，各地官僚政权瘫痪（1966年10月初到1967年初）——夺权，造反派分裂为不同的山头，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混乱（1967年1月到2月下旬到以后两年）——军方镇压反革命，中央军委下达，《八条命令》，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抓（1967年2月下旬到7月下旬）——毛对“二月逆流”的反击，中发[67]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贯彻，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第二次为造反派平反，大大地鼓舞了造反派，造反派不同山头间的斗争更加激烈（1967年4月中旬开始，以后各地时间段不同）；——毛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军方在组织“大联合”中支壹派、压壹派，被压的壹派和军方及军方支持的壹派斗争；——1968年9月5日，各地军方起主导作用的革委会全部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军政官僚控制的革委会“复旧”，造反派“反复旧”；——镇压反对革委会的造反派，巩固革委会，第三次镇压（1968年到1972年，各地时间不同）。1968年7月，是造反派面临厄运的壹个月：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军人、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 “工人阶级领导壹切”；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和造反派诀别。——1974年批林批孔，造反派再次抬头，部分被整的造反派得到翻身的机会，第三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对造反派再壹次镇压，以各种名义将造反派头头赶出革委会；——1975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部分造反派最后壹次得到翻身机会，第四次为部分造反派平反；——1976年十月政变成功，造反派随之彻底覆灭。

　　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壹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被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而是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往往更野蛮，总的来说在那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8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文革像壹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巨大革命画面的缩微：开始批判壹切、否定壹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反潮流者内部分裂，相互斗争，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天这壹派得势，明天那壹派掌权；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日的仇敌。再接著是不同派别的联合、吞并，由动乱向稳定转变，主流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革命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初始相反：昨是而今非。最后革命波涛完全平息，进入壹个新的历史阶段。在1966年到1976年这段历史中，可以找到1911年到1949年的踪迹。

　　政治运动，特别是大国的全民政治运动，壹旦发动起来，是很难控制的。被鼓动起来广大的人群中，有多种利益取向，势必形成多种政治派别。谁也不能完全控制各种派别在每壹个节点上的态度和行为。毛泽东虽然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也不能控制每壹步事态的发展，不能让文革完全按照他的设想进行。

　　上面介绍的运动的大体发展线索，各省情况千差万别，很难进行归类分析。

　　以正式成立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先后为准，排列顺序如下：

　　（壹）黑龙江省， 1967年1月31日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黑龙江省成立革命委员会，潘复生为主任（二）山东省，1967年2月3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成立，23日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

　　（三）上海市，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后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

　　（四）贵州省，1967年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改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

　　（五）山西省，1967年3月18日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

　　（六）北京市，1967年4月20日成立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1967年２、３、４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是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大联合”，困难重重；“三结合”难以形成。壹些省份的夺权不是难产，就是不为中央所承认。近四个月没有革委会成立。

　　（七）青海省，1967年8月12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刘贤权，副主任有张江霖、达洛等。

　　（八）内蒙古自治区，1967年11月1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滕海清。

　　（九）天津市，1967年12月6日成立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

　　（十）江西省，1968年1月5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

　　（十壹）甘肃省，1968年1月2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洗恒汉。

　　（十二）河南省，1968年1月27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刘建勋。

　　（十三）河北省，1968年2月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

　　（十四）湖北省，1968年2月5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

　　（十五）广东省，1968年2月2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

　　（十六）吉林省，1968年3月6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

　　（十六）江苏省，1968年3月2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

　　（十八）浙江省，1968年3月2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南萍。

　　（十九）湖南省，1968年4月8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黎原。

　　（二十）宁夏自治区，1968年4月10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康健民。

　　（二十壹）安徽省，1968年4月18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德生。

　　（二十二）陕西省，1968年5月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

　　（二十三）辽宁省，1968年5月10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陈锡联。

　　（二十四）四川省，1968年5月31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

　　（二十五）云南省，1968年8月13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

　　（二十六）福建省，1968年8月14日成立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

　　（二十七）广西自治区，1968年8月26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韦国清。

　　（二十八）西藏自治区，1968年9月5日成立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曾雍雅。

　　（二十九）新疆自治区，1968年9月5日成立革委会。主任龙书金。

　　从1967年1月6日上海夺权到1968年9月5日最后壹个革委会成立，经20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多次反复，除台湾省外的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官方喜称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

　　在这29个省市中，革委会主任只有潘复生（黑龙江）、王效禹（山东）、张春桥（上海）、刘格平（山西）、解学恭（天津）、李雪峰（河北）、刘建勋（河南）、李瑞山（陕西）8人是地方干部，21个革委会主任都是军人。最初成为２９个、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那些人，都在中共九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从这些人在文革中的沉浮可以看到实现“全国山河壹片红”以后政局继续动荡。

　　在九大以后不久，遭到整肃的，共有5人: 山西的刘格平，１９６９年７月被免职；贵州的李再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被撤职；山东的王效禹，１９７１年３月被撤职；黑龙江的潘复生，１９７１年６月被撤职；内蒙的滕海清，１９７１年５月被免职。

　　刘格平、李再含、王效禹、潘复生这四个人都是文革早期出来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在以后的反复中，他们或者是卷入了群众组织的派性斗争，无法控制局面；或者是得罪了军方实力人物。滕海清是因为清查“内人党”搞乱了局势而下台。

　　这壹波革委会主任下台，接任者多是军队干部。到“林彪事件”发生，２９名主任中的军队干部上升到２３人，占79.3%。毛泽东依靠军队稳定局势。

　　“林彪事件”使5位革委会主任下台，他们是：河北的李雪峰，１９７１年１月被撤职。广东的黄永胜，１９７１年９月被撤职。在此之前已经调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接任。浙江的南萍，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江西的程世清，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新疆的龙书金，１９７２年被撤职。此外，因工作调动，有5位省革委会主任回军队任职。他们是：江苏的许世友；湖北的曾思玉；安徽的李德生；辽宁的陈锡联；福建的韩先楚。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召开。除了去世的３人(北京的谢富治、四川的张国华1972年病逝，云南谭甫仁１９７０年遇刺身亡)以外，２６名在世的主任当中只有１５人成为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占57.7%。“林彪事件”以后接任省革委会主任的基本上都是文革前的省委干部。

　　1976年十月政变以后，各省市革委会主任又壹次大换班。有４人遭到整肃：上海的张春桥；吉林的王淮湘，１９７７年免职，后被开除党籍；甘肃的洗恒汉，１９７７年被撤职；天津的解学恭，1978年被免职，1987年被开除党籍。

　　１９７７年８月，中共十壹大召开，２４名在世的省革委会主任当中，进入十壹大中央委员会的总只有１０人，为总数的42%：他们是许世友、解学恭、刘建勋、曾思玉、黎原、李德生、李瑞山、陈锡联、韩先楚、韦国清。如果加上十壹大后不久被撤职的解学恭，则为9 人，占在世中央委员的37.5%。最初的２９名省革委会主任当中，先后遭到整肃的壹共是１6人，占55.2%。在成立革委会时担任主任职务的军人，除了因林彪事件牵联外，调回军队的人都进入了11届中央委员的行列。

　　“复旧”和“反复旧”

　　以军人为主导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并不“新”。它没有制度创新，没有从权力制衡上防止官僚主义，也没有解决政府的职能的问题。但确实裁减了人员，压缩了机构，进入了造反派群众组织头头。开始时也有壹番新气象。但这番新气象很快就没有了，出现了“复旧”。进入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如果不被官僚同化，就会被排斥。进入革委会的老干部，大多是“穿新鞋，走旧路”（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造反派认为，“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排斥和打击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复旧”也表现为行政权力不断扩张，特权日益严重。办公用房的扩张是行政权力扩张的壹个表现。以天津为例，文革前，天津是河北省辖市，河北省会设在天津。1966年，天津成为直辖市，河北省委迁到保定（后来迁到石家庄）。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会领导机关和所属各部委办（当时称壹级组、二级组）占用办公用房总共82，500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政府（当时称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当时称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四家的办公用房还多出26，000平方米。官僚特权随著官员职务的恢复而恢复。他们充分利用权力为子女谋取利益，为逃避上山下乡而参军、“走后门”上大学。军事官僚搞起特权来比行政官僚更为肆无忌惮，他们赤裸裸地以权谋私。天津市和平区文革初期共压缩（即减少原住户的面积）、查抄了9，190户，压出房屋13，404间。私产被接管需要处理的5，384户，房屋3，025所、2，4321间。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各类高级统战人士，腾出的房子大多被军官家庭占有，壹个团级干部就占壹栋小洋楼。有些幼儿园的小洋房也被军队干部占作私宅。在天津驻军２０个单位即66军、警备区、独立师、八分部、０５部队、海军航海保证部、空军高炮二师、空军灯三团等，在文革中占用民房108处、9167间，共400，853平方米。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军队占用民房不是天津的个别现象。北京军区壹个文件称，全军区共占用学校161所、医院13所，工矿房舍111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396处，共239万平方米。其它各省、市、自治区的支左部队也占用大量民房。

　　军政官僚们复旧，造反派就反复旧。山东、湖北、甘肃、福建、江苏、山西、黑龙江等地，造反派都开展了反复旧活动。山东的反复旧是省革委会会主任王效禹发动的。

　　王效禹，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因不同意将将四位下属划为右派，被贬到德州国棉壹厂任副厂长，行政级别从10级降为13级。他的右倾问题被甄别后，1965年任青岛市副市长。1966年8月25日，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市委调动工人保青岛市委，王效禹公开支持红卫兵。9月7日毛泽东在壹个批示中肯定了王效禹。1967年2月3日，山东成立革委会，王效禹任革委会主任。

　　济南军区支左部队中多数不支持造反派。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壹些造反派受到排斥，在省以下单位成立革委会时，造反派也受到挤压。 1967年北京的元老们搞“二月逆流”，济南军区的将军们也有表现。在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时候，王效禹在山东也搞“反逆流”。1967年3月至6月，王效禹与跟“三支两军”的军队负责人矛盾开始激化。1967年4月26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萧华等人在北京当著王效禹和山东造反的面，批评在场的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袁升平。1967年5月，正是杨得志、袁升平与王效禹矛盾冲突的时期，经毛泽东批准，军委5月18日发布命令，任命王效禹任济南军区第壹政委，他虽然深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信任，但和济南军区的将军们格格不入。

　　1967年7月，王效禹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徐州地区（徐海地区驻军68军隶属济南军区，支左由济南军区管）解决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改组了徐州革委会，让许世友信任的军人革委会主任下台，扶持徐州铁路分局壹位年轻造反派替代。徐州属江苏省，是南京军区的管辖地。王效禹由此得罪了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壹个重要问题》，社论提出了“反复旧”的问题。社论批评了“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领导班子，说这样的领导班子“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阶级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独立王国’气味甚浓”。毛泽东审阅这篇社论时，将原安排在目录中的第四篇提到第壹篇，可见毛对此文的重视。王效禹和社论的思想壹拍即合。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山东省革委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决定开展“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简称“反复旧”运动。

　　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为“反复旧”造舆论。这些文章说 “在壹些单位和部门,扶植壹直没有转过来的保守势力,为去年的逆流翻案。并极力重用旧机构的原班人马,大搞独立王国,与革委会闹独立,或妄图把省革委会‘架空’。”这里说的“独立王国”,指的是军人把持的省革委会的生产指挥部和组织组。

　　山东的“反复旧”运动做了几件事情：

　　——派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生产指挥部。生产指挥部的职能相当于“文革”前的省政府（相当于湖北省的“抓办”）,正副组长由军人担任，吸收到几名前省政府的老干部。王效禹等认为，生产指挥部成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基地,成了不服从革委会领导的“独立王国”。山东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组织的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后，夺取了生产指挥部的壹切权力，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了“反复旧”大会。

　　——工宣队进驻省革委的组织组下属的材料组。材料组是由18位军队干部组成的审干小组,负责审查省革委以及所属各室、组的领导成员。王效禹等认为,组织组整了造反派的黑材料，排挤造反派。工宣队进驻后,查封了材料,并驱赶了军队人员。

　　——派工宣队进驻军队中的开展“四大”的单位，由工人组织去领导这些军队的单位。

　　——由“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接管公安派出所。公安系统已被军管，但王效禹等认为公安系统复旧严重，还认为“派出所整了省、市革委负责人黑材料，妄图颠覆省、市革委”。1968年12月17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以清查黑材料为名,强占济南市馆驿街派出所。1969年1月25日,“济南市文攻武卫总指挥部”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市区的4个公安分局和38个公安派出所,声称“公、检、法壹切大权归文攻武卫”。

　　——在反复旧风潮中，被边缘化了的老造反再次夺权，全省短时间内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聊城地区地、县革委会被工宣队夺权，90%的基层革委会被改组或冲垮重建。

　　山东“反复旧”的实质是,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及其造反派势力夺取军队控制的地方权力。

　　王效禹的“反复旧”激怒了将军们。将军们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中央状告王效禹，要求解决山东问题。“九大”会议期间，各地军队领导人就“反复旧”对王效禹群起而攻之，毛泽东仍旧保王效禹。4月28日,在九届壹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提到山东问题,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要求杨得志“要搞好团结。”

　　但是，王效禹的对手是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其他有关大军区的众多将军们，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也站在军队壹边反对王效禹“反复旧”。

　　毛泽东不能得罪这么多的将军。从1969年11月至1971年3月,中央陆续免去了王效禹的各项职务,由杨得志担任山东省革委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袁升平担任山东省革委副主任、省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时,全省各级权力机构和重要生产部门几乎全是军人掌权,人们说山东是“军人政权”。

　　山东的反复旧显示了军人和文革派的矛盾。在1969年的山东，文革派的王效禹失败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文革派张春桥胜利了。这是后话。

　　黑龙江和山东的情况大体相似。1958年，时任河南省委书第壹书记潘复生，被打成“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另两人是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他们挨整的主要问题是对阶级斗争、农业集体化、统购统销持消极态度。潘复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下放到农场劳动。1962年平反后，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66年1月，调中共黑龙江省委任第壹书记兼省军区第壹政委。1966年8月他站出来支持黑龙江的造反派，1967年1月31日，潘复生成为全国第壹家省革委会主任。1967年5月10日 ，毛泽东任命潘复生为沉阳军区政委（黑龙江省属沉阳军区防守）。1968年，潘复生搞“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壹大批已结合到革委会里领导干部以“复辟”、“复旧”的罪名被撤职。据统计，在“反右倾，反复辟”斗争中，全省被揪斗的大队以上的干部29，091人，受株连被触动的达5万多人。他这壹行为不仅得罪了壹大批官员，也违反了毛要求“走向大治”的战略部署。1971年，潘复生被撤销壹切职务，由军人汪家道任革委会主任。

　　“从大乱到大治”，就是恢复秩序。既然没有制度创新，只能恢复文革前的旧秩序。恢复旧秩序是就是否定文革，“反复旧”又和毛泽东“走向大治”的目标相悖。所以，毛对反复旧持矛盾态度。他先是通过1968年10月14日《红旗》社论鼓动反复旧，当反复旧冲击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时，他又说：“反复旧必复旧，反复旧就是复旧。”。周恩来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妳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反复旧的造反派都遭到了镇压，镇压的名义是“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

　　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的垮台，各省革委会的壹些主要负责人人因和林彪有牵联而倒台。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亚、湖北省的曾思玉、刘丰、浙江省的南萍等。进入七十年代，毛泽为削弱军队对地方的控制力，将八大军区司令员互调，在革委会里的军人有的回到部队，有的转业到地方。在革委会里的造反派头头被边缘化。这样，革命委员会只剩下了被结合进去干部了，省与省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又重回到文革前就执掌政权的官僚们的手中了。

　　既然成立革委会不能建立毛期待的“新的国家机器”，那只能是恢复17年的国家机器。这就标志著文革的失败。从这个角度说：“全国山河壹片红”之日，就是文革失败之时。何况实现“壹片红”以后，还有多次反复。在实现“全国山河壹片红”复杂过程中，广大群众反复多次地经受了血与火的折磨。“全国山河壹片红”，是广大群众的鲜血染红的，其中，主要是造反派的血。从下面介绍的几个省的情况可见壹斑。

　　湖北：长江浊浪

　　湖北省是我的家乡，1967年2月到3月、4月16日到6月28日我两次到湖北串连。“7·20”事件发生后，7月24日，我又到了武汉，直到8月31日回京。下面的情况除了我自己的记忆以外，还参阅了徐海亮先生的《东湖风云录》、吴火金口述 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钟逸先生的《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生与死》等文献资料。

　　保省委，抓右派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壹方面抛出壹批高校的领导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另壹方面在群众中抓“右派”。

　　在省委抓右派的思想指导下，1966年7月，武汉市很多工厂、机关、学校、医院、都揪出了“三家村”，批斗会壹个接壹个，全市数万人被关在各单位自办监狱中，“五类份子”再壹次受到打击。游街、抄家、戴高帽，“红色风暴”席卷整个武汉，不少人投江自杀。

　　８月１９日，省委出面组织的官办红卫兵正式成立（造反派称他们是“三字兵”）。“三字兵”到处扫四旧、破坏文物、古迹，还将历次运动中被打成的“牛鬼蛇神”和资本家揪斗游街，抄他们的家。在这个期间，因“反抗和破坏文革罪”，武汉全市被捕４００多余人（其中中学生１５９人）。武钢综合经营厂工人庞玉来，被同厂四清积极分子黄连生贴大字报，说他曾被资本家收养。庞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工人，又不是当权派，就撕下了大字报，与黄发生冲突，误伤壹位劝架女工。事发十几天之后，即7月5日，在武钢、壹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大雨倾盆。6月20日，湖北大学发生工作组整师生的“6·20”事件， 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 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40多名。

　　１９６６年8月2日，按照北京的步调，中共武汉市委根据省委指示，决定逐步撤出工作组(队)，并开门整队，要求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革小组，接替工作组(队)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当然，这些文革委员会和文革小组都是保省委的。

　　1966年8月以后，首都红卫兵南下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据统计，到12月22日止，全市陆续接待外地学生共400万人。湖北省委发动“三字兵”大抓“南下壹小撮”。湖北省运动的起落与陶铸和王任重两个人的命运相关。毛泽东很器重王任重， 曾说王有“总理之才”。陶铸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创意早于林彪。毛泽东发动“文革”，陶、王 也都是紧跟的。６月１日，中南局第壹书记陶铸奉调北京任中央文革顾问，后又成了排在毛、林、周之后的第四把手。王任重则接任中南局第壹书记，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们二人壹方面在北京紧跟毛的部署，另壹方面，尽力防止后院起火，在中南地区压制造反派。后来毛泽东说陶铸是“两面派”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批判资反路线以后，陶、王被打倒了，但他们在“文革”初期的反右派的运动思路，在湖北省干部和群众当中还有很深的影响。

　　造反派掘起

　　湖北的文革研究者老田说：“在工作组时期，封了壹批左派，抓了壹批右派，这为以后武汉群众中的派系斗争播下了种子”，“武汉的造反派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起来造反的，而是当权派‘反向动员’出来的”。他说的“反向动员”就是因为挨整而被“逼上梁山”。的确，造反派头头大多数是被官僚集团逼上梁山的。

　　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王任重迅速转弯，武汉的造反派立即掀起了批判“资反路线”的高潮，要求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人平反，批判党政干部所犯压制群众的错误。１０月１８日，王任重就武汉文化革命问题写出检查，公开承认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1966年9月，成立了官办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壹司”）壹度是多数派。１０月下旬，全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派）商讨成立统壹司令部，由于席位问题没有达成了共识，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代表退出联合，后来各自成立了“新华工”（第壹号头头张立国）和“新湖大”。加上“新华农”合称“新派”。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即“二司”）。武汉测绘学院党员学生杨道远是二司的负责人。

　　1966年１１月１０日，全市性的造反派工人正式成立“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第壹把手是重型机器厂工人朱鸿霞，第二把手是武昌造船厂工人胡厚民。“工总”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张体学授完旗就走了。接著是赵修讲话，他很明确地告诉全体与会者，省委不能承认工人总部这个名称，要改成联络站。人们感觉被愚弄了，这时台上有人对著麦克风叫：“我们到北京去告湖北省委！”于是，数百人抢上火车到了北京。那时上海工人正在安亭卧轨。陈伯达给上海工人发电报，说服上海工人“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武汉工人打著“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来到中南海西门，贴出标语：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我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武汉工人总部成立以后，12月8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简称“工造总司”，壹说是11月10日成立），第壹把手是电子扳金工吴火金。１２月１２日，武汉钢铁公司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9·13战斗兵团”（简称“9·13”，以1958年9月13日毛主席视察武钢的时间命名）成立，第壹把手是武汉钢铁公司电銲工李湘玉。

　　１１月１６日，二司等造反组织及北京来的红卫兵游行到《湖北日报》社造反，他们要求彻底改组编辑部，勒令该报停印。１１月１７日，省委通知壹司红卫兵保卫党报，驱赶造反红卫兵。两派在报社红旗大楼激烈冲突，发生流血事件。１１月１８日，省委负责人张体学、赵修（此时已改名赵立公）、张华，凌晨４时到报社与造反派谈判，张体学承认造反派是“革命的行动”。

　　12月初，在武汉市委的支持下，部分职工在武汉机床厂开会倡议成立全市的“革命职工联合会”，很快发展为４０万人的保守工人组织。“革命职工联合会”反对批判省委，要求解散“工人总部”，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２、４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两次批判斗争王任重。张体学、赵修等省市领导参加陪斗。王任重患有肝炎，中央让他在广州休养，造反派把他从广州揪回来。批斗时给他戴了高帽子，患著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造反派工人姜诗存把自己的大衣脱下给王任重穿上。批斗王任重之后，各单位都组织批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干部。壹时，领导干部站在汽车上被游斗，成为武汉三镇的壹大景观。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瘫痪，许多单被造反派控制了权力。

　　夺权流产，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1967年1月26日上午，学生和工人造反头头在湖北大学召开夺权筹备会议。会议由工人总部负责人朱鸿霞主持。因革委会常委名单分配而激烈争吵，“二司”代表愤然退出了会场。下午2时，在朱鸿霞的主持下，在洪山礼堂举行了夺权大会，发布了《夺权公告》和《壹号通令》，宣布夺取省、市委的权力。二司抢走了省委的全部公章，“工造总司”代表抢走了武汉市委的全部公章。洪山礼堂象征性的夺权大会之后不了了之。夺权因各造反组织意见不壹而流产。

　　“1·26”夺权流产加深了造反派组织间的矛盾。在武汉三镇，反对“工人总部”、“9·13”、“二司”等造反组织的声音强烈起来，很多地方贴出了“工人总部、二司大方向错了”、“工人总部、二司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人总部、9·13组织严重不纯”等标语、口号。造反派哪能忍受？2月8日，“工人总部”、“9·13”、“二司”等12个激进的造反组织在他们控制的《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2·8声明)。2·8声明对上述批评进行了反击，声明不仅表达了造反派的激进情绪，还指责“工造总司“、“新湖大”、“新华工”是“右倾机会主义”，是“托派”，指责他们要下山“摘桃子”。还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这篇文章壹发表，立即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工造总司”、“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造反派组织认为这篇文章是“大毒草”。“工人总部”、“九壹三”、“二司”等组织认为文章是“大香花”。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军队镇压造反派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2·18声明），认定“‘2·8声明’大方向错误，是壹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声称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月22日，朱鸿霞、胡厚明、杨道远三人署名文章《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长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此文与军区的“2·18声明”针锋相对。“工人总部”、“二司”等组织了10万人大游行，抗议“2·18声明”。武汉的激进派造反组织和军区直接对抗。2月23日下午，武汉部队出动70余辆军车，乘载3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游行，高呼“2·8声明是大毒草”等口号，同时，飞机大量散发“2·18声明”的传单。武汉部队还把大批解放军指战员推上第壹线，极力宣传“2·18声明”。武汉军区这些行动给造反派强大的压力。而造反派高唱《红军想念毛泽东》，广播中经常播送《坐牢算什么》、《就义歌》等歌曲。

　　3月4日，本来是“毒草派”的“新派”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批评军队对造反派的压制，军队认为这篇社论是大毒草。

　　3月6日，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成立（简称“抓办”），并宣布即日起开始办公。“抓办”担负起了原来省政府的工作，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三者组成。3月15日，武汉军区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干部大会，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副司令员韩东山等出席大会。会上，军区负责人严厉批评了造反派。 “抓办”由军代表控制，造反派称“抓办”是“军政府”。“抓办”用行政权力和造反派对抗。周恩来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

　　3月17日夜晚，以落实《军委八条》的名义，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五百多名大小头目。3月21日武汉部队发表通告（“3·21通告”），认定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工总有几百名头头被抓以后，保守派空前活跃，“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大标语贴遍武汉三镇。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等保守组织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的“红武兵”。手执铁矛、头戴柳条帽的“红武兵”，威武地站在壹辆又壹辆卡车上呼啸而过。壹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开始批斗造反派的“坏头头”。

　　军队的强力镇压促使造反派内部已经分裂的“香花派”和“毒草派”重新走到壹起。他们共同喊出“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3月27日，“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4月11日，“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工造总司”冲击军区。1967年5月1日，“香花派”和“毒草派”在武汉三镇联合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游行队伍高喊：“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就是敢揪妳，抽妳的筋，剥妳的皮，看妳复辟不复辟！”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等筹办的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于5月16日正式成立。参加“百万雄师”的保守组织有四五十个，人数约92万人，后来发展到129万人。6月4日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壹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他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壹扫光。”“牛鬼蛇神”名义是指“地、富、反、坏、右”，实际是是指造反派。

　　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即“6·4公告”）。“6·4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6·4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加紧了对造反派的武装打击，发生了壹系列流血事件。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壹带杀死造反派群众多人。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位于武昌杨园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造总司”成员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

　　在强大的压力下，武汉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名称前面加了壹个“钢”字：“钢工总”、“钢9·13”“钢二司”，合称“三钢”。与“三钢”并肩战斗的是“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钢”和“三新”经常组织数十万人的抗议游行。著名诗人白桦是现役军人，他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散发他的组诗：《迎著铁矛散发的传单》，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作家姚雪垠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油印成小册子散发。他把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镇压通告这壹天称为“新马日”，比作１９２７年湖南长沙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北京的“文革”是学生的“文革”，上海的“文革”是工人的“文 革”，武汉的“文革”则是学生与工人联合的“文革”。这话有道理，但还得加壹个特点：武汉的造反派因夺权而分裂为“香花”和“毒草”两派以后,又重新团结起来反抗镇压他们的军队，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7月1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达武汉，周恩来还通知在西南处理昆明、成都、贵阳问题的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到武汉。毛泽东坐镇武汉，准备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他们态度鲜明地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明确指出武汉军区犯了路线错误。毛、周的态度遭到8201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强烈抵抗，酿成了轰动全国的“7·20事件”，当时称为“武汉兵变”。这壹事件使得武汉军区领导人倒台，保守派全军覆没，壹些人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彻底翻身，到处张贴“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这个事件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开始他提出“武装造反派”，同时又怯于军方闹事，调整了完全支持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关于“7·20事件”本书另辟壹节叙述。

　　“钢派”和“新派”实现大联合

　　“7·20事件”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中共中央让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原沉阳军区副司令），政委刘丰（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降兵十五军军长方铭，政委张纯青主持湖北、武汉的工作。此后很长壹段时间是“曾、刘、方、张”为首的军人掌权。

　　“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壹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由于保守派的力量大大削弱，外面压力消失，“钢派”和“新派”的矛盾又突显出来。

　　“钢工总”是中央点名的、全国有名的“响当当”的造反组织，他们希望全市所有的造反组织都在“钢工总”的旗帜下实现大联合，提出了“钢化江城“的口号。“新派”认为，我们提著脑袋为“工总”翻案，死了那么多人，朱鸿霞没有半句感谢的话，还要收编我们，这办不到。工造总头头吴火金建议“新派”工人组织建立统壹思想、统壹行动的“新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司令部”（“新武汉”）。军方没有批准，周恩来也批评了这壹行动。“钢化江城”没有实现，“新武汉”胎死腹中。

　　1967年10月8日，周恩来陪同来访的外宾来武汉，抽空接见了武汉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周恩来说：“我说以钢派为主实现大联合，钢派就欢迎，新派不高兴；我说以新派为主实现大联合，新派欢迎，钢派不高兴。我看还是不要钢，不要新，成立壹个革命的工代会好不好？”结果全场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大家通过了，就这样联合起来，妳们高兴，我也高兴。”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武汉造反派筹备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代会。在“曾、刘、方、张”的领导下，造反派头头和军队干部开了多次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实现了大联合。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正式成立。方铭为市革委会主任。8位副主任中，军人3 人，干部3人，“钢派”工人壹名，“新派”工人1名。27名常委中，军人5 人，干部5人，其余“钢派”和“新派”的群众代表。1月22日，《人民日报》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贺》。

　　１９６８年２月５日，湖北省革委会成立。主任曾思玉，副主任有刘丰、张体学，还有几名造反派头头成为副主任。《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

　　进入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大多没有实权。“钢工总”头头朱洪霞虽然任省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挥部总指挥；“钢9·13”头头李想玉虽任武汉市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武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工造总司”（新派工人造反组织）头头吴火金亦任武汉市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武汉市修旧利废办公室主任；至于学生组织“新华工”、“钢二司”头头张立国、杨道远名义上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实际只有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革委主任的实职，1968年秋“工宣队”进校后，他们都回到班上接受“再教育”。

　　“复旧”和“反复旧”

　　革委会成立以后转向斗、批、改，按《十六条》规定，斗，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武汉的斗批改却针对造反派。工造总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火金的感受是：“斗，是斗造反派；批，是批造反派的所谓资产阶级派性；改，是改造新生的各级革委会，把造反派的代表改下台，将走资派扶上去。”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革委会没有制度创新，文革前的官僚势力占主导地位，军人和官僚看法壹致。当然，与造反派桀傲不驯也有关系。

　　1968年，很多单位利用 “清理阶级队伍”的机会整造反派。各单位纷纷举办“五不准学习班”（将造反派集中起来，不准打电话、不准打电报、不准写信、不准外出、不准会见来访人员），大批造反派代表成了专案审查对象，同时各单位还发起“捅马蜂窝”运动，当局认为造反派掌权的单位是“马蜂窝”，要“捅”掉。很多单位出现了“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局面。

　　1969年4月10日，在汉口市中心水塔贴出了朱鸿霞、李想玉、吴火金三人署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高调发出了“反复旧”的号召。他们认为，“复旧”就是恢复旧权力机构旧的办事方式和方法，就是把造反派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就是把造反派赶出各级革委会。这张大字报迅速转抄到武汉三镇，又铅印大量散发。造反派派纷纷响应。朱、李、吴还在武汉三镇作了十多场“反复旧”的报告，每场听众都是数万人。4月27日在汉口中山大道工艺大楼门前召开反复旧誓师大会，到会有十几万人，武汉“反复旧”运动达到了高潮。

　　?“反复旧”期间，正逢中共的“九大”召开。4月29日上午，中央请朱鸿霞、李想玉、吴火金、杨道远、张立国五人到北京去解决武汉问题。 5月2日，中央令胡厚民等省、市革委会中常委以上的22名群众组织代表到京， 1969年5月份壹个月内，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群众代表。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了“反复旧”行动。康生说：“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妳们是反哪个的复旧？”5月27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造反派领袖时，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中发〔69〕28号），中共中央认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壹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壹元化领导的教导的。”此后，“反复旧”偃旗息鼓，但造反派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没有消除。

　　“北决扬”案和清查“5·16”

　　在文革之初，伴随著造反大潮就有壹股“新思潮”，随著文革的进展，“新思潮”不绝如缕。1967年秋天以后，随著“大联合”和“三结合”的推进，造反运动渐入颓势，被打倒的干部逐渐恢复职务，造反派头头们卷入了革委会的席位之争，革委会并没有使政权带来新气象，很多人失去了方向，逍遥派越来越多。壹些对文革怀有理想主义的青年们感到困惑，他们开始思考壹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以极大热情投入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何在？文化革命如何继续下去？中国向何处去？1967年秋，毛泽东壹段话激发了青年人思考和探索，他说：“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思考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壹定要成为昙花壹现的人。”然而，在毛泽东时代，民间很难接触到其他思想，能阅读到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和马列著作。“新思潮”还是来源于马、列、毛，当然是马、列、毛著作中批判社会的壹面。这些表达“新思潮”的文章词锋犀利、文采飞扬，表现了作者非同凡响的才华和学识。当然，异端思想壹旦成为思潮，就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就会突破毛泽东思想的局限成为它的对立面。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思潮”表达了青年们对文革现实的不满，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甚至整个社会体制。在武汉出现的“北决扬”也属此类。

　　以华中工学院学生鲁礼安、冯天艾为首的十多人，1967年11月7日成立了“北斗星学会”，并在汉口水塔民主墙上张贴了《北斗星学会成立宣言》。宣言的结尾说：“北斗、北斗，未来几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将是谁主沉浮？”鲁礼安等人12月下旬又组织了“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出版了《扬子江评论》。社会上称他们为“决派”，当局后来把他们简称为“北决扬”。他们的人数最多时才二十多人，没有什么声势，但其思想很有穿透力。“他畅快淋漓的文章、唇枪舌剑的辩才、挥斥方遒的意气、侠肝义胆的豪情，曾经成为武汉三镇的传奇。”他们观点激进，公开批革命委员会、批军区、主张武装斗争、批周恩来、批张春桥。由于他们走得太远，钢、新两派头头都不支持他们，新华工等还批判过“决派的极左思潮”。

　　中共中央看到了这股思潮的危险。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文件《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发〔69〕67号），文件说“北决扬”是“由壹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必须坚决取缔。” 说《扬子江评论》“是壹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必须查封。”这个文件提出“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

　　这个文件无端构陷这些青年人，显示了中共中央稳定革委会的急切心情。“7·20”事件后，武汉的造反派强大到难以驾驭，中共中央借曾思玉、刘丰铁腕军人的手，以清理阶级队伍、清查“北决扬”和“5·16”的名义对造反派狠加打压。1968年5月17日，鲁礼安到黄石市为印刷《扬子江评论》找纸张，在铁山被新派抓获，长达11年的关押没有审判，1979年宣布免予起诉。冯天艾也在监狱里关押十年。湖北的清查运动长达四年，至1973年底基本结束。据当时统计，作为“5·16”、“北决扬”被审查的共33659人。另有资料说整了60万人。

　　为了克服“派性”，中央又把造反派头头集中到北京加以整治。1969年11月5日，武汉市抽调有关人员及钢、新两派大小头头共1319人到北京，集中在空军学院，参加中共中央开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上中途也加入了北京学习班的共1600人）。在学习班上大家都失去了人身自由。根据陈伯达的指示，要“上挂刘（刘少奇），下联牛（牛鬼蛇神），自己火烧头”，交代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和罪行，深入揭、批“北决扬”和“5·16”，对造反派的头头，批判、逼供、诬陷。先是将钢工总头头、汉阳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刘万泰、钢“9·13”头头张鹏程、工造总司头头、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王锦铭3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在全体学员大会上批斗后宣布逮捕，押回武汉。后来又将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逮捕押解回武汉批斗后关押。1970年6月底，长达八个月的北京学习班结束了，他们分别回到各自的单位继续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

　　1971年“9·13”事件后，刘丰被定为林彪死党，自杀未遂，被开除党籍。曾思玉被定为林彪“活党”，继续在湖北工作。1973年1月6日，中共武汉的“三支两军”军代表回到部队。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曾思玉与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换了位置。赵辛初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

　　在1974年1月28日的10万军民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之后，造反派壹度翻身。3月2日，省市公安机关释放胡厚明，李想玉等人，3日，造反派组织大规模汽车游行，庆祝胡、李获释。壹部份造反派参加了“反潮流”游行，获释的造反头头恢复了他们在省、市革委会的职务。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1975年初至1975年底邓小平搞治理整顿，造反派头头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接下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造反派头头们又活跃了壹阵。1976年10月6日，北京逮捕王、张、江、姚“四人帮”，12月28日，湖北“四人帮”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明）张（立国）被捕。夏邦银，中共党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原汉阳轧钢厂工人，判刑13年，2001年逝世。朱鸿霞，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判刑15年。胡厚明，中共党员，武汉造船厂工人，省革委会常委，判刑13年，死于狱中。张立国，共青团员，华中工学学生，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判刑13年。其他造反派头头也判了重刑。二司头头杨道远判12年，刑满后经商，因收中介费3万元，以贪污罪判刑15年，共坐牢27年。任爱生，原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主任，“文革”初期坚定地支持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被判刑。

　　贵州：雷声不息

　　贵州是全国第四个实现“壹片红”的省份。《人民日报》为贵州夺权胜利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但是，革委会成立后，贵州依然是雷声滚滚。

　　从“6·6事件”到革委会成立

　　贵州的“四清”是在刘少奇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贵州“四清”工作团认为，“贵州已烂掉了”，“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四清后改组了中共贵州省委，省委第壹书记周林下台，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壹书记。1965年1月，毛泽东找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并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李井泉把周林安排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贾启允为贵州省委第壹书记，取代了李大章。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壹书记的中共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过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抛了出来，作为贵州“文革”第壹个牺牲品。

　　1966年6月6日，《贵州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文中的小标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省略了主语“汪小川”。贵阳五中有学生蒙住内文突出小标题，就说“这些小标题是反动标语”，得到很多师生认同。自从1964年开展全民革命大批判以来，青年学生睁大眼睛寻找“阶级斗争新动向”，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当天傍晚六七点钟左右，五中师生将《贵州日报》报社围困起来，要求报社交出在《贵州日报》上刊登反动标语的反革命分子。要求邮局停售当天“刊登有‘反动标语’”的《贵州日报》。并张贴大字报，认为批汪小川是“舍车保帅”，提出要“彻底揭露省委‘舍车保帅’的阴谋”，“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同日，贵阳师范学院出现批判贵州省委的大字报。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把向省委和报社写“质问信”、贴大字报等行动定为“6·6反革命事件”。

　　省委抽调干部130人组成7个工作组和1个观察组分赴8所大专院校，对“6·6事件”全面反击。据不完全统计，在“反击”中，全省共有7，200多人被打成“反革命”，被批斗、关押、劳改。到7月10日，贵阳地区被迫自杀的达189人，其中身亡107人。

　　贵阳医学院是省委第壹书记贾启允的文革试点。这个院党委是四清后新建立的。在“6·6事件”中大抓反革命，教职工总数的15.9%的人被批斗。贾启允紧跟毛泽东，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师生平反。8月22日，贾启允派人到贵阳医学院召开大会，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红旗”。贵医“红卫兵?红旗”是由被省委平反的人为骨干，拥护省委、反对院党委。

　　8月27日，南下串连北京学生“炮轰”中共贵州省委，贵阳部分学生响应，形成了“炮轰派”。贵阳医学院保党委的师生成立了“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成立，站在反对省委的“炮轰派”壹边。

　　8月31日晚，首都南下串连学生和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贵州师范学院等200多人造反。省委组织数千人围攻造反者，地化所有11人被打成“反革命”，支部书记被迫自杀。地化所是1966年2月从北京搬迁到贵阳的。这里集中了壹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和北京联系密切，在贵州造反中起了重要作用。

　　9月5日，3000多名学生到省委要求贾启允接见，要他回答问题。省委组织12万人，对学生进行分割、围攻、斗争，高呼“打倒牛鬼蛇神”的口号。省委的这壹作法激起了更多人造反。

　　9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的贵州学生，回到贵州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大多以9月15日这壹天命名。如贵州工学院“9·15红卫兵团”、贵州大学“9·15革命造反团”。

　　为了应对炮轰派的冲击，按照贾启允指示，9月8日成立了贵阳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9月28日又成立红卫兵纠察大队。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担任红卫兵总队的政治辅导员，不久就成为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

　　10月9日，在首都南下串连红卫兵的帮助下，贵阳地区大中专学生成立了炮轰省委的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10月初，工人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军”（简称“红卫军”）成立。“红卫军”迅速发展成势力最强大的工人群众组织，号称33万之众，头头李铁乃是贵阳市壹家汽车修配厂的工人。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李再含公开支持“红卫军”。

　　按贾启允指示，于11月15日正式成立了贵州省工人纠察队。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队、工人纠察队力保省委。他们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贾书记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造反派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11月底，炮轰派成立了“贵阳市统壹行动指挥部”，红卫军、地化所等所有炮轰派组织都参加了。这是贵州造反派大联合的最初形式。

　　李再含成为省文革小组成员以后，先后向中央文革和林彪发出18份反映省委情况的电报，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赞赏和支持。12月10日，李再含在给林彪转毛泽东、党中央的壹份电报中说：“省委已完全瘫痪”，“全盘机器已完全失灵”，“有影响三线建设的危险”等。

　　12月3日，贵阳市发生壹起交通事故，保守派的“工人纠察队”开车压死2名“红卫军”工人，市公安局没有及时出面处理。李再含为了取得“红卫军”的信任，将市公安局长王玉奎撤职，并带头签字同意在全市停产3天，游行追悼。次日，造反派“统壹行动指挥部”举行追悼会，李再含与贾启允联名送花圈，并致悼词，还追认这两名死者 为“烈士”。事后，“红卫军”要求解散“工人纠察队”，把躲在省军区地下室的贾启允揪出并扣押起来，哄动省城。“红卫军”声威大振。李再含和“红卫军”头头李铁乃被人们并称“二李”。此时“二李”是反对省委的风云人物。

　　12月5日，“红卫军”以查抄“黑材料”的名义，从《贵州日报》社抄出很多材料运回总部。李铁乃声称掌握了李再含的“钢鞭材料”，说“李再含比贾启允更坏”。“二李”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李再含对李铁乃的态度变为“壹看、二帮、三警惕”。

　　12月27日，李再含找李铁乃和地化所造反派头头徐英年到省军区商量大联合问题。李再含让李铁乃把领导权交给徐英年。李铁乃不同意，不久就宣布退出“统壹行动指挥部”，另行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有“红卫军”、“赤卫队”等74个大小组织参加，并举行了“打倒折衷主义”大游行。

　　1967年1月初，李铁乃经昆明、重庆前往北京告状，在京贴出了“打倒李再含”的大标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1月3日，李再含从“红卫军”中扶持另壹个头头成立“红卫军造反联络站”。

　　1月20日，李再含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发出电报，电报说红卫军及其头头把斗争矛头任指向军队，绑架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21日，根据李再含的电报，中央文革派人在北京抓捕了李铁乃，押回贵阳批斗。李铁乃从此经历了15年的铁窗生活。“赤卫队”的黄世明、“贵州兵团”的施其利等工人群众组织的头头也在贵阳被捕。这些工人造反组织的总部被瓦解。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对李再含的电报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壹个壹个地解决。”

　　根据毛泽东批示，1月24日，周总理派飞机接李再含、何光宇等贵州代表团12人到达北京。25日至30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先后五次接见贵州代表团。

　　1月25日，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夺取了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委、中共贵阳市委和市人委的大权，成立了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表了《夺权通告》。

　　1月26日凌晨，贵州某师部队和省公安厅，查抄了“红卫军”总部和“红卫军”甘荫塘分部，抓了100多人。省军区认定“红卫军”是反革命组织。

　　1月27日，贵阳煤矿发生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向红卫军“反夺权”，“红卫军”有54名成员被捆绑吊打。贵阳钢铁厂、贵州水泥厂等单位也发生类似事件。这些单位早些时候被“红卫军”夺权，“工人纠察”反夺权后纷纷到省军区报喜。

　　1月28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贵州代表团。听了省军区司令员何光宇的介绍后，江青说：“李铁乃是流氓！他想当西南王。情况我们搞不清楚，我们是根据李再含同志掌握的情况和电报决定逮捕的。”代表团中的南下串联的北京红卫兵反映了“红卫军”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和26日以来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遭遇。江青说：“红卫军当然不是反革命组织。对广大群众，不能这样说。主要头头已经抓了。”

　　2月1日，《人民日报》以“西南的春雷”为题发表社论，祝贺贵州夺权胜利。贵州是全国第四个夺权的省份，仅在黑龙江、上海、山西之后。

　　2月13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担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红色政权”的反对派

　　李再含总结的贵州夺权经验是“上夺下扫，左右开弓”，其含义就是：上夺省委第壹书记贾启允的权，下扫李铁乃等牛鬼蛇神，向左打击“红卫军”，向右打击“工人纠察队”。夺权期间“红卫军”总部被瓦解，“工人纠察队”宣布解散。

　　“上夺下扫，左右开弓”是壹种镇压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二三月间，全省有52万群众的218个群众组织被打成“反动组织”，有2，000多人被关进监狱。这就是贵州的“二月镇反”。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贵州的“二月镇反”是新成立的革委会实施的。

　　镇压必然带来反弹。李再含用再镇压来消除反弹。

　　2月26日，李再含出动2，000余人，其中有三个连的武装部队，对贵州医学院“红卫兵·红旗”进行反夺权（由于这个组织最早反校党委，成了该校的掌权者）。被反夺权的“红卫兵·红旗”，当天就成立了反对省革委会的贵医“2．26兵团”。

　　3月3日，省革委会机关报《新贵州报》发表社论“我们就是要行使镇压之权”，进壹步压制革委会的反对派。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李再含决定召开贵州省红卫兵代表大会，用革委会的力量把红卫兵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但他无法处理已经分裂为两派的红卫兵组织。

　　例如，贵阳医学院壹派是贵医“红卫兵·红旗”（“贵医2·26兵团”），其群众基础是“6．6” 事件中的受害者，但因“文革”初期“内革外保”（反校党委、保省委），不让他们参加贵州省夺权。另壹派是“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但因他们“内保外革”（保校党委、反省委），在社会上获得造反派身份，参加了贵州夺权。在筹备省红代会时，贵阳医学院被允许参加省红代会的只有“工农红卫兵·红色尖兵”，“红卫兵·红旗”（“贵医2·26兵团”）被排斥在省红代会之外。

　　4月10日，省红代会在贵阳市六广门体育馆举行开幕式，贵医“2·26”兵团、“东方红”战斗团和贵阳六中“狙击兵”冲击会场。4月11日，省红代会在军队掩护下继续开会。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市六中等支持贵医“2·26”的行动，吹起冲锋号，再次冲击会场，会场顿时混乱，代表们纷纷离场。接著，反对派游行示威，要求省红代会休会。省革委会拒绝接受休会的意见。4月12日，要求休会的红卫兵在贵阳市举行示威游行，人数达壹万多人。

　　4月12日晚，省革委调动了解放军、公检法和支持革委会的群众，举行了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口号是：“红代会，好得很，坚决支持开下去！”“打倒无政府主义！”“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4月13日和4月17日，省红代会第三次、第四次被冲。冲击者高呼口号：“红代会，大杂烩，不能开，快休会”。这就形成了“支红派”和“反红派”。

　　省红代会在4月20日宣布结束，产生了45名委员，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常设委员会，都是从“支红派”选出来的，更加剧了“支红派”和“反红派”的对立。

　　4月11日冲散红代会后，要求休会的各校队伍未解散，而是从六广门游行到邮电大楼前广场开大会。在会上签到的有77个单位，成立了“4·11”红卫兵联络站，从此形成了省革委会的反对派——“4·11”派。

　　李再含说“与‘4·11’斗争是路线斗争。是左右派的较量。”4月18日，贵州省公安厅拘留了贵阳医学院教师李吉杰，说他是“贵医2·26冲红代会的黑后台”。5月13日，由17所院校组成的红卫兵代表200多人前往省公安厅，要求释放李吉杰。没有达到目的人们进入公安厅礼堂静坐示威。李再含说参加静坐的学生是“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5月19日，李再含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前广场的万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对“4·11”要刮“十二级台风”，扬言要在半个月内，将“4·11”彻底摧垮。

　　李再含在已成立革委会的地区和单位普遍成立“捍红中心组”、“保卫红色政权联络站”、“卫红兵团”等等，形成了遍及全省的、自上而下的、跨行业的“支红派”队伍。广泛宣传“‘4·11’的要害在于反夺权”、“攻击红色政权”、“要搞垮省革委”。省革委委会办事机构和各部门中持“4·11”观点工作人员，都被清除出去；各大中学校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行重新登记，凡“4·11”观点的壹律取消红卫兵资格。

　　为了成立支持李再含的“新贵阳医学院革命委员会”，省革委调动了壹万多人保卫成立大会会场，贵医“2.26”奋起反抗，双方发生冲突，90人受伤，3人重伤。5月27日，在贵阳师范学院，李再含强行成立第二个壹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6月2日，李再含紧接著又在贵州大学成立第三个壹派掌权的革命委员会，调来公检法等外单位人员3，000多人保护会场，布置了两个假会场作掩护。上述三所高校壹派掌权的革委会的成立，通过《新贵州报》的大力宣传，成为全省各单位、各县市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样板。

　　支持省革委会的学生组织“支红串连会”成立不久，与其对立的群众组织纷纷成立。6月8日，贵阳市大中专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4·11兵团，贵阳地区工人支持“4·11”联络站同时宣告成立。8月中旬，支持“4·11”的各个工人组织联合筹建了“贵阳地区4·11工人兵团”。

　　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李再含组织了专业武斗组织“贵州8?18兵团”，对“4·11”进行武力围剿，仅在贵阳地区从4月18日至8月16日的4个月内，就先后调动2万多人进行了13次围攻，制造了壹系列流血事件。1967年8月，省革委会在“打倒刘邓陶，踏平4·11！”的口号下，对反革委会的群众组织进行大规模的围攻。这个行动被称为“八月踏平”。

　　?“八月踏平”使得“4·11”学生、工人和干部，纷纷外逃。外逃的6万多人，他们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郑州、徐州、长沙、株洲、衡阳、桂林、柳州、昆明、重庆、成都以及乌鲁木齐等地，向公众揭露李再含在贵州武装壹派、镇压壹派的作法，坚持同李再含作斗争。

　　1967年11月，“4·11贵阳前线指挥部”在贵阳秘密成立，以“队自为战”和“人自为战”的方式开展地下斗争。

　　1967年12月26日至1968年1月6日，“贵州‘4·11’全省代表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主楼举行，在清华大学成立贵州“4·11”总司令部。并和贵州的“4·11”地下组织保持联系。

　　1968年3月6日上午“4·11”地下组织在贵阳市郊华家山开会，上午9点多钟，“8·18兵团”出动了近1000人，荷枪实弹，把华家山团团包围，由山脚往山顶搜捕。“4·11”到会200多人，除少数人突围外，被抓住170多人。

　　对“4·11”的镇压，保证了地、县革委会的建立。1968年4月14日，全省85个县市全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些革委会大多是壹派掌权，因而很不稳定。

　　李再含下台，蓝亦农主政

　　1968年11月18日前后，在贵州的野战部队换防。原来在贵州的支左的7611部队（49师）调到云南省保山地区，0276部队（41师）从云南调到贵阳。新来的部队支左方向和原来的部队不同。“贵阳地区4·11兵团”很快恢复重建，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据点”，继续同李再含进行斗争。贵州形势更趋复杂。

　　1969年2月24日，中央解决贵州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出《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给贵州部队的指示》，指示内容各有五条，人们称之为“双红五条”《对贵州省当前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要求“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已有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和“要坚决支持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拥护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缓和矛盾，李再含把关在监狱里“4·11”几个头头放了出来，解散了武斗组织贵州“8·18”兵团。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针对山西和全国造反派的布告（简称“7·23布告”），要求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李再含以落实“7·23布告”为由，下决心在8月份之前拔掉“4·11”据点迎国庆，开展了对“4·11”的据点的武力围剿。7月29日，在贵阳市止林庵广场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打死54人，伤壹百多人。

　　1969年8月下旬，周总理在看过新华社记者写的调查材料后，将贵州省、地区的头头87人调到北京进学习班，由中央直接领导解决问题。

　　9月24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呈送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李再含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使省军区领导人之间长期分成两派，41师和独立师，军分区、人武部内严重对立，各支壹派，这是贵州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的壹个重要原因。

　　1969年10月19日凌晨，中央领导人接见贵州汇报团时严厉批评了李再含，周恩来说：“造成目前这种情况，就是省革委核心组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这种对抗就是两面派式的，李再含同志就是个典型。”“可以告诉妳李再含，中央在某种程度上对妳失掉了信任。虽然没有完全失掉。妳过去反对李井泉，贾启允，还有点功劳，但妳尾巴翘到天上了，那么霸道，壹次讲话、插话，就搞掉18个县革委。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就连李立三也没敢这样胆大妄为。”陈伯达、康生也严厉批评了李再含。

　　10月26日，中共中央下达（69）71号文件，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文件宣布：调昆明军区副政委蓝亦农兼任贵州省军区第壹政委。调43军军长张荣森担任贵州省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并统壹领导全省驻军支左工作。

　　为了落实中央（69）71号文件，1969年11月至1970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举办贵州问题学习班，全省共有2019人参加。两派头头都作了自我批评，促进各派群众组织大联合。“4·11”主动解散了组织。

　　1971年5月17日至22日，省革委会举行“补台”协商会议，对省革委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5月23日，中共中央批准贵州省革委会补台意见：

　　蓝亦农为贵州省革委会主任，张荣森为第壹副主任，副主任多达15人。“4·11”补台进入省革委会的委员9人，其中副主任1人，常委2人。撤销李再含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职务。5月20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撤销了李再含在军内的壹切职务。

　　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各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蓝亦农说，我不会“卖友求荣”，对批林持消积态度。1972年9月3日，中央令贵州的蓝亦农、张荣森、贾庭三、等13人到北京，在中央领导人指导下，对全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9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贵州省的“中发（72）38号文件”。文件指出：“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壹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蓝亦农调离贵州，下放劳动。

　　1972年9月16日，中央决定调鲁瑞林到贵州工作，任解决贵州问题工作组组长。1973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鲁瑞林任中共贵州省委第壹书记、省革委会委员主任。1977年2月，鲁瑞林在贵州工作五年后离任，马力接任省委第壹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这些都是后话。

　　重庆：炮火连天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枢纽。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之后，重庆是中国的陪都。文革前夕，重庆是四川省辖市，辖八区三县，人口400多万，是当时的全国八大城市之壹。

　　文革之初，中共重庆市委仿效北京的作法，揪“三家村”、打“黑帮”，《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杂文专栏主持人和作者被打成了“三家村”，将1963年已受到批判处理的所谓“萧、李、廖反党集团”定为“三家村”的“黑后台”。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在《重庆日报》上点名批判。市委派出200多人的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揭发批判校领导人。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文中说到“周扬的壹个追随者攻击鲁迅”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就是重庆市委第壹书记兼市长任白戈。《红旗》杂志这壹条注释使任白戈当即下台。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代理第壹书记主持重庆工作。

　　保守派造反派

　　按市委领导的布置，1966年8月24日，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统壹成立了赤卫军。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9月15日，重庆市委让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将中学生红卫兵合并，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壹书记李井泉指示，成立了重庆工人纠察队。重庆还有壹个文化系统的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革命军”。

　　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工人纠察队和文艺革命军这四大官办组织，被造反派群众讥称为“保皇四军”。

　　破“四旧”、抄家是主要保守派组织的行为。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统计，全市共有13，160户“牛鬼蛇神”被抄家。

　　重庆造反派最早的发源地是重庆大学，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重庆大学的造反派不是反对校领导，而是为校长郑思群鸣不平。郑思群，早年留学日本并参加中共，行政七级干部，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郑被重庆市委正式点名批判后，市委工作组组织师生对其进行了多次批判围攻。８月２日凌晨５时，郑用半片剃须刀割颈动脉自尽。8月3日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市委领导人鲁大东到场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开除党籍。８月３日晚，电机系学生周孜仁贴出大字报：《就郑思群自杀事件给西南局、李政委的壹封信》，接著，贴出了很多要求重新审查郑思群、直接批评市委工作组和市委的大字报。8月13日，周孜仁起草的号召向市委造反的大字报得到全校数千人的签名。从而形成了学生周家喻、查正礼、熊代富、黄顺义为骨干的造反团体，反对工作组的壹派占优势。

　　8月15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反工作组壹派师生向重庆大学求援，重庆大学数千师生前往声援，与师范专科学校保工作组壹派展开辩论，附近学校的学生和居民也加入辩论，双方争执不下，聚集了4000多人。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前来解决问题，被造反学生们纠缠至深夜。这称为“8·15”事件。1966年8月26日，重庆大学造反派以这个日子为名成立了“8·15战斗团”。

　　9月3日，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成立了造反派学生组织“8·31战斗纵队”。9月29日，造反派的重庆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10月更名为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

　　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于9月2日成立了重庆市文联红卫兵战斗组。使文联成为重庆市最早实现了造反派夺权的单位。

　　重庆最早的造反者都受到党委或工作组组织的围攻、揪斗、游街、强迫请罪，壹些头头被打成反革命。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的，如首都三司的红卫兵支持他们。

　　早期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在造反派学生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于1966年9月30日成立，头头黄廉是复员军人。文革初期，他被本单位批斗、关押。北京南下串连学生将他救出来参与文革运动。

　　进入10月，在批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被镇压的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各级当权派。

　　10月11日晚上，100多名工人到市委请愿，要求市委领导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是合法的群众组织，要求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市委领导拒绝接见和答复他们的要求。10月15日，“工人造反军”600多人的“北上告状团”步行北上。重庆市委联系重庆驻军派出军车，将告状团全部送到永川火车站改乘火车北上。“北上告状团”人员在北京参加了11月3日举行的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11月中旬，在北京鼓足了信心和勇气的“北上告状人员”回到重庆后，正式成立了“工人造反军总部”，很快发展为重庆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

　　到11月下旬，重庆市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已经形成较大声势，同“保皇四军”分庭抗礼。

　　1966年12月4日，重庆“工人战斗军”（由李井泉支持的工人纠察队更名）在大田湾重庆市体育场召开“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造反派认定这是“假批判、真包庇的阴谋”，冲击会场，引起激烈冲突，数百人受伤，还传出“‘工纠’打死造反派”的传言。这次武斗被称为“12·4”事件。

　　随著批判资反路线的深入，很多与“8·15”观点相同的造反派组织汇合形成了庞大的“8·15”派。在1966年文革之初，54军是支持保守派的，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都奉命担任了保守派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辅导员，因此还曾遭到“8·15”派的批判。在批判资反路线的大背景下，中央支左命令下达后，54军转而明确支持“8·15”派。此时重庆的保守派已经瓦解。

　　夺权使造反派分裂

　　1967年1月夺权以后，重庆造反派出现了分裂，以重大“8·15”为核心而形成的重庆“8·15”派得到军队支持，在全市占主导地位；以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工人造反军等则与“8·15”派对立。

　　1967年1月24日到26日，“8·15”派等50多个群众组织，在54军支持下，宣布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壹切权力，组成了以54军军代表为首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简称革联会）。2月1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名向中央发出急电，称“1·24夺权” 是“假夺权”。他们提出“砸烂革联会”的口号。反对“革联会”的这壹派群众组织被称为“砸派”。

　　2月8日，“1·24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54军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

　　“1·24夺权”形成了“8·15”派和“砸派”的尖锐对立。由于造反派没有实现大联合，“1·24夺权”没有得到中央承认。

　　“革联会”自认为是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动用专政工具、利用“8·15”派群众组织，对“砸派”进行镇压。从2月中、下旬开始，“砸派”的群众组织被驻军、“革联会”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右派组织”、“非法组织”，勒令解散，被查抄、砸烂、围攻。大批人被逮捕、捆绑、殴打、罚跪、游街。“工人造反军”头头黄廉等被抓入狱。小说《红岩》作者之壹的罗广斌因反对“革联会”被逼自杀身亡。从2月24日到3月18日，共明令取缔“反动组织”36个，由群众组织出面砸掉的82个，自行解散的146个。“公安红壹方面军”称，全市被取缔和整垮的革命群众组织共762个。“文革”后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公布，在“二月镇反”期间，全市被拘捕2253人，24个群众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明令取缔。此间，重大“8·15”出动20多卡车人员，浩浩荡荡开到北碚去，把反革联会的核心组织——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的队部砸了个稀巴烂。十多天后，北碚区的驻军宣布西师8·31是“右派组织”，勒令解散，对其核心成员，在学校批斗后实行逮捕。

　　批判“二月逆流”，“反到底”掘起

　　1967年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下达。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这两文件都强调：不得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被打成“反革命”的，壹律平反，被捕的，应壹律释放。两个权威文件，加上全国批判“二月逆流”的大形势，被“革联会”取缔的群众组织迅速恢复，受到打击的人立即活跃起来，组织了“反击二月逆流，砸烂非法革联会”的集会和游行。

　　在二月被抓的“砸派”头头从监狱中放出，其中有反到底的头头黄廉。他们和54军参谋长耿志刚等军队干部壹起去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5月，“砸派”大专院校学生组织“重庆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成立。

　　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中发[67]159号，重庆人当时称“红五条”），这个文件认为支左部队“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在二，三月间，······错误地支持了壹方，压制了另壹方，支持了公安部门错捕革命群众，把壹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文件要求“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指定54军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副军长白斌为副组长，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组”）。

　　《中发 [67] 159号》文件回避了两大派矛盾的焦点“革联会”，还让支持革联会的54军领导人担任“革筹组”负责人。

　　5月17日，“砸派”在市内举行拥护“红五条”和“欢呼革联会寿终正寝”的盛大集会游行。5月18日，“8·15”派在市内举行“誓死保卫革联会”的示威游行，对“红五条”未承认革联会公开表示不满和抗议。

　　在54军领导人的劝说下，“8·15”派明白了“革联会”、“革筹组”只是名称不同，实质都是支持“8·15”派的54军领导掌权，重新举行了拥护“红五条”的游行。

　　“红五条”下达后，“革联会”不能再作为“临时权力机构”存在，将有关工作移交给“革筹组”。“砸派”不承认这个倾向于“8·15”派的“革筹组”。

　　1967年7月中旬，支持“砸派”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提议，将“砸派”名字改为“反到底”派。从此，砸派以“反到底”派之名出现。

　　“8·15”派和“反到底”派成了阵线分明的两大派别。

　　全面内战

　　1967年6月5日，位于北碚区的西南师范学院“8·31”战斗纵队与同校的“8·15”派的“春雷造反兵团”武斗，市内“8·15”和“反到底”两派都派人到西师增援自己的壹派。重大“8·15”支援西师武斗后返校途中，在北碚不远的施家梁遭“反到底”派截击，重大“8·15”总团负责人、市“革联会”副主任熊代富等被俘，遭到关押毒打，注射麻醉剂后押送北京“交中央文革处理”，在赴京的火车上被“8·15”派认出，到京后组织人救出。

　　在两大派“全面内战”期间，出现了壹些专业武斗组织或指挥机构。重大“8·15”建立了“卫戍司令部”和专业武斗组织301野战队（专事校外武斗）、302部队（专事校内武斗及治安）。“反到底”派建立了北碚区的“猛虎团”，在南岸区制高点黄山上建立了“反到底黄山警备区司令部”。

　　７月１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壹院武斗，死二人，伤数十人，“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反到底”派在解放碑闹市区，为于可等“烈士”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号召为于可复仇。

　　7月8日，“反到底”派“猛虎团”前往被“8·15”派控制的（北碚）红岩机器厂营救被抓人员，两派展开大规模武斗，死9人，伤多人，变电所被炸毁，全厂停产。

　　7月10日，驻守在战旗小学的重大“8·15”的武斗队，以自制喷火器和土炮伏击“反到底”派武斗队，烧死2人，烧成轻、重伤各2人，钢钎刺死1人，重大“8·15”武斗队自己烧成重伤1人。当天上午，重大“8·15”武斗队又在该地区突袭了过路的“反到底”派的河运学校的武斗队，刺伤、俘虏多人。这次武斗中，重大“8·15”武斗队使用了私设的电台联络。

　　７月１４日，路经重庆的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要求立即停止武斗。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上午９时发布停止武斗的六条命令。重庆国防工业系统两派达成停止武斗１４条协议。谢富治主持了签字仪式。两派代表3000多人召开“团结大会”。但协议转眼就被双方撕毁。武斗再次发生。

　　7月20日至21日，两派在大型兵工厂长江电工厂武斗，“8·15”派攻占全厂，打开成品库运走大批枪弹。

　　７月２５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庆市工业学校位于连结沙坪坝区至市中区的公路的壹座山坡上，对来往于两区间的“8·15”派形成威胁。“8·15”派组织多路人马用了轻重机枪及步枪攻打工业校，占领了该校。守方死亡10人，攻方两人死亡。“8·15”抓获俘虏200多人押回重庆大学毒打审讯。“反到底”派的“军工井冈山”得知“8·15”用机枪占领了工业学校，以壹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打开军工仓库发放枪支的决定。

　　重庆是中国兵器工业基地，在武斗中，这个兵器工业基地成了取之不尽的武器弹药库。

　　７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嘉陵机器厂、建设机床厂、望江机器厂等几家大型兵工厂两派争相抢夺军兵械库和成品车间武器弹药，并向厂外同壹派群众组织扩散。

　　７月３０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武斗队以改装炮艇与长江电工厂“8·15”派武斗队对战，长江电工厂油库中弹，漏油５吨，伤亡各壹人。

　　7月３１日，大型兵工厂空气压缩机厂的“8·15”派武斗队从厂内向鹤高路居民区发射燃烧弹，烧毁区劳动调配站、废品收购站及民房１８间。８月１日，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司令部制止武斗和进行救护的人员遭到枪击，死２人，伤１０人。

　　８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武斗，动用了坦克。厂俱乐部被烧毁。重庆大学“8·15”的301武斗队３人被击毙，重伤致残１人。“8·15”派占领全厂后，将从家中抓出并杀害的无辜群众数人，并拖往石灰窑焚尸灭迹，途中发现有未死者补枪致死。

　　８月３日，两派在建设机床厂大规模武斗。“8·15”派占据的制高点——谢家湾的弧形建筑（办公楼）。在“反到底”派的强力攻击下，“8·15”派被迫撤退，撤退时倒上汽油烧毁。同日，重庆军分区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金猴”武斗队的高射炮击沉，解放军３人遇难。

　　8月4日，“8·15”派北碚“捍红总部”为夺回被“反到底派”抢去的装运子弹车辆，攻打845厂并占领了全厂。在攻占中，“8·15”数人身亡。845厂内的“反到底”派和守厂的多名人员，在武斗中身亡或被俘后遭到枪杀。

　　8月5日 ，“8·15”派进攻建设机床厂，两派在该厂制高点清水池大规模武斗，动用了坦克、高射机枪等武器。连续三天武斗中死25人，伤数十人。

　　８月８日，望江机器厂“反到底”派“金猴”武斗队为向建设机床厂“反到底”派运送增援物资，用改装“炮艇”三艘组成“舰队”，沿长江溯江而上，沿途与占据东风造船厂、红港（朝天门码头在文革中的名称）、长江电工厂等地的“8·15”派武斗队交战，打死２４人，打伤百人，打沉船只３艘，打坏１２艘。当时称为“八八海战”。

　　８月１１至１３日，“8·15”派攻打设于解放碑西北侧的交电公司大楼上的“反到底”派广播站，从马路对面的东方红（原“和平”）电影院楼顶集中几支信号枪向该楼四层（最顶层）窗口内齐射，引燃楼内易燃物起火烧毁。附近数十家民房也遭火灾。

　　8月12日，两派在嘉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双方死亡数十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57万元。“8·15”派占领全厂。

　　８月１３日，“反到底”派望江机器厂的“金猴”武斗队，向占据著郭家沱中学的“8·15”派据点发起进攻。“8·15”派居高临下， “金猴”武斗队被打死１０人，伤数十人；“8·15”派也有重大伤亡（后查明，此事不是反到底派与“8·15”派冲突，而是反到底与驻厂部队冲突）。同日，“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二中队”、“五中队”在行进于二十二中学至北温泉途中时，被河对岸“8·15”派机枪扫射死3人、重伤2人。“猛虎团”在召开“烈士追悼会”时，将俘虏北碚“8·15”派武斗指挥唐天伦枪毙“祭灵”。

　　嘉陵江大桥将嘉陵江南面的市中区与北面的江北区连成壹体。市二轻局大楼位于南桥头。1967年6月，“反到底”派控制了这座大楼，对“8·15”构成威胁。７月７日，“8·15”发起进攻，经过几次拉锯战，市二轻局大楼被“8·15”派占领。8月14日，在反到底主要负责人李木森和江北指挥部负责人苏静康等指挥下，炮击“8·15”占领的二轻大楼。炮声断断续续，从夜间直到次日晨。

　　8月18日至20日，两派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至大坪壹线展开大规模武斗，使用了榴弹炮、三七炮、高射机枪、坦克，死亡超百人，邮电器材厂壹幢宿舍被“8·15”派炸毁，仅被烧毁的潘家坪高干招待所房屋和设备损失即达4百余万元。陈列于潘家坪高干招待所供国家领导人观赏的馆藏珍品碧玉香炉等10件珍贵文物被武斗组织抢走。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区武斗，“8·15”派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制高点，两派死45人。

　　8月21日，中央调查组壹行30人于18时抵达重庆，下令两派就地停火，令两派头头到警备区谈判。第二天，“反到底”派的“黄山警备区司令部”向南岸“8·15”派的制高点发起进攻，死22人，伤数十人，打坏房屋7幢，抄砸部队、机关、企业、商店17个和居民34户，抢走办公用具、电讯器材、手表等物资件和粮食2650余公斤。

　　参加武斗的年轻人大多是大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他们充满了奉献壹切的革命热情，他们“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视死如归。很多人在“为毛主席而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8月23日晨7时，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发来经周恩来审定的制止重庆武斗的特急电报：壹、立即停止对壹切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和居民点的火力进攻和射击。立即停止对空气压缩机厂的进攻，并撤除包围。二、绝对不允许对解放军防地、巡逻哨和军车射击。三、双方立即达成停火协议并保证切实执行。

　　8月23日，“反到底”派向杨家坪地区“8·15”派大举进攻。杨家坪中心区的“8·15”派据点建设电影院被高射炮击中起火，周围燃成壹片火海。空气压缩机厂“8·15”派武斗队撤退前枪毙“反到底”派俘虏5人（其中孕妇1人）。

　　8月28日凌晨，“8·15”派出动大批武斗人员，向占据通信兵技术学校的“反到底”派据点发起进攻。武斗中，双方动用了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高射机枪、122榴弹炮、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武器，用私设的电台指挥榴弹炮射击。双方死伤数十人。“反到底”派被迫撤离，“8·15”派占领北碚全区，喜称为“8·28大捷”。

　　1967年七八月间，重庆市几乎是每天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老百姓生活在恐惧之中。

　　9月5日，中共中央下达“九五命令”。9月8日至9日，重庆两派在警备区谈判停止武斗、收缴武器，达成协议。武斗趋于缓和，9月11日，撤到成都的“反到底”难民2000余人乘601次列车返回重庆。

　　9月后武斗稍有平静。但是，12月27日，重大“8·15”将该校“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赶出学校后，单方面组建了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支持“8·15”派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重庆驻军领导人韦统泰、蓝亦农、白斌、唐兴盛等出席表示祝贺。同壹天，与梁兴初等观点不同的四川省革筹组副组长刘结挺在自贡接见“反到底”派代表，表示支持。上层军政高官各支壹派，近于熄灭的战火重新燃起。

　　12月30日，“反到底”派万余人冲击市“革筹组”，两派发生武斗，多人被打伤。

　　在枪炮声中进入了新的壹年。

　　1968年，1月7日，“反到底”派25万人在市体育场召开批斗李井泉、廖志高大会。会前“反到底”派赴会途中多处与“8·15”派冲突，会后游行时发生枪战，死6人。

　　1月9日，重大“8·15”武斗人员将返校“复课闹革命”的“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负责人”打成重伤，已返校的“反到底”派学生再次出逃。

　　3月15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干部，指出重庆“8·15”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打倒刘结挺和张西挺是错误的。成都造反派也和重庆壹样，分为对立的两派，壹派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红成），壹派是川大“8·26”。成都的“红成”和重庆“8·15”反对刘结挺、张西挺，支持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成都的川大“8·26”和重庆的“反到底”支持刘结挺、张西挺，反对梁兴初。周恩来说：打“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周恩来还传达了毛泽东对“反到底”支持的态度，周恩来批评54军对“反到底”的打压作法。“反到底”派利用“3·15”指示大造声势；“8·15”也不示弱。武斗又进壹步升级。3月22日、24日、25日、26日，每天都有武斗。其中3月26日嘉陵江南桥头的武斗死3人，多幢建筑被烧。抗日战争期间的“民主之家”特园化为灰烬。

　　4月7日，重庆两派分别以嘉陵江北岸的大型国防企业长安机器厂、江陵机器厂和重庆钢铁三厂、第十八中学、曙光中学、江北糖果厂，嘉陵江南岸的大溪沟搬运站、第六中学、第四十壹中学（今巴蜀中学）及市中心和第二十九中学等地为据点展开枪炮战，动用了高射机枪及多种火炮，壹些房屋被毁。同日，两派在长安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全厂停产。

　　4月27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再次接见四川党政军领导，说“反到底”打谢（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反梁（省革筹副组长、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也是错误的。要54军把腰杆挺起来。“4·27”指示实际是对“3·15”指示的纠偏。周恩来说：“重庆不能再乱了。”

　　4月28日，周恩来令四川省革筹组负责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等火速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重庆两派立即停止抢武器，令两派将抢去的武器通通交回，否则严办。

　　4月29日，周恩来再次打电话给张国华，就重庆市大规模武斗问题作出4点强硬指示，要求对28日发生的“8·15”派抢夺351仓库的武器和长安机器厂办公楼起火、反到底派打死打伤消防人员必须严肃处理。下午张国华、刘结挺、张西挺、韦统泰、蓝亦农接见北京学习班两派代表各10人传达上述指示，要求马上落实。

　　６月１２至１３日，两派在北碚第13中学和北碚区新华书店武斗，死６人。“8·15”派攻占“反到底”派“猛虎团”占据的新华书店大楼，在武斗中被击毙的“猛虎团”头头王树良等３人被暴尸街头示众3天。“8·15”派随后实行戒严并手提冲锋枪挨户搜捕“反到底”派人员。

　　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２日，两派在空气压缩机厂大规模武斗，动用了三七炮、四联高射机枪、坦克、装甲车、轻重机枪等，“8·15”派攻占全厂。

　　7月7日至9日，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8·15”派攻占后字242部队、煤炭设计院、重庆医学院等单位。多处房屋被毁，物资被抢劫，伤亡多人。后字242部队“反到底”派“红总”负责人张龙宝在撤离途中身亡。

　　7月9日至12日，两派在江陵机器厂大规模武斗，壹些家属区房屋、职工住宅被打坏，4个重要车间遭破坏，附近民房也遭到炮击。伤亡多人。“8·15”派攻占全厂，随后实行“戒严”、“清乡”。

　　7月16日，重庆“8·15”派及邻近几县同壹派的武斗队在成渝铁路线隆昌石燕桥以火力拦截军列，将五车皮援越军火抢劫壹空。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主任张国华：这是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不论哪壹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

　　1968年7月底“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以后，学生造反派红卫兵就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学生“上山下乡”，群众组织已经不能支撑。在重庆陷得很深的54军也换防到云南。武斗渐趋平静。8月22日，因武斗外逃的“反到底”派群众首批4500余人从成都遣返，到达重庆火车站。以后数日，每天都有数千“难民”返回重庆。

　　９月２３日，重庆市革委会、警备区作出决定：严令壹切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持有武器，必须于１０月１５日前无条件上缴壹切武器、弹药、运输车辆，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壹切专业武斗队。

　　10月15日，重庆市在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掀起斗、批、改新高潮誓师大会”，两大派群众组织宣告撤销。此后，重庆主城区及附近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间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基本平息。

　　重庆武斗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壹个统计数字，不过，据《重庆公安大事记（1949-1997）》记载：1971年“6月5日，省人保工作组在《重庆市武斗杀人案件情况的调查汇报》中记载，全市在文革中共发生22起较大的武斗杀人事件，造反派以‘叛徒’、‘俘虏’、‘探子’等名义杀死1737人（其中五类分子14人），作案凶手878人”。这1737人不是在武斗中死亡的，而是被抓后杀死的，即“杀俘”。重庆武斗死亡人数应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另资料称：据最保守的估计，直接死亡人数在3000人以上，受伤1万人以上。武斗毁掉的房屋、机器设备、因武斗而造成的交通中断、工厂停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广西：血勇邕江

　　要了解广西文革，必须了解韦国清这个人。韦国清，广西人，1913年生，1955年授上将军衔。五十年代，他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帮助胡志明打胜了越南奠边府战役，为建立北越红色政权立下了功勋。1955年后，壹直在广西担任军政高层职务。1964年兼任广西军区第壹政委，1966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免除了韦国清广西第壹书记的职务，调任中南局第二书记，任命乔晓光代替韦在广西的职务。但是，韦国清没有到中南局上任，还是在广西当第壹书记。这是因为抗美援越需要他，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1967年3月，中央对广西实行全面军管，让韦国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由于他执行资反路线，“站不出来了”，周恩来说“我们做工作”。1968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从文革开始，到文革结束，韦国清不仅没有被打倒，壹直处在广西最高的领导岗位上。这样的领导人在全国各省委书记中是很少的。

　　韦国清虽然是广西壮族人，但他却壹直严厉打击“地方主义”、“民族主义”，重用中央委派的南下干部，压制广西本地的民族干部。而与广西相邻的广东，“地方主义”使毛不放心，只能亲自打压。韦国清对中央的向心力深受毛泽东的信任。韦国清又深受毛泽东的朋友、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信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和越南交战。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抗美援越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战略重要的壹局，韦国清是这个棋局上可以起重要作用。

　　韦国清善于揣摩圣意，紧跟形势，这也是他在文革中成为“不倒翁”的壹个原因。1966年9月3日，他在广西大学贴出大字报——《欢迎大家向我开炮——我的壹张大字报》，说“妳们向区党委（特别是我）贴出的大字报还不够多，火药味还不够浓。”1967年1月29日，韦国清贴出第二张大字报——《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的几个问题》，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潜藏在党内的危险人物，是两颗定时炸弹。”1967年2月1日，韦国清贴出了他的第三张大字报——《揭发两面派陶铸》，说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顽固地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任重倒台以后，1967年2 月 5日，他又贴出了第四张大字报——《揭发王任重的几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韦国清揭发刘、邓、陶、王的大字报，帽子扣得很大，却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文革结束后他又取得了邓小平的信任。

　　长期在广西工作、不能被打倒的韦国清，和广西官僚们有著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不可能支持反对广西官僚们的造反派。被毛泽东鼓动起来的造反派和壹个不能打倒的、广西最大的当权派对立。这就决定了广西造反派的悲惨命运。

　　两派冲突和中央调解

　　广西文化大革命初期，和全国各地壹样，也出现了反对和保卫当地党委的两种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壹些群众组织。广西第二大城市、“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造反派起来得较早壹些。因为南下支持造反派的北京红卫兵到桂林的较多。1966年10月下旬，我和同班的几位同学到桂林串连，是支持造反派的。桂林吸引我们的还是七星岩和芦笛岩。当时芦笛岩开放不久，从桂林市区到芦笛岩没有公路，我们是从田间小径步行去的。桂林的造反派到1966年冬就成了多数派（简称“老多”）。在全国各地夺权的1月，桂林造反派已成主流。

　　省会南宁造反派起来稍晚壹些。1967年3月，广西军区找各群众组织商量，要求支持韦国清站出来领导广西文化大革命，自治区直机关的几个群众组织则主张无条件支持这壹提议。另壹部分群众组织持反对态度。于是，围绕著“支韦”还是“反韦”问题，各个群众组织中形成了两大派。4月19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伍晋南、贺希明、候补书记霍泛联合发表声明，声明表示：“在对韦国清同志的错误没有揭深批透，他本人没有认真悔改以及这股逆流（指当时压制造反群众、扶持保守组织）的策划真相没有澄清以前，提出坚决支持韦国清同志站出来搞‘三结合’是错误的。”后来，伍晋南被打成“伍晋南修正主义集团。”

　　1967年4月22日晚，“广西红总”、“南宁8·31”、“红卫兵联络站”、“新工总”等数十个“反韦”组织万余人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南宁4·22”火线指挥部”(后改为“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广西“4·22””)。在广西各地都有和“4·22”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桂林“老多”也属此派。他们的口号是：“打倒韦国清，解放全广西！”

　　5月25日，“支韦派”打著“维护军管，保卫《广西日报》”的旗号，在区人委大楼成立了“5·25”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在广西各地也有“联指”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联指”虽然保韦国清，却反对自治区副主席伍晋南。他们积极批判“伍晋南修正主义集团”。说他们是保守派是因为他们保的是广西权势最大的当权派。

　　1967年初夏以后，“支韦”和“反韦”的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在此期间两派都组成庞大的上访队伍到北京，向中央反映各自的意见。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也参与上访：支韦的乔晓光、安平生；反韦的伍晋南、贺希明、霍泛等都到北京上访。

　　6月1日至12日“4·22”大批人员，六次冲击广西军区，强行进入军区院内贴大字报，涂写标语，在军区大门口和院内，集会和示威游行，控诉“党政军内壹小撮”的“罪行”。在此期间，“联指”组织成千上万人马，纷纷集会，六次到军区院外周围示威游行，抗议“4·22”冲击、进驻军区。

　　6月上半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尽力调解两派群众组织，但效果甚微。双方冲突不断发生。“联指”几次组织农民进城围攻“4·22”据点，造成大量伤亡，国家物资损失严重。

　　6月26日 “联指”从粮食厅方向攻入文联大楼，“4·22”600多人全部被俘，并被押解至区物资局院内，其中部分人被捆绑、蒙眼、审讯，有些还遭毒打。

　　6月29日，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代表，主要听取“4·22”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对广西出现武斗流血事件极为关注，对制止武斗作了指示。但武斗没有停止。大批“4·22”群众被赶出。

　　7月13日，“联指”组织部分人到省军区警卫连和6984部队抢走步枪、冲锋枪300多支、轻机枪三挺、六零炮壹门及部分弹药。

　　1967年8月9日晚饭后，广西“4·22”赴京汇报团和北京造反派200多人，冲进京西宾馆，打伤韦国清和警卫战士数人。

　　8月18日 晚11时左右，“4·22”组织300多人到金鸡村抢劫军用列车的援越炮弹四千多发。20日中央文革来电责令交还后，“4·22”才将炮弹大部分交还部队。

　　8月20日晚， 南宁“联指”攻打东方红医院和民族电影院等“4·22”据点。医院被严重破坏，死10人(“联指”1人，“4·22”9人)。有些“4·22”人员被俘后惨遭杀害。武斗后，“联指”把10具死尸和医院原死尸壹具，共11具，当作是本派被“4·22”杀害的罪证，现场陈尸展览。

　　8月25日，“联指”以“保护邕江大桥畅通”为由，动员所属组织武力攻打“4·22”设在邕江大桥附近的据点。南宁地专“联指”出动三、四百人，参与攻打南宁市邮电局、民族电影院、邕江桥头等处“4·22”据点。枪声响彻夜空。

　　1967年8月24日，中央领导人第五次接见广西群众代表。周恩来还明确指出：“过去军区支左支错了，现在军区决定支持‘4·22’。” 周恩来要求：“要把广西局面稳定下来，第壹步停止武斗；第二步把武器封存起来；第三步被赶出的同志欢迎他们回去。他们的组织还可以存在，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周恩来对“4·22”的群众代表说：“军区过去拉壹派，打壹派，是不对的。妳们‘4·22’造反派是不错的，很有劲，矛头向上，精神不错。但妳们把韦国清从京西宾馆拉出来打，过火了壹点。现在，军区转过来支持妳们了，妳们不要反过来去压人家。”周恩来要求立即释放被军队抓起来的“工人总部”头头熊壹军、丁友仪，恢复被解散的工人总部。

　　1967年8月26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的协议》。又经过中央领导人的反复调解，11月8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1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广西两派在京汇报团。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中发〔67〕353号文件《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文件肯定了两派在北京达成的这些协议，并宣布，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欧致富、魏佑铸、孙凤章、焦红光、郝忠云、王斌、伍晋南、安平生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23日下午3时，在京的广西革筹小组成员和两派赴京代表团乘专机回南宁。在南宁的革筹小组成员王斌和广西““4·22”、广西“联指”及驻军数千人到机场欢迎。

　　广西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希望。

　　风云再起

　　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第五次接见广西两派代表之后。“4·22”派乘机加强政治宣传攻势，压“联指”。“联指”有的群众倒戈，有的发表声明退出；有的原表态“支韦”的领导干部也改变观点，发表声明支持“4·22”。

　　广西军区也检讨了支壹派压壹派的“方向路线错误”，表示支持“4·22”。但是，口头上表态只能是壹句空话，省军区仍然暗中支持“联指”。在筹建革委会的过程中，“联指”和支持他们的军队还是占主导地位。地、县的武装部起主要作用。

　　11月下旬，广西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作了“在支左工作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后，广西“联指”集队冲进军区大院，声称要揪“出卖原则”的军区负责人。桂林地区12个县的农民代表桂林市慰问“联指”。接著武斗频频发生，广西各地“4·22”派仍然处在受压制的地位，壹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开围剿“4·22”派的军事行动，壹些地方的“4·22”成员被“联指”屠杀。

　　1967年12月19日，梧州、荔浦、贺县、桂平、鹿寨、容县、罗城、玉林、钦州、博白等市县“4·22”造反大军组成“反屠杀控诉团”，赴南宁到军区静坐和游行，强烈要求革筹小组和军区制止武斗，严惩杀人凶手。12月29日 ，“4·22”在军区院内召开反迫害、反屠杀的万人大会。

　　1968年1月5日，“联指”大、中学校红卫兵壹千多人来到广西军区大院游行示威，声称区革筹小组成员伍晋南和贺希明、霍泛犯下了“严重罪行”，把伍晋南拉到军区球场批斗。当晚，“4·22”在南宁市“造反楼”前召开万人大会，强烈抗议“联指”揪斗、围攻、折磨伍晋南。

　　1967年1月中下旬以来，两大派的造反组织都企图采取武力镇压对方，摧毁对方，以争取壹派掌权，致使不少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不少干部、群众被打死，有的全家惨遭杀害。省军区支持的“联指”，是武力镇压的主要责任者。

　　1968年2月，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下令，将支持“4·22”的军队（6984部队）调走。2月12日“4·22”5000多人到广西军区举行挽留6984部队的大会。当时“4·22”派的小报上有壹首洔：

　　?

　　邕江的水啊流呀流，我们从来不挽留。

　　可是我们的6984啊，决不能走啊不能走。

　　如果6984壹走，就会失去千万个人头。

　　我们跪在毛主席像前，千叩头，万叩头，请您把6984留。

　　6984啊，妳们不要走啊，不要走！

　　?

　　2月18日 下午，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负责人对“4·22”挽留6984部队的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6984部队调走后，广西“联指”就步署向“4·22”据点进攻。

　　在两派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1968年2月下旬，自治区革筹小组壹周之内连续两次发出《关于建立专区、市、县革委会的通知》。为了落实这个通知，壹些地方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连续发生成批杀人的事件。对“4·22”的屠杀为建立革委会扫清了道路。此后各地区、市、县革委会在武力镇压下陆续成立。

　　2月28日，广西“4·22”常委黄达升等在南宁市新闻电影院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4·22野战军”。他说“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抗击“联指”的大屠杀。3月16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请示报告说：“4·22野战军”是由“黑手”、坏人和极左分子操纵的组织，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自治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提出要向“4·22野战军”武装包围。4月3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就“4·22野战军”问题向中央再次报告，说“4·22”所属的“野战军”是“干扰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逆流”，主张采取行动。

　　4月，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内定“4·22”为“反动组织”，继续压制“4·22”。所谓“大联合”，实际是吃掉“4·22”；所谓“三结合”，就是在“三结合”的领导成员中尽可能减少“4·22”的席位。

　　5月5日 晚12时至次日凌晨四时，广西“联指”总指挥部组织3800多人，出动汽车45辆、火车壹列，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走各种枪支7044支，其中轻机枪479挺、高射机枪48挺、60炮4门、炮弹60发、子弹120万发、望远镜50架。这是“文革”以来广西抢枪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事件。周恩来三次命令：5日抢枪事件要严肃处理，抢走的武器弹药限期交回。5月10日，柳州“联指”抢夺6985和519部队武器装备。共抢去各种枪支316支，子弹11056发，六零炮、追击炮2门，四○火箭筒2具，并打伤干部战士47人，其中重伤2人。

　　5月14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发出当前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情况报告(并报广州军区)。说全区已有5个专区、两个市、75个县成立了革委会，另有两个专区已批准成立革委会。但是“壹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灭亡，他们大搞右倾分裂主义”，“南宁“4·22”新指挥部已成为当前运动的阻力，是急需解决的壹个主要矛盾，必须迅速解决”。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共发出报告说：“我区破获壹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组织。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广西‘“4·22”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文革后，中共中央派出的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调组（简称“处遗”）认定，“反共救国团”子虚乌有。

　　5月21日拂晓，柳州市“4·22”壹派“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头头等人，以对付柳州“联指”的武装围剿为名，组织几千人到柳州火车站抢援越子弹11888箱，共计1700多万发。并以“李向阳”之名给押车的解放军写下了“收条”。25日，驻柳部队对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的几个“据点”实行武装包围，强行收缴“造反大军”和“工机联”壹方的武器弹药。接著，柳州有数万群众对前来包围据点的解放军实行反包围。群众高呼：“反对广西军区支壹派、压壹派，‘造反大军’不能空手等死!”……解放军被群众包围后，在互相交手中，部队二十多人受伤，二人重伤后身亡。群众反包围又夺解放军七百多支枪。从此，柳州局势进壹步恶化。

　　“联指”抢省军区的武器连连得手，实际是半抢半送。“4·22”很难抢到军区的枪，就到铁路上抢援助越南的武器。

　　4月4日，“4·22”在南宁朝阳广场举行8万多人参加的“反右倾，反逆流、反翻案的誓师大会”，发表《声明》说，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批准成立的南宁市革委会是“派委会”，强烈反对成立。8日，“联指”3万多人集会，“敦促南宁市革委会成立”。13日 南宁市革委会成立。两派发生冲突。《广西日报》壹版报道：《南宁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

　　5月30日 广西“4·22”常委决定拔除距本派据点区展览馆仅壹路之隔的广西“联指”的林业厅据点。中午由阙家稳带领12人，乔装打扮，冒充解放军，进入林业厅，冲上大楼，捣毁“联指”据点，杀害“联指”成员12人，开枪打伤1人，抢夺据点里的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及壹批财物，炸坏办公楼和宿舍大楼各壹幢。“联指”总指挥部发现后，组织反攻，壹直打到晚上。“四·二二”撤退时，被“联指”打死二人。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把派性杀人的“5·30”事件定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犯罪行为”。

　　6月4日，“联指”所属的“后备军”等十三个组织，约3500人，第二次到广西军区军械库抢夺武器，共抢去各种枪支1859支，六零炮8门，子弹100多万发。连日来，桂林、柳州、南宁各专区、各县人武部、革委会和“联指”调集数万武装人员进城围歼“4·22”。

　　6月19日 ，“联指”武装攻打区水电厅设计院“4·22”“火种”大楼据点，杀害62人，投尸于邕江。

　　6月23日，广西“联指”所属的航运“红联”攻打“4·22”“航运工总”控制下的南宁北大路码头，打了几个小时攻不下，要求“联指”指挥部通知河南片“联指”给予炮火支援。南宁糖纸厂民兵炮连立即把壹门三七炮拉到西园饭店后面河边，向“桂宏”号船开炮，接著南宁化工厂“联指”也拉来壹门炮参加轰击。打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多，停泊在河边的“桂宏”、“东风”号等四十多艘船只被炮火击中，全部起火焚烧。

　　?“联指”和“4·22”双方武斗频频，互相杀戮。得到区和革筹支持的“联指”占尽优势。“4·22”抢援越的武器，引起了周恩来震怒。

　　《7·3布告》发出以后

　　1968年7月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问题发出布告（简称《7·3布告》），布告列举了“壹系列反革命事件”：破坏铁路交通；抢劫援越物资；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这是壹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7·3布告》是中共中央根据广西军区汇报的情况写成的。

　　《7·3布告》要求保证铁路畅通，收回被抢的援越物资和武器，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明明知道广西革筹小组和省军区与“4·22”是对立的，《7·3布告》却让“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来解决广西问题，这实际是将“4·22”置于省军区的砧板之上!《7·3布告》使广西当权者如获至宝，成了他们屠杀“4·22”的尚方宝剑。

　　7月6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德保县革命委员会《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消息。这壹报道，对全区各地发生的乱杀人的严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7月8日广西军区派出两架飞机，从凭祥至南宁空投《7·3布告》传单9万多份。驻南宁部队组织51个宣传队，南宁市有五千多人的宣传队进行宣传，开办660个学习班，有5万多人参加。强调《7·3布告》是镇压“阶级敌人”的锐利武器，要求干部人人要学，人手壹册。全区共翻印散发《7·3布告》壹千万份，要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7月11日，各地、市、县所在地都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热烈欢呼中央《7·3布告》”，全区共约有三百万人参加大会。

　　7月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地发出《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当时，所谓流窜人员，实际是各地“4·22”被“联指”围剿后，进城逃命避难人员，“联指”以清理“流窜犯”为名，追捕、屠杀“4·22”壹批人。

　　7月12日至8月3日《广西日报》连续发表9篇社论，号召“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7月15日，广西军区，区革筹在南宁人民公园召开15万人参加的，“坚决拥护贯彻和捍卫《7·3布告》大会，韦国清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严惩壹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为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扫清道路。前来参加大会的河南片“联指”通过邕江大桥时，遭到“4·22”据点开枪射击，打死群众二人，伤二人。大会宣布“这是壹小撮阶级敌人对抗中央《7·3布告》的反革命事件”。下午，解放军和广西“联指”及数县“联指”武斗队向“4·22”在南宁的据点和控制地区(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等)进行了包围。

　　16日，从中午12时至晚上，“4·22”控制区——解放路、灭资路、上国街、博爱街等，被解放军和“联指”炮击。同日，南宁市革委会、广西“联指”遵照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8日发出的《关于清理流窜人员的指示》，以“治委会”之名“清理”户口，抓捕了280多人，杀害33人，壹些人生死不明。

　　17日， 解放军、广西“联指”和数县“联指”武斗队全面包围广西“4·22”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壹带，枪打炮击，双方互相投汽油弹，使南宁市的永宁街、和乐街、上国街、自强路、灭资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烧。部队和“联指”围攻解放路壹带时，“4·22”航运“工总”所据守的停泊在邕江河边的船只遭到“联指”炮击，“兴无”号和“反修”号等壹批船舶中弹烧毁。“联指”从邕江两岸据点向航运“工总”据守的船只开枪射击，1431号和1404号两艘船内装汽油1426桶、航空机油24桶，因中弹全部燃烧。共烧毁船只166艘。当时船舶装载有物资3600多吨，全部烧毁。事后，南宁市革委会、南宁警备区和广西“联指”宣传广播说“4·22匪徒”放火焚烧停泊在邕江边的船舶，船上载有援越物资，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犯下“滔天罪行”。

　　7月18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调动部队以及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围攻广西“4·22”控制区——南宁市解放路壹带。“4·22”所控制的几条街道被“联指”和部队炮击起火，同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中央和广州军区发出报告，栽脏到“4·22”头上。19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调四个连和广西“联指”数千人武装包围、炮击“4·22”解放路壹带据点，几条街道硝烟弥漫，壹片火海。南宁警务区发表公开信，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制造的火灾”。

　　7月25日，周恩来和康生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和广西党政军负责人，所有中央首长讲话都壹致地对“4·22”猛烈抨击和严厉谴责，语气之尖锐，措辞之激烈，是少有的，把广西发生的问题（包括抢枪，铁路不通、南宁大火等）全部都强加在“4·22”头上，并不允许“4·22”派代表申辩发言。在接见中，康生说：“我现在要问问妳们：妳们反美不反美？（众答：反！）妳们支持不支持越南人民反美斗争？（众答：支持！）现在援越抗美物资被抢去了，火车不通了，谁高兴？美帝高兴！苏修高兴！叛徒、特务高兴！妳们口里喊革命，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周恩来说：“‘7·3’布告是镇压反革命的，妳们说是‘宣判了韦国清的死刑。’韦国清同志是中央委托的广西革筹小组负责人，他在援助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有过贡献，今天越南人民还把他看成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老战友。妳们贴出这张标语，对中央是什么态度？妳这张标语是向谁宣战？是向中央‘7·3’布告宣战。妳想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越南人民的国际主义的老战友，中央这样信任他，妳们还这样搞！”

　　27日，广西“联指”攻打南宁百货大楼，动用高射机枪、四零火箭炮、七五无后座力炮，以及发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药包，将大楼东北面墙炸崩塌，二、三楼起火燃烧。大楼附近的民房和机关宿舍中弹起火燃烧，而南宁市革委会和南宁警司、广西“联指”当时广播说，是广西“4·22”自己爆炸了百货大楼。

　　7月28日，在南宁警备区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区、自治区革筹小组命令，“用武力围剿南宁市解放路、新华路、百货大楼、展览馆、邕江上停泊的船只等4·22派据点。”会后，调集了南宁地区14个县的武装民兵，调动了6912、6966、6939部队和军区警卫营、99部队部分官兵，以及联指派武装人员共三万多人，向4·22这些据点发起猛烈的攻击。动用了八二迫击炮、无座力炮、火箭筒、炸药包等。7月31日猛攻开始，当天下午攻下了展览馆，8月8日围剿结束。屠杀了万余人。仅南宁火化场就有5000多具尸体。有人看见，解放路被打下后，多辆翻斗车拉了三天尸体，有的拉到废弃的煤矿坑道里，有的丢进了邕江。当时邕江下游的西津水电站的闸门被尸体堵住了。壹些被俘的人也被杀害。

　　据区委书记范清涛1981年对中央调查组说，最少死了6000 人。躲进南宁地下人防工程里的几千人，军队和“联指”无法攻入，便用“水攻”，大批人被淹死。

　　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解放军和广西“联指”攻打解放路壹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

　　围攻解放路胜利后，广西“联指”从总部到基层组织都召开“庆祝大会”，大摆宴席。

　　8月10日 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处理南宁市解放路壹带问题的情况报告》，将烧掉解放路壹带33条街(巷)和河边的船舶的责任全加在“4·22”壹方。

　　8月19日，在北京学习班的广西“4·22”的九个头头：白鉴平、廖伟然（柳州）、章英、农烈（南宁）、王反修、李振林、钱文俊（柳铁）、刘振林、刘天偿（桂林）被在京壹起学习的广西“联指”头头当作“反革命”拘捕，扭送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关押。广西“4·22”赴京控告团的427人，也成了“联指”的俘虏，被押回广西关押、摧残。

　　军队和“联指”攻克“4·22”展览馆据点后，在展览馆举办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展出时间52天，先后组织全区“无产阶级革命派”489365人前往参观。展览共分三个馆，第三馆是“活人展览”，将攻打展览馆和解放路壹带抓获的“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在铁笼里，当作禽兽让“无产阶级革命派”观赏了52天，然后将他们送进警司，长期关押。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为了加速建立壹派掌权的革委会，南宁以外的地方也动用武装力量对“4·22”派进行军事围剿。

　　1968年3月16日，天等县革委会成立的这壹天，人武部长马政华召开紧急会议，他说：“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每个乡可干掉个把罪大恶极，民愤大的四类分子或坏头头”。从3月8日至27日的20天里，全县连续发生190多起杀人事件，共被杀害630多人。3月11日和13日，向都区祥元乡的两起杀人事件，被杀害46人，造成16户无男人，9户灭绝。3月17日，崇左县人武部长张洪恩带领崇左县15人，前往天等县祝贺该县革委会成立。回崇左后召开会议，张洪恩讲话：“天等县红色政权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我们要向天等学习，也要用枪杆子来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崇左县在筹备成立革委会前发生杀害94人。

　　在“7·3布告”发布之前，桂林市军分区就调集了12个县7800多名武装民兵围剿“老多”，“7·3”布告后还继续围剿。6955部队进入两派武斗前沿，实行武装隔离，要求两派在8月12日前停止武斗。军分区政委陈某向“老多”表示，只要“老多”交枪，保证“联指”也会交枪，并保证不抓人。“老多”交出了3000多条枪，撤出了据点。“联指”只交出30条枪，不撤据点，还以市革委的名义，将“联指”武装人员改编为“工人纠察队”，把“4·22”交来的枪支部分配给他们。8月20日凌晨5时，驻军派出近壹个团的兵力，配合上万名武装民兵、“工人纠察队”和各单位“联指”成员，按事先划好的地区，手持名单，挨家挨户地搜捕“4·22”成员，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被抓人员都遭到严刑拷打，壹大批被杀死。。临桂县直属机关被抓318人，仅释放了25人，其余293人全被杀害。

　　宾阳县县革委会主任、6949部队副师长王某亲自布置大屠杀。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里，被杀害3681人。

　　柳州军分区请示广州军区同意，7月24日调动八县、两矿、壹厂、壹郊的 “联指”武装人员3000多人攻打柳江县福塘区“4·22” “造反大军”的据点，抓获70多人，立即枪杀25人。这次共打死146人。他们在良上村见壹妇女背著壹个小孩从外面回来，说这妇人是“4˙22”的“情报员”，开枪把妇人打翻在地，妇人未断气，又补了壹枪，妇人死了，年仅两岁的小孩大哭，又用石头把小孩砸死。

　　1983年，融安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上访团向中央“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工作组”反映：“从1968年8月14日县革委会成立到9月底壹个半月的时间里，全县杀了三千多人。其中县革委会机关所在的长安镇，杀了八百余人。大将公社小圩镇龙妙街杀死45人，成了寡妇街，至今每逢过年过节到处是悲惨的哭泣声。

　　只有24万人的上林县，被杀5000人，1968年7 月的壹个晚上就杀死250人，尸体堵塞河道，鲜血染红河面。

　　革命老根据地凤山县 “革老派”（属“4·22”）是多数派，1968年2月占领了县城，“联指”逃往东兰县。8月12日，广西省军区调集11个县的武装民兵配合6911部队围剿“革老派”，协助逃到外地的“联指”打回凤山建立革委会。革委会成立后，全县抓了6000人左右，批斗了5000多人，杀死了2700到3000人。

　　8月25日，《广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题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亲切关怀下，广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空前大好》的消息，声称：全区以《7·3布告》为武器，在胜利地镇压“阶级敌人”的凯歌声中，各专区、市、县终于在8月25日前全部成立革委会，实现了广西大地“壹片红”。

　　1968年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副主任欧致富、魏佑铸、焦红光、霍成忠、安平生、韦世经、林福文、毛凤鸾、廖炜雄、龙智铭、颜景堂、曾春生。同日 《广西日报》在头版套红通栏标题下，刊登预告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于今天举行》。二版发表社论《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热烈欢呼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胜利诞生》。在成立大会上韦国清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要稳、准、狠地打击壹小撮阶级敌人······肃清国民党残渣余孽”，讲话传达后，全区各地又对不服从革委会的人大开杀戒。“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染的都是普通百姓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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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武汉事变”和毛泽东的战略转变

　　1967年1月，毛让军队支持左派，但大部分军队都支持保守派。毛泽东必须调整军队的支左方向，他选择了武汉军区。如果让位于九省通衢的武汉军区转弯，不仅可以解决中原几个省问题，对全国部队转变“支左”方向也就树立了壹个样板。以毛泽东绝对权威亲自坐镇武汉，动员武汉军区转弯子，本来是不很困难的事情。毛泽东信心满满，还准备解决问题以后，在长江畅游壹番。但是，毛没有想到，就在他停留武汉期间，爆发了轰动壹时的“7·20事件”。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阶段，有三个城市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全国运动。第壹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第二是上海，“壹月夺权”的策源地；第 三是武汉，震惊中外的“7·20事件”的发生地。这三个城市事件构成了“文革”运动不断激化的三个波次，终于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推到了顶峰。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清华“4·14”让我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由我写了声援信，铅印了上千张准备到武汉张贴。7月24日到了武汉，但清华“团派”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武汉造反派更欢迎他们，再张贴“4·14”的声援信没有意义。我住进了武汉军区第三招待所，直到8月31日才回北京。住在军区第三招待所的有清华“4·14”的几十人，“4·14”总部委员张雪梅成为临时的头儿。在武汉这段时间，我们经常到军区大院参加活动。在此期间，武汉军区保卫科长王振英还专门向我们介绍了营救王力的经过。但是，当时的笔记本已经丢失，只留下壹些印象，感受壹些气氛。这壹章的内容主要是采用徐海亮等研究武汉文革的专家的著作和王力、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当事人的回忆录。

　　1967年春夏武汉文革形势

　　要了解“7·20事件”，先得介绍7月20日以前武汉文革的形势。

　　文革初期，中共湖北省委壹方面抛出壹批高校的领导人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报纸上大加批判，另壹方面在群众中抓“右派”。游街、抄家、戴高帽，“红色风暴”席卷整个武汉。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按照北京的步调，湖北省委停止了各院校的“反右”斗争，决定撤出工作组，改派联络员观察、指导有关单位的运动。1966年10月初，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武汉市出现了造反派学生组织“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九壹三”、“工造总司”等。

　　1967年1月26日造反派夺权流产。“工人总部”、“9·13”、“二司”等12个激进的造反组织在他们控制的《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2·8声明”，造反派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

　　2月18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2·18声明”），认定“2·8声明”大方向错了。组织部队上街武装游行，对激进造反派施加了强大压力。

　　3月17日夜晚，以落实《军委八条》的名义，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近500名大小头目。 “3·21通告”认定“工总”是“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保守派空前活跃，“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的大标语贴遍武汉三镇。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壹些保守势力较强的单位批斗造反派的“坏头头”。

　　虽然武汉军区支持“毒草派”，打击“香花派”，但军队的强力镇压促使“香花派”和“毒草派”走到壹起。他们共同喊出“揪出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上街游行抗议。面对武汉造反派的联合抗争，5月16日，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等筹办的保守派联合组织“百万雄师”正式成立。这个组织从上层到基层，都有现役军人指挥，配备了军用卡车、柳条帽、长矛、铁棍等武器，是壹支准军事队伍，造反派无法与之抗衡。6月4日 ，武汉部队发布的 “6·4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6·4公告”发布后，百万雄师对武汉造反派占优势的学校、工厂、广播站采取了武装扫荡，试图壹举清除造反派，实现夺权。6 月 8 日，百万雄师发布《反逆流紧急动员令》，制造了壹系列的流血事件。6月17日，百万雄师在汉口三民路和中南旅社壹带杀死造反派群众多人。6月24日，百万雄师武装攻打“工造总司”，同时攻打汉阳轧钢厂和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造总司”成员被杀死28人，重伤60余人。

　　在强大的压力下，武汉造反派在自己组织的名称前面加了壹个“钢”字：“钢工总”、“钢9·13”“钢二司”，合称“三钢”。与“三钢”并肩战斗的是“三新”：新华工、新华师、新华农。“三钢”和“三新”经常组织数十万人的抗议游行。

　　武汉造反派组织和保守派组织的力量都很强大，军队深深陷入保守派之中。“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就设在8201部队军管的3506军需工厂里。作为平衡两派、维持局面的支左部队已失去了维持局面的资格。更激烈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中共中央打算让武汉军队领导人和群众组织头头到北京汇报，在北京解决武汉问题。

　　中央对武汉问题的处置方针

　　7月10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我们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毛泽东要亲自到武汉。

　　武汉地处中国东西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号称九省通衢。毛泽东准备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湖北问题，自有壹番考虑。为了确保毛泽东在武汉成功，周恩来决定派陆、海、空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左右。周又打长途电话给在四川的谢富治、王力壹行，要他们即刻赶赴武汉，接受紧急任务。

　　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周心中有底，即同正在解决中的河南、湖南问题壹致的：支持造反派，瓦解保守派组织和团结保守派群众，最终实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大联合。为实现这个方针，先解决武汉部队的问题。如果军区领导承认错误，可以不打倒。

　　毛泽东14日凌晨3时乘火车离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当晚9时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梅岭壹号别墅。周恩来等乘飞机当日早晨到达武汉，住东湖客舍百花壹号。由于毛要在武汉游泳，让海军司令李作鹏参加陪同，李作鹏同周恩来同机到达。周恩来、李作鹏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时迎接的是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政委萧前。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

　　６月２０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和几位北航红卫兵（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吴介之）组成的中央调查组到西南处理昆明、成都、贵阳的问题。接到周恩来７月１３日电话后，１４日到达武汉，先到武汉的李作鹏到机场迎接。毛让谢富治来武汉，除了关心西南的形势以外，还有壹个重要意图，即武汉驻军中的壹支部队曾是谢富治的部下。老陈谢兵团（陈赓为司令谢富治为政委）的９纵，改编为第１５军，也即1967年的空降兵第１５军。

　　周恩来先赶到武汉后，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分两派，毛来汉以前工作人员多是百万雄师这壹派的，周恩来换成了另壹派。可见，中央对武汉两派已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换班心怀不满的个别工作人员，２０日凌晨带路，领著百万雄师冲击了百花二号——找谢富治论理，这是后话。在安全布置上也表现出中央的看法，周恩来不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的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周恩来把８２０１部队（独立师）的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了。独立师蔡炳臣政委不满意，几天都在都都囔囔的，说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不相信他们。

　　7月16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武汉地区文革情况，杨成武、汪东兴、谢富治、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会议。毛听完汇报后说：“要为武汉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洪霞等被捕的造反派头头。武汉军区对两派都应该支持，不要屁股坐在百万雄师壹边。武汉两派要达成协议，发表声明联合起来。要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认错误，改了就好。要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要把军队工作做好，转过来就好。”又说；“军队犯错误，要承认得快，改正得也要快。”

　　7月17日上午，毛在东湖客舍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的情况，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毛说，武汉军区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壹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今天明天就放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就不要打倒。下午，周恩来等在百花壹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有军队干部汇报了“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十大好处”。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

　　从17日到18日，周恩来、谢富治、余立金、王力连续召开会议，继续听取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汇报，也透露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用这些原则说服军区领导人。周恩来希望武汉军区承认支左错误，并改正错误。周说：“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妳们。”陈再道仍表示思想不通。汇报会上，中央领导人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意见十分对立，会议没有解决问题。

　　７月１８日下午，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与二级部长会议上作总结报告。报告指出，“‘2·8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二司’在‘3·21公告’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壹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抓办’搞的）在军区开过会，6月8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周思来最后提出几点建议：第壹，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工人总部的解散。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有关案子。第二，肯定“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报复，这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群众组织，偏保。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组织农民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第八，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对解放军的行为要澄清。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杨成武证明，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是经毛泽东审定过的，是经他的手将周的讲话稿送给毛，毛批示后又是他还给周的。

　　当时陈再道不知道毛泽东在武汉，他听了周恩来这个总结报告后十分激动。他把军区整的工人总部的材料给周，这些材料集中了工人总部的种种问题。还说，妳可以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说要相信大多数。干部的大多数、军区战士的大多数、群众中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妳去做，我做不通。他拍桌子说：“周胡子，妳有什么了不起，妳······我还不知道。”他指著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妳的讲话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拍著桌子说：“妳不要以为我们拿妳没办法。”

　　18日晚，周恩来带陈再道、钟汉华到东湖客舍见毛泽东，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王力、李作鹏参加接见。毛泽东对陈、钟说：四川问题很严重，妳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军委‘八条’壹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妳们要做百万雄师的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的改也可以。现在主要是做军队和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谈话结束时，毛把陈再道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位服务人员说：再不要打倒妳们的司令了吧！毛在对陈再道、钟汉华谈话中还说，第壹，妳“三支两军”有错也有功，支左支壹派，错了，支农、支工有功劳；第二，要检讨，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三，路线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他们（周恩来）要做工作，壹起做到群众拥护妳陈再道为止。在毛讲话后，陈再道、钟汉华表示同意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意见，愿意做好部队的说服工作。会开到9点半，周恩来于11点半乘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周又强调让武汉空军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本来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作，因为有人说他“是贺龙的人”，周恩来决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

　　武汉军方抵制中央的处置方针

　　在中央领导人来武汉以前，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就有了确定的看法。7月9日武汉军区常委会定调子，7月10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统壹口径，统壹思想: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工人总部不能翻案，批判“2·8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

　　中央这么多要员来到武汉解决武汉问题，引起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关注。7月14日深夜，王力、谢富治壹行到湖北大学看大字报，对围观群众透露了中央的壹些精神。消息迅速传开，造反派刷出标语表示欢迎。东湖客舍的灯光（武汉大学可以看到）显示中央来人。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可见他们还不知道毛也到了武汉。15日到18日的中央大员和军区领导人的多次会议期间，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已经透露。文革中的壹些事情很难保密，军队、“抓办”和百万雄师本来靠得很紧，中央的精神很难让“抓办”和百万雄师不知道。7月16日，武汉街头出现了百万雄师的大标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

　　“抓办”和百万雄师的情绪影响军区领导人；军队的态度也影响百万雄师的群众。军民互相依靠、互相推动，使情绪更加激烈。

　　18日晚周恩来离开武汉以后，他当天的讲话通过两个渠道向全市公开了。

　　第壹个渠道是军队。周恩来再三向武汉军区领导交待，他的讲话不要向下传达。但军区政委钟汉华同意8201部队传达。8201部队蔡炳臣政委立即传达到团以上干部。次日传达到排级、战士。并把派到地方单位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军代表又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蔡炳臣除了介绍周的讲话以外，还说：“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壹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壹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壹句，总理问壹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壹边作检讨”，“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指师长和政委）”。“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传达这些时，群情激愤。牛、蔡二人说：“妳们对外不要讲是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蔡又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这是百万雄师中传出的谣言）。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这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汇报。”2007年，“百万雄师”常委兼联络部部长章迪杰接受采访时说：“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传达时都说是王力讲的。

　　第二个渠道是王力和谢富治。18日晚，谢富治、王力在送走周恩来之后，由机场直奔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这里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逃难”集聚的地方。王力等向在场的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三钢”、“三新”、“三司革联”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表达了对武汉造反派的支持和希望。19日，武汉造反派在全市广播“四点指示”，更是激起百万雄师群众和部队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淡化他在武汉水电学院的讲话，是推脱责任。中央党校教授、文革史专家金春明听了王力讲话的录音，的确有相当的煽动性。武汉的造反派说，军队传达周的讲话在先，王力在水电学院讲话在后。实际上，这两个渠道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不过军队可能行动更快壹些罢了。

　　武汉军方把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归罪到王力显然是壹种策略：只反王力个人，不反中央。7月25日，周恩来在接见河南军队干部时说：“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的工人总部，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行为

　　7月19日下午，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的干部参加，由谢富治传达周总理18日的讲话。王力讲文革的理论问题，陈再道、钟汉华作检查。王力讲话时独立师师（即8201部队）长牛怀龙要求发言，被制止。政委蔡炳臣气冲冲离开会场，牛怀龙跟著离开，回到洪山下的师作战部。牛师长在部下面前，拍桌子，摔椅子，大喊：“拼了！”。接著，数十名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武汉军区大院，要谢富治接见并回答问题。他们质问军区领导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已有200多名独立师的指战员围著军区二号楼大闹，阻止军区作检查，阻止军区为工人总部平反，要求见王力、谢富治。19日晚，独立师所属的307医院听说军区要为工人总部翻案，连打三次电话问师部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师部作了肯定的回答后，大批工作人员涌向军区，要揪出王力和谢富治。

　　军代表向“百万雄师”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百万雄师”各分站的人涌到军区大院。据19日晚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 “专揪王力指挥部”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

　　19日，陈再道、钟汉华已经按中央的调子认错，起草、印刷公告，准备去释放造反派头头。前两天，军区有人让另壹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们，毛主席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壹些人决定找毛当面反映“百万雄师”的意见。最先冲击东湖客舍的人是“百万雄师”下属的“武汉公安”。在７月２０日零点30分，“武汉公安”１４人，乘车冲击东湖客舍北门（在省博物馆边的后门，靠近毛泽东下榻的梅岭院落），高喊“我们要谢富治、王力接见”！军区保卫科科长王振英等赶到北门，拦住１４人。他们拿出武昌区公安局军代表──独立师某团政治部主任王某开的介绍信，口气十分强硬，“今天晚上来了１４个人；来，就是准备闯祸的。要是天明还不接见，就要来几千人！” “谢富治副总理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们要找他。告诉妳们，谢副总理住哪个房子，我们都知道，这里面我们熟得很，妳不传达，我们就冲！”在大门内１００米处，双方对峙下来。王振英立刻报告中央警卫团，汪东兴让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张根成赶到北门。王振英又电告钟汉华，钟已入睡，王振英要求钟汉华立即采取措施，秘书才去传达，但始终未有回音。王振英又急忙给军区值班的首长报告，要他电告军区领导，立即调29师（即8199部队）来。张根成向“武汉公安”来人解释，说明天下午就准备接见妳们和其他群众组织的代表，妳们先回去。但来人硬往里面冲。凌晨３点左右，29师奉军区之命带了壹个排战士和秘书科长、侦察参谋赶到，手挽手拦住来人。“武汉公安”领头的说：“妳们不是8201部队，这里没有妳们的事，妳们这是武装镇压我们。是谁派的？交出幕后指挥！”并向8201卫兵说：“他们不相信妳们，派另外的部队来了。”

　　“百万雄师”属下的“园艺军”受命控制东湖客舍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前门）和后门（北门）。在统壹调度下，“园艺军”东湖分部雷某带壹车人，从北门冲击宾馆，众人直穿大路奔跑南下，在乙所没有找到谢富治，雷就带领宾馆内的的彭、唐、毕、王等十余人，向西越过第二道岗位，率先冲入谢富治住的百花二号院落。随后，集结在武汉重型机器厂壹带的“百万雄师”的群众手持长矛、腰插匕首、头戴安全帽，分乘五辆汽车，壹辆车同“武汉公安”结合，封锁北门，其余四辆冲进西大门，他们不听哨兵的警告，反而包围了哨兵，控制了电话机，然后冲入百花二号，包围了谢、王的住房，要见谢、王。谢出来说：“我就是谢富治”，又问：“妳们是哪里的？来干什么？要绑架吗？我们准备今天下午接见妳们的代表，妳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壹些群众自觉理亏，悄悄退出，还有５、６个人仍在纠缠。

　　20日５点10分，8201部队军车２１辆，宣传车６辆，３辆吉普，１辆小轿，从前、后门冲进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３辆大型救火车也冲进来了。由独立师的某副营长带队，端著冲锋枪的独立师军人，枪口直接对著谢、王，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又跑到草坪。首先碰到陈再道，战士用枪托殴打陈再道，被打倒在地的陈大叫：“我是陈再道，我不是王力”。在场的独立师某股长忙叫“这是我们的陈司令员！不是王力，不要打了！”扶起陈再道。这时已是２０日早上6点左右。军区王振英科长闻讯与8199部队的张昭剑商量，留下8199秘书科长滕某带壹排战士守北门，其余人直奔西门。他们赶到百花壹号后草坪，见“百万雄师”打人。张昭剑等赶到用身体阻拦，肋骨被打断。随谢富治等来武汉的北航学生被打倒在地。王力被架上车。张根成、北航两个学生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牛怀龙师长当时就在西门。军区王振英科长忙叫来了牛，希望他出面制止士兵，牛到绑架王力的车前看了看，不在乎地说：“不要搞得这么凶嘛！搞这么凶干什么？把机枪收起来！”说完转身就走。

　　当时紧张的气氛笼罩在毛的住地内外，有传说已发现有人从东湖对岸，嘴衔著小刀游了过来。汪东兴向机要员谢静宜和樊壹民交代：“手里时刻拿著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上沉入湖底。”为了安全起见，领导让工作人员（包括新华社摄影师）手中拿壹个木棒。

　　张根成回忆：7月20日他被抓进独立师部队以后，门口有人说“听说总理和伯达要来。”有人回道：“他妈的两个人还不是壹个调！”蔡炳臣政委进来以后，对张根成说：“领导通了好办，下边不通，领导的话不听，我也没办法。并问：“妳们那里还有文件吗？（指总理讲话稿和其它关于处理问题的文件）”又叫人把被撕下来的领章、帽徽还给了张根成。这时，师政治部壹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怎么样了？”蔡反问：“哪个人？”“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那个老头。”张根成知道“那个游泳的老头”就是指毛泽东，心里顿时咯登壹下：“这不是造反了吗？”被抓走的王力听到打他的人说：“老头子也在这里，我们马上找老头子去”王力怀疑他们说的“老头子”就是毛泽东。

　　他们把王力揪到了军区大院，很多人头戴柳条帽，手执长矛，整整齐齐地坐在两边，让王力从中穿过。把王力揪到壹间房子以后，打他，抢走了手表和钢笔。政委钟汉华在讲台上向群众磕头，哀求说：王力是毛主席的人，壹定要放他回去。上午，在军区大院二号楼３楼４６房，独立师人员和“百万雄师”围攻王力。壹个人拿起话筒照著纸条问：“我们提几个问题要妳回答！第壹，妳们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妳到武汉这几天，到三新二司里干了些什么？要回答！第三……”这时现场秩序大乱，牛怀龙师长叫喊“静壹下，好录音”！众人反剪著王力双手，将他推到四号楼二楼平台，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逼迫王力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

　　20日上１０点后，除部分人仍在军区围攻王力外，保守派军民进行武装大游行。游行队伍有各种车辆３９６部，其中消防车２７辆，空军军车１５辆，打８２０１、８２１６旗帜的车８３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百万雄师”群众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嘴衔匕首，军人荷枪实弹、刺刀寒光逼人。军人们有的不戴帽子、不戴领章，拉开风纪扣，站在车门边和坐在车顶上。车头架著轻重机枪，子弹带搭拉在车上。车子开到湖北大学前，壹位独立师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壹人。宣传车喇叭高叫“谁为工总翻案就叫他刺刀见红”，“打倒谢富治，绞死王力，枪毙余立金”！“王力和牛鬼蛇神穿壹条裤子”！“揪出中央文革中壹小撮混蛋！” “要陈再道，不要谢富治！”““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壹扫光！”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宣传车广播的口号声，消防车的尖叫声，形成了强烈的恐怖气氛。接连两三天，”百万雄师”围攻和冲击武钢、壹冶壹中、新湖大、新壹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壹附中等十多个单位，抓捕留守的湖大造反派学生、教师２００余人。”百万雄师”从２０日凌晨２时开始对武钢围攻，由百余辆卡车、十多辆消防车，包围了３３街坊的新壹冶、业余大学、壹冶壹中和工人村，闯进工人宿舍和造反派办公室，抓捕１００多人。

　　20日晚，武汉市“抓办”副主任纪辉召集”百万雄师”会议，会上提出：壹，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了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二，在未揪到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每天要有20万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逃离武汉；三，全面夺取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

　　２１日上午，“百万雄师”在３５０６工厂召开夺权动员会议，商讨如何利用”百万雄师”占优势的条件，夺省市委的权。还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那时，“百万雄师”完全控制了武汉市的电信系统，新华社湖北分社发往总社的有关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的稿件，都逃不过他们的检控。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分社记者所写稿件大都站在“百万雄师”的立场上说话；此间，分社还特意派出壹位记者住在总社，待分社稿件发到总社后，先由该记者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加以改写，再交总社编审交发稿。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周围，有“百万雄师”的人监视。

　　中共中央的应对措施

　　周恩来7月18日深夜从武汉飞回北京，19日凌晨接见湖南来京人员，解决湖南铁路中断问题。２０日的上午，周恩来正在北京钓鱼台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杨成武从武汉来的紧急电话打到会场，告知武汉的乱象。

　　周思来立即告诉杨成武，根据情况将毛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处所，并决定安排壹下北京的事，马上飞到武汉。下午，林彪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商议武汉问题对策，周随后也赶到。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壹个文件，指出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求武汉军区转变立场。并且要求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公开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会议还要求，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打电话给所辖的驻武汉部队，做好工作。吴法宪就给武汉空军司令员傅传作、政委肖前和副司令员刘丰打电话，要求他们按中央决定办。会上确定海军在武汉的舰只上的水兵上岸行动，空１５军随即进城维持局势。

　　20日下午4点，邱会作奉命到人大会堂见林彪，李文普带他先见叶群。叶群告诉邱会作：“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冲进来了，快冲到主席住处’。”“江青哭哭啼啼地找林彪，要死要活地求林彪、叶群亲自到武汉去保证毛主席的安全。”江青在电话里让毛离开武汉，毛不同意离开。林彪接过电话，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这是中央的集体决定！”林彪写了壹封劝毛离开武汉的信，交给戚本禹修改，陈伯达、关锋参与修改，信的末尾签的是江青的名字。林彪派邱会作带上江青的信立即乘飞机去武汉。行前，叶群带邱会作见了林彪，林给邱交待任务：1，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形势；2，建议主席转移壹下，地点由主席自己选定。“主席安全就是党的安全”，妳就说这话是我说的；3，武汉要是发生全市动乱，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设法告诉总理就在武昌固守待援。接著，林彪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说：“妳如果无法和总理靠拢，就在王家墩机场设立指挥所，同北京保持密切联系。武汉地区的29师和空降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林彪说：“妳要告诉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要部队不惜壹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安全，避免流血事件。”邱乘飞机于20日晚上11时左右到了武汉王家墩机场。与邱会作同时离京赴汉的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的医疗队。

　　周恩来20日下午飞回武汉，但他的行踪已经暴露。百余名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的卡车冲进王家墩机场，来人带著武器，大叫：”我们要见周总理！要向周总理告状！”据吴法宪回忆，山坡机场的安全性远不如王家墩机场，他接到武汉空军刘丰电话，说有十多辆汽车冲进了王家墩机场，只好降在离武汉６０公里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医生张佐良回忆：“这次飞武汉的除了周恩来的专机以外，还有两架飞机，载有8341部队指战员。飞机抵王家墩机场低空盘旋时，看到下面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机长走到周面前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向另壹方向飞去，十多分钟后降落在山坡机场。此时大约五点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又上飞机飞到王家墩机场。为了不暴露目标，待到天黑以后，周恩来穿上便服，带上墨镜，带上少数随从人员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派人引路开往东湖客舍。周到达百花壹号，迅速安排毛安全撤离。空１５军上甘岭特功八连调至武昌护卫毛泽东到汉口机场支线专列上。

　　邱会作20日晚11点左右到达武汉王家墩机场后，立即和周总理通电话。周说：“好，妳在机场待命，过壹会儿有人找妳。”21日凌晨3点多，杨成武来了，第壹句话就说：“我们胜利了！跟我走。”邱知道毛已安全转移出来了。邱坐上杨成武的伏尔加开往毛主席在汉口机场支线的专列。毛在专列上接见了邱，说：“兴国佬来了。妳那个总后勤部还听妳的话吗？文革是个好办法，好人坏人都会自己去表演的。”邱把江青的信和林彪关心毛的话转告了毛。毛从东湖转移出来后只是叫人通知陈再道找回王力，对自己是否离开武汉还没有发表意见。毛看完邱会作带来的信后，可能是感到情况严重，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凌晨２时许，毛泽东和刘丰，杨成武、李作鹏乘坐武汉空军的小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保护下，直奔机场。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毛说：“都准备。”快上飞机时，毛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机长问：“往哪个方向飞？”毛说“先飞起来！”飞机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毛才说：“往东飞，去上海。”中央过去有规定，为了安全，毛外出壹般不乘飞机。这次破例乘飞机是迫不得已。

　　7月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等人的飞机抵达上海，直到9月16日才离开。执行飞行任务的是飞行团副团长潘景寅。他就是1971年“9．13”为林彪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那位飞行员。

　　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处理“7·20事件”。周和李作鹏住在同壹别墅里的不同房间，为了周的安全，李和周换房间住，但李住周的房间还按周的开灯时间开灯，以迷惑外界。21日上午，周在别墅里再次接见陈再道，李作鹏在场。周要陈把王力找回来，陈说：“我不知道王力在什么地方。”周说：“妳派人去找回来。”陈说“我找不回来。”看到陈这样的态度，周很生气，“啪”地壹声拍了桌子，站起来大声说：“妳这是什么态度？妳不要以为妳有“百万雄师”撑腰，“百万雄师”算什么？如果把妳反对中央决定，威胁毛主席安全，揪走中央文革成员的事情通报全国，八亿人民就要起来反对妳们。妳看八亿人民力量大，还是“百万雄师”力量大。妳既然采取这样的态度，妳离开这里到北京去！”陈再道低著头，告别了总理。

　　周恩来急著寻找王力。“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人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百万雄师”头头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把王力交给了29师领导人张昭剑，张带著王力往山上跑，深壹脚、浅壹脚，慌不择路，把腿摔伤了。张昭剑把王力保护在29师二连，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从张昭剑处找到了王力。刘丰救王力，是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到21日上午周恩来还不知道王力的下落。21日下午刘丰向周恩来报告，才知道王力在29师。找到后，刘丰秘密将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的壹个部队隐藏起来。总理听到后很高兴，表扬刘丰立了大功。

　　21日深夜，周恩来指示，由李作鹏和刘丰两人到武汉空军部队接王力并负责护送到山坡军用机场。在机场，周恩来召开会议布置稳定武汉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部队调动。

　　７月２２日凌晨３点钟，李作鹏、王力、刘丰乘车从武空司令部下属部队到山坡机场。不久，周恩来、谢富治壹行，也在空１５军王银富科长带领与特功八连护送下赶到机场。连胡子都未刮的周恩来上楼就喊：“王力呢？王力在哪里？”赶到屋里，总理紧紧握住王力的手，壹把抱住他，亲了又亲，激动地说：“支持王力同志，支持王力同志！”（王力回忆，周还流下眼泪。）22日下午，周恩来把王力、谢富治送上飞机，周和李作鹏的专机后来起飞。到北京后，周让王力乘的飞机在天上绕圈，以便周恩来和李作鹏早壹些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周先赶到机场迎接王力。迎接王力的群众达万人以上。王力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仪式的气氛非常热烈，仿佛是欢迎打了大胜仗、载誉归来的英雄。王力穿了壹身不太合体的空军干部服，由人扶著走下飞机，因他脚被打伤，周恩来和江青在两侧搀扶著他，壹瘸壹拐地接受聚集在机场上的人群的热烈欢迎。

　　武汉事变很快传到北京，长安街上贴出了“打倒大军阀陈贼盗！”（有意把陈再道写成陈贼盗）。红卫兵上街流行抗议陈再道。

　　7月22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把武汉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毛对陈再道等还是采取怀柔政策，他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问题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同意总理提出的把陈再道保护起来。

　　２３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壹行回到北京的消息，武汉三镇顿时爆炸了，几天来四下躲避的造反派和普通民众纷纷奔走相告，很多地方贴出了“天亮了”“解放了”的巨幅标语。

　　独立师部队和“百万雄师”转不过弯，除了继续游行以外，还有大批人乘火车到北京。武汉造反派通知了北京的造反派。独立师的军人在北京永定门车站被北京的造反派围堵，有的被抓到各大学里做说服工作，实际是围攻，围攻中领章、帽徽也被撕掉。

　　７月２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３０万人大会（壹说100万人），欢迎中央代表团回到北京。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王力坐轮椅在最中间的位置，林彪和周恩来站在他两边。王力反对高规格的机场迎接和天安门广场的欢迎大会，这壹系列作法是林彪主持的，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作法，不是为了妳，而是为了主席。

　　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讨论、毛泽东批准后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指出，“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宣称“陈再道罪责难逃，我们坚决同陈再道划清界限，坚决把他打倒。”“坚决支持‘钢工总’、‘钢二司’、‘钢九·壹三’、‘三司革联’、‘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决同他们团结在壹起，战斗在壹起，胜利在壹起。”，同壹天，《中共中央对武汉军区公告的复电》中说：“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妳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复电连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壹起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7］227号））下发。复电指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妳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 7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发电报指出，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在全国城乡广泛张贴。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壹封信》中说：“妳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妳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那壹小撮人的叛逆行为壹败涂地。”“妳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著全国。”“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壹律释放。”

　　7月26日，周恩来在京西宾馆第壹会议室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对陈再道、钟汉华进行了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是按林彪、周恩来的安排，于7月24日押到北京的。在26日的批斗会上，周恩来说：“妳陈再道对毛主席对党是叛逆行为！”吴法宪、刘丰等人撕掉了陈、钟两人的领章、帽徽，还对他们做了“喷气式”，吴法宪还给陈再道壹个耳光。

　　７月２７日，陈再道、钟汉华被撤职，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任武汉军区政委。“7·20”事件后，造反派得势，”百万雄师”鸟兽散，其成员在壹些单位受到造反派的清算和报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打死600人，重伤6万4千人。轻伤18万4千人。官方这个数字是夸大了的。武汉文革研究者商欣仁（彭祖龙）提供的数字：打死17人，打伤四百余人。这个数字显然是缩小了。

　　八月失控和毛的战略转变

　　武汉“7·20事件”发生时，北京流行的说法是“武汉兵变”。7月22日早上，蒯大富传达戚本禹的电话指示：“妳们要去西山游行，懂吗？”北京西山是军队领导机关所在地。蒯大富参加了7月25日天安门广场欢迎王力的大会，上了天安门城楼。蒯大富回忆说：“群众代表在天安门大会上发言呼喊‘打倒军内壹小撮’、‘打倒陈再道’等口号时，林彪也都举了手。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林彪对周围的人说，武汉‘7·20事件’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在与王力谈话中，我认为到了揪军内壹小撮的时候了。·····下壹步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问题。”北京的造反派壹下子把矛头指向了军队，蒯大富还派人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都是四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徐海东将军也受到冲击。林彪垮台后有人认为，这是林彪曾企图借武汉事件清除非“红双壹”的势力，但没有搞下去就终止。

　　毛泽东从武汉飞到上海还没有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仅没有反对“揪军内壹小撮”，还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毛在武汉时就有了武装左派的想法。7月18日晚上毛对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的谈话中说：“为什么不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毛还说武汉“钢工总”在水电学院修筑工事好，还说要亲自去看壹看。7月22日，江青就在北京接见河南代表时讲“文攻武卫”。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上海的时候，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调动十几万人，以棍棒、长矛、木枪为武器，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武力镇压了反对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当天晚上，毛泽东坐著苏联造的钢甲防弹轿车亲自到外滩巡视，亲眼看到了手执长矛、短棍、称为“文攻武卫”的“工总司战士”。他还观看了上海电视台播放的“工总司”冲砸“上柴联司”的纪录片，称赞云梯上的人真勇敢。张春桥说，毛主席看得非常有趣。张春桥趁打完“上柴联司”取得成功的机会，向毛请示：“如何重建上海民兵？”毛回答：“武装上海十万工人。”张春桥问：“可不可以发枪？”毛回答：“每人先发壹根棍子。”毛很快同意向造反派发枪。

　　196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壹封信，提出要武装左派，要搞第二武装。毛在信中说，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革中的壹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左派。这封信还提出“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么做的。”这封信是在林彪主持的常委扩大会上，江青拿出来传阅的，信头的称呼是“江青”，署名是“润之”。毛武装左派的号令壹出，各地迅速行动。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在壹次讲话中说：

　　武装左派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四川有几个地方巳经武装了经得起考验的革命左派，壹个是万县，壹个是涪陵，还有泸州。万县、涪陵革命派经过几个月同保守组织的斗争是经起了考验的。所以在前几天把他们武装起来了。革命派的武装要成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坏人杀害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武装革命派要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要经中央批准后再作，壹定要掌握在最可靠的人手里。我们这两个地方都报了中央，经中央批准才作的，不能随便武装。需要武装的革命派必须有这么几条原则：(1)武装的必须是左派；(2)革命派手头的枪，只准自卫，不准进攻，不许拿枪去镇压群众，那是不容许的；(3)武装要按单位（壹个工厂、壹个学校）来解决，不能跨行跨业，跨行业不行，那种武装搞法有危险；(4)武装起来的单位，即革命派必须绝对听从调动，听从当地驻军最高的指挥员调动。在成都来说，要绝对听从警备司令部的调动，服从指挥；(5)必须是造反派占优势的地方，解放军要派人去加强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军队“武装左派”只给他们相信的壹派发枪，另壹派当然不服，就抢枪。很多是半抢半送。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周恩来陪同。毛对客人说：“两边都发枪，壹共发了壹百万支枪吧。这壹派军队支持这壹派，那壹派军队支持那壹派，打。”周恩来补充说：“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枪支流到群众手中的数字比毛说的100万支要多得多。

　　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都接过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使武斗全面升级，从长矛、棍棒发展到真枪实弹。

　　由于支左部队大部分是支持保守派的，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受到军队的压制。“武汉7·20”事件壹出，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冲击支持保守派的军队。在中央文革的引导下，壹度出现了“揪军内壹小撮”（“揪出军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的高潮。“揪军内壹小撮”的提法来自在“5·16”通知中的毛泽东亲自加上的那壹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后这种提法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权威文章中多次出现过。

　　据王力回忆，他们从武汉回到北京以后，康生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在报刊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壹小撮走资派”的提法。7月27日中央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壹封信中也有“军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

　　不在于“揪军内壹小撮”的提法有没有合法性，而在于“7·20事件”以后，这个提法变成了全国造反派的实际行动。受军队压制的造反派，借陈再道倒台的机会，纷纷起来冲击军队。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地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几个月前的“二月镇反”中，很多地方的军队实行了镇压造反派的行动，现在是造反派翻身的时候了。

　　全国造反派都起来冲击军队，而文革必须依靠军队来支撑局面，这是壹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刚性矛盾。如果军队像地方政府那样全面瘫痪，那就无法收拾了。军队受到全面冲击以后，表示出强烈不满情绪。毛虽然是政治强人，但他还必须权衡各种力量，使自己处在各种力量的平衡点上。只有这样才会有掌控各种力量的主动权。为了平衡，他不惜牺牲忠于自己的左右两边的极端力量，也不顾他前些时发表的壹些言论。毛泽东从武汉“7·20”事件中冷静下来以后，改变了文革的战略。

　　在这期间，外交战线也出现了失控。年轻的学生们认为外交部对帝、修、反太软弱，就采取了种种激烈的行动。同中国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最突出的是8月22日壹把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本书第29章有介绍。

　　外交部本来是周恩来分管的领域，外交部的造反派“革命造反联络站”壹成立，就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造反派基本上还是执行了周恩来所定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领导运动，监督业务”的原则，并没有夺取外交部的业务大权（只是在业务上有壹些越权行为，如擅自批发了壹些电报）。

　　从武汉回来的王力，风头正健，头脑壹时膨胀，8月7日，他主动找外交部造反派谈话。他说：“毛主席和总理要我过问外交部，在主席那里说的。”他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妳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妳们壹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动壹动班子？”“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点缀品。”“妳们要充分利用监督权，人事也要监督，干部路线是政治路线的保证，····二十岁可以当中央部长，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不可以？····我看妳们现在权没掌握，有点权才威风。”

　　王力讲话以后，外交部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夺了政治部的权。夺权后新的领导小组向驻外使馆拍发几十件电报，其中使用了“打倒刘、邓、陈”的口号，陈就是陈毅。

　　陈毅在“二月逆流”中言词激烈，毛很恼火，希望造反派对陈毅施加壹些压力，但不准备打倒他。王力8月7日讲话以后，批判陈毅升级。“打倒陈毅！”的口号满天飞。8月11日，外交部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组织的“批陈联络站”，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参加的“批斗陈毅大会”，陈毅遭到批斗。

　　在武汉“7·20”事件以后的八月，全国和各个领域、各个地区的造反派壹时狂热，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毛泽东需要控制局面。

　　他抛出了几个没有实力、根基不深的文人作为牺牲品，他们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文章。该文提出：“要把军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的大方向。”“目前，全国正在掀起壹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该文由《红旗》杂志编委林杰起草，关锋修改后由陈伯达签字发表。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指出要“还我长城”。“长城”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月12日，毛泽东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壹小撮走资派”的提法不策略。 “军内壹小撮”没有被揪出来，关锋却倒霉了。倒霉的还有王力和戚本禹。

　　王、关、戚倒台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单独约见了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杨成武，谈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和忧虑，说目前局势十分严重，已经失去了控制。王力有壹个“八七讲话”，壹讲就乱了。夺了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表示：“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壹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壹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带上“八七讲话”等材料立即飞往上海向毛报告。8月26日上午，杨成武向毛转述了周恩来的意见。毛正在“治”、“乱”之间作选择的当口，听了杨成武的汇报。 8月26日，毛泽东对杨成武说：王力、关锋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妳只向总理壹个人报告，要把他们抓起来，不要留在中央文革。妳只单独向总理壹人报告，由总理负责处理。可以先解决王关的问题。戚暂时不动，以观后效。毛还对王力的8月7日的讲话批示：“大、大、大毒草。”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飞回北京，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晚上，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出席。周恩来宣布：“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壹个重要决策。”随即，周就逐字逐句地宣读了杨成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阎长贵回忆说：“总理走了，江青大哭壹场”。“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1968年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春节后，未经审判，他们三人都投入了秦城监狱。在文革十年中，他们下狱8年多，在这期间，赶上1975年狱犯大赦，毛特加限定“除陈伯达和王关戚外”，文革后戚本禹又被判刑18年。他们的家属也受牵连。

　　王关戚倒台是周恩来力促的结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私交的英国作家韩素英在她的书中写道：“周把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关、戚三人清洗掉了，干得干净利落，削弱了毛夫人壹派势力。”韩素英没有提毛泽东，只说是周恩来。也许她说的有道理，周恩来在关键时刻通过杨成武向毛进言，清除了中央文革中激进的壹翼，使文革锋芒顿挫，这正是“清君侧”的良好效果。《王力反思录》中说整他的是江青和康生，说周总理保他。这是因他写反思录时江青和康生已定为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而周恩来是中共唯壹的光辉形象。

　　王关戚倒台以后，周恩来找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副主任吴德、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谈话，要求把与王关戚有关的人员清理出市领导机关。原来北京市革委会里，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很多，多是戚本禹派进去的。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清理出了壹百四五十人。

　　王力的地位在壹个月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了壹个180度的转变。对王力态度的转变是毛泽东文革战略转变的壹个环节。毛虽然权高壹切，但他的行为还要受各种力量左右。他是“伟大的舵手”，舵手得见风使舵，逆风使舵会翻船的。表面上看，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际上他也有他的难处。此时，王海容就王力的事向毛摸底，毛对王海容随口念了两句唐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引用的是唐朝罗隐的《筹笔驿》中的两句）毛在这里讲的“时”、“运”就是大势，就是风向；不仅指王力的命运，也是自身状况的感叹。

　　毛从武汉飞到上海后，就采取有别于上海、黑龙江等地的方针处理南京问题。南京地区群众组织分两大派，壹派是南京军区支持的“8·27”，另壹派是上海张春桥支持的“红总”。红总力量占优势，他们联合江苏、浙江、安徽的造反派反对南京军区，反对许世友。许世友跑到大别山军区农场躲避。还说，谁要打倒他，他就在大别山打游击。毛让张春桥到大别山把许世友请到上海，立即接见许世友，说许世友是好同志。许世友也不是后来宣传的愚忠莽汉，而是壹个乖巧的人。许壹见面就跪在毛泽东跟前，毛将他扶起来，说了壹些安抚他的话。他在大别山打了两只豹子，壹只送给杨成武，壹只送给张春桥（官史作者为了贬低张春桥，说送给张春桥的是兔子），还送张春桥壹箱茅台酒。许世友还主动积极地为王洪文的得力干将马振龙介绍对象。

　　9月1日，中央文革几位领导人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宣布了文革战略转变。江青壹反过去支持造反派的常态，说：“我认为北京应该带头搞好斗批改，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如果不搞这些，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哪个年头呢？妳们想过没有？”“不要怕人家说妳们右倾。”“要坚决反对反动的无政府主义。”她批评造反派：“妳们斗争锋芒完全错了，不是对准刘邓陶，而是对准所谓‘军内壹小撮’，到处抓‘军内壹小撮’指向革委会。”“揪军内壹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壹些错话，做了壹些错事，但壹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 陈伯达说：“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壹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陈伯达、康生、谢富治这些激进的文革领导人都在讲话中批评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要他们支持解放军。周恩来最后归结几点：（1）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形势的估计。壹年来全国布局已经搞好，现在第二年就是争取胜利的壹年，第三年扫尾。（2）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好的。要支持解放军，不要自毁长城。（3）动员在北京的外地群众回去。制止武斗。（4）停止串连，所有外地串连的马上回本单位。（5）今年每个单位都要把大联合、三结合搞好。（6）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最后结果。（7）66年毕业生从九月壹日起开始按毕业生待遇。

　　从这时开始，从1967年9月开始，1966年的毕业生虽然还在学校，却领到了46元的月薪。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等接见安徽群众代表。康生说“中央关于当前的重要问题是形势问题，关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坚决拥护解放军的问题，这都是大的方向问题。”江青讲话中再次强调“抓军内壹小撮，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强调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派性，重申中央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发出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9月16日，毛泽东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沿途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他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发出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首先肯定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接著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壹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在谈到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说，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毛主席说，正确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的南巡讲话，壹改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的凌厉，也没有他那《我的壹张大字报》的锋芒。“7·20”事件后，已经“天下大乱”，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走向“天下大治”了。

　　为了安抚军队，毛把军队各总部、各兵种和各大军区领导人安排到北京办学习班。像1966年接见红卫兵那样，毛壹次又壹次接见参加学习班的干部。1967年9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请刚从南方回来的毛泽东接见军队学习班的代表。接见开始时，毛大声问：“陈再道来了没有？”陈赶快站起来，大声回答：“主席，我在这儿！”毛向他招手点头，说：“好！，好！来了就好！妳学习壹段时间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720事件”的功臣已成了阶下囚，“720事件”的祸首却成了座上客。这只有两个月时间！

　　几年以后，陈再道、钟汉华都安排了重要工作。1972年春，江青在广州疗养的时候，在广州机关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她讲到武汉“7．20事件”时说：“我们怎么搞的，搞错了，是王关戚搞的。”钟汉华那时是广州军区副政委，听了以后很感动，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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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清查“5·16”之谜

　　文革中整人时间最长、受害者最多的运动是清查“5·16”运动。这个运动发端于1967年8月，高潮是1970年和1971年，1972年基本停止，直到1976年才不了了之。受到清查的人以千万计，整死人以十万计。《“文化大革命”简史》作者、中央党校教授金春明对本书作者说：“我虽然研究文化大革命多年，但对清查5·16壹直不清楚。为什么1967年对‘首都5·16红卫兵团’问题已经解决之后还要清查5·16？为什么九大以后还清查5·16？清查5·16是怎样进行的？ 为什么专案组长李震自杀？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清查5·16是个谜。将来档案公开了，也许能解这个谜。”金春明说：“关于清查5·16的档案在公安部，八十年代我曾申请看，没有批准。”

　　在档案没有开放以前，这个历史大案不可能完全搞清楚。但是，有壹点是很清楚的：这个大案是官员整群众，而且目标是对著造反派的。这个运动，不仅把造反派的激进分子打尽杀绝，还残害了大批无辜百姓。清查“5·16”和“壹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壹样，是官员整老百姓的运动。“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壹年多时间，官方文革史却大写特写，“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官方文革史却惜墨如金。

　　起因：激进学生惹起祸端

　　周恩来在文革中壹方面积极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另壹方面也在不违反毛的意图下乘机对壹些老干部施与壹些力所能及的保护。周恩来是支持造反派的，当然这是顺著毛的意图；但周对造反派中的激进势力也采取了壹些压制。1967年春夏，各地造反派都遭到军队的镇压，死了不少人。造反派认为刘、邓已经垮台了，在中央壹定有新的保守派的后台，那就是周恩来。1967年3月22日晚，在钢铁学院“革造”红壹团的内部会议上，张建旗作了长达壹小时多的发言，说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有30多人支持张建旗的观点。北京外语学院和北京商学院也有反周恩来的活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在1966年5月只是按中共中央文件下达，没有公开发表。1967年5月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壹些年轻人以为1966年“5·16通知”揪出了刘少奇，这次公开发表也会揪出重要人物。1967年5月底，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成立了“5·16兵团”，6月2日，张建旗贴出《给周总理的壹封公开信》的大字报，提出23个问题质问周恩来。 与此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刘令凯为首的“6·16”战斗组公开攻击周恩来。壹些激进的造反派认为，刘少奇被打倒以后，主要矛盾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毛泽东严厉批评“二月逆流”以后，有人认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黑后台”。然而，无论是北外“6·16”，还是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都是人数很少的学生战斗组，用“兵团”壹词是虚张声势。196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这些反对周恩来的学生组成的“首都5·16红卫兵团”，在北京外语学院召开了第壹届代表大会，大会决议上写道：

　　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壹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壹。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壹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壹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壹，是最近全国发生壹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壹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壹死战！

　　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壹位通讯员，得知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准备贴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就将情况报告了中央文革记者站。中央文革记者站北京记者组负责人袁光强，及时向中央文革报告了这壹情况。中央文革没有制止。午夜后，“5·16兵团”贴出反周恩来的大字报后，马上就有人用其它内容的大字报覆盖上了。几天以后，由戚本禹出面叫办事组的专职党总支书记王道明组织人调查“5·16兵团”背景和活动情况。调查结果是：壹、所谓“5·16兵团”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壹个小群众组织，参与攻击周恩来活动的人很少。二、有的人怀疑中央文革记者站最早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5·16兵团”反总理活动的通讯员，同“5·16兵团”骨干分子有密切联系。这位通讯员外出采访用的是《红旗》杂志记者站通讯员的名义（当时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活动都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站的名义出现）因此这事又和《红旗》杂志社挂上了钩。三、在调查中，从“5·16兵团”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著《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关锋的妻子。在审查壹位“5·16”骨干分子时得知，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这样又进壹步分析，“5·16”兵团同《红旗》杂志有瓜葛。但是，到底有什么瓜葛，也没有查出什么。

　　8月8日，5·16兵团在西直门、北海、王府井、师大、农大、政法、商院等处散发“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十九个为什么?”等五种传单，攻击周恩来，并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单说：“扭转了的乾坤我们再扭转过来，恢复其本来面目!”8月9日， 在北京市许多单位，公共场所，出现了“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叛徒”等传单、标语和大字报。此间，来自长沙的造反派也参加了北京的反周活动。

　　反周活动当时就遭到多数造反派组织的批判和抑制。据当时报道：“8月26日，首都及全国在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共壹千多个单位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516兵团’”大会，会上斗争了5·16的头目张建旗等五人。

　　1967年，八、九月，除了召开大会批斗学生中的“5·16”头头以外，还抓捕了这些学生，也抓捕了中央部委中的造反派头头和支持造反派的老干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记者调查组，曾经向中央文革及时写了调查报告，说明“‘5·16’是壹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已被彻底摧毁，不复存在”。9月10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接见中学红卫兵代表时说：“5·16”兵团“他们人数不超过50人，真正的坏人不超过十几人，可能有后台老板，走资派。”9月12日，北京红卫兵召开十万人大会，庆祝粉碎“5·16”分子的胜利。

　　到1967年10月，北京学生组织“5·16”兵团基本上偃旗息鼓了，清查“5·16”该结束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升级：扭转形势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曾考虑1968年结束文革。但是，到1967年夏秋之间，出现了全面失控的局面：

　　武汉“7·20”事件之后，各地造反派乘机冲击1967年春夏之交曾经镇压过他们的军队，军队有可能被搞乱；反对周恩来，反对以周恩来为首的“旧政府”，这使得在文革中维持局面的政府机构摇摇欲坠；“大联合”“三结合”阻力重重，新成立的革委会都受到冲击，很多地方的“新生的红色政权”处于动摇之中；火烧英国代办处，形成了影响很坏的国际事件；在中南海周围建立“揪刘火线”，十万红卫兵，昼夜不停地广播，要把刘少奇揪出来批斗，这是向中央施加压力；武斗不断升级，很多地方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战争。······这些乱相，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的结果。这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大多是坚定执行 “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毛泽东冲锋陷阵的人。至今，毛泽东这个政治魔术师放出的“魔鬼”，自己不能降服。

　　如前所述，武汉“7·20”事件后，毛对文革有壹个战略转变，即运动冲击的重点从官僚集团转向造反派中的“坏人”，从压制保守派到抑制造反派，从放出“魔鬼”到收回、降服“魔鬼”。抛出“王、关、戚”是这个战略转变的第壹步，接著，就要打击坚持“王、关、戚”看法的造反派头头。“王、关、戚”看法就是毛在运动初期的看法，现在战略转变，这些看法也随之被抛弃。毛泽东1967年夏秋视察华中、华东、华北的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清查“5·16”是毛泽东的紧篐咒，造反派不听话，就念这个使造反派头痛的咒语。毛泽东念这个紧篐咒降服“魔鬼”，结束混乱。他说“要警惕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文化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

　　此间，北京市送上有关北师大的壹个报告，报告中说：“有些造反派是坏人，也可能是‘5·16’分子”，毛在这句话旁批示：这就好了。毛在批示中还批评北京市不抓“5·16”。“这就好了”是什么意思？有了收拾造反派的办法了。这个办法就的抓“5·16”。什么是“5·16”？应当是毛说的“煽动极左行为的‘黑手’和‘反革命’”。

　　然而，毛泽东壹旦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就由不得他了。和造反派对立的军队、运动初期被造反派整过的官员、革委会中的新贵，就迫不及待地利用毛泽东给的这个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整造反派。群众组织也利用这个机会抓对立组织中的“5·16”分子。

　　毛泽东战略转变意图在中央形成了共识。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纷纷出来发表口径壹致的讲话。

　　1967年8月11日，陈伯达和江青在讲话中说：“‘5·16’是个秘密组织，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准周总理，实际上对准中央。”“‘5·16’组织，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

　　9月1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不能再搞大串连，要求造反派在本单位搞“斗、批、改”，要相信军队，她讲到“‘5·16’以极左面貌制造混乱。”

　　9月5日晚，康生、李富春、江青、李天佑、姚文元、曹轶欧等第三次接见安徽群众代表。江青说：“目前拿北京来讲，就有这么壹个东西，我叫它是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组织叫‘5·16’。他利用了青年人思想上的不稳定。而真正的幕后人是很坏的人。”接见后，安徽两派群众组织表示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中央很快发出通知，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这个通知说: “目前，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要员们同时发声，批评“极左”，批评“怀疑壹切”。他们批评的正是壹年前他们大力支持的造反派。

　　1967年9月8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文章说陶铸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情感·文采》这两本散文集是刘少奇“黑《修养》”的姊妹篇。这时陶铸已经被打倒，在全国高呼“打倒刘邓陶！”的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有壹段话，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壹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壹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5·16”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壹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受蒙蔽的、不明真相的青年人要猛醒过来，反戈壹击，切勿上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有两个，壹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壹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壹段话中“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是毛泽东在审定姚文元的文稿时亲自加上去的壹段话。这篇文章毛作过三次修改，完全体现了毛的意图。

　　毛亲自修改、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列出的“5·16”的两条罪状来看：分裂中央领导，即反周恩来；反对解放军。这两项是造反派中激进的壹翼的行为。毛泽东搞文革，壹是离不壹军队，二是离不开周恩来。军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柱石。没有周恩来主持政务，国家机器难以运转；没有周恩来执行，毛泽东的意图难以贯彻。

　　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号令，壹场大规模的血腥镇压终于开始。

　　清查“5·16”的几个高潮

　　第壹个高潮：1967年八、九、十月。

　　8月17日，通过北京钢铁学院的群众组织“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女）。8月20日，又通过钢铁学院“延安公社”抓捕了“5·16”兵团头头张建旗。在此期间，其他壹些“5·16”兵团的学生头头也相继被捕。

　　抓了学生以后就抓“黑后台”。9月4日抓了外交部的副部级干部陈家康，9月5日抓了外交部和机要局的王焕德。外交部抓人都是经周恩来同意的。

　　此外，穆欣（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林杰（《红旗》杂志编辑）、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秘书长）、赵易亚（《解放军报》总编辑）和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等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左派都当作“5·16”的“黑后台”壹个壹个地被投入了监狱。

　　9月12日，学部 “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召开“愤怒声讨潘梓年、吴传启、林聿时、洪涛反党集团罪行大会”。

　　10月2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军委首长指示：“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5·16’兵团的决定。” 军委办事组表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军队清查“5·16”，目标对准1967年“5·13”演出的“冲派”，即军队内的造反派，“冲派”是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的对立面。

　　清查“5·16”的第壹个高潮之后的几个月，似乎没有大的动作。

　　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揪出，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的大会，却说杨、余、傅是 “5·16”的“黑后台”,和杨、余、傅有关的人被清查。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向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派出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的历史终结。自1967年秋后，壹些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相继被边缘化，但有些造反派骨干分子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在壹些省市搞“反复旧”，反对革委会，这使得清查“5·16”运动又开始升温，壹批“反复旧”的人成了“5·16”分子。1968年底，中共中央成立清查“5·16”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68到1969年，清查“5·16”运动时断时续地在壹些单位内部进行，在全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声势，这可能是由于的确没有“5·16”这个所谓“反革命阴谋组织”，难以进行下去。

　　第二个高潮：保卫红色政权。1968年9月5日，随著新疆革委会的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很多地方的革委会在权力分配上排挤了造反派，或利用革委会的权力镇压造反派（很多地方枪毙进入了革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如山西枪毙了杨成效，天津枪毙了程国富，枪毙前游街示众。当时公布了他们的罪行，即使这些罪行属实，也不够枪毙）。造反派哪能心服？所以，革委会成立以后还不安定。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中央领导集团恢复秩序的愿望更加强烈，而被边缘化了的造反派，仍然要按照毛在运动初期的指导思想继续造反，这就引发了清查“5·16”的第二次高潮。周恩来在1969年9月20日晚讲话中说：“‘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妳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1967年的‘5·16’活动。”“原来搞‘5·16’、挖‘5·16’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壹，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

　　1969年年10月29日，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在教育部、文化部、学部的讲话中说“‘5·16’反革命集团是很凶恶的敌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和活动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这个反革命集团把矛头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他们是破坏无产阶级文件大革命的。”他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把清理阶级队伍搞透，特别是把‘5·16’反革命集团搞深搞透”，“要坚决搞，放手搞，发动群众搞，不要只是少数人搞”。

　　1970年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并讲话。周恩来说：“‘5·16’不单是在1967年发表了‘5·16’通知才有的，活动是有根据的，早就存在，通过两年半，逐步认识，得到了壹些资料，现在比以前认识清了。······现在还是要继续揭发、批判”，周恩来指出“5·16“有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壹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还有学校叫小‘5·16’，大专院校以学生为主”。康生说：搞清“王、关、戚、杨、余、傅、萧华是怎样阴谋篡夺机要大权，这是‘5·16’专案的主要问题。”江青说：“‘5·16’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单线联系，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儿女，他们搞秘密活动，这是不许可的。”

　　第三个高潮：“3·27通知”。经过紧锣密鼓的动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发 ［1970］20号）（通称“3·27通知”），这个文件是周恩来主持起草的。文件壹方面提出防止扩大化（有的单位七分之壹以上的人都被打成“5·16”分子），另壹方面又说“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壹律叫‘5·16’”。

　　当时清查“5·16”时都追查什么时候参加“5·16”组织，填什么表格，由于根本没有这个组织，追查不出结果。“3·27通知”提出不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半年以后，周恩来进壹步阐述了“3·27通知”，他说：“搞阴谋活动就是‘5·16’，而不在其名称是什么。”“重点不在这个组织是否叫“5·16”。”“填表不填表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要重在罪行。”这样壹来，只要参加了某些活动，就要当作“5·16”分子进行追查，从而使清查进壹步扩大化。有些单位本来清查有困难，由于“3·27通知”中有反扩大化的内容，就松了下来。1970年11月20日，周恩来说：“今年3月27日发了个通知，他们又抓住‘3·27通知’中提到防止扩大化，变成壹风吹了。运动规律就是这样，几番起伏。这次无论如何要追到底……”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5·16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中发［1971］13号）（通称“2·8决定”），宣布成立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以杨俊生、黄作珍、于桑等为组员共13人组成中央“5·16·专案联合小组”。这个文件规定：“在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壹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壹系列罪行，将它壹个壹个落实，而不要壹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为搞好清查‘5·16’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当时关于“壹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外语学院“红旗”成员章含之向毛泽东写信，告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的状，说谢在外院支持的壹派“6·16”兵团是反总理的，海军在外语学院的支左坐在“6·16”这壹边。毛对章的信作了指示，大意是，北京市不抓“5·16”，要市委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请周总理出面解决外语学院的问题。周就调走了来自海军的支左部队的大部分，改为8341部队，加强了外交部系统对“5·16”的清理。

　　北京市群众揭发涉及到5万多人，触动的有壹万四五千人，下面报上来的重点人七百多人，三千人进入了留宿学习班。

　　清查“5·16”运动中，由追查是否参加“5·16”组织到追查“罪行”，各地就确定了很多“事件”，追查“事件”的参与者。这使“5·16”的罪行面不断扩大。1967年8月，“5·16”罪行只有两条：反军和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以后，又加了壹条：反对革委会。到1971年这次清查“5·16”的高潮中，“5·16”的罪行几乎包括了文革以来造反派所有的行动。1971年6月30日，清查办公室负责人陈伟（部队干部，原秦皇岛航校校长）在话话中提到“5·16”的11项罪行和15件事。15件事是：烧英国代办处；“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军内壹小撮；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卫生部黄树则专案，泄露中央领导人的健康机密；利用搞专案为幌子，搜集整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的材料；1967年5月13日冲三军演出；1968年6、7月在北京航空学院等地开会成立全国无产阶级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演黑戏，出黑书，开黑会包括天津黑会，砸烂公检法，等；7月27日，清华大学开枪打工宣队，等。有的地方以掌权的军政领导人划线，把反对当地军政领导人的活动也作为清查“5·16”的内容，如四川省列出全省清查“5·16”的12个“重大事件”中，把“发动打谢运动”壹事，也排了进去，谢是四川支左部队负责人谢家祥。南京将反对过许世友的人都当作“5·16”分子清查。按这样清查，所有的激进造反派都不能幸免。

　　清查“5·16”运动成了不可收拾的乱局。清查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挖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谁是黑后台呢？开始说黑后台是“王、关、戚”。杨、余、傅被打倒后，又说“黑后台”是“杨、余、傅”。“3·27通知”又把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列为操纵者。1970年9届2中全会陈伯达倒台以后，又说清查“5·16”专案组的组长陈伯达是“黑后台”。在各省，壹些与掌权的军政官僚不壹致的老干部都成了“5·16”的“黑后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9·13”事件以前，批评林彪是“5·16”的壹条重要罪状，反对林彪的必定是“5·16”分子。“9·13”事件以后，又说林彪是“5·16”的“黑后台”。

　　更为蹊跷的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5·16”联合专案组副组长、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李震，被发现死于公安部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２１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开始中央认为是他杀，还对有关人员采取了措施。后又定为“畏罪自杀”。李震虽然是联合专案组副组长（组长吴德，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但他兼管专案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设在公安部，“5·16”专案组具体由公安部负责。李震在公安部管业务工作，承办中央直接交办的事，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畏罪自杀”，什么“罪”？没有公布。

　　值得壹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已经弄清，全国并不存在壹个“5·16”组织，但作为全国抓“5·16”“总司令”的周恩来，始终没有表过态，更不用说认错了。

　　外交部清查“5·16”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是毛泽东直接关注和周恩来自始至终具体掌握的。外交部是全国抓‘5·16’的先行单位和样板单位。

　　文革之初，在陈毅部长的指示下，以姬鹏飞常务副部长为首的外交部党委，进行“横扫外交部的牛鬼蛇神”运动，部党委将壹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包括副部长王炳南、陈家康、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和壹批司局级干部，组织群众对他们进行了残酷斗争。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造反派抄出８个麻袋材料，是部党委对所谓有问题的干部与群众整理的定性材料。

　　1966年１２月２０日，外交部的200多人发起成立了造反组织“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交部党组织力图予以解散，１２月２６日，周恩来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众组织。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员迅速增加到１７００多人，而当时外交部全部人员也就２２００多人。

　　1967年１月１８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决定向部党委夺权。周恩来与陈毅都支持这次夺权行动，并祝贺夺权胜利。对于外交部的夺权方式，周恩来却明确规定：外交大权在中央，不能夺。外交部夺权应是领导运动，监督业务，成立部、司两级业务监督小组。周总理还态度鲜明地指示：（今后）没有部（造反派）监督小组签名的文件，我不看。

　　2月16日陈毅参与了大闹怀仁堂，在反击“二月逆流”中，外交部造反派壹些人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由于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陈毅，而只想让造反派对陈毅“烧壹烧”。因此，造反派搞了二个多月的“打倒陈毅”活动，没有实质性进展。陈毅虽然因“二月逆流”挨批，还是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得知毛泽东底牌的周恩来，在“打倒陈毅”的问题上，每次都是旗帜鲜明的保陈毅。结果，想打倒陈毅的造反派，就对周恩来不满，壹些人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５月下旬，“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第壹把手王中琪等少数人，也以“5·16纵队”等战斗队名义，公开贴出了影射周恩来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出现反周大字报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5月份，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上书毛泽东，反映外交部和社会上有壹股攻击总理的风气，毛泽东批示说：“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长韩念龙在外交部大礼堂召开全部大会，宣布周总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5·16”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恩来的指示壹公布，长期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顷刻瓦解，所属成员纷纷退出。

　　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外交开始了抓“5·16”的运动。当１９６８年中央正式部署开展抓5·16运动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要以抓“5·16”为运动中心。当陈伯达流露出抓“5·16”出现了扩大化倾向时，周批评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讲扩大化，这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强调，抓“5·16”主要是看罪行、查证据，不要专门追查是不是参加了“5·16”组织，是不是填了加入组织的表格。“姚登山参加“5·16”，难道还要填表吗？”姚登山就被定为外交部头号“5·16”分子，在工人体育场万人大会上批斗，后送入秦城监狱关了9年。

　　姚登山，1936年入党，解放战争时期任独立团团长兼政委。他是壹位直来直去、城府不深的干部。1966年3月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1967年，苏哈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苏加诺政权，杀害了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和大批共产党人。中国壹直是印共的坚定支持者，大力向印尼输出革命。苏哈托政变也随之引发了反华浪潮，大批人围攻中国大使馆，断绝了大使馆的供水和粮食，中国驻印尼大使应召回国，留下姚登山任临时代办。姚率领使馆工作人员与印尼围攻使馆的势力进行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表扬。1967年4月22日，印尼政府下令驱逐姚登山，他壹下子成了英雄。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壹下飞机，受到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5月1日晚上，周恩来又让姚登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焰火晚会。毛泽东接见了他并和他合影留念，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的姚登山壹举成名。回北京后，姚登山卷入了外交部的斗争，站在造反派“联络站”壹边。被“联络站”核心组负责人聘为顾问。周恩来点名说姚登山是“5·16”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和王力壹样，因外交部的文革问题壹下子从大红大紫的英雄变为秦城监狱里的囚徒。

　　为了追查“5·16”分子，周恩来到外交部亲自动员。他找外交部造反联络站壹些头头和骨干，劝说他们坦白交待，让他们起带头模范作用。新闻司科员成绶三和黄安国响应号召，承认他们是外交部“5·16”的组织部长，还供出上百人。周恩来动员林兆南坦白交待，林交待了，后又不承认，姬鹏飞又动员，又交待，又不承认，被人们传为“七进七出”。林兆南是壹位老干部，文革后出任驻土耳其大使。

　　和中央其它部门壹样，清查“5·16”分子很长时间是在“五七”干校里进行的。由于逼供信，干校的大部分人都变成了“5·16”分子或嫌疑分子。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何方那个班里连壹个党小组长也找不到了，只好请外单位随丈夫到干校的壹名非党行党小组长的职责。

　　1968年秋，突然将外交部属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漫画家朱根华关了起来，说他是“5·16分子”。他被关在壹个暗房里，24小时不见阳光，大小便都在室内。1969年，他被两人押往湖南攸县的外交部五七干校。还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下放到甘肃，壹去十年，家庭从此离散。在干校里，除了劳动以外，经常是24小时连续审讯。多次挨打。1970年5月5日，干校开批判大会，当场戴上了“5·16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批斗会上被扭断了手臂，成了终生残疾。

　　1970年4月5日，苏欧司唐贤耀被逼自杀，死后说他是“死不悔改的‘5·16反革命分子’”，被埋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干校撤销了，唐的孤坟很长时间还留在那里。外交学院的青年教师彭宁也在审查“5·16”中被逼自杀。

　　外交部清查5·16的运动有三个阶段：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底，为摸底排队时期；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为全面铺开时期；１９７２年至文革结束，为“戴帽”扫尾时期。

　　外交部清查5·16运动取得了“辉煌战果”，在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数分别为：正式的“5·16反革命分子”２０人；划为敌我矛盾性质待处理的３１人；因5·16问题给予各种处分的８０余人；定为犯严重错误的１７０多人；因5·16问题而属壹般错误的１４０８人；共计１７００多人。受到惩处的人占外交部总人数的壹半以上。

　　外交部戴“5·16”帽子的２０名干部，八十年代都获平反，并分配了工作。文革结束后，直到８０年代，外交部的5·16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员给予平反，恢复待遇，分配工作或离休。1981年，姚登山的“5·16反革命分子”也被取消，但还留下“留党察看壹年（自1971年11月至1972年11月止）”的处分。1980年8月姚恢复行政11级，1985年6月离休，1998年在北京逝世。

　　农林口清查“5·16”

　　谭震林是“二月逆流”的主将。毛泽东批评“二月逆流”之后，各院校的红卫兵纷纷进驻农林口的各部机关，到处寻找攻击谭震林的“炮弹”。他们发现：当年创建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有功的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在农林口机关被作为反党分子受批斗。他的秘书和同情者也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批斗秦化龙是根据谭震林的意图。秦化龙曾是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委，后调任中共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文革”初期任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参与中央文革汇报活动，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按当时的政治逻辑，既然整秦化龙的是谭震林，现在谭震林搞了“二月逆流”，秦化龙该平反了。于是，红卫兵强烈要求周恩来为他平反。但是，国务院农办的保守派“延安公社”反对为秦化龙平反。造反派认为，“延安公社”的这种态度实质就是保谭震林。周恩来建议群众组织就秦化龙问题进行辩论，通过辩论统壹认识。造反派对周恩来不满意。

　　1967年5月16日，进驻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的北京农业大学红卫兵，宣布成立“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5·16兵团”，并贴出“成立宣言”，声称要“坚决反击‘二月逆流’，‘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宣言要求“旗帜鲜明地为秦化龙将军平反、翻案”。宣言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农大东方红5·16”的行为受到批判，在政治压力下，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承认错误，解散“5·16兵团”，停止壹切活动。“农业大学东方红5·16”虽然只有壹两天的历史，但后来却给大家带来了灾难。

　　1967年9月初，康生和江青在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突然宣布：“革命小将们，秦化龙不是好人，妳们要提高警惕啊!他是5·16反革命黑后台，还有新疆叛徒集团的问题。妳们不要保他了，要反戈壹击、立新功啊!”

　　1967年9月16日，周恩来接见农大东方红的代表。周说：“妳们很主动嘛！四个‘5.16’分子首先是妳们抓的，妳们又揪出了学校里的八个‘5.16’分子，秦化龙妳们又揪出来，说明妳们划清界限了。” 经周恩来批准，农大“东方红”将秦化龙扭送北京卫戍区，周恩来亲自给卫戍区领导人傅崇碧、黄作珍写信，令其“请予接收、监护，听候中央处理”。

　　这仅仅是清查5·16的开始。1969年9月以后，国务院农办、农政和农林口各部机关干部，分别下放到湖北、江西、河南农村办“五七”干校。

　　不久，中央机关的“五七”干校按照上面的统壹部署，大规模开展清查“5·16反革命”运动。国务院农办、农政机关军代表宣布：中央已将秦化龙定为“5·16反革命黑后台”，正式批准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那些保秦化龙的干部，被划为“5·16反革命”骨干分子，被隔离审查，残酷斗争，强迫队们交代“5·16反革命”罪行。1970年元旦刚过，干校军代表召开逮捕大会，宣布：经中央批准，将农林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吴文平（上海警备区宣传部原副部长）作为“5·16反革命骨干”，由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入狱。会上，农林政治部副主任王振扬、宣传部长黄天祥、教育处长刘子兵和秦化龙的秘书许人俊，分别作为“5·16”反革命后台和骨干陪斗。随后，“5·16”专案组趁热打铁，突击审讯，大搞逼供信。他们实行三班倒审讯法，有壹次，对许人俊连续72小时残酷审讯。壹些干部不堪侮辱虐待愤而上吊或跳井自杀。

　　1970年3月，清查“5·16”的“3·27通知”下达后，农林口机关的清查运动进壹步“深挖”和扩大打击面。

　　1970年11月29日，纪登奎到农林部给核心组成员的指示中说：“‘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很凶恶的阶级敌人，不肃清会有后患。农林部的‘5·16’问题没有揭开盖子。”纪登奎要求追查以下问题： （1）有没有人去冲中办学习班的？冲中办学习班是整汪东兴同志的材料，抓汪联络站就在水产部大楼办公。（2）农林部有没有人去围困中南海（即“揪刘火线”）？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吗？（3）有没有人参加秦化龙的八七黑会？回来怎样贯彻的？交代了没有？（4）砸机要室，抢档案有没有？（4）为秦化龙平反，对抗周总理指示，查清了没有？（5）农林口各部与吴传启、潘梓年，农大“5·16”的联系要查清。（6）在抓“5·16”时出现的反动标语“抓‘5·16’防止为‘二月逆流’翻案”、“‘5·16’是造反派”等，查清了没有？持续了四年的清“5·16”运动在农林口继续进行。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突然召集被清查的人开会宣布：“妳们5·16反革命集团的后台林彪，已经彻底完蛋了！”被清查的人听后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林彪集团垮台后，农林口干校清查“5·16”专案组摇身壹变，又成为反林彪的英雄，他们继续对被清查的人进行审查。天天让清查对象反复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要求联系思想，活学活用，交代“5·16反革命”的活动和组织。

　　1974年，设在湖北沙洋劳改农场的国务院农办、农政“五七”干校宣布撤销，清查“5·16”专案组也解散了。被关押隔离审查5年多的清查对象，终于获得自由，被允许回北京同家人团聚。

　　但是，清查“5·16”并没有宣布结束，要清查对象在北京家中继续等待处理。后来，政治形势有所变化，清查对象们不甘心当“5·16反革命分子”。壹心想搞清楚到底什么是“5·16”，以便营救仍然身陷狱中的秦化龙和吴文平。有壹次，清查对象许人俊和上海警备区党委办公室原主任刘子兵相约，壹起去见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

　　刘传新曾经担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是他的老领导，吴文平、刘子兵和许人俊都是他的老部下。“文革”期间，刘传新随部队进北京执行军管任务，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多年不见，刘传新在天安门附近的办公室热情接待他们。对老首长秦化龙和老部下吴文平的悲惨遭遇，刘传新早有所闻，也深表同情。许人俊等们希望从他那里探听壹些有关“5·16”的信息。刘传新眉头紧锁，指著办公桌上壹大堆档案说：“妳们看，我在北京市抓了许多‘5·16’，关在监狱里，材料壹大堆，至今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刘传新还伤感地向许人俊等诉说：“我在这里抓‘5·16’，我妻子在江苏却被人家当做‘5·16’抓起来，至今还关押审查啊!究竟什么是‘5·16’，我也说不清!” 文革结束后，刘传新因镇压1976年的“四五”运动、参与了其它“四人帮”的活动接受审查，1977年5月19日自杀身亡。

　　粮食部清查“5·16”

　　在粮食部，军代表制造了“粮食部‘5·16’阴谋集团”的冤案。这个“集团”以朱相远（原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绵阳所技术员，文革后任民建中央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廖祝南（原粮食部办公厅办事员、文革后为国家粮食储备局的司局级干部）为“黑头目”，陈国栋（原粮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革后为粮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浦通修（原粮食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文革后为教育部副部长）为“黑后台”，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副组长苏生（行政10级）、原计划司司长吴园宏（行政10级）被打成“黑顾问”。原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监察员窦桂林（行政12级）、原农村粮食管理司价格处处长马洪柱（行政12级）、原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顾志达、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徐锐、宣传处处长秦焕民、原计划司计划处处长郑志勋、原办公厅宣传处副处长吴硕等7人被打成“黑参谋”。原机关党委办公室办事员陈其阵被打成“集团”第五号人物。在游行集会人群后边摇旗呐喊的司机、电工、理发员、收发员、服务员、保育员都未能幸免。多人被打掉牙齿、打聋耳朵、打断胳膊，两人被整死。粮食部被打成“5.16”分子123人，占干部总数六分之壹。另外，据保卫科干部王某的统计，粮食部还有“坏分子”和各类“阶级敌人”共300多人，占部里总人数近壹半。

　　1967年9月，国务院决定向各部委派军代表。9月20日，解放军总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樊省轩，进驻粮食部任军代表。当天两派群众实现了大联合，坐到壹起开大会欢迎他。在群众组织大联合实现不久，樊对原来两派成员从亲壹派、疏远壹派发展到支壹派、压壹派。陈其阵和壹些人多次跟他面谈，希望他改正，他拒不接受。被压的壹派就给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写信。这些信或三人五人、或十人八人联名，共写了十来次。结果，这些信转回到军代表的手里，他以“斗私”、“围剿派性”等名义办学习班，批评写信的人，说有人要把军代表赶出粮食部，要这些人检讨。写信的人拒作检讨。军代表认为阶级斗争复杂、敌人隐藏很深。

　　1969年8月，国务院将粮食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先合署办公。9月，粮食部留下三十几个人搞业务，搬到三里河，樊留在北京，副军代表翟梦僧率领六七百人到河北省固安县的五七干校搞斗、批、改，运动的重心移到五七干校。

　　1970年1月18日军代表在北京召开粮食部清查”5·16”动员大会，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清查“5·16”的讲话。樊省轩在会上声称：“‘5·16’的魔爪伸向了粮食部，朱相远、殷嵩义有问题，给他们办学习班”。于是，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殷是粮食部科学研究设计院安陆所的技术员，是粮食部造反组织“大联委”12名“勤务组”成员之壹。动员大会以后，樊省轩到固安五七干校坐镇指挥清查。

　　2月5日，给陈其阵办“学习班”，对他隔离审查。审查陈其阵的专案组有5个人，不许他走出房间，上厕所要请假，经允许后，由“学习班”的人陪同去。买饭，由“学习班”的人代办。不许和外界联系。让他解下腰带、鞋带，交出刮脸刀，搜走了所带的东西。与此同时，派人到陈其阵妻子单位，要那里出人到他家里搜查。隔离审查期间，每天要他交代和‘5·16’关系和活动，不按要求交待就让他到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几个小时至十几个小时。后来，将陈其阵转移到离生活区200米以外的壹所房子里。房内有两间屋。陈其阵住小屋，10平方米左右，窗户用木板钉死，与大屋隔板上有壹块玻璃，二尺见方，也从外边糊死。靠下方留了壹个火柴盒大小的瞭望孔。室内放壹痰盂，供大小便用。壹天给壹暖瓶热水，供饮用、洗脸、漱口。每天拂晓，准他出屋壹次，倒屎尿，接壹脸盆凉水。专案组的人住隔壁大屋，20平方米左右。搬来当天，组长就抡开膀臂，壹连打了陈其阵五六十个耳光，问：“厉害不厉害？”“不交代有妳好受的！”此后几乎每天挨打受骂。除拳打脚踢外，还用木棍子、木板子、门上的弹簧弓子、捅炉子的铁钩子打。除专案组两人打以外，隔几天还从连里（五七干校采用军事编制：连、排、班）找四五个人来，打两三个小时后扬长而去。到了冬天，室外温度降到零下十几度，没有取暖器物，毛巾沾水以后冻成冰棒。这样的冷天，把陈其阵的棉衣裤扒下来，剩下贴身衣服打。胯部以下至脚踝，被打得由青变紫、变黑，像焦炭壹样，两个多月不能迈步，走路得慢慢蹭。专案组长用铁炉钩子打他的手，打壹下问壹句：“说不说？”打得手指手背青肿，无法握拳，拿不住东西。头发长了，不准理发；胡子长了，不准刮脸。十来个月没有洗换衣服。没有裤带，站起来就得手提裤子。

　　12月上旬，专案组组长让陈其阵看粮食科学研究院翻译胡某写的“认罪书”，胡承认是“5·16”，还描述了参加的经过。过了几天，专案组又把陈其阵押进壹间空屋，收听“5·16集团”另壹个人的认罪录音。他在供述“罪行”时，点了陈其阵的名，编造了“策划阴谋”时陈其阵说的话。收听后，组长说：“妳上边的交代了，下边的也交代了，同伙都交代了，妳想想怎么办吧？”陈其阵被折磨得难以忍受，就向专案组说1967年4月19日参加了“5·16”和以后的活动。专案组穷追不舍，逼他交代更多问题。他无法再编下去，就对专案组说：“我不是‘5·16’，前两天说是‘5·16’，那是假的。”组长壹听，顿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地打他。他的手指把陈其阵太阳穴的血管划破了，鲜血成串地滴到地上。他看到流血了，住手说：“把妳以前交代的假情节给我改掉了！” 陈其阵说：“都是真的。”“都是真的？为什么叫‘5·16’，不叫‘4·19’？”陈其阵现在才知道，“5·16”反革命集团是5月16日才有的，他的日子早了，便急忙表示：“我端正态度。”专案组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为了防止再翻供，组长问陈其阵：“跟妳们活动的那伙人，妳说谁不是‘5·16’吧？”陈其阵说了壹个尊敬和信赖的人名，组长说：“他承认了！”第二天，专案组又叫来两个是陈其阵的好朋友，看见他俩，陈其阵泣不成声。他俩语意双关地对陈其阵说：“抗是抗不过去的，都各奔前程了，争取个好出路吧！”陈其阵看到这么多人都顶不住了，心想：“我顶得了吗？那就编吧！”他就开动脑筋编造。1971年2月16日干校召开群众大会，叫陈其阵“认罪”。陈其阵宣读他编造后经专案组审改的“认罪书”，说“1967年5月下旬，先后经三人介绍，三次参加‘5·16’阴谋集团”。认罪以后，专案组宣布军代表决定改善他的待遇：可以给家里写信，可以和“学习班”的其他人壹起到食堂买饭；可以去小卖部买东西；上厕所不必请假。但仍不许和外界联系。

　　其他被清查的人同样经受像陈其阵这样的遭遇。1974年1月14日至16日，已经恢复工作的陈国栋在干校召开有36名“清查”受害者参加的座谈会。壹些被整的人诉说了自己挨整的情况。原粮食部政治处的龚诚说，他被打掉八颗牙齿，胳膊打断。手不能动了，饭拿来，用嘴从碗里舔，像狗吃食壹样。半年没洗脚，头发长了，胡子长了，不能理发，不能刮脸。原储运司科员牛梦辰说，“李×（五连指导员，原财会司15级处长）打李有发（原财会司办事员）100多个耳光，壹边打还壹边问：‘我打过妳吗？’”储运司科员范大林说：“我从1970年2月4日起被管制，到1972年3月被放出，780天全在干校。我脖子上被挂八块砖，壹挂就是两三个钟头，甚至三四个钟头，连续有80天。打我，打断了几根棍子。打嘴巴子，打得鼻子流血。张强（原政治部17级干部，被打成“集团”第四号人物）说：“点名要我交代周康民（原粮食部副部长、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组长、老红军）是后台，把大便打到裤子里，坐‘老虎凳’（把腿绑在长凳上，往脚下加砖）从下午两点到六点，四个小时。”原粮科院翻译胡××说：“杜子诚（原粮科院翻译，因被整，上吊身死），死了还扎个稻草人，召开批斗会。还派人到他妻子那里（厦门）去，拿了两张照片，说杜有作风问题。”

　　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廖祝南2010年给《炎黄春秋》的投稿中写道：“天寒地冻，屋内无暖气，我穿著棉衣棉裤坐在小板凳上，冥思苦想，殚精竭虑，却实在‘供’不出什么‘5.16’分子。白天写三四千字的材料，晚上又构思新‘故事’，都不对他们的“胃口”。专案组人员便刑讯逼供，揪头发、扇耳光、跪地板、泼冷水、拳打脚踢。专案组还将20多斤重的“铁疙瘩”，用粗绳捆结实后，挂在我的脖子上，低头弯腰。挂了不到五分钟，我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双腿发抖，腰酸背痛。晚上12点，未写完交代材料不准上床；即便上了床，也经常会在半夜被叫醒“审讯”。他们用粉笔在地上划壹个锅盖大小的圆圈，让我站在中间，每天从早到晚站16小时。期间，只给几分钟小解时间，三顿饭站著吃。站久了，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专案组人员用凉水把我泼醒，或猛踢几脚，勒令晕厥的我马上站起来。

　　1973年，对粮食部清查的结论是：“经清查，原粮食部没有发现‘5·16’反革命组织，也没有发现‘5·16’分子。”?

　　其它中央单位的清查“5·16”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是清查“5·16的重点单位之壹。1966年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潘梓年当了学部文革主任，吴传启也成了学部文革领导成员。由于他们和关锋有壹些关系，积极参与造反，后来自然成了清查“5·16”的重点。文革期间，学部成立了几个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他们从王、关、戚等渠道得到上面壹些信息，看风造反，互相攻击。这几个个组织的头头也成了清查“5·16”的重点。学部被打成“5·16分子”占总人数的壹半以上。近十人死于非命，我中学的壹位同学、在历史所当研究生的尹思德也不明不白的死了。“9·13”事件后，由于没有向重点审查对象传达林彪问题，清查对象故意在大会小会上继续交代“反对林副主席的罪行”。为了阻止这样的交代，11月初专门召开了这部分人的会议。会议开始后，支左部队66军壹个师的副政委宣读文件后说：“妳们这些‘5·16’骨干分子，交代了二三年，连妳们的黑后台都还未交代清楚。今天我可以明确告诉妳们，妳们的黑后台就是林彪！妳们必须老实交代与林贼的黑关系！”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有壹百多人被打为“5·16”反革命分子，是物理所建所以来的最大冤案。

　　卫生部也是壹个清查重点。1967年3月10日，卫生部的造反派开了壹个会议，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会上把壹些中央领导人享受医疗特权的事也暴露了，揭露了高层腐败情况。周恩来说“孙正搞了个‘3.10’。······把老爷卫生部和中央首长的病历混同在壹起……刘维栋在卫生战报第49期上把对方许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集中起批评对方，把内部东西公开暴露了，我下命令把他拘留起来。拘留是为了防止扩散。”李先念说，搞3·10会议的这些人都是特务。周恩来说著名医学专家、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叶心清是个江湖医生，叶被打成了“5·16“分子。

　　中央乐团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5·16”运动中，有4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首席小提琴手杨秉荪等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杨被判刑10年。合唱队员王芃被判刑8年。同时，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乐团两派造反派组织“井冈山”、“东方红”几乎全军覆没，骨干人物都成了“5·16”分子。有的人先审查别人“5·16”，后来自己也成了“5·16”。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组组长、在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饰演郭建光的演员张云卿也成了“5·16”分子。近百位嫌疑对象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各地清查“5·16”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国各地都开展了清查运动。以广西为例，在自治区清查“5·16”领导小组的部署下，各地、市先后成立了清查“5·16”领导小组，组成4219人的专案队伍。在清查过程中，全区列出清查事件68起，涉及干部群众数千人。大批人被搜查抄家。有的被刑讯逼供、捆绑、殴打，有的被逼得精神失常，有的被迫害致死。

　　各省清查“5·16”的具体情况不同，但“反军“、“反对大联合”、“反对革委会”（或反对“革筹”）都是“5·16”的“罪行”。这次运动的镇压者是支左部队或是革委会，被镇压者是造反派中激进分子和大批无辜百姓。有些地方与“清理阶级队伍”和“壹打三反”相交叉，各省所用名称也有不同。贵州踏平“4·11”。天津清理“二黑壹砸”。江西为“三查”。广东和广西为“贯彻《7·3布告》、清查‘反共救国团’”。湖南为“贯彻《1·24指示》，批判‘省无联思潮’”。湖北为“贯彻《9·27指示》，清查‘北、决、扬’”。四川先为“贯彻《12·25批示》，批判刘结挺、张西庭”，后为“壹批双清”，省革委中的军队负责人大整“8·26”派，全省抓捕和判决了数万人。由于各地群众组织分裂成不同的派别，各派利用清查“5·16”的机会打击对立面，军政官僚集团的各种政治势力利用群众组织的派性对各自的政治对手实行镇压。清查“5·16”运动，全国各地大小监狱再次爆满。整死、逼死的人无数。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除了中央单位大规模的清查“5·16”以外，北京市属单位也无壹幸免。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搞文革的试点单位，当时被当作执行政策的样板。1970年3月，8341军管会在二七厂开展清查“5·16”运动，全厂被打成“5·16反革命”的职工数以千计。其中，徐铠名列第壹，被军管会隔离审查，多次组织全厂大会批斗，1972年11月被宣布为“5·16反革命的骨干”，实行群众专政，1978年12月23号以反革命罪逮捕，1982年10月1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徐铠7年徒刑，从1970年3月到1983年9月徐铠失去自由13年多。徐铠何罪？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23岁，是铸工车间壹名工人，任车间团总支书记，他响应号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3月，北京市要二七厂推选壹名工人群众代表，筹备北京市工代会，为建立北京市革委会做准备，壹开始让工具车间的刘铎喜去了筹备组，因为他职称是技术员，而北京市要求是工人，刘译喜回到二七厂。经过讨论，认为徐铠出身好，是翻砂工，就推选他到北京市工代会筹备组。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徐铠被推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工代会第壹副组长。这是他被打成“5·16骨干分子”的主要原因。当时加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纯属子虚乌有。

　　从江苏清查“5·16”运动的情况可见壹斑。

　　武汉“7·20”事件发生后，南京军区内的造反派与地方的造反派（主要是“红总”这壹派）联手，几次冲击南京军区首脑机关，要揪斗司令员许世友。毛泽东力保许世友。1968年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许世友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反军是“5·16”的主要罪状，反对许世友就是反军，许世友又是毛泽东信任的中央领导人，这样，又可以将“5·16”的另壹主要罪状——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在江苏造反派的头上。

　　许世友不饶恕反对他的人。他在壹次会上说：“江苏的主要工作是‘两挖’，壹是挖煤，二是挖‘5·16’！”说到这里，他举起拳头怒吼：“都是挖黑的！”挖煤就是响应毛泽东要改变中国“北煤南运”的情况，在南方找煤。许世友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找煤，结果是劳民伤财，以失败而告终。抓“5·16”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时许世友等人认为，“５·１６”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壹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壹场全歼“５·１６”的“人民战争”。

　　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第二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办”，南京称“３２０”办公室），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５·１６”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５·１６”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壹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受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５·１６”，还列出３１个问题（事件），不管有没有填表参加“５·１６”组织，只要沾上其中壹条，都要戴上“５·１６”帽子。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许世友调往广东，彭冲主持省委工作。江苏省在清查“5·16”运动中受害者的人数才有所透露：

　　1975年春，江苏省委第壹书记彭冲说：“江苏清查‘5·16’，不算徐州地区，被定为‘五壹六’的有13万人。”

　　当时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各地市县法院收集的信息，在清查“５·１６”中全省共死亡2000多人，伤残人数更多。根据后来官方公布的数据，在1970和1971年运动高潮期间，江苏全省有13万多人受到“5·16分子”的指控，有57,000多人在刑讯逼供下坦白交代、自证其罪，有6,000多人在关押审查期间死亡或者落下永久性的身体或精神残疾。

　　据江苏省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统计：江苏省在清查深挖“5·16”运动中，全省被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多达26万多人（其中被关押批斗的13万多人），死伤6000多人（其中被逼死打死的2540人）。江苏省的清查深挖‘5·16’运动，比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伤害面要大20倍。”

　　壹些被确定为清查运动“重点”的单位，被害者人数令人震惊。例如在南京电子管厂，3,800多名干部职工中有2,700多人被迫接受审查，1,226人被认定为“5·16分子”，7人死于刑讯逼供。在南京市政建设公司，有1,200多人接受审查，约占该单位干部职工总数的60%，其中894人被打成“5·16分子”。

　　1970年４月开始清查时，首先将南京大学作为突破口，吴大胜亲自抓，派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委尚未恢复）成员迟明堂蹲点，要求造出声势，搞出经验，推动全省。

　　经过四个多月的清查深挖，南京大学关押“5·16分子”108人，点名“5·16分子”248人，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1154人，共有1510人卷入了“5·16”漩涡。其中有21人跳楼、自缢、卧轨自杀身亡。

　　南大为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打出成批“5·16分子”？主要靠所谓“军事压力”，大搞逼供信。连续战斗几昼夜（最多１３个昼夜）的疲劳审讯。为了攻下“顽固堡垒”，对被审查者施用十几种刑罚。校体育室壹位老职员的夫人是瞿秋白的堂妹，因对清查“5·16”运动不满，写了壹封匿名信寄给《新华日报》，很快就被查出来了，军宣队就在壹次全校大会上宣布了她的“罪状”，然后直接从大操场拉出去枪毙了。

　　在南京大学蹲点抓“5·16“的迟明堂，是壹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地方领导干部。南大被打成“5·16”的壹位中层干部检举他是“5·16”，迟明堂于1971年10月被隔离审查，不久，投进监狱。这壹“突破”后，省“二办”对全省地市厅局级以上地方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摸底，查出涉嫌“5·16”问题的人，在省级领导干部中占７２％，厅局级领导干部中占３８％，15个地市领导干部中占41%，地市壹把手中占69%。

　　在江苏“支左”的军级要员吴大胜等三人，也被南大壹位被打成“5·16”骨干的人泄愤检举。虽未能触动吴大胜，但另两位“支左”要员，壹位被无端怀疑，壹位被蒙冤审查。

　　在南大突破后，就重点清查省级机关。当时省级机关连同省五七干校共5000人左右。清查“5·16”在两部分人员中进行。壹部分是省革委会机关的“留守人员”，另60%以上的人进入省五七干校的“脱产人员”。在省级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经过“春季攻势”，到1971年6月，被打成“5·16”的人占33.4%。为了扩大战果，不久又发动“秋季攻势”，到1971年11月，挂上“大名单”的“5·16”嫌疑分子多达2400余人，连同已经打成“5·16”的，竟占省级机关干部总数的70%以上。

　　军队干部也未能幸免。据1975年5月3日省委调查研究组的调查报告，在省“二办”秘密档案中发现，被整理材料的军内干部有298名，其中军级以上干部84名，仅南京军区机关的军级领导干部就有11名。

　　省革委会常委45人中有25人打成“5·16”，其中有８名军队“支左”干部。其余除吴大胜、杨广立、蒋科三位“支左”领导人外，都挂上了大名单，作为“5·16”嫌疑分子“背靠背”审查。省革委会领导人之壹的彭冲竟也挂上了“大名单”。

　　在省五七干校是清查的重点。到1971年底，干校3000多人中，点名为“5·16”审查的有1600多人，挂上“大名单”的还有400多人。干校已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劳改营。

　　在干校被审查的对象壹律与他人隔离，不分昼夜对清查对象搞车轮战，经常罚站10多小时。不少受害者实在吃不消，被迫承认参加了“5·16”，又继续穷追猛打逼交“同伙”，清查对象像滚雪球般的扩大。壹时间干校出现了壹种景象，干校内的“5·16”口供壹批批送出去，干校外的“5·16”审查对象壹批批送进来，雪球越滚越大，“5·16”越滚越多。

　　为了做到“壹个不漏、壹网打尽”，干校还发动“以毒攻毒”，要被审查者检举揭发专案人员和小分队成员中的“5·16”。这就给被审查者泄愤检举的机会。以干校壹大队为例，壹名小分队长今天斗人，第二天进了密封室；壹名大队核心小组成员，今天要“5·16”缴械投降，第二天就要他缴械投降；大队的壹名主要负责人也挂上了“大名单”，成了“5·16”嫌疑分子。“以毒攻毒”的结果，在干校引起了壹场混战。

　　南京市被认定为“5·16”大本营。三年多时间内，全市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从上到下先后组织了２万多人的清查“5·16”专案队伍，举办了各类揭批斗学习班3900多个、２万多期次，进入学习班的多达20多万人次，全市上下共召开坦白会、批斗会、宽严会等1200多场，收到举报材料２万多件。在1971年6月至10月，４个多月内就有5000多人打成“5·16”分子，其中骨干600多人。到1972年底，２万多人打成“5·16”分子，逼死300多人，仅市商业系统就有33人自杀身亡。当时南京有壹句顺口溜：“五壹六，家家有，不是亲来就是友”。

　　原市委书记处书记刘中，在“文革”初期即因历史问题冤案被关押批斗开除党籍，清查“5·16”时又被挂上钩。此时刘中身患癌症要求查病，却要刘中“先查思想后查病”，结果因延误治疗而早逝。原副市长房震戴上“5·16”黑后台帽子逼供未屈服，竟用酒灌醉，妄图房震“酒后吐真情”套取口供。原市级领导成员中壹位女干部在学习班承受不了逼供信的折磨，被迫承认了是“5·16”黑后台，仍不放过，直至逼交出300多名“5·16”组织网络后才罢休。

　　南京歌舞团副团长，女演员李香芝在清查“5·16”运动中惨遭杀害。文革初期，李香芝起来造反，并被推选为省歌舞团造反组织“红色造反队”的勤务组成员。她贴了壹张反对找女演员为首长陪舞的大字报，并写了壹份意见书准备寄到北京，要求中央首长带头不要找演员去陪舞，但未寄出。最后，审查者抓住她挨整后说的疯话，将其判处死刑，于1971年9月2日举行公审，然后押赴刑场枪决。

　　江苏其它地市也步步紧跟地清查“5·16”。以盐城地区为例。原地委常委13人，打成“5·16”的６人，挂上“大名单”的４人；中层干部84人，打成“5·16”的43人，占51%。地区公检法机关500余干警，打成“5·16”的327人，占65%。徐州在抓“5·16”运动中整了6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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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清理阶级队伍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队是用政权的暴力对所谓“阶级异己分子”进行壹次残酷的清洗，受害者主要是是历次政治运动造就的“政治贱民”和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旧人。清队全面开展的1968年，正是毛泽东要求尽快实现“大联合”、重建新秩序的时刻。群众组织中出身不好的人、虽然出身好但阻碍重建秩序的人，也成了清队的受害者。

　　清队的指导思想和法律依据

　　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壹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妳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全国各单位领导人按这个批示，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审视职工、审视旧社会过来的人。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必须坚持不懈地狠抓阶级斗争。在执政者的眼里，到处都是敌人。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对敌斗争”。

　　1968年2月9日，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到天津新港采访，这个港口在1967年4月3日实行了军管。军代表向我们介绍：新港是由1949年以前17个旧企业合起来的，经过美、英、日、国民党统治的港口，有“中华海员特别党”、“国民党”、“三青团”、“兴中协会”、“共济会”等多种反动组织。解放前夕，很多坏人混进港区。刘少奇路线招降纳叛，敌伪人员全部留用。1962年又把社会成份十分复杂的5000名搬运工人全部纳入港口。目前还有敌伪的军、警、宪、特、反动会道门等反动人员1800多人，占全港口7400名职工总数的25%，其中混入党内的313人，占现有党员数的19%。军代表认为，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派性斗争、港口停产等）都是阶级敌人造成的。他向我们表明，对这些人要“认真查明。彻底批倒”。其实，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已经受过多次清理和打击，绝大多数不会对社会构成危害。

　　自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各级政权瘫痪，社会秩序开始混乱。有些犯罪分子冒充红卫兵，以扫“四旧”、搜查、抄家的方式入室抢劫。仅1967年1月25日夜里，合肥市就发生这类抢劫案27起，被抢劫37家，受害者都以为是红卫兵扫“四旧”，不敢反抗，不敢报案（即使报了案，也没有人管），有3名省、市领导人家被冒充红卫兵的劫匪以抄家名义抢去财产4万多元；壹位副市长稍有微词，被打伤住院。壹时间，分不清谁是红卫兵，谁是入室抢劫的犯罪分子。

　　1967年初，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秩序，毛泽东提出“要搞几条”，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壹个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 [67] 19号）（即“公安六条”）。这个文件于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 这个文件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 “公安六条”第壹条就规定：“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抢劫、制造交通事故，进行暗害、冲击监狱和管制犯人机关，里通外国、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第二条）“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壹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严办。”（第四条）第二条是以思想和言论定罪，不能“攻击污蔑”的对象除了毛、林以外，在执行中还扩展到周恩来、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第四条将专政对象扩展到21种人及其家属。这是壹部恶法。这部恶法成为后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法律依据。

　　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各省开展试点，1968年5月，运动在全国推开。1968年4月29日著名思想者林昭在上海被枪杀，用她的鲜血为清理阶级队伍祭旗。

　　1968年春发表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为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这条指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壹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1968年10月，正在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长巴卢库等人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壹次算是壹个壹个作了清理。在过去，壹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 “新华印刷厂有四朝元老，北洋军阀时印钞票，日本人占领时也印钞票，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这次运动了他们，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有些国民党的中将、少将摇身壹变，变成工人了，什么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多得很。” “这壹次党、政、军、民来了壹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拿七亿人来说，坏人大概千分之壹，这是指敌我矛盾严重的。广东清除出来的包括国民党士兵、宪兵、警察、国民党军官、国民党党部的人、三青团、壹贯道，大体清理壹下，有四十万人。广东省有四千万人，四十万占四千万的百分之壹，这四十万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党员，不都是坏人。如果按千分之壹计算，四千万中有四万人。······大概还有半年到壹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壹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壹次搞得那么干净了”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壹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发表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称：“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壹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壹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清队的政策样板

　　1968年2月21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军管人员进入了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到5月，就总结了壹整套“对敌斗争的经验”。5月13日，姚文元在这个材料上写“此件总结了清理队伍中壹些政策性问题。”呈送给毛。 5月19日，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中发［68］74号）。这个文件下发后，就掀起了全国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中发［68］74号文件特别强调要注意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壹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壹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的孤立和狠狠打击壹小撮阶级敌人。”

　　?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清理阶级队伍壹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时，也壹再强调政策。谢富治说：“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把广大群众和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区别开来，把有壹般历史问题的人同叛徒、特务区别开来，把壹般性的错误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张春桥说：“要掌握好党的政策，不然的话，壹个个跳楼，这是不行的，不能解决问题，妳们（华东）师（范）大（学）壹下子搞了这么多，人家要告妳的状来了。学生要处理好，不要打击面过广。”

　　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中央文件及中央领导人讲话相反，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打击面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残酷。为什么出现了和毛的意愿相反的效果呢？由于多年向全民灌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各级领导人和政治运动的骨干分子满眼都是阶级敌人。他们觉得，抓少了是立场问题，抓多了是政策问题。宁可犯政策错误，不能犯立场错误。在极权制度下，下级为了迎合上级，总是将上级的意图壹级壹级地放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凡是整人的运动都是扩大化的。此外，在两派群众组织还没有实现大联合的地区和单位，为了搞垮对方，就竞相在对立派中抓“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为了不让对方抓辫子，各派又主动地“纯洁队伍”，在本派内抓“混入群众组织中的极少数坏人”。

　　本书作者没有找到新华印刷厂这个样板的真实情况的资料，我的朋友、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夏俊生提供了另壹个样板——二七机车车辆厂的资料。二七机车车辆厂（原称长辛店机车厂）是文化大革命中“六厂二校”之壹。由于“六厂二校”的“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队”是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派出的，这些单位被称为“毛主席的试点”。在1969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壹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相当大的壹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比如二七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壹个大工厂，8000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9个区分部，三青团有3个机构，另有8个什么特务机构。”1969年5月27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全市转发了《北京二七厂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二七机车车辆厂就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执行政策的样板。从当时看，二七厂的经验是纠左的，是强调政策的。实际上，只是左了100步往回纠正几步而已。比如，有的人本不是反革命，却被打成反革命，最后不戴反革命的帽子，也算执行了政策。

　　二七厂，这个“注意政策”的样板单位，原来是8341部队制造的壹个假典型。文革结束以后，二七厂在“清队”中被整错的许多老工人喊冤叫屈， 1978年7月，铁道部派出工作组，与北京市工业交通办公室壹起，帮助二七厂落实政策。经调查核实，1969年影响全国并被毛泽东引用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材料，竟然是假的。所谓1949年前的8个特务组织，有的根本不是特务组织，有的完全是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大冤案。涉及全厂278人（连同厂外计500多人）的所谓军统特务组织“戡乱救国潜伏小组”根本不存在，更不是什么“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计划潜伏下来的特务组织”。二七厂解放前的地下党支部地下党员没有壹个是叛徒，却定为定为“叛变了的地下党支部”。至于《报告》中所的“里通外国分子和进行间谍活动的天主教骨干分子”，都是没有的。

　　《报告》说：在全厂155名中层以上干部中，已查出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49人，占31.6%，其中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4人，占15.5%，他们窃取了党委书记、副厂长、监委书记和副总工程师等重要领导职务，把持了全厂党、政领导大权。叛徒当上了干部部长，壹贯道坛主当上了组织部长，保卫科3个科长有2个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全厂27个车间中20个车间的领导权和17个科室的领导权也大部或全部落入这些人手中。事实是：二七厂在“清队”中因历史问题被审查的中层以上干部有97人，其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有42人。经过1975年落实政策的复查，只有1名副厂长能不能定为叛徒还有待进壹步复查（他的问题过去已经交代并按壹般历史问题作了结论）。其余41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

　　《报告》说：全厂已清查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215人，清查出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国民党特务外围组织和其他反动组织的壹般成员373人，基本上弄清了全厂敌特组织的系统和关系，清出了壹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并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等若干重大线索。事实是：“清队”中定的215名反革命分子，1975年复查时，只有12人仍定为敌我矛盾，其余203人的问题全是假的或搞错的。至于373名国民党员等反动组织的壹般成员，多数也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也只是壹般历史问题，大多数早已主动作过交代。所谓掌握了“潜伏特务组织”的重大线索，纯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案；所谓“清出了壹些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当时没有壹个能落实；所谓“破获了解放以来发生的几起重大纵火、放毒、破坏生产等无头案件”，也多是冤案或错案。

　　为了“挖得深，战果大”，二七厂“清队”肆意扩大敌情，制造冤案。这些人被定为“反革命”后，党员都被开除出党，干部全部监督劳动，其亲属和子女也受到株连。

　　二七厂在“清队”时规定，不管本人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三个人揭发就可以定案。《报告》说的人证、物证、旁证“三证俱全”，其实都是逼出来的假口供。

　　另据资料，在清队中，二七厂1949年以前进厂的1400多名老工人有900多人遭到审查，占老职工的64%，定案处理的有230多人，其中32人被带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帽子，有20多名老党员，老工人被逼自杀。在清理阶级队伍那壹段时间，二七厂的职工不敢串门，不敢互相说话，全厂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二七厂这个清队样板，使北京市群众大受其害。1968年9月2日 北京市革委会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截止8月28日，全市揪出的各种坏人已达68123人，其中叛徒2827人，特务3721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2688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942人，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24161人，反动学术权威151人，反动资本家1855人，混入群众组织的坏人2284人，新揪出的五类分子10819人，其他11675人”。此后，北京被迫害的人继续增加。 1969年3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在报送中央的《关于当前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报告》中说：“到2月底，全市已揪出99000人”。到2月20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市已定案15000人，占新挖出坏人（不含没有改造好的五类分子）总数的22%，其中定为敌我矛盾的占已经定案总数的54%。

　　根据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都组织了群众专政队伍。到1969年春天，群众专政组织遍布安徽全省城乡每个角落，队员发展到110万人。群众专政不顾法律，想揪谁就可以揪谁。安徽省群众专政组织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在军管会或革委会“人民保卫组”领导下，先后对150多万人实行专政（其中包括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清出来的43万“坏人”）。那些被专政的对象，遭到残酷批斗、毒打，受尽折磨，其中有18万多人被非法长期关押、拘禁，直到到1971年6月7日省革命委会通知撤销群众专政组织时，仍有5万多人被非法关押。

　　为防止“阶级敌人”漏网，根据“样板”单位的经验，各单位都成立了专案组，对本单位“有问题”的人进行内查外调。专案组是在工宣队或军宣队的领导下，组织本单位政治可靠、历史清白的人组成。1968年，在火车上的乘客很多是专案组成员。各省市还组织专门队伍清理敌伪档案，清查敌伪档案上记载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清查出来的都壹壹建立卡片，并通报这些人的工作单位。江苏省革委会成立清理敌伪档案办公室，组织数千名工作人员，清理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摘编成组织卡片8000多张，人物卡片42万多张，汇编个人材料1100份。涉及的人都是清理对象。四川由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挂帅，组织大量人力共建立了16万张卡片，其中叛徒800人、特务3000人，反革命分子108，000人。

　　受害者以千万计

　　清理阶级队伍到底有多少人受害？旅美华人学者丁抒研究了大量县志，他的结论是“除极个别的县份外，壹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死于清理阶级队伍的都在壹百人以上。丁抒认为，在清队运动中总计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魏昂德、苏扬据文革后1500多个县志取得的信息，对农村地区的运动进行分析，这份研究估计大约有3600万人遭到迫害，被杀害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大概有同样多的人致残。官方文革史承认：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各种社会关联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多达1 亿人。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全力以赴地清队，到1968年底，全省就清出各种“坏人”43万多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 “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打骂、体罚，刑讯逼供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几十种酷刑。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在关押期间被逼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1968年5至9月，霍邱县在“清队”中被打死、活埋、推水淹死90人，自杀445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仅市壹级的专案办公室列为重大案件的就有965起，重大集团性案件731起，被立案审查的达169，405人，有5，449人被迫害致死。上海文化界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受冲击，八成以上被立案审查。1968年9月23日，上海市革委会上报中央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到目前为止，全市已经挖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共142，453人，其中，过去掌握和处理的53，344人，新挖出来的89，109人。此外，还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8893人。

　　江苏的清队壹直延续到1970年，1971年11月13日，省革委会向国家公安部汇报材料称：在清队中，全省共挖出各种“反革命分子”83，190多人。 在清队中受到牵连的人远远超过此数。仅高邮县1968到1969年的清队中，就有13，326人被审查。江苏武进县革委会提出“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的口号，将县壹级的的“牛鬼蛇神”108人关进棚，共揪斗14，600多人。

　　浙江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全省被关押揪斗数十万人，被逼致死9198人。有的整个村庄被打成“反革命村”、“土匪村”。

　　从1968年至1969年2月，广东全省处理各类“阶级敌人”25万3200人。至1970年3白，又挖出各种“政治集团”20，291个，批斗重点对象63，297人。从1968年7月到10月，广州市全市共举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28，261期，近2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到11月，共揪出“阶级敌人”、“有严重问题的人”28，738人，壹批人被迫害致死。仅广东河源县在“清队”中揪出10，200名“敌人”，被害死亡26人，还制造了“双江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数万人。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东省革委会专门制订了《处理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6条意见》，使广大归侨、侨属和有港澳台关系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台山县有4000多名干部被迫填表表态“断绝海外关系”，佛山地区有15，000多户“侨改户”，有壹半以上被戴上了地主、富农帽子，很多被抄家、冻结存款。

　　广西南宁地区1968年在全地区普遍地开展“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向所谓“壹小撮阶级敌人括起十二级台风”，78，746人被揪斗，17，372被迫害致死。

　　陕西省主管清队的官员认为：“1949年陕西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招降纳判，网罗了壹撮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民主革命不彻底，和平土改，镇反不力，又包庇了壹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解放前陕西地下党严重不纯，是黑党、假党；······” 陕西还有“彭德怀死党”、“习仲勋反党集团”等。根据这个基调，全省先后被揪斗、审查关“牛棚”者就有40多万人，被整干部62，000多人，补划地主、富农5万多户。壹批人含冤致死。

　　甘肃省在清队中被关押的干部群众达30多万人。仅甘肃定边县刑讯逼供，清理出“阶级敌人”3091人，查出“反动组织”15个。

　　据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清队办公室统计，山东省清理出113，605人。其中，叛徒23，596人；特务9，131人；死不改悔走资派5，60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58，985人；现行反革命分子7，238人；其他9，046人。这些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截止1969年10月30日，石家庄地区挖出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104，643人，其中按“敌我矛盾”实行专政的24，252人。

　　1968年12月1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批转的人民保卫部的《关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报告》中说：据11月底统计，全省清查出各类阶级敌人和嫌疑分子达10万多人，其中，4，100多人非正常死亡。挖出了壹批“特务集团”、“反革命组织”、“叛徒集团”、“特务据点”等。

　　吉林省从1968年4月开始全面清队，到9月末，共挖出“阶级敌人”90，090人，挖出各种反革命特务集团560个，集团成员12，464人。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无辜受害者数千人，因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

　　辽宁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搞“五群”：群众专政、群众侦察、群众审理、群众判决、群众管制，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据毛远新后来交待：从1968年到1989年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两万多人。辽宁台安县成立以原来的县委武装部长为首的革委会后，就清理阶级队伍。城乡各单位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门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用细铁丝勒到脖子上）、举砖头、跪碗渣，无奇不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1288名”，135人迫害致死，多人致残。43人被判刑投狱。

　　1968年4月，辽宁省新金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到夹河庙公社了解革委会成立后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听说栾家大队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李本柱和壹位23岁的女子许连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许连荣是农民许长家的三女儿。许长家的三儿子1958年因参加所谓反动组织被判刑三年。6月3日王立龙到栾家大队，断定 “这是阶级敌人用美人计拉拢腐蚀革委会干部，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宣布停止李本柱的职务并组织群众批斗。李本柱在高压下不敢否认他和许连荣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1968年7月11日对许长家严刑拷打，并被群众专政“法庭”判10年徒刑，交群众管制。7月16日，许连荣被抓去打得遍体鳞伤，不得不“招供”。当天晚上，许氏壹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壹起上吊自杀身亡。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著壹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

　　1968年8月5日至8月10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在全省开展“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运动。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在‘三查’和随后进行的‘壹打三反’运动中，共揪斗了9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4，102起，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有171，000多人，其中被打死、逼死两万多人。”江西省开展“三查”运动才壹两个星期，全省自杀的人数就超过5000人。在江西的水电部某工程局派有壹个工程队，开展“三查”运动以来，这个工程队有两人自杀。壹个工程技术人员在办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将自己的腹部剖开，而后将肠子掏出来，用剪刀壹节节地剪断，边剪边喊：“请大家看看，我的心肠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肠子壹节节的被剪下，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上。走廊两旁各个办公室的门口围观的人被惊呆了，没有壹个人上前阻止和救助。在走廊上走了十来步以后，终于倒下了。另壹个自杀者在挨斗的时候，趁上厕所之机硬是用砖头将壹枚铁钉打进头部的颅腔，另壹枚打进壹半就倒下了，死于送往医院的途中。

　　据江西省公安部门统计，从1968年9月12日到10月19日止，14个公社（镇）的群众专政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名，用梭标等锐器，杀死202人，被害者最大的81岁，最小的9岁。宁冈县葛田公社葛田大队，在1968年的“三查”运动中，逼出“反共救国团”，将91人打成“反革命”，设立监狱58间，刑讯逼供用了42种刑罚，11人死亡。奉新县甘坊公社揪出905人，打残、逼死73人。宜春地区在“三查”和“壹打三反”中，错定“反共救国军”等“反革命集团”644个，“反革命分子”3384人，错划阶级成份7709户，错定“四类分子”9793人，非法抄家39002户，“群众判刑”4512人，被迫自杀4378人，被打致残217人。

　　江西万年县总共21万人，壹下子就抓了8107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这些“阶级敌人”，惨遭毒刑，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电击、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壹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为了制造红色恐怖气氛，1968年5月18日到21日，江西贵溪县革委会出动12辆大卡车将360多名被清理出来的人拉到各公社进行批斗。

　　江西上饶地区在“三查”运动中，95768人受到迫害。于都县在“三查”中揪出“三查对象”11165人，壹些人被迫自杀。1968年6月25日，全县统壹行动，对“四类分子”和“三查对象”进行大抄家，大搬迁，提出“政治上要进行大扫除，经济上要彻底搞垮”。1968年7月4日，龙南县革委会政治部在县体育场举办“学习班”，开展清查运动，严刑逼供，制造出“反共救国军”假案，数千人受牵连。

　　云南省清理阶级队伍是1968年12月开始，到1969年底，全省共清出“九种人”237，310人，其中“叛徒3231人，特务548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18，028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669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208，901人。破获“反革命集团”1854起，其他集团818起，各种反革命和刑事案件6769起。

　　1968年11月9日，云南省公检法军管会在宜良县羊街部队营房举办“学习班”，集中公检法干部900多人，历时壹年零9个月。学习班上制造了“里通外国的云南特务组”等8大假案，涉及原公安厅干部的70%。学习班上219人被批斗拷打，60多人被致残，9人被迫自杀（死3人），9人被逼疯。德宏州盈江县的昔马是壹个不足5000人的公社，被捆绑吊打500多人，被打成特务的180人。人人自危，不断离境外迁，从1969～1971年，全省边民被迫离境外迁的约3万余人。

　　云南省清队和“划线站队”结合在壹起。1967年初，云南群众组织分裂为“炮派”和“八派”。3月间，中央对云南实行军管。云南省军管会支持“八派”（8·23无产阶级派）压制“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八派”仗势进壹步排挤、压制“炮派”，两派斗争更加激烈，武斗不断。1968年5月，工程兵政委谭甫仁调任昆明军区政委，8月13日任革委会主任。谭甫仁上任之前就明确表示支持“八派”，反对“炮派”。革委会壹成立就把“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工作”作为重要任务。清理阶级队伍和“划线站队”结合在壹起。所谓“划线站队”就是看妳站在哪壹派。“炮派”成了被清理的重点。12月9日、25日，谭甫仁在几个地区讲话时提出：“妳们对敌人不要手软，要狠壹点，要克服右倾思想，不要怕。有壹千抓壹千，有壹万抓壹万，有十万抓十万，有壹百万抓壹百万，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限制。”在“划线站队”中，玉溪地区揪斗群众27，900多人，打伤致残1700多人，打死逼死了1089人。昆明市受迫害的群众50多万人，制造冤假错案1703件，迫害致死1486人，使用刑罚100多种。在红河州，从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底，共批斗了54，324人，到9月底全州批斗人数上升到62，397人。在巧家县，“八派”观点的群众组织（当地为“红派”）在武装部的支持下，于1968年五六月间，无辜杀害另壹派群众277人。6月10日，巧家县“新店区贫下中农审判大会”宣布农民周明太死刑。周被处死后，凶手杨国有等把周的心脏挖出示众。凶手彭其德把周的脑袋砍开取走脑髓，凶手彦家申将生殖器煮了吃了。1969年1月22日，巧家县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掀起了捆绑打人的高潮，施以刑罚80多种，2438人被批斗，定案87件计1687人，打死逼死75人，打伤残21519人。几天之内32，500多“站错队”的人逃难到四川。

　　1968年11月29日，谭甫仁在全省党代会上的总结报告说：“云南150万人口地区是和平协商土改，还有90万人没有划分阶级成分。要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解决划分成分问题。”1969年初，全省派出83，687人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第二次土改”。第二次土改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就是在文革中的“站队”，把壹大批“站错队”的群众划为地主、富农。据保山、临沧、德宏、大理、文山、玉溪、楚雄、红河等十个地、州、市的部分县统计，原为贫下中农而被升格为地主、富农的有7605户，共抄家30，620户。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又壹次大抄家。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1966年的“破四旧”不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甘肃庆阳县“深挖底财”、“金银大扫除”。5062人被揪斗和实行群众专政。江苏如东县大刮“红色台风”，仅3000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60人被关押，183户被封门抄家。1966年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乾净。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壹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２８万多元。没收地富房屋92幢。”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壹年多。直到1970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23，000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等。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大致搜罗殆尽。

　　清队的打击面如此之大，毛泽东也不满意。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说：“清理阶级队伍······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壹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妳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壹。壹个是关，壹个是放。壹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壹个不杀。”

　　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受到打击

　　知识分子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重点群体之壹。大学是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灾区。清华大学6000名教职员工中，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审查的有1228人，据清华大学教授、文革专家唐少杰统计，清华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非正常死亡人数16人，占文革中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27.6%。其中有陈祖东、杨景福、李丕济、邹致圻、程应铨、路学铭、李玉珍、王大树和殷贡璋、王慧琛夫妇。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学，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碰腿”（毛泽东曾说过北京大学“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占全校教职总人数的22.5%，迫害致死的有23人。

　　在科学院的京区单位，有物理学家张宗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动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科学家被迫害致死。当时科学院京区职工总数9279人，被群众专政和隔离审查的881人，其中被定敌我性质的102人。副研究员以上高级研究人员180名中，被立案审查的107名，其中83人工资被扣，每人每月仅发给相当于原工资6%的生活费。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166位、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110位老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员打成特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单奎章的把持下，刑讯逼供，整出了四条“特务线”。全所有300多人被诬陷“与特务有牵连”，150多人被隔离审查，5人被送公安机关，13人被逼自杀。

　　安徽马鞍山钢铁设计院978名职工，被揪斗134人，大多数是专家、技术权威，没有壹个是真正的坏人。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600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200多人被“隔离审查”，2人被活活打死，10人打成残废，4人自杀，包括1949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9人自杀未逐。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化学博士。本来在美孚石油公司任高职。1950年怀著爱国之心从美国归来，为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怀疑和冲击。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把萧光琰抓进“牛棚”，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的财物。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已经死亡。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自杀。他刚刚48岁。工宣队宣贴出了“特大喜讯”的大标语并通报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壹切阶级敌人”。由大连多个单位组成了联合专案组，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301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株连11个单位的26人。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他妻子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去，向她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妳要继续交待。”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著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14岁的女儿洛洛就开始孤身壹人，无人照料。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甄素辉壹定和女儿进行过壹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壹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著：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壹切是有准备的。甄素辉和洛洛壹起包了饺子，壹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

　　对中国第壹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有突出贡献的23安装工程公司（最先叫103公司），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牛棚”里关的人越来越多。军代表在群众专政大会上讲：“有人说，抓的人太多了。多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团结两个95%，剩下两个5%，加起来，就是10%。我们要按10%的比例抓！” 当时这个工程处担负著国家最大的原子能反应堆801工程的建设。公司的第三工程处有1500多人，按10%的比例，就得抓150多人，会影响工程进度。但是，“牛棚”在不断扩大，被抓的已超过了150多人，此时军代表又说：“现在抓的，只是些浮在水面的小虾米，大鱼还沉在水下，要继续抓！”1967年6月29日和8月23日曾发生过两次全厂武斗。第二天，苏联对华电台广播说，中国最大的原子城发生了壹次大武斗。军代表断定，我们的队伍中有苏联间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清楚。于是，壹个深挖苏联间谍的大网铺开了。公司很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曾在苏联学习过。去过苏联的人都成了怀疑对象。过了壹段时间，怀疑对象又开始扩大。凡是无线电爱好者，自己装过收音机的人，也不放过。被抓的人，已达到了170多人，占职工总数的11%以上。几年以后，经复查，当时被抓的170多人，全是捕风捉影造成的冤假错案。

　　中国物理学泰斗叶企孙，在1968清理阶级队伍时已经70岁，因他的学生熊大缜的事，被捕入狱。1938年，他的学生熊大缜去冀中抗日。叶企孙帮助学生在后方搜购壹些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黄色炸药地雷，就是这些学生制造的，并不是电影《地雷战》中说的是农民土法制成。战争中，熊大缜被怀疑为汉奸，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清理阶级队伍时重提此事，将叶企孙关押。提审他的时候他只说壹句话：“我是科学家，我是老实的，我不说假话”。放出来的时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双腿肿胀难以站立，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他是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壹代宗师。李政道，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等知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饶毓泰，1891生，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壹，1948年当选第壹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拒绝登上南京政府接名教授去台湾的专机，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清理阶级队伍”时，饱受折磨，196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1号楼自来水管上上吊自杀身亡。时年77岁。

　　董铁宝，力学家、计算数学家，中国计算机研制和断裂力学研究的先驱之壹。抗日时曾冒著日军轰炸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1945年赴美获博士学位，在美国参与第壹代电子计算机eniac的设计编程。1956年放弃壹切，绕道欧洲，花费三个月辗转回国，任教北大，在清队运动中被指控为特务，被关押审查，1968年10月18日，上吊身亡。

　　赵九章：1907年生，著名气象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1949年后筹组并主持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又担任国家科委气象组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1960年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他主持科技工程工作，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壹。1968年10月10日在极度绝望中服药自杀。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壹级研究员，就多达20位！其中有“壹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真菌专家邓叔群，化工冶金专家叶诸沛等。

　　李广田，著名作家。1949年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1968年投水自杀。

　　傅雷，著名翻译家。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8年傅雷与妻子朱梅馥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受尽人格凌辱。9月3日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广东和平县，“刮12级台风”全县共有38000人被揪斗，其中750多人致伤致残，249人非正常死亡。中、小学教师是清理重点，被抓起来“审查”的占教师总数的38.5%。

　　体育界也受到冲击。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1959年为中国挣得第壹个世界体育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1957年他归国时才19岁，也是“特务”嫌犯。1968年6月20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用壹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壹棵槐树上，年仅30岁。

　　文艺界在清队中是重点。

　　1968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

　　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以“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成为批判对象。在军代表刘万泉的领导下，“红梅剧院”（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文革中改名为“红梅剧院”）对她大会批、小会斗。为了达到摧残心灵效果，让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和丈夫到场，壹同接受批判。根据省军管会清理阶级队伍的指示，专案组捏造她反江青、抵制革命样板戏、潜伏特务三大罪名。在军代表、专案组的压力下，她的老搭档、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王少舫（“天仙配”董永扮演者），也贴出大字报诬陷她，使严凤英受到极大震动和伤害。1968年4月7日晚，她服下大量安眠药，然后写遗嘱，准备彻底解脱。丈夫王冠亚发现后，报告军代表刘万泉，请求组织抢救。可刘万泉等人来到她家后，不是马上送医院抢救，而是在她的床头开批斗会，直到她神志不清、不能说话，才草草收场，耽误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从送医院门诊部折腾到住院部，没有救护车，靠丈夫王冠亚借来拉货的板车拉来拉去，又耽误了些时间。到了医院，没有医生给予及时抢救，直到8日凌晨2时，严凤英带著满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全国人民心中那个美丽、善良的“七仙女”，死时还不到38岁。人死了以后，军代表刘万泉率领壹批人赶到医院，胡说严凤英是接受特务机关指令而自杀的，发报机和照相机就藏在她的肚子里，要开肠破肚，搜出特务证据。刘万泉勒令医生扒光她的衣服，在他和进入“三结合”的壹名革命干部、两个个群众组织头头的监督下，医生剖开她的腹腔，把内脏扒出来普遍翻了壹遍，除找到尚未完全消化的安眠药外，所谓特务证据子虚乌有。刘万泉还对著尸体说：“严凤英，我没看过妳演的黄梅戏，也没看过妳演的电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妳的原形。”

　　1949年以前进厂有老工人也普遍受到清查。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是1949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18岁的都要“过筛子”。1968年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油矿革委会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揪出了壹些敌人，可以说只挖了几尺深，面上的敌人好挖，十二级台风把他们壹刮就刮出来了。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挖两千多，不算多。”“我们把原封未动的旧企业接过来也原封未动地接过了特务组织。”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通过对老技工朱迪清严刑拷打，逼出了所谓“俞国安特密小组”。又将已经调走的原厂党委副书记聂鸿信揪回来，连续审问17个昼夜，用18刑具、60多种刑罚，逼著聂鸿信交待出了247个特务。结果，4名处级干部、6名科级干部、8名工人被迫害致死，数百人被毒打，几千名亲属受株连。玉门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源地，有“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人”的说法。在清队中，所谓“伪玉门油矿应变潜伏特务组织案”便波及整个石油系统。“凡有石油处，皆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

　　大城市的壹些老企业都是清查的重点。本书作者1972年在天津汽油机厂调查得知，全厂不到四百人，就有壹百多人在清队中被抄家。

　　株连众多的重大集团冤案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制造了很多重大冤案，迫害了大批无辜者。1968年，正是毛泽东大力推进“大联合”、“三结合”的壹年，期望从“大乱”走向“大治”。壹些支左部队主持的“大联合”进壹步使造反派边缘化。造反派哪能服气？他们就成了“大联合”的障碍。有些地方就制造冤案，把造反派群众组织打成各种“反革命集团”，加以消灭。有些重大冤案是中央和地方共同制造的。

　　“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冤案

　　1968年7月25日凌晨1时5分至6时15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领导人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严厉批评了广西“4·22”这派群众组织，还提到了壹个耸人听闻的“反共救国团”问题。周恩来说“妳们（指广西‘4·22’）组织里就没有‘反共救国团’？广西为什么发生这么多反革命罪行，就是后面有黑手。‘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妳们广西有分团。”康生说：“妳们不是与广东‘旗派’有接触吗？‘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恐怕在妳们那里也有这个问题。”周恩来、黄永胜还特别点了广东“红旗”派负责人、广东省革委会常委武传斌。武传斌是广东造反组织“红旗派”头头。

　　中央领导人提出“反共救国团”是来自广西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上报中央的《破获蒋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壹案报告》。这个报告是1968年5月17日送上去的。报告说，已捕获团长、副团长、政治部主任等共63人，并缴获反动组织纲领、印鉴，与国外敌特机关联系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枪支弹药等罪证。这份报告还说：“该反革命组织涉及南宁市及南宁、玉林、钦州、柳州等四个地区。”“于今年2月3日正式合并定名为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分团下设大队、中队，全区已发展匪徒两千人。”“发展组织活动特点是：利用群众组织中的派性，易地活动，钻进群众组织，互相串连，靠打砸抢补给经费，通过武斗掌握武器，总部设在南宁市解放路新风街（“4·22”控制区），利用“4·22”据点造反楼做联络站，与越南华侨有联系。”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玉林县石南公社梁福隆等人以“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第十大队”的名义，组织过反叛活动，这件事当时就由公检法处理过。1968年初，广西“联指”出于派性，又将20年前已经处理的案件加以编造，加在“4·22”头上。

　　1968年1月17日，《广西联指报》称容县有43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1968年2月17日，《广西联指报》刊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区人民提供壹份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材料》壹文，公布所谓玉林专区“联指”战士和贫下中农揭发容县壹批“反共救国团”组织。这批“反共救国团”是：容县“4·22革总”的“反共救国队”；长寿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大鹏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国军”、“杀人战斗队”及“反共救国军第三军”；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国军”；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国军”和“反共救国军第四集团军”；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团第四军”；寻阳公社的“反共救国团”等等。

　　5月20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向各军分区和革委会发出《关于继续深入侦破“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问题的指示》，要求把侦破这壹案件当作壹个战役来打。6月17日，自治区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又发布《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简称“6·17公告”），强调要动员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个反革命组织。这壹《公告》发布后，在全区掀起了所谓声讨“反共救国团”的狂潮。在追查所谓“反团”的旗号下，公开地、集中地对“4·22”进行镇压，造成了壹大批冤假错案。数以万计的人被残酷批斗。其中有的人被杀害，有的人被打致死和被逼自杀死亡，不少人被打致残。这壹冤案直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才得到平反昭雪。

　　?“6·17公告”发布后，广西各级革委会、人武部和“联指”，掀起了围剿“反共救国团”的高潮，召开“声讨大会”、“誓师大会”，同时还把“反共救国团”案与“4·22”群众组织挂钩，开展 “大检举、大揭发、大斗争”，把参加“4·22”组织或倾向“4·22”组织的干部、群众，扣上“反共救国团”罪名，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杀了壹大批。

　　南宁市有3547人被列为“反共救国团”分子（全是“4·22”观点的群众）。玉林地区被诬为“反共救国团”的有5213人；百色地区仅仅那坡县—个县就逼出“反共救国团”４０名“团长”；河池地区被打死、逼死7864人；钦州地区７个县市打死、逼死、失踪人数达10420人；都安县县长、副县长被诬为“反共救国团”指挥，县委副书记、粮食局副局长、农业局长、公安局长、粮食局长、法院院长等都被诬为与“反共救国团”有关，迫害致死，全县１１天打死３３８人； 柳州地区柳江县，打死了所谓“反共救国团”分子以后，把死者的人头割下来，贴上“反共救国团”标记挂在德圩、拉堡圩示众。

　　周恩来、康生的“7·25讲话”点了造反派中有“反共救国团”以后，下面就变本加厉地迫害无辜。7月30日、31日，广州省革委会召开全委会批斗武传斌，令其交代“反共救国团”问题，同时还要交代与被打倒的王、关、戚的关系、揪军内壹小撮问题等。8月4日《中大战报》、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卫二红”战斗团发表《反革命小臭虫武传斌罪行录》。8月7日至8日，省革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武传斌、莫竟伟、刘继发、高翔、林昌文、丘学科等“旗派”头头交代问题，8月12日，广州红代会作出清除武传斌、林凡（广医红旗头头，红代会常委兼核心组副组长）的决定。

　　由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广西军政官僚的镇压，“反共救国团”案涉及广西全区，关押、判处了几十万人，株连几百万人，被打死、枪杀的人数以万计。直到1984年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结束时，才对“反共救国团”的受害者给以平反、昭雪。

　　云南赵健民特务集团案

　　赵健民，1912年出生于山东冠县，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云南和越南接壤，为了有效地支援越南，1964年，经周恩来批准，在云南省内修建壹条国防公路。云南劳动力缺乏，就从山东、河南征调了17，000名青壮劳动力，组成五个工役制工程团，其中山东人组成了“工七团”、“工八团”。当时云南省领导人向这些劳工承诺：完成任务后“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省委分工赵健民负责援越工作，这批成建制的工人由赵健民领导。文革开始后，这批修路工人也卷入了文革，且大部分持“炮派”（军管会不支持的壹派）观点。1967年6月份，云南省军管会整理了《赵健民近况》，说赵反对“八派”（军管会支持的壹派）。文革中，军管会负责人改变了原来“愿走者欢送，愿留者欢迎”的承诺，要将17，000名精壮青年遣送回老家。“工八团”强列反对。赵健民主张履行原来的承诺。工程团去留问题和派性纠结在壹起，“炮派”的对立面“八派”说赵健民是这批工人的后台。1968年1月5日，“工八团”在下关苍山饭店遭到“八派”的“4·20”组织的武装攻打，7人致死。这壹事件引起了“工八团”在昆明西山省委党校等待退役回山东的人员的关切。“工八团”负责人李国贞率77人从1968年1月10日离开昆明西进，企图解救在下关被围困的600多人，说不能让壹个人丢在云南。这77 人13日到达下关。1月16日，“八派”和“炮派”在下关发生壹场武斗，李国贞任这场武斗的副总指挥，“工八团”有300 多人参加。武斗死亡104人（其中“八派”77人，“炮派”27人）。1月21日，“工八团”离开下关去昆明。1月19日，支持“八派”的当地驻军向昆明军区报告，说“昆明‘炮派’所属工八团壹部，在走资派和少数坏人操纵下，组成所谓‘滇西挺进队’，全幅武装，西进了450公里，攻占了很多重要城镇····”，还说“滇西挺进队”杀害军代表、杀害群众等。昆明军区未经核实就上报中央。中央未经调查听信了军区报告。中央领导人批示：同意对“工八团”回窜以坚决堵截，劝他们放下武器，交出他们西窜沿途抢枪、杀人的坏头头。1月27日，军队对回昆明的“工八团”进行武装围剿，当场打死近200人，将100多名俘虏捆绑关押。

　　实际上，“工八团”从来没有使用过“滇西挺进队”这个名称，“工八团”西进时沿途没有发生武斗和打砸抢行为，说他们攻占城镇、抢枪杀人也纯系捏造！然而，工八团被定为“反革命匪帮”，赵健民又是这个匪帮的黑后台。

　　1968年1月21日，中央解决云南问题的会议上，康生说，昆明“工八团”成立了壹个“滇西挺进纵队”，打死了军代表。谢富治（他是支持“八派”的）说，赵健民在北京遥控‘炮派’进行武斗，‘炮派’组织的‘滇西挺进队’都是山东人，是赵健民指挥的。”赵健民据理力争、矢口否认，激怒了康生。康生说：“凭我四十年革命的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妳是个叛徒！”谢富治宣布：“中央决定对赵健民监护审查。执行！”赵健民当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带走，从此开始了2，089昼夜的铁窗生涯。在关押期间，长期遭受戴背手铐、强灯烤、饥饿等酷刑。与此同时在全省清查子虚乌有的“赵健民特务案”，全省上下、军内军外，大查大揪“滇挺分子”。清理阶级队伍与派性的“划线站队”结合在壹起，被审查人数达138万多人，打死逼死17，000多人。被害者多为“炮派”群众。

　　内蒙古“内人党”冤案

　　196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华北局会议。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共146人。这个会上，将内蒙古党政壹把手乌兰夫定为“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还加上了“破坏祖国统壹、搞独立王国的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在这壹会议上把乌兰夫定性为“民族分裂”的反党叛国集团头子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是不是毛的决策有待资料揭晓）。1966年8月16日，中共中央撤销了乌兰夫的壹切职务，将其监禁在北京。华北局会议以后，中央将内蒙古军区降为省军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任代司令。滕海清到任以后，对自治区公安厅和盟、旗的公安机关实行军管。1967年11月1日成立内蒙自治区革委会。滕海清是革委会主任。

　　解决“民族分裂”问题就是内蒙文化大革命的主线，这条线贯串始终。

　　从1968年7月开始的清队中，搞“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运动（简称“挖肃”），就是针对“民族分裂”问题。“挖肃”主要任务是清查“反党叛国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还将乌兰夫定为“内人党”的总头目。这是张冠李戴。在华北会局议上，乌兰夫申诉陈情，说，内蒙有没有“民族分裂”？有。但不是他。非但不是他，而且他正在抓这个分裂集团，这个“集团”就是原来的“内人党”，人数200人。的确，他在文革前是抓了“内人党”。

　　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曾是共产国际的壹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帝、反封建、反大汉族主义。1927年蒋介石“清党”反共，“内人党”也壹分为二：部分投奔了国民党，部分继续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日本投降后，哈丰阿、博彦满都、特木尔巴根等“内人党”领袖发表宣言，提出内蒙古将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友邦的中国革命紧密提携，以期公平彻底地解决蒙汉民族问题。”随后又重建“内人党”东蒙党部，并创建“内蒙古人民青年团”。并派代表团赴乌兰巴托商议合并统壹大业。在遭到外蒙的拒绝后，哈丰阿等人转而独立，成立东蒙人民自治政府。1946年3月中，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赤峰与东蒙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特木尔巴根见面，洽谈内蒙古东西部统壹问题。经过洽谈，哈丰阿等放弃了独立自治的主张，决定停止“内人党”的活动。“内人党”到1947年5月以后就不存在了。

　　六十年代初，壹位从内地调入内蒙古大学的历史教师，不了解内蒙革命历史，在查阅历史资料中，得出壹个结论：原先的“内人党”头目都混进了共产党，在内蒙掌握了领导权。他向校党委书记郭以清密报“敌情”。恰好在1963年2月6日，公安机关邮检中发现了壹封以“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会议”署名的信，是寄给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的，这封信要求与外蒙合并，争取民族统壹。但这个案件始终没有侦破。1965年5月，郭以清多次向自治区党委密报“内人党”。1967年滕海清任革委会主任后，郭以清向他讲“‘内人党’有长期搞民族分裂的历史”。因华北会议制造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滕海清就相信了郭以清。“挖肃”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有壹个蒙古族人——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草原烽火》的作者乌兰巴干（原名宝音达赖）。他在1967年9月建立“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专揪“内人党”。康生在揪“内人党”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8年7月，以滕海清为首的内蒙革委会认定：“内人党”是“潜藏在内蒙古地区搞民族分裂的反动组织”，是“乌兰夫的暗班子”。首先由内蒙古大学和军区政治部逼供出来了“新内人党分子”。10月的壹天，内蒙古革委会在呼和浩特市体育场召开敦促“新内人党”成员自首登记群众大会，提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求限期登记，否则从严处理。接著发出1号通令、2号通令，勒令“新内人党”成员登记自首。当时宣传：“新内人党”是壹个极具能量的庞大的“钻进内蒙自治区三里五界的反革命组织”。“挖出‘新内人党’比揪出乌兰夫的成就还要大。”于是，“挖肃”运动又发展为“挖乌、哈、特势力”（乌指乌兰夫；哈是哈丰阿，自治区副主席；特是特古斯，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运动。斗争矛头直指蒙古族干部，而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派”了。

　　滕海清说：“乌兰夫有个庞大暗班子，表面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内人党，····这批暗班子已经混入了革委会，在革委会里掌权，·····他们比叛徒、特务还危险，党政军权力都由他们掌握了。”于是，在刚成立的革委会内深挖“新内人党”。华北局会议后西部蒙族干部基本都被打了下去，有的汉族干部受牵连被批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些人有的得到了解放。成立革委会时，其中个别人如王再天（时任内蒙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特古斯（时任内蒙宣传部副部长）都被“结合”到革委会。挖“内人党”时首先针对这些人。对蒙族壹般干部和文教战线的工作人员，“挖肃”运动更加残酷。

　　随著运动的深入，打击面的扩大，革委会核心小组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开始紧跟滕海清的核心小组成员权星垣感叹：“现在的形势是，凡是揪出来的是蒙古人，不用问，打！”核心小组成员高锦明说：“这就是大汉族主义，但不能说运动就是整蒙古人。”“不能再挖了，再挖挖到自己头上来了。”滕海清说：“从内蒙古的历史看，由于乌兰夫搞民族分裂在组织上培植了他的黑势力，民族干部倒下去要多壹些，这是事实。”在滕海清这种指导思想下，下面就无所顾忌了。哲盟军分区司令员赵玉温说：“哲盟敌情严重，光蒙族就有70万！”锡盟军分区司令员赵德荣说：“把蒙古人都挖了，在全国也是壹小撮。”

　　高锦明的意见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区进行了批判。文革前高锦明是自治区常务书记，乌兰夫很信任他。但1966年5 月的华北局会议上，他揭发、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罪行”，是反乌兰夫的主要干将。后来滕海清管内蒙时，他和滕壹起主管内蒙工作，是滕海清的得力助手。但挖到壹定阶段，他和滕海清产生了意见分歧。对高锦明的批判，使“挖肃”运动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残酷。内蒙自治区只有200万蒙古族人，挖了十几万还不停手，普通的工农牧民，几乎家家都有反革命。还挖了很多长期在内蒙工作的汉族干部、职工。在“挖肃”中大搞逼供信，动用各种刑罚：压杠子、老虎凳、吃炉渣、火柱烫、镇冰块、穿指甲、捅鼻子、打乳房、上吊、打夯 、木棒捅阴道、热盐水浇伤口等。在乌兰察布盟，盟计委主任比力格图门的牙齿被专案组用老虎钳壹颗壹颗地拔掉，接著又把舌头和鼻子割掉致死。四子王旗白音鄂博公社秘书敖日布扎木苏夫妇二人，被专案组用刮脸刀片将身上的肉壹道壹道地割开，在伤口里揉进盐，再用烧红的烙铁烙伤口。夫妇二人被虐杀后，刚满五个月的孩子活活饿死。达茂旗党委书包国良的妻子被打成“内人党”后，凶手们用绳子“拉大剧”，将阴道和肛门拉通，惨不忍睹。

　　伊克昭盟有15万人被打成“新内人党”，占总人口的21%，致死1260人，致残2322人。图克公社共有2961人，挖出926人，占成年人的71%。另有被怀疑的270人。在“挖肃”中致死49人，严重伤残270人。为了逼口供，将女牧民脱光衣服，用烧红的湿柳棍烫肚皮，肠子露出来再烫阴道，外阴烧坏，变得不男不女。打人的皮鞭上缠铁丝，连打20多鞭后，脊背的皮肉勾掉露出脊椎骨，伤口腐烂不给治疗，活活臭烂而死。

　　成千上万的“挖肃”积极分子被迅速提拔重用，凶手们受到鼓励，伤亡者越来赵多。

　　“内人党”冤案造成的伤亡人数有三种说法。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数字：34.6万人被关押，1.6222万人被迫害致死， 8.1808万人致残；二是流亡海外的蒙古族学者巴赫的说法：逮捕关押了80万人，50万人致残，5万人被迫害致死；三是半官方学术机构内蒙古大学编写的《内蒙古自治区史》的说法：2.79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该文没有提到被关押人数。学界认为第三种看法比较接近实际，即：致死两三万，致残12万，关押50万。

　　挖“新内人党”搞乱了局势，加剧了民族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行政分割的办法。1969年7月，中共中央将内蒙行政区划出了6块：东三盟（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分别划给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巴盟所属的三个旗划给了宁夏和甘肃。从此，内蒙古自治区面积只剩下原来的38%，蒙古族人口只剩下原来的16%。

　　1969年春天，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在清队中，内蒙已经扩大化了。” 4月19日（九大期间）滕海清、吴涛、李树德3人对前壹段工作中的错误，向中央作了检讨。经毛泽东和林彪批准，1969年5月13日和16日，中央将滕海清、吴 涛、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李质找到北京谈话。对挖“内人党”事作了研究。5月19日，滕海清、吴涛等五人向中央提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的主要内容是：“在挖‘内人党’的工作中，产生了‘左’的倾向，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混淆了两类矛盾和阶级阵线，伤害了不少基本群众，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壹些革委会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壹些地方的革命大联合遭到破坏”，“挖‘新内人党’的工作应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要彻底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因‘内人党’问题被关起来的，除确有证据和少数有重大嫌疑的要继续审查外，其余都要立即放出来。该解放的干部要迅速解放出来。”

　　196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呈报的这个文件。中共中央的批语中要求“迅速纠正前壹段时期在清队中所犯的扩大化的错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稳定内蒙局势，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毛泽东批示：照办。这就是“5·22”批示。

　　“5·22”批示以后还有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壹种意见认为，挖“新内人党”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种意见以滕海清和支持他的人所主张；另壹种意见认为，“新内人党”子虚乌有，挖“新内人党”运动完全错了。在挖“内人党”时，造反派群众组织比较消极且有抵制，还压制保守派参加“挖肃”。为此滕海清号召保守派群众起来踢开压制他们革命的“假洋鬼子”，在“挖肃”运动中立新功。壹些保守派的干部群众成了“挖肃”的积极分子，他们立功心切，在“挖肃”中心狠手辣。1969年“5·22”毛的指示下达后，“挖肃派”被动， 而反对“挖肃”的群众形成了强大的“批滕派”队伍，“挖肃派”就成了“保滕派”。“保滕派”有军队支持仍有恃无恐。两派尖锐对立。

　　1969年12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中发 [69] 85号，简称“12·19决定”），由北京军区负责执行。北京军区由郑维山司令员、杜文达副司令员、黄振棠、张正光副政委组成前线指挥所，进驻呼市。从此，内蒙古革委会的壹切活动都在“前指”控制下进行。以郑维山为首的“前指”，坚持“挖肃”只是扩大化了，不能否定。郑维山执行军管任务后，扶“挖肃派”，压“批滕派”。军管会将内蒙干部分为四等：壹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挖肃派”；二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挖肃派”；三等是保守派出身的“批滕派”；四等是造反派出身的“批滕派”。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批滕派批判军管，批判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这样，原来的“挖肃派”和“批滕派”的斗争转化为拥军派和反军派的斗争。

　　直到1971年“9·13”事件后，郑维山因和林彪的关系，被接受审查，调离内蒙。接替郑维山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尤太忠。他和前两任壹样，继续把“民族分裂”问题当作文革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他强调保护那些挖“内人党”的积极性。

　　王铎1975年2月复出任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0月尤太忠调走后，王铎接管清查工作（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在内蒙主要是清查“挖肃”），他将保守派组织“无产者”定为“正确的壹派”，是“保党派”，有些在“挖肃”中罪行累累的人受到保护。阻止“挖肃”的造反派再壹次受害。任自治区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高树华，在文革结束之后，先是经过两年的隔离审查和巡回批斗，接著被正式逮捕准备起诉三年之久。还准备判重刑，在胡耀邦的干预下，才得以释放，但释放后还是放在工厂劳动。

　　河北省深泽叛徒集团案

　　1968年2月21日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将天津部分干部召到北京，发表了讲话，指出了天津“二黑壹砸”问题。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清查“二黑壹砸”运动，这是天津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受害者没有统计。就在2月21日晚上，江青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2·21”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壹次改组。市革委会常委王亢之自杀身亡。天津市有307人被打成“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下令将揪出的叛徒弄到县城集市上“亮货”：壹排排弯腰挂牌或戴著大号高帽的“黑货”站在临街靠巷的房顶上（当地房子均平顶），任人观赏。先后在集市上亮过“货”的有1500多人，受株连的达三万多。

　　广西地下党案

　　1969年3日 广西自治区革委会把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自治区壹位负责人说： “广西地下党受敌人的破坏是很大的，据初步掌握的部分资料，先后发生过35起重大事件，破坏面达到8个专区58个县(市)，其中重点县市28个”。自治区革委会成立了“清查广西地下党小组”，又在全区解放前有地下党活动的74个县市，都组织了地下党问题专案组，专案人员共700多人。对广西地下党进行全面审查，时间长达三年多，制造了壹大批冤、假、错案。例如桂林地区地下党游击队先后共5000多人，被审查的有3910，遭迫害的达2087人，被迫害致死的201人。1968年2月，广州军区、广西军区、钦州专区“三办”派人到合浦县、北海市组织106人的工作队，调查清理地下党所谓“南路党”的问题。在审查所谓“南路党”事件中，合浦全县被审查1348人，被打死逼死7人，致伤致残26人，被打成“叛徒”36人，“特务”4人，“土匪”109人。

　　广东地下党案

　　1968年3月，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亲自挂帅，设立31号办公室，部署审查“广东地下党问题”，把地下党组织说成“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被关押、批斗的有7000多人，数以万计的家属和知情人被株连。

　　很多地方都有集团冤案

　　在清队运动中，凭空制造的集团冤案很多地方都有。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壹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残51人。”北京密云县高岭公社，造出壹个“反共救国军北京地下野战军”，构陷壹百余人，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山东枣庄制造了“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11，720被关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在临沂地区弄出壹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壹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1969年11月13日，安徽马鞍山第17冶金公司礼堂因电器短路失火，当时正是“清队”高潮，市人保组（军管会）认为是阶级敌人纵火，对公司6名所谓嫌疑对象隔离审查。壹位被审查者在严刑中被迫交代自己参加了“中华民族新生党马鞍山区十七冶特别执行委员会”反革命集团。并编造出芜湖市、池州地区、马鞍山市、马鞍山钢铁公司壹大批领导干部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计划在马鞍山搞反革命暴动，因暴动未成，所以纵火烧礼堂。以军队干部为主的专案组信以为真，组织几百人进行侦查，将712名人员作为审查对象，关押133人，被刑讯逼供自杀人8人，在关押中病死1人。安徽东至县在清队中清出58个反革命集团，成员3564人，被打死、逼死37人，事后调查，全是假案。灵璧县在“清队”中，挖出了壹个“特务网”案件，涉及4省、6市、9县、30个公社、12个县直单位，挖出所谓特务组织70个，特务分子1020人，其中逮捕、拘留18人，立案调查231人，关押审查965人。在办案中刑讯逼供致死120人，致残146人。在抓这个特务网案过程中，县、社、队先后办学习班1629期，被强迫进学习班的人数达到28.3万人次，占全县人口总数1／2。壹段时间灵璧县成了壹座大监狱。如此荒唐的“特务网案”，安徽省革命委员会还作为清队典型，于1970年初在合肥进行展览，让全省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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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壹打三反”

　　“壹打三反”运动源于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即《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中发【1970】3号，1月31日发出，以下简称“壹打”）、《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发【1970】5号，2月5日发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发【1970】6号，2月5日发出）。本书作者是亲历过、采访过这段历史的人，我对“三反”没有留下记忆，而“壹打”印象深刻。“壹打三反”的重点是“壹打”。

　　“壹打”就是镇压现行反革命，就是镇压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1970年2月11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公布的55名“罪犯”当中，除了少数几人因杀人获罪外，绝大部分人是因“思想反动”“散布反革命言论”而获罪的。“壹打”是极权政府发动的壹场大规模以扼杀思想言论为目的政治运动。

　　如果说清理阶级队伍的受害者主是文革前的政治贱民，那么“壹打”的受害者主要是挑战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者，他们是政治犯，是“言论犯”、“思想犯”。

　　“壹打三反”运动从1970年初开始，到秋天风头正健，这时却发生了毛、林在庐山会议上的冲突。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全国转入“批陈整风”运动。1970年11月，“壹打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也有些地方结束得晚壹些。这场运动有多少人受害？文革史专家王年壹认为，1970年2月到11月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很多学者认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这个数字偏小，文革研究者王锐估计，杀人数在2－3万人之间，旅美学者丁抒认为，“壹打三反”杀了十万人， 他又说过15万到20万之间。多数研究者认为被杀人数有几万人。

　　清查“5·16”（1967年8月到1972年）、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初到1970年初）、“壹打三反”（1970年初到年底）都是当权者镇压群众的运动。这三个运动时间有交叉，有些地方在某个时段上把三个运动结合在壹起进行。所以，很难单独统计出“壹打三反”的受害人数。我估计，这三个运动加在壹起，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200万，相当于文革中干部非正常死亡人数的20倍。

　　?“壹打三反”运动的开展

　　1970年1月30日，周恩来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照办。第二天，这个文件以中发【1970】3号文件下发。

　　“壹打”文件的起草之前，没有看到毛泽东有什么指示（例如“公安六条”是毛泽东提出“要搞几条”，再由周恩来主持制订）。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是周恩来主动提出“壹打”的。周恩来说：“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壹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壹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并且向毛交上了这个文件的“成品”。

　　为什么周恩来“认为现在需要这样壹个文件”？有三个原因。第壹是备战。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全国都在落实元旦社论提出的“落实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为了不让国内的“反革命分子”成为“帝修反的内应”，预先严厉镇压，这是加强战备的壹个方面。第二是维持社会稳定。当时各地革委会已经成立 ，“九大”已召开了半年多，就各地军政要员来说，巩固革委会、维持地方稳定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当时，群众组织已经解散，造反派虽然成了被边缘化了的散兵游勇，但还有壹定的势力。他们搞“反复旧”，挑战支左部队和革委会。河南省革委会负责人刘建勋忧虑地说：“有的人提出‘打壹场政治建厂的硬仗’，‘重振造反派的军威’，实际上，他打硬仗，就是打所谓‘反复旧’的硬仗，重振军威，就是重新打旗。”“他们提出‘反复旧’的口号，······他反的是什么复旧？他反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很多地方革委会领导人也有刘建勋这样的想法，他们用“镇压反革命”的震慑力逼迫不服从者就范。第三是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文革的力量。到197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三四年，问题越来越显露出来，怀疑文革、批评文革的言论逐渐多了起来。

　　“壹打”文件强调：“为了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文件规定，杀人权下放到省革委会，在中央备案。

　　周恩来不仅主动提出镇压反革命的文件，掀起了这场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周恩来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周恩来年谱》多处记录了他对这场运动的关注。

　　?“壹打”文件（中发【1970】3号）正式下发前，北京市已经行动。1970年1月9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就以《通知》名义向各单位下发了包括遇罗克在内的20人“处决名单”。1月27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壹个号称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包括“文革思想者”马正秀、王佩英在内的19人。遇罗克谎称有“5·16”重大问题要交待，这次没有处决。

　　2月11日，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发出通知，公布了包括顾文选、沉元、张郎郎、闻佳等55人“罪犯”名单。3月5日，这份名单中的顾文选等18人，加上遇罗克共19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

　　有首都的示范，中央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迅速行动。

　　1970年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查金华等人。查金华组织了壹个马列主义小组，对当时的政策提出了批评。处决查金华等人当天，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了杀气腾腾的评论员文章《迎头痛击阶级敌人的进攻》，号召“掀起壹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当天夜里，陈卓然、苏小彬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拼合成六条标语，贴到南京市的主要街道上。标语的主要内容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等。这些标语犹如夜空的闪电，使人震惊。省市公安机关作为要案侦查。陈卓然，1968年南京市八中高中毕业后赴江苏省洪泽县人河公社插队落户。两个月后，因知情者告密而案破。在4月28日公判大会上，陈、苏等人镇定自若，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卖友求生的告密者时，愤怒斥责道：“总有壹天要跟妳算账····”话没说完，勒在他脖子上的壹根尼龙绳被狠狠抽紧。大会宣布，陈卓然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苏小彬被判有期徒刑15年。

　　3月6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判大会，当场宣判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外判处其他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这天下午，全城戒严，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摩”，十余部刑车加上警车、军车，杀气腾腾地押解“现行反革命分子”游街示众，所有“犯人”均被揪住头发强迫仰起面孔，以便让广大革命群众看清“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后，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游街后，直驰凤凰西街尽头处刑场，在那里11名被判死刑者当场处决。死者家属由于事先不知亲人会判死刑，因此所有死者骨灰全都不知去向，真正干净彻底被“消灭”了。

　　继“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1970年相继召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1970年4月28日杀12人；7月30日杀24人；12月10日杀10人。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壹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当时简称为“恶攻”罪。1980年前后，上述57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确认为冤案而获“平反”，冤杀率为100％！

　　上海的“壹打三反”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仅上海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

　　广东省从1970年1月到1971年6月，在“壹打三反”运动中，残酷斗争，随意株连，全省共挖出“阶级敌人”26，000多名。其中绝大部分是冤案。1972年1月，广州市革委会宣布，在“壹打三反”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

　　浙江全省立案审查的达67，900人，其中定性判刑的2，200人。运动深入到基层，随意定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的因露天广场开大会，随手拿张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纸垫屁股，也被打成“反革命”。

　　2月17日：哈尔滨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扩大会议，对运动进行了动员和部署，全面开展了“大揭发、大检举、大围剿”的群众运动。3月1日，哈尔滨市革委会保卫组在省革委第壹招待所门前广场召开“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宣判大会”，10万余人参加，杀了壹批人。在“壹打三反”运动中，黑龙江省仅“在全省财贸战线”就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1970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情况综合汇报提纲》中说：“壹打三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5，927人，历史反革命1，043人，叛徒61人，特务172人，地富反坏分子1，805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72，069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长春市在1970年共组织了6个战役，搞了四次全地区大清查，召开五次公审大会，判处各类“罪犯”1，068人，多数是错案。在“壹打三反”运动中，长春地区被逼自杀死亡248人。

　　河北省保定市，运动壹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使恐怖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石家庄地区，地、县两级普遍建立了“壹打三反”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先集中时间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6月份转向经济领域的斗争。壹年来，全地区被列为“重点对象”的共46，738人，其中被划为敌我矛盾的3，942人。全地区曾先后公判8批“罪犯”，判处死刑100名、关押1372人、戴帽管制1078人。

　　四川省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壹打三反”领导小组，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清队”和“壹打三反”骨干学习班和“受蒙蔽群众及知情人员学习班”。先后将进入万县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和其他被清查对象1，167人送进了隔离学习班。清理了群众组织头头以后，召开了万县地区9县1市号称有10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发动了声势浩大清查和打击。到1971年的1月底，全地区揭发出反革命集团225个，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和敌伪军警宪骨干分子17，497人，贪污盗窃、大投机倒把分子2，999人。

　　1970年2月10日，中共西安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对“壹打三反”运动作了具体部署。截至3月底，全市共检举、揭发各种问题15万余件，涉及42，000多人。运动开始仅2个月，全市就有89人逃跑，160人自杀（死亡125人）。西安交大在 “三、五、六”（即中央3号文件、5号文件、6号文件）学习班期间，错定现行反革命35人，错定反革命集团多起，6人被迫自杀致死，13人被无辜送司法机关拘捕。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是1949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壹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湖南省在“壹打三反”运动是由军宣队、工宣队主持的。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中共中央3号文件）办公室，原来参加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在这场运动中也遭到打击。从中央委员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几乎都被整肃。少数被枪决，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壹年时间的“反省”。当时，《长沙晚报》的壹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杀”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壹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大批思想者被枪毙

　　在“壹打三反”运动中被判死刑却幸存下来的张郞郞说：“壹打三反”“是壹次‘坑儒’的运动。因为被杀的大都数是知识分子。”当时，壹些人对文革、对专制制度的独立思考，产生了与官方不壹致的看法，他们传播和坚持自己的看法，就被枪杀。枪杀思想者是最为恶劣、最为卑鄙的行径。在“壹打三反”运动中，被屠杀的思想者成千上万，本书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以下被害者。

　　张志新

　　张志新，1930年生于天津市，1957年调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工作。1968年11月下放到辽宁盘锦“省五七干校”。12月，同壹干校的女干部告发了她的“现行”问题，就被关在干校的“学习班”里。此后张志新口头、书面发表了壹系列的言论，被多次批判。她在《对“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的观点、看法》中写道：“由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错误，所以没能总结吸取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当前我国进行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1959年那种‘左’倾政治路线错误的继续、扩大和发展。是毛主席在建国后应用马列主义学说处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时发生的‘左’倾教条主义性偏差、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先是发生在经济建设上的错误，进而延展到政治生活领域。”“历史事实本身就否定了从1967年以来，存在著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地下司令部。（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所列举的路线斗争史事件，是不真实的，违背历史本来面貌的。”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逮捕。1970年5月被判处死刑，当时辽宁省的最高负责人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8月20日，改判无期徒刑。此后，张志新在极度摧残中神经错乱，多次书写 “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标语。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参加“批林批孔”大会，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1975年4月4日再次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时年45岁。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壹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刀子割断喉管。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

　　遇罗克

　　遇罗克上学时是壹位品学兼优的学生。自1957年父母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两次参加高考都因家庭出身而没有录取，他只好在人民机器厂做学徒工。在困境中，他苦读中外哲学名著，对文革有壹套自己的想法，他把这些想法写在日记上。在恐怖的“红八月”中，这本闪烁著思想光辉的日记被抄走了，作为“变天帐”放在“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上。他也被带进了“学习班”。1966年9月他从“学习班”上被释放回家后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壹生中最难过的事。”他开始向猖獗壹时的“血统论”宣战，写下了《出身论》。

　　《出身论》分三部分：壹，“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二，“重在表现问题”；三，“受害问题”。前两部分从理论上分析“血统论”的荒谬，第三部分列举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害的情况。第三部分痛斥了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出身歧视，然后说：“‘出身压死人’这句话壹点也不假！·····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还有什么区别呢？” “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妄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新形成新的披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 文章最后大声疾呼：“壹切受压迫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出身论》写成后，他先寄给中共中央，没有回音。他自刻钢版，油印了几百份散发，大批受“血统论”迫害的人如得甘露，传抄，议论，深思。赞同《出身论》的北京四中的几位学生办起了《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第壹期印了3万份，壹抢而空。很快重印6万份，又壹抢而空。接著，难以数计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这些信表达恳切的支持，愤怒的控诉，使遇罗克激动不已。1967年下半年，他又写了《工资论》，提出工龄工资作为基础，其余按贡献分配。1967年底，遇罗克写了《1967年总结》，又写了1968年读书计划（要读104册书）。写完总结的第五天，遇罗克被捕了。面对无理的强权，遇罗克没有恐惧，没有妥协。他在狱中写的《赠友人》中写道：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十万人的宣判大会上，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壹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这位思想者的生命，时年27岁。

　　蔡铁根

　　蔡铁根生于1911年，1936年参加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了平型关战斗。1949年后在中央军委军训部任职。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56年调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

　　1958年的5月至7月，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批判刘伯承、肖克的“教条主义”。不少主管军队训练和教育工作的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围攻，蔡铁根也受到批判。批判会气氛恐怖，有些高级军官甚至对被批判者破口大骂：“妈了个×，反革命！枪毙他！”蔡铁根问军事学院政委钟期光：“政委，妳说还有没有真理？党内难道就不讲真理了吗？”钟期光苦笑著对蔡铁根说：“我的同志，难道妳不知道真理也要服从组织吗？”蔡铁根据理力争，有人冲上台来，七手八脚地动手扯掉了他的肩章领章，把他连推带搡地拉下台来。

　　1958年10月他被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为14级，放到常州壹家公司工作。接著是几年大饥荒。他对这场人祸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日记中记录了大饥荒时“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惨景。他的思考涉及到领袖、所有制和社会制度。他写道：

　　“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可真称得起是‘亘古壹人’，他能够干出古今中外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者都办不到的事——统治思想。”

　　“其实，所谓党内斗争也者，不过是党内领导思想的斗争，充其量也不过是领导权的斗争。其实也就是旧社会争名夺利的斗争。可惜的是壹些党内有思想，有远见，有正义感的人，在这种斗争中成了胜利者们的牺牲品！而壹些卑鄙，恶浊，不惜壹切手段阴谋害人的人们却成了正确的马列主义者。于是壹些怀著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图的人们，便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据说只有他或他们才是正确的，于是便要求人们喊他或他们万岁！”

　　“……为了篡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袖，他要求全党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他把壹切持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等等的封号。他把党章践踏得狗屁不值，把党内民主消灭得干干净净，还企图消灭党内外壹切不同意见和异己。”

　　“这些年来有那么多人‘犯错误’。只有壹个人是永远正确的，那就是毛先生。不过壹切错误的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他。可是没有人敢说他不对。因为他有比上帝更大的无限的权威，因而他也就是真理。”“他五八年曾吹牛说‘再过壹年便可吃饭穿衣不要钱’，结果吃穿不仅要钱，而且还要许多种形式的‘钱’，比钞票更贵重的‘钱’（指各种票证——引者注）。”

　　“社会主义革命使壹切人丧失了私有财产，因而使壹切人丧失了个人自由，在这种制度下，依靠党，依靠国家，依靠集体才能生活，否则寸步难行。”“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

　　“在中国凡是国家不管的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国家壹伸手，那就立刻供应不上了，立刻就要排队了。因此人们希望他们不管，但是他们几乎是什么都要管，(但只要他们壹管，东西立刻就没有了)即使因为管的太多而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然而他们还是要管。这原因据说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萌芽’，其实就是害怕人民丰衣足食！”

　　“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证明，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因此，看来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是不相容的。而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却是分不开的，从而也就可以知道，个人自由乃是私有制度的产物，而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基础了。”

　　?“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人民自觉的要求下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壹个命令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壹下子宣布壹切财产为全民所有的命令强迫下建立的。因此，它就不得不把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壹揽子包下来，在这种情形下，六亿人民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壹切都要听命于政府，听命于领导，听命于共产党。”

　　在常州期间，蔡与壹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其中有同他壹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他们的言行引起了有关方面注意，先是列为“政治案件”，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上了沉重的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壹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将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

　　张师亮

　　张师亮，河北省易县人（壹说涞水人）193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同年留学日本。1936年回国，先后在几所大学校教书。1949年以后在甘肃师范大学任教。1965年秋，在学术讨论中他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壹些阶级胜利了，壹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不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讲阶级斗争，就丢掉了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他这个观点壹出，立即遭到历史系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初，进驻师大的省委工作团组织群众对他进行批判。他指责工作团把正常的学术争论提高到政治问题，是“对我实行专政”。在历史系的壹次批判会上，他站起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工作团欲擒故纵，让他把话说完。张教授不知道工作团的阴谋，整整讲了壹天。张师亮被扣上了反工作团、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帽子。1970年3月17日，张师亮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宣布他死刑的时候，他挣扎著想站起来，但很快压了下去。这位坚持正确学术思想的老教授，连喊壹声冤屈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毛应星

　　毛应星，生于1921年，西南农学院毕业，兰州农校教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在甘肃夹边沟劳动教养。4年后回到农校，不久夫妻双方被下放到宁夏静宁县农牧站。文革开始后，看到社会上对毛的越来越荒唐的神化，她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哗从取宠，奴颜媚骨地宣传捧场”，“捧场者投革命之机，受损失的还是革命事业和革命人民，包括毛主席自己。”她认为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因此，她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从她家中抄出他哥哥留下的照片和邮票，其中有蒋介石的头像。成了罪证。抗日战争期间，其兄毛应斗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工作，与时在联大附中任教的杨振宁（后来的诺姷弥鳎┩�住壹屋。其间，曾参加西南联大组织的假期旅行活动，与杨振宁等壹起受到过地方军政首脑接待并合影。毛应斗喜欢集邮、收藏有壹些国家领导人肖像邮票。毛应斗赴美留学前，将自己部分私人物品（包括照片和邮票）交妹妹毛应星保管。1969年1月23日，毛应星被捕，7月1日被判刑5年，关押于甘肃省第四监狱，在狱中对文革现实及中国革命等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写下30多万字笔记。这些笔记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满。针对乱批、乱斗的现象，她写道：这“有利于资产阶级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的是老百姓。”针对“破四旧”，她写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谁否认这壹点，就壹定会受到历史的惩罚。”针对党媒对形势不切实际的美化，她写道：“这明明是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她还写道：“康生、陈伯达····对个人极尽谄媚之能事。林彪的文章和报告使人感到突出的就是歌功颂德，实际上是假崇拜，真丑化。”“壹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对其“罪行”的认定升级，4月9日，当局派人在狱中向毛应星宣布死刑判决。4月14日押赴刑场枪决忻元华

　　忻元华1934年生于浙江，1952年赴新疆从事铁路建设。1962年，他自学完了大学有关课程，还读了大量政治理论书籍。1963年他任哈蜜水电段的经济计划员期间，深入思考“三面红旗”直接引发的大饥荒，写下了很多笔记，他在笔记中写道： “既然错误和缺点是全国性的，而且继续了三年之久，这就明显地是指导思想的错误。各省、市在执行中央指示上虽然也有偏差，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问题是领导问题。”他给毛泽东写信，在信中把毛比作太阳，希望毛“承认自己是银河系中普通壹员”，“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挣脱壹切‘渴望’的魔爪，把自己放在壹个更高的水平上。”他先后向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48家报社杂志社，投寄了9封共177份陈述意见的信件和诗词。1963年7月3日，忻元华被捕。1965年，忻元华被判处管制三年，交群众监督改造。

　　1967年1月24日，在监督改造期间的忻元华交给了哈蜜水电段保卫股壹封信，这是忻元华写的第十封信。信中说：“祖国的上空笼罩著个人崇拜的阴云”，“两面派是在个人迷信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的普遍现象。”信中说，自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之后，“党内外有志之士都不敢说白话而说暗语了！”“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说假话的民族了。”信中说：“毛主席已经生活在歌颂的迷雾之中，脱离了现实世界，脱离了工农大众，这是比糖衣炮弹还要厉害千倍的糖衣炮弹啊！”他坚信：“笼罩著整个祖国上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的乌云，必将在空前觉醒的亿万人民风暴的冲击下，迅速地被驱散，壹个无限美好的祖国，已经在微笑地向我们招手。”

　　保卫股将信交给铁路哈蜜公安段以后，第二天忻元华就被游斗以后拘留。在无数次审讯中，他把审讯厅变成宣传他的思想的场所。1970年5月13日，上面批准了对忻元华的死刑判决。5月30日，他们对忻元华作最后壹次审讯。忻元华镇定自若，坚定地说：“谁是谁非，历史将作出正确的结论！”1970年5月30日，忻元华在新疆被枪决。

　　丁祖晓

　　文革中，掀起狂热的造神运动，开会前跳“忠字舞”，讲话前向毛泽东“表忠心”，每天站在毛泽东像前瞻“早请示”、“晚汇报”。在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县，家家升起了“忠字旗”，户户挂起了“忠字匾”，村村树起了“忠字碑”，过去安放神龛的地方变成了“宝书台”，供上了“红宝书”。还把“早请示”、“晚汇报”等表忠心的五项宗教式的程序称为“五个第壹”，要求大家每天必做。女社员丁祖晓和她姐姐丁祖霞不满意这些作法，写传单散发，批评“忠”字运动：“这‘五个第壹’是不是毛主席要做的？还是哪壹级干部为了献媚而做的？”“这像封建社会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帝王，天天朝拜。”“每天喊7亿或14亿声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也不会真的活到壹万岁。”“吃饭时也做‘五个第壹’，把饭菜盛齐摆上，做了‘五个第壹’再吃，这又好笑又好气，毛主席还没死，就把他当死神来敬奉，太不应该了。”她呼吁：“壹切正直的革命人们，清醒头脑，不要受骗，不要甘心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1969年7月5日深夜，丁祖晓被捕，不久，她姐姐也投进了监狱。下乡女知青李启顺，得知丁祖晓受到残酷的折磨，就刻印了《告革命人民书》，为丁祖晓辩护，说丁祖晓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并和她妹妹、17岁的李启才深夜到县城散发。李氏姐妹很快被逮捕。1970年5月8日，丁祖晓被枪毙。李启顺则被“借”给吉首县，在吉首游街示众后遭枪杀。丁祖霞被判20年，17岁的李启才判了十年徒刑。

　　马绵珍

　　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于1970年1月张贴了壹张批评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的大字报，被警方拘留。此后成为阶级斗争的样品，被贵阳市各单位轮番“借”走，接受“革命群众”批斗。2月25日，她被“借”到了贵阳市糕点厂。在该厂的批斗会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号，当场被击倒，嘴里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后，被正式逮捕。逮捕后她就开始绝食，省革委会当局指示公安局壹定要让她活到枪决的那壹天，强行给她鼻饲。5月10日，当局在贵阳春雷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公审大会，将她拉去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宣判会结束后，马绵珍又被拉上卡车满城游街。直到下午四时才被拉到郊区野地，按成跪姿，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给她最后惩罚，死时年仅30岁。执行前，因怕她呼口号，竟给她嘴里塞上弹簧。

　　林舜英李立荣母女

　　1970年的12月10日下午，南京五台山露天体育场，十万看客又壹次席地而坐。在被绑上审判台的死刑犯中有壹对母子：26岁的李立荣和他60岁的老母林舜英。他们因“现行反革命”罪同时被处决。母子罪名雷同：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十年之后，南京市中级法院给这母子二人的平反结论：“经查，所谓反革命活动，并无事实，应予否定。所谓攻击言论，主要是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不满，只是其中说过比喻不当的错话。因此，原以反革命论处显属错判。”

　　吴晓飞

　　1970年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壹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壹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说文革对刘少奇的迫害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施大伟

　　西安第八设计院技术员施大伟，因对林彪、江青不满，对1957年至文革期间的壹些方针、政策进行议论，1970年3月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这家设计院是第壹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院，位于西安和平门附近。本书作者1970年在西安第八设计院墙上看到“枪毙反革命分子施大伟好得狠！”的巨幅标语，壹笔工整的宋体字，显然是工程设计人员的杰作。本是同根生的工程设计人员却说同类被杀害“好得狠!”令人震惊。

　　余正常

　　西安市卫生宣教馆美工余正常，仅因为保存部分名人字画及自己创作的写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保存黑画、利用黑画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由，按反革命罪处以死刑。

　　陈耀庭谢聚璋

　　陈耀庭，江苏吴县人，江西赣南医学专科学校教员。从1966年到1967年，他与妻子谢聚璋壹起匿名寄出十多篇文章，批评文革。1967年7 月，他们寄出的信件被定为“特大反革命案件”在全国各地追查。1967年12月，陈耀庭被捕，1968年2月，谢聚璋被捕。1967年3月16日，陈耀庭被判处死刑，四天后被枪决。谢聚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71年7月11日死于江西劳改农场。

　　石仁祥

　　石仁祥，1942年生于安徽和县，1964年参军，1966年调西藏某部队任文书。他对林彪的“5·18”讲话写下了评语：“这个讲话举出了壹些中外政变的例子，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随意解释，存在著‘英雄造时势’的反动观点，是壹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的掩盖下的反革命‘白皮书’。” 1968年4月退伍到安徽和县水利局工作。他写了《致中共中央的壹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列举了林彪的28条罪状，信中说:“林彪打著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在信的末尾无畏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革命战士石仁祥。在毛的生日1968年12月26日，他将这封信分别寄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和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和他原来所在的部队。

　　1969年1月6日，南京空军保卫部派出2名军官到安徽，向省革委会和人保组传达吴法宪对石仁祥信的口头指示：“这是壹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组织专人立即侦破，及时查清，查清后必须依法惩办，并查清这封信的扩散面，肃清流毒，不准再扩散。”1月8日下午石仁祥被捕。他在狱中在墙上写“打倒林彪”的口号。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公审处决时他的喉管已被割断，乡亲们听不到他最后的声音。

　　徐惠昌

　　上海人，因为他家只有这壹个儿子，家里不让他上山下乡，在家待业。他喜欢音乐，学油画，读壹些俄国和欧洲的壹些古典作品，他把普希金的《叶普根尼·奥涅金》这本书全部抄下来。他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思考了壹些问题。他收听了台湾《中央电台》的广播，里面说妳们如果有什么情况要反映的话，可以写信到香港的ＸＸ号信箱。十八、九岁的徐惠昌，不知道信寄不出去，按照广播上讲的地址写了三封信，内容是关于上海街道和壹些部门为了接待黑格，准备尼克松的到访，清理街道，要求基层对地富反坏右和精神病人严加控制，把他们集中起来管理，把出身不好的流放边疆，…写的都是事实。署名“李明”。

　　信寄出后很快被截获，被定为“李明反革命匿名信事件”，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不过就是向海外新闻媒体投稿，他的所作所为是新闻自由范畴里的权利。

　　周恩来知道此案后要求作为重点打击对象，下令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亲自到上海破案。公安局把那封信翻印，发给每壹个单位，叫大家查对笔迹，13天就把案子破了。

　　1972年9月30号，在虹口体育场对徐惠昌和其同案犯进行了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后沿著四川路、南京路、当时的西藏路，再转到天目路，沿共和新路，最后到闸北射击场枪毙。徐惠昌在壹辆卡车上，被两个警察架著。车上架著机关枪。徐惠昌挂著壹块很大的牌子，写著：“现行反革命犯徐惠昌”，在“徐惠昌”三个字上面打了壹个叉叉。他的头颈是被尼龙绳勒住的，脸像猪肝那样的颜色，舌头被绳子勒出来了。

　　徐惠昌被捕后，他父亲为了救儿子的命，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说是他自己写的，他父亲被判刑十年。后来死在监牢里。他母亲本来就是瘫痪的。他有个姐姐，姐夫原来是在空四军工作，因为他的事，就和他姐姐离婚了。

　　方运孚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重庆分行职工，在文革中，他向人坦露自己的观点：“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字字闪金光，他的行为将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千秋万代受人崇拜。” “壹打三反”中，方运孚被捕。经办者拟判15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20年，最后还是被枪杀。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多人被杀

　　1970年春节刚过，宁夏首府银川破获了壹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吴述樟、吴述森、鲁志立、陈通明、张维智、张绍臣等13名青年被捕。这个“反革命集团”就是“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这13位年轻人在1966年、1967年曾经满怀热情地参加文化大革命，随著运动的深入，他们感到迷茫，从运动中退出来埋头读书。他们是中学生，1968年都成了插队知识青年。吴述樟在宁夏山区西吉县玉桥公社范沟二队。他在小屋门前贴出了“茅屋通天下，残书达万里”对联。每到夜深人静，青年们就聚集在小茅屋里读马列著作。他们表示：“我们决不随波逐流，决不意志消沉！”1969年11月23日，他们以“认识真理、坚持真理，为真理的实现而斗争”为目的，成立了“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在两年时间内，他们带著文革中的现实问题，阅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等著，在他们的《学刊》上有20多篇读书心得。他们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写道：“禁止壹切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压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壹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取公开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地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壹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经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他们喊道：“打倒法西斯！”中共“九大”确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他们说，林彪像当年袁世凯壹样利用文革篡权。他们在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旁边批“放屁”二字。“共产主义自修大学”13人中，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15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8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3年徒刑；其余6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22岁的女青年熊曼宜在囚禁中自杀身亡。

　　福建“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30多人被杀?????

　　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1938年生，初小文化。土地改革中，他们家分了壹块土地，全家对共产党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了四百多口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却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1961年搞“三自壹包”，龙岩的农民才有了壹条活路。在文革中，他听说大饥荒救命的“三自壹包”是刘少奇搞的，就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充满了同情。1966年10月，他成立了壹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连。读过中学的青年农民谢永祺1960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的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密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要推翻毛泽东”，“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兴起学习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1967年5月，他们印发的口号是：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壹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缴公粮，拥护三自壹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6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坚持执行三自壹包、三和壹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幸福会”几乎成了半公开的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著“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入会。蒲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当局从1970年3月立案，列为打击对象。谢洪水、谢永祺等19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12人被逼自杀身亡，8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死。

　　山西“中国共产主义联盟”13人被杀

　　1970年3月28日，山西大同市公安机关军管会贴出布告，宣布了对所谓“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刑事判决。布告说，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劳改农场里分别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两个组织。他们“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65篇、反革命诗词300多首、反革命书信179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徐关增、王汝强、任大熊、刘世广、鲍明、常瀛清、任宗正、白微录、陈威权、曹介弘、吴国延、汤福玺、关焕章，共13人。其他人都判了长期徒刑。

　　他们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押犯的政治犯。徐关增，19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62年改判无期徒刑。王汝强，1958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经济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15年。任大熊：1957年时为北大数学系助教。整风时，他从图书馆借出刊有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的英国《工人日报》，与两位学生共同翻译后张贴在校园里供同学们阅读。反右时3人都被打成右派。任被判处无期徒刑。刘世广：1957年反右时为清华大学学生。被打成右派后，于1958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官方意识形态强力灌输，毒化了很多人的灵魂，加极权政治下的恐惧，在家中讲壹些和政府不同的看法，有的亲属也会举报。1970年2月13日，安徽省固镇县方忠谋和她的丈夫张月升、16岁的儿子张红兵在壹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方忠谋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张月升和张红兵非常恐惧，立即对方忠谋进行批判斗争。张月升对她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妳划清界限，妳把妳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方忠谋写完壹张纸，张月升就拿著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壹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揭发材料的最后写：“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军代表接到举报后来到家里，对著方忠谋踹了壹脚，她壹下跪倒地上。然后像捆粽子壹样，把她捆了起来。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的响声。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后枪决。张红兵回忆说：“当时觉得家里出现了壹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壹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1979年。看到报纸上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后，他们父子意识到：“我们做错了。”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但张红兵为此悔恨终生。

　　无辜的受害者

　　有壹些在“壹打三反”运动中的被害者不是思想者，而是壹些荒唐的原因惨遭横祸。

　　贵州榕江县忠诚小学教师莫定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抄录、剪贴了报章、杂志上发表的中、美、英、苏、法五大国首脑人物的照片、简介，中外名人的名言警句、诗词和重要历史资料。他将这些资料汇成了壹本集子，并命名为《黄金难买》。这本资料放在小学办公室的桌子上，老师、学生争相翻阅。1970年4月，在“壹打三反”高潮中，《黄金难买》成了反革命罪证。小学里贴满了大字报，批判《黄金难买》。广播中吼叫著莫定金钦的“滔天罪行”。接连几个月，莫定钦遭到多次批斗，头发被揪掉壹大把，遍体鳞伤。他忍受不了批斗，就偷偷出逃。3个月后壹天夜晚潜回家，壹群早就守候在外面的人冲进屋子，用泡过水的麻绳紧紧地将他捆住。县政法负责人立即赶到宣布正式逮捕。1979年9月29日，莫定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20年。在莫定钦劳改期间，回乡女知青、莫定钦的学生张友珍，帮助莫的爱人给莫写过几封家信，被扣上“勾结反革命”罪，多次被批斗。

　　1968年6月10日，安徽宿县石油公司壹名副科级干部酒醉后卧床吸烟，引起火灾，被烧成重伤，抢救无效，次日死亡。当时结论是灾害事故。1970年“壹打三反”开始后，派到该单位的工作组认为石油公司“清理阶级队伍”不彻底，需要补课，说死者是被他人有意放火烧死的，是“大贪污集团杀人灭口行为。”石油公司73%的干部职工受到残酷的刑讯逼供。全公司43人，22人被长期关押，3人被活活打死。经过2年审查，没有查出壹分钱的贪污事实，专案组并不死心，强令石油公司从银行贷款中提出2965.58元，冒充赃款，证明贪污集团存在。

　　湖南黔阳县高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想搞出点成绩升官，打死自家的狗后，向公社报告说狗被人毒死。公社书记正为揪不出反革命而犯愁，马上批评大队支部书记右倾，并责成副书记主持破案。副书记在大队部架起壹挺机枪，将社员抓去过堂。他声称揪出了壹个16人的“反革命集团”，枪杀1人，逼得自缢身亡2人打残二人，受株连者115人。

　　制造全民恐怖

　　“壹打”文件规定：“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鼓励杀人时制造深入人心的恐怖。为了达到这壹目的，在杀害被害者之前，对思想者进行残酷的折磨和羞辱。

　　方子奋是南京“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壹，幸存下来的他，40年后在回忆中写道：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当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记得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们脸上的那种愤懑、痛苦、恐惧、无奈、绝望的神色；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卒听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壹种动物被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刑车缓缓行进的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壹个听者的神经；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著车辆的颠簸在轻轻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壹样，它们正在向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信息；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著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那时我就在第7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壹直走到了今天，走了40个年头！

　　北京市的“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的壹个多月里，被分成小组，天天拖著沉重脚镣，戴著紧锁的手铐，分别被带到北京市内各处的万人大会上壹次又壹次斗争、示众。有的单位没有揪出反革命，就“借”别的地方的反革命到本单位开斗争会，肆意摧残。上海煤气公司青年技术人员桑伟川写文章为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辩护，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此后，全市各单位都向煤气公司“借斗”桑伟川，桑伟川被各单位游斗了290多次，然后押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

　　残酷地扼杀最后的声音

　　不仅是在民主国家，就是在专制国家，在执行死刑前得让他留下最后的话。有的还提供纸笔，让他写下留言。而在“壹打”执行死刑时，执行者却害怕死者发出最后的声音。为此，采取了种种令人发指的作法。

　　用麻绳勒喉管：蔡铁根1970年3月11日执行死刑前，他刚要申辩，执行人员就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这是各地杀人时常用的办法。

　　竹筒塞嘴：1970年10月，海南岛白沙县女医士官明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被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壹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

　　“压舌板”：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使用壹块木板紧压舌头，使其无法喊叫。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了压舌器，外面再扣上壹只口罩。

　　割喉管：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壹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也被刽子手割断了喉管。辽宁在处决张志新前，监狱当局割她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在下达处死张志新的命令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1971年初，新华社天津分社向记者们传达了壹条最高指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毛的这句话使大家震惊，震惊来自两个方面，壹是联系到“壹打三反”的现状，杀人太多了！另壹个是对毛的看法持怀疑态度:毛真的反对杀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杀人，毛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当然这只是心里想的，不敢说出口。

　　后来查到了壹个文件，即《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以“中发（1971）20号”（1971年2月26日）。在这个“会议纪要”的第壹部分中有这壹段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至1971年2月11日（开了整整两个月）。毛的这段话是在公安会议之前说的。12月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周说：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看来，周恩来是转述毛的话。

　　毛下达这个指示的时候，九届二中全会刚开完不久，他面对新的对手是林彪集团。他的这个指示是防止杀人过多干扰了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他的这壹指示，“壹打三反”就降温了。

　　斯大林对反对者施行大规模的屠杀，后果严重。毛泽东和斯大林不同，延安整风审干时毛提出“壹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但并不是不杀人，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亲自代中央多次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但毛泽东对杀人还是比较谨慎的。1959-1960年，信阳地区饿死100多万人。在处理“信阳事件”时，农民痛恨在农村作恶的基层干部，李先念说：“对这些人要杀壹批，关壹批，管壹批。”王任重说：“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壹批不可。”但在毛的干预下，壹个也没有杀。原来决定只杀壹个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毛泽东却让判死缓。

　　毛泽东不主张杀人，但他缔造的制度、制定的政策是“杀人”的，而且是大批“杀人”。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最高指示下达后，“壹打三反”的势头削弱了，但“杀人”并没有停止。就在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在肯定这场“壹打三反”的成绩的同时，要求“继续抓紧‘壹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壹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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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

　　这里说的集体屠杀，是指在文革中成批处决没有抵抗能力的平民。组织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大都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中共基层的党团骨干分子。因此，可以说这是基层政权的统治者对他们治下的臣民的杀戮。

　　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有些地方发生过集体屠杀，如本书介绍过的青海军区赵永夫对群众组织“8·18”的大屠杀。此外，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为了尽快建立和保卫已建立革委会，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又发生过大规模的集体屠杀。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助理教授苏阳，利用县志对文革中的集体屠杀规模进行了分析研究。他将壹次杀死10人以上定为集体屠杀。1966年的中国大约有2,250个县。他选取广东、广西和湖北3省共计235个县作深入研究。广西自治区所辖县共计83个，他选取了样本县65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78.3％；广东省所辖县共计80个，他选取样本县57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71.3％；湖北省所辖县共计72个，选取样本县65个，样本县所占比重为90.2％。

　　在他所掌握的广西65部县志中，有43部（占66%）记录了该县发生过集体屠杀，其中有15个县记录的死亡人数超过壹千人，又以武鸣县为最，死亡总数高达2,463人。广西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526人。他研究的广东省在57个县志中有28个县（49.1%）记录了过集体屠杀，其中有6个县的被害人数超过壹千。广东发生过集体屠杀的县平均死亡数为278人。湖北省有38个县志（在他研究的样本县中占60%）报导了受迫害期间挨过打的人数过千，其中很多人落下了终生残疾。但未导致集体屠杀。

　　县志是官方的出版物，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很多县志掩盖了大屠杀，即使记载的大屠杀数只能是最低数。苏阳依据县志的研究结论，当然是最低数。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沉痛地指出：“在并非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壹国之内在十年之间发生了多起大屠杀，这是民族的耻辱；而国民对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识无睹，这是另壹重耻辱；对这耻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辩解，则是再壹重耻辱。”为了洗刷耻辱，让我们回顾这段痛史，总结集体屠杀的惨痛教训。

　　北京郊县大屠杀

　　1966年8月，北京老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迅速由城里扩散到郊县，在北京的昌平县和大兴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1966年8月27日，昌平县公安系统传达谢富治前壹天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民警要站在红卫兵壹边”，要“把‘黑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有的民警就向红卫兵组织介绍了当地“黑五类”分子的情况，同时也讲了谢富治“打死人我们根本管不著”的讲话精神。于是，昌平县开始行动了，由最初打杀“表现不好”的“黑五类”分子，发展到消灭壹般的“黑五类”分子，直至乱杀家属。十几天时间，全县24个公社就有14个公社打死人，总共打死327人。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在中越公社和黑山寨公社。

　　8月27日，中越公社公安局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布置“扫四旧”。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偿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壹行动。当晚，燕丹砖厂传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为防止暴动，打死了“黑五类”分子4人。公安局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在电话会议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的消息传到黑山寨公社以后，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同壹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杀人者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几个月大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18人。

　　大兴县杀人数比昌平县少3人。从29日到31日，共杀死324人（男232，女92）。被杀者，最大80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绝。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8·31事件”。

　　大兴县有13个公社进行了屠杀，杀人的借口是马村的“阶级敌人暴动”，杀了贫下中农，所以我们也要把他们杀光。实际上，“阶级敌人暴动”子虚乌有。

　　大兴县的打杀也是从传达谢富治的讲话开始的。县公安局根据谢富治的讲话精神和市局“支持红卫兵，保卫红卫兵”的指示，在局务会议上决定，由治安科副科长张某负责联系红卫兵。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9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成立了指挥部（设在黄村派出所），划分了战斗组，对屠杀对象的居住地区进行了分片包干。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壹天，黄村公安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派出所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狠打，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审随杀，随杀随埋，“壹条龙”行事。最后还是北京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三赶到，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大兴县动手最晚、杀人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这个公社指挥杀人的是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九人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因为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著，也险些遭杀。靠近公社的六个生产大队采取行动，它们分别是：黎明、中心、昕生、红升、杨各庄、东黄垡，其中黎明杀人最多。

　　8月29日晚，在公安局张某的支持下，高福兴和胡德福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秘密会议。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德福当场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壹行动，是“拔尖子”还是“壹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与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1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同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56人）。这天夜里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棍棒打、铡刀铡、绳子勒，对婴幼儿更残忍，用脚踩住壹条腿，用双手抓住另壹条腿，使劲往上壹提，孩子就被撕成两半儿。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各地杀人的程序都相似。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壹个个叫出去，出去壹个杀壹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大辛庄公社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壹人用铡刀铡了十六个人，自己也累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壹口深井里，直到井快塞满了。几天后，井里往外泛著白沫和恶臭，村里人把壹部分尸体捞出来，埋在苇塘，然后把井填了。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壹片苇塘里。后来，干脆用绳子套在活人的脖子上往苇塘拖，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就断气了。

　　在马村，有壹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铲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无奈地说：“壹会儿就不迷了。”

　　北臧公社的屠杀行动要早于大辛庄，从66年8月27日就开始了。有三个大队杀人，它们分别是：新立村杀死53人，马村杀死34人，六合庄杀死11人，共计杀死98人。

　　屠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壹家院子里，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有两辆小推车往院外运尸体。审问者凶神恶煞，耀武扬威，个个手持木棒、铁棍和钉著钉子的三角皮带，他们高声逼迫被审者交出“枪支”、“地契”、“变天帐”；只要说没有或者不吱声，凶器就会伴随著呵斥声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车外运，没被打死的，倒地呻吟。

　　西白疃大队的干部反对屠杀。大队书记是李树清（女）参加了公社“九人小组”召开会议，会上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份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李树清回到大队，已经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他说：“咱们大队的五类份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壹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壹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世代贫农，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本来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

　　昌平和大兴的滥杀无辜，震动了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9月1日北京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事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9月2日，市委下达“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壹切打死人的现象。”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此后的北京，虽然还有打死人的事，但大规模的打杀风潮总算遏制住了。

　　事后，对杀人凶手的处理得很轻。大辛庄公社的祸首高福兴、胡德福分别被判8年徒刑（另壹种说法是判14年，在“干校”的6年抵刑期，而且提前释放），出狱后还享受著退休待遇；黎明大队书记杨万杰被判8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8年徒刑，出狱后两、三年病死；东黄垡大队文革主任被判监外执行。

　　湖南道县大屠杀

　　1986年，我的湖南朋友谭合成由于工作关系，接触到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此后，他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士，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这场大屠杀关键人物。谭合成写成了书稿《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纪实》，应他的请求，我为这本书写了前言并介绍给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版。我认为他的书是可信的，这壹节的资料来源是他这本书。

　　湖南道县有壹条的河叫潇水，潇水穿过道县县城流进双牌水库，再流入湘江。1967年8月， 大屠杀的高潮时候，每天有几百具尸体流过道县县城，有人统计，平均每分钟1.6具。恶臭的尸体进入双牌水库，拥堵大坝水道，水电站半年不能发电。尸体使水库变了颜色，水面上浮看壹层腥红的油膜。水库恶臭薰天，几里外都能闻到。壹具具肿胀得像水牛壹样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单独漂流，有的被绳索或铁丝串在壹起。有十几具尸体围成壹个圈浮在水面上，远远望去像水上开了壹朵花。原来这十几具尸体是被壹根铁丝穿琵琶骨串在壹起。

　　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3个公社，占当时区、社总数的100%。死亡人数4519人（其中自杀的326人）。被杀绝的有117户。按当时阶级成份分，被杀的4519人中，四类分子占41.4%，四类分子子女占49.9%，贫下中农占8%，其它成分占0.7%。按职业分，农民占95.2%，教员占3.19%，国家干部占0.38%，其他为医生、工人等。受道县的影响，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也不同程度地杀人。全地区包括道县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杀人的手段有十多种：1，枪杀；2，刀杀；3，沉水；4，用炸药炸死；5，丢进岩洞或废弃的矿井；6，活埋（很多是埋在废弃的红薯窑里）；7，棍棒打死；8，用绳子勒死；9，火烧死；10，摔死（主要用于孩子）。这十种还不能包括杀人者的创造性和残忍性。开膛剖肚、挖眼割舌、先奸后杀，乃至将梭标捅到阴道里、将四肢钉在门板上凌迟处死等，清溪区柑子园公社将壹名富农分子捆起来丢进壹个废弃的石灰窑里，盖上生石灰浇上水，利用生石灰熟化过程发出的热将他烧死，还说这叫“石灰烧鸡蛋”。

　　寿雁公社寿福大队有壹个叫何明德的人，因搞“投机倒把”被定为“坏分子”，杀何明德的头壹天晚上，大队文革主任何庆辉代表大队党支部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找何明德的两个儿子何昌保、何壹功谈话：“明天要杀妳老子，妳敢不敢革妳老子的命，杀了他？”何昌保胆小，吓得混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何壹功马上表态：“我革命！我革命！我壹定和我老子查清界线。”第二天杀人时，就由何壹功亲手将他父亲处决。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也有威逼地富子女亲手杀死生身父母的案例。

　　道县在文革中出现了势不两立的群众组织，壹个是“红联”，另壹派是“革联”。“红联”与当地政权有著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中的多数人出身好，是既得利益或者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依靠对象，倾向于维护政权。所以，“红联”拥有当权者和整个乡村政权的支持。“革联”主要是由青年学生、青年教师、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和少数干部组成，有不平遭遇经历的人比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具有反抗精神。“革联”在县城的势力比较大，第二中学是他们的据点。“红联”在县城处于劣势，但他们在县武装部的支持下，还掌握著道县的政权和广大农村。“红联”将总部从县城大院搬到营江公社，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营江和二中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中心。

　　“红联”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他们把斗争矛头对准四类分子。严惩四类分子，符合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风险。当时还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8月大组织，9月大暴动，10月大屠杀”、“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壹半。”还造谣：革联总部二中是四类分子的窝子，二中里挂了蒋介石的像，游行时喊“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台湾的空降特务躲在二中里指挥。这些谣言是通过正规渠道向下面传播的。于是，“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成了民兵的指导思想。道县屠杀四类分子还有壹个背景，那就是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时候，道县拾到过台湾空投的传单。大屠杀前，县里开了三次会，县委领导提出：凡是有风吹草动，就把四类分子统统杀光，让蒋介石的人来了找不到壹个带路的。

　　1967年道县派性斗争虽然激烈，也发生过武斗，但是，县、区、公社、大队的权力组织依然存在，大体上也能运作，特别是县武装部有著解放军的身份，处于支左的地位，实际掌握著大权。县级领导干部和武装部暗中支持甚至鼓动杀人。8月26日至28日，在营江的“红联”总部召开“政法干部工作会议”以后，8月28日到9月1日，形成了杀人高潮。唐家公社这五天杀了100多人。杀人前得到营江负责人的同意和鼓励后，各大队召开了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民兵队长、贫协主任“四巨头”会议，壹方面讲阶级斗争，部署杀人，壹方面部署“双抢”工作，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各公社在杀人之前，都有壹个动员和酝酿过程，动员和酝酿都是基层政权主导的、而且是用以往的行政运作方式进行的。8月26日，午田公社午田大队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13人集中控制起来，其中壹个叫朱景文的地富子弟死赖著不走，就当场杀死了。大队民兵营长朱报生打电话请示公社书记熊礼衡，说：我们已经开了会，拟定了要杀的人的名单。他还把这些人的成分壹壹作了汇报。熊礼衡回答前先念了两条毛主席语录，然后说：“妳们决定要杀哪些人我不作主，但要注意政策和策略，要把子女和分子分开。”朱报生放下电话就召开有11人参加的民兵、干部会议，决定对五个子女宽大，对其中壹个平时不听招呼的子女朱牛仁杀掉，共杀6人。27日，召开全大队群众大会，将要杀的6个人捆绑跪在台上，朱报生主持大会，宣布6个人的罪状，然后发扬民主，让大家举手表决。他念壹个名，问大家：“同意不同意杀？同意就举手。”所有的人都喊同意，都举了手。民兵就将这6个个人牵到后山上用铳打死。

　　梅花公社杀人具有典型性，壹是紧跟上级，营江开壹次会，梅花公社就杀壹次人；二是杀人时声势浩大，每次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对被杀者进行批斗，由贫下中农协会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罪状”，然后浩浩荡荡地押赴刑场“执行死刑”。8月29日，梅花大队最后壹批杀了三个人。在决定杀人的会上，治保主任何国庆、文革主任何桃安和大队干部吴德学三人提出了杀文尚易和他的儿子文守福。为什么要杀文尚易？因为在四清中文尚易批判了吴德学。为了防止文尚易的儿子文守福将来报仇，就将文守福壹起杀掉。但文尚易是贫农，只杀贫农不好交待，于是就搭上了富农莫德生。杀文尚易时何桃安有点犹豫，就请示公社领导廖隆国，廖回答说：“贫农又不是红色保险箱，该杀的还是要杀。”吴德学、何国庆等将三个要杀的人捆在壹起，中间放好炸药。点火以后轰的壹声响，文尚易和莫德生血肉横飞，当场毙命，文守福被炸掉了屁股，痛得在地上打滚。吴德学上去把文守福的两个眼珠挖了出来塞进了文的嘴里。

　　到了8月29日，小甲公社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只有公社所在地的小甲大队还没有动手。这是因为，8月24日开会讨论贯彻公社的“杀人会”精神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壹是，杀猪还要上面批个条子，杀人恐怕也得有个文件，等上面来了文件再动手也不迟，反正四类分子已经圈起来了。二是，把四类分子都杀光了，以后派工就难了，那些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派谁去做？8月27日，小甲大队治保主任接到公社督促杀人的电话后，又开了壹次会，意见还是没有统壹。几个大队干部甚至说：“公社要杀，让他们来杀，我们不杀。”公社领导气坏了：“这还了得！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竟出现了‘土围子’！”第二天，公社派出壹个排的基干民兵，由武装部长廖隆久亲自带队，帮助小甲大队“革命”。将12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用绳子捆在壹起，中间放上壹大包修水利的炸药，壹点火，，轰的壹声，大块大块的血肉像雨壹样落下来。没有炸死的哭爹喊娘，满地乱滚，廖隆久命令民兵用锄头、大刀壹顿乱砍·····小甲公社共杀死237人，让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到阶级斗争第壹线“刺刀见红”，争取“火线入党”。

　　祥霖铺区有壹位“铁姑娘突击队队长”，她身材高大，膀濶腰园，力气大，干活从不偷懒。1965年在修西源水库时，她带领“铁姑娘突击队”在劳动竞赛中超过了男人，成为全区、全公社的标兵。1967年8月，大队开杀人会议时，领导说：“这个任务就交给铁姑娘突击队吧！”铁队长站起来说：“保证完成任务！”为了完成任务，她事先把大砍刀磨得锋快。但到杀人时，其他铁姑娘都退缩了，她只好壹个人上阵。被五花大绑的“阶级敌人”在杀场上壹字排开，等待她处决。她走到壹字长蛇阵的右边，举起大砍刀，稍微比划了壹下，手起刀落，“嚓”的壹声，壹颗人头应声落地。人倒下去了，鲜血从头腔里喷出，壹点没有溅到她身上。壹会儿功夫，十多颗脑袋都滚到地上。这时，刀卷了口，越杀越不顺手，杀到第16个时，刀被骨头卡住了，连拔两下拔不出来。铁队长用脚蹬住这个“阶级敌人”的肩背，用力提刀，刀拔出来了，壹股血直冲她脑门喷过来，弄得她满头满身都是血，头发都被血沾成壹块。两个还活著的“阶级敌人”早已吓倒在地。铁队长壹手抓住他的头发，壹手挥刀，像砍柴壹样，把脑袋砍了下来。铁队长杀了18人的时候，刀从手上滑落，全身无力地瘫在地上。后来，铁队长的男朋友在部队里当了干部，结婚以后，她作为军人家属到了广西。1980年代“处遗”工作组把她从广西找了回来，问及当时杀人的动机，她回答说：“我觉得这跟生产队里出工壹样，不能出工不出力！”

　　唐家公社唐家大队有壹个杀人凶手，名叫雷康古，用马刀砍了36颗人头，夺得了全县杀人冠军。处遗工作组进场后，发现这个数字有浮夸，经逐壹落实，他只杀了18个。他为什么要浮夸呢？是为了多领“手续费”。当时道县每杀壹个人给刽子手2元到5元的报酬，也有记工分的。

　　唐家大队有壹个23岁的地富子弟叫胡祥贤，人比较老实，干活也很卖力气。当时生产队干部说：“这个就不杀了。”但他妻子长得漂亮，惹得壹些人眼红。壹个名叫熊天苟的贫农老光棍看上了她，坚决要求杀胡祥贤，这种杀人夺妻的事情在道县有40多起。胡祥贤被杀以后，熊天苟美滋滋地准备当新郎官，有两个贫农光棍跟他争夺这个漂亮女人。熊天苟说：杀地主时妳们躲在鹅毛山上，现在分果实了，妳们下山摘桃子。三个人差点打起来了，熊天苟壹生气，壹刀把女的杀了。

　　有的基层干部利用这次镇压阶级敌人的机会实施报复。清塘公社月岩大队在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贫农女社员曾保保揭发过贫协主席陈智才等人的问题，在“杀人风”时，陈智才等人将曾保保杀害。当时曾保保怀有6个月的身孕。曾保保向陈智才等人苦苦哀求，请他们等孩子出生后再杀。陈智才说她是缓兵之计，壹刀剖开了曾保保的肚子，胎儿翻了出来还在蠕动。

　　清溪区柑子园公社红星大队，贫农社员唐从蛟，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揭发了大队支部书记唐共求、民兵营长唐福洪、第六生产队队长唐进学等人贪污集体财物、多吃多占的问题，在1967年“杀人风”时，唐共求、唐福洪、唐进学等人藉口唐从蛟之子参加了“革联”，是反革命，将唐家9口人杀绝，包括不满周岁的孙子和怀孕即将分娩的儿媳。

　　1967年8月19日，上关区富塘公社主任丁天志参加了区里的“战备会议”后，回来的第壹件事就是将“地主兼历史反革命”熊贯益抓起来。8月23日，用炸药让熊贯益的身体变成了“天女散花”。杀死了熊贯益以后，目标就是19岁的美女梁先莲，她是地富子女，不仅漂亮，而且聪明伶俐。8月18日，上关区武装部长刘厚善等人说梁先莲参加了“反动组织”革联，到“二中”接受了反革命任务（其实，她没有参加“革联”，也没到过二中），把她抓到上关区民兵自卫队审讯。审讯没有结果，区里就将梁先莲交给东阳大队处里。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决定判处梁先莲死刑。8月26日，梁先莲惨遭多人轮奸之后，身体捆绑炸药点火做了“天女散花。

　　? 8月26日上午，蚣坝公社沿河塘大队文革主任贺新昌让民兵将21名四类分子捆绑起来，押送到壹处叫葫芦岩的地方。这里有壹个深不见底的石灰岩溶洞。贺新昌叫壹个名字，民兵就牵壹个到洞口，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标、棍棒之类将人打昏后，丢进溶洞。有的人丢进溶洞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喊。贺新昌让人将稻草点燃丢进洞里，还不放心，就拿来壹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后丢进洞里，壹声沉闷的巨响以后，贺新昌等才放心离开。他们接著议论著：“地富分子都杀了，他们留下的老的小的怎么办？”“让生产队养他们，那不是负担太重了？”“留著小的，将来报仇怎么办？”贺新昌请示公社和区里以后，决定将这些老的小的全部杀掉。这壹次不是丢溶洞，而是沉河。他指挥民兵准备了壹条大木船，每个老人和孩子身上吊壹块大石头，将船划到河中间，壹个壹个丢进了河里。沿河塘大队共杀死52人，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这个56天的孩子还没有起名字，他母亲叫张秀华。她72岁的婆婆、37岁的丈夫、13岁和3岁的两个儿子全都被杀，只剩下她和56天的小儿子。祖宗三代是贫农的蒋癫子想让张秀华作他的妻子，就向领导提出:“是不是把秀华留下来？”周书记同意，还表示：“凡是嫁给单身贫下中农的，给改成份。”周支书这个土政策壹出台，村里好几位年轻的“地主婆”保住了性命。蒋癫子保住了张秀华这条命 ，现在该享受胜利果实了。他闯进张秀华家里，拖著张秀华上床，张死死抱著孩子。蒋癫子觉得这个孩子碍事，就从张秀华手里夺走孩子，壹口气跑到河边，通的壹声将孩子投进了河里。张秀华早已吓呆了，像木头人壹样任他摆弄。

　　1967年8月28日，油湘公社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芳乾从公社里开会，公社领导批评在“抓阶级斗争”中，油湘公社落后了。他领导的跃进大队只杀两个人，拖了全公社的后腿。何芳乾的工作过去是不落后的，公社的批评对他震动很大，回来当晚就召开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决定将61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杀掉。壹下子杀这么多人，怎么杀法？石头山水库附近有三眼窖，把这些人放进窖里壹填土就行了。第二天壹早，何芳乾带队押著61.5个被杀对象（其中壹人是孕妇，算壹个半人），向石头山水库走去。到了目的地，简单地开了壹个群众大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1人死刑。然后用大刀壹阵砍杀，不论死活，推下窖里。又将稻草淋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烧了壹阵盖土掩埋。事后，何芳乾非常兴奋，到处表功：“老子杀得混身是血，成了个血人。”这个“血人”后来被提升为公社书记。

　　道县愈演愈烈的大屠杀在湖南省以至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中共中央、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和支左的47军开始关注。省革筹、47军多次打电话给零陵军分区和道县武装部，询问杀人事件真相。道县“红联”营江指挥部于8月26日到28日，召开了为期三天的“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屠杀问题。然而，这个会议却变成了动员屠杀的会议。会后出现了又壹次杀人高潮。在会后五天内全县共杀2454人，占杀人总数的54.5%。因为这个会议还肯定成绩，说前壹段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是“民主革命补课”。会上提出“不准滥杀”，“罪大恶极的可以杀壹两个”，有的公社听说要制止杀人，就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紧时间搞他几个！”“要杀就快杀，不然就没机会了。”

　　1967年8月29日，47军6950部队（炮兵团）进驻道县制止杀人。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筹联合发出紧急通告。通告说：“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是非法的，必须坚决取缔。对少数杀人坏头头及其主谋者要严加追究，依法惩办。”紧急通告发出当天湘南各县连夜翻印张贴，并用飞机抛撒。47军还派出多个工作组到各地制止屠杀。到9月下旬基本没有杀人了，最后壹个被杀的是仙脚区桥头公社上坝大队中农何余祥。因为大队长易长进想占何余祥的房子，何余祥又同民兵队长唐贵庭为壹些小事结过仇。易长进和唐贵庭二人捏造罪名，说何余祥参加了反动组织“中国自由党”，10月17日，他们二人把何余祥拉到马鞍桥，用鸟铳把他打死了。

　　江西瑞金大屠杀

　　江西省壹些地方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壹级，称为“民办枪毙”。公社、大队干部想杀谁就杀谁，不必立案，不要证据，不必审批。根据可靠统计，兴国县杀了270多人，瑞金县杀了300多人，于都县杀了500多人。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等。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瑞金县壹个干部到支左指挥部反映，22日县里召开了各公社专案组长会议，强调深入开展“三查”，大反右倾，学习广东壹些地方的经验，权力下放，搞“民办枪毙”。敌人很猖狂，他们要杀我们，我们怎么办?要拿出成绩向国庆节献礼。会议结束后，23日上午，律阳公社就杀了7个人。他说，这个杀戒壹开，不得了。公社、大队干部可以随便杀人，他们想杀谁就杀谁，不要立案，不要证据，不要审批。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对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制止，几天之内，可能全部杀光。

　　1968年9月26日（星期四），瑞金县今天继续来人向支左部队反映该县搞“民办枪毙”，乱杀多人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3日、24日两天之内，全县各公社、大队大约杀了120多人。大多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暗杀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杀人的方法除了枪毙外，还有用石头砸、木棒打、刀子捅的。有的把人杀死后，推到悬崖下，连尸体都找不到。真是骇人听闻!

　　1968年10月22日（星期二），群众专政组组长庆贺壹行三人，去瑞金县调查“民办枪毙”，乱杀人的问题，共去了10天，昨晚归来。

　　他说，瑞金县各公社9月23日起至10月7日上，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有40多人是地富子弟，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四类分子。都是以现行反革命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名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害的。

　　9月23日，杀34人；24日，杀90人；24日晚，县革委会徐主任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即召集各公社干部开会，叫坚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又连续杀了3天。25日杀15人，26日杀16人，27日杀19人。到28日才基本刹住车。

　　瑞金县这次搞“民办枪毙”的，共有8个公社壹个镇。其中杀得最多的是律阳公社，共杀了89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壹半。这个公社从解放到现在才枪毙34人。这次杀人相当于过去的两倍半还要多。

　　广西大屠杀

　　中央调查组成员、公安部干部晏乐斌著文说：1984年1月，我们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组行将结束，自治区“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报上来的数字是，全区“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数有89700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000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南宁地区14个县，死人在千人以上的就有8个，宾阳县就死了3777人。另外，全区失踪二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三万多人。也就是说，89700人当中，有79000多人是有组织的集体屠杀的，占死亡人数的88%。这还没有考虑失踪和无名无姓的死者5万人。自治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杨志庆向中央调查组反映，商业部门发布票，1969年比1967年少了13万人，区直属机关壹些比较负责的同志说死亡20万人。也有人说全区死亡四五十万人。中央调查组认为死人最少在十万以上。就按十万人计算，就有8万人是被集体屠杀的。

　　据中央调查组的统计分析，死人的情况是：有组织的屠杀死的多，武斗死的少。造反派“4·22”死的多，掌权派“联指”死的少。如，马山县死亡的1262人中，“联指”成员死仅4人。临桂县死亡的1865人中，“联指”成员只有3人，是在武斗中打死的，其余1862人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杀死的“4·22”群众。武鸣县葛阳大队杀死73人，壹个“联指”成员也没有。

　　1967年春到1968年春。在农村颳起“红色风暴”，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庭”杀了壹批“地、富、反、坏”分子和“4·22”成员。

　　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日，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以民兵营长黄天辉为首，将该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女７６人，集体坑杀于蛇形黄瓜弄。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和的贫农出身的妻子有两个分别为１岁和３岁的孩子，刘在被逼跳下坑去之前向民兵营长黄天辉求情：“天辉，我有两个仔。政府能不能把壹个判给我老婆？我抱壹个跳下坑，留下壹个给我老婆。”黄天辉说：“那不行！”结果两个孩子全部活埋。７月至１２月各公社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法庭”。全县枪杀８５９名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灵山县谭礼大队民兵排长黄培立召集民兵统壹行动，把全大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杀死。

　　除了对“四类分子”这些政治贱民进行大屠杀以外，广西大屠杀规模最大、杀人最多是与广西文革进程有关，为了建立壹派掌权的革委会，以中央“7·3布告”为号召，大量屠杀“4·22”这壹派群众。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名义实行有组织的大屠杀，本书“全国山河壹片红”这壹章的“广西：血勇邕江”壹节中已有介绍。

　　广西杀人的手段骇人听闻。据1981年广西区党委办公厅向中央调查组汇报，武宣县被分尸吃肉、吃心肝的有38人。《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记载：从6月15日至8月底，武宣县“造反大军”及其观点的干部群众，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吃掉。女民兵班长黄文留，不仅吃过人肝，还亲自割下五个男性生殖器泡酒喝。她因立场坚定，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据不完全统计，武宣县的国家干部和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和人肝。上思县百包公社提高大队那审生产队，全队壹百多口人，被杀30多人，男人都杀光了。小学教师刘智和商店出纳员李文兴，被背靠背地绑在木桩上，凶手先挖出刘的肝给李看，再挖李的肝。武鸣华侨农场共批斗560人，整死107人。被打死的人，有的被剖腹割头，有的被挖肝割肉，参加吃肝吃肉的有20多人。柳州钢铁厂和柳州第二化工厂将“4·22”成员身上绑上炸药，壹按电钮，人就炸得血肉横飞，说这叫“天女散花”。柳州钢铁厂“天女散花”的发明者之壹岑国荣由于杀人有功，被提为广西总工会主席，任中共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届中央委员、十壹届中央候补委员。直到1985年才开除党籍。

　　7月1日晚，同情“造反大军”的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第二天早晨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壹副骨骼。接著壹批人在学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焦味腥风在学校飘荡。

　　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他们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将尸体拉到平昭码头，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在贵县，县医院副院长刘子凌夫妻、儿女四人被杀，在杀死女儿前，还当著她未婚夫面前轮奸。覃矿李多才夫妻被杀后，其妻腹中的胎儿还在蠕动。

　　被杀人的家属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和“被杀家属”加以歧视。而杀人有功者却升官晋级。杀了45人（其中36人是被抓后的俘虏）的刘慕忠被提为柳州钢厂党委副书记，后又提为广西总工会副主席。根据“处遗”—整党总结时统计，当时全广西共有近五万党员在“非武斗”状态下参与杀人，其中20，875人是入党后杀人，9956人因杀人“有功”入党，17，970人“与杀人有牵连”。

　　云南沙甸事件

　　沙甸是回族聚居的村寨，有1500多户、7200多人，是昆明至个旧、蒙自的必经之地。在其相邻处还分布了大庄、茂克、新寨等较小的回族聚居村。

　　“四清"运动中，工作队强行关闭了沙甸当时仅有的三所清真寺。“文革”初期，沙甸就围绕著清真寺的关与开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宗教信仰自由，应该打开清真寺；有的人认为清真寺是“四旧"，打开清真寺就是否定“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沙甸村全是回族，98％的群众都强烈要求打开清真寺。于是，清真寺被打开了。沙甸绝大多数人属云南的“炮派”，少数人属云南的“八派”。“炮派”支持打开清真寺，“八派”反对打开清真寺。

　　云南省军管会和1968年8月成立的省革委会支持“八派”压制“炮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搞“划线站队”，沙甸大多数群众被划为“站错队”。全省范围内，凡站错队的头头、骨干都被揪斗。沙甸“站对队”的人很少，“站错队”的人没有人整他们。于是，附近市县“站错队“的头头为躲避揪斗、游街，纷纷跑到沙甸躲避，并写大字报和派人到北京上访，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划线站队、支壹派压壹派”的问题。省革委会把沙甸视为“马蜂窝”。

　　1968年12月上旬，省革委会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名，派出壹个加强营编制的军人宣传队到沙甸“捅马蜂窝”。

　　沙甸回民大众寄希望于军人宣传队，以为他们进村后能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l2月8日，沙甸回民夹道欢迎支左部队进村，并把民兵的武器全部交给解放军。令回民失望的是，军人宣传队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躲在沙甸的外地“炮派”的骨干，给这些人挂上“滇南挺进纵队”的黑牌．被所在单位的民兵五花大绑地带走，去接受各单位的残酷的批斗。沙甸的军人宣传队还把回民200多人集中起来进行吊打批斗，其中84人被扣上“反军乱军黑干将”罪名，使用种种刑罚，造成14人被迫害致死。

　　军人宣传队进村后，驻扎在沙甸大清真寺。清真寺被再次向回民关闭。军人在清真寺里吃猪肉，把猪骨头丢在清真寺水井里；在清真寺礼拜大殿里唱歌跳舞乱踩乱踏。军宣队在沙甸搞“以信教不信教划线”，他们宣布：“信教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对做礼拜、把斋者，壹经发现就成为批斗对象。

　　军宣队壹面反宗教，壹面清理阶级队伍，两百多人分别被打成“反军乱军黑干将”、“宗教复辟急先锋”、“跳梁小丑”、“赵氏小爬虫”(赵是指当时受迫害省委领导之壹的赵健民)，遭到惨无人性的批斗，捆绑吊打。在壹次批斗会上强迫壹位回民把猪头挂在脖子上，并要他用舌头去舔，这位回民不肯，便遭毒打。在1969年1月30日的壹次大型批斗会上，强迫60位回民挂上“宗教复辟的急先锋”的牌子游街批斗后，把他们押到壹个厕所旁，强迫他们学猪用嘴拱厕所墙，学猪爬，学猪叫，还说这是“猪拱长城”。后来又强迫50多位回民学猪滚，即从十多米的高坡上往下滚。壹位有孕的妇女因学猪滚当天就流产。这样的批斗、侮辱长达壹年，沙甸回民心灵中埋下了愤怒之火。

　　1973年10月，沙甸群众推举代表向沙甸大队党总支请求打开清真寺，供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群众代表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于1973年l0月强行打开沙甸金鸡寨清真寺，1974年2月又打开沙甸大清真寺。红河州、蒙自县的当权者认定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反革命分子煽动起来的宗教复辟”，并立即派出由70多人组成的州县工作队再次进驻沙甸。工作队关闭清真寺的行为被多数群众阻止，就放广播干扰群众的礼拜活动，过开斋节会礼被诬陷为“反革命集会”，进行武装阻拦。工作队队员在群众进行肃穆礼拜的时候，跑到大殿里“宣传中央文件”。对宗教的亵渎，激起回民强烈不满。

　　1974年4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作队又扬言“批林批孔要结合批清真寺”，并点了沙甸代表马伯华、马绍华等人的名，逼得他们进京上访。5月10日，他们到京后即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希望中央责成云南省委撤走驻沙甸的工作队，落实民族宗教政策。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将此信摘报中央政治局。5月14日，中共中央就沙甸问题对云南省委明确指示，由省委第壹书记、省革委主任周兴亲自抓民族政策的落实，并把有关情况报告中央。

　　周兴即按照中央要求亲自到沙甸调查处理，召开各种会议，听取民众意见，民众提出四个方面意见：1、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打开被关闭的清真寺。2、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对被批斗民众给以平反。3、清理生产队工分账目，撤换多拿多占的基层官员。4、将沙甸改为经济作物区，增加口粮供应，解决民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周兴对开放清真寺，准许回民进入清真寺内做礼拜和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没有表态，对另两个问题则表示可以解决。但他答复可以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兑现。

　　周兴却向中央报告：“沙甸问题已经解决。”1974年9月云南省委发出(1974)45号文件，文件指出，打开清真寺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已经关闭或改作他用的清真寺不得再打开作宗教活动场所，已经强行打开的清真寺，要在作好工作的基础上，由群众自行关闭。”文件还对伊斯兰教作出了十条管理规定，多方面限制信仰自由。在“批林批孔”中，掀起了批判伊斯兰教的高潮。回民不能接受省委(1974)45号文件，几百人到昆明上访，随后又有红河、文山、玉溪等地回族群众1000多人到昆明游行，并两次爬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要求赴京告状。周兴等人将回民到昆明上访定性为“闹事”、“反对党的领导”。

　　在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地方当局又采取了进壹步激化矛盾的措施。1974年11月底，在距沙甸仅壹公里多鸡街成立了“鸡街地区民兵联合指挥部”。军队发枪给民兵，民兵荷枪实弹进行示威游行。以后经常组织民兵在鸡街、沙甸周围巡逻。在鸡街地区民兵的威慑下，沙甸回民也成立了“沙甸民兵团”。从此两个民兵组织剑拔弩张，大有决壹死战之势。不到半个月就在开远、蒙自、建水等地发生群众抢夺军队枪支，发生武斗，造成人员伤亡。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马伯华等回民代表l0人与省委领导等壹起到北京解决问题。1月3日晚，10名回民代表与省委常委等壹起，乘坐国务院派来的专机抵达北京。此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中发【1975】2号文件)。云南省委成立了收缴枪支执行小组，沙甸等地回民的武器全部收缴了，而“民兵指挥部”的枪并未上缴。

　　3月5日，部队按命令包围了回族村镇纳家营和玉溪大营。部队在玉溪、峨山、通海三县收容审查了上百名回民，几百名回民被强制进了学习班，几十人被以“反革命打砸抢罪”判了刑，其间大搞刑讯逼供，不少人遭到毒打致伤致残。

　　1975年5月，部队和工作队又强行进驻沙甸。沙甸群众对1968年部队进村“捅马蜂窝”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们表示：上北京的回民代表不回来就不让工作队和部队进村。成千群众在村口阻拦部队和工作队进村，部队和工作队只好在鸡街糖厂等地驻下．随时准备进驻沙甸。

　　5月23日，省委、省革委会发布通告。通告称，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特派出工作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协助下进驻沙甸。不许任何人抵制工作队进村。

　　1975年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4军几个团奉命对沙甸实行了军事包围，同时拉断了整个村的电源。凌晨3点，壹支侦察部队“摸掉”回民的哨兵，悄悄进入大清真寺后院——沙甸民兵团的办公地点，想捉沙甸民兵的头头。不料壹位住寺人员发现有武装军人深夜进入清真寺，急忙登上叫拜楼三楼敲钟报警。“叭叭叭”壹排枪声，敲钟人应声倒下，熟睡的村民被枪声惊醒，整个村子壹片漆黑，村民们惊恐不已。

　　凌晨四点多，沙甸回民凭借地形熟悉，利用自制的武器向占领大清真寺的武装人员反攻。经过激烈的交火，沙甸回民夺回了大清真寺，并从对方手中夺得了壹些现代武器。在漆黑的夜晚，军队和沙甸回民展开巷战。天亮时，回民夺回了部分民房据点。但同时付出了几百人的生命代价。看著数百名回民被打死，群情愤怒，他们凭借夺来的几支步枪、机枪、几枚手榴弹和自制的土武器奋起抗争，顽强抵抗。

　　中午，部队开始使用大炮，三所清真寺几乎同时被炮击。入夜，炮火虽有所减弱。但哪里有亮光，炮弹就轰炸那里。在茫茫黑夜中，沙甸村成了壹片火海。所有房屋全部被炸毁烧光。这场战斗进行了七天八夜，炸毁民房4400多间，回民死亡900多人，伤、残600多人。部队也有伤亡。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众举著双手，列队从金鸡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当走到大田埂上的时候，几挺机枪壹齐开火，壹分钟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渠，随即验尸，未亡者进行补枪。五名幸存者中三名是补枪也未能打死的。下午六时许，炮火摧毁了金鸡寨南面几间仅存的小民房，马伯华等被打死。入夜，又进行了最后的“清剿”，战斗始告结束。

　　以参加“沙甸叛乱”罪名遭到同样武装镇压的还有开远市的新寨，砚山县的车白泥、田心、茂龙、松毛坡，文山县的茂克等回民村寨。整个事件中回民死亡1600多人，伤、残近1000人。其中开远市新寨的伤亡比例最高，超过了沙甸。

　　事后，因“沙甸事件”被强加罪名而判死刑和重刑的多达数十人，被强行进学习班的数百人。

　　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联合下发了（1979）7号文件，即《关于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通知指出：“经党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为中心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结论应予撤销，这个事件中涉及的广大回族干部群众应予平反。”但是，这个“平反通知”认定沙甸事件责任是“谭甫仁、周兴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出动野战军镇压是中央决定的。当时周恩来生病住院，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内政、外交、军事都由邓小平全权处理。派出几个团的野战军进行武装围剿，没有邓小平的首肯是不行的。2007年，《炎黄春秋》第11期发表了周康先生的《骇人听闻的云南沙甸惨案》，这篇文章虽然也把责任加在“四人帮”身上，当局还是严厉批评，指责不该发这篇文章。

　　其他地方的大屠杀

　　现存资料证明，对普通平民的大屠杀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

　　1968年1月5日，广东省阳江县程村公社中平大队党支部书记、治保主任黄某主持召开群众大会，自立法庭，宣判枪杀两名地主。3月31日，新洲公社龙潭大队枪杀了壹名地主。同期新洲公社东安大队枪杀了几名所谓“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5月11日到15日，湛江地区在海康县召开会议，以反右倾为主题，提出在农村要把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各地贯彻海康会议精神，阳江县个别地区的乱打乱杀演变为全县性的乱打乱杀。各公社革委会主任回去以后，迅速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布置对四类分子摸底排队，对表现不好的开展批斗、殴打、屠杀。至6月1前的不完全统计，全县被被杀死的地、富、反、坏、右人员178名。6月1日，县军管会召开2，800人的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强调，要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会后，各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落实贯彻。到7月23日，全县乱打乱杀致死573人，其中。枪毙204人，打死274人，被迫自杀95人。7月下旬以后，军管会开始制止屠杀，屠杀有所减少，但壹些地方还在屠杀，至1969年1月中旬才停止。乱打乱杀持续了13个月，共致死909人。屠杀手段极度春残忍，有枪杀的，有用锄头锄死的，有用木棍打死的，有用石头砸死的，有用煤油烧死的，有推入河中淹死的，还有活埋的。

　　集体屠杀的总体情况和根本原因

　　从上面介绍的情况可知，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有几个特点：第壹，屠杀规模大、残忍无比，杀人方式的野蛮程度令人发指；第二，被杀者是无辜平民，纯系冤杀；第三，集体屠杀以当局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基础，屠杀前捏造罪名，传播谣言；第四，集体屠杀的组织者是基层政权，如县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机构。

　　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三个高潮：第壹个高潮是1966年“红八月”，是在“横扫壹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的旗帜下进行的，还有“家庭出身要查三代”的“血统论”背景。这次屠杀高潮壹些地方都有发生，以北京昌平和大兴两县的大屠杀为代表。第二个高潮是清理阶级队伍的1968年前后，壹些地方以清理“阶级敌人”为名，清除军政官僚集团的反对派。这次高潮发生的地方比第壹次高潮要多，以湖南道县大屠杀为代表。第三个高潮是屠杀反对革委会或军管会的群众组织成员，是军政官僚集团对反对派的屠杀。这次高潮是打著“扫除‘大联合’、‘三结合’的障碍”、“保卫新生红色政权”的旗帜下时行的，这次高潮发生在很多地方，以广西大屠杀为代表。其中，第三个高潮中死人最多。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造反派“五大领袖”时发出警告：“坚决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有了这个“最高指示”，本来对造反派不满意的支左部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大开杀戒。

　　无论是哪壹种大屠杀，除了“阶级斗争”的藉口以外，都有基层干部挟嫌报复、杀人夺妻、杀人夺财的行为。

　　屠杀对象主要有几种人：壹是文革前确定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对他们的屠杀常常采取斩草除根的残酷手段。二是反对支左部队和革委会（“革筹”）的群众组织成员。第三种屠杀对象是宗教信仰者，这只发生在少数地区，如云南沙甸。对宗教信仰者的屠杀既有“破四旧”（认为宗教信仰是“四旧”）的藉口，也是对军政官僚反对派的镇压，如沙甸的回民绝大多数是反对云南军政权的“炮派”。此外，在1961到1962年的“整风整社”和文革前的“四清”这些整农村干部的运动中，揭露和批评过基层干部的普通农民，也有壹些被杀害。综合各方面情况估计，在文革中，被集体屠杀的总数不低于30万人。

　　直接鼓动和组织大屠杀的是极权制度的基层政权，即县以下的农村政权；制止大屠杀的是省以上的政权。基层政权的屠杀行为是对高层政权历来政策的继续和极端化。中央和省级官员不断对过火的暴力行为发出警告。只要下面传来集体屠杀的可靠消息，上级政府总是予以批评，派出官员或派军队前去制止。但这并不能排除高层权力对大屠杀的责任。权力末梢横行无忌，大屠杀畅通无阻，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根源。制度和意识形态是高层政权造成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下，中国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社会分层还是沿用毛泽东1926年的中国社会阶级分析那种敌我两分的思想。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从经济上消灭了阶级，但却更强化了政治上的“阶级”（这里打引号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本来是壹个经济范畴）。政治上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对“革命的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却还把革命时期划分的敌、我、友作为壹种政治身份固定下来，并给以敌、我、友的政治待遇。有地、富、反、坏、右、资政治身份的个人和子女，就是政治贱民。文革前中国的政治贱民是壹个庞大的群体。1959年10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壹个文件中透露，全国达2000万人。按壹家四口人计，政治贱民群体总数为8000万人。文革前17年，政权机器所控制的壹切舆论工具，年复壹年、日复壹日地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壹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在文革初期保卫官僚的群众组织（当时称为“保皇派”、“保守派”），为了表现其革命性，就把屠刀指向政治贱民，屠杀政治贱民不仅不会遭到抵抗、不会受法律惩罚，还可以表现“阶级觉悟高”。

　　极权制度壹方面造就了壹大批政治贱民，也造就了壹大批政治愚民。信息垄断、真理垄断和长期单壹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得人们不仅对现代文明壹无所知，也抛弃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他们只能知道政府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府让他们相信的。在严酷的极权制度下，政治愚民也处于恐惧之中，壹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政治贱民。无知和恐惧使他们绝对听从政治权力的指挥，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1980年代，到道县处理大屠杀遗留问题工作组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妳，我也会杀。”在第壹次和第二次大屠杀高潮，大多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屠杀。当然，屠杀政治贱民的凶手，除了政治愚民以外，还有流氓、地痞。痞子历来是中共政治运动冲锋陷阵的力量，政治运动离不开们，毛泽东早年就肯定了“痞子运动”，认为他们是“革命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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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八届十二中全会：彻底清除刘少奇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五年壹次。但是，自八大以来，已经十多年了没有开党代会。1966年8月12日，毛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上提出“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明年壹个适当时候再开。”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意见的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九大的问题。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壹片红”，召开“九大”再不能拖延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任务就是为“九大”做准备，周恩来秉承毛的意志，为全会作了精心的准备和组织。

　　毛泽东主持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1968年10月13日到10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在开幕式上，周恩来介绍了出席会议的人员情况。由于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了10人逝世以外，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其中有壹些是从被关押地点放出来出席会议。因不够法定人数，周恩来宣布，“通过无产阶级司令部商定”，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出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等10人为中央委员。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50位，占97人的51%。再加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员会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扩大”了进来，共133人参加会议。周恩来宣布这次会议的议程有四：壹，“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二，“九大”上要通过的新党章草案；三，国际国内形势；四，专案审查工作，主要是对刘少奇的审查。

　　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九大”以前必须彻底解决刘少奇问题，这个任务落在十二中全会上。自1966年8月以来，已经对刘少奇采取了壹系列措施。

　　从政治上搞臭刘少奇

　　八届十壹中全会裭夺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排名从第2位降到第8位，但还没有从政治上置之于死地。刘少奇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10月1 日，刘少奇最后壹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本书前面已作介绍，毛、刘之间不仅有权力之争，更有政见之争。清除刘少奇是文革的壹项重要任务。虽然毛说过，要选刘少奇当中央委员，但这只是壹个姿态。毛不是让他的政敌王明当中央委员吗？要当可以，先得从政治上搞臭。“大批判”是搞臭刘少奇的重要手段。

　　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官员没有退出机制，刘少奇不当接班人了，不当中央领导人了，能不能退居山林过著退休生活呢？不可能。下台的人必须彻底打倒、彻底搞臭。因为最高领导人下台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即要明确胜利者为“是”，下台者为“非”。路线斗争还必须肃清下台者的影响，包括思想影响和组织影响，不这样，胜利者就无法顺利地推行他的路线。要彻底搞臭，就必须加上种种罪名。在台上时对他大力歌诵，把他说得完美无缺，他的壹举壹动都被奉为楷模，他不管讲什么话都是“重要讲话”。他壹旦下台，就罪恶万端，壹无是处，他过去的“重要讲话”都是“大毒草”。

　　为搞臭刘少奇，毛泽东亲自出马。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第5期《红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题为《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据戚本禹说： 1967年初，江青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重要的壹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戚照做了。戚文中把壹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改正了。周恩来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都是经过讨论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文中批判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壹看就知道是指刘少奇。文末向刘少奇提出八个质问，然后说：“妳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妳是假革命、反革命，妳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戚本禹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发表。周恩来说，社论或编辑部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壹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壹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壹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5期还发表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是王力、关锋撰写的。毛亲自审定，并在文章最后加上了这样壹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1967年5月8日，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文章。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对刘少奇的这本书大加挞伐。此后，批判“黑修养”成了壹股浪潮。连美国人李敦白也到处作批判“黑修养”的报告。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来京群众代表时讲话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壹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当时群众都认为她是传达毛泽东的意思。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严厉谴责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送审稿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说服人，请再加考虑”发表稿是根据毛的意见修改的。

　　批斗王光美和“揪刘火线”

　　1966年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召见蒯大富。张对蒯说：“中央那壹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妳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明白了：中央布置我们打倒刘少奇。后来，王力告诉蒯大富，张春桥这次召见蒯大富是毛的意思。12月19日，在中央领导人再三督促下，清华大学三个造反派群众组织（井岗山红卫兵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联合成“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联合起来的第壹个行动就是打倒刘少奇。12月25日，清华井岗山组织6000人冒著严寒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声讨“刘邓路线”。学生们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同时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遍全市。为了侮辱刘少奇，将“奇”字横过来写成“狗”字。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表示对“12·25行动”非常满意。

　　打倒刘少奇从王光美入手。王光美是清华工作组的顾问，而清华工作组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清华学生要求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这个要求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壹直没有落实。12月的壹天晚上，井岗山兵团组织数千人到府右街中南海附近集会，壹遍又壹遍地齐声高喊：“王光美，回清华，作检查！”十多天后，电机系“捉鬼队”战斗组演出了“智摛王光美” 的闹剧，1月6日，刘少奇之女刘平平在师大附中作检查，“捉鬼队”不让她回家，并以公安局名义给王光美打电话，说平平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已送到北京第二医院。王光美不相信，让刘少奇的警卫员和刘平平的妹妹刘婷婷来看。“捉鬼队”让刘婷婷按他们的意思打电话，刘少奇和王光美两人都来了。“捉鬼队”让刘少奇走了，把王光美揪回清华。刘少奇回去后向中央报告，周恩来给蒯大富电话指示：1，可以让王光美到清华作检查；2，不要打她；3，不要侮辱她；4，检查后让她回去。晚上，在西大操场让王光美站在体育馆的阳台上检查，当时我在操场观看。王光美是见过世面的人，“捉鬼队”的几个学生哪是她的对手？她说：妳们问吧，我回答。学生问什么，她回答什么，对答如流，滴水不漏。让她“交待”的问题壹点也没有“交待”。她完全占了主动。提问的学生再提不出问题来了。周恩来派秘书孙岳把王光美接回去了。对“1·6”行动，清华井岗山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刚联合进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反对。我也是反对的，觉得这样欺骗的手段不光彩，效果也不好。

　　1967年4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蒯大富给周恩来写了壹个条子：“总理、中央文革：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吹响了向资反路线总决战的冲锋号，我们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强烈要求批斗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周恩来看了之后就递给陈伯达，又传给康生、江青，他们几个人都点了点头。然后，周恩来对蒯大富说：“可以，妳们准备壹下，我们沟通壹下。”4月10日，清华大学在主楼前搭台批斗王光美。参加批斗会的30多万人挤满了清华大学。北京市调来壹千多名警察来维持秩序。井岗山总部让我们非核心派的人参与维持秩序，没有机会进入主会场。那天我在南校门壹带引导来校客人。事后得知会上作批判发言的有：蒯大富：《粪土当年万户侯》；被工作组整得卧轨自杀而致残的学生朱德义控诉了王光美对他的迫害；原工作组长叶林反戈壹击，作了题为《王光美是刘少奇的刽子手》的揭发和批判；河北省桃园大队代表发言：《揭露王光美的‘四清’罪恶》。国际反修战士李敦白也作了发言，他说：揪出刘少奇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除了壹害，立了壹功，我们感谢妳们！”陪斗的有彭真、陆定壹、薄壹波、蒋南翔和200多名清华干部。在批斗王光美时对她极尽羞辱，让她穿上当年访问印尼的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錬。

　　1966年8月3日，刘少奇曾到北京建工学院的“八壹战斗团”讲过话。刘少奇被打倒的风声传出以后，这壹讲话成了他的“罪证”。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壹直要求刘少奇做检查。刘少奇在1967年7月8日写了壹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壹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刘少奇哪里知道，“新八壹团”是从老“八壹团”分裂出来的。刘少奇只向“新八壹团”做检查，老“八壹团”怎肯罢休？于是，7月9日，老“八壹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建工学院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陈伯达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北京建工学院带了头，其他学校不甘落后，纷纷在中南海周围搭起了帐棚，建立了各自的“揪刘”据点。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也纷纷仿效。短短几天功夫，府右街人山人海、旌旗招展、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贴得层层叠叠。据说，当时中南海周围有7000多个棚子，500多个高音喇叭，3000多面旗子。他们的口号是“舍得壹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学生无知，真正的皇帝是毛泽东，刘少奇算什么皇帝？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市的“揪刘火线”。在清查“5·16”时，参与“揪刘火线”是“5·16”的壹条罪状。

　　将刘少奇定为叛徒集团的头子

　　在中共，要将壹个领导人从政治上置之于死地，确定他是叛徒才可以铁板钉钉。对刘少奇也是这样。为把刘定为叛徒，毛蓄谋已久，分三步走。第壹步，大造揪叛徒舆论；第二步，将61人重新定为叛徒集团；第三步，将刘少奇定为叛徒。

　　第壹步：大造揪叛徒的舆论

　　在美国，规定交战中弹尽援绝几个小时后即可投降，以保全将士生命，被俘后被强迫作出的言行不予论处。中国古代，对那些为了保全生命而暂时投降敌方的人，也是比较宽容的。三国时代的关羽在敌方曹操那里住了很长时间，受到曹操的优待，但因“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人否定他对刘备的忠心。《四郎探母》歌颂的是投降对方的杨四郎回国探母，没把杨四郎当叛徒。列宁在他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小册子中也谈到，如果遇到强盗拦路打劫，不要同强盗对抗，把财物给他以求脱身。

　　但是，在共产党内却没有这种宽容精神。早在1963年到1964年，中国史学界有壹场关于忠王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壹位重要领导成员，被洪秀全封为“忠王”。1864年7月19日（同治3年6月16日），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即南京）被清军攻陷。李秀成护著洪秀全的儿子冲出重围。三天后李秀成被俘。在关押中写了壹些文字，曾国藩将这些文字编成《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自述》讲了李秀成壹生的经历，涉及太平天国的历史，也总结了天平天国失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其中有壹些自污和对曾国藩阿谀奉承的话，“自述”没有出卖革命。1864年8月7日，李秀成被杀害于南京。在这之前，中国史学界主流壹直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1963年8月出版的第4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戚文认定李秀成是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在周恩来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20多位历史学家讨论戚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江青把这期《历史研究》连同《北京晚报》、《光明日报》对这篇文章的报道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戚的这篇后，让秘书找来其它有关资料。其中有台湾出版的《李秀成供状》，这是壹本蓝色封皮线装书，是张春桥从香港买来的。毛在学术动态的壹份资料上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江青对戚本禹说：“妳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妳不要骄傲，要继续写文章。妳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妳，怕什么。”毛让江青把《李秀成供状》给戚，让戚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在江青和康生的支持下，《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此文明确提出叛徒问题，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

　　批判李秀成的第壹个受害者是已故的瞿秋白，他在被敌人枪杀之前写了《多余的话》，其中表达了对革命的厌倦和无奈。毛泽东说：《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陈列展于8月停办。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谈到“保持晚节”时说：“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壹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壹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壹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壹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红卫兵将周恩来的话变成了行动：八宝山的瞿秋白墓被挖了，苏州忠王府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已死了三十多年，和毛早无权力之争。搞瞿秋白只不过是为搞当代“叛徒集团”作铺垫，因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第二步：确定“61人叛徒集团”

　　刘少奇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他周围有壹批在白区工作的领导干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从事革命活动，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被捕后如果真正坚贞不屈，就可能被处死。如果要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妥协是必要的。本来，妥协和叛变应当是能够分得清楚的。山东省革委会曾发了壹个文件，文件规定：革命者向敌人自首，出卖同志、出卖组织、出卖党的机密者，均为叛徒。在敌人威逼利诱下，履行了壹般的登记悔过手续，没有罪恶的，应视为妥协、变节行为，不以叛徒论处。毛泽东将李秀成、瞿秋白定为叛徒以后，壹些妥协行为也当叛变。“61人叛徒集团”就是这种情况。

　　1936年，为解决薄壹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位被国民党政府关押的人的问题，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写了壹封信，信中说：“只要履行壹个不反共不发表的普通手续，犯人即可出狱。”张闻天同意了。薄壹波等写的《反共启事》，在当时官办的《华北日报》上发表了，出狱前还举行“自新仪式”。1936年8月到1937年3月，被关在草岚子监狱的人分9批办了手续出来了。事后，为了明确此举的性质，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做出《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凡在狱中表示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填壹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曾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有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中组部这个事后的决定显然比张闻天同意的三个条件要宽壹些。廖鲁言在《华北日报》上发表的《反共启事》写道：“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壹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这种声明可能是国民党写好让他们签字的，但在文革中拿出来，红卫兵难以接受。刘格平当时和他们是壹个案子，不愿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就没有出狱。到文革前，这61人中仍健在的有41人，其中22人担任著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乃至国务院副总理。

　　这61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出卖组织和机密，如果这61人安排壹般的工作，可能争议不会那么大。可刘少奇把其中的壹些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就难免产生壹些非议。邱会作回忆说：“八大在组织上安排得不很得当，刘少奇的人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过去白区工作干部，特别是华北地下党的干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康生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壹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 1962年春天，林彪曾对高岗夫人李力群说：“刘少奇从华中回来，七大后当了第二把手，就开始搞山头、拉宗派，重用坐过牢的人，如薄壹波、彭真、安子文等人，在党内有很大势力。”

　　文革开始以后，天津南开大学“8·18”红卫兵和卫东红卫兵调查校领导人高仰云的历史问题，在旧报纸上发现了刘澜涛的《反共启事》。红卫兵把这个材料送到周恩来那里。1966年11月24日，周在批复中说：“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的同学说明，他们发现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有新材料，可派代表送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周将电报稿送毛审批，附信说明：刘澜涛等同志出狱事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在当天批复“照办“。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毛泽东看到红卫兵的揭发材料后改变了看法。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时的谈话中提到：“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壹些什么东西。现在壹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在康生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南开大学两个红卫兵组织进壹步调查，1967年1月中旬，他们再次写了《关于搞刘少奇大叛徒集团的请示和报告》送给周恩来、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同时又交给戚本禹壹部分材料。“其后，周总理及戚本禹同志和其他中央首长给予我们极大的关怀，并不断给作重要指示。当总理知道我们过去上报的材料被大叛徒陶铸等坏蛋扣压了的时候，中央文革、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和总理值班室转达了总理的指示：‘总理叫妳们把材料交来。’”文革后把揪叛徒的事完全归罪于康生和中央文革身上，其实，周恩来也是支持的。1967年3月21日，周恩来在接见财贸系统群众代表时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壹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说北大揪叛徒活动“有周总理的批示，周总理同意我们就有关叛徒线索进行调查活动。”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96号）明确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壹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其中有少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许多人在重新混入党内以后，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1人被正式确定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让他们“叛变”而后重用他们的，刘自然就是这个“叛徒集团”的头子。

　　196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中发［67］200号），“通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壹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为挖出了壹批混进党内的最大的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通知对抓叛徒问题作五项政策性规定：“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壹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其他历史上有过变节行为的也要清查，但要根据其情节轻重，是否向党交代清楚，是否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壹起干坏事，以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区别对待。”“要把有壹般历史问题的干部同叛徒，特务，严格区别开来。”等。这个中央文件肯定了群众抓叛徒的行为，因而在各群众组织中出现了很多抓叛徒调查组，成千上万的人被当作叛徒揪了出来。

　　第三步，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刘少奇曾三次被捕，毛泽东怀疑他有变节行为。1953年初，毛让东北党政壹把手高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即现在的沉阳）被捕的情况。高岗把任务交给东北局组织部长张秀山，张秀山让组织部副部长郭锋办这件事。张向郭交待任务时，对查阅的对象没有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更没有对郭说是调查刘少奇，只说调查那个历史时期所有的叛徒。郭锋调查中发现其中有壹个叫赵之启的招供了不少材料，还向张学良写了认罪书，称张为“再生父母”。郭锋不知道赵之启是谁。

　　1968年10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八届十二中全会提交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报告》是怎样构陷刘少奇的？今天怎样看这些指控？

　　“壹，刘少奇壹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1925年11月，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从上海潜逃长沙。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12月16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接著刘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著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少奇接受了什么条件呢？即赵恒惕对杨剑雄说的：“妳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壹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这个条件既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机密，这当然不能算是“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审讯时被定为“斩决”，说明审讯中刘没有与赵恒惕合作，没有叛变。

　　“二，刘少奇壹九二七年在武汉充当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汪精卫，陈公博的走狗，进行了壹系列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1927年6月，“刘少奇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壹步秘密勾结，并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向国民党提供“工运情报”。刘少奇向陈公博献策：（壹）调走武汉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二）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刘少奇并且利用他窃据的职务，实行了这个极其恶毒的阴谋，解散了在革命斗争建立伟大功勋的工人纠察队，于6月29日上午，把全部枪支弹药，甚至连童子团的木棍也捆得整整齐齐，装上卡车，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平反以后，官方是这样说的：“所谓1927年当内奸壹事，证据只是丁觉群的证词。丁在1927年时曾任汉口特别市国民党党部执委兼工人部长，1928年被捕后脱离共产党。1967年夏，他被监押起来，专案组逼他写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实际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除了提供丁觉群的证明以外，还提供了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董锄平、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成柱周、1927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张登平等人的证明，这些人在文革期间都在监押中写的证明，不足为凭。

　　其实，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和蒋介石合流以前，汪精卫还是国民党内的左派，共产党人和汪精卫还有很多合作。上述刘少奇的这些活动，是在7月15日以前。他的这些做法是否恰当，值得讨论，但说他是“出卖工人阶级，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还需要研究。

　　“三，刘少奇壹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是这样写的：1929年8月21（或22日）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沉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著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卑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平反以后，官方是这样解释这段历史的：“1929年刘少奇在中共满州省委书记任内，确曾被捕过。但因为坚决斗争，身份又未暴露，法院只得以证据不足而取保释放。”“江青壹伙却逼使当时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做了伪证。虽然孟用潜在关押期间写了20多次申诉材料，要求推翻伪证，但壹律不准上报，《审查报告》中只选了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审查报告》除了孟用潜的证明以外，还提供了十多个旁证。不过，这些证人都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提供的证词。高岗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女儿李洁曾对本书作者说，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材料和1953年郭锋的调查材料是否相符，无法核对，不能断定。如果刘少奇被捕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职务，还供出了其他省委领导人和满州省委所属组织，这应当算是变节行为。不过，敌人要他带特务抓人时，他找壹个借口没有去。以后他壹直努力为共产党工作，要不要定叛徒，还是可以讨论的。和他同案的孟用潜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1949年以后只是壹个司局级干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文革壹开始就被外交部党组抛了出来批斗。可见1929年这段历史决定了孟用潜的终生命运，而对刘少奇以后的升迁却没有影响。这是值得继续研究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壹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壹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与会者壹致声讨刘少奇。林彪说：“ 把暗藏了四十几年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这壹伙子人挖出来了，这是重大的胜利。”“把这些家伙挖出来，可以说，是给我们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二次生命。”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对刘少奇的批判用“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称，这次会之后，就直接批判刘少奇了。在全国各地，每个单位，每次开会时都要高呼“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各省、各单位，在刘、邓、陶的后面，还要加上本省、本单位被打倒的人。如，山西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卫、王、王！”，到县壹级，还要加上本县被打倒的人，得喊壹长串的“打倒”。新华社的口号是“打倒刘、邓、陶！打倒吴、朱、王！”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审查高级领导人的专案组。主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总负责人是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设三个办公室：壹办、二办、三办。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壹、杨尚昆、陶铸等国家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壹级的人，归壹办审查。被打倒的彭德怀、贺龙、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陈再道等壹批军队将领，归二办审查。被打倒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以上、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归三办审查。（清查“5·16”也归三办负责）。

　　江青在刘少奇的专案中起了重要作用。1968年9月16日 ，江青审阅了刘少奇的“罪证材料”后批示：“我愤怒！我憎恨！壹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滑、最歹毒的阶级敌人。······”看了刘少奇专案材料，周恩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完全同意妳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著、想著、批注著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壹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壹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妳学习，我更要向妳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据说，周恩来在对刘少奇的处理报告上还写“此人该杀”但没有看到可靠资料。在全会上，周恩来亲自宣读长达数十页的刘少奇罪证，本来不壹定要他亲自宣读的。林彪对这个报告是什么样的态度呢？1968年9月中央专案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江青的批示后，林彪听秘书讲过这份文件后，并没有任何表态，只是用手在空中划了壹个圆圈，意思是同意。叶群听说林彪只是表示划个圈时，便立即惊叫起来：“怎么不提醒首长呢！这是十壹楼（指江青）亲自挂帅的专案，是中国第壹大专案呢！主席非常重视，十壹楼亲自抓，人家多大的功劳啊！大家都表态了，首长怎么能只划壹个圈呢？”接著，叶群就喊：“李根清，过来。”李根清是模仿林彪笔迹代林彪签署文件的工作人员。等李根清走过来，叶群已经替林彪想好了批语：“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亲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邱会作回忆说，对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在表态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出义愤填膺的样子。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出席会议的只有50名中央委员有表决权。当时会议是壹致通过的（陈少敏投票时是什么样子没有印象，事后才知道她不同意开除刘少奇的党籍）。这50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后来被打入另册的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6人外，还有44人中，半数以上去世后都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会上，叶剑英在批刘的同时，对朱德了发表了系统的批评意见。王震批刘少奇也相当厉害。还有不少人对刘少奇利用职权打击老干部表现出极大的愤恨！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中发［68］155号）传达到基层。

　　刘少奇住院就医的时候，得知八届十二中全会将他永远开除出党，他“立即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开始呕吐，血压、体温陡然升高。”从此他再没有说话，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直到1969年11月逝世，在最后的岁月，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为了防止他自杀，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1969年11月12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银行金库地下室含冤而死，终年71岁。送火化场时说是壹名“烈性传染病人”，火化单上填写的是：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九大”以后，中央专案组又提出王光美是美蒋战略潜伏特务，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决定，对王光美判处死刑，呈报毛泽东，毛说留下活口，做刘少奇反动罪行的证据。早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在中央政法小组办公会议上罗瑞卿等研究几个重大案情时，曾有王光美是特务的揭发。毛主席批示，大意是：除刘少奇外传阅，以免造成思想负担。

　　再批“二月逆流”

　　批判“二月逆流”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壹项重要任务。全会公报指出：“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壹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壹个重大胜利。”

　　10月1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壹起集中揭批“二月逆流”，妳壹言，我壹语；妳揭发，我补充，指名道姓地揭发批评。林彪10月26日的长篇讲话中说：“‘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壹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壹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他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他的目的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邓、陶翻案。并且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在批判“二月逆流”时，周恩来重点批评几位元帅。他说：“聂荣臻在科学院、国防科委镇压群众”、“聂荣臻同志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周恩来重提1966年11月13日、27日几位元帅接见军事院校学生的事，他说：“林副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但他们背著林副主席还是接见了。”“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壹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壹位讲了话。”“聂、叶、徐三人点头抓杨勇，聂还说：‘要烧，要烧焦。’群众听说是这样，于是就抓起来了。”

　　周说：“两个元帅带头大闹怀仁堂，叶剑英在壹个小时就拍了十多次桌子，聂借口保护干部子女，说我们是：“不教而诛”。实际上是关心“联动”。浙江军区张学伦的儿子领著省军区、省委、人委的高干子女组成壹个连，到处抓人、打人。中央要他把他的儿子送来，他不送来，给粟裕打电话，要粟裕同志保。粟裕同志没理他。高干子女作坏事，就是高干纵容的。”

　　周恩来批评叶剑英，说他女儿“冲军事科学院，他是知道的，没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

　　周恩来发言中还谈到，讨论“军委八条”时，几位元帅和中央文革有争论，散会后叶剑英说：“今天是舌战群儒！”李先念立即伸出大姆指，说：“不愧为元帅叶参座。” “军委八条”出来了，叶剑英说：‘有了上方宝剑就好了。’”周恩来说：“把‘军委八条’当成镇压群众的‘上方宝剑’是非常错误的。”

　　周恩来还批评叶剑英参与四川镇压群众：“16日大闹怀仁堂后，17日甘渭汉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壹切后果由妳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著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壹起，来了壹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壹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

　　谈到青海事件，周恩来说：“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把《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却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二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到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1月8日给中央写了壹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2月26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著。当时徐向前是全军文革小组长，23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周恩来的批评，几位老帅都认了，他们都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比别人批评他们的调子还高，给自己戴的帽子大得很。陈毅站起来诚恳地说：“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总的来说是拥护毛主席的，是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今后我再也不反了，用九大的标准来衡量，我恐怕不够格．．．．”毛泽东打断了陈毅的话，说：“妳可以当个右派代表嘛！”陈毅挨了当头壹棒，楞住了，尴尬地站在那儿。周恩来让与会代表将会上批“二月逆流”的情况向军队里的军以上、地方省、中央部委常委会上传达。传达以后，“右派代表”就成了陈毅、叶剑英等壹批老干部的代名词。

　　在十二中全会以前，毛泽东对“二月逆流”讲了很多话，讲得老帅们灰溜溜的。等这些人彻底承认错误以后，毛在十二中全会上说： “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因为他们有意见嘛，就是要谈壹谈嘛。几个人在壹起，又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党内生活是许可的，不是两个大闹吗？壹个大闹怀仁堂，壹个是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嘛，就证明他公开出来的。不过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在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

　　“穷寇莫追”，毛泽东懂得这壹点。他知道如果把事情做绝，把元帅们得罪光了，把老干部全得罪了，文化大革命也很难进行下去。他找机会转圈。在这次会上对“二月逆流”再次猛批以后，他又做好人，采取宽容的态度。

　　批“二月逆流”的目的是肯定文革。林彪在26日的讲话中全面、高调地肯定了文革，他说：“我过去曾经讲过，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现在，这个损失是越来越小，是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还小，而比过去说那个话的时候的成绩越来越大，将来还要更大，这是可以断言的，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损失和收获，实际上是等于壹换百，壹换千、壹换万，是壹本万利的收获。”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引用毛泽东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公报还肯定了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而中央文革正是参与“二月逆流”的元老们攻击的对象。公报壹发表，更加鼓舞了文革中的激进派。全国各地都敲锣打鼓地欢迎、庆祝。

　　林彪的讲话也有使毛泽东和江青不满之处。林彪拿欧洲文艺复兴和文革作比，以赞扬文革。毛认为贬低了文革，不高兴。江青认为文艺是她的“领域”，林讲话没有和她商量。江青说：“这样大的事也不事先商量壹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嘛。”当林彪知道江青对他的讲话（关于文艺复兴问题）有意见时就说：“我就是要她有意见的。要不然，她总是以为自己了不起！”直到九大以后，江青还和姚文元批注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壹篇文章，主要针对欧洲文艺复兴壹些看法。他们借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来批判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0月31日，毛在闭幕式上讲话。他在讲话中为邓小平等壹些干部说了好话：“打倒的谭启龙、江渭清，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 “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妳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妳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他还为几位著名知识分子解围：“ 冯友兰妳不叫他搞唯心主义壹套，我看也难。还有壹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妳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 毛泽东壹方面保了邓小平，壹方面推出政治新星王洪文，这是为他身后做出的人事预设。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他让王洪文站起来亮相：“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青的同志参加很好。”

　　从十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对江青的态度逐渐变了。林彪对黄永胜、吴法宪说：“我们过去对江青的态度完全是为了党的利益（指江青和毛的特殊关系），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毛主席对待江青就是公事公办的。”以后又说：“他们几个人（指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是壹个宗派。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反宗派是必要的。”原来以为毛对江是公事公办，直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等才知道，毛是支持江青壹伙，维护文革，打击林彪。林彪不让江青壹伙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里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以后，为了防止江青壹伙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壹样严格。

　　林彪和江青的矛盾在这次会议上初露端倪。在文革中，江青确实到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至少是可以和周恩来平起平坐了。以邱会作的观察，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主席的特殊关系，没有人不尊敬江青、不买江青的账的，即使是假的，也是要买账的。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这个文件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领导的起草小组起草的。在新党章第壹稿中有“林彪同志壹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提出把“接班人”删去。康生说：“林彪同志很谦虚，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的那壹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壹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九大开幕之前，林再次向毛提出删去这句话，毛说：“壹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在起草党章时，除了写林彪以外，张春桥还写了“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康生说：“妳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大家若不谨慎，搞不好就会把得到的东西丢得壹干二净。”所以江青的名字没上党章。

　　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是“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实际上代表都是指定的。这种由党委指定党代表的作法，壹直延用到文革以后的若干年。

　　全会公报说：“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份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1

　　第二十壹章“九大”——从团结到分裂的大会

　　1969年3月3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提出，可在3月15日召开九大，会期十天左右。谈到九大以后的机构设置时，毛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结束了，用常委。

　　3月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同时把下放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他安抚几位元老说：说妳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老同志参加到九大各代表团中去。二月逆流，政治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人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成敌我矛盾处理。毛说：就在四月1日开大会，议程就三个，通过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中央委员会，不要什么都搞。

　　毛想将九大开成壹个团结的大会，产生壹个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然后逐步结束文革。

　　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要“开壹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九大”真的是壹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吗？

　　高度集中的秘密会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奉行“民主集中制”，“九大”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出席“九大”的代表不是党员选举产生的，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当时省里还没有恢复党组织，以军人为骨干的“党的核心小组”起决定作用）指定的。

　　“九大”是壹个秘密的大会。事先没有公布开会时间，不邀请外宾，也不准记者采访。

　　为了保密，除极少数军政高级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两三个月，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到省里的壹个宾馆，切断了与外面的联系，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到北京出席大会。

　　三月下旬，参加“九大”的代表陆续住进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各宾馆戒备森严，大门紧闭，代表壹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销，靠街的窗户不能打开，晚上必须拉上窗帘。那么多人从宾馆进入会场怎样保密呢？住各宾馆的代表壹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迅速登车，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就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这般，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入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地由便门进入会场。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壹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

　　3月27日，“九大”代表齐集北京，开始酝酿主席团名单，当然也是秘密进行的。毛指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壹名。这样，就突出了毛、林、周三人。

　　“九大”于1969年4月1日开幕。出席代表1512人。通常大会是上午9时开始，而“九大”开幕式却在下午5时，这是按毛的作息习惯安排的。壹切以毛为中心，“九大”的开会时间也得顺从毛个人的生物钟。

　　主席台上排的座次很有讲究。以毛为中心，毛的右边有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的左边有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当时的说法，右派都在右边，左派都在左边。紧靠毛左右的林、周，壹个是主席团副主席，壹个是秘书长（虽然此时还没有选出，但是明摆著的），当然不在此例。

　　大会开始，毛泽东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第壹项，林彪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第二项，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项，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

　　接著选举大会主席团，早已内部确定的176人的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

　　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时出现了壹个令人玩味的场面。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著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代表们笑著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著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接著说：“壹定要我当主席也可以。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鼓掌。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九大”再壹次将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高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壹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壹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壹喊就是壹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著呼喊。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带标点符号不到800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毛的开幕词主要是讲中共的历史，从“壹大”讲到“八大”。在其他人在发言中，借讲历史进壹步神化毛泽东。周恩来4月4日的讲话中说，只有懂得了党的48年历史，“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四个“才能懂得”归纳起来壹句话，才能懂得毛泽东的光荣、正确、伟大。黄永胜在14日的发言中说：“我党、我军几十年的斗争历史，证明了壹条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倒退，就失败，就丧失壹切；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就有了壹切。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用鲜血换来的经验。”

　　“九大”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林彪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集中阐述了这个理论，并得到大会通过。这个理论，就是“九大”确定的政治路线。

　　14日大会，毛主持，他要求不要喊口号。毛说今天大会有三项议程：壹是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

　　毛泽东已经76岁，接班人是壹个十分紧迫的问题。“九大”的党章明确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八大”党章曾经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壹人”，这是因为毛向中央建议，在壹定的时候，他当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让刘少奇接班。1961年，他对英国客人蒙哥马利说：“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九大”党章取消了设立“名誉主席”的规定，这表明，只要毛泽东不死，林彪就不可能接班。精明过人的林彪不可能没有看到这壹点。这中间就蕴藏著危机。

　　会议的前两项议程很顺利完成了，发言的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等。周恩来的发言除了歌颂毛泽东、赞成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外，还大力赞扬林彪。他说：

　　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后率领壹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壹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壹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这里，周恩来用林彪取代了众所周知的朱德。南昌起义时林彪只是壹个排长。1928年4月下旬，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的余部在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井冈山会师时，21岁的林彪只是壹名连长。红四军建立后，才是壹名营长，以后升为28团团长。周恩来接著说：

　　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壹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从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有著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在九大上作政治报告的是林彪。按照惯例还应该有壹个修改党章报告 。如果要作这个报告的话，这个人理应是周恩来。然而九大的议程中只有“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却没有修改党章的报告。而在 1973 年的十大时，又恢复了修改党章报告的议程 ，由王洪文来作这个报告。可见，九大没有修改党章报告只是不想突出周恩来，也许这是周恩来自己安排的。

　　政治报告起草中的争论

　　政治报告是历届党代会的重头戏。但是，在九大，代表们对林彪照稿念而且念得不流畅有点遗憾。他们那里知道，围绕政治报告毛、林之间开展了壹场斗争。这场斗争直到1973年林彪摔死了以后才由周恩来公开。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他说：

　　“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壹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壹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周恩来这个讲话说明，“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壹个是林、陈稿，壹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春桥、姚文元稿）；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毛稿主张“九大”以后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陈稿最终被否定。此时林彪摔死快两年，周恩来把起草政治报告作为林彪的壹条罪状。

　　下面具体介绍是周恩来事后披露的这壹情况。

　　1969年2月1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负责，张春桥、姚文元参加。陈伯达当天就同他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谈了政治报告的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抓生产了，经过壹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他让秘书收集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毛提议陈伯达牵头，林彪挂帅，春桥、文元参加。会上商定2月20日搞出初稿，九大3月15日开幕。会后，陈伯达向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要北京市经济方面的资料，谢富治不给，还说：“伯达同志，妳可别怪我呀，中央文革向我要材料，要多少，给多少，可妳要我不能给，请妳理解我。”陈伯达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已经很僵了。陈伯达干脆甩开张、姚，自己壹个人干起来了。但力不从心，不能按期交稿。19日，毛催促陈伯达。3月3日，仍然没有消息，毛很生气。7日，还没有消息，毛更不满。13日，毛提出换人。说：“是不是，请妳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毛明显点出报告的主题：“总之，要写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3天后，毛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壹个月，给妳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张姚二人于16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林彪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以后，他壹方面约陈、张、姚三人到他家里商量了壹次，委托他们代劳。说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就不多过问了。另壹方面找秘书们准备壹个口头讲话稿（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

　　陈伯达从林彪处回到办公室后，写了壹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面列了几个小标题。陈伯达带著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壹次，回来后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秘书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泽东写了壹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毛。

　　毛圈阅退回陈伯达的提纲以后，他就甩开张姚二人自己写了起来。姚文元来电话，他也不接。秘书王文耀、王保春说：“妳这样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会向上报告的。”陈回答说：“不管他，中央决定主要由我来写，他们就是想塞进他们那些东西，这次我就是不让他们参加。”写完了第壹部分，就送毛。送上的稿子没有回音。九大开完以后，陈伯达处收到了毛主席处退回的壹袋文件，就是陈伯达写的政治报告第壹稿，陈的秘书吃惊地发现，毛未拆封看过。陈伯达用了壹个月时间，只剩下最后壹点了，他的稿子被否决了。他非常痛苦地对周恩来说：我的稿子只剩壹点了，怎么办？周说：那妳就把它写完吧，作个纪念也好嘛 。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以后，叶群给陈伯达打电话安慰：“不用妳的稿子没关系，他们要搞就让他们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妳的，妳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让陈伯达先拿出写完的稿子交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张、姚说陈的稿子鼓吹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说张、姚的稿子：“这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壹切，目的是没有的！”

　　在陈伯达和张、姚争论中，毛是站在张、姚壹边。在毛决定使用张、姚的报告后，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壹次批评陈伯达的会。说他搞唯生产力论。毛在会上严厉批评了陈伯达，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妳的报告，妳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妳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在延安时期，妳脚踏两边船，原来说愿意给我当秘书，后来又说愿意给张闻天当秘书。1950年妳同我到莫斯科，也是脚踏两边船，妳没有报告，也没有经过我批准，就去见苏联领导。是不是看我这条船要沉了，就赶紧去大抓壹把？”毛对陈伯达发这么大的火，可能是看到陈的稿子把经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偏离了继续革命思想。

　　“脚踏两边船”，延安时是指张闻天和毛泽东，现在是哪两边？只有毛、林了。也就是说，在政治报告、也就是“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林产有分歧。

　　对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毛泽东在1969年三四月间作了多次修改，每修改壹次都送林彪那里。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壹次也不看，壹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报告前，张春桥要林彪政治报告稿上签名，林彪壹口回绝。林彪放弃了作口头报告的打算，只念毛定稿的文本，还念得结结巴巴。这表明，林彪不仅是对张姚写的报告不满，还包括对毛的不满。

　　毛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林彪靠不住了？李作鹏认为，毛、林对“九大”政治报告的不同态度，是重大转折之壹。

　　选举和选票

　　4月24日下午，是第三次全体大会，也是最后壹次全体大会，大会的任务就是选举。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壹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壹个票箱。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其它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壹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著主席台的前沿壹撑，两腿壹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壹壹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得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著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壹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当时认为和毛主席握手是最最幸福的人，他回去后暂时不能洗手，大家要和他握手，让更多的人分享幸福。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壹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壹时间蜂拥而上，壹瞬间把主席台上领导人用过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毛泽东以全票当选。林彪获得1508票，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少了8票，江青认为有人背后搞鬼，要求调查。

　　江青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军委办事组和中央文革这两个权力很大的机构“貌合神离”，经常发生互相拆台的事。吴法宪和邱会作在回忆录中承认军委办事组的几位在选举中搞了名堂。

　　选举前，叶群对吴法宪等人说：“林总讲，现在江青太猖狂了。张春桥、姚文元过去都是榜上无名的小卒，现在的威望这么高，看来当中央委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使他们的选票少几张，不让他们得全票，以杀壹杀他们的锐气。”在这以后，吴法宪等人作了布置，指定军队里有的人在选举时不投江青等人的票。午饭时，黄、吴、李、邱不仅给总参、总后、海军、空军、广州军区的老同志代表打了招呼，也给自己的老战友打了招呼。黄永胜和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谈。谈完以后，袁升平开玩笑说：“哦，原来不是给自己拉票呀。”公布选举结果时公布每壹个人的票数，江青少了8票，张春桥、姚文元可能少了十多票，而且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上打了“×”。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的票比中央文革的人多。江青听到票数后就退席了。选举后邱会作和肖劲光、粟裕闲谈。邱说：“选举的中心问题是当选和落选的问题，多几票少几票没有意义。”粟裕说：“对壹般人没意义，对特殊人物意义就大了。”在闭幕当晚的中央碰头会上，张春桥说：“选举中有人搞鬼，要彻底查个水落石出！不选江青的人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这不是少选票的问题，而是壹种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姚文元也提出彻底查清选举中的问题。黄永胜感到不安，对李作鹏和邱会作说：“可能惹祸了，妳们看出来了没有？”江青壹伙要查选票的事，周恩来向毛汇报了，毛说：“要查选举中的问题，就让他们去查吧。我是不参加任何违反党章的大合唱。”4月25日下午，周恩来对邱会作说：“妳回去同吴、黄说壹下，选举中的问题，主席有指示，已经解决了，不要有什么担心。原则问题妳们要坚持，在些小问题上，常常会被别人抓住辫子，要吃大亏的。军队里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壹致，这次关于选举的问题有人给我写了壹封信，揭露了这个问题。这信是写给我的，可以到此为止。”

　　毛泽东在4月11日讲话中说：“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妳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 （许世友插话：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插话：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4月23日，毛又打招呼，说明天选举把这些人选进去。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还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24日选举结果，这些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朱德809票；陈云815票；李富春886票；陈毅867票；徐向前808票；聂荣臻838票；叶剑英821票；邓子恢827票；李先念922票；张鼎丞1099票。

　　“九大”选举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共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占八届中委和候补委员167人（死亡者除外）的31.7%。

　　在九大刚刚闭幕到九届壹中全会之前，发生了壹件事，这就是“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秘书。他发现黄、吴、叶、李、邱在“九大”前后经常秘密集结，议论江青。他还在电话中窃听了这些人反对江青的言论。1969年4月26日，他写好了壹封给毛泽东的信，共20多页，壹式三份。壹份走机要，壹份请副总参谋长温玉成转交，壹份走地方邮局。李曾当过温的秘书，他知道黄永胜与温玉成有矛盾，所以托温玉成把信转送中央。温玉成看完信，经过壹番考虑，没把信交给中央，而交给了叶群。叶群立即告诉了黄、吴、李、邱。4月28日，黄永胜命令他的警卫参谋李学金逮捕了李必达。4月30日，吴法宪派了壹架专机，将李必达押送到广州。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李必达在《毛主席语录》最后壹页纸上写下：“因为我揭发反革命集团罪行，所以被害，要求革命同志帮助我向毛主席报告。”机组人员在飞机上拾到语录本，交给吴法宪，吴法宪交给叶群，叶群又把黄永胜和项辉芳叫到毛家湾研究对策。李必达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

　　李必达通过邮局寄的那壹份，被黄永胜用行政手段截住了。通过机要的那壹份送到了中央。事后，黄永胜打电话试探江青的反应。江青对黄说：“妳要来抄我的家吗？”江青也曾给周恩来打电话：“我可能要遭到暗杀。”

　　李必达这件事会使毛泽东了解到：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私下里有反对江青的秘密活动；李必达给毛写信，却受到秘密迫害；李必达被关在黄永胜长期管辖的广州军区；秘密迫害李必达的是军委办事组的集体行动。这是高层政治斗争的重要动向。毛对这壹重大动向深藏于心，毫无表露。

　　军队里的人为何反对江青？几位军头的回忆录中，都强调自己反对文革。因为文革被否定了，否定文革就是政治正确。实际不完全是这样的。军人反对江青和文革小组有几个原因：壹，在文革中，代表中央办事的就是中央文革，代表中央军委办事的就是军委办事组。这两个权力最大的小组的意见时常对立，而且有权力之争。江青想插手军队，军委办事组“像防贼壹样防著她”；二，江青凭借毛夫人的地位指手划脚，令人讨厌。壹些在战争中出山生入死的将军们怎能看得起她？三，作为“大内主管”的汪东兴，对性格乖张的“主妇”不敢怒不敢言，就向军人们散布毛、江关系不好的假信息，变相鼓动军人反对江青。

　　4月28日，举行了九届壹中全会，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九届壹中全会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有壹个副主席，就是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排列）、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在公布的名单的排列方式上，极力突出林彪的第二把手的地位。周恩来的名字排位由通常的第三降到第四。宣布后，周立即从台上走下来，坐到第台下第壹排，毛把他请上了台。这样的排名方式，可能是周恩来的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不投江青的票的那几个人，在壹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时，照样没有投江青的票。这印证了张春桥的那句话：“不选江青的人决不是小代表，是大代表。”也就是说，不投江青票的几个人都在新选的中央委员之内，当然是军委办事组的那几个人。陈伯达也没有投江青的票。

　　在军队方面，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有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黄永胜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8人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实际上，林彪通过军委办事组掌控军队，五位元帅只是挂名而已。军委办事组权力大了，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取消了。几位老帅不参与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文革不存在以后，在政治局内部，文革派和军委办事组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了水火不容的两个集团。

　　“九大”以后，周恩来的权力加强了。“九大”前的“碰头会”周恩来仅是召集人，“九大”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是名符其实的主持人。在毛确定的大框子内，周恩来是执行过程中的决策人。他将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半个国家主席（董必武代国家主席不管事）的权力集于壹身。多年来，毛壹直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主事以后，这壹情况更加明显了，政治局集体领导要向毛泽东个人请示工作，听他的指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邱会作说：“那时中央里发生的重点的事，没有壹件不是毛主席决定的，没有壹件不是周恩来办成的。”

　　微妙的“中央政治”

　　九届壹中全会之前，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三人小组，委托这个小组为九届壹中全会提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三人小组除了毛、林的电话以外，其他电话壹概不接，不与外界联系。

　　黄永胜事后对吴、叶、李、邱说：“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曾经定了7个人的名单：毛、林、周、陈、康、黄，还有江青或张春桥。但是我推掉了。”黄不愿当常委的理由是：“如果我当了常委，江青肯定也要当常委。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江青曾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

　　三人小组第壹次上报的政治局委中名单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董必武、朱德、刘伯承、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李雪峰、王效禹等23人。

　　黄永胜说：“我开始不摸底，表示江青文革有功，应讲功劳，但不壹定要当政治局委员，这是为了大局，为了主席。康生壹听就火冒三丈。会后，周总理对我说：‘妳太不懂了！’不懂什么？总理没有说。”

　　4月26日下午，毛看到了上报名单。他在江青名字上打了壹个大叉，加上了叶群。在王效禹、叶剑英名字下了壹个杠。后来毛说，王效禹就不考虑了。

　　林彪看到名单后，在叶群的名字上划了壹个大叉，但没有加上江青。邱会作认为，“这真是神来之笔，可以摸摸主席对江青是什么态度。”

　　在三人小组会上，周恩来说：“主席、林副主席在名单上删去的名字，我们还是要考虑的。我们坚持把这两个人都列上，这也是从当前大局来考虑。”这样，又加上了江青、叶群的名字。

　　在新的名单，毛还是在江青的名字上打了壹个大叉，在名单的旁边写上了李德生、纪登奎的名字。林和上次壹样，在叶群的名字上打了壹个大叉。

　　林彪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参加会议，壹向由叶群出面。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壹定程度上代表林彪，电话由叶群接，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提出“更好”的意见林彪也会接受。江青不仅是毛的夫人，也是文革的功臣。这两个人的丈夫又故作姿态。所以，周恩来为这两个人进政治局大伤脑筋。

　　26日晚上三人小组继续工作，主要是讨论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周总理说；“整个名单就是江青、叶群两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整个名单就定下来了。从当前的情况出发，江青、叶群壹定要进政治局。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诚恳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三人，明天上午向主席汇报，12时后向林副主席汇报，争取在明天，把问题分别谈妥。”

　　27日上午10时，三人小组到了毛住处。周恩来说：“我们诚恳提出江青同志壹定要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之内。把她列入固然有壹定的政治影响，不列入也会产生政治影响，甚至会产生更大的政治问题。权衡利弊，我们提议壹定要把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说：“妳们要那就要吧。不管怎么说，列上了责任在我身上，就这样吧。”

　　三人小组到林彪家里，周对林说：“关于叶群同志列入政治局候选人名单问题，从现实政治情况来考虑，我们三人认为壹定要列入，否则会产生另外的政治影响。请林副主席同意我们的意见。”黄永胜说刚才到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希望林副主席也要同意我们的意见。康生也提出了请求。林说：“无论同意或不同意把叶群列入政治局候选人，我都听从毛主席的决定。”

　　最后，在毛处开会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定下来了。毛、林、周、康、黄五个人在候选人名单上签了字。

　　黄、吴、李、邱都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几次向他们讲什么是“中央政治”以及关于“中央政治”的范围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周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以为“中央政治”是很高深的东西，没想到就是这么壹句普通的话。等到“9·13”自己被打倒以后，才真正认识到总理说的“太高明，太深刻”了。邱会作后来对“中央政治”的理解是：壹，对江青的态度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和主席联在壹起的；二，主席不是很反对江青，我们没看清，受汪东兴误导；三，不能感情用事而没有城府。实际上，毛是想让江青进政治局的，他划掉江青，加上叶群就是为江青进政治局作铺垫：江青的资历和政治影响力都在叶群之上，叶群进了政治局，江青怎能不进政治局？

　　江青在有些时候很难相处，周恩来对她委曲求全。黄永胜对他儿子黄正说：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壹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壹句都不敢反驳。有壹次开政治局会议，有重要的议题要研究。会还没开始，江青就闹，说：“总理，妳要帮我解决壹个严重的问题，不然就要出大事情！”周恩来问：“江青同志妳有什么严重的事情？”江青说：“我房里那个马桶现在天冷不敢用，太凉，壹上厕所就感冒，壹感冒我就不能去见毛主席，怕传染主席，我也很快要闹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怎么办？我开完会派人去看壹看？”江青不干，说：“总理妳对我没有阶级感情，阶级敌人恨不得我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会也不开了，就带著我们几个到江青那里去。周恩来对著江青那个马桶，用手托著下巴，这样看看，那样看看，想来想去，最后说：“江青同志，这样好不好，我们没有技术把这个马桶的垫圏加热，但可以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和的布料包起它来，就可以临时解决了。”江青同意了，周恩来马上叫中央办公厅派人来做好。

　　在八届十壹中全会以后，凡是有毛泽东出场的场面，江青的位置总是同林彪不相上下。在多数情况下，江青总是同林彪并肩出场，至少也是跟在林彪之后；凡是周恩来领头的场面，江青至少也是同周并排出场；凡是中央文革单独出场，江青总是走在前头，后面的人还要跟她保持壹段距离。有壹次，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要吃药，护士拿来了壹杯开水，周恩来用手在杯子上摸了壹下，对江青说：“开水不热，请吃药吧。”在党内高级干部中，由于她和毛主席的特殊关系，没有不尊敬江青、不买江账的。

　　?“九大”以后林彪、江青的关系

　　江青和林彪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壹方面，江青是毛的夫人，林彪不得不尊重她，另壹方面，江青这个人有时做事不得体，令人讨厌。特别是，江青秉承毛意，支持军队内的造反派，林彪要稳定军队，在观点上就有冲突。因此，从军队支左开始，文革派和军队就有矛盾。

　　吴法宪回忆，１９６７年２月中旬，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在京西宾馆开壹个小型会议。会上陈伯达批评肖华，把很多问题引到军委头上。陈伯达说：“肖华是个资产阶级政客，他把部队政治工作引到资产阶级的轨道上了。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清规戒律多，这也不准，那也不准，把军队的文化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军队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我壹路过三座门（军委所在地），就有气，那里官僚主义严重，政客风气难闻，是个阎王殿。我们都不进这个三座门。”陈伯达这番话使在座的军队干部愤愤不平。就在这几天，肖华的家被北京军区文工团和壹些军事院校的造反派抄了，抢走了壹部分文件。第二天上午，叶剑英向林彪汇报了这些情况。林彪听了勃然大怒，让秘书打电话把江青叫来。说：“妳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毛主席，妳们不同我商量，就骂肖华，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妳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毛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毛主席，请求毛主席免除我的壹切职务。”林彪说话时，江青想插话解释但林彪连说带骂，根本不让江青解释。愤怒之下，林彪连声高叫警卫参谋备车，要和江青壹起找毛泽东。叶群在两人中间，壹面哭，壹面苦苦哀求两人不要吵，还在林彪面前跪下来，抱著林彪的腿，不让他向外面走。江青向林彪道歉说：“妳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妳可以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壹定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呢？”在林彪骂江青的第二天晚，林彪通知叶剑英、徐向前，让他们两人主持军委会议，请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参加，传达毛泽东对肖华问题的处理意见，即“抓肖华，抄肖华的家，抢档案是不对的。让肖华写个检讨过关。”并通知肖华本人参加会议。结果，中央文革只有关锋壹人参加会议，说：“陈伯达昨晚讲话之前是因为喝了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壹些错话，江青在中央文革会上批评了他，陈伯达了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先没有和江青同志商量。”关锋说完后，引起了军人们更强烈的批评。

　　在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不久，军委办事组就和中央文革之间发生了碰撞。1968年夏，军委办事组向毛报告，建议凡涉及到部队战备、调动等重大问题的军委文件，主送毛、林、周三人审批后即执行。毛批准了这个建议。这样，中央文革就不能过问军事。江青说黄永胜封锁消息，让黄检讨。黄没有检讨。1968年秋，中央决定由黄永胜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江青阻止黄出国，还怒骂黄永胜：“国民党搞党国，妳们搞军国，妳们搞军队领导壹切，妳们搞军阀专政。妳们戴五星军帽，穿红旗领章军衣，不受党的领导，不觉得耻辱吗？”毛还是让黄率团出国。江青更加不满。

　　九届壹中全会以后，4月30日，江青通知中央碰头会照常开。江青到会最早，她坐在周恩来坐的位置上，自己主持了会议。她说：“今天的会是我让召开的。我要向大家说壹个问题，现在有人在搞阴谋，壹切事情都不告诉我，连电话都不打壹个，这是壹个严重的问题。” “妳们以为文化革命结束了，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妳们的历史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有种的，我们来较量壹下吧！”江青放了这段狂言后就走了。邱会作认为，江青说的搞阴谋就是周、康、黄三人小组提名单时没有跟她通过气，实际是她知道了李必达的告密信。

　　5月4日，在人大会堂召开中央政局全体会议，周恩来传达毛、林的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常委主持日常工作。”毛点名参加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先念、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这样，“九大”政治局集体领导取代了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

　　邱会作认为，在“九大”，林彪同江青进行了壹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彪胜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种胜利带来了更大的灾难，“九大”以后的斗争更激烈了。

　　?“九大”以后，黄永胜几乎没有壹天不议论江青这些人的事。黄、吴、李、邱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关于林、江关系，他们四个人无话不说。黄永胜对李作鹏、邱会作说：“我们是壹根绳上的蚂蚱，出了什么事，我们壹个也跑不了的。妳们怕不怕？要是怕也可以退出。”黄、吴、李、邱说江青有宗派，其实他们自己也结成了宗派。他们这个宗派谈起江青总有说不完的话。“九大”期间的壹天，黄、吴、李、邱四人在京西宾馆大楼八层东边大房间里从晚上八时谈到第二天早晨六点，整整谈了十个小时，集中谈林、江关系。

　　“九大”以后，江青虽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具体的分管部门。江青先到毛泽东那里要求分配工作，毛没有理睬她。江青又去找林彪，叶群借口林彪身体不好，挡了五、六次驾。最后实在不好再挡了，就让江与林彪谈了壹次话。江青说：“请求中央分配我工作！”林彪说：“政治局委员就是工作。”江青说：“壹点权力也没有，是空洞的工作。”林彪说：“在集体领导中，妳赞成或者反对就是权力！”江青急了，说：“现在我在政治局里是多余的人！”林彪说：“像我们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多余的人！”说完就闭目养神，不再开口了。

　　1970年5月17日上午，江青召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德生、谢富治、姚文元在她的住处钓鱼台11号楼开会，李德生也参加了。江青壹气讲了３个小时，讲她的革命经历，以及在延安和毛结婚的前前后后，然后就逐壹评论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三位常委。说周恩来有行政能力，勤勤恳恳，但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看得不准，决心不大，只能在中央做些具体工作。还说“这与他这个人在历史上走机会主义路线有关，历史上他就是东风来了拥护东风，西风来了拥护西风，跟著王明跑，苏区损失很大。·····”说康生“有理论水平，同修正主义斗争很坚决，是有功的，但他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少。”说伯达“是书呆子，不会办事，没有主张，经常讲错话我们都给他擦屁股。整个中央文革的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听到江青这些不得体的话，黄永胜离开了会场，吴、李、邱也跟著走了。他们认为江青讲这些话很不正常，就到林彪家向林说了这件事。林让黄永胜、吴法宪两人到毛主席那里去，据实向毛主席报告，并让叶群亲自打电话给毛处联系。由于马上要参加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他们两人向毛作了简短的汇报。毛说的第壹句话是：“壹个政治局委员找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壹些问题是可以的。”第二句话是：“妳们知道江青也是壹霸。”第三句话是：“妳们今天同我说的这些问题，不要叫江青知道，我也不跟她说，她要是知道了，妳们就不好混了。”吴法宪回忆说：“我和黄永胜都有些失望，感到毛主席对我们的汇报不感兴趣。”“毛泽东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若无其事，好像江青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错似的。毛泽东当时的这壹态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事后，吴法宪、邱会作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把整个过程都说了。周当时很激动，连眼眶都有些湿了，他连说了两句：“老同志就是老同志！”“老同志是能理解大事的！”

　　汪东兴和军委办事组关系密切，军委办事组的人讨厌江青，又不知道她和毛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经常向汪东兴摸底。汪也讨厌江青，自己又不敢反，就鼓动军委办事组的人反，所以尽说毛对江不好的壹面。后来黄、吴、李、邱发现，他们上了汪东兴的当，毛是很看重江青的。毛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1日的南巡讲话中，谈到路线斗争时还表扬了江青。毛说，江青直接参与的两次路线斗争，就是同刘少奇，还有与伯达和那个人（那个人是谁没有点名，听者都知道）的斗争。这都是江青端出来的，她是立了大功的。和彭德怀、高岗、饶潄石的斗争她在国外，没有介入到核心里来。这个人头脑清醒，我的话她是听的，也有她自己的思想。毛又说：我承认江青有她的独特的优点，她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也很认真。对刘少奇、陈伯达、林彪的错误，都是她首先察觉到的。这壹点我应当向她学习，妳们也应当向她学呢。军委办事组的人上了汪东兴的当以后才明白：“其实，主席和江青关系很深，毛从来没有真正批评过江青，更没有想过要打倒江青。留心历史的人会发现，毛每次讲江青的坏话，都不是动真格的。

　　毛泽东对“军事官僚专政”的忧虑

　　“九大”和九届壹中全会，是军人的胜利，是林彪的胜利。“九大”产生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军人11人，占52.4%，其中林彪势力占主导地位；在九届中央委员（１７０名）和中央候补委员（１０９名）中，军人占４９％，接近壹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壹把手，也绝大多数是“支左”的军队干部。以天津为例，当时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军队干部共有４０３５人，其中有３１７２人参加了地方政权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全市区、局党委书记６０人（６０个单位）中，军队干部４４人，占７３．３％，市级机关壹级组（当时称“组”，即现在的部、委、办）组长１１人当中，军队干部就有１０人，占９０．９％。和其它省、市、自治区相比，天津军人比例不是很大的。担任江苏党、政、军壹把手的许世友，将当地的行政权力全部集中到他所信任的军队干部手中。截至1970年，军方的集权统治已达到如下程度：江苏全省14个专区的党政壹把手全部是军队干部；而在全省68个县里，有61个县的党政壹把手也都是军队干部。当时的中国，颇有“军天下”之趋势。毛在九届壹中全会上说：“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虽然表示不同意这个说法，但不排除他内心深处的忧虑。

　　九届壹中全会以后不久，5月31日，毛泽东到达武汉，随行摄影记者钱嗣杰看到：“毛泽东抵达梅岭壹号，走进过厅，他的目光就停留在走廊的毛主席照片上；随后，他走进客厅，又走进书房，再到卧室，看到了更多的照片和语录。毛泽东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突然，他竟要工作人员立刻将语录和照片统统摘下！”毛主席语录是林彪壹大发明，也是他的政治资本。毛泽东下令摘掉是出自“伟大的谦虚”？显然不是，毛主席语录挂遍全国已多年了，迟不摘，早不摘，为什么九大以后摘？为什么是摘的时候脸色不好看？这也是奥妙的“中央政治”。

　　九大以后，不仅林彪集团（黄、吴、李、邱等）和江青集团（原中央文革及其支持者）的裂痕加深，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也逐渐加深。林彪壹直韬光养晦，千方百计地避免毛对他的猜疑。但百密总有壹疏，有壹件事加深了毛对他的猜疑，这就是“林副主席第壹个号令”。

　　1969年，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壹年，1969年3月2日发生了珍宝岛事件。8月13日，在新疆发生了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为缓和两国紧张局势，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了从越南回国路经北京的苏联政府领导人柯西金，双方举行了较长时间的会谈。可是，柯西金回国后，苏共的主要政治人物却没有出面迎接，柯西金遭到冷遇。随后，中方要求两国政府换文，确认周、柯达成的谅解，被苏联拒绝。当时中国领导人确信，苏联有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具体计划。10月5日，林彪在黄永胜、吴法宪等陪同下，乘子爵号飞机勘察张家口壹带的地形，并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从张家口回到北京，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分析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研究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的具体措施。而这时，柯西金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建议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10月14日，柯西金再次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抵京。根据“布拉格事件”的教训，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壹天，很可能就是苏联进攻的时刻，因此，10月19日以前壹定要做好准备。

　　由于要准备打仗。1969年国庆节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被“战备疏散”到外地。1969年10月17日，刚刚“疏散”到苏州才两天的林彪，向黄永胜发出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黄永胜让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记壹记，向部队传达。阎仲川让作战值班室参谋整理出壹份电话稿。为应对苏联袭击，成立了前线指挥部，这是开设前线指挥部以来第壹个首长指示，所以就标“林副主席指示第壹个号令”。这个号令18日用电话向下传达，共6条：壹、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是19日、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让秘书加了壹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彪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根据“第壹个号令”，当时95个师、大约94万士兵、4100架飞机和大批坦克火炮、600艘舰艇都进行了疏散隐蔽。从“第壹个号令”产生的情况来看，这是林彪应该做的事，但“第壹个号令”影响之大引起了毛的猜忌，毛害怕“大权旁落”。19日，在武昌的毛泽东看到汪东兴给他“急传阅件”的“电话记录”，壹脸不高兴地说：“烧掉！”汪东兴以为是让他烧掉，毛自己划根火柴给烧了。为了留下传阅件的编号，汪东兴把信封留下了。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壹）明确指出这“实际上是壹次篡党夺权的预演。”“9·13事件”后，阎仲川因“第壹个号令”关押了7年。

　　多年有壹个传说，由于林彪的“壹号命令”，１９６９年党政军元老被疏散到京外。有的在外地安排不好，造成了严重后果，刘少奇死在开封。事情的真相是，1969年10月17日，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据当前形势估计作出决定：在京老同志于10月20日或稍后战备疏散到外地。周恩来按毛的要求，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董必武、朱德、叶剑英到广东；陈云、邓小平、王震到江西，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去开封。刘少奇送到开封，陶铸送安徽合肥。周恩来说“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专机或专列。”“壹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住处均保留不动。”毛泽东14日去了武汉，林彪16日去了苏州。党政军元老疏散外地是战备的需要，不是政治迫害，与林彪“壹号命令”没有关系。

　　毛泽东搞文革有壹个总目标，就是实践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但在具体实施上却是走壹步，看壹步。说是“伟大战略部署”，实际上还是问题导向，相机而动。毛泽东哪里会想到，毛借助林彪除掉刘少奇以后，发现林彪是壹个比刘少奇更难对付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召开“九大”来巩固文革形成的格局、逐渐恢复稳定的战略部署。“九大”闭幕之日，就是毛、林分道扬镳开始之时。毛泽东建立新秩序设想成为泡影。

　　全国各地敲锣打鼓地欢庆“九大”胜利召开之日，正是毛、林矛盾正在加速发酵之时。15个月以后，在1970年秋的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毛、林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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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雾锁庐山：九届二中全会

　　庐山，坐落于江西省北部九江境内，耸立于长江中游的鄱阳湖畔，风景秀丽，夏天凉爽宜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庐山出现了英、俄、美、法等18个国家不同风格的别墅近千幢，20世纪30年代，庐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庐山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中国四大避暑胜地。壹到夏天，名人政要多憩息于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庐山是壹个多事之地。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加剧了正在发生的大饥荒；1970年的庐山会议，又是壹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然而，这场斗争的真实情况，壹直被蒙在庐山的迷雾之中。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委员100人。上山之前，双方的斗争就很激烈，毛泽东察觉到高层涌动的暗流，在22日下午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警告： “要把这次全会开成壹个团结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

　　在新的壹场斗争中，壹方是中央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还有陈伯达，他们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林彪，通称林彪集团；另壹方是原中央文革成员，即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他们也都是“九大”产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他们的后台是毛泽东。这两派的斗争，也称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和三座门（中央军委办事组办公地）的斗争。陈伯达本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他在中央文革里是壹个受江青等欺负的角色，叶群出于政治目的，在陈伯达被钓鱼台冷落时，给以关照。陈伯达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希望在林彪接班之后还有自己的位置。林彪集团的几位骨干，在战争年代是壹个山头的（红壹方面军红壹军团），在1967年“5·13事件”中，他们对文革又形成了壹致的看法，他们支持军队内的保守派，打击军队内的造反派，从而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以后，他们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林彪的秘书张云生记载，1970年夏，毛家湾（林彪住地）接待的客人有壹个很窄的范围，经常就是那几个人：陈伯达和黄、吴、李、邱。他们相聚的时间大都在晚上，力图避开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注意。例如，陈伯达到毛家湾来，通常是从钓鱼台出发后，先在市内其它地方兜圈子，然后再转向毛家湾。黄、吴、李、邱到毛家湾“看电影”，也是对钓鱼台严加保密的。有壹次，吴法宪在毛家湾看电影，江青要找他接电话，吴法宪的秘书告诉江青，吴不在家，江青问吴去什么地方了，秘书说不知道。其实秘书知道吴在毛家湾。等江青放下电话后，秘书急忙挂电话找吴法宪，吴法宪不是在毛家湾给江青回电话，而是坐车到三座门回电话。如果林彪集团中的壹个人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冲突，马上向其他人通报，共同商量对策。

　　在没有议会上争论和传媒开放的专制制度下，最容易出现朋党之争。没有桌面上的公开辩论，必定有背后的秘密斗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共，“反党集团”总是壹个接著壹个的出现，其原因盖出于此。

　　上山前的第壹轮博弈：要不要设国家主席

　　九届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四届人大作准备。1964年12月召开三届人大到这时已经6年了，超过了五年壹届的期限。时至1970年，中学红卫兵到农村插队，大学生红卫兵到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群众组织已经解散，毛放出的“孙悟空”们已压在“五指山”下，“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结束。各省都成立了革委会，地方党组织正在重建，现在该是重建政府机构的时候了。

　　重建政府机构面临壹个绕不开的问题：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由董必武代理这个礼仪性职务好几年了。董必武已84岁，再也不能由他代理下去了。谁当国家主席？在壹党专政的条件下，如果不是党的主席或副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则是没有权力的空衔。毛壹向厌烦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也不愿意承担行政事务。他已经大权在握，没有必要在自己身上再增添国家主席这个职务。当时，除了他以外，只有壹个人选，这就是林彪。但是，毛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三支两军”以来，军队进入了各级政权机构，林彪势力空前强大，毛担心军队失控。“九大”上他和林彪已经出现裂痕，他对林彪的信任程度大减。

　　站在林彪的立场来看，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的。他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是副统帅，而他的行政职务还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职务是1954年安排的，壹直没有变动。林彪处于壹个名实不符的状况。1959年和1964年第二届和第三届人代会，毛的接班人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按这个先例，作为接班人的林彪自然该当国家主席。毛任中共中央主席，接班人担任国家主席，这是当年毛泽东向刘少奇逐步交班的模式。现在，毛废除了这个交班模式，不让林彪担任这个职务。从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性格而言，他不壹定在乎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但是，湖北蛮子的犟劲，毛越是不让他当，他越是要较劲。因为他知道，让不让他当国家主席，是测量毛对他信任度的试金石。他在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和毛较劲，逼出毛对他的真实态度。由此，就国家主席的事，毛、林之间妳来我往，进行了六次拉锯式的博弈：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的意见和建议。

　　周恩来让叶群向林彪转达毛的意见，3月9日，在苏州的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问题给毛写了壹个请示报告，毛审阅后明确批示不设国家主席。

　　3月17日到2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黄永胜、吴法宪等坚持设国家主席，会上为此激烈争论。周恩来打电话给汪东兴，让他把会上的争论向毛汇报。毛听完汇报后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妳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林彪通过他的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没有理会，只让秘书打个问候性电话。

　　4月11日晚11点半，林彪在苏州让他的秘书给中央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三点意见：1，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建议仍然由毛主席担任，这样作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2，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问题都不大。3，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同意林彪的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担任的意见。政治局向毛写了报告。毛当天看了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林彪仍然坚持己见。《周恩来传》说这是“文革”以来毛与林第壹次在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

　　4月下旬，毛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孙权让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我放在炉子上烤，我劝妳们不要把我当曹操，妳们也不要当孙权。”再壹次表达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5月17日下午，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到林彪家，谈起毛说的“如果要设国家主席，由林彪来当”时，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壹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壹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

　　邱会作认为，林彪同意设国家主席，几个常委同意设国家主席，都是从国家体制去考虑。毛说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给林彪留位子。也许毛把设国家主席问题和接班人问题连在壹起考虑了。吴法宪认为，林彪也不想当国家主席。其理由是：国家主席是虚位，林彪现有的职务都是实的，没有必要争这个虚位；林彪身体不好，又不喜欢出头露面。林彪不存在“急于抢国家主席”的想法。

　　毛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是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林有没有野心；林坚持设国家主席，也要通过这件事试探毛对他的态度：让他当接班人是真还是假。于是，国家主席就成了壹个焦点。当然，这个焦点是外表，其核心还是毛对他的接班人已经不信任了。如果在民主制度下，换接班人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但在专制制度下，换接班人，对林彪就是灾难，刘少奇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毛、林这个斗争焦点就要在庐山会议上反映出来。毛后来说“设国家主席”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纲领”。从接班人这个斗争焦点来说，毛的这个说法的确点中了要害。

　　上山前的第二轮博弈：关于“政治武器”

　　在新的壹场政治斗争中，林彪集团祭起“崇毛”的政治武器，企图先声夺人。

　　?“崇毛”的政治武器是经过多年炼成的。神化毛泽东，从延安整风时就开始了，中共“七大”时就成了定规。经过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陶铸、柯庆施等党内高层人物的大力吹捧，经过20多年各种舆论工具的大力营造，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气氛：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判别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崇毛，就是政治正确；不崇毛，就是政治错误。谁壹旦被打成“反毛”，就会身败名裂。几十年崇毛舆论的薰陶，对反毛者血腥镇压的恐怖，中国人的心理、甚至生理都发生了变化：崇毛就感到安全，听到反毛的言论就感到不安和恐惧。在高层政治斗争中，谁掌握了崇毛的主动权，谁就站在“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林彪主持军队工作以后，就抢占了这个制高点。他大张旗鼓地、千方百计地神化毛泽东。他这壹作为，不仅为他地位上升捞得了政治资本，也把崇敬毛、忠于毛的政治气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崇毛”这个政治武器炼得更加威力无比，壹旦祭起这个武器，就能够攻无不克。

　　毛泽东早期需要个人崇拜，也要利用林彪整刘少奇，就接受了林彪的壹系列崇毛的作为。以毛之精明，他不会陶醉于十亿人对他神壹样的崇拜，只是利用别人对他的崇拜实现他的政治目标而已。壹旦发现林彪在政治上和自己不壹致，而崇毛不是出自林的真心，毛就感到讨嫌。毛察觉到林彪集团已将“崇毛”作为政治武器来使用，他就不声不响地拿掉了林彪集团这个政治武器。文革派的人早已心领神会，审慎地紧跟。而军人们对他们手中的政治武器失效还浑然不觉。为了保卫他们得心应手的政治武器，他们和文革派抗争。

　　1970年8月13日下午，在康生主持下，宪法修改小组开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开始争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双方相持不下。接著，吴法宪主张在国务院这壹章应该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壹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康生、张春桥说：“再写上重复，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张春桥还说：“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壹种讽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林彪的话。吴法宪质问：“张春桥，妳解释清楚，妳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妳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吴法宪说张春桥“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毛泽东思想。”陈伯达在卫生间听到了声震屋瓦的争吵，出来后站在吴法宪壹边。还对吴说：“今天的事情不简单，妳应该向林副主席反映壹下，向周总理和黄总长反映壹下。”吴法宪听取了陈伯达的意见，首先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表示支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壹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吴法宪又给叶群打电话，向她汇报了会上争吵的情况。壹个小时后叶群回电话：林彪说吴法宪的意见是对的。

　　8月15日上午10点半，在徐州的李作鹏接到黄永胜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修改宪法小组发生很大争论，吴胖子很孤立，妳赶快回来。”当天下午，李作鹏回到北京到黄永胜处，黄向他介绍了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还对李作鹏说：“现在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

　　林彪是壹个精明并且工于心计的人。旁人看来，他壹直是紧跟毛泽东。但是，紧跟只是在公开场合下的政治表演。每次登天安门城楼，林彪总要比毛早到壹两分种，在电梯前迎候毛。这是叶群精心安排的。叶群对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说：“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时间，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妳懂吗？”大家都知道林彪“语录不离手”，其实，林彪每壹次参加群众集会，都是由李文普拿著语录本，到了现场李文普才把语录本交给林彪。当群众高呼口号时，林彪拿起语录挥动。口号声壹停，语录本又回到李文普手里。在表面上看，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壹句顶壹万句”，说毛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真实想法却相反，他私下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毛 “最大的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否占有多数”毛搞“小帮帮”“他先为妳揑造壹个‘妳的’意见，然后他来驳妳的意见，并无，而揑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壹套。”基于对毛看穿，林这自己定的对策是：“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最迅速地响应他的每壹个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地等待著别人的态度。”“不提不同的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妳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听他先说才可壹致。”在中共所有领导人中，林彪私下对毛的批评是最尖锐的，而且直指毛的政治品质。

　　极权政治制度是两面派、阴谋家的肥沃土壤。在这种制度下“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语）。林彪将两面派做到了极致。他这样做毛泽东不可能壹点没有察觉，在他需要的时候，容忍并接受了这些虚伪的吹捧，时间长了也会反感的。所以，毛泽东壹方面自己主动地“反对个人崇拜”，另壹方面对军队的指挥权保持高度的警惕：

　　壹，删掉“三个副词”。“三个副词”即“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斯列宁主义”，最早见于1966年5月18日林彪的讲话，后来写进了八届十壹中全会公报。1966年12月16日，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又写进了了这“三个副词”。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毛泽东圈去《党章》中的“三个副词”。因此，“三个副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新《党章》中都悄悄消失了。但林彪集团的成员浑然不觉。为了保卫这句话，还和文革派争吵。直到庐山会议上他们惨遭失败后的8月27日早上，林立果送给吴法宪壹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让他送的，让吴法宪看壹看，还说：早在“九大”党章中，就没有这三个副词。吴法宪壹看，果然如此。上午，吴法宪拿党章，问周恩来：党章中三个副词为什么删掉了？后来周恩来让办公厅的人查，结果是，毛在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1970年6月11日，毛在接见外宾时，曾两次以讽刺的口吻谈到，苏共21大决议把赫鲁晓夫的报告称作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 1970年7月27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壹刊”社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沿用了好几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句话中加了四个字，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上了“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就不是林副主席壹个人直接指挥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发生争执。陈主张把 “毛主席和”四个字删掉。理由是，自文革以来在报刊上的标准提法中没有这四个字，如果突然加了这四个字，会引起外界议论。张春桥则坚决不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得不设法调解。他们专门作了调查，才发现上壹年的“十壹”社论中已经增加了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是张春桥、姚文元加的。张、姚没有这个胆量，显然是毛泽东的意图。毛在壹年以后的南巡讲话中就明确地点出来了：“难道缔造就不能指挥吗？”

　　三，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毛对斯诺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壹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壹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壹概辞去。”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答：“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1971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中共中央将这次谈话纪要作为正式文件印发到“党的基层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听了这个文件的传达，人们自然想到林彪。

　　也就在这个时候，毛在同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批评了形式主义的种种现象。他说，妳们最好把人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把那些东西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大会堂。他让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办这件事。李德生就把人大会堂、京西宾馆的所有语录都取了下来，换上了图片或国画。当时，全国各地，从单位到家庭，从墙壁到报纸，毛主席语录无处不在。

　　上山前的第三轮博弈：谁是林彪的接班人

　　1970年4月25日，毛带著张春桥等到苏州看望林彪。毛泽东亲自看望林彪，确实少见，必有要事。毛泽东在谈话中先是说总理年龄大了，问林彪对周恩来的接班人有什么考虑。毛谈周的接班人是绕弯子，接著进入实质，毛问林彪：我年纪大了，妳身体也不好，妳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见林彪不吭声，毛又追问：妳看小张(指张春桥)怎么样?林彪开始没有回答，过壹会儿，林彪借谈反修防修的问题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跟著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他说的小资产阶级，暗指张春桥。文革前夕，毛对刘少奇不满意，曾考虑让林彪或邓小平接班。所以，林彪对邓小平欲除之而后快。现在冒出来壹个张春桥，林彪怎能容忍？显然，毛泽东不是想用张春桥替代林彪，而是隔代指定，让张春桥当林彪的接班人。林彪身体不好，壹旦确定了张春桥是林彪的接班人，随时可以替代。回过头来看，如果毛不想让林彪当接班人，让林彪体面地过渡几年，然后将权力交给对毛的思想领会最深的文官张春桥，也不会出现“9·13”悲剧。然而，无论从思想上和经历上，林彪和张春桥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林彪对他自己的接班人另有考虑。

　　在东方专制国家，最高专制者让自己的儿子接班是常事。毛泽东著意培养他的长子毛岸英，对他严格要求。1936年，14岁毛岸英被安排到苏联，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让他到农村上“劳动大学”，给他创造了解农村的机会。朝鲜战争壹开始，又把毛岸英交给彭德怀，让他经历战争。人算不如天算，毛岸英死在朝鲜。如果林彪上台，很可能交班给他的儿子林立果。九大之后，林彪将林立果隆重推出，暴露了他让儿子接班的意图。这不仅否定了毛泽东隔代指定张春桥接林的打算，更是刺中了毛泽东心灵深处的隐痛。

　　林立果，1945年出生。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他姐林立衡1962年上清华大学自控系，因嫌数理化负担重，转到北京大学文科）。北大物理系是6年制，文革开始时林立果是三年级学生。1967年，林彪、叶群通过吴法宪把林立果排在空军司令部。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对林立果大力栽培。他先把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还让党委办公室的科长周宇驰和刘沛丰“传帮带”。吴法宪还向党办主任王飞交待：“林副主席把他的独子交给我们，我们壹定要把林立果培养成才。”林立果进入空军半年就入了党。1969年10月，林立果被提拔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提拔林立果的同时，周宇驰、刘世英也被提拔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时王飞已是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吴法宪当著王飞、周宇驰的面对林立果说：“妳在空军可以调动壹切，指挥壹切。”这种拍马屁的话虽然不可能成为现实，但确实大大提高了林立果在空军的地位。

　　据和林立果在壹起工作过的陈昭说，“在我印象中，林立果是个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人。他跟人谈话，要求对方谈出思想和观点来。”“他是个有魅力的人。口才很好，讲话很吸引人。他还爱好科技，搞过空军雷达天线的改造。毛泽东对此还专门有过壹个批示，说是不能叫作发明，叫作技术革新。”毛的批示无疑是对林立果的勉励，林彪趁势把林立果推出。1970年7月23日，林彪带著林立果到壹家大型军工厂视察。进入厂区，林立果紧随林彪之后，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接受军队的夹道欢迎。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7个小时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壹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林彪对这些吹捧不加制止，反而加以鼓励。有资料说，毛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在私下对江青、康生、张春桥说，我还没死呢，林彪同志身体不好，有点迫不及待地准备自己的接班人了。?

　　林彪不同意将张春桥作为接班人，在新的壹场斗争中，张春桥成为林彪集团的攻击对象。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

　　1970年8月18日下午1点，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火车到达九江（毛外出都是两列火车，前壹列是警卫部队，后壹列是他的座车），汪东兴是随毛壹起到的。吴法宪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副主任杨栋梁到九江迎接。吴法宪到机场再接其他人，程世清和杨栋梁送毛壹行上了庐山。汪东兴对程世清说，这次开会，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林副主席往哪里摆。毛的随从汪东兴说的这话，人们以为是毛的意思。“林副主席往哪里摆”这句话本来出自汪东兴之口，后来加在叶群头上，说是叶群对吴法宪说的。“9·13”事件以后，专案组在审查吴法宪时，吴法宪只好按专案组的要求承认了，在他出狱以后写的回忆录中否定了这个口供。

　　8月22日下午，在毛的住处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林、周、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确认了议程。除毛外，其它四名常委都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壹元化，即形式上有壹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希望毛担任党的主席兼国家主席。毛听了很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妳们愿意要国家主席，妳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国家主席。”毛还严厉地说：“要把这次会开成壹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失败的会。”

　　８月２３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康生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康生讲完后，毛泽东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林彪讲了壹个半小时。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壹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壹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30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壹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林彪还讲到天才问题。“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所具体化的，所增加的新的东西，妳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们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他说：“关于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我有壹点看法。······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延安召开“七大”时提出来的。······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好像天才论不对。这如果是下面的人这样说还情有可原，但如果是中央的人讲的，就会影响到全国，就会引起混乱。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提出多年了，这个问题是不能动摇的。中央和地方的同志，尤其是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林彪不知道毛早就删了这“三个副词”，他说“中央的同志刮这个风是不好的，要引起波动”，是批评否定“三个副词”的张春桥。与会者多数人听不明白，讲话博得了大家的热烈鼓掌。林讲完后康生说：“林彪同志——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说，在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壹致的。”康生讲完毛泽东就宣布散会。这时，不仅军委办事组的人很兴奋，陈毅、叶剑英、陈锡联、许世友等很多人高兴地上去和林彪握手。

　　吴法宪回忆，会前，叶群两次告诉他，林彪在会上不讲话。林彪为什么突然讲话呢？陈伯达告诉邱会作，８月２２日晚，陈伯达到林彪处对林彪说：“九大以后，无休止地运动，不但没的减弱，反而在继续发展。造成这种局面，在主席那里起作用的主要是江青、康生和张春桥。江青不能碰，碰碰张春桥是可以的。”陈伯达非常希望林彪讲讲话。林彪被陈伯达说动了。会后，吴法宪从叶群那里得知，２３日开会前的常委碰头会上，毛曾问林讲不讲话，林说“想讲几句，主席看可以不可以。”林向毛介绍了在宪法修改小组上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毛说：“这个要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林说：“想讲两点，壹是关于宪法修改草案，感到这个不错，二是讲壹讲天才问题。”林彪还对毛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吵，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说：“这不是张春桥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背后搞的鬼。妳可以讲，但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官修《毛泽东传（1949-1976）》说林彪讲话“事先没有打过招呼”，“到全会临开幕的前壹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几个常委提出‘要讲几点意见’”。官史也承认，会前林和毛及常委谈过，这印证了叶群的说法，但毛林交谈，不是“壹刻”，而是“时间不短”，当事人陈伯达回忆说：“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壹个房间里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壹房间里等待，等的时间不短。”“散会后，我去问林彪：妳的讲话是不是事先向毛主席讲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这里需要研究的是，叶群说毛同意林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是不是真实。毛为什么同意林批评张春桥？是不是像有的历史学家说的“引蛇出洞”？如果是“引蛇出洞”，林彪被引出来了，毛应当高兴。但是，毛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说：“出席会议的代表都为林彪的讲话鼓掌，只有主席没鼓掌，表情闷闷不乐，宣布散会。主席没有像往常壹样与各位握手，就从侧门出来，乘车回到住处。”毛的服务员张玉凤说：“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时间壹推再推，饭菜壹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

　　林彪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张春桥，这只有了解高层斗争内幕的人才懂得。多数人是听不出来的。

　　“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林彪讲话不点名批评了张春桥以后，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很兴奋。23日晚8时，邱会作给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打电话：“山上热闹，妳知道了吗？”黄说：“刚才吴胖子来过电话了，知道山上的大好事，不需要再说了，真高兴啊！晚上还多吃了壹碗饭。”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天天给黄永胜打电话，通报山上的情况。晚上，邱会作和李作鹏让吴法宪到叶群那里了解壹下情况。吴从叶那里回来说：叶群讲，开会前主席和林交谈了很久，林向主席反映了壹些情况，主要是吴法宪和张春桥吵架的事。主席说，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主席说林彪可以在会上讲壹讲，但不要点名。然后，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等在吴处谈到24日凌晨3时才散伙。谈话内容主要是张春桥。

　　8月24日上午，叶群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壹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言，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极力煽动“揪人”。

　　8月24日下午，吴法宪到西南组对成都军区政委谢家祥说：“妳叫梁兴初壹起到我那里去壹下。”晚饭后，谢、梁二人到了吴法宪的住处，吴法宪问：“妳们发言没有？”谢说还没有发言。吴说：“妳们是老同志了，妳们应该发言，这是保卫毛主席嘛。”他说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反对毛主席是“天才”的就是张春桥。并告诉我们“要保密”。第二天，谢、梁就发了言。邱会作也到东北组和王辉球和王秉璋串连，要他们发言支持林彪的讲话，要他们批评张春桥、姚文元。

　　邱会作24日下午参加西北组的小组会，吴法宪打来电话说：“姓汪的来电话说，他已经发言了，叫我们快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其它军队同志发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今天发言表示妳自己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今天发言很重要。要尽快发言。”邱会作说：“姓汪的指挥到我们头上了。”吴说：“人家也是好心嘛！语录妳拿到了吗？这是汪主任亲自给我的，让军委办事组近水楼台先得月。”邱说：“对，对，对，知道了。”24日晚，汪东兴逐个给吴、李、邱打电话，询问他们发言情况，汪很亢奋。汪东兴的发言是全会发言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建议设国家主席”，并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笔杆子压枪杆子”，提出要揪人。

　　全会按大区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西南、中南六个组。24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讲话录音以后开始分组讨论。与会中委不知道林彪的讲话指谁，更不知道毛、林有分歧，只知道吹捧毛不会错，拥护副统帅林彪的讲话不会错。多数人随大流，说林彪的讲话好，跟著喊让毛当国家主席，说毛是天才。能看出来揪张春桥的只是少数人。

　　陈伯达在华北组首先发言，他壹开始就大力赞扬林彪的讲话，接著大讲天才。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壹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壹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陈伯达引用林彪几年来说毛是天才的话，然后攻击否定天才的人。他说：“林副主席这些话已发表了多年。但是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壹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壹种讽刺。” “我想大家会记得，林副主席这些话写在八届十壹中全会公报上，是十壹中全会通过的。十壹中全会公报上就是这样写的。八届十壹中全会的公报是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壹个公报，但是竟有人说这些话是壹个讽刺。这样的人要否定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汪东兴在华北组发言先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的讲话”，既吹捧毛，又吹棒林。然后说：“刚才伯达同志的发言，我也同意。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我看，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思想在我们党内泛滥。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到底。”“有的人不仅不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连毛泽东思想都不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可以识破这些坏蛋。（陈伯达插话：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的跳起来了。陈还手舞足蹈地模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把刘少奇簒夺去的权夺回来了，这个权如果再被坏蛋夺走，我们是不甘心的。我们的权壹定要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参加会议的吴德回忆说：“当时，陈伯达讲话，大家还有疑虑，汪东兴壹讲就不同了，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别人更多地是相信他的话。”汪东兴在发言中还说，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是中央办公厅和8341部队的意见。

　　汪东兴在回忆录中写道：“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壹职的壹系列指示，我是很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但是，我当时没有看出林彪、陈伯达等人积极主张设国家主席的险恶用心。在华北组讨论会上，我壹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的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壹些不该说的话。”毛是很难捉摸的人，他公开说的话不壹定代表他的意思，连他身边为他传话的汪东兴都理解错了。

　　华北组由于有汪东兴和陈伯达的高调发言，气氛最热烈，态度最激烈。刘锡昌、郑维山、郭玉峰、聂元梓、刘子厚、马福全、钱学森、邝任农、吴涛、吴忠、尤太忠、彭绍辉及陈毅都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陈毅说：“现在有人否认毛主席是伟大的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我陈毅壹听就知道有人反毛主席了。在‘文化大革命’四年之后发表这样的言论，是壹种罪恶，不管他是公开的，还是背后讲的。说这种话的人是反革命，是帝修反的走狗。这种人应该开除党籍，交群众批判。他们是什么居心？用心何在？不能不引起我的义愤。我犯过三次大错误，是犯错误的人，我愿站在林副主席这壹方面参加战斗。别以为我靠边站我就不能保卫毛主席，不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人在墙旭旯里反对毛主席，我陈毅也要把他揪出来！这次我可要坚决与他们斗！他们已把我打到阴沟里，我还是要努力和他们斗！华北组解学恭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陈毅以极左的面貌发了言,······他的发言，引起同志们的反击,指出他的立场不对,言不由衷。”钱学森首先建议在宪法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汪东兴进壹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壹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设国家主席、让毛当主席、林当副主席，在当时有相当的合理性，这是得到当时多数人支持的壹个原因。

　　24日晚12时正在夜餐，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催要简报签发。李雪峰签了字。解学恭觉得帽子太多，李雪峰说中央会议，有闻必录,如实反映。解说,陈毅同其他同志并列壹起不好,李雪峰、吴德说勾出来，解勾了出来,写了壹句,其他未动。李雪峰说赶快拿去发吧，解签了字,吴德也签了字。李雪峰是华北组组长（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吴德是华北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解学恭是华北组副组长（天津市革委会主任）他们签发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出，第二天上午发到各组。这份简报介绍了华北组讨论的情况，主要是陈伯达和汪东兴的讲话内容，肯定了林彪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简报写道：

　　大家听了伯达同志、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林彪听秘书念了六号简报以后说：“听了这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了实质问题。”六号简报在各组引起了强烈反应，各组都要求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拿著陈伯达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西北组、西南组作口径统壹的发言。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这是党的八届十壹中全会就肯定下来的，林副主席《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了的，怎么能不写？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壹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六号简报发到各组以后，有些人知道，简报里说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那个人就是张春桥。全会的气氛壹下子紧张起来，大家的目标都集中到揪出反毛主席的“坏人”。人们对揪张春桥这么大劲头，表面上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实际上是对文革中自己被揪斗的不满。毛是不能反的，江青是不能反的，对文革的怨气只能撒在张春桥身上了。早在1958年，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壹文就得到毛泽东的欣赏。毛亲自写按语肯定了这篇文章，送到《人民日报》发表。自开展文革以来，张春桥是毛的坚定支持者，毛泽东对他很信任。 毛知道揪张春桥，就是反文革；出于保文革，他也必定保张春桥。但军人们以为张春桥是壹个无足轻重的“小记者”，没有想到毛泽东会鼎力支持他。

　　8月25日下午两点，在华东组，许世友宣布大组讨论开始。很多人手里都拿著六号简报。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第壹个发言，他说：“毛主席亲自缔造、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军队，坚决打倒壹切野心家、阴谋家，把他们揪出来示众。”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说毛主席是天才，都愤怒地斥责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痛批“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有的发言者直接引用六号简报中的话。壹位中央委员慷慨激昂地发言说“不把反对毛主席的人揪出来决不收兵！”这时坐在张春桥旁边的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打断了这位中央委员的发言，站起来冲著张春桥大声地说：“自己站出来嘛！”全场为之震惊。张春桥脸色非常难看，眼光躲开陈励耘，盯在地毯上，猛吸香烟。会场火药味越来越浓，浙江省壹位穿海军服的候补中委索性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全场随之高呼，声震屋宇。

　　当时，赞成“天才论”，高调歌颂毛泽东思想，赞成“设国家主席”就成了壹个政治代名词，其真实内容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因此，已经被边缘化了的陈云、陈毅了站在歌颂毛泽东思想这壹边，站在林彪这壹边。

　　邱会作回忆说：从24日那天下午开始，庐山的战火确实烧得很旺盛。这实际是对中央文革进行讨伐！在二中全会上，并不只是陈伯达、汪东兴，吴、叶、李、邱反对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中央文革的要员，而是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共同的思想行动。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各写壹封信给毛、林、周。要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浙江的南萍、熊应堂提出要公开批判张春桥，韩先楚听许世友壹讲他立即响应，说：“我也给这个鳝鱼眼（指张春桥）补壹枪。”。周恩来收到这三封信时政治风向已转，周把三封信给叶群，叫叶不要向上送。李作鹏回忆说：“讨论壹开始，中委们就见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发言，每个人的发言声音大，调子高，措词激烈，‘机关枪’、‘大炮’、‘刺刀’、‘手榴弹’同时使用，群情激愤地壹定要揪出阴谋家野心家，揪出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看来，毛泽东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也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在庐山，毛终于发现了林彪军事集团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持如此强烈的否定态度毛泽东对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看得很重，他的看法通过周恩来、姚文元、毛远新透露出来。解学恭日记写道：9月3日，总理参加华北组讨论，他在会上说:“主席说，八月‘顺流’同‘二月逆流’合流，二陈合流。”二陈是指陈伯达和陈毅。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议上，毛远新说“庐山会议是壹次未遂政变。”

　　毛泽东抛出了陈伯达

　　通过“三支两军”，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革命委员会，都被军队控制。而军队又控制在林彪的亲信军委办事组这几个人手中，军人防江青“如同防止盗贼壹样严格”，不让她沾边，毛在九届壹中全会中提出了“军事官僚专政” 的问题，江青也说：“蒋介石搞了壹个党国，我们现在搞了壹个军党，军国。” “军事官僚”们在庐山会议上声势浩大地要揪出文革要员张春桥，毛泽东能容忍吗？

　　８月２５日早上，张春桥到江青住处谈了半小时。张春桥走后江青就让秘书杨银禄找来六号简报。先是说到总理那里去，却直接到了毛泽东住处。江青从毛那里回来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２６日晚上，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４个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走了以后，江青好像打了胜仗壹样高兴。

　　徐景贤的《十年壹梦》壹书记载了26日晚上在江青住所，江青和张春桥向王洪文和徐景贤谈向毛告状的情况：

　　江青说：“25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那份华北组简报。·····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壹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壹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壹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张春桥在壹旁补充说。“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江青用手势比划著，吃吃地笑起来：“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壹期简报。”

　　1967年2月16日，军头们“大闹怀仁堂”，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向毛泽东告状，促使毛反击“二月逆流”；1970年8月24日，军头们的“八月顺流”，也是这几个人告的状。林彪集团不跟毛打招呼，在自己眼皮底下揪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张春桥，还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连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这些不是壹方面军的将领也支持林彪的讲话，毛必须扭转局势。

　　8月25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各组壹个召集人参加会议。毛泽东大发雷霆，他重复了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坚决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还说：“妳们要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妳们去闹，等妳们闹完 了，我再上山，就不下去了。再不然，我就辞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提出：停止讨论林彪报告；收回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人作出检查。26日宣布休会。

　　休会以后，壹般中央委员白天游览庐山，晚上看电影。但周恩来十分忙碌。8月26日下午和27日上午，周恩来找吴法宪、李作鹏、康生、汪东兴到他那里开会，周说：“按主席要求，把有些情况搞清楚。”为了配合毛泽东查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调集了各大组的会议记录，发现吴、李、邱等人在各组的发言内容相似。这说明他们事先有串连。周恩来和康生壹起找吴、李、邱谈话，追查他们统壹口径的情况。还查清了陈伯达编选的、汪东兴印发的《恩格斯、列宁、毛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出笼经过。

　　8月27日，周恩来、康生到林彪处，康生说：“这次庐山会议的主犯有三个，壹是陈伯达，二是吴法宪，三是汪东兴。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还有陈毅跳出来。”林彪说：“吴法宪这个人我了解，跟了我几十年，从来没有造过谣。8月14日的争论妳也在场，怎么是造谣呢？”8月28日，周恩来让吴法宪作检讨，替“副统帅”担责任，保护“副统帅”。晚饭后，吴法宪向林彪谈起此事，林彪说：“妳不要写检讨！妳没有错，讲话是我讲的，错了我负责。”林彪还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壹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话不该讲。”

　　8月27日下午4点，陈伯达约吴、邱和李作鹏到他住处谈壹谈，吴、李、邱对去不去有点犹豫。陈说，是主席让他找几个人的。他们去了，谈了约壹个小时。陈伯达说：“毛主席指责我参加了军事俱乐部！说我背叛了中央文革，要我到江青、康生那里去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原谅。”还说：“康生指责我把林副主席绑上了战车，甘愿当叛徒，投靠了军委办事组，我准备妳陈伯达杀我的头。”临走时，陈伯达说：“我犯了错误，从此中断联系！”

　　8月30日，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上山，是毛让他上山的，毛安排李德生回北京替换他。要批判军委办事组，让组长黄永胜留在北京掌握军队是非常危险的事。黄永胜虽然在北京，但和庐山上的吴、叶、李、邱天天有电话联系。黄还让军委办事组宋诚为他写了壹个发言稿。黄壹上山，毛就找他谈话。毛说：“搞突然袭击，还那样厉害！张春桥手无寸铁，妳们要搞他干什么？”毛还对黄说：“妳们能不能让我看张春桥三年？”黄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参加秋收起义的，几十年枪林弹雨我都是跟主席的，都是拥护主席的。” 毛说：“现在问题解决了，不要把问题带下山去。今后主要是学习，提高认识问题。大家都要执行九大路线，团结起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毛泽东同林彪的谈话中也谈对张春桥要再看两年。吴法宪回忆说，8月28日，林彪告诉我：“毛主席和我谈了话，对张春桥这个人还要看两年，如果不行，拿掉，到时候我交班给妳。”

　　毛还对黄永胜说：“壹方面军的干部不如四方面军的干部好。四方面军的干部比较谨慎，壹方面军的人骄傲自大。”关于黄永胜上山后毛还对他谈了什么，黄永胜出狱以后，和他儿子黄正有壹段对话。黄正问：“他跟妳说了些什么？”黄永胜说：“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命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著弯让我猜。壹会儿讲井岗山，壹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壹会儿又讲文化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到壹点点，似是而非。可这样的事是能靠猜测来处事吗？万壹猜出问题就是天大的事！”黄正说：“妳知道了毛泽东要搞林彪，妳就听他的嘛。”黄永胜说：“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是等于就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这两个人又是我最讨厌的。张春桥是个叛徒 ，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到毛主席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妳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明示我。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

　　为了了解毛同黄永胜谈了些什么，吴、李、邱在黄永胜住处等到下半夜。黄永胜从毛处回来后，他们壹直谈到30日凌晨4点。后来叶群也来了，黄、吴、叶、李、邱商量了几条原则：壹是各自检讨，互不涉及；二是山上山下没有联系，检讨不涉及林彪、黄永胜；三是不揭发陈伯达和汪东兴，以便保护他们。吴法宪说：“现在周总理要我作检讨。我是副组长，由我来作检讨承担责任，以保护林副主席。”大家壹致同意吴的意见。黄永胜强调说，壹个是要保护副帅，叫吴法宪检讨自己，不要扯别人；壹个是要保护陈伯达和汪东兴，问到自己头上就实事求是地说。老夫子也是手无寸铁；山上山下没有联系，山上几个人的意见是壹致的，不承认我们是壹伙。

　　在休会期间，林彪等毛表态，没有主动要求见毛。毛却主动要求林彪找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开会，说，他们犯了错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把问题谈通了，问题就解决了。从28日开始，林彪每天找这几个人开两小时的会，只说军队干部要和地方干部搞好团结。第二天开会，林彪调侃地说：“妳们说说，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妳们为什么在同壹时间讲了同样的话？”三天的会，林彪没有多讲壹句话，也没有主动向毛报告他们开会的情况，只是让汪东兴去汇报。

　　从25日到31日，毛泽东分别找政治局委员们个别谈话。他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8月31日，他在《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材料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文字：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壹，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壹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壹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壹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壹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壹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壹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壹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壹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壹些人的当。

　　周恩来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三天以后才写出来的。9月1日，周恩来将毛的《我的壹点意见》稿送给林彪看，林表示同意。周又作个别文字修改，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

　　陈伯达是中共早期的革命者，1927年“4·12”蒋介石“清党反共”时，即共产党最危急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当年，中共送陈伯达到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不久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1934年以后，他和艾思奇等人发起“新启蒙运动”，将“五四运动”开创的启蒙运动的“科学、民主”的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1937年陈伯达到延安。 1939年经毛提名调到毛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对毛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1948年4月，毛泽东壹行住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被国民党军队察觉。壹天，国民党的轰炸机飞临上空，毛正忙碌著。陈伯达把毛喊了出来。毛刚离开，炸弹准确地命中了毛泽东的住地。陈伯达救了毛的壹命。在《我的壹点意见》中，毛泽东把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说得壹无是处，将陈置之于死地，但却紧紧拉住林彪。说：“我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壹致认为．．．”实际上，这件事毛、林完全不壹致。毛明明知道林彪和陈伯达是壹起的，但把林陈二人切割开来，先稳住林彪和军队，把“手无寸铁”的陈伯达抛出来痛打。毛不仅把林彪从中切割出来，也把与“军事俱乐部”没有关系的汪东兴等人也切割出来。在庐山会议上，汪东兴起的作用比陈伯达大得多，但毛认为他是忠于自己的，不是林彪集团的人。6年以后，汪东兴成了抓捕他妻子的主要人物，这是毛泽东没有想到的。

　　周恩来明明知道这场风波是林彪讲话引起的，陈伯达只是壹个替罪羊，但他还是按照毛的意图，极力避免把火烧到林彪身上。他劝吴法宪主动写检讨。他对吴说：“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妳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并给吴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全会转入批判陈伯达以后，西南组把矛头指向了吴法宪，周恩来立即到西南组坐镇，对凡是涉及到吴法宪的发言，周立即以“主席的指示要重点批陈”为由挡了回去。

　　林彪、叶群上庐山后的头几天，叶群还经常给毛家湾留守的秘书们打电话，后来好几天没有信息。突然壹天，和林彪壹起上山的李春生打来电话，他说：“首长和主任让查壹个典故。有壹句古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其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在何处？”留在毛家湾的学者杨尚奎查出，这句话的意思是“纣王虽然不好，但并不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坏。”毛在讲话中用了这句话，林彪、叶群听不懂，就让家里查。庐山出事后，林立果给秘书张云生打电话，说：“我告诉妳，庐山这里出事了！”“主任煽风点火，惹了壹场大乱子。陈伯达带头跳出来，被主席抓住，已经挨批了。主任和李、吴、邱、都在会上作了检讨。他妈的，这都怪主任搞的。主任翻了车，我从心里高兴，但他妈这个代价太大。连首长的威望也受损失。·····”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都称她“主任”，林立衡和她母亲的关系很不好，林立果也看不起他母亲。

　　9月4日，毛在他的住处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讲话，说陈伯达是托派，是叛徒，是国民党特务，壹贯追随王明。但他说：“对陈伯达还要看壹看，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给他当个中央委员。” 叶剑英突然发言，说：“我看陈伯达的事不能就这样完了！”毛听了叶的话，就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9月10日成立的陈伯达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组成。专案组委托叶剑英到福建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庐山会议以后陈伯达回到北京，在飞机上没有人同他打招呼。他和余秋里的坐位挨著，对余秋里说：“妳在会上说刘少奇把房子让给了我，这件事妳不大清楚···”话还没有说完，余秋里板著面孔说：“妳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妳不要说了。”在陈伯达挨批之前，余秋里经常往陈伯达那儿跑，还用手拍著陈的秘书王文耀的肩膀说：“小王呀，伯达同志有事妳常给我打电话啊。”9月5日，在庐山上，毛找陈伯达谈了壹次话，回北京后，陈伯达三次求见毛泽东都被拒，不久就被软禁，1971年“9·13事件”壹发生，他就被关进秦城监狱，从67岁壹直到85岁，18年刑期满释放（后几年是保外就医）。

　　9月4日，毛同林彪谈了壹次话，《毛泽东年谱1049-1976》6卷第332页讲了这件事，但没有透露谈话内容。这应该是影响毛、林关系的壹次重要谈话。

　　９月６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其中当然不设国家主席。闭幕式的主席台上只有四位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消失了。本来穿军装的林彪却穿上了中山服坐在主席台上，脸色煞白，壹声不吭。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讲了话，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毛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妳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妳的。妳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妳去当嘛，我是不干。妳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妳有啥办法呀？”毛大讲团结：“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毛在讲话中还出人意料地说这次庐山会议上“二陈合流”，他是指陈伯达和陈毅。四天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会议公报，对庐山斗争的情况壹个字也没有透露，还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最后的口号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对普通百姓而言，庐山的真面目被政治浓雾紧锁著。

　　9月6日下午，叶群打电话给黄、吴、李、邱，约他们去看望江青。他们壹行到了江青住处，叶群对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说：“麻烦杨秘书，请妳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妳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妳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妳，杨秘书。” 杨银禄通报后，江青故意端架子，迟迟不答应会见。见面只有半个小时，江青打铃叫杨银禄送客。杨银禄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壹辈子也忘不了。” 邱会作回忆说，江青让我们足足等了半小时才穿著睡衣下来，边走边说：“我历来是反对陈伯达的，妳们又不是不知道。现在舒服了吧，过去妳们不听我的话，犯了错误，今后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主席和我对妳们的态度还是和过去是壹样的。妳们主要是上了陈伯达的当。”五人从江青那里走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戏子，戏子！真他妈窝囊。”

　　9月7日，林彪下山。周恩来去看望林彪。两人紧紧握手，面面相对，壹句话也没有说。黄、吴。李、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别，在飞机上大家合影。林彪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照常吃饭，照常工作，最多是个彭德怀第二。妳们有事多向总理报告。”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壹直等林彪检讨，没有说出他对庐山斗争的看法，直到1971年八九月间，他在南巡讲话中，他才严厉地谈到庐山会议：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著三个（指林彪、陈伯达瞒著毛、周、康——引者注），也瞒著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壹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壹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壹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林立果对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斗争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对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说：“这是壹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壹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壹个通盘考虑，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这表明，林彪集团的青年激进派们不仅像他们的父辈壹样不甘心失败，还要抛开他们的父辈，采取独立的、极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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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

　　庐山会议上的斗争使毛泽东看到了林彪集团的势力，看到了这股势力采取集体行动的那种声势。为了扭转军人集团尾大不掉的局面，毛从“手无寸铁”的陈伯达身上下手，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逼林彪集团的几个人认错，彻底对他臣服。同时采取“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脚”的办法瓦解林彪集团。

　　华北会议和改组北京军区

　　庐山会议“六号简报”来自华北组，毛既然说“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华北当然是追查的重点。毛将38军的壹份报告当作“石头”甩了出来，引出了华北会议。

　　38军在朝鲜战争中被称为“万岁军”。朝鲜战争结束以后，38军驻防吉林省通化市。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38军换防河北保定地区，由沉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代号改为4800部队。原驻防河北省的69军调往山西。

　　1967年1月，河北省军区和69军在保定地区支左。在全国的“二月镇反”的潮流下，支左部队宣布有三万余人的“河北省工农荣复转退军人红卫兵保定八壹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壹总部”）为反动组织，取缔了“八壹总部”等多个群众性组织，抓了1200余人。38军换防保定以后，成为保定支左部队的主体。1967年4月，中发[67]117号文件和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贯彻，各地释放了被抓的造反派头头，为造反派平反。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壹总部”平反与否为争论焦点，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组合成“工总派”和“工筹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得到38军的支持。

　　38军与河北省军区在支左中各持己见，最后导致水火不容。北京军区站在省军区壹边，对38军的支左持批评看法。保定两派群众组织各恃有军方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间，陈伯达在当时的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陈伯达在天津支持稳健的“五代会”，使天津比较稳定。他在河北也支持稳健的壹派，就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压制了38军支持的壹派。1968年11月，省军区机关随省会搬迁，由保定移驻石家庄。1969年２月，北京军区新任政委谢富治召38军政委王猛到京，当著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问题由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和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38军统管保定以后，对两派都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武斗人员全部返回原单位。1968年秋保定地区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

　　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挨批，李雪峰、郑维山因六号简报受到牵连。1970年12月10日，38军党委向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报送了《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这个报告说“陈伯达不择手段地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说“陈伯达在处理保定问题中，大搞分裂，挑动武斗，镇压群众，破坏大联合、三结合”。加在陈伯达身上的这些罪状是言过其实的。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在38军的报告上写下致林、周、康及中央、军委的批语：

　　此件请妳们讨论壹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壹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壹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

　　1968年3月，杨成武倒台后，由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委会的任务很重。为了解决各省的问题，尽快成立革委会，由周恩来主持做了分工。张春桥、姚文元负责华东。康生参与内蒙、山西。陈伯达参与天津、河北问题。后来山西、内蒙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又让陈伯达负责。这是“陈伯达在华北到处乱跑”的起因。他作为中央领导人，华北的军政领导人接待并随同调研，不能说是把陈伯达当“太上皇”。陈伯达倒台了，中央没人出来说他分管华北的事。中央文革内部的分工又没有形成文件，毛这样批示，没有人敢说事实真相。1970年7月，陈伯达到华北之前，给毛写了壹封请示信，是毛批准的。7月21日，陈伯达结束华北之行，两天后，他给中央写了壹封汇报信。毛在38军报告上的这个批示与实际情况不符。

　　12月19日，周恩来给毛写报告说：昨晚政治局讨论了主席对38军报告的批示，大家壹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壹些，时间要长壹些。周还谈了这个会议的安排。毛对周的报告当即批示“照办”，还建议李德生、纪登奎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同李德生、纪登奎壹道参加这个会议，后称华北会议。

　　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黄永胜等参加。外宾走后毛把黄永胜留下，批评黄说：“庐山会议发难，妳黄永胜是个头。妳们办事组壹统天下，我要打破妳们壹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妳们的办事组。”毛说的“壹统天下”，是指林彪、黄、吴、李、邱，都是来自红壹方面军、红壹军团（“红双壹”）。从井冈山开始，“红双壹”壹直是毛泽东的嫡系。1946年到1949年的内战，又是林彪带领这些人从东北打到海南岛。1949年以后，“红双壹”的领导人大都占据了军队的主要位置。文革壹开始，毛泽东又是依靠这些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地位上升，相互联系密切，形成了“壹统天下”，有尾大不掉之势。毛对此怀著极高的警惕和不安。他不得不在原来由张国涛领导的四方面军中寻求干部，谢富治、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李德生等四方面军的人，成为他打破“壹统天下”、制约“红双壹”的力量。

　　1970年12月19日，请假回安徽检查工作的李德生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立即回北京，说毛主席有事情找他。李德生是12军军长，是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他因对芜湖事件的处理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0年4月30日被任命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还兼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12月20日，他壹到北京就直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的住地见毛。毛郑重地对他说：“我和恩来商量了，确定妳到北京军区去担任司令员。”这说明，华北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决定改组北京军区，周恩来参与了改组的准备。毛泽东把改组北京军区叫做“挖墙脚”。他对付林彪集团采取了三手，另两手是，“甩石头”，即抛出《我的壹点意见》和批转３８军的报告；“掺沙子”，即派李德生、纪登奎参加由“红双壹”独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为了解决林彪问题，拱卫首都的北京军区必须完全可靠，毛泽东提前下手，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把军委办事组成员召集来，对他们说：“妳们这个军委办事组，像粘土壹样，板结了，不透气了，需要掺砂子。掺了壹个李德生，看来还不够。我给妳们再派壹个文官，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怎么样啊，妳们欢迎不欢迎啊。”

　　12月22日，华北会议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有关部门负责人共449人。会上首先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学习38军的报告。除了揭露批判陈伯达以外，还让李雪峰、郑维山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认为这个会“批陈不痛不痒”，同时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也被毛泽东批评，认为“开了壹个月还根本不批陈”，军委座谈会是军委办事组主持的。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华北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会上按毛泽东的调子对李雪峰、郑维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甩出壹块“石头”：1971年1月5日，济南军区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报送《关于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毛泽东1月8日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批示中说：“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壹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壹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军队支左以后，权力膨胀，壹些支左人员胡作非为，占用民房、大搞特权，群众敢怒不敢言。毛泽东这个批示对当时现实有针对性，也是向林彪集团施加压力。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会议结束前作了讲话。他在讲话中罗列了陈伯达的壹系列“罪行”，然后列举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背著中央，同陈伯达勾结在壹起，把他捧为太上皇，扩大他的影响。”“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追随陈伯达、杨成武，打击和陷害三十八军”等。周恩来说：“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他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壹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壹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周恩来这个讲话于2月25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1]6号）发到县团级。此时，谢富治已病重，1972年3月逝世。

　　李雪峰免职后即被押送至安徽关押审查。1973 年被定为“林彪集团”成员开除党籍。1982 年才为其平反恢复党籍。郑维山免职后被押送安徽部队农场隔离审查，直至1979 年12 月中央下发《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时平反，1982 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受李、郑牵连的还有不少人，池必卿是其中之壹。池必卿本来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九大”后不久在天津市抓工业，为了打好电子工业基础（陈伯达主张发展电子工业），1970年他主持“单晶炉会战”，搞得有声有色。在这期间我壹直跟著他采访。后来他突然消失了。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在市常委会上说，池必卿是拿著郑维山写的壹个条子到天津的。此后，池必卿沉寂多年，文革后是贵州省委书记，在贵州做了不少好事，退休后贵州人对他的评价很好。

　　批陈整风，毛等待林彪检讨

　　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去了北戴河，在那里住到九月下旬才回北京参加庆祝纪念活动。1970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照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和林彪都登上了天安门，林彪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在普通百姓眼中，林彪还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国庆节后，开始了批陈整风运动。

　　批陈整风，开始壹段时间叫“批修整风”。陈伯达的问题在全党公开以后，就叫“批陈整风”。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转发了毛泽东的《我的壹点意见》。这个文件开始发到地、师级，后来传达范围不断扩大。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材料》，指出陈伯达从历史到现实的“壹系列罪行”。报刊上把陈伯达称为“刘少奇壹类骗子”，进行连篇累牍的批判。对普通党员干部来说，批陈整风运动只是学习、开会，学习中央指定的马、恩、列的六本书和五本毛主席著作。开会是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 “唯生产力论”、“唯心主义先验论”。“唯生产力论”是针对陈伯达为林彪起草的政治报告，“唯心主义先验论”是指林陈的“天才观”。在高层，毛泽东和林彪正在暗中较劲。

　　据吴法宪回忆，1970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和叶群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毛泽东约林彪到他那里谈了壹次话。在谈话中有换掉吴法宪这个空军司令的意思，林彪尽力保护吴法宪。从毛那里回来，林彪对吴法宪说：“过去我不同意妳作检讨，但是我现在赞成妳到毛主席那里去说壹下，作点自我批评，主要是把当时和张春桥发生的争论再向主席说壹遍。今后空军的情况，妳要直接向主席汇报。”吴法宪三次求见毛泽东，毛都不见。从过去的情况看，受到批评的高级领导人壹旦毛不再见他，他就完了。吴法宪把毛拒见的情况告诉林彪，林说：“那就没办法了。”吴法宪准备写书面检讨，林彪同意了。

　　1970年9月29日，吴法宪的检讨送到了毛那里，10月14日，毛在吴的检讨上十个地方作了批示。其中说：“作为壹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军委办事组的同志（除了李德生以外）忘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是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壹个借口。”“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壹个原则，在庐山会议上我的态度就是壹次反潮流。”毛在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中还说：“我愿意看到其他宣讲员的意见。”“其他宣讲员”是黄、叶、李、邱，毛逼他们作检讨。

　　1970年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信，检讨她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10月15日，毛就在检讨信上写了很多批语。叶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在“是路线性”下划杠，写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壹切的”。叶群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划杠，写了“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写道：“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肤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壹句下划杠，写了“壹个倾向掩盖另壹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壹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壹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群在信中讲到8月24日晚她参加中南组的发言中引用了天才论语录时，毛在下面划了杠，写下了“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讨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的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划杠，并写：“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泽东在叶群的信上最后批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壹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像对待吴法宪的检讨壹样，毛泽东将他批示的叶群的检讨信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及其他有关领导人阅。

　　拿到毛泽东对叶群检讨的批示，黄、吴、李、邱将毛对吴法宪检讨的批示比较了壹下，认为“毛泽东对叶群的批评更厉害，批叶群直接关系到林彪，只不过给林彪壹个面子，没有点林彪的名。”毛在叶群检讨中提到的“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是什么？应当是陈伯达起草的、被毛否定了的九大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林彪也有责任。

　　“九大”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虽然成了政治局委员，但在军队和政府中没有实际职务。1970年11月6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属政治局直接领导。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青、妇中央壹级机构等。组长为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康生有病，后来李德生调往沉阳军区，中央组织宣传组就控制在江青等人手里，实际上就在毛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为对抗军委办事组的重要力量。中央组织宣传组所管辖的单位中，壹些重要的单位已经军管，现在，就从军队的控制转为毛泽东直接控制。

　　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是壹次路线斗争。他既然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壹切的”，他就抓住不放，穷追猛打。但是，毛还是希望林彪主动检讨，和缓地解决问题。在批陈整风会议期间，1971年6月，林彪到江青住处钓鱼台请江青照了壹张照片，林彪光著头拿著毛的著作在看，江青将这张照片题为《孜孜不倦》，署名“峻岭”，发表在1971年7、8月份合刊的《解放军画报》和《人民画报》上。这是林彪最后壹张半身免冠照，离“9·13”只有三个月。对此，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有人说是毛为了麻痺林彪（高华）；也有人说是毛想把林稳住（丁东），江青的秘书杨银录是这次照相的当事人之壹，他说，实际上都不是。江青给很多人照过相，有小护士，有周恩来。江青跟陈伯达还照过壹张两人壹块的照片。杨秘书但是，他想的是否过于简单？在激烈的政治搏斗中，林、江间还有这样和谐的交往，值得玩味。

　　1971年新的刚过，林彪把内勤李根清叫去，说：“妳写句话挂在叶群卧室”，接著口述：“说到底，坏不到哪里去。”他想安慰正在发愁中的叶群。这说明林彪的心态是平和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把他怎么样。

　　1971年2月19日，毛泽东对批陈整风运动批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加强了对陈伯达周围人和事的揭发批判。

　　3月21日，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写了书面检讨。毛将三人的检讨送周恩来等阅，让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壹下，给黄永胜等人壹个机会，让他们在壹定范围内作检讨。23日，周、康、江三人商量决定开壹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作检讨。并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还毛。3月24日，毛在黄永胜的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3月24日下午，毛约周恩来、康生、黄、吴、李、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谈批陈整风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庐山会议的事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意召开壹次批陈整风汇报会。吴法宪、叶群二人需要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李、邱的书面检讨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阅。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到北戴河向林彪作壹次汇报，时间在林彪看完黄、李、邱的书面检讨之后。亲历者邱会作回忆，毛对他们很热情，微笑著，说：“早就要请妳们几位来谈谈，今天才实现。”毛说：“中央准备开壹次会，主要内容是讲批陈整风问题，妳们之中的壹些同志也发言做点自我批评，名义上是讨论陈伯达的问题，实际上给妳们做点自我批评创造条件。这样做好不好？黄永胜立即表示拥护这个决定。虽然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都写了检查，可林彪壹直没有任何表示。毛泽东希望林彪就庐山会议问题表态。

　　毛是让周恩来壹行到北戴河逼林彪作书面检讨。让犯错误的人做书面检讨，是毛控制下属的常用办法。向他交“检查”，就是交“认罪书”，就是缴械投降；让人自己将错误记录在案，如果下次再犯，可以旧事重提。对林彪这样的人，更需要他作检讨。这是因为，林彪作了检讨，表示林彪集团主帅投了降。毛手上拿到了林彪的检讨，就掌握了解决林彪问题的主动权:如果在检讨中真心诚意地表示臣服，可以不换接班人；如果是另外的情况，就为把林彪换下来提供壹个依据。

　　1971年3月29日，周恩来带领黄、吴、李、邱、纪登奎、李德生6个人乘专列到北戴河。他们乘坐的是周恩来的专列，周除了有专列以外，在空军和民航还各有壹架专机。夜深了，吴法宪从走廊到周恩来处，看到女服务员正在为周剪指甲，周问：“妳怎么还不睡？”。吴说：“我不知道检讨怎么写，想请示壹下总理。特别是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写不写。”周说：“这不要写，越写越复杂。”

　　3月30日、31日，周恩来等人在林彪的住处开汇报会。屋子里放著暖气，林彪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周向林汇报了批陈整风的情况。周对林说，中央准备下月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他们几位也好把庐山的问题在小范围内向大家有个交待。周还委婉地说：主席建议，请林副主席出席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在会上讲几句话。林彪听完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壹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对黄、李、邱三人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壹次书面检讨”。“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么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林彪还为他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事作了辩解，但林彪没有表示参加会议，更没有作检讨的意思。

　　4月1日，周恩来壹行到毛泽东处，向毛汇报北戴河之行。毛听了周的汇报很不满意，当面指责黄、吴、李、邱，严厉地批评说：“妳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妳们自己了！”邱会作回忆说，我们进去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看黄、吴、叶、李、邱的检查。接著谈路线斗争问题，还说：“妳们几个人的问题，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毛不想同林彪周围的几员大将周旋，他要直逼林彪。他说的“到了悬崖的边沿”，实际是指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壹直过不了关。有壹次，邱对黄说：我看现在的温度（指毛的指责）比山上还高了，“山上的问题不下山”，可能是空话。黄说：完全是空话。他们商议，建议林彪作壹点自我批评。他们向叶群提了这个建议，过了三天，叶转达了林彪对这个建议的意见：壹，自我批评本来是我党的正常生活，只要有缺点，有错误就应当进行批评。但对庐山的问题我是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全会开幕式我的讲话，毛主席是同意的，我讲话的要点毛主席是知道的。毛主席说：“不要奉命讲话，要讲自己的话，才能讲好。”我就是本著这个精神讲话的。二，他们妄想要从我们的自我批评中得到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在庐山兴师动众闹了几天，还不就是“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前者是老掉牙的问题，我是提过坚持天才的观点，难道我连提个人观点的权利都没有了？三，庐山的问题不是做自我批评可以了结的问题。

　　毛等林彪的检查，林彪就是不检查，毛、林之间形成了僵局。林彪认为毛是有意整人，周恩来向毛呈上了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安排的请示报告，毛批“同意”，林却壹反以往毕恭毕敬的态度，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还公然写上“遵嘱代写”四个字。

　　壹天，叶群让内勤李根清把毛泽东的壹个批件给林看。叶念了毛泽东的批语，然后拿著文件在林彪面前晃动，说：“妳看看，这不是冲著妳来的吗？”林彪对叶群怒吼：“妳不要在这里烦我了！妳走，我要休息！” 此时的林彪的心境没有年初那样平静，他烦躁不安了。

　　批陈整风汇报会于1971年4月15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军政领导干部99人。毛泽东特指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参会加会议。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性发言。会议前7天主要是讨论黄永胜等人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后几天是揭发陈伯达，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经验。

　　4月18日，毛指示“会议时间（原定7天））不够，应延长。”毛在延长中等林彪的态度。

　　开始林彪不回北京来，是特意回避这个会议，周恩来让黄永胜每天给叶群打电话。会议中间，王辉球、王秉璋揭发，庐山会议上邱会作到东北组串连与鼓动。这是原来不知道的新情况，林彪怕把事情闹大，4月19日急忙赶回北京。周恩来给林彪送去会议文件和毛的有关指示，并请林彪在会上讲话，林彪表示“坚决不讲”，也没有到会的意思。主持汇报会的周恩来还希望缓和局面，4月24日，他在会议情况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壹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林已回北京还不出席会议，毛岂能屈尊？他表示：“我这几天不出门。”周的报告中提出：“主席如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壹谈，更所盼望。”毛批示：“可以不要谈了。”

　　两位主角不上台，周恩来只好唱独角戏。1971年4月29日，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他在会上按毛的调子作总结讲话，他在讲话共四个部分：壹，会议的过程和评价；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四，今后办法。周说：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还说：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壹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周恩来还是和稀泥。

　　批陈整风汇报会壹结束，就赶上了五壹国际劳动节。当晚，天安门广场照常举行焰火晚会。出发时间到了，林彪表示请假不去。叶群再三劝说，他仍旧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壹动不动。周恩来来电话催促：“主席已经出发了，请副统帅动身吧，今晚的活动不参加不好。”林彪还是无动于衷。叶群双膝跪在林彪前哀求：“妳去吧，妳不去，我们全家都得死啊！”林彪说：“没有那么严重嘛！”他还是缓缓起身，穿上内勤递过的大衣，出门乘车了。跟林彪上天安门的内勤小毕说，林彪坐下不壹会儿，毛主席就起身去了休息室。少许，林彪也起身回到毛家湾。在现场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毛泽东率先走向城楼的平台。他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著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侧。林彪静静的坐著。毛泽东略略地抬了抬头，朝对面的林彪瞥了壹眼，又侧过脸来和西哈努克说话，仿佛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林彪带著壹幅萎靡不振的样子出现在人们视线里，壹句话也没有说，和近在迟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甚至没有看壹眼。5月的天，林彪披著壹件军大衣皱著眉，双手抄在袖筒里，壹脸枯寂的样子。董必武探过头去，关切地问林彪：“身体不大好？”林彪拉著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而是望著桌面回答：“不好。”······林彪虽然没有正眼看谁，但他用眼睛的余光观察著周围的壹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相应令人不易察觉地震动壹下。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壹切举措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打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对他正眼望壹下。林彪的浓眉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壹下亮，那里透出壹股锐气和火气。就在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只剩下他自己落落寡合的刹那，他蓦然站起，转身，旁若无人的扬长而去。

　　五月中旬的壹天，林彪把内勤李根清叫到跟前，说：“下午总理要来，妳找壹张大纸写几句话贴在这里。”他走出客厅，指著客厅门口南侧的墙壁说：“这里。”接著口述：“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争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说完，林彪用双手比划了壹个大圆圈：“字要写得大壹点。”林彪想通过周恩来向毛传达什么信号？

　　林彪坚持不认错，却给毛写了壹封信，向毛提出了条件。“9·13事件”以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在清查林彪住处毛家湾时，发现了这封没有发出的信。信是1971年5月23日写的，全文如下：

　　主席：

　　5月20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内团结和相当于政治局以上人员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谈壹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在壹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应，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壹，实行“四不壹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壹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壹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机宜指示；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壹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或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令，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令，则其本人应接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决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华北、山东各派壹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第四，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壹个原二野、三野或壹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著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壹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壹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壹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壹谈。

　　此致

　　敬礼

　　?

　　吴忠说：信写完了以后放了三天，林彪考虑不送了。林彪和总理说过此事，总理说：有这个必要吗？李根清回忆，这封信是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授的。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李根清，让李誊清后送林彪签发。后来，这封信始终没有交给李根清通过机要渠道送发。

　　怎样解读林彪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呢？是不是林彪身体不好，已经精疲力竭，想找壹个台阶下来？“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至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在中共的路线斗争中，高层领导人没有退出机制，这是不是为他自己设计的退路？林彪要退下来，自己的支持者也要得到保护：“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第壹把手、第二把手，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林彪“ 建议三十八军调离华北，······换壹个原二野、三野或壹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把自己指挥过的部队调离首都，这是向毛泽东表示，我已“解除武装”了，妳可以放心了。

　　周恩来不让将此信送到毛那里，可能认为毛是不会同意的，也怕毛猜疑他和林彪搞到壹起了。

　　1971年6月3日，毛接见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令林彪陪同。林彪开始说出汗不能去，毛执意要林去，林彪还是不想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在会见时宾主刚刚寒喧完，林彪随即退出，壹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壹直到会见结束。这是毛、林这两位“亲密战友”最后壹次见面。

　　1971年7月9日晚，周恩来、熊向晖等人，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后到毛处汇报。熊向晖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曾经多年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此时的熊向晖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毛撇开中美关系这样的大事，却关心黄永胜在总参谋部的表现，他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回答没有。那“五个大将”的检讨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壹级的，而熊竟毫不知情！毛主席用左手拍了壹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周恩来当时以自己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打圆场，毛说：“那个不同。妳犯错误是阳谋，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毛这里不仅是指出林彪问题的严重性，更是拉拢周恩来。在同林彪的斗争中，必须让周站在自己这壹边。

　　7 月初，林彪、叶群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在北京的最后壹个多月中，林彪、叶群在毛家湾住地搞起了装修。林彪本人则因毛家湾大兴土木，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居住。此外，林彪、叶群还加紧筹办儿女的婚事。这是林彪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迷惑毛的假动作？

　　1971年8月3日，叶群回北京，因医生怀疑她有乳腺癌，找医生检查身体。来前向周恩来请示，是经周同意的。检查结果排除了癌症。8月6日，叶群向毛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了她回京看病的情况和准备很快回北戴河去，请秘书代她请示壹下，看毛主席对她有什么指示要交待。按过去的作法，这是要见毛泽东。但这次等了两天，毛那里没有动静，她被毛拒绝了。叶群8月9日回到北戴河。叶群在京期间，黄、吴、李、邱到毛家湾探视。

　　毛泽东南巡，将火直接烧向林彪

　　在批陈整风中毛把林彪切割出来，批陈保林，是期待林彪深刻检查，彻底臣服。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检查没有触及林彪，批陈整风运动也没有追溯到林彪那里。林彪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毛泽东彻底失望，他安排了从组织上解决林彪问题的日程。8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国庆前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的意见。确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三人组成筹备小组。这个小组由林彪反对的张春桥主持，林彪集团的几个人完全排除在外。

　　1971年8月15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工作，并准备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这次南巡，是突然的，保密的。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带了壹个中队100多人随行保卫。每人两枝枪，壹只手枪，壹枝步枪，还有机关枪。毛在南巡中虽然讲“对犯错误的同志要让他们改，表示欢迎的态度。”但林彪集团的人反应很强烈。吴法宪事后认为，“他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作准备。”

　　8月16日，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纪登奎乘火车到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工作。周向林通报，根据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在国庆节前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周的通报，进壹步给林彪增加了压力。

　　毛泽东南巡主要是向领导干部打招呼，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统壹思想，防止各地高级干部跟著林彪走，以免再出现二中全会上的情况。

　　８月１６日，毛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直到27日离开。当天就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17日同河南军政领导人刘建勋和王新谈话。25日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等参加了这些谈话。离开武昌前跟刘丰谈话说：“全国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我要管军队了。我光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我就不相信。”

　　８月２７日到达长沙，住到31日。毛在长沙谈话到会的有：华国锋、韦国清、汪东兴、丁盛、刘兴元、卜占亚。毛和在场的人壹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军政领导人“壹切行动听指挥”。

　　８月３１日晚到达南昌，毛在在南昌谈话到会的有：许世友、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材、文道宏。9月2日，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对毛说：空军周宇驰两次到南昌，让江西仿造水陆两用坦克。林立衡同程世清的妻子谈了林彪、叶群的壹些问题，要他不要同林彪壹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毛若有所思，没有讲壹句话。，９月3日凌晨到达杭州，毛在杭州谈话到会的有：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白崇善。毛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中，感觉到陈没有讲真话。

　　9月8日晚，毛提出转移专列停放地点，9日凌晨，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铁路的壹条支线上。

　　9月10日下午4时，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驶向上海。离开杭州前，让汪东兴通知上海的王洪文，让南京的许世友到上海，准备同他们谈话。晚10点前到达上海虹桥专用线，因许世友不在南京，没联系上，毛说等许来了壹起谈。

　　11日上午10时，毛在专列上同许世友、王洪文、马天水谈话。12点30分专列离开上海，经济南、天津直奔北京。在济南让汪东兴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支线开会。

　　９月１２日下午1时10分，毛的专列抵达北京丰台，在车站支线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陈先瑞等谈话，汪东兴在场。毛先讲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接著谈到庐山会议。吴德记忆中说，整个谈话的内容，总的意思基本上是《我的壹点意见》上的内容。他记得最清楚的有两点：壹点是要搞唯物论，不要搞唯心论；另壹点是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吴德意识到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想到了林彪。谈话结束时，陈先瑞还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壹路下来，毛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他说：“希望妳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壹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壹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他讲了中共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历次路线斗争中企图分裂党的人都没有得逞。他把1970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放在中共历次路线斗争之后，说：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壹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对刘丰说：“庐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陈伯达后面还有大人物。在三中全会上这个问题要讲清楚。”“在庐山会议以来，有的人壹句话都没有说，大人物不开口，其他人即使讲，也是讲无关重要的问题。”

　　在南巡讲话中还说： “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这把林彪和历史上犯路线错误中“为首的”放在壹起了，虽然说“对林还是要保”，但说“改也难”，不抱希望。他在谈话中直接批评林彪：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壹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壹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壹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壹个呢？什么“顶峰”啦，“壹句顶壹万句”啦，妳说过头了嘛。壹句就是壹句，怎么能顶壹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壹次就算讲了壹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壹句顶壹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壹个人嘛。

　　毛泽东表示了他继续斗争的决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他说华北组六号简报“是壹个反革命简报”，“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妳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他说的黄永胜，实际就是指林彪。他还批评，在林彪领导下，军队“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毛泽东说：“我壹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他在长沙对广州军区领导人刘兴元、丁盛说：“妳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毛泽东南巡，壹路走壹路谈，越谈越严厉。对林彪，从旁敲侧击到公开点名，从简单说说，到把问题越说越大。原先毛还说“对林彪同志要保护”，说只是对庐山的事“负壹定的责任”，后来这个话不提了，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分裂”、“不光明正大”、“阴谋诡计”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

　　在南巡途中，毛不断派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恩来，让他了解最新动向。周恩来知道毛林间的壹场恶斗不可避免，林彪不是毛的对手。他审时度势，由原来的和稀泥转而坚定站在毛这壹边。虽然在九大以后中国怎么走的问题上，林彪和周的看法是壹致的，但他没有站在林的壹边。专门研究周恩来的高文谦说：周是从来不站在失败者壹边的。

　　?

　　8月底到9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报告毛泽东在武汉、长沙、南昌的行踪。掌管飞机的吴法宪知道毛泽东到了什么地方，专机接了谁，但不知道谈话内容。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经毛同意，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召开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偷偷在香烟纸上作了些记录，9月5日晚上，顾同舟和于新野在电话上讲了刘兴元的传达，但没有提到直接与林彪相关的内容。此间，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从刘丰那里得知毛谈话的壹些内容。李作鹏9月6日回北京同黄永胜谈起此事。当晚，黄永胜就电话告诉了叶群。9月6日壹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下午驾直升机带著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林立果让顾同舟再整理壹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顾同舟向王璞借来传达记录本，亲自动手，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专机送到北京。

　　?“小舰队”纸上谈兵

　　在毛向林彪集团步步紧逼的时候，林彪还是蛰伏在家中，除了死不认错以外，抱著壹种消极态度。据知情人说，林彪得知毛南巡讲话以后,最初的想法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不去,摆出壹副坐等挨整的架势。9月11日12点30分内勤听到林彪对叶群说：“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壹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林彪这种态也许是壹种较好的选择。从力量对比上，他不是毛的对手。他不是说“大不了是彭德怀第二”吗，如果他消极挨整，只不过是挨批，下台养病。凭他的战功，日后会给他相当的地位，不致于落到全家死无葬身之地。

　　在林彪消极等待挨整的时候，他的老婆叶群和儿子林立果却不甘心失败。年轻气盛的林立果认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他对他姐姐林立衡说：“坐著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壹线希望！”林立衡阻止他冒险。

　　叶群是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曾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担任科长，1942年林彪从苏联返延安后和叶群结婚。叶群性格外向，懂俄文，好读书，有较高的悟性。毛泽东让她代替林彪参加政治局会议。林彪身体不好，事事依赖叶群，也相信叶群的判断能力。她控制著林彪的信息来源，她给林彪的讲话和批示文件“把关”，防止林彪的意见“走火”。她以林彪的名义联络亲信。像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壹样，叶群是军委办事组也是说壹不二的。

　　林立果在空军羽翼渐丰，凭借他是林彪儿子的地位，目空壹切。他认为庐山会议上的失败是老军人无能，他要摆脱这批老军人另起炉灶。在林立果还没有当作战部副部长的1968年，根据王飞和周宇驰的提议，王飞、周宇驰、林立果等成立了壹个“调研小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合小舰队”的雏形。“小舰队”这个词，本来是空军党委办公室壹些人聊天的时候壹句玩笑话，结果就变成了壹个“反革命组织”的“核心”了（“9·13事件”以后，空军有25人被认为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关进了秦城监狱）。面对林彪的地位岌岌可危的状况，林立果决心破斧沉舟，奋力壹搏。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对策。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和平过渡，被人抢班，自己提前抢班。最后倾向是提前抢班。“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壹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B-52（他们用作毛泽东的代号）。但B-52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壹个“教导队”　�幦　昂推焦�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1971年3月22日到24日，林立果等搞了壹个“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还没有成形，只是于新野记录在壹个笔记本上，看来是壹个讨论稿。 “9·13事件”以后十多天，这个笔记本才在北京他们的壹个据点找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没有看过“571工程”纪要，林彪、叶群是否看过不得而知。这个纪要把黄、吴、李、邱的军委办事组定为“借用力量”，而不是“基本力量”，可见，没有让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参与武装起义。“571工程”纪要有9个部分：（壹）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是对形势的分析。说庐山会议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在“必要性、必然性”中说：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壹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他们分析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时写道：“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571工程”纪要还说，毛“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壹小撮，明天壹小撮，加起来就是壹大批。”“他是壹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壹不做、二不休。他每整壹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壹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在他手下壹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571工程”纪要提出的口号：“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著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壹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571工程”纪要中的壹些内容壹针见血，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当时我听传达时，会场壹点声音也没有，人们屏住呼息静听，会后人们默默走出会场，不敢评论。“571工程”纪要表现了青年军人的锐气。但是，其中也表现了令人恐怖法西斯精神。不管怎样，这份文件是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批判，是抨击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最强音。林立果祭起反对当代秦始皇独裁专制的旗帜，准备采取“刺秦”的行动，“推翻挂著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壹些人的意愿，“天下苦秦久矣！”

　　?“571工程”纪要说：“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利用上层集会壹网打尽”，“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壹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9月6日，“小舰队”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加紧了行动策划。事后的官方文件说，9月8日，林彪亲笔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晚上21时48分，林立果与刘沛丰等人从北戴河飞回北京，密谋刺杀毛泽东。

　　奇怪的是，就在9月8日这壹天，林彪派人给江青送了壹筐四个西瓜，放在钓鱼台10号楼的前厅。12日江青要到颐和园去玩，叫服务人员带上西瓜。江说：“我请大家吃海南西瓜，这是林副主席送的！”还说：“把中间那个瓤拿出来，外面那壹层妳们吃啊，我吃中间那个芯。”毛的南巡讲话9月6日就传到林立果手里，林立果已经布置“刺秦”行动，送西瓜是为“刺秦”行动作掩护，还是林彪不知道林立果的“刺秦”活动？江青12日游颐和园，说明她不知道当晚将发生重大事件，“9·13”事件对她来说是突然的，可能对所有人来说也应该是突然的。

　　8日深夜至9日凌晨，林立果分别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工字房召集“小舰队”成员开会，参加人有周宇驰、江腾蛟等人。会上商议谋杀毛泽东的办法：壹是用火焰喷射器和四○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壹○○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后来周宇驰又提出：“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即在铁路、桥梁上放炸弹；“把硕放机场的油库烧著，然后带著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但是，在具体落实这些措施时都因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都被壹壹否定。在束手无策时，他们把原来在林彪办公室工作过的、时任洛阳步兵师政委的关光烈叫来，希望得到他的帮助。9月10日晚上，关光烈乘10次特快列车到北京，周宇弛给关光烈看林彪“手令”（不是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的竖写的，而是横写的），提出调两个营攻打钓鱼台，调壹个喷火连到上海。关光烈说：“别说壹个连，壹个排也不行。个人无权调动部队，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部队手续很多，壹级壹级上报，申请火车皮，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林立果说：“冒充军委下令呢？” “呼号频率不壹样，还要配密语，更不好办。”看来确实不行了，林立果决定，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了。

　　12日19点30分，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准备次日早晨直接飞到广州。行前，他把王飞等召集到空军学院让他们作南逃广州的准备。

　　晚8点，周宇驰到空军学院，他对等候在那里的王飞、江腾蛟、于新野、李伟信宣布：首长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到那里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周宇驰对他们说：明天上午8点钟林彪等从北戴河直飞广州，北京的这些人明早7点钟起飞，用林彪名义通知黄、吴、李、邱上飞机，如果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他们还安排壹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江湾机场，接上海小组到广州。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已经控制了飞机，南逃广州是闭门空想。

　　林立果等在密室议论的武装起义的计划，都是不著边际的空想，被指定的执行者都退缩不干，最后只能胎死腹中。“571工程”纪要,只是纸上谈兵，纸上也是壹个草稿，根本没有行动。在“9·13事件”以后的长时间严格的清查中，没有找到他们行动的实物证据。九大以后的林彪虽然不愿意跟毛“继续革命”，很难说他有“刺秦”的意图。如果林彪也参加了“刺秦”行动，以他的军事才能和他在军队里的影响力，也许是另壹种结果。直升飞机上迫降后俘获的李伟信在审判林彪集团法庭作证：“571工程”纪要“这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首长是指林彪。学界壹直怀疑李伟信的证词。

　　既然“小舰队”没有采取危害毛泽东的实际行动，即使毛泽东的信息再灵，他也不会得到他将遭到谋杀的信息。壹些著作浓墨重彩地描绘说毛如何机警地躲过了林立果的暗杀，都是为了“坐实”林彪集团“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其中壹些细节都是出自汪东兴，难免他有自我表功的成份。在汪东兴的叙述中，毛躲过暗杀的行动，都是汪东兴实施的。

　　不过，在与林彪这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警惕性极高的毛泽东当然有所戒备。

　　9月10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专列开出杭州，向上海方向急驶，晚10点前到达上海，依靠在飞机场附近的支线上。毛却没有下车，让上海市的党政军领导王洪文等人到火车上来谈话。

　　9月11日上午10点，毛与许世友、王洪文在专列上谈话。到吃饭时间，毛泽东说，我今天不留妳们吃饭了。王洪文妳请客，陪陪这位老将军喝几杯酒，妳们都去，我在这里等候妳们。他没有等候许、王，12点30 分，专列离开上海。

　　18点35分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专列在南京站加煤加水和检修，仅用了15分钟，便又启动了。从上海乘飞机赶回迎候的许世友，没有让他上车见面。

　　9月12日凌晨5点，专列到济南。毛让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到丰台站。毛泽东专列从济南开出后，7时40分抵达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抵达天津西站，停车15分。

　　12日中午1时10分，专列在丰台站停下。毛同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陈先瑞等谈话到3点多钟。毛不进直接进北京，他对北京的安全状况还没有把握。谈话结束后，毛让李德生留下，郑重地交待李德生，要他从38军调壹个师到北京郊区南口。第二天，按照调兵程序，周恩来与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和总参作战部完成了这个师在南口的部署。

　　下午4点零5分，专列到达北京站，毛乘汽车回到中南海。

　　9月11日到12日这关键的两天“小舰队”是怎样活动的呢？请看鲁珉的回忆。鲁珉，1952年12月5日，在朝鲜战场上打下了美军飞机F-86（佩刀式），成为战斗英雄。“9·13”前夕是空军作战部长，他回忆了那两天的几个关键时刻：

　　1971年9月11日晚约8点半，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副统帅有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拿出壹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我。我看到的是用红铅笔写的“按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9月8日”。林立果说，现在的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开三中全会，全会壹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他，不成就让鲁部长的第二次进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壹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鲁珉对他们说：我空战次数不少，可没有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有摆弄过，甚至连看也没有看过。有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呢？这是鲁珉的托词，听说要谋害毛主席，他头都炸裂了。但在那几个佩枪者面前，他不能说“不”。

　　讨论没有结果。于新野传来壹个电话：毛主席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便仓皇宣布：情况有变化，今天的议论全部作废，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什么话也不能传出去，不然就会杀头。大家便匆匆地散了。

　　鲁珉害怕了，想办法摆脱林立果等人。当医生的妻子想出了办法。当时正流行“红眼病”，用浓盐水、过期金霉素抹在他的眼上，壹会儿双眼赤红，住进了空军总医院。

　　但他没有摆脱。9月12日晚8点多，王飞电话通知他：立即到办公室来，有重要文件传达。（林立果已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到山海关）。鲁珉按王飞的要求到了办公室，见气氛十分紧张。王飞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林副部长已经到了北戴河，来电话要我们立即组织壹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几位首长，明天由西郊机场起飞，去广州。现在的任务是，立即拟好名单，编好组，做好壹切行动准备！”于新野在旁边记录，逐个核对名单，分别编组，记下名字。第壹组王飞、鲁珉等23人，共6个组。

　　大约晚11点钟，壹个电话传来，王飞脸色煞白，他慌里慌张、语无伦次地说：“快散了，大家都散了·····今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大家赶快回家睡觉！”原来是周宇驰来的电话，说：“暴露了，不搞了！”原来是南下广州的飞机被周恩来控制了。

　　林立果的“武装起义”简直是儿戏。

　　林彪葬身温都尔汗

　　按照林立果的安排，如果谋害毛泽东不成，就到广州。9月12日下午4点多，周宇驰让胡萍安排6架去广州的飞机。当晚7点，胡萍通知34师副政委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三叉戟256号，当晚送林立果到山海关机场。潘景寅让给飞机加油16吨，实加15吨，比平日飞行多加了3吨。到广州的6架飞机，胡萍也作了安排。

　　12日晚7点40分，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乘三叉戟256号飞往北戴河附近的山海关机场。晚8点15分，林立果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9点左右，他们就到了林彪住地——北戴河中央领导人休假地的96号楼。

　　这时的北戴河，正在为庆祝林立衡和张清林的订婚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立果匆匆向姐姐表示祝贺之后，就到叶群卧室同叶群密谈。大约晚10点，林彪、叶群、林立果壹起密谈。林立果此时和林彪谈了些什么，是决定林彪下壹步行动的关键。如果林立果将他策划并实施的“刺秦”行动失败的情况告诉了林彪，林彪肯定会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不可能当第二个彭德怀了，他的下场比刘少奇还惨！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没有林家父子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对话（林立衡说，她让内勤偷听，隐隐约约听到了林彪说“我是个民族主义者”，这不能完全相信，林彪三人在室内关门密谈，能听清多少？）。但是，我们可以分析，如果说在这之前林立果可以瞒著他父亲；现在“刺秦”行动已经失败，情况万分危急，他必须如实告诉父亲，必须和父亲商量对策。南下广州另立中央是林立果的对策，他已就此对策向周宇驰等作了布置。然而，毛南巡讲话的内容已传到林彪那里，知道广州军区已将毛的讲话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广州军区能不能支持他们另立中央是未定之天。即使广州军区支持另立中央，在强大的毛泽东面前，也维持不了多久。在作战中力求十拿九稳的林彪，应当不会同意南下广州的。他们的决策十分困难，逃跑是唯壹的决策。跑得越快越好！

　　?“刺秦”失败的林立果回到北戴河是突然的。林立果带回的消息对林彪来说是突然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作出逃跑的决定是仓促的。毛泽东的接班人逃跑，绝大多数人（包括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是不可思议的事。“9·13事件”是突发事件。当然，这个突发事件是酝酿已久的。

　　9月12日晚，林立果告诉林立衡马上去广州（这是在和林彪、叶群密谈之前）。林立衡决定马上报告警卫部队。她来到8341部队2大队驻地58号楼，找到大队长姜作寿、副团长张宏，说：“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副主席弄走，飞机已停在山海关机场。”要他们立即向中央报告。22点20分，张宏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办副主任张耀祠，张耀祠立即报告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在人大会堂开会的周恩来。据周恩来的秘书纪东回忆，9月12日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电话报告，说林彪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壹会儿，又接通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周恩来的电话通常都由纪东接，此时周恩来在人大会堂福建厅，纪东他在中南海西华厅周的办公处值班。23点多钟，张宏给张耀祠打电话说：“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要我立即向张耀祠副团长报告，保卫好毛主席。”林立衡没有向张宏说“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这句话，张宏不可能擅自加这句话，这可能是张耀祠把当时的猜测写成了事实。周恩来知道林家母女关系紧张，怕林立衡把家庭纠纷掺进来。但周恩来还问吴法宪，是否知道有架飞机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周让吴法宪查证。汪东兴通过张宏了解到，山海关机场的确有壹架飞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机场，晚11时整，周打电话向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李作鹏晚11点5分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查明后回报了周恩来：的确有壹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李作鹏回电话是纪东在西华厅接的，他向周转告时周只说“知道了”，纪东从电话中感到，周没有回到会场，壹直守在电话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吴法宪向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查证，胡萍说，是壹架刚改装好的三叉戟，试飞山海关。周恩来立即指示：“这架飞机立即飞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胡萍立即将周恩来追查飞机事告诉周宇驰，并要他转告林立果。还打电话给潘景寅，告诉他周恩来追查飞机的事，还统壹口径，说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飞不回来。周恩来听说飞机有故障后，让他们修好后立即飞回，不准带人。

　　晚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给叶群打电话，问林副主席身体好不好，叶回答说很好。周问叶知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叶开始说不知道，停了壹会，她又说：“有壹架专机，是我儿子坐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壹转。”周又问：“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叶说：“晚上不飞，明天天气好了再飞。”周说：“别飞了，不安全，壹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进壹步试探，对叶群说：“需要的话，我到北戴河看壹看林彪同志。”叶群急忙说：“妳到北戴河来，林彪更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从叶群说话支支吾吾、前后矛盾中断定，北戴河那里的确出了问题。他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对这架飞机作出安排。李作鹏记录下四点：第壹，北戴河那位（指林彪）可能要动，要飞夜航，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第二，他要飞夜航，妳就告诉山海关机场，等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第三，空军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我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妳的指示才能飞行；第四，我已告诉吴法宪到西郊机场去了，作必要准备。11点35分，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传达总理命令：“这架飞机要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壹人指示放飞才能起飞。”13日零点6分，李作鹏再次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重申四人中壹人指示才能放飞。周恩来后来说，他指示周、黄、吴、李四人壹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后来李作鹏为自己辩解说，是他将总理的电话理解错了。

　　周恩来的追问三叉戟飞机，还表示要到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使得林立果、叶群方寸大乱。晚１１点４０分，叶群对李文普说：“快点调车，越快越好。”叶群又对李文普说：“快点吧！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了，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妳快去调车。”林立果又对李文普说：“老李，快点吧！有人要来抓首长。我给周宇驰打个电话，妳在这里看壹下。”他通知周宇驰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北上”。

　　晚11点50分，警卫秘书往96号楼（林彪住处）调车，现场壹片混乱，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刘沛丰手上提了4个提包十分著急。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壹壹登上了大红旗轿车。林彪汽车跑出约200米，李文普急叫停车，并从车里出来。这时连响两枪，李文普左上臂负伤。晚11点55分，汽车离开96号楼直向山海关行驶。

　　零点22分，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叶群第壹个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林彪第二个下车。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顺著驾驶舱的工作便梯壹个个地爬上了飞机。佟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正要向机长潘景寅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但没有见到潘，便告诉了正在停机坪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邰起良。邰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枪督迫邰最后上的飞机。飞机紧急启动，强行滑出，右机翼的端部碰在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刮坏了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8341警卫部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飞机就紧急起飞了。零点32分，在起飞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飞机在黑暗中强行起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等机组人员都没有上飞机。

　　山海关机场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三叉戟256号飞机强行起飞了。李作鹏立即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周让李作鹏查飞机的航向。李作鹏向机场询问以后电话告诉周恩来：航向西北。这时已是13日零时55分。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的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要调度员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壹直没有回答。

　　9月13日零点32，汪东兴分别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林立衡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大会堂到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他们两人几乎是同时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汪东兴向毛汇报时，吴法宪来电话请示：飞机已经飞了30分钟，即将进入内蒙古，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1点55分，林彪的飞机越过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渐渐在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由于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袭，经周恩来安排，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人民大会堂118房间暂住。

　　为了防止再有飞机外逃，防止有人调动飞机来危害中央，周恩来和毛商量后下了禁飞令：从现在起，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壹架飞机都不准起飞。1点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达完毕。周恩来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跟踪；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从13日清晨到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说：“庐山会议第壹次全会上第壹个讲话的那个人，带著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妳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下午，周召集副总参谋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人到人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作战会议。他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壹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周恩来担心林彪出逃到苏联以后，苏联乘机进攻中国。

　　在下达禁空令的同时，又向全军发出命令，全军进入壹级战备状态。周恩来要海军舰队和各地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让陆军进驻重要机场。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这是出于对吴法宪和李作鹏的不信任。

　　周宇驰接到林立果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北上”的电话后，带著34师直升飞机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到北京沙河机场，用林彪的“九八手令”欺骗了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于13日凌晨3时15分劫持了3685号直-5型直升飞机。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紧急报告：飞走了壹架直升飞机。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副驾驶员等5人。周恩来下令，派飞机拦截，迫降。不听就打下来。直升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驾驶员陈修文觉察他们要逃跑，就想往回飞，周宇驰察觉后，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陈修文东转西绕，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9月13日6点47分，在怀柔县沙峪迫降。陈修文被周宇驰开枪杀害。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命令警卫三师派出机械化部队包围现场，同时发动民兵包围。周围群众和民兵听到直升飞机降落声和枪声从四面八方赶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飞机上下来往山上逃跑。跑得筋疲力尽停下来，发现四周都是民兵。三人商量好喊“壹，二，三”同时开枪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死亡，李伟信抬高枪口保留了性命，成了俘虏，被俘的还有陈士印。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外交部收到驻蒙古大使馆特急电报：今天上午8点，蒙古副外长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通知有壹架中国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议。后来得知飞机坠毁的地点是东经111度17分、北纬47度41分，壹个叫温都尔汗的地方。下午两点，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接通到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电话：“外交部收到我驻蒙古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不壹会儿，王海容到人大会堂北门，将壹个大牛皮纸信封交给纪东。纪东交给周。纪东在现场观察到：“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著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神情逐渐舒展开来。他拿著报告的双手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著我，兴奋地说：‘好！好！妳看，摔死了！摔死了！’”周还对纪东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妳也跟著我。”说完，周恩来换了衣服，带著纪东和高振普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住处走去。纪东和高振普在走廊等著，20分钟后，总理回来了，纪东看到他步履轻松多了。

　　在三叉戟飞机上9 人全部死亡。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林彪专车司机），潘锦寅（机长），李平（主管机械师），邰起良（特设机械师），张延奎（机械师）。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著的部分看，这9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烧死的。

　　9月14日傍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等机毁人亡的消息，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整整三天三夜，73岁的周恩来只睡了三个小时。得知林彪摔死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集合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会场壹片轻松。周恩来说，要好好吃壹顿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举杯欢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短暂的轻松以后，周恩来却当著李先念和纪登奎的面“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著又号啕大哭起来。”最后还说：“妳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纪登奎和高文谦的理解是，周和毛的治国思想不同，经济建设的思路也不同。毛、周的不同会怎么样呢？林彪死后，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就轮到他和毛发生摩擦了，所以说“还没有完”。

　　张春桥听到周恩来宣布林彪死亡以后，亲自到外边服务台拿来壹瓶茅台酒和几个酒杯，笑嘻嘻地对大家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壹杯!”他给每人斟了壹杯酒，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9月17号，黄永胜在西山前敌指挥部，他站起来对著墙上巨大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军用地图，愤愤地大声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黄永胜认为林彪出逃是下策，还要牵连很多人。在以后的揭批运动中，壹大批军队干部被清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判了重刑。军队干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为了减小林彪出逃对社会的震动，这个文件先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9月28日传达到地师级，10月6日，通报到县团级。

　　?“9·13”事件迷团重重

　　虽然中共中央对“9·13”事件作了结论，但是很多疑团没有解释，壹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议：

　　第壹，林彪是否参与了谋害毛泽东的军事政变？

　　官方认为，林彪参与了谋害毛的政变，证据是他亲笔写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壹些研究者认为林彪没有参与政变。“九八手令”是别人摹仿他的笔迹写的。林彪签发的文件不少是让别人用他的笔迹代签的。林立果、周宇驰都曾练习过林彪的字迹，毛家湾也有人练习过。事后发现“九八手令”有三个：第壹个是9月13日清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被周宇驰撕碎的纸片。经公安部拼接，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红笔写著：“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是竖写的。写在壹张16开白纸上。第二个手令是9月16日，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等在北戴河的96楼清理出壹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九月八日。”第三个手令林立果给关光烈看的，是“横写的”。林彪不可能写三个手令，摹仿者多写几张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装政变为什么不动用军委统帅部的指挥机构？为什么不动用他的亲信黄、吴、李、邱？林彪是大军事家，在他指挥的战争中总是十拿九稳，务求必胜，林立果等搞的那壹套像儿戏，和林彪作战的风格完全不同。

　　第二，林彪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

　　主流意见认为，林彪是主动的出逃的。林立果“刺秦”失败，匆忙来到北戴河。他们都知道，出逃是壹条生路。如果能在广州抵抗壹阵，也许有点希望。但周恩来已下禁飞令，广州去不了了，国内已无立足之地，只有逃往境外。林彪知道，这壹行动将使他壹世英名毁于壹旦。在进退两难的抉择中，最终考虑壹家人的生命，还是顺从了叶群、林立果的意见。

　　李文普回忆：大约23点以后，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著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壹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妳准备壹下，现在就走。” 林彪内勤陈占照证明：23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壹起到林彪客厅。过了壹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壹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两人证明，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药被绑架走的。林彪自己从简易舷梯上爬进机舱说明林彪不是被绑架的。

　　另壹种意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骗走的。邱会作认为，叶群对林彪封锁消息，壹切都由她决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挟持外逃了。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9·13”发生的当夜，邱会作在与李作鹏在京西馆聊天时说：如果林彪决心要走，临走时下几命令，在短时间内，也会大乱的呀!看起来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真是糊涂透项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还认为，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

　　邱会作只是分析。林立衡和提出了壹些证据。也有人提出了证据。张恒昌回忆：首长吃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壹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俩摆布。林彪卫生员小张（恒昌）给林立衡爱人张清林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有十分钟就开动了！妳们快。快，快呀······”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用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在“9·13”后给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

　　第三，官方意见说，林彪等要在广州另立中央搞南北割据。很多人对此质疑。

　　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在《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壹文中指出，“所谓‘南逃广州’仅仅是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和王飞的自说自话，无证据证实这是林彪本人的意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小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未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质疑者问：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得有点准备吧？这种准备工作当然是广州军区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林彪在四野时的部下）来做。丁盛说： “当时，我是广州军区司令，主要负责人之壹。刘兴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负责任地说，当时所有人都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都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没有嘛。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571工程纪要》提到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呀？”接任丁盛的许世友在清查林彪死党时，也没有查到广州军区接应林彪南逃的证据。丁盛在这本书中还讲了修建南湖宾馆的情况，这是汪东兴让广东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的。花了6000多万。“9·13事件”后硬说是给林彪修的，是林彪南逃后到这里住的。为此，丁盛在广州给汪东兴写信：妳亲自坐镇，三番五次来。按妳的指示搞的，妳要说话呀？韦国清到广州以后，才肯定房子是给主席修的，不是给林彪修的。

　　第四，林立衡向中央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出逃，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什么没有阻止？

　　李作鹏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李作鹏还认为，周恩来在处理山海关机场“9·13”事件的过程中，有重大失误。既未及时指示北戴河的8341部队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又没有采取诸如关闭山海关机场，控制三叉戟飞机，软禁空军机组人员等措施李作鹏还推测：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迷团。”

　　1980年3月20日，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和女婿张清林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壹个材料，这个材料记述了9月12日晚，他们向8341部队和北京的张耀祠五次请求，请求用部队阻止林彪壹行从北戴河逃走的情况，但部队没有阻止。中央让林立衡和张清林也跟著上飞机，跟著走。

　　据林立衡这个资料和李作鹏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壹个大的政治阴谋。林立衡从北戴河的报告到汪东兴那里，毛第壹时间就知道此事，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周恩来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抓住那架飞机穷追不舍，只是虚晃壹枪，说要到北戴河看林彪。这使叶群更加仓促，却没有采取阻拦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阴谋说”。因为林彪壹行出逃是突发事件，这事出于毛、周意料之外。多年来壹直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了解上层政治斗争内幕的部队官兵，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张耀祠回忆说：23时40分，张宏报告：“‘林彪他们调动汽车了。’我问张宏‘妳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对张宏说：‘他们走时，妳们要跟上他们，特别要注意他们去的方向。’”张耀祠没有让张宏阻止林彪车队逃跑。为什么：张耀祠说：“这事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林彪去的方向。”

　　?第五，林彪想叛逃苏联吗？

　　官方意见认为，林彪就是叛国投敌，是汉奸、卖国贼。另壹种意见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的动机，“9·13事件”以后多年来，没有证据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们与苏联或蒙古官方有过有关联系。说林彪叛逃苏联的证据只有李文普提供的壹句话。这句话在“9·13事件”半年以后专案组审查他时交待的。他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他才发现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叛逃苏联，才跳下了车。林彪作为壹个军事家，那几年又壹直把苏联当主要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回忆，1969年，林彪站在“三北”地图边，有时干脆踩到地图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镜看，看图很仔细。特别叫我找出伊尔库茨克，让我拿尺子量壹量，量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以此计算导弹飞行时间。林彪计算苏联从伊尔库茨克发射导弹到天安门的位置要9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有9分钟的预警时间。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苏联。林立果“刺秦”失败，闯下了弥天大祸，林彪壹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祸。到境外只有能选择香港和苏联。事实上飞机就在逃往苏联的路上失事。当然，即使是林彪主动出逃苏联，也不是“叛国”，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飞机起飞到坠毁这段时间，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飞机为什么在空中绕大圈？

　　256号三叉戟飞机所属的专机组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运用他对这架飞机的熟悉情况和专业知识，著文提出了壹系列的问题。飞机在空中飞行，航向是用“度”来标示的。按照顺时针方向，壹周为360度。正北方向为0度（Ｎ），正东方向为90度（Ｅ），正南方向为180度（Ｓ），正西方向为270度（Ｗ）。

　　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规则、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256号三叉戟飞机外逃的航向，应该是325度），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在三叉戟飞机来说，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完成这个过程却用了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256号三叉戟飞机，又在哪些航向上稳定过呢？第壹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壹致，为244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航向270度至280度。飞机在这个航向上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且平直飞行。这个航向，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时念堂当时正在西郊机场。从雷达员那里获悉这个航向后，已经认为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返回北京。第三阶段：飞机的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壹个硕大的问号。这个硕大的问号，也向人们提出了壹大堆问题：1，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仅剩下了12．5吨的油料。这些油料仅是飞到苏联所需油料的壹半左右。林彪要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2，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首先稳定在去广州的航向上。林彪壹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是否得知周恩来已经封锁所有机场，无法去广州？3，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还曾经稳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飞机上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4，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飞机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林彪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黑匣子，这些疑团就可解决。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从中央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飞机的机尾，被抛在离著陆点500米的地方，这是全机中最大的壹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因此，可以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黑匣子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机头部位，盛著语音记录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也不会损坏。但是，多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两件黑匣子都不见了。潘景寅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邓小平将其定为“正常死亡“。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邓小平是否从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变对潘的定性？但是，据蒋健先生研究，在林彪乘座的这架飞机上，根本没比有“黑匣子”。蒋健对这架飞机比这个师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还熟悉？

　　尽管“9·13”事件迷团重重，对林彪事件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有壹点看法是壹致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是事实。这件事不仅是当代中国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也是当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丑闻。这件丑闻不仅给毛以沉重的打击，也标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每天都宣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每天都让人们祝福他“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出逃摔死！这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动。这壹震动粉碎了文革以来官方制造的壹切谎言。

　　林彪事件这样的惊天丑闻，在民主制度下是不会发生的，它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的产物。正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这个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种种疑问，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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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林彪事件的的震憾稍加平息，人们在迷茫和惶惑中寻找路径：下壹步往哪里走？在选择方向的时候，两股力量在博弈：

　　第壹种力量是以毛为首的坚定文革派，他们不承认、不甘心文革失败。在上层，有原来中央文革的成员，他们处于政治局委员的高位。在下面，在“反派性”、清查“5·16”等壹系斗争中被排挤出权力机构的群众代表，有被军政官僚们整得死去活来的造反派中比较激进的人们，还有壹些相信“继续革命”能给中国以新的出路的人们。他们主张继续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官僚腐败的事实，恢复职务以后官员的某些表现，使文革的积极分子和壹部分群众，反对恢复文革前的官僚体制。

　　第二种力量是已经恢复职务和等待恢复职务的官员，掌权的军代表中的壹部分人，还有日益增多的不相信“继续革命”的群众以及对派性斗争已厌倦的人们。他们要求纠正前几年的错误、恢复秩序，让被打倒的官员尽快“解放”，已经“解放”了的官员尽快恢复职务。

　　经过五年的反复折腾，相当多的人对毛泽东的那壹套产生怀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为什么要谋杀毛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为什么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在人们的心目中开始大打折扣，怀疑文化大革命的人多了起来。“继续革命”难以继续下去。

　　第壹种力量有毛泽东的支持，掌握著组织、宣传大权，在权力中心处于主导地位。毛泽东也不是完全不承认前五年的错误和造成的问题。他在不否定文革的大前提下，在政策上作壹些调整。第二种力量虽然处于弱势，他们利用毛泽东调整政策、修正错误造成的机会，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他们的意愿。随著文革问题日益暴露，随著被打倒的官员的职务不断恢复，第二种力量不断壮大。

　　毛泽东其所以能把壹大批革命枭雄置于自己的麾下，他善于搞政治力量平衡是壹个原因。毛泽东是玩弄政治平衡的高手。不过，在搞政治平衡时，他通常不放弃自己的原则。林彪事件打破了“九大”建立的政治平衡，为了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他必需要对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军政官僚们作些让步。1971年11月14日晚，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军队领导人，讲话开始时叶剑英到会。毛说：妳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要打倒壹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妳们吵壹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毛的这些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但反对文革的人也很愿意听这虚伪的话。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参加了陈毅追悼会。12月，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的来信作了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壹律废除。”6月28日，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毛说：“我们的‘左派’是壹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1973年12月21日，毛在接见中央军委全体成员时，肯定朱德是“红司令”，说贺龙同志搞错了，要翻案；说杨、余、傅也要翻案，说是林彪搞的；说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也是听了林彪的话。

　　毛泽东的上述行为只是在维护“文化大革命”前提下的局部退让。他既要保护“文化大革命”，又要寻找结束文化革命的方式，以便使国家回到正场☆态。他既支持周恩来“解放”壹大批老干部，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又重用文革派，让张春桥、王洪文当政治局常委，并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他既批评周恩来，又批评文革派。批周恩来是带根本性的，防止他否定文革；批文革派是策略和操作层面，希望他们不要过急，要注意策略，要他们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更多的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是保卫文革、坚持“继续革命”，还是否定文革、恢复秩序？这是以后的五年文革的主线。以后五年，政治斗争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是围绕这个主线展开。

　　毛泽东要批右，周恩来要批左

　　林彪事件以后，原来的“批陈整风”改称为“批林整风”。实际只有批林，没有整风。上述两种力量的斗争最初集中在对林彪的批判上。第壹种力量主张批林彪的右；第二种力量主张批林彪的左。那时的左，就是坚持文革初期的思想和作法，也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时的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否定前五年的作法和造成的现状，批判无政府主义，恢复文革前的秩序。批右的逻辑结果就是坚持文革；批左的逻辑结果就是否定文革。

　　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来看，要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反对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符合多数人的意愿。1972年春天，人民日报工商部召开了工业记者座谈会，让几位驻大工业城市和工业集中地方的工业记者汇报当时的工业状况。主持人是当时的工商部主任马沛文，汇报人有杨瑛（上海分社）、陈谈强（北京分社）、杨继绳（天津分社）、张行端（江苏分社）、李玉秀（黑龙江分社）、王青海（甘肃分社）。鲁瑛、王揖等人民日报所有领导人都听了汇报。6个人每人汇报半天。汇报者集中反映了当时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劳动生产率下降、企业管理混乱、技术人员被迫离开了技术岗位、军代表不懂经济且独断专行等方面的情况。李玉秀幽默地介绍了“突出政治”在黑龙江造成的思想混乱。他说，《人民日报》1965年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受到批判；后来《解放军报》说“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上”，最近也受到批判。政治哪里也不能落实，只能端在手上了。他用手比划著，引起轰堂大笑。我在发言中介绍了“突出政治”在工业战线的影响：天津铁路分局所属壹个车站，有壹次“天天读”时间雷鸣电闪，要下雨了，生产组长要职工去抢外面堆放的物资，指导员说“天天读雷打不动”，眼看著外面堆放的物资被雨淋。群众要求纺织品增加花色品种，而印染行业的设计人员怕搞出的新图案“不突出政治”，只是照抄报刊上的图案。

　　林彪死后，周恩来试图治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壹大批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老干部，其中不少人对文革是很反感的。他们“穿新鞋，走旧路”，恢复文革前的那壹套对他们是轻车熟路，他们是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者。造反派，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逐渐被边缘化，“清查5·16”、“壹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判极左思潮等运动中受到打击。这部分造反派此时不仅有壹股怨气，还有壹股“反复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意愿。他们经常对革委会提出批评，这种批评被掌权者视为极左思潮。周恩来作为恢复秩序的代表人物，势必要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客观上也就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

　　周恩来和在国务院工作的领导人，为了恢复国民经济，急需建立秩序。从林彪事件发生后到１９７２年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1971年 12 月 26 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周恩来对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示说，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 ：“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在全国计划会议召开前，周恩来听取汇报时说：现在我们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革以来第壹次提“整顿”。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领导干部时的讲话中，著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也强调要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壹切，不壹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作长篇报告中强调：“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周强调政治持帅要落实到业务上。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批左，就是扭转国内的政治方向，批左，势必造成否定文革的局面。王洪文事后点破：“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为了抵制周恩来批左造成的影响，毛让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出马。从此，批左还是批右，在党内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很长壹段时间没出门，1971年11月底，毛泽东曾患重病，经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但身体壹直不好。1972年1月6日，“二月逆流”的主要人物陈毅逝世。1月8日，周恩来审定陈毅悼词时强调陈毅“功大于过”，毛删去了功过评价的文字。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毛突然破例地参加追悼会，衣服了来不及换，穿著睡袍罩上壹件军大衣就来了。原定由李德生主持追悼会，不得不改为周恩来主持追悼会，成了最高规格。周恩来通知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负责人参加。毛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啊。”毛还谈到，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让陈毅家属将毛的话传出去。

　　周恩来利用毛泽东这些安抚老干部的政治表演，客观上为政治上解放老干部造了势。197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尽快对被打倒的老干部落实政策。壹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官员们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除了某些“有历史问题”的外，没有壹个被组织部门定性的“走资派”，即使是曾经被中央点名的“走资派”，也没有壹个人再戴这个帽子。

　　周恩来的壹系列行为引起了文革派的反弹。1972年7月，根据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当面交代陪同会见的物理学家、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周培源：要排除教育、科研领域“左”的干扰，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把北大理科办好。还说：“这是我交给妳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10月初，《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壹些看法》，这是落实周恩来的交代。张春桥明明知道这是周恩来的意见，却追查这篇文章的“出笼背景”，还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多硬，就是要批！”，上海《文汇报》随即开展了对周培源文章的批判。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张春桥不会有这样的胆量。

　　1972年的国庆社论又是壹次较量。起草小组根据周恩来的意图，写上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勾去了“批判极左思潮”的词句。周恩来暂时退让，不写批判极左，而是强调 “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落实这些政策，也是对文革纠偏。

　　1972年11月28日，中联部和外交部报送《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批示同意，报送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张春桥在报告上批示说：“当前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壹些。”江青则直接了当地指出“批林就是要批极右，同时要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中“应该著重讲壹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妥协让步，同意删除了中联部和外交部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

　　1972年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人民日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业务领导小组的几个人谈话，张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壹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张春桥说的这些话是毛的意见，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人以为是张春桥的看法。他们还继续批“唯意志论”。

　　1972年3月，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专门约黑龙江革委会有关人员汇报情况。汇报者认为黑龙江无政府主义严重，壹些重要厂矿纪律涣散。华、李、余当场表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因此，黑龙江革委会写作组写了壹篇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李定中。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组也写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也交给了李定中。10月14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隆重推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文章。“龙岩”文章的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河北省文章的题目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是胡绩伟，文革前他是人民日报第壹副总编。建立不久的“业务领导小组”成员王若水分管理论部的业务。

　　人民日报14日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壹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有9家省、市报纸全文转载，还有8家报纸陆续发表了自己组织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上海《文汇报》明确反对这组文章。当时上海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朱永嘉出面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询问作者是谁？谁组织的？给什么人看过？他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11月4日，《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登了壹篇上海工人座谈对《人民日报》这版文章的批评。说这壹版文章，特别是“龙岩”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姚文元要求人民日报讨论《文汇情况》反映的工人意见。报社“业务领导小组”讨论了4次，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姚文元又让他们学习中央文件以提高认识。王若水在学习中央文件中发现，由毛泽东批发的批林整风文件中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王若水认为，“左”的根子就在张、姚身上，他没有想到毛。王若水认为，张、姚这样做，是与周恩来作对，但周恩来无法纠正张、姚的错误。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希望毛定曲直。12月5日，他通过人民日报的机要交通把信送了上去。

　　这封信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了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是，张、姚却在8月8日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了壹个问题：到底批“左”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王若水的信中还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说这种情况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这个中央精神？王若水在信中还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信中还说张春桥不同意批判“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壹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王若水哪里知道，不要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是毛的意思。

　　王若水上书第2天，1972年12月6日，毛约见了江青，要她把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由他们找王若水等谈话。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传到人民日报社。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壹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王若水不为这些话所动，他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

　　12月15日和1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若水的信。12月17日，周、张、姚到毛那里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壹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12月19日晚，上面通知鲁瑛、吴冷西及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壹起去人大会堂江西厅等待中央首长接见。晚8点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共同接见了他们。王若水发现，他的信已经落到江、张、姚手中。周恩来讲话说：“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壹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周说《人民日报》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错误的。他说：“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主席认为妳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妳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壹点马列主义，妳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壹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壹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壹样;壹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多事不赞成。妳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江青说：“妳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著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这不是对著林彪，是对著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壹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著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著总理在某壹个场合某壹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江青说，《人民日报》“要开展壹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说：“就在批林的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的领导班子就出来了。”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壹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瑛。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8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壹壹握手。王若水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壹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中央领导接见后，《人民日报》开展了壹场大揭发、大批判。胡绩伟被调离《人民日报》，王若水到五七干校壹边劳动，壹边检查交待。李定中也到五七干校劳动。主持工业记者汇报会的马沛文也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毛泽东态度明确：批右。从此，全国所有的报纸、电台都掀起了批右的高潮。

　　从1972年到1973年，由于毛泽东有明确的态度，《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所有的报刊杂志，都是批判林彪的右。但是，实际工作中却纠正文革前五年的偏差，也就是用实际行动纠左。舆论和实践这两种不同的方向，是因为，文革派掌握著宣传，而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握著政府和经济的操作权。从实际工作上说，1972年是周恩来胜利之年，这壹年，他完全控制了局势。1972年夏，政府机构重建工作明显加快。1969年有18个部委可以进行工作，到1973年底增至31个。国家计委于1972年7月恢复了工作。政府里的军代表的比例从57%降到40%。1972年到1973年，大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领导干部，除了身体和其它特殊原因之外，基本上全部恢复原职；恢复工业生产秩序，抓企业管理；在大学和科研单位，大力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抓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

　　批林整风汇报会

　　林彪事件以后，“九大”确定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周二人，在人大会堂参加常委碰头会的政治局成员也减少了壹半。毛不得不更加依靠周恩来支撑局面。周恩来处在壹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周是支持毛搞文革的，帮助毛铲除刘少奇后，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搞经济建设。作为国务院总理，无政府状态给政府工作造成的困难，他有切肤之痛。周恩来成了被打倒的官僚们的靠山，成了期待恢复秩序的人们的希望。在治国方面，毛离不开周恩来，但不相信周恩来。面对文革有可能被否定的时刻，毛对周更不放心。

　　毛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受了风寒，病情恶化，由肺炎转为肺心病，1972年2月12日晨突然休克，晨2时周恩来赶到。经抢救后苏醒。毛对周说：“我不行了，全靠妳了······”周立刻回答：“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以后，事情全由妳办。”毛又说：“就这样定了，妳们去吧。”毛估计自己来日无多，无可有奈何地向周恩来交班。但他不相信周恩来能实现他的遗愿。他身体壹度好转过来，更加深了对周的猜忌。

　　1972年5月3日，毛向周提出要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当天，周恩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的这壹提议。5月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经毛同意的《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的通知》。批林整风汇报会于5月21日到6月23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共312人。这次会的主要内容是揭发批判林彪，按毛的意图解释林彪事件，挽回林彪事件的负面影响。为了证明毛对林彪“早有觉察”，会上印发了1966年7月8日毛给江青的信。这封信全文如下：

　　江青：

　　? ６月２９日的信收到。妳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壹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妳。自６月１５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壹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１０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壹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著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壹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壹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壹生还是第壹次。这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曾对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之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壹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妳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壹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妳讲过多次，妳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

　　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壹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说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壹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我死后的壹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壹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壹造反，他们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壹个黄埔学校，收罗了壹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壹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壹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壹群海岛上去了。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壹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壹时，左派则会利用我的另壹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壹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壹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壹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壹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周恩来在1972年5月21日的讲话中介绍了这封信：“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壹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壹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江青在《批林整风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里也说毛主席对林彪有“英明的预见”。

　　历史学家陈小雅对这封信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壹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那封信。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谋，演出壹场‘三年早知道’”。华裔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孙万国考证，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发生后为了掩饰他对林彪的误判误用，不惜篡改六年前的原信，把后来的反思乔装为事先的洞察，马后炮成了先见之明。

　　不管1972年公开出来的信是否有改动，毛泽东对不是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如此重大的问题，可见毛泽东在政治上对江青何等信任！家事国事不分是历代专制者的通例。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中间，毛单独找周谈话，让周在大会上围绕建国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壹发言。这是让周检查自己在这六次路线错误中的责任。

　　从1927年以后，中共内部“国际派”（周恩来、王明、李立三等，官史通常只说王明，实际周的作用不小于王明）和“地方派”（以毛为首）在关键时刻都有不同的主张。国际派模仿俄国城市革命的道路，造成壹次又壹次的大失败，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生存，只好转移到地方派建立的中央苏区。周恩来从上海到中央苏区，接管了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在军事问题上周恩来继续遵循国际派的进攻路线，目标从村寨转向城市，如赣州，结果失败。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批毛，迫使毛离开军队。国际派的作为，使得“白区党垮了百分之百，苏区党垮了百分之九十”，不得不“长征”（实际是逃亡）。延安整风时对国际派进行了清算，周恩来彻底臣服。在以后的关键时刻，毛就用这段历史来敲打周恩来，成了毛控制周的紧箍咒。现在，毛又念紧箍咒了。

　　毛又念紧箍咒的目的何在？是让周检讨后、放下历史包袱好接班，还是毁周的形象不让他接班？此时，周的身体状况比毛好得多。清末，慈喜和光绪搞生命竞赛，如果光绪在慈喜死去之后再活几年，中国有可能实现君主立宪。林彪事件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进行生命竞赛。毛行动困难，大部分时间在床上，除了接见外宾，连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也很少会见，也极少主持会议、约人谈话；服药、吃饭、睡觉、看书、听读和圈阅文件，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周恩来比毛泽东小四岁半。无论年龄还是健康状况，周恩来都占优势。剩者为王，周恩来有可能接班。

　　天有不测风云。1972年5月12日，在对周恩来每月壹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发现了四个红细胞。5月18日，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意见汇总，对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意见完全壹致。治疗小组向党中央写了壹份书面报告，提出应争取早治疗。如果及早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

　　为什么没有及时治疗呢？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说：周恩来工作太忙“也是重要原因之壹。”还有什么其它重要原因？张佐良没有说。

　　按中共中央保健制度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的治疗方案，必须经毛批准才能实施。毛泽东对周恩来治疗小组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是怎样的态度呢？他通过汪东兴向治疗小组传达了四点指示：第壹，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由于误了最佳治疗期，病情发展很快。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还得奉命检查历史错误。1972年5月29日到6月7日，他起草《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提纲。他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都穿不上了。6月7日，周将所写的提纲送毛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毛圈阅了提纲和附信。6月9日，周修改、补充了这个报告提纲，形成二稿，次日，将此稿送给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日到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连续三个晚上周恩来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在讲述党的历史之后表示：“这两次路线错误，要是没有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长期挽救我，教育我，给我以补过赎罪的机会，我何以能有今日？所以我每每回想历史教训，常感到补过之日无多。”“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又说，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周恩来还在发言的末尾申明：“我觉得由我来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著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壹直而且永远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妳们了解我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妳们有权力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妳们有权力让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这是毛主席建立起来的党的正常生活。” 毛远新说，这是毛主席让周讲的，周讲两次王明路线他都犯了错误。

　　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壹次会议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事件”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还讲述了1967年5月19日就此事专门写信给毛主席的报告，公布了毛1968年1月16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

　　为什么周恩来对自己在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和所谓“伍豪启事”如此认真？也许是他深知自己所处地位的危险，为了减少毛对他的疑虑，他不得不这样做；也许是他将登大位前向全党表明自己的清白。如果毛在他之前逝世，他必登大位。

　　批判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快发生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壹直处于对抗关系。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中苏关系壹直不好。1969年珍宝岛军事冲突以后，中苏两国持戈相向。毛泽东力图走出孤立的状态。1971年4月7日，毛泽东批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1971年7月9日到11日，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壹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恢复了中断25年的中美关系。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在1971、1972两年内，随著中国联合国的席位的恢复，迎来了各国与中国的建交的高潮。这两年之内有33个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建交国从1965年的47个国家增加到88个国家。

　　在外交问题上决策权在毛泽东，执行在周恩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繁杂的外交事务，应当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却招来了壹场严厉的批判。

　　为什么要批周恩来？高文谦认为，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毛由此对周不满意。作为第二把手的周恩来，内政外交都赢得了好的口碑，引起了毛的猜忌。中共十大召开在即，让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当接班人党内不服，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呼声很高。何况1972年2月12日，毛在重病时已向周有了交班的承诺。毛从来不相信周。他担心，如果周恩来真的接了班，就有可能否定文革。敲打壹下周恩来，是为了敲掉他当接班人的势头。

　　1973年6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访美，同尼克松签订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壹步限制进攻性核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这是当时世界上的大事。驻外大使金伯雄著文说，6月25日，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约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表示：“我们对美苏签订核协定等持怀疑的态度。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在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不丧失立场。”26日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后，赞同周恩来的表态，说“这下腰杆硬，布鲁斯舒服了。”另有资料称，外交部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审定。毛审阅时将周恩来修改的地方全部删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金伯雄是驻外大使，虽然了解外交情况，高文谦以看到的手稿为据，更加可信。

　　美苏会谈还在进行之际，周恩来就提醒外长姬鹏飞说，美苏关系问题是个大事，要注意分析、研究，提出看法。姬鹏飞随即指示美洲大洋司司长林平落实，林平召集主管美国的副处长张再和苏欧司主管苏联的处长田曾佩商讨、研究后，由张再写了壹篇调研文章，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6月25日刊登在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上。文章简要介绍了美苏会谈的情况并分析和评论了美苏签订协议后的国际形势，认为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周恩来认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这篇文章，有些分析写得不错，要外交部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壹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部通报。毛泽东从他在外交部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那里得知情况以后，严厉批评了《新情况》153期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7月3日，周恩来从王海容处得知毛的批评以后，要求撤回这壹期《新情况》，并检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

　　7月4日，毛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再次批评《新情况》第153期，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太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壹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妳们年纪还不太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恩来时，说主席谈话时说的是“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姬老爷（指姬鹏飞）的贼船”，是指周恩来，因为乔冠华、姬鹏飞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在谈话记录稿送审时，毛将乔、姬二人的名字删去了，表明是指周恩来。

　　1973年7月4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的谈话内容。毛如此严厉的批评使得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刚做完膀胱癌治疗的周恩来连夜给毛写检讨。7月12日，周约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起草批评《新情况》第153期的文章。7月14日，周恩来修改外交部起草的题为《[新情况]第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15日，周将此文送毛审定后传部分政治局委员核阅。周附信说：“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新情况]第153号错误何在？》除发各驻外使馆以外，发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至此，《新情况》153号事件总算告壹段落。

　　壹波未平，壹波又起。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这是他首次以国务卿的身份来的，是带著“核保护伞”来的。10日晚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和他的随员洛德在人大会堂进行了壹次单独会谈。基辛格向周恩来透露了他五六月间访问苏联的情况，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他说：“我们共同的责任就是防止中国成为壹个核国家。” 基辛格透露，苏联准备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基辛格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帮助，保证在苏联袭击前提前报警，减少伤亡。周不相信苏联会马上袭击中国，但还说：“不管怎样，还是谢谢妳的情报和忠告。”11日下午，周思来在人大会堂接见基辛格并举行第壹次正式会谈。不了解中国上层内部情况的基辛格称赞周：“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马上回答说：“这句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

　　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说：“我已经公开对妳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妳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毛泽东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用意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11月13日晚10时，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再次进行会谈。基辛格进壹步提议：“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第壹，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以在装备上及其它方面提供援助”“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妳们的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以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给妳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和北京之间建立壹条热线，几分钟内就可以把消息传妳们。”“另壹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签署协议。”对此，周恩来回答：“至于妳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必须先研究壹下。明早在妳离开之前我将去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双方都用得著。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会谈壹直持续到14日零时30分。结束后，周恩来对乔冠华说，现在太急了，基辛格的问题马上要答复，要报告主席，立即向中南主席汇报。据称，他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询问毛泽东是否已经入睡。对方回答：“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觉的，说什么现在也不能叫醒主席。”所以，周恩来没有叫醒毛泽东，决定按照毛泽东已经同意过的口径继续同基辛格会谈。据乔冠华回忆，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当场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明天基辛格登机前答复，然而，周没有请示毛，在第二天早晨就答复了基氏：此事需要进壹步考虑，等以后再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各指定壹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14日早晨7点3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最后壹次“壹对壹”的会谈。参加者有中方的周恩来和翻译唐闻生，美方的基辛格、豪尔和翻译。对美国协助中国的建议，周恩来只是说：“如果妳们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很大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如此壹来，我们需要非常良好的磋商。”基辛格说：“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壹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壹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周恩来回答：“在我们这边，主要负责人是我和叶帅，以及我们的助手。”基辛格最后留下两份协议，壹份是建立热线的，另壹份还包括共同防止苏联袭击的内容。周恩来同意指定黄镇继续与基辛格交换中美情报合作问题。

　　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毛让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立即整理出周同基辛格会谈记录，并与周核实。11月17日，毛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说“有人要借我们壹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壹把核保护伞。”“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军事同盟壹套。”还说：“当著妳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妳们可以来，在后面摆壹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妳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妳们的职务。”

　　11月17日，根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毛还让周恩来自己主持政治局批判会。江青在批判会上指责周恩来“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周恩来当场拍桌子：“我周恩来壹辈子犯了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18日，周向毛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周恩来没有深入检讨，毛泽东随即下令将原来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会议开始后，江青提议，经毛批准，成立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6人组成。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外，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半年前复出的邓小平；外交部的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章含之。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足足讲了8个小时。会议就根据她们传达的指示，对周恩来进行批评。从11月21日到12月初，每天晚上，持续开了十几天。与会人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批评周恩来。毛泽东壹声令下，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全都表态支持毛的意见，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和斥责。会上，许多批评用语和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壹模壹样。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江青称这是第11次路线斗争。指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许世友还跳到椅子上斥责周“要搞修正主义”，“想当儿皇帝”。周恩来每次走出会议厅，总是脸色灰白，紧抿双唇，眼神悲凉，步履踉跄。

　　令人关注的是，毛指名邓小平参加批周的会。邓小平虽然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还不是政治局委员。毛想用邓小平来取代周恩来，但需要考验。邓小平在批周会上最后发言，他警告周恩来：“妳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壹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不可及，而妳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妳能够十分警惕这壹点。”邓这是警告周不要有非分之想。其实，周不壹定有当第壹号人物的愿望，但是毛对此放心不下。毛的担心通过邓的嘴讲出来了。邓小平话虽不多，分量很重。毛从王、唐二小姐那里得知邓小平发言，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壹时兴起，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时已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壹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政治局不议政”，显然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军委不议军”，则是冲著“9·13”事件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12月15日，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向大家介绍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壹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壹生大概是三七开。妳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壹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又转身对邓小平说：“妳呢，人家有点怕妳，我送妳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壹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壹改吧。”肯定了邓小平，毛又肯定造反派，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妳们都是吧。妳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他这是支持王洪文等人。

　　看来，毛泽东对他的身后事作了初步安排，在他和周身体不行以后，希望造反派王洪文、老干部邓小平共事，壹起处理国家大事。

　　周恩来挨批期间，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像往常壹样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壹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壹些人与他划清界线，原来见了他热情打招乎的人现在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过去领导开会，领导人的秘书、警卫、医生等随员们互相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都凑在壹个桌子上吃饭。周挨批期间，连周的随员也受到冷落。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了周的随员，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只有周的随员自己聚集在壹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就离开。

　　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作了壹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还痛苦地流下了眼泪。在此之前，周恩来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毛说没有必要，就在会上检讨。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自己动手写检讨，其它人不得插手。周恩来向王海容、唐闻生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手发抖，想请她们帮助壹下，结果被训斥。周恩来在检讨末尾强调：他只能作助手，政治局工作应当由别人来主持。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

　　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已经威风扫尽，毛开始转弯。12月9日，毛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和王海容、唐闻生谈了话。毛对他们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壹个是讲11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壹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妳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妳不亦乐乎啊，说妳爱插我的话，弄得妳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壹言堂’。”毛还指著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还说：“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明明是毛自己整周，却说是“几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只能在背后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事壹生，斗争不止。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从来没有相信过周恩来，却相信邓小平。他为什么相信邓小平呢？这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指导思想，被撤销了红壹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军权。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以后，继续反对毛泽东的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主张。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中央苏区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谢唯俊、古柏，也和邓小平壹样，反对左倾冒险的中央苏区的领导。于是，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就组织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3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派员的主持下，中共江西省委通过了对邓、毛、谢、古的决议，给他们以组织处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在40年后，这个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因素，而且是积极的因素。”，邓小平等四人挨整，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所以这件事毛泽东记了壹生。这四人中三人已经不在世，只剩下了邓小平。

　　1949年以后，邓小平继续坚持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和路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是坚决的执行者；1958年大跃进，周恩来因反对“冒进”，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差壹点辞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代替了国务院的职能，坚定执行毛泽东的政策；1963年以后，批评修正主义，和苏联开展斗争，邓小平又站在第壹线，坚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

　　1965年秋，周恩来告诉王稼祥，毛主席委托他打招呼：“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的主要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文革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违背了毛的意志，被说成“刘邓司令部”，但毛壹直将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开来。1967年5月，毛泽东刚从外地回北京，让汪东兴来看邓小平。毛泽东让汪东兴转达三点意见:第壹，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毛泽东写信。不久，毛还见了邓小平壹次。”

　　邓小平也知道毛对他抱有希望，壹次壹次地深刻检讨，壹次又壹次地保证“永不翻案”：

　　1966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中说：“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壹样，始终贯穿著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壹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

　　1968年7月5日，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壹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壹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著，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壹步壹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壹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壹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6日，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壹个会议。他们回来后十分兴奋。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地在女儿的手心上写了４个字：“林彪死了”。原来他们听了“9·13”事件的传达。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高兴地坐在壹起打扑克，壹直玩到深夜。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将要出现转机。1971年11月8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除了对毛表示忠诚以外，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没有得到毛的表态。

　　1972年8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壹封长信，信中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壹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他在信中说林彪历史上犯了两次错误，“壹次是在长征中，他和彭德怀搞在壹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再壹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壹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壹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壹。”

　　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壹）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壹，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壹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壹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批示，解除了对邓小平的禁锢。经有关部门的妥善安排，他带著全家老小到井岗山和赣南旧地重游，壹路上受到了党政军要员的热情接待。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壹家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４月１２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第壹次在大庭广众中公开亮相。有了毛泽东的信任，邓小平壹路高升。毛让邓复出的本意是让邓替代周。和当时中央的几个人相比较，邓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文革派却阻挠。

　　邓小平多次承诺“永不翻案”，上台以后就彻底翻案，中国人他这种作为对多有微词。我在《邓小平时代》壹书中说过：“‘永不翻案’这个承诺对他的复出十分重要。”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李湘鲁，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为邓小平辩解。韦伯说，政治家有两种伦理，壹种叫信念伦理，壹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妳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妳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信念伦理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的信念。邓小平选择了责任伦理；赵紫阳选择了信念伦理。我的这段话是1995年写的，现在看来对邓评价高了壹些，但和李湘鲁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邓小平参加了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这个小组的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两天以后又增加了苏振华。

　　1974年3月，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出席这个会议的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参加是顺理成章的，据说，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去壹趟联合国，他曾不止壹次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3月25日，毛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江青却出面阻挠。27日，毛批示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妳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４日，正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身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用电话向王洪文传达，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壹副总理。毛这壹提议引发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江青不答应，企图阻挠邓小平进入权力中枢。

　　在专制制度下，如何确定最高领导者的继承人，历来是壹个十分棘手的事。在中国古代，从第壹个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开始，历数千年，为争夺继承人的位置，流血冲突不断发生。始皇崩，其小儿胡亥逼迫他的哥哥公子扶苏自尽。他登基以后，为了消灭政敌，壹次就杀了12个哥哥，10个姐妹也被车裂。到最后壹个王朝清，兄弟之间的争夺和残杀，母子间的明争暗斗，也是代代不绝。

　　为了防止因继承人的争夺造成动乱，专制王朝时代采取了长子继承的方式。这种办法排除了择优而用的原则，用天然的、无可争议的标准来防止争端，甚至连最小范围内（几个亲兄弟之间）的择优也不允许。这个办法也没有避免悲剧的不断发生。

　　在缺乏继承人民主选拔机制这壹点上，毛时代的政治体制和历代王朝有著相似之处：最高领导者壹人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样，在他生前，献媚和阴谋环绕；在他身后，对立和争夺不停。刘少奇的接班人被废以后，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九大”以后，毛对林彪不满意，加上林彪身体不好，毛泽东曾在林彪面前推出张春桥，从而引发庐山会议上军人倒张的政治风波。林彪死后，顺理成章应是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但毛对周不放心，曾想让王洪文接班，张春桥辅佐，但这两个人党内高层很难接受，于是选定邓小平。

　　毛的身体状况壹天不如壹天，离“见马克思”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谁接他的班，成了毛最为紧迫的问题。毛虽然在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上有绝对的决定权，但他必须考虑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后能不能站得住。张春桥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对文革最坚定，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已经表明张春桥很难被军政官僚们接受，毛只能安排他当副手。江青虽然在同刘、林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控制不往感情，又偏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王洪文当过农民，当过兵，当过工人，又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毛对他寄以希望，让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希望他有自知之明，要好学上进。从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开始，在会见外宾时，都是由周恩来和王洪文坐在毛的两侧作陪，壹直到1974年5月底，报刊上发出他们三人会见外宾的照片共16次。外国记者认为，王洪文是毛的接班人。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王洪文的表现使毛失望，更重要的是高层军政要员不愿意接纳王洪文，说他是“儿童团”。老干部极力让邓小平进入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壹副总理，符合才能干部们的要求，也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作的安排，那时周恩来身患癌症已经两年多了。

　　“十大”之后，叶剑英向毛提议，让邓小平兼任军队工作，并进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中发［1975］1号）：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壹）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在治党、治政、治军方面“人才难得”，也容易被上层军政要员接受。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几个人集体接班，分工协作，是当时的方案。周恩来住院以后，毛安排王洪文负责党务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和外事，张春桥负责意识形态并在军队兼任政治部主任。王、邓、张三人核心，王、张二人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主持实务，这大概是毛的愿望。但是，王、张二人远不是邓的对手。本来邓是排在王后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王就被派到上海“蹲点”，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和张春桥势同水火，无法合作，毛不得不选华国锋，希望张春桥安心当副手。最终还是在军政官僚集团中有深厚基础的邓小平取胜，但老资格的陈云不服邓，邓又年纪太大，他只好放弃当壹把手的名义，掌握壹把手的权力。这是后话。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司令互调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大之前，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从5月20日到31日。会议的第壹个议程就是为十大作准备。这个会议规定了十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中工、农、解放军、其他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比例。5月2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5月25日的讲话。新华社传达时我记了壹些，我这里将《毛泽东年谱》里没有的内容作上介绍：毛说：“即使路线对了，多数人不同意，妳还得服从。”“要坚持原则，但事物不可能是纯的。东方朔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人是有缺点的。”林彪事件以后，毛向官僚派妥协，大概是出于这壹思想。毛说：“如果自己正确，被人家搞下来，妳就安心读书。”周恩来传达这句话后说：“主席几上几下，从不介意，十分感人。”毛说：“老中青班子，老年中年要帮助青年。”这是针对老干部对造反派的态度。毛还说：“只注意生产，不注意路线不对，要注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问题。”“妳满脑子生产，我满脑子路线，生产固然重要。”这是对华国锋说的，毛要求华国锋“要学壹点历史。”“普通党员也要注意路线。”

　　出席中共十大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军队代表的比例由九大的28%降到16%；干部代表的比重由九大的12%上升到19%。这是林彪事件后的形势所决定的。会议议程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宣读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主持起草的。

　　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的。为了准备十大召开，中央专案组于7月10日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十大召开前对林彪集团成员作了处理决定。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将林彪永远开除党籍，陈、黄、吴、叶、李、邱和李雪锋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壹切职务的建议。

　　和九大壹样，十大也是秘密召开的。十大预备会是各省市分别开的。天津代表团团长解学恭说，我们壹到北京，总理就要求保密，说这是主席的指示，壹句话，壹片纸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说：苏联派了很多特务，大使馆五六十辆汽车到处转，又骑自行车转，还偷走了两个邮箱，也没有搞到我们的情况。预备会从8月13日开始，开了10天。预备会上讨论了文件，把提出的修改意见报送中央。主席指示：会议要短，文件要短，讲话要短。成立了由104人组成选举委员会，主任王洪文，副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7人。主席团的任务是协商十大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成员名单，协商提名十届中委名单，协商中委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名单。是协商，不是选举，这便于毛泽东掌握局面。

　　周恩来作的政治报告中全面肯定了九大，他说：“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壹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

　　对于林彪事件，周恩来报告说：“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对于林彪集团，报告为毛泽东“用人不察”辩解：“他有壹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也有壹个认识过程。”报告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政治报告关于国内任务的提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抓好在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谈到国际形势，报告说：“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

　　这次大会修改党章。修改重点是总纲部分。毛事先多次指示：1，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2，不赞成“三个里程碑”的说法；3，党章不要写人名。王洪文宣读的修改党章报告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壹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壹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壹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壹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壹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壹次深刻的整党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从两个报告可以看出，十大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肯定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十大没有什么创新，是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线，完全是九大的延续。

　　8月28日，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李葆华、廖承志等壹批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成了十届中央委员。8月30日，十届壹次中央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委常委共9人，除了中央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张春桥、董必武。政治局委员21人，除了常委以外，还有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等。

　　吴德回忆说：“毛主席的确曾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寄予希望。1973年8月召开的党十大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处找我们谈话，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边菜地里的壹些蔬菜比喻说：就像培植它们的生长壹样。”

　　官方文革史认为，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按这个说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帮”，而“林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续了十年。那么，官史这壹说法——“文化大革命是壹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反革命集团”就是指“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不完符合实际。

　　林彪事件以后，从林彪住处查出壹些资料，其中有壹些军队领导人给林彪的信。如许世友、杨德志、韩先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处。又发现十大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给林彪写过信。还有在1967年冲击军队时，有些军区领导人写信给林彪，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对手握重兵的军区司令们是否忠诚深怀忧虑。解除他们对当地军队的控制权是最安全的办法。“兵无常帅，帅无常兵”是中国古代防止藩镇割据的老办法，毛泽东对此是烂熟于心的。他决定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我提议，议壹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妳（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妳的意见。我代表妳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壹个人在壹个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泽东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要壹致，不壹致就不行。”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壹起唱了起来。

　　在这次会上，毛对八大军区司令员作了如下调动：

　　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任沉阳军区司令员；沉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到沉阳后不久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职务。陈锡联，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不久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皮定钧到福州军区任职后，于１９７６年７月７日，在视察福建沿海线时，因飞机失事而死。

　　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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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章“批林批孔”中的斗争

　　文革败势已定，毛泽东不甘心，在他的生命最后时期，尽力向否定文革的力量作斗争。他努力向他的子民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希望后人按照这个“理论”每隔七八年再搞壹次文革。

　　周恩来批左、批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被毛泽东否定。但周的主张在干部和群众中还有广泛的支持者。毛善于借题发挥，在政治斗争中用曲笔。批林批孔，表面上是历史、文化之争，实际上是否定文革和保卫文革的壹场搏斗。不过，保卫文革的忠实而坚定的执行者，只剩下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和各地已经被边缘化的造反派头头了。

　　批林批孔运动的背景

　　林彪事件以后，厌倦政治斗争的人越来越多，恢复秩序是多数人的期盼。但是，由于毛泽东排斥现代政治文明，文革只有“砸烂”，没有制度创新。文革后期所恢复的秩序还是文革前的秩序，所恢复的制度还是文革前的制度。已被边缘化的造反派称这种现象为“回潮”、“复旧”，甚到称为“复辟”。他们说的“回潮”、“复旧”，是指以下情况：

　　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恢复了职务，虽然“5·16”通知和“十六条”将“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作文革的重点，却没有壹名领导干部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明确的政策界线，打倒他们也不是按法律程序。他们文革前即使有错误，有特权，是当时的制度造成的，把他们全部打倒，对他们进行人身摧残是不应该的。被打倒的官员中，不能说没有壹个是罪有应得的，但在“落实干部政策”的风潮中，全都壹风吹了。官员们经过群众的摧残，心中难免有怨气。壹旦恢复职务，不仅对造反派实施报复，其中有的人私下大胆地发表否定文革言论。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文批评文革的言论，被人整理出《高扬文反革命言论》，因此，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将他从四川攀枝花押回北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关在壹家招待所里。但他的言论得到很多老干部的共鸣。王震说：“高扬文的这些话我也说过。”周恩来接口说道：“是的，妳说的比这些还多。”由于王震等老干部的多方保护，高扬文的问题逐渐降温。周恩来、邓小平也保护高扬文，毛泽东只好批示：高扬文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王震是八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继续连任的只有18.9%。王震幸列其中，可见他开始并不反对文革，后来才对文革持否定态度。

　　二，自“大联合”“三结合”以来，各地都对造反派进行了多次清洗和镇压。进入“三结合”领导机构的群众代表（多数是温和的造反派头头），也以种种名义被清除出去，“三结合”中只剩领导干部和军代表，林彪事件以后，就剩下文革前的领导干部了。就是上海这样由文革派起主导作用的地方，到1972年，工业、财贸所属单位领导班子里的“群众代表”近壹半被清洗出局。其它地方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造反派是毛制造“天下大乱”的工具，是打倒刘少奇的“石头”。1968年以后要实现“天下大治”，这些“石头”必然被抛弃，已经恢复了职务的官员难免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被“造反有理”武装头脑的造反派们，岂能甘心？

　　三，在利益分配方面，官民差别明显拉大，这主要表现在对子女的安排上。子女的安排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利益。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大批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是结束红卫兵运动运动最有力的措施，也减轻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这些下乡青年在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挣的“工分”还不能维持自己最低的生活。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女青年被强奸的事件多有发生。据1973年6月22日至8月7日的中央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资料，奸污女知识青年案件两万多起，大部分是党员干部作恶。壹些地方捆绑吊打知识青年、奸污猥亵女知识青年的情况令人触目惊心。千万个父母都为远在边远山村的孩子日夜忧愁。而少数有权势的家庭却将孩子送到部队参军，不仅逃避了上山下乡的苦难，从经济上、政治上、前程上军人都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二百多个高级干部子女。高级将领这样做，有权力的人纷纷仿效。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然而，能否回城、什么时候回城，与父辈的权势相关：父亲官大，回城就早，父亲官小，回城就晚；父亲还没有“解放”的，子女就很难回城。父亲壹恢复职务，就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儿女从苦海中捞了回去。当时下乡知青中有“老子解放我解放，老子无权儿无望”的说法。平民子弟只能在农村苦熬了。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招收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学员”。从这壹年开始，各大学就接收军队和地方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能被推荐上大学的除了少数确实表现突出的以外，相当多的是利用父辈的权势。父辈官大的可以上名牌大学，父辈官小的可以上壹般大学。无权无势的，很难被推荐上大学。1973年的中央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供的材料说：“走后门问题，相当严重，相当普遍。高中级干部利用职权走后门更多。上行下效：招壹次工，招壹次生，都是各种政治势力的争夺战。‘官大凭官气，官小凭关系，无官凭力气。’‘农民学大寨，干部忙后代。’‘毛主席健在，他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谋私，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们不搞修正主义才怪呢！’”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学生钟志民，是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钟学林的儿子。他是靠父亲的关系上大学的。1972年4月，钟志民来到南京大学报到时发现，班上30个同学中，有七八成是部队来的，其中三分之壹是干部子弟。钟志民觉得自己“走后门”上大学不光彩，就给学校里打了报告，要求回到下乡插队的江西。他真的退学下乡了。这个事情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民日报》作了突出的报道。

　　林彪事件后，撤销了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来承担其职责。为了稳定军队，为了得到军人的支持，毛泽东不想得罪叶剑英这些军头，他对“走后门”采取了宽容、妥协的态度。在1974年1月25日发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迟群、谢静宜在讲话中批评了走后门，还说“走后门”“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江青等对叶剑英“走后门”壹事穷追不舍，逼叶写检查，叶剑英郑重其事地给毛泽东写了壹封信，表面上是检讨，实际是告了江青壹状。2月6日，周恩来乘机向毛进言：“只研究走后门壹个问题，这又太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2月25日，毛致信叶剑英，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著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毛壹直以底层民意代表自居，在官僚特权表现得最为突出的这件事上，他却站在特权壹边。这是为了维持权力平衡。

　　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恢复职务以后，除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子女谋利益以外，在住房、汽车等方面也开始恢复原来的特权。当时商品供应紧张，自行车、手表等都要凭票证购买。在稀缺商品的购买方面，特权也大行其道。实际上，当时特权所得到的利益和改革开放以后特权得到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然而，特权不在于特权者得到利益的多少，而在于和周围人们的差别。很多人是怀著反特权的目的参加文革的。在文革中，群众对特权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毛泽东对此也很警觉。

　　到1974年，在毛泽东之下有两股政治力量在较量：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要恢复秩序，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坚持“继续革命”。虽然后壹种力量更体现毛的意愿，但毛更需要恢复秩序。“继续革命”的支持者越来越少了。此时的周恩来成了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集党、政、军大权于壹身。他的权力超过了曾经的二把手刘少奇，更超过了曾经的二把手林彪。他事必恭亲，全面处理壹切国家大事。壹大批恢复职务的干部支持周恩来，已经厌倦文革、要求恢复秩序的民众也支持周恩来。如果毛壹旦去世，周恩来就会接班。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决定了毛身后中国的走向。毛清楚地知道，周虽然支持他搞文革，但很多重大问题上和他的看法不壹致。毛采取了对周壹边使用、壹边敲打的方针。使用，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离开周是不行的。敲打，有两个目的，壹是希望周接受毛的思想路线，如果周接班，不至于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是压制周的力量，使得力量对比中，文革派比周恩来那壹派强大。

　　毛泽东既是文革的发动者，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改造“旧政府”；他又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不能像造反派群众那样不顾壹切地“砸烂”，也不能像周恩来那样千方百计地维护。这样的双重角色使他不得不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平衡：当文革派的极端行为使国家机器无法运转时，他就压制壹下文革派；当“旧政府”的官僚们要否定文革时，毛就支持文革派。林彪事件以后，毛的这种态度更加明显。

　　到1974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不愿意在他生命的终点再出现天下大乱。他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社会秩序。他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企图维持权力平衡。但这种平衡的维持是不容易的。当他敲打周恩来时，文革派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火烧得过旺，恨不得立即将周打倒。这样，毛又不得不敲打壹下江青，抑制他们的过火行为。周恩来这股力量也利用毛敲打江青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意图。毛泽东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不可能实现他心中的文革目标。他从长计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传下去。只要留下“火种”，不愁日后不再燃烧起来。批林批孔与其说是壹场政治运动，不如说是壹场宣传运动，是对毛泽东最后意愿的宣传运动。宣传运动是对群众而言，上层是妳死我活的搏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