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黃臥雲 寫於二零一三年

社會秩序的瓦解與重建

2013-03
   
   在變革臨近的中國，有兩大精神遺產受到特別的重視，壹是社會主義蘇聯解體、消亡的教訓，壹是中國反覆以暴力改朝換代的歷史。人們了解過去是為了更加看清現在和未來。但它們通常被單獨對待，而歷史又充滿歧義。現實中國既有中國歷史自我複製的壹面，又有複製蘇聯社會主義的壹面。既然中國歷史和蘇聯歷史的會面和融合造就了今天，我們就應該在這兩種遺產中找到銜接或者重合的地方，這樣才能發現關於它們的真知。

官僚階級不同於資產階級，它不是壹種創造性力量，不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它只有通過攫取和剝奪才能取得超額財富。它與被統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贏的關係。
   
   二十世紀末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其規模之大，堪比羅馬帝國的滅亡，其速度之快，則史無前例。自1989年到1991年間，歐洲8個社會主義國家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社會主義的樣板、老大哥蘇聯自立國到結束歷時69年，其他幾個由蘇聯壹手扶持、策劃、製造的社會主義政權存在的時間就更短了。羅馬帝國500餘年，經歷了壹個漫長的衰亡時期，先亂於內，最後被外部蠻族勢力所摧毀，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秩序是在既沒有內部戰亂，也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突然瓦解的。它們被本國人民拋棄了。人民的拋棄，決定了這次範圍廣泛的社會轉型（或者稱1989年革命）的和平、迅速與徹底。人民的力量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得到了重現。
   
   在蘇聯和東歐劇變期間，人們就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前途進行了全面、深入地討論。那時對社會主義依然抱有信仰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的危機實質上只是社會主義者實踐的危機，他們試圖切割理想與現實、原則與事實；另外的觀點認為，它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的總危機，不僅涉及到現實中的社會主義，也涉及到社會主義的基本思想和原則。觀點分歧不影響人們壹致承認下列事實：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沒有產生“人人自由平等的社會”，而是形成了新型的極權社會，它們在成功地消滅了資產階級、財產權和市場後，製造出了壹個新的特權階級和剝削階級——萬能的官僚集團，它集中掌握了全部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凌駕於社會之上。
   
   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劃分模糊了壟斷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界限。國家管理的實質是對利益的管理。當我們從利益的角度看待政治時，獨裁實質上是統治者對利益的壟斷獨裁權，民主實質上是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即使從社會主義的理想形態來看，它歸結到底是建立壹個利益包容的社會，而實現了的社會主義、列寧的社會主義、在沙皇官僚專制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壹開始就走上了與理想相反的方向。相比沙皇的官僚，社會主義官僚有壹個極大的優勢，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被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卻變成官僚特權的制度基礎。
   
   享有特權是指享有眾人所沒有的利益優先權或獨占權。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下，對國家資源和社會財富掌握著計劃大權的官僚當然是首先滿足自身的需要，在社會物質財富尚未“極大豐富”、共產主義實現之前，官員率先進入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從出行的坐騎、居住的豪宅，到特供商品，乃至私人生活秘書，壹應俱全由國家配給。
   
   在社會主義變得越來越像它所批判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時候，社會主義者要徹底埋葬的資本主義社會卻變得越來越像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是壹種創造的力量，可以通過財富的創造增加社會總財富，創造者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也讓他人獲益。資本和勞動既具有對抗的壹面，但也有合作的壹面。1914年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福特汽車公司把工人的最低日薪提高到為5美元——兩倍於當時的最低日薪。這場勞資關係的革命為資本主義找到了通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不但帶來了工人工作效率的提升，為企業削減了成本，而且通過增加工人收入提升了普通人的消費能力，為企業生產更多的產品打開了廣闊的市場。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找到了利益共同點，這使他們能夠實現合作共贏，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改革和調整，為實現社會成員經濟平等和權利平等奠定了良好基礎。工人自己的組織——工會——獲得了政治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普遍建成了福利國家，在解決貧窮、財富再分配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進步。在同壹時期，民主社會主義產生了廣泛影響，它主張在現有民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部分改革，要求國家為大眾提供更好的福利。民主社會主義就是包容的社會主義、是反對特權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描述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決的衝突似乎更適合於官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官僚階級不同於資產階級，它不是壹種創造性力量，不創造利潤，不創造財富。它只有通過攫取和剝奪才能取得超額財富。它與被統治者不可能形成合作共贏的關係。官僚階級所得到的，就是被統治階級所失去的。為了穩定地攫取利益，官僚階級依賴穩定的、為自己提供利益的被統治階級，而這顯然不是壹種雙向的互利行為。純粹的利益攫取方只有使用強力迫使利益輸出方就範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們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相互對立，不是壹方壓倒壹方，就是壹方推翻壹方。
   
   對資產階級來說，向無產階級讓渡壹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對自己有利，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財富的創造者把希望寄託於未來的創造，他放棄部分利益，並沒有放棄創造力，沒有放棄未來。固守眼前的既有利益，對創造者而言是短視。可是，對不從事創造財富的官僚階級來說，向被統治者讓渡壹部分非法壟斷利益，他們就必然擔心將失去更多利益，更擔心失去可以從事掠奪的權力。創造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財富源泉。權力是官僚的利益和財富源泉。所以，官僚階級每當他們的利益遇到挑戰，就強化權力，鞏固既有利益，權力因此處於永無止境地擴張之中。官僚統治的社會除了少數特例，壹般都不會有主動改革，只會是被革命所瓦解。法國大革命發生在法國，正是由於法國是歐洲最先成熟的官僚專制國家；沙皇俄國則是歐洲官僚專制最徹底的國家，它在1905年革命中保存了下來，但沒有逃過1917年革命的懲處。

官逼民反表現了王朝時代兩個陣營的衝突模式。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和解與和平，所謂的秩序只不過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對暴力的暫時屈服。
   
   現在可以輕鬆回答下面令人糾結不已的問題了：為什麼中國社會只會壹次又壹次頻繁地在暴力中瓦解和改朝換代，而沒有制度的進步？這壹特殊的國情在世界史上是不多見的。結論就在這個特殊的事實中：中國社會幾千年裡壹直是官僚統治的社會。中國有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成熟的中央集權制和官僚制，把所有人分為官與民兩大類，即治人者和治於人者、剝奪者和被剝奪者。官逼民反表現了王朝時代兩個陣營的衝突模式。在這裡，沒有真正的和解與和平，所謂的秩序只不過是暴力秩序，是百姓對暴力的暫時屈服。
   
   與貴族統治相比，官僚統治好像更能夠輕易地維護社會的穩定秩序，其實它的穩定性很差。“太平盛世”壹說恰好表明了中國歷史中和平時期的稀少和短暫。和平是如此之少，人們對和平是如此之珍視，以致大多數人對現實採取“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王”的隱忍態度。秦朝之後的王朝，只有漢、唐、明、清等幾朝歷時比較長久，即便是它們，也遠非平安無事，其中遭逢了各種危機和內亂，它們壹到中後期便進入亂世階段，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中央的控制力大為削弱。在2000多年的王朝統治期，被史書稱讚為“盛世”的，不過文景、貞觀、康乾等短短幾個時段而已。
   
   官僚統治秩序不僅受到下層社會暴力反抗的威脅，也受到內部反叛和奪權的威脅。坐天下的巨大利益吸引著體制內外各種力量躍躍欲試。官僚們既可以為了共同的利益抱成壹團，也就能夠為了各自的利益各奔前程。在感覺共同利益即將不保時，他們轉移財產，尋找退路，以求自保；在舊的秩序瓦解、新的牟利機會出現時，他們就會馬上做出新的選擇，投身到推翻舊秩序的行列中。在蘇聯解體時，前共產黨的官員紛紛拋棄了自己的組織，轉身去抓住眼前的機會。
   
   王朝秩序從逐步走向瓦解到重建，有的很快，有的則要經過相當長的時期。這是壹個軍事過程，時間的長短取決於軍事準備情況和打擊的有效性。實力強大的問鼎天下，實力較弱的占地為王，他們既合力消滅朝廷，也互相征討，只有當壹個絕對強大的軍事力量出現、重新確立壹統天下時，新的社會秩序才又建立起來。
   
   軍事上的絕對強者在其發展、壯大和東征西討的歲月里成為壹個組織嚴密、生死與共的利益集團，戰爭的勝利使打天下的軍事指揮集團成為坐天下的軍事—官僚集團，軍事統帥則成了坐天下的最高統治者。他們開始收穫暴利。
   
   在理論上，傳統中國實行的是精英治國。他們通過多次艱難的科舉考試才被選拔出來。雖然熟讀聖賢書，但身處官僚集團的現實使他們不可避免地成為掠奪者。社會管理者具有令人尊重的品質對秩序的穩定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但官員的“雷政富化”不但不能使權力獲得社會的普遍尊重，相反引起民眾的普遍憤怒和輕視。
   
   這也是貴族統治優於官僚統治的重要方面。貴族擁有可觀財富保證他們不會成為掠奪者，他們的良好教養和德性壹直是他們受民眾尊重的重要原因。在傳統中國的基層社會也存在這種貴族式的治理，由當地鄉紳根據悠久的風俗習慣維持秩序。這些在野的鄉紳、鄉賢是當地的富人，能力強，聲望好，足以服眾。與政府不同，他們不靠強力推行秩序，他們的管理是業餘的、免費的，是出於對公共事業的熱心。正是這種基於聲望和德行的管理，使中國基層社會有更好的穩定性。因此，在中國整體政治秩序混亂的時候，村社秩序卻還往往能夠保持，並為王朝的穩定做出了貢獻。在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軍橫掃南方各省、朝廷無計可施時，湖南鄉紳組織和訓練起來的地方武裝成為政府的有生力量，為保住滿清天下立下不世之功。

只要是人民擔當變革的主角，轉型過程中就不會有形成新軍事—官僚集團的土壤，也意味著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將是民眾的選票，不是強力和暴力。中國因此將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環，並能比較順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用改革凝聚共識的樂觀情緒在去冬作了短暫停留後已經消散，各種觀點的激烈對立重新占據互聯網的各個角落。觀點上的勢不兩立反映的是利益的勢不兩立。傳統的官民矛盾再次危及到當今社會的穩定。官方權力已經深入到社會最基層，到每壹個村社，鄉村自治傳統在基層社會所發揮的特殊的穩定功能被破壞殆盡。權力控制上的誤區是，以為控製得越緊越嚴就越可控，事實卻是權力的觸角越深入，造成的怨憤越多，控制越難。

  農村是近30年官民矛盾最先爆發和激化的地方，普通的農民大眾在1990年代的“減負”反抗最先威脅到基層權力秩序。工業的快速發展，迅速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使城市人口目前已接近總人數的50%，反抗的重心正在從農村轉向城市。教育普及和對外開放，極大地改變了民眾的思想。以互聯網為媒介的資訊極為發達，信息的自由傳播無可阻擋。中國正在進入現代社會。當人們普遍用現代思想衡量社會的時候，前現代的統治形式越發不可容忍。各種現代因素既導致今天官民矛盾的尖銳程度超過歷史上的時期，也使人民作為現實的政治力量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人民取代軍事集團成為變革的主導力量，這是當代社會轉型與歷代改朝換代最本質區別。這壹事實對秩序重建意義非凡。只要是人民擔當變革的主角，轉型過程中就不會有形成新軍事—官僚集團的土壤，也意味著新秩序的建立所依靠的將是民眾的選票，不是強力和暴力。中國因此將真正走出以暴易暴的循環，並能比較順利地建立起包容所有人利益的新秩序。
   
   利益包容不是指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讓利，不是實行“薄賦輕徭”和“與民休息”的政策，不是放牧人對奶牛的包容，而是社會平等成員、利益團體之間的共存和合作，每個人的權利都能同等地得到法律的保護。社會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就是有效地抑制特權統治集團的出現，因為這能最大程度地保存社會正義，阻止社會陷入不可調和的利益對立和分裂狀態。每隔幾年就進行壹次選舉，政府實行任期制，社會不是由官僚而是由人民的代理人治理，不僅防止了官僚特權利益集團的形成，也消除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身份鴻溝。
   
   公民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方面、在政策的形成和修改方面有無可否認的參與權，對損害自身利益的政府行為具有不可剝奪的批評權、抗議權，這是他們保證自我利益十分重要的權利，而這壹切都有賴於言論自由。每壹個人都必須擁有對自身利益的發言權。無論何人，無論是他們作為個體還是作為集體，在利益和權利遭受侵害時，都能指望得到法律的可靠支持，獨立的司法體系因而必不可少。滿足上述條件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能夠包容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只能是民主制度。

獨裁和民主的區別不在於別的，就在於追求利益的形式不同，是滿足少數人的特殊利益，還是滿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
   
   對民主、自由的過度闡釋和賦予過多的意識形態內容，妨礙了普通人對民主自由的具體把握。自由在最易於理解、最普遍的意義上是追求個人幸福的自由。獨裁和民主的區別不在於別的，就在於追求利益的形式不同，是滿足少數人的特殊利益，還是滿足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利益。為了保證少數人的特權利益，就必須讓人民失聲，讓人民服服帖帖；為了保證所有人獲得公平合理的利益，政治過程就是討價還價的交易過程。在利益的維度上，民主和自由獲得了充分的邏輯自洽。
   
   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社會契約論——就是把政治過程在本質上視為交易。交易進行的必要條件是交易雙方平等參與，自願協商。政治交易不但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交易，也是人民與政黨以及利益派別之間的交易。人民經過自願協商和約定同意產生政府，政府則有義務履行保護人民利益的約定。如果政府堅持索要高價，不能履約，人民在下壹次選舉中就將它替換掉。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教授把民主定義為黨派為經營選票而展開競爭的制度，將人民與政府間的約定和交易延伸到人民與黨派之間。這壹定義雖然在範圍上稍嫌狹窄，但指出了民主的最顯著特徵。在民主制度中，討價還價貫穿始終。
   
   在包容性制度中，包容的含義當然包括了對立面之間的包容，不但包容利益對立的團體、組織和個人，而且把對立面的包容當作是制度的必要組成。競爭的政黨之間對立而包容，不但對人民的整體利益來說是必需的，對政黨各自的肌體健康來說也是必需的。只有包容對立面才是真正的包容。多黨執政還是壹黨執政並非衡量民主的標尺，包容反對派才是民主的要件。當利益的壹方消滅了利益的其他各方（只有運用暴力才能達到目的）、變成惟我獨大、惟我獨尊的時候，特權利益集團就產生了。
   
   改革，這個詞語今天已不能表達確切意義。在既得利益者那裡，中國壹直都在推進改革，企業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大部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把他們所做的壹切都稱為改革，且成效顯著，要是還有什麼不足的話，那就是進壹步深化改革的問題。在另外很多人看來，不限制特權利益和不觸及特權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改革，因此改革早已停滯，當前要做的是啟動改革。在後壹種意義上，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包容性制度。如要改革，就要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建立對話與合作機制，以求共同解決矛盾，化解危機。它即使可以先從比較容易的方面著手，比如實現福利均等，開展協商，開放言論，司法獨立，擴大政治參與，但也必須在消除特權上取得實質性進展。有少數人利益優先的特權，就沒有大眾的權利平等。中國的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民主的問題。
   
   反對民主的人說民主不適合中國，等於說中國不適合利益包容的制度；說民主會搞亂中國，無異於說利益的包容會搞亂中國；說民主將使中國崩潰，是說包容所有人的利益將使中國崩潰。他們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認為只有官僚特權制度才能讓中國保持秩序和團結。他們舉出的例子是蘇聯的民主化造成解體的後果。首先，蘇聯作為政治秩序的解體是特權統治的解體，體現了人民的選擇；其次，蘇聯作為帝國的解體，是長期生活在壓迫制度下的聯盟的人民用腳投票的結果，是沒有及時實行民主的結果，而不是民主的結果，正如壹個晚期癌症病人送進醫院後死亡，是耽誤治療致死，而不是治療致死。
   
   蘇聯當時所面臨的社會問題，諸如黨內腐敗問題，民族問題，改革問題，中國今天都有，甚至更加突出。正是因為中國社會主義與蘇聯社會主義有太多相似之處，才使中國朝野幾十年來對蘇聯垮台的教訓特別關注，但又各自解讀，各說各話，以致當原蘇聯的人們對當年發生的事情已逐漸淡忘，中國還依保持很高的討論熱度。可悲的是，人們很少能真正對待歷史教訓，他們總是選擇自己願意看到的某種結果去解釋歷史事件，強迫歷史的客觀適應自我的主觀。
   
   然而，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部分當事人的主觀意願並沒有什麼重要性，歷史是各種主客觀條件、各種明顯的和潛在的力量、各種可見的和不可見的因素、各種可以預測和不可以預測的事件在黑暗的時間隧道中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產生的連貫事實，即使上帝也不可能把握如此複雜的因素和它們的聯繫方式。
   
   但歷史具有清晰的大趨勢，歷史從來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既然變革之因已經在那裡，變革之果就會到來。明智的人都知道，自己只能把握歷史機遇，不能改變歷史方向。

和平轉型的世界場景

這是壹個全民關心政治的時代。期待變革，但又懼怕革命，是當下中國民眾壹種有代表性的情緒。對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們看不到希望，對自下而上的革命又抱有幾分懷疑，擔心它會引起社會動盪，進而國家分裂。

   
   大眾的政治熱情高漲，既是好事，又包藏風險。民眾關心政治促進了權利意識的覺醒，也是政治參與的前提，但壹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又往往需要大眾對政治事務保持適當的冷淡和疏離。腐敗就在自己身邊發生，每壹個普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社會不公，災難性的環境污染、空氣污染和食品污染使所有人都無很難心平氣和，無法置身事外。為保護生活環境，近年屢次爆發大規模的政治抗議活動。"中國模式"的鼓吹者現在也悄悄收起了鑼鼓。
   
   希望以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收益，是人類共同的心理。社會變革的最小成本當然是當局的主動改革，即權勢者主動放棄既得利益，自我限制權力，最好的情況是在壹次歷史性的大會上宣布啟動政改。這樣的變革將沒有衝突，沒有變數，按部就班。當權者卻有另外的成本收益帳，穩定現狀才是他們獲取最大收益的保障。
   
   50歲左右的人懷念80年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它能夠輕而易舉推行並獲得成功，得益於官民對改革的共同意願和黨內上層人物的利益壹致。當時，人們無不渴求從毛時代的政治高壓下解放出來，黨內元老要解放出來重新掌權，農民要解放出來重新獲得種地的自由。此時，在權力最高層，"文革"中發跡的新貴與打江山的元老之間的利益衝突通過武力解決了，元老派之間出現的分歧只是意識形態的紛爭，與個人的根本利益關係不大，改革意見也很快占據了上風。改革在經濟上吸取國外的管理經驗，政治上則保持舊制。這場"中體西用"的改革造就了壹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階層，它在90年代後開始全面的自我放縱，其程度為有史以來所未有。
   
   官民的利益衝突迅速地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今天在幾乎所有重要觀點上雙方都截然對立。民說：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官說：中國早已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正確道路。民說：中國納稅人的稅負太重，已達到福利國家的水平，需要減輕。官說：不能簡單與國外比。民說：中國空氣污染威脅到了生命安全。官說：所有工業化國家都要經過同樣的階段。
   
   絕然相反的立場註定了官民在改革的理解和定義上南轅北轍。把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割裂開來，使人們多年來在改革認識上形成了盲區。民眾期待中國大陸出現蔣經國那樣的政治家，但是，當把台灣作為改革的理想樣板時，他們忽視了台灣民眾為爭取民主所做的不屈抗爭和持久努力。不管是對改革寄於厚望的人呼籲政治家要有"壯士斷腕"的勇氣，還是懷疑改革的人們以"與虎謀皮"相譏，都把改革單純地看成是政治上層的事情，看成是當局高度自願和純粹自覺的行為。
   
   成功從來不會唾手可得，指靠他人實現自己的理想太不現實。大眾推動改革的力量越大，改革的到來就會越早。對改變現狀更加有迫切感的人們則期待壹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進行清場，但人的天性是對不確定的未來本能地缺乏信心，很多人對革命沒有信心。人類規避風險的本能使壹般民眾更樂意保持現狀，而不是反抗，只要是現狀還能勉強維持的話。除非民主社會，否則，無權者反抗當局是壹種很大的風險。即便再壞的制度，都不會把社會的大多數同時逼上絕境，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壹部分人，也更多的是利用溫和的、被當局容忍、被現行法律允許的方式如上訪等爭取權利，對統治利益不構成真實的威脅。大多數人能忍就忍，不會去冒險帶頭挑戰現有秩序。理性的選擇是盡力去改善自己的個人處境和命運，少數人可以進入體制內獲取特權，或加強同體制內的特權勾結，還有少數的富人可採取移民的方式逃離現場，但大多數人只能忍受現實。
   
   在期待革命的人眼裡，大眾過於卑怯，奴性深重，是伊萬懦夫，而認為中國改革只能自上而下的人，對群眾的集體非理性相當憂慮，他們眼中的大眾有暴民成群，網絡中的語言暴力，反日遊行中的滋事、砸車、縱火，都是暴民無處不在的明證。革命則被想象成是暴民的行動。在壹場動盪不寧的革命中，國家權力最後落到手段殘忍且陰險狡猾的陰謀家手中。

和平轉型是當代世界民主變革的基本形式。
   
   改革不壹定是出於統治階級的善意，更可能是迫於大眾壓力，但改革的主動權確實握在統治階級手中。它掌握著國家最重要的資源，壟斷了國家的武裝力量，憑藉發達的交通和通信網絡，能在短時間內了解實情，把兵力投送到國內任何地方，在民眾動員之前就撲滅反抗的火星。壹切想同它較量的力量看上去完全就是不自量力。在利比亞民眾用玩具槍同政府的正規軍抗衡時，卡扎菲揚言要像摁死壹只臭蟲壹樣摁死反叛者。
   
   統治者的絕對優勢力量使他們不會理會被統治者的政治要求，在革命到來之前也不會認真看待革命的風險。過去的成功，絕對的實力和自信，可能變為失敗的陷阱。當政府自認為強大到無敵的時候，它就會濫用自己的力量，執迷暴力，不講道理。強勢者在弱勢者面前不需要謹慎和克制。他們把改革的主動權看成是絕對的主宰權，而不是官民互動過程中的相對自由權。
   
   它看上去依然強大，其實它的軀體內部在悄然發生變化，它的力量和雄心都在退化。它早已沒有過去從思想的壹統天下到行動的壹統天下那種能力和魄力了，思想和利益的多元化時代已經到來，民眾的質疑，反駁，異議，代替了盲從、順服、頌揚。
   
   革命總是在出乎意料的驟然到來。對辛亥革命，不要說朝廷毫無預感，就是革命黨人也毫無預感。武昌城的幾個士兵擦槍走火點燃了大革命，除了革命者，各路人馬包括立憲派、舊官僚、會黨頭目和成員，都紛紛加入了革命隊伍，就連銜命前來鎮壓的朝廷大臣袁世凱也參加了革命，41天內全國大部分省份宣布獨立。論聲勢，辛亥革命遠不如幾十年前的太平天國，其威力則遠勝之。太平軍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可王朝還有時間組織力量進行圍剿，而辛亥革命風雲突變，它只能坐以待斃。
   
   在當代，革命的突發性特點更加明顯，事先看不出明確跡象，沒有革命前的預謀、準備和組織，當局無法防範。1989年，革命席捲東歐，2011年再橫掃中東。羅馬尼亞革命表現了當代革命的基本形態。革命爆發的前壹刻還無人知曉將要發生什麼，正在廣場聆聽齊奧塞斯庫演講的人群中突然發出壹聲"打倒齊奧塞斯庫！"的口號，掀起了排山倒海的反獨裁的革命，幾十年的獨裁統治壹朝崩塌。這就是人民革命，它好象就是夜深人靜之際的潰堤之水，在人們毫無戒備之際摧枯拉朽，壹切詳盡的防洪預案都已失去意義，形勢迅速轉變。
   
   所有革命都是社會矛盾長期累積的結果，所有革命都經歷了發動、力量形成和壯大的過程，決不會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關於齊奧塞斯庫的政治笑話、諷刺段子在羅馬尼亞早已廣泛流傳，它們不似檄文，勝似檄文，是進行最廣泛的政治動員的絕佳方式。它們把精心包裝的政治神話變為可笑之物，把被宣傳機構大加吹捧的偉大領袖消解為政治醜類。對人們來說，反叛壹種神聖的事物有悖於他們的感情和信仰，而反叛虛偽和醜惡，不但自然，而且引以為榮。對政治抗議的每壹次鎮壓，都在為革命準備更多的乾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了革命的準備工作。整個革命發動過程都是公開的，沒有秘密可言。國人記憶中那些與革命密切聯繫的事物，職業革命家，軍事準備，油印的報紙，宣傳小冊子，地下活動，秘密集會，現在都沒有了。互聯網，微博，博客，手機短信，QQ聊天成為傳播信息和革命思想的新工具，傳播的效率超過以往的百倍千倍萬倍不止。它們把革命的發動變為日常聊天，變為信息交流，變為閒暇消遣，變為有意無意的行為，每個人都可能是革命發動者和組織者，他們是業餘的，很多時候是在無意中完成的，但他們可能比職業革命家的工作影響更大。
   
   改革和革命是兩扇門，改革的門看起來更寬更大，易走，於是人們決定走改革的門，但它壹直關閉著。人群聚集在這扇門前，等待開門。時間壹久，人們開始失去耐心，開始焦躁，開始罵人。終於有壹天，革命之門突然洞開，所有人，包括那些在改革門前踟躇已久的人們，都蜂擁而入。改革是當權者的主動選擇，革命對他們卻是被動接受。改革包含著利益的算計，革命是爆發，是社會能量積蓄既久的爆發。讓大多數人屈服於少數人的社會秩序不會不變，讓多數人怒氣沖沖的社會不可能穩定。革命壹旦到來，關於革命是好還是壞、代價是大是小的爭論，關於國情、文化之爭，都已毫無意義，毫無必要。
   
   革命爆發的時刻也是風險轉移的時刻。此前，反抗的風險是由反抗者承擔的，革命爆發後，對廣大參與者來說，風險大為減輕，甚至幾乎沒有風險，這又進壹步鼓勵千千萬萬的人迅速加入到反抗的洪流中，匯成更洶湧的洪流。他們很多人平時可能並不勇敢，也不主張激進的革命。就稟性而言，絕大對數人既不是特別怯懦，也不特別暴烈，都具有基本的正義觀，沒有勇氣承擔反抗的風險，在關鍵時候卻能作出正確選擇。革命開始，輪到統治者承擔主要的風險了。

在人民革命中，軍隊始終是事關成敗的核心因素。自蘇東革命以來，不分地域，不分膚色，無論國情、文化和歷史傳統，世界各地的政治轉型具有壹個十分突出的共同特點，即軍隊保持政治中立立場，這是實現和平轉型的重要保證。即使在利比亞、敘利亞兩個發生武裝衝突的例外中，軍隊也已不再是統治者的絕對工具，敘利亞政府只能依靠種族力量支撐的殘破江山。在這些國家，它們的統治秩序無壹不是建立在對軍隊的絕對控制之上的，最高統治者把軍隊當作自己的命根子，在軍隊中培植親信，任用親人，長期牢牢掌握軍隊的控制權。可是當革命來臨之時，軍隊作出了自己的選擇。軍隊也沒有走出軍營奪權，組織軍政府。
   
   革命就是打破常規，但當代革命並不是非理性的破壞，而是有它的方向–民主的方向，有它的秩序和理性。革命的危機可能促使少數人鋌而走險，但對大多數而言，他們被置於壹個需要更加理性、更加慎重作出抉擇的時刻。在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採取極端行動發動軍變的那壹刻，每壹個蘇聯官兵、黨政官員、普通公民，都被迫表明立場，要作出決定支持哪壹方，反對哪壹方。他們知道自己需要什麼，知道如何抉擇。正是由於人民反對，部隊官兵抗命，地方領導人抵制和譴責，政變當局只堅持了3天就宣告失敗，緊急狀態委員會的8名成員壹人自殺，其餘陸續被捕。

軍隊不干預政治使政治脫離了權鬥、陰謀，暴力。從西方首先發展起來的這項政治原則，是和議會政治發展聯繫在壹起的。議會是表決的場所，也是辯論的場所，政治家在這裡闡述自己的意見，用充分的理由、精緻的論據、有力的事實加強自己的觀點。在這裡政治是壹門說服和辯論的藝術，辯論的政治發展出壹種優雅的、極富表現力的語言風格，它詞滙豐富，細緻入微地表達幽深、婉轉、複雜的思想和情感。議會政治是靠智慧而不是拳頭獲得權力和影響力，這對於壹個民族的精神培育大有益處，不但有利於養成講道理的能力和習慣，也有利於養成聽取他人道理的能力和習慣，這兩種能力和習慣我們就稱之理性。
   
   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權力是粗暴的，武斷的，命令式的，它不是通過自身的正當性和正當理由使人信服，而是憑藉武力支配社會。統治者在有能力控制軍隊時，軍隊是他們的個人工具；在沒有能力控制軍隊時，他們就成為軍隊的工具–"挾天子以令諸侯"，最終王朝傾覆，皇帝本人聽候發落。
   
   當代革命剔除了暴力成分，同當代革命的性質有很大關係。它不是全面革命，而只是改寫權力規則，把依靠武力的權力改造成為可以講道理的權力，重塑權力基礎。它不是用新的統治去代替舊的統治。人民革命最值得信任的地方是，它沒有軍事集團之間的暴力爭奪，不會形成依靠暴力建立排他性的壟斷利益集團。在新的規則下，權力向所有人、所有派別開放。有限革命的性質對於軍隊在革命中整體地保持中立具有決定意義。規則革命不但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且沒有損害軍隊和軍人的利益。
   
   當人們說軍隊中立時，是使用民主的語言來表述的，從革命的角度來看，它的中立則是壹種明確的革命立場，當軍隊選擇中立時，它是明確選擇了革命。革命的發生同經濟的關係並不明確，革命的真正原因要從社會心理中去尋找，民眾如果普遍厭棄了現行制度並決心與它告別，革命的條件就具備了。革命是思想的行動。軍人也是社會的成員，是思想的動物，他們與其他社會成員感受同樣的生活，作出與大眾同樣的選擇十分自然。
   
   至此，還不足以解釋在世界範圍內革命中的軍隊不干預政治的普遍性。軍隊對文官政府原則表現了普遍尊重，沒有因為特殊國情、特殊的文化和歷史因素而顯出不同，也與拉美國家在50到70年代反覆遭遇軍事政變和建立軍人獨裁政權的現象形成明顯反差。軍隊在革命之後如何回到軍營，壹直被認為是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難題。
   
   難題的解決要歸於普世價值觀產生的深遠影響。價值觀也聯繫著人們的利益，普世價值觀反映的是人類普遍利益。普世價值觀之所以是普世的，在於它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事實。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就是普世價值觀，它超越了各國文化和歷史的差異性。民主同特權利益是對立的，它以其自身的優越性吸引世界各國的普通大眾。
   
   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主已經加速開拓自己的市場，蘇聯帝國的崩潰使民主制度對極權制度取得了不可逆轉的勝利。人們很容易把壹個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勝利與政治家的人格品質聯繫起來，列舉華盛頓、甘地、曼德拉、蔣經國這樣壹長串著名人物的名字證明個人作用的巨大。關鍵的少數對民主事業的貢獻功在千秋，但沒有通常想象的那麼巨大。環境的影響力被嚴重低估了。即使這些民主事業的偉大功臣也是環境的產物。在中東革命和東歐革命中，我們沒有看到傳統意義上的民主英雄。世界民主浪潮式推進的現象只有在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在從未有民主基因的國家，它的人民能夠依據民主的原則行事，最終順利地轉入民主社會，體現了環境改造人的力量，被改造的不僅是社會大眾，還有新壹代政治家。壞的基因通過環境的力量得以改變。

 80年代以來的革命把原有的執政黨趕下了台，台灣的國民黨則自我革命，主動放棄了對政權的壟斷。除了國民黨通過革新在台灣重新贏得執政權外，其他黨派在失去執政特權的利益紐帶後，不是消散，就是再也沒能恢復元氣了。俄共作為蘇聯共產黨的衣缽傳人雖然目前依然是俄羅斯的大黨，但它壹直只能是俄羅斯的政治看客，再也沒有競爭上崗的能力了。它已無法擺脫其衰朽的基因，人員結構老化，政治主張陳舊，完全缺乏活力。
   
   無論是改革還是革命，兩扇門不可能永遠關閉，總有壹扇門必須打開。關閉改革有兩種情況，壹是改革的壓力和動力不夠，另外就是改革進入非常危險的防洪時刻，不敢開啟閘門。但民眾對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止的。
   
   革命對執政黨意味著什麼，人們好象都心知肚明；革命對國家意味著什麼，則爭論不休。"亡黨亡國"論把執政黨的命運等同於國家的命運已經沒有多少市場，另壹種觀點貌似有更多的現實感：在壹個壹黨專政的國家，執政黨要是失去領導地位，國內將沒有第二種力量可以代替它領導這個國家，天下必定大亂。
   
   把執政黨的地位和作用看成是對人民的領導，是對現實也是對政治常識的歪曲。政黨只是晚近才有的現象，是現代選舉政治的產物，專業從政人員為了在競選選票中獲勝，他們發現組織和背靠政黨比個人單打獨鬥更容易取勝。政黨為了取得組織政府的權力，必須從人民那裡爭取選票。政府產生的必要條件是選舉，有選舉就能有政府。早在政黨產生之前政府就普遍存在了，俄羅斯的民主轉型過去了20年，到目前還沒有形成成熟的執政黨。
   
   對於無限誇大執政黨的作用，有更重要的反對理由。政府在社會生活中只占有不大的部分量，哪怕是全能政黨領導下的全能政府，它在人們的生活中也只在有限的方面起有限的作用。每壹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計劃，他們以自己的智慧來面對、安排和處理每天的生活，尋找就業，實現理想，而不需要政府的指導和干預。個人的生活努力夠成了社會的基礎性秩序。沒有這壹基礎秩序，政府對社會實施管理是絕無可能的。有了這樣的基礎秩序，政府的管理職責才能被規定在適當的範圍內。
   
   在特色思維中，強制和暴力才是秩序的根本保證。看上去，政府動用武力在這裡平息了騷亂，在那裡控制了局面，每次都靠武力到場才使事態沒有繼續擴大，這也強化了部分人暴力產生秩序的維穩觀。通觀這些騷亂事件，不難發現它們大部分都與政府有直接關係，政府只是平息了它自己製造的騷亂。穩定的真諦在於人民安居樂業，當人們從他們的國家獲得的不是尊嚴和自由，而是屈辱和痛苦時，國家就對他們失去了凝聚力，這樣的國家始終有動盪之虞，每壹次平息騷亂的勝利，都會變為下壹次更大騷亂的伏筆，而它所造成的社會裂痕更難以彌合，國民黨鎮壓台灣本土居民的"二二八"事件重創了它的統治根基。暴力維穩的迴旋餘地隨著事件的推移將大幅度縮小：使用暴力，進壹步摧毀了穩定的最後根基，但或許還能維護壹時的穩定；不使用暴力，則可能連壹時的穩定也難以為繼。
   
   民主才是化解危機的鑰匙，只有在民主的旗幟下才能重新凝聚人心，增強民族團結。蘇聯解體對俄羅斯和其他各國來說，是歷史的回歸和復位。中國的民族問題到了令人十分焦慮的地步，常識告訴人們，不可能通過無限加大壓力的辦法保持現狀。但中國的民族問題不同於蘇聯的民族問題，中國民族地區的不穩定同國內其他地區的不穩定，問題的性質相同，都是民主和自由的問題。對民族地區的矛盾性質的錯判，必定影響解決矛盾的對策，進壹步加深民族地區的矛盾。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問題都是國內問題的壹部分。辛亥革命前後凸顯出來的民族分裂危機，只不過是甲午戰爭之後世界列強瓜分中國的整體危機中的壹部分，西藏、新疆、蒙古的危機，和德國占領山東、俄國控制東北、隨後日本占據東北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再看古代，中國的好幾個王朝都曾極盛壹時，但要不了多久便走向衰亡沒落，經歷從全面擴張、疆域遼闊到失權喪地、全面收縮的命運大轉換。這個實行中央集權的大國從來就沒有能力長久地保持國內和平，也沒有能力長久地維護自己的疆土完整。
   
   歷史壹直在說話，它以同樣的方式說給所有在場的人聽，不偏向任何人任何壹方，聽與不聽是當事人的事。迫近的危險不是來自變，而是來自頑固守舊，堅持不變。(2013-03)

世界潮流中的中國

(2013-04) 中國當代的官民矛盾，同它歷史上作為改朝換代的基本動力的官民衝突既有相同之處，又有重要區別。利益衝突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雙方的矛盾焦點，但制度意義上的衝突才是今天所特有的，而且它反映了兩者之間更為根本的厲害關係。在中國傳統的官民衝突中，並沒有制度衝突的含義。制度內容的介入是壹個現代現象。在對外開放30多年後，中國與世界廣泛接觸，逐步融合，使我們社會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入了現代化階段，在器物層面上，中國與世界的融合十分迅速，交通和通訊的現代化基本上與世界同步。思想和文化層面的融合在加深，權利意識普遍覺醒，現代民主思想快速普及。
   
   世界潮流已經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面貌。在世界潮流中，"中國特色"將是沒有例外地被它改變，還是成為壹個永遠都不可改變的特例，應該不是壹個問題。但這仍是壹個有待證明的問題。雖然它最終需要事實來證明，不過在事實到來之前，在相關事實依據之上進行推演和證明還是非常必要。在問題面前，不管是誰，僅僅只是宣稱"決不"怎麼樣或"堅決要"怎麼樣是虛弱無力的，不會產生任何效力。
   
   潮流怎樣形成

   
   人們常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它說的是世界潮流改變制度和現實的兩大特性，壹是方向的同壹性，壹是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它斷然地沒有給不同地區自成體系的制度留下存在的餘地。要觀察和分析這壹膾炙人口的名言所包含的真理，我們今天處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有利的地位上。壹百年前，當革命先驅用它來展現民主共和改變中國的歷史大趨勢時，世界民主潮流還處於發軔之初，雖汩汩滔滔有勃發之勢，但流速尚緩，覆蓋面不廣，而今它卻在全世界奔騰湧浪，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和政治實體都實現了民主制度或正在民主轉型的途中。
   
   探究民主力量的擴散機制，制度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壹個很好的入口。它把選擇機製作為制度變遷的來源，生存鬥爭將迫使人類群體去搜尋和選擇更有競爭力的制度，並改變不適應競爭的風俗和習慣，保留有效率的制度，放棄低效率。被人們選擇的必定是那些優良的制度，而不是有特色的制度。中國婦女放棄裹腳這樣非常富有特色的習慣，顯然是由於效率原因，扭曲的審美觀在效率面前作出了讓步。壹個企業要努力追求利潤最大化，必須採用與實現這個目標相壹致的管理體制，不採用這種管理體制的企業將最終被消滅。
   
   壹個好的制度很容易被理解為是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甚至是某種歷史的偶然，實際上，它是某個問題的有效率的解決方案。人類社會的制度選擇與生物界自然選擇遵循同樣的原理–適者生存原理，有所不同的是，有思想的人類在選擇時有明確的目的性。
   
   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最佳方法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繫，因而制度的地區差異是微乎其微的，如企業都普遍地採用公司制，上市公司還有更嚴格的統壹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企業必須出局。
   
   在制度選擇機制中，試錯是壹個必要的過程，試錯與道路的探索有關，也於創新實驗有關，人們常常是在通過試錯來學習並獲得正確的知識。現在人們經常提及的法國大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就是人類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出現的兩次代價慘重的試錯。法國大革命受到美國革命的激勵，但它並不打算效仿美國的制度，在法國革命者看來，美國的聯邦體制包含了自我分裂的種子，在法國共和政府，人民必須擁有至高無上的壹切主權。雅各賓派不是把自己看成壹個有自己利益的團體或黨派，而是把自己視為不可分割的人民公意的化身，反對它，就是反對革命，反對法國。
   
   俄國1917年革命同樣也不是解放的曙光，儘管在革命之前就有人預言了俄國的羅伯斯庇爾–列寧的危險性，但無法阻止他登上歷史舞台。列寧尖酸、暴力的語言是羅伯斯庇爾式的，列寧的不寬容是羅伯斯庇爾式的。世界第壹個社會主義政權用恐怖宣告自己的誕生和新紀元的到來。
   
   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壹度取得了表面上的輝煌成就，如快速地建立了國家工業體系，修建了更多的鐵路，更是獲得了空前的影響力，不但剛剛獨立的國家（如印度）紛紛效仿蘇聯採用計劃經濟模式，而且在二戰中失敗、處於美國保護下的日本也採用了蘇聯經濟模式。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以他的學識和洞察力撰寫文章傳播自由競爭的市場觀念和反對計劃經濟的愚妄行為，但這無法阻止新興國家對計劃體制的熱情。人們容易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眼睛常常會被表面現象所欺騙，卻不易聽從忠告。計劃經濟遇到了無法克服的困難。浪費嚴重和經濟短缺，是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所共有的現象，要等到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大廈倒塌之後，世界才重溫並聆聽這位巨人的教誨，市場經濟重新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
   
   歷史在某個時候作出某種選擇，並不代表這種選擇就是正確的，不可更改的，它只能視為壹個試驗的環節，壹個試錯的階段。但在事關很多人生命和幸福的政治制度實驗上，絕對應該拒絕輕率從事。它完全不同於實驗室里的科學探索，前者失敗所付出的代價過於巨大，甚至禍國殃民，因此保守主義和遵循經驗的指引在政治探索中是壹劑良藥。美國人建立共和政治的探索是壹個極佳的典範，開創者極其審慎地對待他們的事業，把創新和先例、理想和經驗完美地結合起來，使他們創立的政府體制既具有道德理想的高度，又有堅實的現實土壤。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也由於社會群體利益本身固有的複雜性，人們並不都是知錯即改，甚至可能明知故犯。在經過試錯後，個人比集體更容易放棄錯誤，經濟上的錯誤比政治上的錯誤更容易放棄。堅持錯誤的所有後果如果由個人承擔，他會立即放棄錯誤。如果堅持錯誤的後果由集體承擔，糾錯的過程就要相對緩慢得多，中國1960年代的大饑荒花了3年時間才扭轉局面。如果堅持錯誤使壹部分人承擔後果卻使另壹部分人獲益，是否放棄錯誤就要根據相關利益方的博弈情況而定。
   
   社會制度根據人類不同活動的特點和需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即追求效率的部分和追求合意與公平的部分。經濟制度要求效率，政治制度要求合意與公平。經濟制度只有兩個大類，有（高）效率的和無（低）效率的，政治制度也只有兩個大類，合意的、公平的和不合意、不公平的。當人們說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時，是將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混為壹談。在高效與低效之間選擇，阻力壹般會小壹些，更有可能是主動行為。在公平與不公平之間選擇就會複雜得多。公平是壹種平等狀態，而不公平是壹種特權狀態，不公平的制度通過損害壹部分人的正當利益以服務和保障另壹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它得到特殊利益人群的全力維護。改變不公平的制度是對立利益間的博弈，通常情況下，只有當追求公平的力量壓倒維護特權制度的力量時，制度的改變才是可能的。
   
   但優良的制度必定會得到推廣，並流行開來，因為它會被眾多的人模仿和學習，劣質的制度必定被淘汰，因為它沒有或少有被模仿。壹種制度由於沒有人模仿和學習，走向式微，相對於流行的制度，它就成為壹種特色。正是人類強大的學習能力，使公司制度取代行會制度成為潮流，也使民主取代專製成為潮流。
   
   開放產生奇蹟
   
   人類最大的能力是學習的能力，包括學習善的能力，也包括學習惡的能力。當環境良好的時候，善的力量占據優勢，人們學習善的能力得到發展，它又會進壹步促進環境的改良；當環境惡劣的時候，人們學習惡的能力就會增強，它於是又為惡劣的環境推波助瀾。
   
   今天，絕對利己主義主宰了我們的社會和生活，這是人性的自我否定，社會的自我否定。社會是人的共處和利益的共處，它要求人們對利己之心進行適當限制，把它規範在合理的範圍內，使之成為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健康因素。壹旦人們普遍放任自己的利己之心，叢林法則支配了人的行為和心理，人就不再被自我所支配，而是被欲望所支配，成為欲望的奴隸。壹個人人極端自利的社會，也是壹個互相損害的極端社會，社會整體利益因此而遭到巨大破壞，不僅我們的自然環境受到毀滅性的污染，精神環境的污染同樣是毀滅性的。
   
   聖經上說，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憑著它們的果子就能認出它們來。人們根據現實之果來判斷制度之樹，造成精神污染的不是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是權力自由化。特供制度是壹種很壞的制度，比它更壞的是制度特供。特供制度使壹部分人獲得某些特殊商品和特殊權利，它使特供的享受者更加專注於自身利益的同時，也使他們放棄了應有的責任。制度特供是為壹部分人制定壹套制度和法律，為另壹部分人制定另外壹套制度和法律，壹套是用來保護特權的，另壹套是用來限制社會其他成員的權利。通常情況下，在限制壹部分人權利的同時保護了壹部分人的權利。
   
   在地球村時代，每壹個國家都是我們的鄰居，我們鄰居發生的事情，無論是太平洋彼岸的選舉，還是地中海周邊的風雲，都受到關注。任何壹個有希望的社會群體和民族，都不可能對優良的制度無動於衷–即使它同自己的歷史傳統背道而馳。在民主的海洋中，制度孤島不可能長久保持。壹種特色制度的安全性只有在封閉的環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證，就如某個稀有物種要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保存壹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具有特色的政治和社會運動，朝鮮的制度在二十壹世紀無疑非常富有特色，但它們都只能在壹個巨大的封閉容器中進行自我複製和繁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最好方法就是對外開放。國門打開了，人們與世界開始交流和接觸，國外大量的信息涌了進來，在短暫的時間內顛覆了很多人的思想，面黃肌瘦、衣衫襤褸的奴隸們解放全人類的偉大夢想立即破滅了，他們發現自己才是真正要解放的對象。關於政治的觀念，關於領袖的觀念，關於政府和政黨的觀念，有了與原有的觀念截然迥異的看法。僅普選的觀念和納稅人觀念，對大眾思想所產生的影響就難以估量。在壹個大多數國家都完成或基本完成民主轉型的世界，中國人耳之所聽，目之所及，都是有關民主的信息。正是這種耳濡目染的學習，重塑了多數國人的政治觀。
   
   對外開放的結果，遠遠超出了當時提出實行對外開放的人所覺察到的意義。政策制定者把對外開放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壹部分，不曾想對社會主義事業是最大的威脅。威脅既來自權貴集團，它的迅速腐化是對社會主義最徹底的背離，也來自民主觀念不斷加強的民眾。我們社會很多人可能不壹定了解民主的理論和民主的全部知識，不清楚美國民主與英國民主的區別，也不清楚總統制與議會制的區別，不能詳細地講明美國總統、法國總統、印度總統、日本首相、英國首相產生的程序和他們的權力大小，但他們能輕而易舉地知道優良政治制度的基本特點，他們憑常識就能判斷：
   
   公開選舉與暗箱操作孰是孰非，人民授權與小團體授權孰是孰非，言論自由與言論管制孰是孰非，政府廉潔與官員腐敗孰優孰劣，約束權力的制度與放任權力的制度孰優孰劣，可以問責的政府與不可以問責的政府孰優孰劣，說服的政治與拳頭政治孰優孰劣。
   
   環境的力量
   
   民主潮流在世界形成後，民主就是世界的環境。

環境塑造人，人們常說的這句話道出了壹個重要事實：人類是從環境中獲得教育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對環境的教育作用作了極為出色的闡述。就象水是魚的環境，社會就是人類的環境。上壹代人通過環境把知識和經驗傳遞給下壹代人；人們通過環境交流觀點，環境會強化壹些看法，削弱另壹些看法；人類的行為習慣受環境的影響，人類共處的生活使他們學會相互理解。環境教育也包括相互教育，通過環境，社會群體和個體可以取長補短，完成自我更新。
   
   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不是人們被動地接受環境，而是主動融入的結果，人們把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帶入對周圍環境的理解中，由此而獲得新的觀念。
   
   世界環境的力量不是體現在對中國實現的直接改變上，它改變的是人們的觀念世界，也為中國提供了歷史的方向。人類行為不但受利益的驅動，也受思想的驅動，觀念的改變必定導致行為的改變。違背社會大多數人的內心思想的體制和制度是無本之木，它與大眾聯繫的根須被斬斷，它無法再吸取養料，只好枯萎下去。中國新壹代領導人表現的新氣象是在觀念的變化上，無論是"把權力關進籠子"的願景，還是"忠於憲法"的誓言，都是對壹般民主原則的認可，上壹屆政府總理呼籲自由的聲音在新壹屆政府會更加響亮。來自上層的民主要求與來自大眾的民主要求交匯和相互激盪，中國就會加速形成不可阻擋的民主潮流。
   
   壹國的現狀有它的歷史原因，今天是從過去走來的，但如果過於強調過去對今天的作用，恐怕有失真實。習慣是頑強的，但環境會改變已經過時陳舊的習慣。過去也有自己的環境。人們和環境的聯繫更加直接，和歷史的聯繫相對間接。民主國家的總統選舉對當代人中國人的影響肯定要大於中國古代皇帝世襲制度對他們的影響，人們把皇帝世襲當作歷史知識來了解，但總統選舉制能幫助他們發現現代的價值觀。學者們更喜歡從歷史事實和細節的發掘中去試圖發現未來的密碼，比如，從辛亥革命前後的歷史中，從俄國革命的歷史中，甚至從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中，獲取中國明天的信息。這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但今天中國所處的環境以及從環境中產生的問題，都是當代的，與百年之前、幾十年之前已經只有很少的可比性，它們的不同點遠多於它們的相同點。從國內環境看，大學教育的普及與百年前的文盲國度已不可同日而語，民主思想的普及與那個多數國人的思想中還保留著辮子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其實質是環境的力量不可抗拒。
   
   國際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中國上壹次社會轉型–從辛亥革命到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垮台–的特點。正值壹個古老國家艱難轉身的時刻，國際環境波雲詭譎，異常惡劣，西方憲政思想只對少數精英產生了影響，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極權主義，從歐洲到亞洲，喧囂壹時，並在中國尋找代理人。日本的全面入侵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政治和生活軌道。在影響此次轉型的國際因素中，暴力因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國際暴力與國內暴力結合在壹起，形成盲目的破壞性力量，毀掉的不僅是壹代中國人的幸福，而且是幾代中國人的幸福之基：中國的憲政夢。中國再次進入轉型期，積極健全的憲政思想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它深入到城市和鄉村，深入到普通中國人的內心，其影響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絕不可等閒視之。
   
   從社會環境入手，在現實環境中，才能找到理解中國必然命運的鑰匙。沒有壹個社會群體能自外於環境而生存下去，能抗拒環境的改造。社會是人類共處和共同生活的形式，是各種利益群體利益互動的場所，壹個小集團可能在壹段時間內為了自身特殊利益拒絕融入民主的世界，拒絕與其他利益群體互動和平等交流，它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如果它的我行我素不影響社會其他人的利益，社會可以容忍它的特立獨行，可以把它作為社會的多樣性加以包容，但它的特立獨行如果侵害了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為所欲為，社會就不可能包容它的行為。它不是體現豐富人類文明的多樣性，正如身體上的腫瘤不是體現多樣性，必須通過外科手術予以摘除，或者被體內強大的正能量所吸收。

吾鄉吾國

(2013-05)

   我的家鄉變得越來越令人揪心。
   
   前不久，老家壹位從未見過面的遠房親戚打來長途電話，求我幫助他。年初時，他從外地打工回家的兒子與鄰居老太太為房屋占地的長期糾紛再次發生了爭執，老太太在抓扯中跌倒，腦部摔傷，住進醫院，他兒子因過失致人重傷被關押，傷者出院後被她的家人強行送到自己的家中，並向他索賠30萬元。對方多子多女，是個大家庭，比他勢力大，他只得離開家裡，全家人無家可歸。他要求我找媒體“曝光”。

   
   他實在是走投無路了才找我來的。我告訴他，這事不好“曝光”，曝光也沒有用，但他堅持認為只要媒體介入，他的問題就能引起政府重視。我很難向他解釋清楚其中的原委。之後“五壹”回家渡假，我見到了這位親戚，40多歲的年紀，看上去已經蒼老。象所有上訪者壹樣，他也寫了詳細的材料，壹式數份。他了解了相關法律問題，第壹，對方的行為構成了私闖民宅的嚴重犯罪，第二，他的兒子已經成年，兒子的事不應由父母擔責，況且他兒子已經承擔了法律責任。他找過鎮政府、縣政府、縣人大，找過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要求政府干預讓老太太從他家裡撤走，但那些“為人民服務”的機構和人員都不出面解決他的問題。
   
   他覺得他的事情只有靠關係了。對他來說，我就是他能找到的很親近的“關係”了；對我來說，此時還身負另外壹樁不能完成的“曝光”任務。我的壹位在縣城機關工作的老相識在去年年底的壹個夜裡因為行車讓道與人爭執，兩個年輕人突然抽出兇器，對他前後夾擊，身著數刀，捅成重傷，兇犯卻逍遙法外，據說是因為其中壹個兇犯的家庭在縣裡有錢有勢，擺平了各種關係，他要求我通過媒體報道向地方官施加壓力。我雖然深知自己無能為力，但對於無權無勢的人們，抓住任何壹根稻草都是壹種希望，我不能直接地毀滅他們的希望，同時我也覺得自己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關係在我們社會的每壹個角落裡發揮重大作用，無論妳是在機關，企業，還是在大學、科研單位，關係都是第壹重要的資源。關係說到底是壹種等量交換，權錢交換，權權交換，權色交換，而沒有什麼可以與人交換的窮人和普通人也就沒有關係，運氣好的，他們也可以豐衣足食，運氣不好的就只能輾轉溝壑。
   
   對自己所從事的新聞工作被普通的人們想象成具有壹種不同尋常的力量，我沒有感到高興，而是感到悲哀。他們以為官員懼怕媒體，卻不知道媒體其實懼怕官員。由於工作關係，我接待過許多上訪者。他們都有多年上訪的歷史，背著塞滿反映冤情材料的行囊奔波在省城和京城之間，有的要靠乞討度日，壹些人早已無家可歸。就是這些受害者，這些有如螻蟻的生命，被官方看成是威脅社會穩定的危險分子，成為政府監控的對象，每次要在經過壹場貓鼠遊戲後才能擺脫監視，再壹次踏上申冤的征途，通常是在上訪毫無結果後，他們來到新聞單位碰壹碰最後的運氣。事情不會有何改觀。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他們的陳年舊事沒有新聞價值，引不起記者的興趣。在網上公開報料，他們的事並不聳人聽聞，引不起網民的興趣，在壹個人們對各種腐敗大案見慣不驚的時代裡，只有王立軍薄熙來的大戲、雷政富們的視頻、高官充當主角的記實小說、劉鐵男壹類大人物的“謠言”、犯人在監獄躲貓貓身亡的傳奇、鞭炮炸斷立交橋的新聞才能刺激大眾的神經。上訪從壹開始就是壹條永遠沒有盡頭、沒有希望的路。讓我永記不忘的壹個上訪者是壹位身材瘦小的中老年男子，在我告訴他我沒有能力解決他的問題時，他便用頭朝牆上猛撞過去，意外而又突然，讓我頓時慌亂不已。我徹底擊碎了他的中國夢。若不是趕緊抱住他，肯定會是壹次流血事件。
   
   對家鄉的愛就像壹個過濾器，在把不愉快的記憶過濾以後，記憶中的家鄉就總是美好的。當年，自己也是千千萬萬把“跳農門”當作最大人生追求的眾生中的壹員，幸運地考上大學，脫離了貧窮、卑賤、終年勞累而不得溫飽的農村生活，進入夢想中的富裕、文明、乾乾淨淨的城市，可如今，城市裡骯髒的空氣，嚴重污染的食品，回農村度假、養老又成為城市人的新理想。只有在遠離城市的農村才能吃上放心的飯菜，呼吸放心的空氣。其實，農村環境也在普遍惡化。
   
   我家門前的小河已經髒得不成樣子了，那是帶給我兒時很多歡樂的地方。那時，河裡的水清澈見底，在淺水處，或涉灘而過時，能看到成群的小魚。壹到夏天，孩子們便成天在泡在河裡嬉戲，抓魚，或者撈蝦。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還能見到孩子們下河玩耍，現在它卻徹底成了壹條龍鬚溝，水呈墨黑色，河底是深深的污泥，兩岸傍水生長的樹上掛滿了五顏六色的塑料廢品。河邊當路的地方，是壹堆壹堆的垃圾。洪水壹來，相當壹部分垃圾就會被沖走。村民把這裡當作不錯的垃圾場。以前，生活垃圾都是各家各戶自己焚燒，燒成灰燼後放到地里做肥料，現今的村民已經不再這樣做了。河裡早已不能游泳，聽父母說，河水毒性大，下到河裡的鴨子都不下蛋。
   
   對家鄉更感心痛的是無可挽回的公地悲劇，過去的大片良田如今變成了房屋，那些極不規則、高高低低、式樣各異的紅磚水泥房，醜陋地矗立在田地的中央，壹片壹片地蠶食掉原來最豐產的上好水田。在小河兩岸形成的壹條約1000米寬的田壟，呈梯狀分布，壹直向縣城方向延伸，總長度約15公里。高低起伏的翠綠山丘相對而出，護衛在田壟兩側。我們的祖先從來都是依山建房，在千百年中完整保留著他們賴以生存的大片良田。說到底，這要歸功於土地的私有制。買地置業是我們的先輩壹生奮鬥的理想，省吃儉用為的就是買田，先買薄田，等到家業殷實時再買好田，除非敗家子，誰也不會隨便占用寶貴的良田。合理的自利行為維護著共同利益，也壹直是保持社會秩序的必要基礎。可現在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村民們都競相離開了靠山而建的祖宅，把住宅建進了農田。那些地現在是他們的承包地，他們只有使用權，所有權屬於國家或集體，把集體的土地變為自家的宅基地，也就變成了實際上的個人占有。當城市周邊地區，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占用國有土地並變成自己的利益之源時，農村地區的“國有土地”也由農民完成了用途的改變。
   
   在半世的人生經歷中，我目睹了家鄉的巨變，最近20年中她的情況壹步步變得越來越糟。但這絕不是說20年前的家鄉壹切都好。如果以中國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作為界限，改革開放之前，吾鄉被貧窮所折磨，也被政治折磨。鄉民們終年辛勞卻食不果腹，說話也得小心謹慎，壹言不慎就可能遭受批鬥，或者被關進公社的黑屋子。到青黃不接的季節，許多家庭都出現斷糧現象。離我家不遠有戶人家，男主人喜歡拉二胡自娛自樂，只要肚子沒有餓著，他就時常會拉上壹段花鼓戲或京劇唱段，悠揚的琴聲越過樹梢飄來，格外動聽。琴聲表示他具有較高的幸福指數。進入春荒季節，那熟悉的琴聲就沉寂了，他的幸福指數降到了最低點，要直到新糧出來，我才能又聽到他的琴聲。我們不能不驚嘆人類個體不管在什麼逆境中都能創造出快樂的超強能力。雖然我因為年紀尚小對飢餓沒有深刻的感受，但知道那種日子不值得肯定和懷念。改革開放之後，吾鄉則被苛捐雜稅折磨，被污染折磨，被無政府狀況所折磨。村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手裡多了幾個余錢，村民在物質上有了壹定改善，但多年來也就壹直止於溫飽。住房普遍由以前的土磚牆改成了紅磚牆，普遍都有了電視機，甚至電話也已經普及，在官方的新聞宣傳中，這些都是表現農民富裕、幸福的基本鏡頭。將它們當成中國農民幸福生活的見證，未免太過淺薄。村民幾乎沒有享受什麼醫療服務，小病靠扛，大病靠挺。幾年前的壹個春節，二弟帶回壹個菲傭，她也是農村出來，我特地讓她比較她的家鄉和我們老家農村的富裕程度，她告訴我，菲律賓的農村要更富壹些，農民穿著更好壹些，住房條件也好壹些，更衛生壹些。她結了婚，但還沒有小孩，她丈夫是個木工。他倆都是大專畢業。頓時，壹種難以言表的失落感向我襲來。我想她說的應該屬實，我沒有必要懷疑她受過菲律賓宣傳部門的培訓而向我宣傳菲律賓的制度優越性，我也知道菲律賓沒有宣傳部。
   
   對家鄉的愛可能要算是人類最深沉和最濃厚的感情之壹了，離開家鄉越遠越久，愛的感情就越強烈。對國家的愛不過是對家鄉的愛的延伸，有了對家鄉的愛，愛國主義才是具體的，才有感情的根基，它同政治和政府沒有關係。這種愛絕不是空洞的，它不但包含著甜美的記憶，包含著深切的思念，更是包含著責任。當年壹曲悲歌《在松花江上》就是通過喚起對淪陷故鄉的感情激勵人們去奮勇抗戰。我愛我的家鄉，我思考能為家鄉做些什麼，不是為了家鄉的偉大復興，因為她從來就沒有偉大過，復興自然無從談起，而只是想為了讓家鄉回到正常狀況，維護壹些重要的共同利益，進而培養鄉民適當的公共精神。我們兄弟幾個也曾幾次動過念頭，由自己花壹筆錢為河道清淤，恢復昔日的水質，然後發展養殖業，並通過養殖業維護河道的清潔。但很快我們就發現事情遠不是如此簡單，在社會管理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新的污染源源產生，治污的所有努力都會是白費工夫。我們面對的不只是污染，更是壹種個人無法改變的結構；面對的不止治理失效，更是治理的缺失。壹方面權力資源被獨占，但另壹方面權力卻不能行使有效的管理職能。腐敗不僅腐蝕國家的肌體，同樣也在腐蝕著鄉村的肌體。停滯，混亂，沒有生機，這就是家鄉的現狀。
   
   我看不到家鄉的未來，因為在這裡我看不到對共同利益的維護和擔責。環境是大家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每個人卻在肆意破壞環境；保護耕地事關子孫後代的利益，同樣也是共同利益所在，但家家戶戶都為了眼前利益而毀掉後代的利益。
   
   人類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始終是社會要面對的基本問題。每個人都生活在壹定的群體和共同體中，如果失去了共同利益的連結，共同體就是壹個有名無實的空殼，我的家鄉正在經歷這樣的空殼化。從國家層面上看，也很難說還存在可信的共同利益。對我的家鄉，環境、土地、公正的秩序是最基本的共同利益，對我們的國家，環境、土地、公正的秩序同樣是最必要的共同利益。今天的中國人對生活的要求已降低到只希望能得到壹個良好環境的水平上，食品和飲用水要讓人放心壹些，空氣不要有致命的污染。他們覺得已無路可退，為了保護生存環境，抵制嚴重污染環境的化工項目已成為全國性的公民行動。但抵制行動從未取得過成功，它們只是延遲了上馬的時間或變換了壹個地點，從甲地遷到了乙地，從沿海遷到了內地，從長江下游遷到了長江上游。共同生活的環境尚不能成為社會的共同利益，還能說這個社會存在著壹致的共同利益嗎？

 特供制度是導致食品安全危機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全部的解釋。在目前的科學尚不能解決特供空氣的情況下，官員和他們的專家暫時還只能和民眾呼吸同樣的空氣，但這壹僅存的“共同利益”也根本不能促使他們在環境保護上採取認真負責的態度。對於個別和少數官員，GDP可以為他們創造強有力的升遷資本，當地環境污染了，他們卻已經高升，壹走了之。GDP始終只是幾個人的GDP，不但與大眾無關，也於大多數本地官員和專家的升遷沒有直接的關聯，後者也必須與民眾壹道共同承擔空氣污染的後果，毫無疑問，良好的空氣質量對他們也同樣是重要的。
   
   但空氣對他們來說只是另外壹種公地。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權力體系內，除了上級的意志，不允許有個人獨立意志的存在，它以巨大的內部利益來消解個人意志。雖然GDP並不直接影響每個官員的升遷，但上級的意志卻能影響每個官員的升遷，而每壹次升遷，其含金量都十分誘人。正是這種誘人的含金量，使權力體系變成下級順從上級的利益長鏈。長鏈的任何壹處發生斷裂，它利用它的的吸引力就會在斷裂的地方馬上完成鏈接，因此，即使某個地方的權力因為壹樁大案出現大範圍的崩塌也會很快得到修補，對這個體系而言，它就是重新換批官員而已，前腐後繼，而不會對整體造成任何影響。這個國家缺乏大師，缺乏壹流的科學家，壹流的大學，壹流的科研，壹流的人才，缺乏創新，缺乏自主知識產權，但它卻從來就不缺乏官員。
   
   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比較起來，總是處於次要地位，犧牲公共利益以滿足個人利益是普遍的傾向。正是因為這樣，人類才發明了政府，設立壹個公共利益的專職管理機構，由壹批人專門負責共同利益的管理，與個人利益領域進行分割。這批專職管理者則由社會支付適當的薪俸，作為他們照管共同利益的報酬。
   
   可政府是由具體的、有各自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這就決定了政府完全可能偏離其公共利益的目標，並且蛻變為服務於個人利益的工具，它可能不但不能維護共同利益，相反還掠奪共同利益，損害共同利益，於是就有了好政府與壞政府的分野。人類從來沒有停止過就如何建立良好政府進行探索和努力，獲得的最根本的壹條經驗是，政府權力必須由人民授予，並定期回到人民的手中。離開了這條基本的政治經驗，今天玩個“集體總統制”的概念，明天拾掇“禪讓制”的古董，都是不值壹提的小把戲。壹旦政府把公共權力變成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社會的共同利益就被權力集團破壞殆盡，凡是在需要責任的地方，權力就隱身就消失了，凡是在有利可圖的地方，權力就會極大地加強。
   
   這時，整個國家利益就成了悲劇故事中的公地，瘋狂的利己主義代替了理性的利己主義，公僕們揮金如土，權貴極盡掠奪之能事，貪得無厭的大人物儘可能多地損害國家以滿足個人私慾。這是權貴的盛世。我每當回到家鄉看到河邊小山似的垃圾，就總是會為鄉親們不具備現代文明的公共意識而憂慮，並歸結於他們所受的教育不足，但再看看被破壞得滿目創痍的國家，我突然覺得我的那些不講究衣著、僅僅粗通文墨的鄉親同那些大權在握、衣冠楚楚、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比起來，無論是在外在行為上還是在內在的精神和德性上，壹點不輸，比起大貪大盜，我的鄉親們占田修房就不算了什麼大事了，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只是亂占了他們自己的田地。那些地塊是其祖先遺產，無論以什麼名義–國家的名義還是集體的名義–都改變不了實質上的私有性質。特權階級通過掠奪國家和他人來獲取個人的淨收益，我的鄉親卻在進行自我掠奪，他們也許以為自己占據了國家的壹塊地，其實損害的僅僅是自己。無權的普通大眾在參與壹場利己至上的大遊戲中，除了損害自我外不可能還有其他結果。

毛鄧之後的中國治理

(2013-06) 鄧小平的巨大身影在居於中國政壇中心30多年後開始淡出。最近，幾家重要的黨報黨刊幾乎在同壹時間裡密集發聲，宣稱憲政姓資，不屬於社會主義，宣講"宇宙真理"。人們不難看出它們與稍前在內部傳達的"七不講"有著邏輯的壹貫性，就是在意識形態上重新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劃分為兩個鮮明對立的陣營。
   
   這與鄧小平確立的"不爭論"策略有了明顯不同，而毛澤東時代的某些東西似乎在復甦。毛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掛帥，鄧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謂"不爭論"就是不爭論姓社姓資的問題，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去年由於中共重慶主要領導人出事而終止的重慶"唱紅打黑"就被認為是壹次地方性的"文革"事件，毛澤東被薄熙來重新供奉到政治神壇。在就釣魚島事件組織的反日遊行中，以及長沙組織小部分市民抗議壹位經濟學家的行動中，都打出了毛澤東的旗幟，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為憲政辯護時也要從毛澤東的言論中尋找依據以反駁對手。
   
   在1949年後的中國，毛、鄧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治國思想，為後來的執政者提供了可選擇的兩大政治資源。中國社會到今天發生了巨大變化，鄧小平的國家治理方針已不能適應新的情況，於是向另壹個源泉尋找治國靈感就是壹種選擇。但是，回到毛澤東已經絕無可能。中國的治理實際上已進入壹個新的階段，壹個既不同於毛時代，又不同於鄧後時代的第三個階段。

鄧小平指定了兩代接班人，他在移交權力的同時也移交了他的治國方略。他之後的兩代執政者都高舉他的旗幟，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思想。毛澤東時代的劉鄧路線不但代表著官員中占多數的經濟務實主義壹派的基本主張，也代表著官員要求地位和權力穩定的普遍願望，因此在毛澤東之後，鄧小平很快獲得了黨內主要勢力的支持。對鄧小平來說，社會主義就是中共帶領全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基本路徑是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先進帶後進。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思維告訴他，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西方經驗，他的對外開放政策就是要使中國轉向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鄧小平在面對西方時的現實難題比洋務派要複雜得多。洋務派面前的西方，主要是發明奇技淫巧之地，雖然要警惕它，但還是有為己所用的價值，而鄧小平面前的西方，在蘇聯社會主義和中共的觀念體系中是停滯、沒落和腐朽的代名詞，是萬惡之源。自洋務運動以來，中西關係就是支配中國外交，甚至是影響中國內政的重要問題，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為鄧小平提供了處理中西關係的現成答案，但洋務派僅僅以器物層面（船堅炮利）為限利用西學，有太大的局限性。正是這種局限性使洋務運動的成果在對日壹戰中灰飛煙滅，鄧小平必須在"體用"之辨上超越自己的洋務派老師。他做到了。
   
   "計劃多壹點還是市場多壹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與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這壹段具有深邃的洞察力的話語高度反映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智慧，解決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經濟體制問題。這是他超越洋務派的地方。得益於後見之明，他對西學之用的見識到達了壹個新高度，在洋務派和原教旨馬克思主義者視為"體"的壹些方面，鄧使之變成了"用"，把中國經濟從長期的計劃模式和意識形態的桎梏中徹底解放了出來。他的實用主義智慧不僅表現在靈活性上，還表現在去繁就簡、直中要害的能力上。鄧小平大大簡化了"中學為體"的含義，在他看來，"體"實際上就是由誰掌握權力。他也大大簡化了社會主義的含義，他理解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徵就是中共掌權。因此除了權力不可動搖外，其他壹切都不具有不可動搖的神聖性。他反對右，但更反對"左"，以革命色彩出現的"左"才是葬送中共前途的最大危險。他對"左"的認識和警告，也得到了兩位繼任者的反覆肯定。
   
   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路線在外交上的表現就是韜光養晦，尤其是重視與世界第壹強國的美國搞好關係。他對美國是友好的，即使在1989年後，他也沒有認為中共領導權的主要威脅來自美國，而新的中共領導人雖然也認為要嚴防西方的"和平演變"，但仍然努力發展同美國的友好關係，甚至還與克林頓政府確立了兩國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由於秉承實用主義原則，同美國的經濟利益使他們戰勝了對民主美國在制度上和意識形態上的嫌惡之心。
   
   鄧小平的治國策略已不能適應新的形式。經濟發展放緩既成事實，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已隱然出現在地平線上，在另壹個重大目標–政治目標上，鄧小平的政策產生了完全出乎他預料的結果，他壹心捍衛的黨對國家的絕對控制權遭遇到了嚴重危機。壹是政治權力持續的大面積的腐敗致使它的權威大受打擊，二是民主思想的傳播和普及對黨的意識形態造成致命衝擊。這種危機在壹定程度上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然，在壹定程度上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產物。打開了國門，讓中國民眾看到了法治政府的優越性，也看到了民主在世界的成功擴展，更加堅定了人民追求民主法治的決心。市場經濟在西方的發展是與法治的發展齊頭並進的，中國在沒有法治的情況下發展市場經濟（這種跛足的市場經濟被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權力創造了空前的尋租機會；在發展經濟自由的同時卻扼殺思想自由，腐敗更加強化了官本位主義，使經濟不能通過創新獲得持續發展的動力。
   
   鄧小平的發展戰略建立在如下的假想基礎上，即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經濟發展最終將解決政治問題。1989年後他力排黨內反西方"和平演變"的強大勢力，矢志不移地推進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明確包含了政治意圖。他的推論是，只要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民眾的不滿也會消失。但世界上沒有包治百病的萬能藥方，政治與經濟也各有自己的特殊問題。發展在解決了壹些問題的同時，也掩蓋了壹些問題，並且會產生壹些新的問題，而新的問題並不壹定是獲得解決，而是累積起來形成更加複雜的局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已經無法應對當前錯綜複雜的矛盾，導致了問題的政策不可能又是糾正這個問題的對策。

面對當前的社會和政治情勢，假如毛澤東復活，他會怎麼辦呢？
   
   再發動壹次文化大革命。
   
   這完全是可能的，他曾經就說過文化大革命每隔七、八年就要再來壹次。他在評價自己的壹生時說自己做了兩件事，壹件是把蔣介石趕到了那個小島上，壹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壹件是建國之功，壹件是治國之功，可見他對文化大革命的重視程度。把"文革"理解為權力鬥爭或打倒劉少奇的運動，太過於表面化。毛澤東高高在上地超然於群臣之上，他根本用不著權力鬥爭，而只會是鬥爭權力，正如他對劉少奇說的，打倒妳只要動壹動小指頭就夠了，何用發動壹場全國性運動，繞那麼大的彎子，搞那麼大的陣仗。1957年發動反右鬥爭，從1962年開始，連續數年對農村基層幹部開展"四清"運動和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這類局部的鬥爭都使毛澤東感到收效不大，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遠沒有解除。除了地富反壞右在明處的敵人，還有大量的敵人暗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裡，知識分子，目不識丁的農民，被當作領導階級成員的工人，都可能是社會主義的敵人，而更危險的敵人則是中央的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和從上至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和平演變"需要壹場觸及全面問題的全面鬥爭。他在1967年會見外賓時說："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壹種形式，壹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開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用七、八年時間將所有的階級敵人壹鍋端掉，就象用三年內戰將國民黨政府壹鍋端掉壹樣。可想而知，當看到國有經濟實際上淪為了權貴經濟，看到壹個不公正的社會把民眾逼到絕望的邊緣，看到人們大膽表達、發泄對當權派的憤怒時，他會感到社會主義已經有名無實，他開創的事業已全面失敗。和他當年發動"反右"鬥爭時相比，現今的右派人數之多決不是50萬右派，而是十倍百倍不止，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比被他親自下令槍斃的張子善、劉清山腐敗十倍百倍不止的官員，就不知有多少了。
   
   發動壹場自上而下的、針對腐敗當權派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遇到的第壹個困難是由誰來具體負責執行，對主席忠心耿耿又非常能幹的周恩來已經不在了，軍隊中替他保駕護航的林彪、跟隨他幾十年的壹些忠於他的老將也已經不在了。他向腐敗全面開戰的革命在最高層遇到抵制絕非文革可比，雖然他把北京官場言過其實地形容為"水潑不進"，但劉鄧等中央壹線領導從來也不會對他的意見形成真實的抵制，而總是千方百計地步步緊跟，即使有不同意見也很少表達。現在他不可能再擁有如此不可抗拒的絕對個人意志，他現在要鬥爭的集團是壹個緊密的利益整體，他們對損害自己利益的行為將採取壹致反對的態度。關於官員財產公示的立法在20多年中都沒有前進半步，更不用說等著讓人把自己拿下了。他們捍衛自身利益的決心不容小看。他們也再不能容忍壹場針對自己的運動：除了操縱運動的最高發動者，集團內部人人自危。
   
   他遇到的第二個困難是發動群眾。毛澤東把群眾革命視作自己的偉大創舉，有些外國人也對中國的文革抱有壹些浪漫主義的想法。群眾革命的基礎是狂熱的革命群眾，當年的紅衛兵小將是革命群眾的主力，充滿他們頭腦的是意識形態和階級鬥爭的觀念，把捍衛社會主義、保衛毛主席作為他們最崇高的使命，他們把自己認為的所有封、資、修的東西都予以破壞、打倒和推翻。中國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物質至上的生活觀改造，又受到信息時代的爆炸式信息的深刻影響，今天的年輕人對脫離現實的抽象的主義沒有興趣，更不會捍衛什麼主義。他們更關心生活問題和制度問題，是具體制度而不是主義，才直接影響他們生活的質量與好壞，他們也更關心自我，如個人的自由。他們的思想是多元的，不是非彼即此。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是紅衛兵壹代不能相比的。新壹代人沒有政治偶像，政治領袖對他們缺少號召力，當年對偉大領袖頂禮膜拜的紅衛兵後繼無人。
   
   對毛澤東和文革的態度和評價，成為當今中國在思想上激烈對峙的左右兩派的分界線。人們肯定或否定文革，所指的其實是兩個"文革"，壹個是踢開黨委鬧革命、打倒當權派的文革，是被官方否定的文革，也是底層民眾心目中大快人心的文革，他們渴望再出壹個偉大領袖毛澤東再來壹次無產階級文化文革將貪官污吏掃除盡淨。壹個是絕對專制獨裁、大搞個人崇拜的文革，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要求徹底否定並進行歷史清算的文革，讓他們深感憂慮的是文革災難捲土重來。發動群眾專政，讓全體社會成員相互監視，是對社會實行全面專政、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治高壓的最有效的武器，它把政治壓力灌注到生活的每壹個角落。

即使毛澤東再世也難以複製他從前的"成功"–打倒壹切階級敵人，因為他不可能複製從前的社會。他的成功是基於那個特定社會的。文革結束了三十多年，社會向前發展了三十多年，社會再也不可能退回過去，只要社會退不回去，文革就不會重來。再沒有人能掀起壹場意識形態領域裡的急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也再沒有人能夠自上而下地向腐敗全面開戰。毛澤東敢於放手發動群眾實現自己的目的，緣於他對自身權力和權威的絕對自信。在經過了文革前的17年思想灌輸後，他相信千千萬萬的信徒會跟隨他深後參加革命鬥爭。事實也就是如此，這使他獲得了前無古人的權勢，具有壓倒壹切的氣場。毛澤東不但有帝王的權力，還有帝王沒有的聲威。今天可能還能安排某些群眾性活動的大型場面，如唱紅歌的群眾娛樂，具有表演性質的群眾上街，但不會有真實的群眾集體意志的表達。沒有操縱群眾運動的偉大導演，群眾的集體行動就可能導致權力失控，是需要時刻加以防範的重大危險因素。正是對群眾表達真實的集體意志的畏懼和對操縱群眾失敗的恐懼，偶爾安排的有群眾參加的組織生活在規模、範圍、地點等方面都受到了嚴格控制。
   
   毛澤東和鄧小平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治理思維，鄧小平代表的是中國傳統治理的常規思維，講求實際，不被教條束縛手腳，注重物質利益誘導。對物質利益的強調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毛澤東的非常規思維是極其個性化的，理想和妄念，真誠和狡猾，權術和陽謀，同時糾纏、交織於他的思想和行為中，他信奉的階級鬥爭理論在馬克思的整個理論體系中占有突出地位。鄧小平的策略便於掌握，他的接班人可以繼承他的事業，而毛澤東的想法他人難以得其要領，他的行為變幻莫測。他是獨壹無二的，因此他始終沒有找到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王洪文，都不符合他的要求，最後在臨終前確定的人選也僅僅是由於"比較老實"，這與其說是看中了華國鋒，不如說是由於上帝再也沒有給他繼續挑選的時間，事實證明華國鋒繼承不了他的事業。毛澤東可以被仰慕，但不可以被仿效。仰慕他的人實際上是仰慕他無與倫比的權勢和強勢。毛澤東，而不是鄧小平成為"紅二代"的精神領袖，同他們的經歷和家庭密切相關，他們出身於權貴之家，所處環境使他們比壹般人更加傾慕力量和權勢，他們在領袖崇拜最狂熱的時代中成長，親眼目睹了偉大領袖號召民眾的非凡能力。在力量和權勢方面都達到了中國歷史顛峰的壹代天驕毛澤東很自然地就會對他們產生神壹般的魔力。

1978年召開的打上鄧小平印記的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既是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又是鄧小平時代的開始，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主義結束了，鄧小平的以中共掌權加上經濟自由化的社會主義上場。毛式社會主義藐視生命，踐踏人的尊嚴，任意進行人身傷害，在赤貧、政治高壓中苟延殘喘，最終被他的共產主義戰友所拋棄。鄧式社會主義走向權力對民眾的集體掠奪，造成道德人心的普遍敗壞，也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權力遭遇的挑戰之大，是該政權自建立以來都不曾有過的。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都進入了壹個不同的時期，過去的經驗已不能指導當下的治理。
   
   以強化權力為開端的新的治理思路已經顯示出來，新壹屆班子最先發出的政策信號，即中共高層熱讀法國作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並向社會推薦這部書，已顯露了確定的含義，書中壹個引起熱議的觀點"壹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正是要傳遞的主要信息。新班子沒有選擇民眾期盼的改革作為施政方向，同托克維爾的著作不無關係。從目前表現出來的苗頭來看，強化對社會的控制將採取逐步收縮圈子的辦法，並首先從意識形態方面著手收縮。
   
   意識形態是關於權力合法性的觀念，馬克思把它歸於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現代世界的政治必須為權力的合法性而鬥爭，不管是民主政體還是其他政體。合法性來自於人們的主觀，人們普遍認為它是合法的，那它就是合法的，人們普遍認為它是非法的，那它就是非法的。觀念的變化會引起合法性問題，原來普遍認為是合法的權力，由於觀念的變化就可能不再賦予其合法性。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是通過批判自己的對立面資本主義而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壹個人剝削人的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是虛偽的民主。他把自己生活上的貧困潦倒變成對資本主義的滿腔憤怒，並把自己想象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以賽亞·柏林對此已有相關論述。在歷史的發展和流變中，這種意識形態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結合到壹起，形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共產主義沒有實現之前，社會主義就壹直靠其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去"戰勝"資本主義。根據這樣的需要，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永遠固定在被告席上接受社會主義的審判，因此在社會主義語系中，任何事物只要冠之以資本主義就具有了虛假和罪惡的性質，相反，如果冠之以社會主義就代表了不容置疑的先進性。
   
   在中國經濟處於下行通道、不能繼續為權力的合法性提供令大多數人信服的支持時，就需要重新退回到意識形態中去尋找權力合法的依據，向民主憲政發起攻擊。攻擊的方法相當老套：要麼把憲政冠以資本主義之名加以否定，要麼用社會主義憲政的概念否定憲政。
   
   從蘇聯引進的意識形態專門與人類的正當天性對抗，人們要求自由，它以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人們要求民主，它以資本主義民主否定；為免於恐懼，人們要求採用權力制衡體制，它以西方那壹套否定。
   
   這讓人想起《十日談》裡的壹個故事，大意是壹位堅持禁欲主義的神父為了使自己的兒子將來不受女色誘惑，從小就把他帶到與世隔絕的修道院裡生活，禁絕異性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在兒子十九歲那年，他第壹次帶上兒子進城，卻發現兒子對自己從未見過的女性不但非常好奇，而且非常感興趣。兒子指著大街上的年輕姑娘問父親那是什麼，父親欺騙他："那是綠鵝。"兒子便說"我要綠鵝"。
   
   人的天性會告訴他們什麼是好的東西和什麼是有害的東西，即使那是他們從不曾接觸過事物。對好的事物不管如何加之以惡名，潑之以污水，仍然阻擋不了人們對它的嚮往和追求。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要挑戰的是源遠流長的民主法治理論和歷史同樣悠久的民主法治實踐。和後者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主流比較起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是西方社會晚近出現的學說之壹，這壹理論的故鄉德國，其制度文明在西方從來就不處在領先地位；實踐這種學說的俄國則壹直處於西方文明的邊緣，代表著在西方法治文明之外的落後和專制的方面。
   
   憲政可以理解為法治的同義語，它們是對同壹政體的不同稱謂，對它們都可以作出如下表述：根據法律（以憲法為最高法律）進行治理作為限制專制的主要手段。它們都源於"權力必須受到限制"這壹在西方具有深遠影響的信念，它們也都是英國政治傳統的結晶，這個國家長期依據慣例、習俗進行治理，在慣例和習俗中，既有貴族、臣民和國會的古老而明確的各種權利，也對君主權力的種種限制。那些慣例和習俗是英國人長期共同生活的產物，它們就構成了英國的憲法，即最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其效力高於任何由某壹機構制定的具體的法律。憲政和法治的區別僅僅在於所指的側重點所有不同，法治側重於治理的手段而言，指明法律的統治而非人的統治，要求國家機關嚴格依照法律形式權力，憲政側重於政府結構而言，為了達到法治的目的而必須對政府權力機構作出相應的安排，使之形成彼此牽制的關係，最終落實人民的憲法權利。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中國民眾雖然沒有享受到法治，但法治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這是與中共對法治所作的反覆承諾分不開的。1978年鄧小平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這時，鄧對法治還沒有明確的認識，但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報告就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基本治國方略，2007年"十七大"報告再次確認"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直到2012年"十八大"報告還把"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作為施政的重要目標。
   
   突然颳起的否定憲政之風是對今年年初民間流行的"中國夢，憲政夢"的直接回擊，但它危險地否定了三十年來全社會形成的基本共識，這種粗暴的撕裂只會加深原有的社會分歧。在意識形態的歌譜中，依然只有馬克思列寧遺留下來的舊曲，但老調子已沒有人聽。理論不是中國人的長項，理論創新就更談不上，沖在反憲政最前線的大學理論教員、官方的壹些媒體工作者在老調子不夠用時就只能隨意拼湊，其為文既不顧事實又不要邏輯，其後果則成事不足而敗事有餘。
   
   限制權力的正當性不言自明，而為絕對權力辯護則不具有這種正當性，不占任何事理優勢的壹方挑起意識形態的爭鬥除了表明行事魯莽和激化矛盾外，不能有其他收穫。唯壹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社會圍繞利益而進行的爭鬥將更趨激烈。
   
   當政權穩定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脅時，是國家治理最需要明確和堅定的正確指導的時候，但又是最難形成明確的、壹以貫之的方針政策的時候，人們在紛繁的局勢、眾多的歧路、兩難悖論面前，分不清哪裡才是正確的方向。這對最高決策者的判斷力是壹個嚴重的考驗，美國總統沃倫.哈定（1921年-1923年在位）就為此深感痛苦："當我聽取壹方的意見覺得他們看來是對的。而當我與另壹方交談時，發現他們同樣也是正確的……天啊，這是什麼樣的工作！"
   
   因此事情決不是看上去那樣簡單，實施某壹措施，其結果可能與事前的預測相符合，但也可能完全相反，不可控的外在因素越多，結果的可控性就越差。危機中的社會意味著不可控的外在因素增多，危機越深，不可控因素越多。放鬆控制可能引起進壹步失控，但誰又能說強化控制就不會引起更大的失控？社會控制的放鬆很少是統治者主動所為，而是形勢發展所致，這時，強化統治權就是逆勢而行，風險不言而喻。
   
   還有來自別處的風險。當今之世，不論如何強化權力，也只能是壹種較弱勢的權力的強化，這會增加意想不到的風險，強勢可能瞬間轉化成弱勢。薄熙來在自己的治所失去了對局面的控制，根本原因在於他的目標與他的力量不相匹配，他用力過猛造成了對手強烈反彈，反彈的力度完全超出了他所能掌控的範圍。強化權力的結果不壹定就是強化了權力，壹旦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事件上強化權力，權力很可能就此失去把握大局的主動權並陷入被動，事態的快速發展使它從此只能窮於應付，政策上表現出越來越濃的機會主義色彩。每壹次看起來都非常必要的強化措施，所有扭轉局勢的努力，最後都會引起新的危機。

成功統治的秘訣在於依勢，政治強人之所以強，不是他們有能力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是他們能夠認清大勢，然後依勢造勢，開闢新局面。毛澤東憑藉取得內戰勝利帶來的強大之勢，成者為王，民心所歸，但他把強勢變成蠻幹胡來，任意揮霍自己的政治優勢，終成頹勢。鄧小平於萬馬齊喑、經濟蕭條之際順勢而為，結束政治運動，改善民生，復興教育，形成中興之勢，他的政治繼承人依其餘緒，隨波逐流，其勢漸衰，最後僅能勉力維持局面。歷史到了翻開新的壹頁的時候了，而如何翻開這新的壹頁，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

為社會主義正名

(2013-06) 社會主義，顧名思義，是以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為導向的思想和制度體系，特權利益是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實現社會公正與平等是西方社會主義包括馬克思的西方社會主義的出發點，也是最終目標，可最近黨報黨刊突然高調唱響的社會主義卻頗為奇特，它與上述社會主義沒有壹點聯繫，這些文章顯然是有備而來，集中火力把民主和憲政作為唯壹攻擊的對象，幾家主要官方媒體互為呼應，稍後，署名“戴立言”官方系列文章刊出，為絕大多數官員的正直廉明進行辯護，清楚表明當前這場方興未艾的意識形態的爭論，實質是壹次純粹的利益搏弈，社會主義在這裡只是用來維護既得利益的護身符。
   
   理智的人們從來就不反對為官員的廉潔辯護，也沒有人認為所有官員都是腐敗的，但辯護壹定要有理有據。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否廉潔，它的證明是壹道簡單的統計算術題。比如說中國現有官員總數為1000萬，那麼如果超過51%的官員，也就是510萬官員是廉潔的，就可以說多數領導幹部是廉潔的；如果70%左右的官員也就是700萬左右的官員是廉潔的，就可以說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廉潔的；如果要說絕大多數領導幹部是廉潔的，那至少要能證明90%以上的官員即1000萬中的900萬是廉潔的。這樣的標準是非常低的了。只要根據國際慣例將官員的財產壹壹公示，事實就會非常清楚，以統計數據為依據得出的結論才是唯壹真實和科學的結論。可現在的辯護者不要這樣健全而基本的常識，他們以為仗著官方的權勢就可以指鹿為馬，壹方面指責人們對多數官員的懷疑是以偏概全，壹方面卻用被查處的腐敗官員數據當作全部腐敗官員的數據，且以簡單枚舉的方式出舉孔繁森、牛玉孺、任長霞、楊善洲等幾個宣傳的典型說他們代表了官員的主流，從而大膽地得出結論說，絕大多數領導幹部都是壹心壹意謀發展。稍具邏輯的論證都不會採取如此輕率的、極不嚴肅的方式論證，如果羅列三五個好官就以之代表全體官員的品德，那人們輕而易舉地就能列舉成千上萬的貪官名字和他們的腐敗事跡，可他們又代表哪部分官員？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可以以壹當百，當千，當萬，對自己不利的證據，成千上萬的貪官可以忽略不計。
   
   這些文章的作者可能覺得有權力撐腰，既不要站得住腳的論據，也不要言之成理的論證。他們所作的全部辯護都是為了說明壹點，即現存的利益格局是最合理的，絕對不能改變。把千餘萬人的利益看得比10多億人的利益還重，且振振有辭，這要算社會主義主流媒體發出的最奇葩的聲音。他們不為那些孤苦無告、流離失所的人辯護，不為被暴力施政踩在腳下的人們辯護。上訪人員是壹個巨大的流動群體，長期生活在社會的邊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冤情，這些社會主義大家庭里的成員最需要黨和政府的關注。他們只看到民眾對官員的憤怒，卻無視社會對民眾的嚴重不公。還有人啼飢號寒，還有數以億計的人在貧困線上下艱難度日，可每年的“三公”消費都在萬億元以上，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多年來從無改變，從不收斂。

   
   他們對言論自由敵視無法理喻。長期的不能遏制的嚴重腐敗激起民眾日甚壹日的憤怒，他們肯定知道，這種憤怒壹旦於某壹天變成燃燒的怒火，後果將相當嚴重，但他們認為民眾的憤怒不是因為長期腐敗的事實引起的，而是因為“人人都有麥克風”引起的，是因為敵對勢力誇大了官員腐敗的事實。他們的社會主義只允許官辦報刊電視電台發言，不可以人人都用麥克風，不允許在不受控制的情況下發言，人們只有卑微地向權力獻媚的自由。他們的社會主義要靠階級鬥爭才能維持，要時刻打擊敵對勢力才能獲得生存空間。所有不服從統壹意志的言論和行動都是敵對勢力所為。他們最大的擔心是有壹天沒有足夠的能量打擊和消滅敵對勢力。蘇聯社會主義就是由於再也無力打擊敵對勢力而壽終進寢的。它自身沒有生命的原動力，因此非常脆弱，似乎民眾手裡的麥克風就足以使它遭遇不測。這與資本主義社會形成鮮明的對比。資本主義社會不但壹直都讓人人擁有麥克風，而且還讓人人擁有選票，它的政府從沒有要實行專政的敵對勢力，更有甚者，它還保護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權利，保障人民用選票定期顛覆政府的權利。
   
   把社會主義同民主與憲政對立起來，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和對社會主義的歪曲。社會主義從來是同下面的人類願望和理想聯繫在壹起的，即它應當比資本主義社會擁有更高的平等和更多的自由。選票是普通人最重要的政治權利，壹人壹票是政治平等的基本體現，憲政則是限制權力的基本方式，民主與憲政的結合使社會普遍利益得到最大程度地保障。
   
   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儘量利用壹切人類成果促進社會公正、平等和自由，而絕不會排斥這些成果，否定它們的價值。社會主義的全面實踐始於俄國，即使包括它在該國完全失敗的歷史，也總共不到壹百年時間，而民主和憲政的探索與實踐已有數千年之久，其經驗之豐富和制度之完備是社會主義無法比擬的。其源頭要追溯到古希臘的民主制和古羅馬的憲政制度。羅馬共和國經選舉產生的公民大會擁有推舉行政長官、批准法律等多項重要職責；國家設立兩位最高執政官，他們的權力互相競爭互相抵消，而且他們只有壹年的任期；他們實際上只是終身任職的元老院的執行長官，特別是財權，由元老院獨自掌控，它對錢財的審核權就是今天民主國家國會的賦稅審核權；為了保護平民利益，羅馬共和國還特設保民官，保民官有權否決較低級別的官吏的命令；它還實現了軍權與民政分離，在法律上民政高於軍權，並規定統帥和軍隊平時不能進入羅馬城。從壹開始，民主和憲政就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它們早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之前就存在了，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成果。如果要說專利，電燈電話、電影電視、西藥西醫、航天飛機、互聯網絡，才是最徹底的西方專利。壹方面以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名義儘量鼓勵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專利產品和技術，壹方面卻否定民主憲政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這樣的話語體系從來不存在某種內在的壹以貫之的邏輯和政治理念。
   
   如果社會主義還意味著某種公正理想的話，那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包含了不斷的制度革新的內容。人類在追求公正和平等的道路上沒有終點。公正和平等總是壹個動態的平衡過程，壹是因為公正和平等的內涵和範圍隨著時代、社會的發展在不斷拓寬，它們的每壹次拓展，都是人類文明的壹次進步，壹是因為它們總是會受到各種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威脅，人的貪婪的本性總是會產生侵蝕社會公正的力量，邪惡與社會相始終，對邪惡和特權的抵制也與社會相始終。
   
   同民主和憲政對立的不可能是社會主義，而是官僚階級的利益。實現了民主，官僚的特權就不復存在；實行了憲政，官僚統治者就無法為所欲為。同民主和憲政對立，其實是同平等、自由和公正對立。同改革對立、抵制改革、壓制改革，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所有特權利益都會壓制和反對改革，特權利益需要維護現有利益格局，維護不公正的特權制度，特權也有自己的理想，它也需要繼續推進，需要擴大自己的地盤，改革是阻止特權推進，並消滅特權。
   
   馬克思把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稱為科學社會主義，是那個時代的學者們特有的普遍自負的表現。十九世紀的歐洲在取得了壹些重要的科學進步後，各種學科都紛紛使自己擠進科學的殿堂，孔德稱自己創立的實證社會學是科學社會學，基督教科學也應運而生。馬克思把其社會主義學說建立在經濟學之上，便認為自己的社會理論是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象當時普遍的經濟學著作壹樣，從勞動開始他的論述，根據生產資料把社會成員分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不占有生產資料，只能出賣勞動力；資產階級由於占有生產資料而剝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他把他看到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的社會不公、貧富分化和無產階級的貧困化都歸之於資本的罪惡。
   
   科學社會主義的不科學之處，不僅表現在解決問題的辦法過於簡單而粗暴，還表現在它簡化了社會本身的複雜性。以為只要剝奪剝奪者，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消滅了資本特權，壹個平等的社會就能建立起來，可它引來了另外壹個同樣大的問題，甚至是更大的問題——生產的效率問題。社會是個極其複雜的系統，馬克思建立在經濟決定論之上的社會圖景，頂多只能算是壹幅粗線條的草圖。他通過社會階級的概念將社會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結為壹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為獲取財富而進行階級鬥爭便構成了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他的社會學和政治學忽略了壹個與經濟至少同等重要的社會因素，即權力因素。社會成員不僅為財富而鬥爭，也為權力而鬥爭。馬克思只看到資本特權的剝削，資本家通過資本占有剝削他人的勞動，卻沒有看到官僚統治特權的壓迫，不占有資本的官僚統治階級以直接掠奪的方式占有財富。馬克思對西方社會長期的憲政傳統和限制權力的經驗缺乏透徹地認知。列寧斯大林開創的蘇聯社會主義把科學社會主義所忽略的惡的壹面充分展現了出來，把馬克思批判的那個人剝削人的社會變成了人壓迫人的社會，政治上的壓迫又必然帶來經濟上的掠奪和剝削。蘇聯社會主義的官僚擁有的權力以及對社會的控制力，令沙皇時代的官僚望塵莫及，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極權統治的社會。
   
   社會主義與官僚制度的荒誕結合產生了壹種獨特的社會主義——官僚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在蘇聯最先得到實踐不是偶然的，他設想的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只能採取政府占有的形式，政府則依靠龐大的官僚管理體系來實現對龐大的國有資產的控制。在歐洲，只有俄國擁有官僚管理的長期傳統和經驗，它長期處於沙皇的官僚制度統治之下，而它的貴族不但沒有象西歐那樣形成統治的力量，而且在沙皇專制下被日益邊緣化，最後成為俄國社會“多餘的人”。西歐社會的傳統統治者是有產者的貴族，在貴族統治下，個人財產權受到不容置疑的保護，當俄國的壹批革命無產者成為統治者，並全面對個人財產實行國有化、不但剝奪剝奪者也剝奪農民和剝奪任何想要剝奪的人時，西歐國家堅決與紅色俄國劃清界限，反對以國家名義進行財產剝奪的社會改造計劃。
   
   社會主義與官僚制度水火不容，官僚制度連接著特權利益。內部任命和提拔，嚴格的等級，絕對的利益排他性，是官僚制度的基本特徵。社會主義與官僚制度沒有共同之處。當社會主義在壹個官僚制度早已成熟的社會內誕生並從此寄居於官僚制度內時，就註定了社會主義的特性不可能得到發展，就象狼孩的人性不可能得到發展。官僚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變成徒有其名的空殼，它不但不是普通人解放的福音，反而是為他們打造的最嚴酷的鐐銬和榨乾機，當1991年蘇聯民眾拋棄它的時候，整個蘇聯社會平靜地實現了和平轉型，這與該政權誕生時的情形截然不同，在1918年到1920年間沙皇的臣民對紅色政權進行了大規模的反抗，鄧尼金、高爾察克和尤登尼奇等沙皇軍隊的將領分別組織武裝力量（白軍）與紅俄作戰。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重新肯定了他們的功績，為高爾察克建立了紀念碑，鄧尼金作為愛國將領被迎回莫斯科安葬。

官僚階級在中國是製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它無數次引起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今天，官僚制度已經成為壹種過時的、落伍的和被淘汰的制度，官僚階級正在成為歷史。在當代世界的多數國家裡，國家治理是由通過選舉產生的政治代理人來完成，作為政治代理人，他們沒有上下級的等級區別，只有代表選區的不同；他們不能通過自我授權形成壹個自我循環的特權階層，他們的進退只能由選民決定；他們不能享受種種特供特權，無權干預獨立的司法，不得凌駕於人民和法律之上。政治代理人與官僚遵循完全不壹樣的規則，有著完全不壹樣的行為方式，官僚的權勢使他們盛氣凌人，他們在他們治下的百姓面前具有著極大的心理優越感，代理人的代理資格使他們自己的選民面前優越不起來，他們必須向選民展現自己最好的壹面。
   
   不管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引起了什麼樣的反作用，不管官僚社會主義給人類造成了什麼樣的苦難，但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出現的社會主義曾經在矯正資本主義的某些弊端方面起到過有益的作用，今天，這個名稱在積極的壹方面仍然代表著追求平等的探索。
   
   當我為社會主義理想辯護的時候，並不意味著承認它對資本主義的道德優勢，也不意味著承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道德優勢。社會主義有自己的理想，資本主義同樣有自己的理想，社會主義表達集體的理想，資本主義表達的個人的理想。社會主義表達對經濟平等的追求，資本主義表達對效率的追求。平等對效率談不上什麼道德優越與否的問題。沒有基於個人效率的社會主義，就是實現了平等也毫無意義，因為它僅僅是貧困的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不具有道德優勢就更好理解了，因為窮人對富人不存在道德優勢。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對社會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就平等理想而言，社會主義並不是就代表人類全部的平等理想，社會主義只是代表人類平等理想的壹個方面，而民主憲政代表著人類平等理想的另壹個方面。確切地說，社會主義所代表的是經濟平等的理想，民主憲政代表的是政治權利平等的理想，社會主義主張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民主憲政主張社會占有國家權力，社會主義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社會占有生產資料的有效途徑，更沒有找到解決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同生產效率之間的矛盾的途徑，民主憲政則有實現政治平等的可靠途徑。資本主義與民主憲政的結合，使效率與平等達成了壹定的平衡。社會主義的生命在於同民主憲政的結合，正如資本主義的生命在於同民主憲政的結合壹樣。沒有基於政治權利的平等，社會主義經濟就淪為權力掠奪的天堂，資本主義經濟就成為資本剝削的天堂。

普世派與特色派的未來

(2013-07) 壹直以來，我對把當前思想領域裡的重大分歧稱為“左右之爭”感到不解。這裡的右派是指堅持普世價值觀的人們，左派當然是與之對立的壹派，主要指毛派。這種二分法應是源於鄧小平那句廣為人知的話：“防止右，但更要防止左。”它包含了另壹個價值判斷，即在左和右之外，有壹條不偏不倚的正確的道路存在，也就是特色道路。在這壹特定語境中，堅持普世價值與堅持毛式社會主義壹樣都是應該否定的。
   
   在鄧小平那裡，“中國特色”這壹詞組固然有對自由和人權價值的否定，同樣也有對文革時代、乃至對毛時代否定的含義，他對毛式社會主義的警惕是明顯的。但鄧小平也曾力爭使特色道路與民主具有部分兼容性，所以他強調要對現行政治體制進行改革。後來的特色派則把特色道路與憲政民主道路徹底對立起來，而今，特色派已經實現了與毛派的合流，其最初的合二為壹是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時期完成的，今天中國思想上的主要分歧表現為普世派同特色派的分野，而不是左與右的分野。
   
   說明這種分野和對立的最好例子，是胡耀邦之子胡德華講述的“紅二代”們在壹次中學校友聚會上的衝突，這些當年的紅衛兵同是“紅二代”出身，有得天獨厚的家庭背景，現在都是成功人士，但在價值觀上他們已經分屬兩派，壹派是普世派，壹派正統官員，實際上就是特色派，言談中雙方吵起來了，壹個正統派官員就說，妳們這些普世派別給我們領導添亂了。壹位普世派人士則說，百姓的呼聲妳們真的不知道，真的沒聽見嗎？那官員說：妳的意思不就是要共產黨下台嗎？普世派說，妳怎麼連我們從小壹起長大的同學的話都聽不進去。官員：妳他媽還是共產黨員不是，妳還有信仰沒有？普世派：妳把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國去，那妳有信仰嗎？官員大怒：我操妳媽的……

   
   這次爭吵所包容的信息值得仔細分析。官方在公開的場合總是會否定有普世價值的存在，也就是否認有壹種普遍適應的價值觀，凡是提到普世價值的時候，都要說成“所謂的普世價值”，但官員實際上還是承認有普世價值，他們要否定的只是在中國適用普世價值。
   
   他道出了官員們極力反對普世價值的真實理由，也是唯壹理由。提倡普世價值就是要共產黨下台，在特色派那裡，其邏輯聯繫既清晰可見，又難於言表。用否認普世價值的存在迂迴反對普世價值，比直接反對普世價值要來得聰明。壹旦承認了普世價值，對於特色派來說，就不能不面對如下問題：黨的領導為什麼不能與普世價值相容？中國為什麼要自外於世界？回答它顯然是特色派的壹個巨大挑戰，更確切地說，這是特色派無法回答的問題。黨的領導如果是指執政地位的話，那就不應該否定普世價值和憲政。普世價值和憲政同執政者沒有不共戴天之仇，在所有憲政民主國家，既有多黨輪流執政的國家，也有個別壹黨執政的國家，如新加坡，這些國家很多不但都管理良好，社會穩定，而且文明程度很高，凡是在穩定建立起民主的國家，沒有壹個因為實行民主和憲政而導致執政黨無法執政的情況，恰恰相反，憲政制度保障了政治和社會穩定。
   
   對於無法回答的問題，迴避或顧左右而言他就是最好選擇。但現在那位特色派官員對自己無法回答的問題沒有選擇迴避，而是用威脅的語言“妳不是要共產黨下台嗎”進行回應。這是壹個具有極大殺傷力的回應，但也可以理解為理屈詞窮的表現。在當前的反憲政喧囂聲中也有同樣的語言，他們聲稱主張憲政的實質就是要取消黨的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在過去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裡，它都是封殺所有不同意見的致命武器。
   
   特色派必須面對的第二個重大挑戰，是他們如何做到言行壹致，使口頭聲稱的信仰與自己的實際行動相壹致，否則他們就同江湖騙子毫無兩樣。這位口口聲聲信仰黨的主義的官員同他的眾多同僚們壹樣，把妻兒子女送到他鄙視的美國去享受自由和豐厚的物質生活，這成為他不能觸及的癩瘡疤，在遇到詰難時無言以對，窘迫中的他只能大暴粗口。就我個人而言，妳信仰這個主義還是那個主義，信仰這種宗教還是那種宗教，不是區分高低的標準，不因為妳信仰宇宙真理就會對鄙視那些信仰普世價值的人，我看重的是妳是否真誠地對待自己的信仰。凡是真誠對待自己信仰的人，我都報以尊重。如果妳信仰自由，那妳就以自由的原則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對待他人的自由如同對待自己的自由。妳若是信仰共產主義，那妳就首先要象壹個共產主義者那樣要求自己，共產主義道德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終身，這是共產主義者引以為傲且自認為高於“普通群眾”的地方，也是共產主義者區別於其他有償服務的地方。信仰是指內心對所信之事的虔誠狀態，內心的虔誠必然會體現在行為上，不能用行動來證明自己對信仰的忠誠，根本就不能稱為有信仰。若是說壹套做壹套，不管信仰什麼，是宇宙真理，還是普世價值，都壹文不值。發明“宇宙真理”的人無非是想標榜壹種比“普世價值”更高的價值，從而戰而勝之，因為從字面上理解，無限的宇宙世界是有限的人類世界（普世）根本不能相比的。但我不能想象，浩瀚無際的宇宙接受某壹絕對真理的統轄。
   
   就我個人而言，我願意信仰自由，不願意信仰共產主義，願意信仰普世價值，不願意信仰宇宙真理，除開個人偏好和理念外，壹個重要原因是，信仰自由是我可以付諸行動加以踐行的，而信仰共產主義則使我對自己履行諾言的能力完全沒有信心，我很難相信自己能夠做到完全無私地為人民服務，做壹個為人民服務的終身志願者，而對宇宙真理就更是覺得遙不可及，憑著我們非常有限的人類心智去把握無限宇宙的絕對真理只是坐井觀天式的無知妄想，但我完全有信心做到尊重他人的與我同等的自由，對我而言，堅持自由的原則是壹件相對簡單的事情。但同時我也強烈懷疑，壹個不能踐行相對容易的自由原則的人，又如何能完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的高難動作。我拒絕也不允許自己做壹個口是心非的人，每天生活自己的謊言中將使我非常痛苦，我也相信，所有誠實正直的人都會拒絕和不允許自己做壹個口是心非的人。
   
   公僕對主人的無私服務，絕無可能限制主人的自由，而限制別人的自由本身就是壹種私，而絕不是無私，如果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就用不著限制他人的自由。我從市場僱請壹個家政服務人員，她不可能限制我的自由，她的服務如果不令我滿意，我立即可以終止她的服務，並重新選擇。這種服務當然也不是共產主義的無私服務，而是壹種市場交換行為。只有分文不取的志願者才提供無私服務。如果有壹天，她不但要限制我的自由，還要掌管我全部的財務，那只有壹種可能，就是這個惡人已經與暴力團伙勾結起來了，才可能對我實行赤裸裸的敲詐和暴力威脅，這時她的身份已不再是家政服務，而是入室搶劫的罪犯。
   
   我相信普世價值，還因為普世價值是我易於理解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法律之下的人人平等，是我易於理解也是我易於接受的，相反，壹部分天生高貴和壹部分人有權統治和奴役另壹部分人是我難以理解也斷然不能接受的。我非常輕易地就能夠理解自由，它是我隨時都要面對、都會處理的問題，我非常輕易地就能理解人類社會存在某些相通的需要維護的共同價值，因為動物世界中的每壹個物種都存在固有的、共同的生存法則。“社會”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人們為共同利益和目的而聚集到壹起結成的團體。所以當我很久以前第壹次接觸到美國《獨立宣言》時，就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下邊的觀點：“我們認為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利，是經過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民主、自由和基本人權成為普世價值，是由兩個重大標誌性事件促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年，1945年，由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主要國家的代表聯合簽署發表了聯合國《人權宣言》，第壹次把保護基本人權的價值觀推向世界。20世紀最後十年，隨著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阻隔民主和自由的歐洲鐵幕隨之落下，民主觀念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壹次有力的擴展。
   
   民主、自由和普遍人權的觀念，就是對所有人壹視同仁的觀念。民主和自由就是不許諾任何人以特殊的利益，民主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權利，自由則賦予每個人平等的選擇權，自由的壹個重要方面就是每個人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民主和自由的價值在於消滅特權。儘管中國當權者壹直極力否定普世價值，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熱愛普世價值，這些人們至少表達了他們尊重他人權益、並願意為此作出努力的意願。
   
   關於某些人或群體出於自己的特殊利益堅持某些特殊的價值觀，只要他們不會因此而損害社會和他人，他持有何種價值觀屬於其私人事務，不必干涉，比如同性戀者所持的某些特殊的價值觀，但社會沒有義務順從他們的特殊邏輯，他們更沒有權利把自己特殊的價值觀強加給社會和他人。普世價值觀不同，普世價值觀是人們自動接受的結果，只有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才能成為並稱之為普世價值。普世價值觀與普遍利益相聯繫，因此它不需要強加於人。特殊的價值觀只反映特殊的利益，不可能為社會和人類所普遍接受。當特色派反覆把黨的領導同普世價值觀和憲政對立起來的時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其實要求的遠不只是執政權，而是絕對的統治權，是統馭壹切的權力，只有這樣的權力才能帶來近乎無限的利益，包括金錢、榮譽和美色等應有盡有的利益。現行憲法已經載明和賦予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領導權，但他們仍然拒絕落實憲法，可見執政權遠遠不能滿足特色派的胃口，他們要加以捍衛的是自己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是建立在對大多數人的奴役和剝奪的基礎之上的，沒有對大多數人的奴役和剝奪，就沒有他們的特殊利益。
   
   來勢猛烈的反憲政攻勢很快就以虎頭蛇尾的方式結束了，從根本上說這不是因為進攻者的陣容不夠強大，不是因為他們的理論不夠，而是因為他們挖空心思為之辯護的利益站不住腳。他們的錯誤在於把要說服的對象當成白痴，以為任何壹通胡言亂語加上自己擅長揮舞的大棒就可以服人，至少讓人噤若寒蟬。但他們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無法得到合理辯護的特殊利益不會長久。

大局論勢

(2013-08) 中國社會的官民關係勢同水火，雙方相互仇視和斥責。對抗和辱罵不止是在網絡和微博上進行，官方的媒體主力最近也終於忍無可忍，奮起投入到辱罵的對決中。人們想理解這些現象到底意味著什麼，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無論是官還是民，都在注視著矛盾的走向。在中國歷史上，這對矛盾壹直主導著王朝的命運，儘管統治者試圖調和官民衝突，化解其矛盾，卻從來沒有成功過。

 統治階級自然要不斷尋找前人失敗的經驗教訓，當統治深陷危機時，會更加重視總結歷史，但他們好象從未學到歷史的真知，至少在中國是這樣。他們把眼睛總是盯在某些特定的事件上，然後根據自己的想象解釋歷史，如六國由於對秦妥協而亡，秦因暴政而滅，蘇共垮台是因為蘇聯共產黨員沒有堅決捍衛領導權，法國大革命是由於國王路易十六的改革。
   
   紛繁複雜的歷史被簡化為少數人的意志、某個錯誤或正確的決策。這也是傳統歷史的寫作方法，歷史變成了政治事件和戰爭的歷史，變成了人物的歷史。《史記》不僅開創了中國歷史以帝王將相等人物傳記為中心的寫作體例，也造就了人們從事件和個人身上“究古今之變”的歷史思維。在這壹點上，中西方的歷史觀表現出了相當的壹致性。

   
   布羅代爾領導下的法國年鑑學派發現了另壹種歷史，更真實的歷史，這就是包羅萬象的、緩慢進行的人們長期的日常生活史。布羅代爾開創了壹種“自下而上的歷史”。他把歷史分為三個層次：結構、局勢和事件。“結構”是地理、氣候，以及重複出現的物質生活所表現出來的慣例，它們是歷史最深層的因素，是歷史的長時段。“局勢”是歷史的中時段，在幾十年、上百年時間內形成的趨勢。歷史逐漸演變而成，結構和局勢是人力無法控制的，而“事件”，如革命、政變、政策等這些特定人物和事件，只是歷史演變過程中轉瞬即逝的塵埃，對歷史的發展不起多大作用。
   
   以歷史的洞見去洞察歷史和現實，對把握當前的局勢，重要的就不是理解當下壹個或幾個事件的意義或象徵意義，不是分析某些或個別人物的政治態度、價值取向、能力，而是要理解和分析壹個較長時間段中所形成的局勢，它是由千千萬萬人們的日常生活決定的。科技、經濟、國際環境、教育、信息傳播，都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都是影響局勢的重要因素。這些因素最後都要歸結為時間。我們至少要深入到歷史的"中時段"去看清歷史的演變，才能更好地看清楚現在，至於事件，它們只是在局勢影響下產生的結果。
   
   百年局勢
   
   百年局勢中的“百年”，以及下文中的六十年局勢、三十年局勢中的時間都是指大數、整數，不是精確的數字概念，這裡的百年是指清末到現在大約壹百二十來年的時間段。
   
   1840年鴉片戰爭被視為中國近代的起點，是因為它是中國與西方世界聯通的標誌性事件。中國從此不可逆轉地接受西方文明影響，與傳統中國劃出了壹條明確分界線，這條線之前，是古代中國；這條線之後，中國進入了"近代"，或者說進入了"現代"。
   
   顯然，"近代"和"現代"不是時間概念，而是文明進化的概念。中國進入近代是西方影響的結果，當時的人以"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形容其影響程度之深和範圍之廣，西方人入侵改變了中國歷史，在過往漫長的歲月里中國總是同化入侵者，而此後，卻是中國被西方所同化了，此後世界局勢也成為影響中國局勢的壹個顯著因素。
   
   中國不再是以自己的標準設置未來，而是以西方文明為標準來設置未來了，西方標準包括技術標準、軍事標準、教育標準、乃至政治標準等方方面面，它們與中國既有的壹切都截然不同。"近代"使中國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歷史第壹：第壹個現代化的西式兵工廠和造船廠，第壹條工業生產線，第壹條鐵路……在政府機構設置上，清朝政府也按照西方標準進行了行政制度改革，同時還對軍事制度、教育制度進行了改革，在1905年它廢除了歷史悠久且最富中國特色的科舉制度。
   
   但"近代"也使中國飽含屈辱，充滿了落後和挨打的記錄，它所受的屈辱不僅僅是西方列強加之於它的軍事打擊和不平等條約。讓它感到的最大屈辱，是日本加之於它的壹連串的失敗和民族災難。
   
   中國在近代不幸的根源，不是西方列強，不是日本，而是中國政府，是由於它在現代化競爭中的失敗。把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作比較就會發現中國政府不可救藥的愚頑和腐朽。壹方面是日本明治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年輕的政治家帶領日本"脫亞入歐"。它雖然還不是壹個民主的政府，但是壹個西方色彩的立憲政府，壹個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政府，由於它鼓勵和幫助發展民營工業，使得壹批傑出的日本企業得以迅速脫穎而出。壹方面中國政府仍然是壹個傳統而封閉的自利集團，堅持"中學為體"，拒絕政治革新。官僚們牢牢控制著現代工業，把企業當做他們牟利的工具。這些官辦工業效率低下，虧損嚴重，很快被快速發展的日本工業遠遠拋在了後頭。
   
   日本的崛起和甲午戰爭的敗績，使中國朝野大為震驚。1905年日本打敗了西方強國–專制的俄國，終於讓感佩日本強大的中國政府承認立憲制度對專制制度的優越性，並派5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憲政。這表明，在憲政改革上政府與民間達成了共識。在此之前，革命派和立憲派都在追求憲政，兩者的區別在，是要皇帝的憲政，還是不要皇帝的憲政。
   
   在其後的百年中，中國人的日常物質生活和世界觀都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巨變，新的社會結構在形成。離開了西方，離開了歐洲，這壹切變化都無從談起。但西方帶來的並不都是福音。在歐洲，地處最西邊的英國代表壹極，代表壹種傳統，即自由和憲政的傳統，地處最東邊的俄國代表另壹極和另壹種傳統，它是專制主義的原產地，也是現代極權主義的發祥地。沒有英美，中國歷史就不是現在的樣子；沒有紅俄，中國歷史也不是現在的樣子，而後者對中國的影響遠在前者之上。當中國壹些當權者反覆把二十多年前蘇共垮台作為教訓告戒黨員幹部時，也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蘇聯特色的密切關聯。
   
   在這個百年中，西方的憲政觀念在中國紮根。革命的憲政派和立憲的憲政派聯手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國，確定了憲政制度。然而民國憲政馬上就被暴力所毀。孫中山對憲政矢志不移，為他領導的中國國民黨規劃了壹條通向憲政的途徑，即軍政、訓政最後過渡到憲政。國民黨在1928年實現了全國軍政統壹後，隨即宣布進入訓政階段。這年，《中華民國訓政綱領》由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和宣布施行，1929年政府制定了《縣組織法》，計劃在6年內使縣成為壹個完全自治的社會，屆時縣長將由人民選舉產生，為轉向憲政打下基礎。
   
   但是這時的統壹表面多於實質。國民黨內部，軍事派別林立，地方軍人目無中央；國民黨之外則有中共的軍事割據，形成國中之國。日本在加緊對中國的侵略。國民黨在建立全國政府後面臨的首要任務仍然是軍事鬥爭，而不是國內建設。攘外和安內使它不能兼顧，建設自治社會的目標讓位於對有效行政的追求，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贏得對日戰爭的勝利成為國民政府的全部目標。
   
   1945年抗戰結束。經過8年苦難的戰爭，國家亟需統壹，政治必須恢復正常，人民生活需要立即獲得安定，和平建國的任務擺在全國人民的面前。而此時，國共兩黨各自擁有龐大的軍隊對國內和平構成極大威脅，妥善處理兩黨關係、將它們置於憲政框架內，是實現和平的唯壹方式。1945年8月至10月，國共舉行和平談判，共同選擇了把憲政作為解決紛爭、實現和平與政治民主的途徑。對國民黨來說，實施憲政以結束壹黨訓政、還政於民，是它完成孫中山遺願和中國民主化的最後壹步。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小黨在1946年1月召開中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結束壹黨專政等5項協議，隨後，國共兩黨共同編寫憲法草案，史稱政協憲草。由於參與各方都接受以英美政治為藍本構思憲法，因此不難達成壹致意見，但在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時間順序上，國民黨代表和共產黨代表發生了不可彌合的分歧，共產黨方面堅持先政治民主化再軍隊國家化，國民黨方面則堅持先軍隊國家化再政治民主化。
   
   然而，內戰的風險並沒有因憲政上的努力而降低，1946年10月內戰全面爆發，雙方都指責對方破壞了協議與和平。國民黨在內戰正酣的時候主持召開了制憲國民大會，並在1947年元旦公布了基於政協憲草形成的《中華民國憲法》，定於該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施行。
   
   《中華民國憲法》是當時各方政治力量，主要是國共兩黨博弈的結果，雖然共產黨沒有參與制憲大會，但共產黨強大存在的事實就對國民黨制憲構成了有效的制約，這使《中華民國憲法》沒有成為國民黨的壹黨"憲法"，而是體現了世界通行的憲法原則，包含了世界通行的憲法內容：
   
   壹、普選民主；
   
   除總統、副總統由國民代表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外，國會議員由直接選舉產生，在地方上，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省長和省議會議員，直接選舉產生縣、市長和縣、市議會議員。
   
   二、權力分力與制衡；
   
   立法院的重要功能就是制約總統權力，地方自治包括省自治和縣市自治，則是對中央權力的制約。
   
   三、司法獨立；
   
   憲法第八十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
   
   四、軍隊屬於國家；
   
   憲法第壹百三十八條規定，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於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壹百三十九條規定，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五、黨派壹律平等；這壹條款針對國民黨，也針對共產黨，既是否認國民黨的壹黨獨大地位，也是肯定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合法存在。各個黨派自由而平等地參與選舉，是憲政之下民主競爭的前提。
   
   隨著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軍事失敗和退出大陸，憲政也壹起退出了大陸。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繼續落實省市自治，由台灣人民選舉地方行政長官和議員，直到蔣經國最後為憲政打開大門，國民黨也終於走向新生。
   
   憲政的幽靈，這個來自西方的幽靈，註定要讓中國人民為之鐘情。憲政思想於清朝末年開始在中國呈蓬勃發展之勢，後經歷了清朝垮台，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災難最深重的年代，但它並沒有因遭逢亂世而中斷，而是頑強地成為這個時代的主旋律，而且在內戰高潮期間，開始了自開天闢地以來中國首次憲政試水，在全國範圍內普選產生了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它與清末的憲政思潮和民初憲政實踐直接銜接，形成半個世紀的憲政主旋律。但中國沒有創造出奇蹟。各國憲政都是在和平環境中得到實施的，惟有中國在戰爭的炮火中實施。期待用憲政止息戰火，但憲法沒有這樣強大的功能。憲法如果沒有人民和政治派別的共同遵守，說到底它就是壹張紙。但是，在壹個從來只會打江山的古老國度里，在百年之中，憲政不是某壹個黨派的選擇，也不只是壹代人的選擇，它是在沒有強制、允許自由選擇的情況下被選擇的，真實地反映了國人的普遍願望。這將被歷史永遠銘記。中國戰勝了日本後，如果不是內戰，憲政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六十年局勢
   
   中國共產黨在短短三年中贏得了內戰勝利，國共雙方的成敗得失至今仍被人們談論、分析和研究。人們壹般從它們的組織、內部紀律、政治和軍事策略、領袖稟賦等方面去比較異同，發現優劣，成者在諸多方面表現為優，敗者則均處於劣勢。人們很少從"局勢"去分析其成敗。政治上固然有教訓，軍事上有值得圈點的地方，但總體上看，中共在1949年建立新政權，就如1840年鴉片戰爭、1911年辛亥革命、1937年"七七事變"、1945年抗戰勝利壹樣，是局勢使然。在內戰尚未全面展開，甚至早在日本投降之際，國共勝負之勢就已現端倪。
   
   鴉片戰爭只是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方向世界落後地區進行擴張的壹個節點，這個點在中國肯定會出現。對弱小國家的侵略和欺凌，是這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秩序。日本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羽翼未豐，就迫不及待地效仿殖民主義國家侵略其鄰國–朝鮮和中國，成為帝國主義的新成員，並獲得了西方列強的尊重和平等對待。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成了世界強國爭奪的主要場所，它們加強在中國的存在，培植自己的勢力，瓜分中國的領土，其中，中國的兩大鄰國日本和俄國對中國威脅尤甚，日本軍隊長期盤踞中國東北，對廣袤的中國腹地虎視眈眈，俄國在1920年代還沒有完全從革命和內戰的災難中喘過氣來，儘管自顧不暇，也不能錯過干預中國的大好機會，在中國積極扶植中國共產黨。
   
   日本1937年全面侵華和蘇聯在中國的長期政治存在，就構成了國共兩黨在最後爭奪天下時的大局勢，是國民黨或者共產黨都無法改變的局勢。抗日戰爭使國民黨軍隊承受著正面戰場的巨大犧牲，對共產黨而言，則是提供了開闢敵後根據地、增強軍事實力的天賜良機，抗戰使它的所有政治和軍事行動都具有了合法性。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軍與日軍工進行了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作戰傷亡322萬多人，軍事實力消耗極大。到1945年，國共力量對比與抗戰初期相較發生了根本性扭轉，國民黨控制著大西南，占全國壹半的領土和人民，100多萬黨員，300多萬軍隊，其中壹部分配有美式裝備；共產黨則從初到延安時的2、3萬軍隊，發展121萬黨員，91萬正規軍，200多萬民兵，足以與國民黨展開軍事角逐。
   
   僅從單純的數字看，國民黨似乎占有壹些優勢，以致蔣介石認為3到6個月就可以解決中共問題。他被壹些表面現象所迷惑。他忽視了自己率領的是壹支經過長期戰爭的疲憊之師，士氣嚴重不足，他也沒有充分估計蘇聯占領東北的軍事後果。蘇軍為中共軍隊快速挺進東北奠定了基礎，那裡不但是經過日本長期經營的在全國工業最發達的地區，而且它的大量偽軍更是為先占者提供了規模巨大的軍事力量。如果把中共這些潛在的實力計算進去，國民黨的軍事劣勢立馬可見。蔣介石輸在哪裡呢？輸在他沒有看清局勢，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以致於求勝心切，犯軍事冒進之大忌，在錯誤的時間和地點在東北與華北與中共軍隊決戰。
   
   中共建國之時，世界局勢正值東、西兩大軍事集團緊張對峙的冷戰高峰，蘇聯非常需要中國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加入其陣營，成為其對抗西方在亞洲的棋子，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以巨大的犧牲保住了金日成的社會主義政權，東、西方打了平手。中共方面，不但需要獲得來自蘇聯陣營的支持，而且對它來說也是認祖歸宗。"壹邊倒"的外交政策使中國新政權按照社會主義老大哥蘇聯模式全面規劃中國，該模式是壹個十分嚴酷的體制，不擇手段地迫害公民，有計劃地消滅壹部分社會成員，最後把所有人都強行納入集體化控制中。
   
   中國新政權在成立之後的數年時間裡，就把全體國民關進了蘇制籠子中。城市工人都是國營企業職工，必須依附於國營企業；農民都成為人民公社社員，失去了土地和其他壹切生產資料，必須依附於集體；知識分子都成為國家幹部，必須依附於單位獲得必工資和住房。所有人都必須依靠政府才能獲得最基本的生存條件，感恩政府，順從國家。這種來自西方的控制術使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控制經驗相形見絀。對人的控制，最有力的方式莫過於剝奪他們所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控制了他們的經濟命脈，也就控制了他們的思想和精神。在蘇聯發明全面的國家所有制以前，人類社會還沒有辦法把所有人變成奴隸。即使是奴隸社會，它也只能讓壹部分人成為奴隸，而且奴隸還可以通過逃跑獲得解放，蘇聯體制卻沒有給人任何逃跑的希望，沒有人可以逃出體制的天羅地網。
   
   無孔不入的權力的確便於管理，有利於社會動員，它成為中國壹個接壹個的政治運動的制度基礎。雖然毛澤東把他移植和複製的蘇聯制度當作社會主義理想的現實形式，但在他治理的近三十年中，按照他之後的官方改革派的說法，中國經濟已處於崩潰的邊緣，農業衰敗，工業落後，技術停滯，學校教育廢弛。在壹個7億人口中農民占絕大部分的國家卻不能解決最起碼的溫飽問題，大部分人要過著忍飢挨餓的生活，這是治理的完全失敗，也是國家的恥辱。長期的以整人為目的的政治運動把中國人壓得抬不起頭來。
   
   改革勢在必行。改革就是衝破體制的牢籠，恢復社會的正常狀態。毛澤東壹死，恢復了高考，被打倒的老幹部也官復原職，農民起來衝破人民公社制度，回歸到傳統的壹家壹戶為單位的生產方式，解放了自己。體制內的改革派依勢而為，國民生活很快就大為改善。對國營企業的改革要緩慢得多，也痛苦得多。它是在伴隨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開始的。實行對外開放後，國營企業長期經營不善，以及技術老化、產品質量差等問題越來越突出，"減員"就成為企業"增效"最重要途徑。民營企業的興起和繁榮，在為政府創造了可觀的稅收和就業崗位的同時，促進了壹個中產階層的出現。大部分人脫離了體制的束縛，獲得經濟獨立，可以不進入體制而具有獨立謀生能力，這就形成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分野，體制對國民日常生活的影響顯著減弱。
   
   在權力控制社會的方式和權力內部結構沒有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分野變成分裂。首先，體制外的人們在經濟上的獨立導致體制對他們的控制失效；第二，經濟利益的分野致使政治利益的分野，體制之內，仍然堅持嚴格的等級制度，通過人事任免權，上級有效地控制著下級，下級對上級進行利益輸送，但在體制之外，人們對自由的需求不斷強烈。統治者對體制外的管理在失去了強有力的經濟制裁手段後，沒有可以替代的和同樣有效辦法，控制社會的難度不斷增大。
   
   改革有社會的內在動力，並不是壹切都掌控在改革的設計師手中。改革需要設計師，不只為了是推動改革，還是為了把握改革的方向和力度，為改革設置禁區，壹方面要利用"勢"實現自己改革的目標，壹方面又要防止改革借"勢"變得難以駕馭，1989年之勢就差點讓改革者失去控制。
   
   此後，努力強化權力對社會的控制，但僅僅只是取得了壹些表面的結果，維穩經費的直線上升表明體制內外的矛盾和社會緊張的程度有增無已。權力的腐敗化和粗鄙化使其權威迅速喪失。當壹位副省長在自己的微博上用"敗類、人渣"來咒罵那些為美國叫好的人時，壹時間他遭到了無數的譴責，在輿論壓力下被迫承認自己"用詞不妥"。這在體制之內是不可想象的。在體制之內，象他這壹類高級別的官員仍然是威嚴的，是普通人不敢冒犯的，但離開了體制，進入另壹個世界，在互聯網世界，就再沒有威嚴，再沒有人對他恭恭敬敬。網民不承認任何特殊權利，沒有人可以免受批評。人們也不會順從他們認為不值得尊重的權力。
   
   簡單地說，前三十年是為人民打造制度的牢籠並不斷加固它的歷史，後三十年則是民眾不斷衝破牢籠的歷史，這個籠子雖然還沒有完全破爛，但已經越發起不了作用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矛盾和衝突，成為後三十年最突出的政治問題。這個問題官方歸結為"維穩"，民間歸結為"維權"。"維權"與"維穩"，壹方有絕對的人數優勢，壹方有絕對的權力優勢，兩股力量相互激盪，碰撞，呈日益激烈之勢。
   
   三十年局勢
   
   我們常說的近代中國或現代中國，其實是壹個並不準確的說法，因為在很長壹段時間內實際上有兩個社會並存，壹個是現代社會，或叫現代中國，壹個是傳統社會，或傳統中國。現代中國只體現在少數大城市，它們是具有現代思想和現代知識的精英匯集之地，有少數的現代工業和文化產業，上海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是世界有名的大都市。傳統中國十分廣闊，包括廣大農村和眾多的小城鎮，無論從人的精神世界上看還是從物質生活方面看，那裡與古代中國沒有什麼太大不同。毛澤東建立的國家，隨著國民黨敗走台灣，許多的精英撤出大陸，那個原本就只存在於精英中的現代社會也就幾乎消失了。因此，毛澤東掌權時，中國仍是壹個傳統社會。
   
   這是歷史的壹次斷裂，民國時代形成的自由主義和憲政思想之流在1949年後中斷了，取而代之的是農業烏托邦理想受到狂熱追捧。平均主義、集體勞動、人們接受簡單的思想灌輸、知識無用論、膜拜權力、無私奉獻等都是這個烏托邦里的元素，但絕對沒有憲法和法律的元素。它們在農業中國里顯示出誘人的魅力。
   
   中國真正進入"現代"社會，是在中共結束毛的文化大革命和閉關鎖國政策、實行改革開放之後。所謂改革開放，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學習和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它開啟了中國的工業化時代。在這個三十年中，人類在科技發明方面取得了壹項偉大的革命性成就，就是互聯網技術，使人類在信息傳播和社會交往方面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暢通無阻地自由。工業化和信息化革命改變了中國普通人日常生活。
   
   對外開放的進程在毛澤東晚年就已經開始。毛澤東至高無上的權威使他可以將任何位高權重的老臣玩弄於股掌之間，只要壹張大字報就可以鼓動全國人民投身於政治洪流。但他掌控和左右不了世界局勢。與老大哥蘇聯交惡，使中國遇到了蘇聯紅軍和蘇聯核武的空前壓力，雖然由於美國的堅決介入制止了蘇聯當局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的企圖，但事態的嚴重性質迫使毛澤東必須選擇與宿敵美帝國主義進行合作，他親手啟動了向西方開放的國門。
   
   中國的工業化在壹定程度上是農民創造的，在壹定程度上也是外資企業創造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從人民公社解放出來的農民潮水般地進入珠三角地區務工，因為那裡新建立起來的"三來壹補"企業需要大量工人。鄉鎮企業在沿海地區最先獲得發展。跨國公司被中國幾乎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所吸引，從九十年代開始大舉進入中國，進入外資企業成為壹名白領壹時間成為知識人的理想選擇。農民源源不斷地轉變成工人，他們學習到了新的技能，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普通人依靠自己的努力提高生活質量，他們與顧主的關係是以自由為基礎的勞動契約關係，完全沒有在體制中那種控制與被控制、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普通人的自由、平等和獨立精神大為增強，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現在生活的事實讓他們體會到幸福是自己創造出來的，自己才是挖井人。到了第二代農民工，他們從小就沒有進入其父輩生活的集體化體制，同父輩相比，他們的思想更少束縛，更自由。對於中國年輕壹代，絕大部分沒有進入體制的機會，他們不會有多少體制的觀念，也不會有多少相應的意識形態觀念。

在農民大量湧入城市的最初若干年裡，由於農民工給城市管理帶來了諸多麻煩，政府壹直提倡農民"離土不離鄉"，阻止農民進入城市定居。但人渴望改變和追求幸福的欲望是如此強烈，農民工頑強地象流水壹樣注入到各個城市和城市的各個角落，城市人口急劇擴張。當政府有壹天發現城市擴張導致對住房極其旺盛的需求不但為自己帶來可滾滾財源也為自己創造了可觀的GDP時，它便熱情地鼓勵農民進城，今天中國的城市人口數量已超過了農村人口。追求幸福的社會大眾自發地創造了壹個城市化中國。
   
   年輕壹代受教育的程度大幅度提高，在這個三十年是壹個顯著的事實。教育產業化是政府"壹切向錢看"的產物，它巨大的吸金能力立即引來了各大學的全力擴招，使大學招生人數由每年的幾十萬直線攀升到幾百萬。雖然教育產業化政策在氣候廣受詬病，它給很多家境壹般和家庭貧困的學生帶來了沉重債務，也降低了大學教育的質量，但他帶來了壹個意想不到的副產品，就是讓大量的年青人受到了更多的教育，閱讀能力、學習能力和思考能力都會得到相應增強，對正在到來的信息革命時代，他們正逢其時，註定要成為互聯網的主力軍。但他們也不逢其時，大學教育讓他們對生活產生了更高的期待，現實卻不能給他們提供實現夢想的機會。拼爹的時代來臨，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學畢業生就業成為嚴峻的問題，找個收入合意的工作就更是困難。他們在大城市棲身，收入微薄。房價高企，把中產階級變成了房奴，大學畢業生就只能成為"蟻族"。
   
   生活是瑣碎的，今天重複著昨天，明天又重複今天，在物質生活艱難的世界，作為普通人，生活除了生存似乎就沒有別的意義，物質欲望支配著人們的行動。他們為自己的生活各自奔波，看起來沒有交集，沒有共同的話題，沒有共同的目的。但實際不然，有壹樣東西把看起來毫不相干人們可能聯繫起來，使原本沒有交集的人有了交集。這就是互聯網。我們都會注意到壹個現象，在地鐵上和公共汽車上，隨時都能看到人們主要是年輕人拿著手機在閱讀或在上網，也許在收發微信或微博，也許在收發某條短信，他們並不相識，壹個可能是農民工，另壹個可能是在校大學生，還有壹個可能是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但可能他們此時正在"圍觀"同壹個事件，他們因此就發生了事實上的交集。
   
   互聯網普及以來，"圍觀"已是網民壹種日常行為。某個官員的腐敗案件或性亂視頻，某壹"官二代"的火箭提拔，某位高官遭實名舉報，都會立即引起千千萬萬的人們的"圍觀"並發表觀點，形成意見的汪洋大海。
   
   工業化，城市化，對外開放，大學教育普及，互聯網，從各個方面推動了中國向現代演變。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和思想完全不同於三十年前，也完全不同於六十年前。我們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取得的巨大進展，不是按照壹套事先的計划進行的，更沒有什麼頂層設計的推動，而是生活自身推動所形成的大局勢和大趨勢。每壹個人都無力改變局勢，只能被動地接受它，但每壹個人又都在創造局勢，無論他是平民還是王侯，富豪還是窮人，好人還是壞蛋。這就是自下而上的歷史。
   
   至此，我還只是提到體制外的人的日常生活，還必須要提及還體制內的人的日常生活，這裡是指體制內有權人的日常生活，因為體制內無權者的日常生活與體制外的沒有太多區別。體制內的無權者或基層幹部在體制內是壹個處在權力金字塔最底層或接近最底層的、生活鬱悶的群體。在這個三十年中，掌權者的生活似乎是為了反反覆覆印證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的壹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兩個面，壹個面是大眾見到的，也就是電視和報紙報道的壹面。壹個面是大眾壹般看不到的，但在許許多多的腐敗個案中人們能夠看到。那些不同案例呈現出來的往往是高度壹致的劇情，只有場景和主角的變化。
   
   權力濫用、腐敗的持久和驚人程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不平等，是最近二十年來引起最大民憤的社會現象。權力的逐利化趨勢走向了權力的自我否定，它否定了自己標榜的所有真、善、美的品質。大面積的深度腐敗，同人民公僕的先鋒性作用完全背道而馳。它的腐敗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在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貧富差距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這壹事實本身就是對社會主義的全盤否定。
   
   權力腐敗朝向縱深發展，公民和納稅人的權利意識也同時在覺醒。江、胡兩代中央集體為了增加權力的合法性都承諾建設法治政府，但在權力沒有得到約束的情況下，法治的意義在現實中被扭曲，公民只有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卻沒有享受法律規定的權利，而權勢者享受法律上有的和沒有的種種權利，卻不承擔法律的義務。
   
   有人聲稱中國已經實現了言論自由為現實進行辯護，是故意偷換概念。受法律保護的公民言論自由權和不受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完全不是壹碼事。現在人們在網絡上有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是沒有法律保障的自由，它不是作為權利的自由，而只是由於由於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而出現了自由空隙，這種空隙中的自由不但隨時都可能因空隙被塗補而失去，而且隨時都可能遭受打擊報復。事實上對互聯網上的言論管制壹直在強化，刪帖，屏蔽，關閉網站，建立防火牆，要求網絡實名制，對某些網民實施逮捕和進行勞教等等，只是所有的管制手段都未能壹勞永逸地解決所有麻煩。
   
   限制權力，把權力置於法律之下，今天已作為壹種常識被大眾所知曉和認同，"把權力關進籠子"多年以來就是網絡流行的語言。人們獲得的這壹道理也是民主和憲政制度的真諦，它不是灌輸的結果，不是公知煽動的結果，是生活教育他們的結果。真正的力量，不是先進的思想和理論，而是生活常識，即使是先進的思想和理論也要在它們經過生活的檢驗為大眾廣泛接受之後成為常識，才會產生力量。幾十年的內部人反腐沒有使腐敗有所收斂，使人們相信，聽任權力放縱，毀掉的不僅是普通人的個人幸福，也是壹個社會賴以建立秩序的基本公正，也使人們相信，只有實行法治和憲政才是約束權力的唯壹途徑。
   
   主張憲政和反對憲政的鬥爭，就是主張限制權力和反對限制權力的鬥爭。反對顯而易見的常識真理要付出的代價是，會更加暴露自己最柔弱的壹面，不但因為這將使反對者的真實意圖昭然若揭，而且因為將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陷入荒謬之中。
   
   從政治鬥爭或者從政治策略的角度看，宣傳的目的無非是動員群眾，由此推斷，反對憲政的宣傳是為了動員群眾加入到反憲政的行列中來，讓群眾起而捍衛不受限制的權力。從老皇曆中重新揀出那些久已棄之不用的概念向當代人喊話，也許能動員少數幾個為了不辜負時代而最後撈壹把的政治投機分子，但不可能動員群眾。反憲政者面臨沒有武器可用的困境，意識形態的老式武器完全失靈，它們與大眾的生活經驗沒有形成共鳴。前30年社會主義已經由鄧小平蓋棺論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此後，社會主義又被貪官污吏的貪得無厭所否定。愛國主義看來也不是他們得心應手的武器，不愛人民、僅僅只是在口頭上反對美國的愛國主義是沒有市場的。
   
   這樣就造成壹種局面，反對民主和憲政只是壹場少數人捍衛少數人絕對權力的獨角戲。它除了擴大和加深體制內外的矛盾，幾乎看不到還有另外的可能。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是壹部分人對當前局勢作出的反應，卻不可能改變局勢，就象人們對炎熱天氣的反應是打開房間的空調，但打開空調並不會改變炎熱的天氣。
   
   為了社會穩定，最需要做的是填平體制內外的鴻溝，絕不是繼續擴大已有的鴻溝。所有國家的政治都是處理壹個核心問題，就是權力與民眾的關係，要麼以憲政也就是以法治為框架，主要目的是限制政府的權力，但也約束民眾的力量，避免兩者間出現不可逾越的鴻溝，保持政府的管理效率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使社會長治久安；要麼在統治與被統治的框架下，兩者存在涇渭分明的對立，而且處於永無休止的博弈狀態，最後都是由力量壹決勝負。

毛主義對現實政治的影響

(2013-08) 毛澤東主義在過去的30年中經歷了壹個低潮後，隨著中國社會矛盾的激化，其影響又開始與日俱增。毛澤東無疑仍然是當今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崇毛"派和"反毛"派經常在網上鏖戰，民間崇毛派把中國今天的貪官橫行、貧富懸殊歸之於資本主的腐朽和對毛澤東的背叛。反毛壹派則認為，他建立的起來極端專權體制對現實中的種種罪惡和荒謬負有全部責任。
   
   毛澤東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也不是毛澤東理論，它是壹個時代，是毛澤東時代的生活的總和，在今天，它更是指那個時代的記憶，所以這份遺產特別複雜。
   
   人們的記憶總是與他們的想象混雜在壹起。每個人從自己的記憶和想象出發理解到的毛澤東時代，就是毛澤東主義。對過去的記憶與想象，不但與他當時的經歷密切相關，也與他當前的處境和生活狀態密切相關，這樣，毛主義不僅同過去有聯繫，也同樣與今天有聯繫。壹個"紅二代"心中的毛主義與壹個普通人心中的毛主義完全不壹樣，壹個富豪心中的毛主義與壹個農民心中的毛主義也很不相同。我們常常聽到壹些成功人士大談文革苦難是自己人生壹筆巨大財富，卻沒有聽到哪位至今依然貧困潦倒的人感謝苦難。在今天，毛主義有完全不同的含義，是複數形式的毛主義，它們甚至相互對立。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是信奉毛主義的最大群體。他們曾經是"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中的壹員，作為政治上的領導階級，他們雖然從來沒有發揮過領導作用，但在階級鬥爭中，他們處於階級秩序的上層，是鬥爭者，鬥爭地、富、反、壞、右分子。靠不斷地鬥爭，他們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地位。他們不會想到被鬥爭者所承受的從精神到肉體的各種苦難，而認為那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有應得。工人階級的優越感更加明顯，他們作為城市工人，在壹個農業國家有著令廣大農民十分羨慕的經濟地位。鄧小平等壹批黨內改革派上台，停止了無休止的階級鬥爭，為地富反壞右摘冒平反，採取了經濟至上主義政策，廢除了根紅苗正的出身優勢，窮也不再光榮。政策的變化導致利益格局的改變，過去被批鬥、被改造的對象成為時代新崇，知識分子開始吃香。恢復高考結束了工農兵上大學的極左制度，同時也就終止了農村基層幹部代表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的決定權。"萬元戶"是致富道路上的最初成功者。
   
   在所有關於改革的歷史敘事中，上述變化被認為就是改革本身。它們其實只是改革的副產品。改革的核心和實質是政治權力的重新調整，即原先的權力班子出局並搭建起新的權力班子，在毛澤東時代被打倒或被邊緣化的權勢人物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他們以務實的態度看待政治，看待社會。權力完成了調整後，在沒有了毛澤東的時代，它進入了按照自身邏輯運轉的階段，不斷強化自我，由於不存在任何權力制約體系，權力的野性–毛澤東曾經試圖予以馴服的那種野性–得到最大程度地發展，它在每壹個有利可圖的方面為自己創造尋租機會。政府和官員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工人階級在國企改制中則是首當其衝的利益受損者，大批工人失去了崗位。普通大眾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把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不但沒有給自己帶來相應的財富增長，而且成為環境污染的主要受害者。權力因為在財富分配和占有上表現出來的巨大正能量，使中國開創了自秦始皇建立統壹的中央集權體制以來從未有過的全面的權力世襲制度，它創造出了壹個新的群體–"官二代"。
   
   對於陷入絕望的人們，毛澤東是反抗之神，是反抗者的希望。"造反有理"，在語言大師毛澤東創造的壹系列鏗鏘有力、極富鼓動性的經典之句中，這是經典中的經典，極品中的極品，它所包含的真理比"告別革命"、"大赦貪官"之類的壹孔之見多得多。對邪惡與不義的反抗是人類的天性。毛澤東的壹生就是造反的壹生，年幼時造父親的反，年長時造政府和社會的反，年老時造他手下官僚的反。他似乎隨時都有造反的衝動，看電影都會激發他的好鬥精神。他無疑是歷史上最偉大和最傳奇的造反者，其他的造反者，正如他自己所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正是在造反精神上，他與魯迅有共通之處，他給予魯迅極高的評價，也由此奠定了魯迅在當代文學界的至尊地位。魯迅用筆桿子造反，毛澤東槍桿子造反，魯迅的戰鬥性、刻薄和不寬容，與毛本人有幾分相似，也是毛非常欣賞的。只要社會處於官僚的壓迫之下，毛澤東的價值就會被重新發掘，就會是被壓迫者壹面不倒的旗幟，更不要說受他直接影響的幾代中國人了。
   
   農民出身的毛澤東本能地對底層民眾存有好感，而對民眾對立面的官僚缺乏信任，這就造成了他政治上的矛盾，壹方面他要依賴官僚體系貫徹他的主張和方針政策，壹方面他不信任他的官僚隊伍。當他決定要自上而下地對官僚隊伍進行全面清理時，他把希望放在發動群眾上。他意識到在打倒舊的官僚隊伍後新建立的官僚隊伍同樣會變質，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必須七、八年搞壹次文化大革命，對官僚隊伍進行壹次清理。他是在進行壹場永遠不可能取勝的戰爭。他的民粹主義同他的愚民教育結合，產生了不同尋常的政治後果，成為民眾廣泛擁戴的大救星。即使在毛澤東時代之後，毛澤東的神位在民間也壹直沒有動搖過。民眾對現實的無奈和憤恨，感到亟需壹位毛澤東式的救星降臨對邪惡進行復仇式的大清算。薄熙來對毛澤東的刻意模仿，展現鐵腕打擊壹批官僚、富豪，讓他贏得了無數擁躉，他被看成是救民眾於水火的英雄。
   
   許多官員信奉的毛主義完全是另壹番意義上的毛主義。首先它代表的是政權的法統和正統，官員們坐享毛澤東為他們打下的天下，他們對聖地的朝拜既有飲水思源的含義，也有宣示繼承正統的含義。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他們個人對無上權力的膜拜。毛澤東是無與倫比的權術大師，他的權術不是簡單地對宮廷權術的抄襲和繼承，而是對過去的決定性超越。他對群眾的駕馭和指揮能力，前無古人。滿朝文武對他服服帖帖，他們不僅是屈服於毛的絕對權力，也是懾於他的絕對威望。這是壹種居高臨下、所向披靡的權勢，對於視權力為生命的官員，毛澤東的魅力不可抗拒，但他可望而不可即，權力的崇拜者只能自嘆不如。
   
   "紅衛兵"壹代完全是毛澤東主義的產物，從他們壹開始接受教育到他們的世界觀形成，都處在在毛主義的沐浴下，文革對他們的影響至為深遠。他們缺少良好而系統的教育，人文教育完全欠缺，對無限權力、鬥爭哲學和暴力的狂熱崇拜，已經滲透到他們的血液中。即使他們中很多人在文革後努力學習新的知識，但思維中的文革底色難以消除。
   
   崇拜毛的權威和權術，信奉毛的權力大棒主義，與仿效毛的權術和大棒是完全不同的，薄熙來是毛澤東之後力求模仿毛澤東極權治理的高層政治人物。他的紅二代出身，他的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信念和信心，他的紅衛兵經歷，都使他更有信心充當毛主席的好學生。但對壹種最高境界的模仿，將往往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事實也證明，薄熙來學習毛主義的結果完全是自取失敗。毛澤東運用權力出神入化，不但是他在幾十年黨內殘酷鬥爭中修煉的結果，也是其傑出的軍事才能、過人的心術和在權力中心長期苦心經營得來的，薄熙來僅憑家庭的蔭庇獲取大權，他雖然在體制內按照要求從基層壹級壹級地走向高層，但它們僅只能幫助他在組織考察其個人履歷時得到高度評價，卻不能豐富他的鬥爭經驗。他把個性上的狂妄當作政治自信，在盤根錯節的權勢網絡中，他的行為顯得鹵莽，另類，不智，最後他被同伴圍剿和拘捕。崇拜毛澤東，但成不了毛澤東。學習毛澤東的皮毛也許不會傷及自身，但想學習毛澤東的精髓則定會弄巧成拙。即便是毛澤東的忠實崇拜者，也會對毛澤東式的人物出現感到恐懼，因為他對官場既有秩序是壹種威脅，必須對他保持警惕。官場上的眾多崇毛者實際上只是葉公好龍。
   
   用"毛左"來稱呼崇毛者並不恰當，對很多人來說，崇毛並不代表他們的政治態度，而只是表示他們的壹種情感，即對遠去的青春的懷舊。在30年中，毛澤東主義占據了中國人的全部思想，絕大多數人都以他的思想為思想，以他的喜怒為喜怒。那個時代有它獨壹無二的特殊儀式和標誌：革命神話，烏托邦理想，集中的勞動場面，反帝反修的激情，政治風雲突變，忠字舞，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鬥志昂揚的歌曲，等等，當然還有飢餓，群眾批鬥會，大串聯，生產隊，人民公社，在今天看來，所有這些雖然顯得既瘋狂，又荒唐，但那個時代的人當時都虔誠地接受了它們，他們總認為自己是為革命獻了青春獻子孫。這是他們個人的成長史和奮鬥史，對自己的歷史，他們可能有懊悔，但要完全自我否定卻不可能，因為那等於否定了自己的生命。他們肯定自己的過去，不是肯定過去的政治。懷舊與政治無關，只與生命有關。他們的生命都與毛澤東相關，毛澤東在數十年中就存在於他們的生命里。在無數人的生命里，毛澤東是壹種負面存在，但在另外的無數人生命里，毛澤東被視為正面存在，後者對毛澤東仍然懷有景仰之情，但他們不是今天通常所說的"毛左"，說他們是"毛粉"要更加貼切。
   
   反毛派與崇毛派並不是象平日裡在網上爭吵和相互痛斥的那樣不共戴天，他們在壹些重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有著基本的共識。反毛派同樣受到個人情緒的影響。毛是高度集權制度的始作俑者，在許多人看來，他完全可以做華盛頓，尤其是當其有希望繼承大位的長子毛岸英死後，他似乎更應該成為華盛頓，把權力交給人民，但他沒有，他至死都緊握大權。他的頭腦中從來沒有閃過成為華盛頓的念頭。但毛澤東的權力繼承者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成為華盛頓，他們也同樣有成為華盛頓的歷史機會。真相與和解同樣重要，揭示毛澤東時代的真相仍然是重要的，但揭示真相要與仇恨劃清界限，揭露真相是為了面向未來，激發仇恨則不利於未來。
   
   面對和處置毛主義的遺產是無法迴避的，但談不上是當務之急。今天的各種矛盾的源頭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不受約束的權力。毛澤東是該體制的創造者，但毛澤東已作古很久，體制依然沒有改變，抨擊毛無助於改變這壹切。毛澤東不但已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更無法為他之後的30年承擔責任。檢討我們自身的行為更有助於影響現實。以為復活毛主義就能恢復社會公平，同以為徹底否定毛主義就能推動民主壹樣是不現實的。毛澤東時代通過打倒和消滅富人實現公平，企圖用對壹部分人的不公正去實現對另壹部分人的公正，但公正絕不可能只在某壹部分人中實現。毛澤東以極權統治實現社會秩序，雖然在壹定時段內保持了某種表面秩序，但這種秩序後潛藏著極大的風險，以致在其生命行將枯竭之時，它就已趨於崩潰，對自己身後如何實現權力交接，是在和平中交接還是在腥風血雨中交接，壹代強人毛澤東也只能聽天由命了。

 毛主義對現實的影響，遠沒有反毛派想象的那樣大，沒有崇毛派和反毛派在爭吵中顯示出來的那樣大。造成中國社會分裂的不是主義，而是利益，是權力壟斷和由此而來的利益掠奪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這就是當今中國的最大的國情。中國今後的政治是如何明智地處理和填平利益鴻溝，民主政治的順利實現同樣有賴於此。無論是崇毛，還是反毛，或者是想藉助毛主義進行社會治理，都不會對現實政治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他們實際上都是利用毛主義表達自己的思想和立場：反對既得利益者，或者維護利益的既有格局。
   
   毛主義已永遠不會復活。當今的毛主義者頂多只是毛主義不及格的小學生。毛主義是壹個整體，集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於壹體，首領的絕對統治權和官僚集團對首領的絕對忠誠是極權治理的必要基礎，絕對的領袖魅力和民眾對領袖的狂熱追隨是極權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毛之後，上述基礎和保障已不再存在，極權治理在中國失去了土壤。雖然鄧小平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但毛鄧之間的權力已經很難相提並論，鄧在黨內的強勢地位不象毛澤東那樣建立在絕對權威之上。鄧以其黨內、軍內元老的身份，以其長期韜光養晦的定力，成為毛之後最有權勢的人，但他還是必須同其他主要元老合作共同行使最高權力，新的權力集體通過改變毛主義贏得了自己的合法性。鄧小平對權力進行了大幅度收縮，放鬆了對社會的控制，即使在1989年之後權力高層壹股不小的力量試圖重新加強對社會和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但鄧小平重申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與那些愚頑的統治者相比，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在於知進退，他認識到倒退已不可能，他懂得只能為可為之事。

政治變化的玄機

(2013-09) 在審判薄熙來和抓獲薛蠻子嫖娼兩起幾乎同時發生、都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事件中，用"成王敗寇"的傳統觀點衡量，兩人似乎並沒有成為人們心目中的敗寇。挺薄者不減反增。由於法庭"忘記"了他任意踐踏法律的惡行、令人髮指的刑訊逼供和生活的腐化墮落，人們好象也忘記了真正的薄熙來，反而對他的政治才能和個人魅力，對他在庭審中表現出來的口才和風度津津樂道。微博大V薛蠻子不可思議地在私人住宅小區嫖娼被警方抓個正著，有增無已的薛粉表明對他的污化效果相當有限，相反，民間輿論紛紛把矛頭指向官媒的無良渲染和公權被肆意濫用的恐怖主義。在這兩個事件中，過程雖然在掌握之中，結果卻已不在掌握之中，或者不完全在掌握之中。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輿論失控，還是民意失控？抑或表明了壹種不可逆轉的趨勢？認清它們背後的原因並不是無足輕重。如果歸之於輿論失控，對策就相對簡單（其實也不簡單），就是使用更極端的手段和更強大的武力清理網絡"謠言"。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對言論進行嚴厲控制，不僅對異議者進行勞教讓其消聲，同時效仿文革"梁效"寫作小組組織"肖竹"班子奉旨報道從事"正面引導"，確實讓重慶在表面上做到了只有薄書記壹個聲音。但控制了輿論不等於就控制了民意，這是古老的政治常識。周厲王弭謗的失敗人生使他成為典型的昏君被定格在歷史上，成為後世之鑑。控制民意比控制輿論要困難得多，薄熙來製造"幸福重慶"使他收穫了大量民意，但"五個重慶"工程所背負的巨額債務使重慶模式根本無法持續，更不可能廣泛複製，因為那只會加速經濟崩潰的到來。
   
   民間稱薄為平西王。歷史上的平西王吳三桂曾鎮守雲貴，抗衡朝廷。在當代70多年大壹統的政治格局中，地方權力脫離中央統壹部署而自選政治動作，自該政權成立以來，薄領導下的重慶當局是第壹次。儘管他打著捍衛紅色政權的旗號使自己的行為具有充分合法性，但他在最高權威之外樹立個人聲威，並在短期內聲名雀起，對現有權力格局是個很大危險。薄熙來的壹時成功是政治變化的明顯徵候。核心權力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無所作為，缺少有才幹的政治家，是薄作為地方大員得以迅速顯赫的原因。

   
   觀察家們把審判薄熙來同32年前審判"四人幫"聯繫起來，產生的結果卻大相徑庭。後者是壹次王寇分明的審判，幾乎沒人懷疑正方代表正義和真理，反方則是邪惡和謬誤。對薄的審判本來以貪污、受賄罪指控他，卻讓很多人相信他是個非常難得的清官和政治家，他們的理由和邏輯具有荒唐的正當性：在當代袞袞貪公中，薄被指控貪污的2000多萬元不過是區區小數。
   
   王寇對立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秩序。王與寇壹清二楚，真理與謬誤涇渭分明，這就代表著穩定。王具有不可挑釁的正統地位，寇是毫無疑義的亂臣賊子。王與寇勢不兩立，它們之間的鴻溝不可逾越。沒有敵，就無所謂我，沒有寇，也無所謂王。敵我永遠鬥爭，永遠交戰，王成寇敗，就是政治。從成王敗寇到王成寇敗，是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的轉換，王不僅是武力之王，還必須是真理的壟斷者和對政治話語權的絕對擁有。政治話語權的壹個重要方面，是定義敵與我的權力，是決定誰是敵寇的權力。壹旦各種武裝勢力崛起，寇自稱為王，王、寇之間的鴻溝就開始消失，進入王不是王、寇不是寇的時期，它不但表明王的物質力量開始衰微，也表明王的精神權威開始衰微，這個階段就是歷史的大轉變時期。
   
   從審判"四人幫"到審判薄熙來的32年中，最高權力班子已四易其手，年老的壹代離開，相對年輕的壹代上台，相對年輕的壹代又成為年老的壹代離開。這個期間，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們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政治應變之道依然沒有變化。
   
   但這並不等於說政治沒有變化，政治的重要變化之壹是政治的絕對話語權發生了變化，民間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話語。在執政黨看來，這是思想和認識的嚴重混亂，更值得擔憂的是，思想上的混亂已非壹日。"逢中必反"，民間輿論公開與官方唱反調，是近幾年網絡輿論的基本特點。黨內認為，這種輿論失控狀態表明黨已到了生死存亡關頭。思想和認識統壹到黨，統壹到最高權力，這被認為是政治穩定的前提，因此黨必須奪回輿論的主動權，守住意識形態陣地，重新統壹認識統壹思想，保持黨不容挑戰的精神主導地位。
   
   事情不會如此簡單。歷史上，32年會出現怎樣的政治變化？
   
   當洪秀全在南京做天王的時候，他的天王地位還停留在自封階段，老的王在對天王在加緊剿滅。雖然天王壹度擁有數十萬大軍，把朝廷軍隊打得潰不成軍，橫行中國南方數省，離真正的王卻仍然非常遙遠，他沒有脫離寇賊的地位。可就在他失敗32年（1864年天京陷落）之後，壹個無名之輩，壹個沒有壹兵壹卒卻壹心從事武裝暴動的人，不費壹槍壹彈就成了王，在野的王。
   
   他就是孫中山。1896年，對孫中山的革命之旅來說還只是個開端，他從美國渡海來到英國倫敦，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行蹤都已在清朝官員的掌握之中，當他漫步在倫敦街頭時，駐英國的中國使館派人把他誘入使館，並囚禁起來，打算將這名朝廷要犯引渡回國。孫中山隨後積極自救，把自己被囚的信息成功地傳遞出去，在英國媒體和政府的干預下，中國使館的計劃被挫敗了。孫中山始料未及的是，在被囚禁12天后，自己成為了公認的中國革命領袖。
   
   兩年前的1894年，他在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次年，興中會總部在香港成立，在會黨林立的中國，這實在算不上壹件事。但他是壹個說干就干的人，也就是這年，他在會黨等軍事組織中運動了數百人準備廣州起事，以期點燃推翻政府的星星之火。由於軍事計劃泄密，行動尚未開始就已經失敗，孫中山的唯壹收穫，就是他成為朝廷通緝、必須要儘快除掉的犯人。
   
   從實力上看，這時的孫中山幾乎微不足道，在他發動軍事行動時，興中會的會員只有153人，且人數分散，在夏威夷入會的112人，香港入會的11人，橫濱入會的1人，廣東地區入會的29人，他們差不多全是廣東人。以實力論，孫中山顯然不能與洪天王相提並論，孫卻輕鬆獲得了革命領袖地位。
   
   這個32年，中國政治變化之大史無前例。
   
   太平天國是中國規模最大的壹次農民起義，也是最後壹次傳統的農民起義。它建立了新的政權。在這壹傳統模式中，新王的誕生是同建立相對穩固的政權、掌握了歷史的敘事權相聯繫的，只有建立了比較穩固的政權，才能掌握歷史的敘事權；只有掌握了歷史敘事權，才能為後世書寫壹部王的歷史。洪秀全還沒有機會書寫歷史就已經垮台。興中會與過去所有以建立新王朝為目的的農民起義軍和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秘密會黨都不同，這在它的入會誓詞中表現出來了。其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以建立共和為旗幟，是孫中山區別於先前造反者最大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國第壹個根據西方政府模式改造中國政治的方案。同過去建立王朝政府的目標相比，共和政府的目標具有不言自明的優越性，它很快獲得了中國多數精英的認同。
   
   清政府有了壹個真正可怕的敵人。洪秀全這樣的敵人純粹是軍事上的，孫中山這樣的敵人卻是道義上的。對付軍事方面的敵人，就是動員和組織比對方更加強大的暴力進行軍事打擊。對付政治道義上的優勢敵人，清政府繼續採用暴力鎮壓，結果適得其反，它越鎮壓，就越暴露出自己的野蠻和反動，在世人心目中，它就變得更加可惡，更加不可容忍，清政府才是寇，而被鎮壓的壹方則代表正義，希望和未來，是真正的王。儘管政府也挖空心思要從道義上把孫中山塗黑，稱他為瘋子，甚至可笑地在他的名字上動手腳，把孫文寫成孫汶，比喻為洪水猛獸，但都絲毫無損於孫的英雄形象。有研究者稱，如果不是清政府對孫中山的狂熱關注，不是在1896年企圖把他從倫敦綁架回國，孫中山註定要從此銷聲匿跡。
   
   清政府失去政治定義權。清政府用自己的失敗成全了英雄的事業。
   
   社會變遷中隱藏著政治變化的玄機。孫中山是當之無愧革命領袖，他看清了這種玄機，看到了清政權落後、腐朽的本質。他在1897年的壹次談話中就提出中國革命將是壹場人民起義。基於這樣的判斷，他的革命策略就不是象洪秀全那樣採用傳統的造反方式，即組織龐大的軍事系統攻城略地，而是發動人民起義。他領導的革命力量壹方面致力於宣傳和鼓動革命，壹方面組織小股武裝暴動，用小股暴動點燃反清火炬，進而引發全國性暴動，壹舉推翻帝制。事實證明，他的策略獲是非常成功的，武昌起義引發了壹場雪崩式的政權跨塌事件。
   
   政府方面當然壹直都在努力挽狂瀾於既倒，只是沒有成效。在政權進入深度危機的時候也是最需要人才的時候，但恰恰又是最沒有人才的時候。王朝在連續多次世襲和傳承後，最高領導集團的平庸化不可避免。洪楊造反時，雖然其勢甚猛，但應對壹場傳統的造反，朝廷這時還有人才可用，壹批文人出身的將領憑著傳統智慧解決了危機。但到了本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政治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政府面臨的問題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危機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歸結到底這是壹場專制政權面對立憲革命的危機。如何化解危局，傳統智慧已不適用，可朝廷仍然沿用張之洞等改革派使用的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老套說辭抵制立憲共和，直到1905年革命烈火越燒越旺，政府才終於認識到只有主動立憲才能消弭立憲革命。在慈嬉活著時，她憑著幾十年經營起來的權勢還能維持對局面的控制，她壹死就出現了中心權威的塌陷，平庸的皇族成員在風雨飄搖的時局中應對卻屢出差池，猶豫時，顯得寡斷；果斷時，則顯顢頇。內無賢能，外無對策，王朝油盡燈枯，無力回天。
   
   失敗是所有專制獨裁的宿命。王寇對立、敵我對立的政治有致命的缺陷，它自身就包含著失敗的種子。王的絕對性致使了它的必然失敗。世界壹切事物都是相對的，權力是相對的、真理是相對的、生命是相對的。相對性表現為周期性、不確定性和偶然性，表現為對自我之外的他人權、他人利益的尊重，絕對王權則否定相對性、周期性，它惟我獨尊，以"我"為中心追求權力的永恆，追求江山的千秋萬代。它違背了自然規律，它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因此“我”總是有敵對勢力，而且敵對勢力不斷增強，越來越難以馴服，他們之間水火不容的鬥爭常常演變成殘忍、野蠻的廝殺。
   
   智慧的、有反思能力的人類創造了壹種文明而優雅的政治。既然權力競爭不可避免，那就改變競爭的方式，避免相互殘殺；既然絕對王權必然失敗，那就尋求相對王權，而不要壹條道走到黑。兩種方式改變了彼此廝殺的政治，壹是把真正的王權交給壹套規則，也就是憲法，人們只能通過競選獲取有限的統治權，成與敗不再是“王”與“寇”的對立，而是彼此包容，成功者暫時為“王”，失敗者作為制衡的力量同是體制的必要組成部分，幾年之後的重新選舉，給失敗方反敗為勝的機會。另壹種方式是保留“王”的稱號，但“王”統而不治，與世無爭，因而它也沒有任何敵對勢力需要消滅。
   
   從拳頭政治到選票政治，是人類社會最大的壹次政治轉型，它同樣也是社會變遷的結果。無視和背離社會變化之道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

未來就是如何面對恐懼

(2013-09)

人生要處理的貫穿始終、重大而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面對恐懼，貧窮，傷害，災難，暴力，失去工作，都能引起人們的恐懼。對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的恐懼，就要養兒防老，現代社會是建立養老保險制度；對疾病的恐懼，使人們越來越注重養生；對暴力的恐懼，使國家建立制度保護公民自由。失去權力，在壹些社會並不會構成恐懼，但在另壹些社會，它卻是壹種最大的恐懼，因為權力在這裡包含了太多的和常人難以想象不正當利益。擺脫各種恐懼，是壹個國家要著力解決的重大制度性問題。
   
   當人們預感到社會即將有壹場大的變動時，就會普遍出現焦慮，不安，恐懼的情緒。它既出於所有動物都有的本能，有如大地震來臨之前動物們所表現出的那種焦躁和驚慌，也出於人類特有的對不利後果的考量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壹方面，人們對變化充滿期待，強烈要求改變現狀，另壹方面又對變化有壹種難以把握的恐懼感。期待和恐懼交織在壹起。患得患失是人性中固有的特性。
   
   對現實的恐懼壹點也不比對未來的恐懼少。經濟不景氣，找工作是大部分年輕人走向社會最初要遭遇的嚴重挫折，失業的恐懼使他們更加追求壹份安定的工作，進公務員隊伍成為競爭最激烈的就業門路。國家社保基金的巨大虧空和持續的通貨膨脹，老年社會的到來和20年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人口結構畸化，這些都使中年人為老無所養感到恐懼。大量的中小企業主在經濟整體下滑才剛剛開始就已走投無路。大眾對環境污染的恐懼，對食品安全的恐懼，無時不有。言論審查，任意逮捕和關押，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學等等，都引起人們的恐懼。他們的現實生活中缺乏安全。
   
   還有，對革命的恐懼。權力主動改革的可能性很小。現有的用人體制既淘汰華盛頓，也淘汰希特勒，因為這兩類人都會威脅到穩定，這決定體制內很難出現改革的力量。中國當下實際上存在兩套權力運行體系，壹套是公開的看得見的權力體系，壹套是非公開的隱形的權力體系，後者的最大作用就是保證制度的連續性，就是保證今後繼續沿襲以前的制度和治理思路。這樣雖然有利於制度和政策的連貫性和穩定性，但社會矛盾會積累得更深、更多、更尖銳。
   
   窮人與富人，官員和平民，戰士與將領，賢與不肖，在面對恐懼時，很少有實質性的差別。

恐懼是建立某種秩序的內在動力。在動物世界裡，大型的獵食者往往通過集體行動來捕殺獵物和捍衛領地，如獅子和狼，暴力是它們免於恐懼和自我保存的唯壹方式。恐懼推動人類社會的產生。原始社會的人們可以通過家庭和交易完成勞動合作，但當遇到外來部落入侵時單個家庭就無法抵禦，恐懼使大家團結在壹起，於是組織起有效作戰的軍事單位，在統壹指揮下進行戰爭。消除了入侵的威脅或者征服了別的領地後，軍事頭領就變成社會首領，軍隊就是他現成的維持內部秩序的政治工具，依靠家人、親戚、朋友建立自己的管理團隊。對外的征服變成對內的征服，對於被統治者，同外來征服者的戰爭結束了，同內部征服者的戰爭開始了。少數人利用恐懼建立統治秩序，多數人屈服於恐懼，然後戰勝恐懼，最後建立制度消除恐懼，就是壹部自古至今漫長的政治發展史。
   
   這樣就有了兩種類型的社會秩序，壹類是建立在恐懼之上的社會秩序，統治者保持暴力和傷害能力讓民眾產生恐懼，是維持統治的基石，這也是動物世界裡所賴以維繫的那種秩序，因此這類社會被稱為叢林社會。壹類是共同體成員免於恐懼的社會秩序，即人與人之間不得相互施加恐懼，建立這種共同體是人類所特有的能力，它擺脫了叢林法則，是文明社會。
   
   馬基雅維里當然不是第壹個認識到利用人類的恐懼心理能產生強大統治功效的人，但他無疑是最赤裸裸地大膽表達要實行恐怖統治的人。他建議，英明的君主要善於使用野獸的方法，殘忍，使用暴力，敢於作惡，背信棄義，但又要努力避免招惹仇恨，因為人民人數眾多，如果他們心懷不滿和憎恨，君主就永遠沒有安全。他在《君主論》這部小冊子中，不止壹次地強調，征服者為了防止報復，與其輕微的侵害對手，讓其有報復的能力，不如給予最沉重的侵害乃至徹底消滅，使他們再也無力進行報復。
   
   霍布斯也從人類固有的恐懼心理出發構建自己的政治哲學，但他的政治目標是消除在自然狀態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傷害和恐懼，他開出的方子是，通過契約建立公共權力–國家，大家把個人權利統壹交給它，然後所有人接受共同的生活準則，和平的生活秩序得以建立，每個人得以保存自己。他提出，公共權力的合法性就在於它能消除臣民的恐懼，如果君主不能合格地履行自己保衛國內和平和人民財產安全的職責，其合法性也就消失，就應該由新的統治者代替。
   
   馬基雅維里文字版本的恐怖主義政治在法國大革命和世界第壹個紅色政權中有了現實的版本。法國國民公會面對奧地利普魯士的反法聯盟和革命被推翻的危險，從開始的對政治對手的審判和處決，變成對國內所有"反革命"和"自由的敵人"的鎮壓。反革命越來越多。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革命的敵人。整個革命期間有約5萬人被處決。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把恐怖統治推到了極至。十月革命剛剛成功，蘇俄就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執行列寧"用非常手段同壹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指示，以鞏固新成立的紅色政權，隨著緊接而來的劇烈動盪的國內形勢和白衛軍的全面進攻，紅色恐怖也達到了頂峰，到1922年，這架殘忍的絞肉機消滅了數十萬到數百萬平民。斯大林進壹步發揚和光大列寧的恐怖政策，他號召"徹底消滅"剝削階級的殘餘、富農、人民公敵、蛻化變質分子、兩面派、間諜、恐怖分子，1937至1938年號稱蘇聯的大恐怖時期，130萬人被判刑，68萬多人被槍決。他還對黨政軍及中央和地方幹部進行全面清洗，中央委員的64%和蘇共17大代表的56%被消滅。
   
   中國歷史上，在經過長期戰爭和動盪後建立起來的新政權都會立即採取措施恢復生產，復興經濟，薄賦輕徭，保養民力，以儘快穩定局勢。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沒有像歷代王朝政府那樣停止殺戮，而是效仿蘇聯，開始了向殘餘反革命–土匪、特務、惡霸、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反動黨團骨幹–開戰。"反革命"的標準含糊不清，對反革命的認定極為隨意，被鎮壓的人包括國民政府的黨政軍人員，還有辛亥革命的元勛，抗日將領，三年內戰時期眾多投誠共產黨的國民黨軍隊將領。像兄弟黨加老大哥那樣，中共也給各地下達殺人指標。在1950年到1951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有70萬到100萬人被殺。
   
   斯大林的大屠殺是在政權和他本人沒有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進行的，這只能理解為壹個具有反人類本性的惡魔對人類的報復，其他如法國大革命、列寧和中國的革命恐怖可以理解為是對恐懼作出的反應，但用徹底消滅壹切可疑的人保衛所謂自由、社會主義祖國和自身的安全，已經走上了濫殺無辜的嗜血和邪惡之路。為了自由卻消滅自由，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卻把社會主義祖國變成人間地獄，為了不使想象中的"千百萬人頭落地"卻先讓千百萬人頭落地。作為自然人，壹個人企圖對另壹個人施加暴力和恐懼，由於雙方力量的大致平衡將會阻止他採取行動，壹般也不會把事情做絕，但是，當有組織的暴力加之於個人時，那種力量對比上的平衡狀態不存在了，對絕對弱勢的個人實施暴力和恐嚇就會變得肆無忌憚，而不用擔心受害者的報復。但是，安全從來不是絕對的，施暴者也並不總是能使對方徹底喪失報復能力。恐怖革命使所有人都沒有安全保障。法國大革命領袖羅伯斯庇爾被他親手啟動的革命恐怖機器所吞噬，斷頭台成為他的最後歸宿。信奉"法律不能代替恐怖"的列寧在1918年遭到壹次致命的暗殺，在病痛的折磨和死亡的恐懼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年。

納粹德國覆滅，蘇聯失敗，紅色高棉垮台，當代世界尤其是受害國家的人民對冷血嗜殺的革命和對有組織的反人類罪進行了深刻反省，促進了國際社會對保護人類生命和共同人性的高度重視，所有對它的辯護、遮掩、迴避，都顯得曖昧，其動機都值得懷疑。中國民間壹直沒有停止對文革、對國家恐怖主義的反思。前不久柬埔寨前國王西哈努剋死亡，再次引起中國知識界對紅色高棉屠殺人民罪行的強烈關注。這些自覺的反思活動，有助於人權觀念和人道主義思想的普及，也有助於中國形成不斷增強的懂得克制、尊重普世價值的穩健力量。
   
   對於我們每壹個人，維持做人的尊嚴的絕對前提是消除不可抗拒的迫害和由此引起的恐懼。我們每個人都不能高估自己應對迫害和恐懼的能力。歷史記載的慷慨赴死的故事，對我們來說都不是親眼所見，但我們通過視頻和圖片見證了以勇敢、強硬著稱"革命領袖"薩達姆和卡扎菲在死亡面前的萬分恐懼。當斯大林把他的無情之劍揮向軍隊最高層時，"元帥們的陰謀"被製造出來，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壹批在捍衛權力的內戰中浴血奮戰、立下赫赫戰功的紅軍高級將領被逮捕和秘密審訊。他們都知道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意味著什麼。為了活命，這些戰場上的勇士或哀求寬恕，或痛哭流涕，互相揭發，亂咬別人。種種失態之狀，將他們身上往日所具有的那種威嚴壹掃而光。他們的結局在沒有審訊之前就已經決定，他們揭發同事的積極表現不但救不了自己，而且導致了更多無辜的軍官被處決。
   
   我們所有人都需要求助於適當的掩飾來成全自己人性的光輝。正因為恐懼源於我們內心最脆弱的部分，才需要像嬰孩那樣很好地加以保護，不使它成為野蠻暴力的犧牲品。用暴力和恐嚇考驗人性，迫使人暴露出本質中最脆弱的部分，這是反人性的和反人類的。勇敢並不是完全克服了恐懼，而僅僅是在面對恐懼時表現出適度的理智和尊嚴，甚至是在極度絕望時的最後壹搏。最後的絕望常常使人能戰勝壹切恐懼，鋌而走險，表現出常人所不具有的極大勇氣。我們不時地見識了這種勇敢。單個公民在絕對優勢的集體暴力面前完全不計後果，把尖刀刺向城管，衝進警察大樓行刺，在政府大樓實施爆炸，與指揮強制拆遷的官員同歸於盡。文革中不堪凌辱、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壓力的人們，不少選擇死亡結束生命。但這是用死亡戰勝恐懼，由於死亡不是人類的追求，這種戰勝恐懼的方式不能為自己和人類展現希望。
   
   在世界的另壹個地方，壹些人早就注意到了政府對人民的巨大侵害能力，他們明智地認識到，對於維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壹個過於軟弱的政府和壹個過於強大的政府都是有害的。200多年前，壹批美國人開始了新的政治實驗，他們在英國傳統的基礎上創立了新的政府形式，成功地把政府權力規定在既足以對付外來威脅又不能威脅本國人民的範圍內，其基本方法現已眾所周知，壹是剝奪政府自我授權的合法性，使人民成為政府權力的唯壹來源，二是把政府權力壹分為三，任何壹部分侵害公民權利的行為必將受到其他部分的抵制。它們已成為世界大多數地區組織政府的主流原則。

 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軸心國對人類犯下的罪行，鑑於有的政府對本國人民採取的史無前例的暴行，人類免於恐懼的自由，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宣布後，成為自由內涵的新概念為世界所普遍接受。聯合國1948年頒布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人權宣言》，申明各國公民擁有的不受國家、集團和個人侵犯的廣泛人權。隨後，聯合國又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設立人權事務委員會作為監督機構。世界人權事業的迅速發展，已使壹國的人權狀況不再僅僅是壹國的內部事務。任何政府不管以何種理由，都無權對本國人民施暴，無權剝奪本國人民的自由。如果壹國政府對本國人民的迫害震撼了人類良知，國際社會有權使用戰爭手段進行干預，更有責任給予其嚴厲譴責，制裁，以及採取各種方式向壓迫者施加壓力。

中國社會的轉型既不會是台灣和緬甸模式，也不會走利比亞和敘利亞的路，台灣和緬甸順利推進改革是由於當局自動放權，利比亞內戰與卡扎菲這樣靠暴力起家的瘋狂的冒險家分不開，敘利亞統治者則決心為權力而死，他不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押在了權力上，而且把家人的性命也押在了權力上。
   
   中國更不會重複共產革命的老路。激進共產主義思想在20世紀初從俄國輸入中國時，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並沒有多少市場，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接受了歐美的政治思想和政府模式，或其他比較溫和的政治思想，如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以前，共產主義組織在中國只有很有限的發展。即使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投奔延安，也是投奔他們心目中的自由，而不是投奔共產主義，並很快與打江山的老革命發生了思想衝突。共產主義最後在中國獲勝，不是主義的獲勝，而是軍事的獲勝，它的勝利具有很大的歷史的偶然性。只要把那些引進的革命詞句剝離出去，除了它的外國背景，中國革命就與中國歷史上任何壹次武裝奪權沒有什麼區別，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完全是軍事動員和自身生存所需的策略：在壹個狹小且物質匱乏的空間範圍內要維持壹支有效的軍事力量，除了掘地三尺式的反覆地分配土地也別無良策。新政權的建立以及此後壹系列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都與民眾是否接受、是否選擇無關，他們僅僅是接受或被迫接受壹個既成事實。中國在經歷過激進的革命之後，不但人民在內心裡早已拋棄了它，就連執政黨也在實踐中早已拋棄了它。
   
   自由與奴役的對立是貫穿人類歷史的主線，自由表達了人類對自身生存的最高理解：人類的尊嚴要求他們不是任意支配的對象，要求他們免於人類自身施加的恐懼。中國古代的孟子理解的人是何等大氣、獨立–萬物皆備於我，又具有何等的人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它們壹直是鼓舞中國人自我修煉、養浩然之氣來達到自持自尊的至理箴言。當壹個人超越了貧窮與富裕的縲紲、擺脫了權勢與名利的左右，戰勝了暴力的威脅，他就自信而強大，就是自己的主人，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壹個人產生了自由和自主的意識，就會對各種形式的人身和精神控制形成強大的阻擊力。
   
   依靠個人修煉達到孟子所說的精神境界的人，即便在整個中國文明史階段也不多見。但孟子的理想人格在兩千多年後卻成為普通人的人格，它不是個人修煉的結果，而是制度保障的結果：不是要安貧樂道，而是提升普遍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是要鄙視權貴和金錢，而是保障大眾的權利；不是要個人勇於面對暴力，而是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發達民主國家，良好的國家救濟和全民享有高標準的福利使民眾免於貧困的恐懼，免於失業的恐懼。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和消除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使人民免於權勢和資本的恐懼。司法獨立使每壹個公民除了屈服於法律，不會屈服於任何勢力。
   
   民眾在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前，需要他們去戰勝恐懼。但戰勝恐懼不是人類的理想生存狀態，因為戰勝恐懼依然還存在恐懼。消除恐懼，讓所有人免於恐懼，讓所有人的人性展現最光輝的壹面，社會才會展現最光輝的壹面。革命政權由於不是消除恐懼，而是像王朝壹樣把秩序建立在恐懼之上，所以它永遠不可能達到它所宣稱的目的。通過發動"革命群眾"打擊另壹部分反革命群眾，給了很多底層的人們壹種翻身做主人的感覺，但只要這種空洞的勝利帶來的新鮮感過了保鮮期，革命的熱情過去，他們就會感到厭倦，革命也就完成了祛魅，社會治理也回到常態，回到傳統的官僚制度中。革命群眾已經退場，革命群眾和階級敵人的對立也已經退場，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對立回到現實生活。
   
   中國人最熟悉的歷史畫卷又真實地再現出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古老的治國理政格言又成為今天的政治指南；"官逼民反"，傳統的歷史敘事成了當代的現實。官與民經常性的利益衝突使當局的"得民心"工程幾乎變得徒有虛名。維穩的最後階段，是依靠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取得某種力量的平衡，也就是相互恐懼造成的平衡，被統治者懾於統治者的武力，而統治者也對被統治者的聯合心存畏懼。恐懼壹方面使人互相戒懼，分離，壹方面也使人互相靠攏，尋求妥協和共同安全。在平衡沒有打破時，社會就暫時保持著穩定狀態。
   
   但壹旦進入變革時代，事態的發展就變得難以預測，博弈各方所有人的恐懼將增加到最大程度，具有同樣恐懼的人為了安全會在關鍵時刻迅速地、自覺地聯合起來，這是他們戰勝恐懼的重要方式，這時，人民的意志和數量優勢就將發揮決定性作用。清朝在被推翻的最後幾年裡，各種反清力量完成了最後的聯合，不但革命的各個派別已聯合起來，革命者和立憲派、改良派也聯合了起來。1991年，蘇聯高層領導人發動8.19政變，企圖利用軍隊奪走人民業已獲得的自由。對重新回到極權統治下生活的共同恐懼，莫斯科廣大市民壹致行動起來，走上街頭攔截軍車，而所有參與行動的基層軍官也壹致拒絕執行命令。人民的聯合使政變者成為孤立無援的孤家寡人，壹場震驚世界的政變剛剛開始就已經失敗。
   
   由於相互恐懼而導致的妥協和平常常出現在國與國之間，中日雙方圍繞釣魚島的衝撞將因為相互恐懼而始終保持克制。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由於各自擁有毀滅對方的龐大核武庫而採取接觸政策，並達成削減各自的核武器條約，維持了世界的恐怖和平。由於恐懼而導致力量較弱的壹方放棄抵抗，則在國內政治中更為常見，要麼是又壹次"鬧事"或"騷亂"被平息，要麼是騷亂成功地改寫權力格局，2011年的革命中，中東多個國家的政治強人有的逃走放棄權力，有的就地交出權力。對於民眾來說，十次騷亂失敗九次也是可以容忍的，只要壹次勝利就達到了目的，而對於當局來說，即使成功地鎮壓了十次騷亂，但如果第十壹次失敗了，前面十次成功也沒有意義。
   
   如何處理面對的恐懼，是我們這個社會今後壹段時間內的全局性根本性問題，核心是怎樣消除權力帶來的恐懼，同時也消除失去權力的恐懼，使國家的政治生活正常化。

溫和派與極端勢力的博弈

(2013-09) 重大的社會變革往往始於群眾登場，終於群眾退場。群眾登場是對舊秩序發起最後壹擊，原有的權力體系瓦解，而群眾如果不能及時退場，或者退場後又有重新登場，那接下來的混亂就在所難免，埃及只是最近的壹個例子。
   
   由於民眾長期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對事關自己切身利益的問題無權過問，壹直在政治上被代表，壹直逆來順受，默無聲息，壹旦政治禁忌被消除，廣大民眾將以空前的熱情投身政治之中，形成全民政治的洪流。我們看到這種政治洪流正蓄勢待發。
   
   研究二十世紀60、70年代拉美民主進程的人們在壹個相似但主角不同的問題上破費心思，就是軍隊上場後它如何重新回到軍營。軍隊曾是引發那裡政治變化和權力更替的主要因素，只有當軍隊退出政府和回到軍營，民主轉型才會成為可能。

   
   群眾退場的方式有多種，軍隊上場，或者是希特勒上場，或者是曼德拉上場，還有是，新規則生效和新秩序建立。

 關於社會變革，政治領袖是壹個不能迴避的問題。經驗表明，社會轉型可以是有政治領袖的轉型，也可以是沒有政治領袖的轉型，而轉型成功的重要標誌和最後環節，是以民主方式產生出政治領袖–雖然可能是較弱意義上的領袖，它表明變革轉型期的結束和新秩序的最後確立。埃及正是在最後這個環節上沒有取得成功，它的民主轉型出現了重大意外和挫折。
   
   政治領袖的存在，最大程度地簡化了變革中的社會的複雜局面，也使利益衝突在很大程度上程度得以減弱。群眾上場和大規模街頭行動通常是促使大變革發生和成功的重要驅動力，同時群眾的及時退場又是新秩序順利建立的重要條件，持續不斷地群眾集會和示威活動將導致新的衝突和運動激進化壹個根源。這時，政治領袖就是壹個符號，代表公正的符號，又是壹種令人信賴的建設性力量，人們普遍相信政治領袖能夠作為自己的代表，而政治領袖也必須儘快建立起符合大眾利益的新秩序。
   
   人類社會對政治領袖的需要是自始至終的。在組織化的生物世界中，權力集中和領袖的存在是壹種普遍現象，這不但是因為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問題上的集中決策和統壹行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因為爭奪權力是動物的本能。
   
   但領袖人物出現需要某些社會條件。壹個社會在進入各種矛盾和風險相互交織、相互推動的非常階段後，明智而冷靜、謹慎又不失進取的治理尤為重要，但也尤為難得。在重大危機前保持運籌帷幄的鎮定需要很大智慧，可更為常見的則是只顧眼前利益的倉促決定，簡單化地、不計後果地權力使用，對失去權力的恐懼甚至可能採取失去理智的行為。在體制之外，政治上的異己力量視為最主要的敵對勢力，剛剛抬頭就被清除，而在體制之內，順從即所謂政治可靠，是獲得重用的第壹標準，也很難產生真正的領袖人物，有領袖之才的胡耀邦能夠成為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是特殊時期出現的特例，但又終於不見容於體制。
   
   轉型時期的政治領袖與平時的政治領導人相比，歷史作用更重要，歷史地位更突出，產生方式也多有不同，他們的領袖地位往往不是競爭的結果，而是由於他們富有勇敢和犧牲精神的歷史開創性工作。他們不是打天下的亂世英雄，而是挑戰強大專制者自願受難的英雄，極少有人面臨被監禁的風險去競爭領袖頭銜。還有為數很少的人是由於歷史機緣被推倒改變歷史的位置上，由於順應時代趨勢，成為開創新時代的領袖人物。他們不但是舊時代的終結者，也是新秩序的引領者和建立者。他們的重要性體現在為社會和平轉型和變革目標的實現提供了基本保障，這方面只要想想華盛頓之於美國革命、曼德拉之於南非廢除種族主義制度、葉利欽之於1991年的俄羅斯就夠了。
   
   他們之所以能夠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為他們是實現社會和解、確立新秩序的值得公眾信賴的人物。舊秩序被打破後，原有的利益衝突不僅不會被立即消除，而且可能加劇。壹些既得利益者不甘心失去到手的利益，原來被壓制的各種利益訴求紛紛提出，利益分化加快，政治上的強硬派與溫和派的衝突不亞於反對派同專制政權的衝突，在轉型時期，極端主義的強硬派比溫和派更能吸引那些心懷仇恨的民眾，但是也更危險，是復活威權主義的主要勢力。迅速地結束混亂，把社會納入新的制度框架中，領袖的權威這時能發揮重要作用，大眾相信他的智慧，相信他的正直無私，人們願意聆聽他的教導，聽從他的建議。華盛頓的在場，對1787年的美國制憲會議順利召開和協調獨立各州的利益矛盾是決定性的，曼德拉帶領新南非化解了黑人對白人的血海深仇，成功地走上了種族和解的道路。
   
   這類領袖人物的卓著聲望和力量與權力沒有關係，他們在長期歲月中獻身於大眾利益，其人品無可非議，其威望毋庸置疑，人們幾乎無條件地信任他們，這就是他們的力量源泉。葉利欽是另壹類領袖人物，時勢造英雄，他們可能在短期內脫穎而出，雖然眾望所歸，成為深受歡迎的政治家，但其品質還有待於證實，民眾不是無條件地信任他們，他們還需要用自己的行動向社會證明自己是值得信賴，需要進壹步贏得公眾信任。葉利欽作為蘇聯時期的共產黨高官在當上民主俄羅斯總統後，為了向社會表明自己不同於蘇聯時期黨的總書記或州委書記，經常對自己進行"民主懲罰"，以顯示他接納異議和批評的寬宏大量。緬甸總統吳登盛不像葉利欽那樣是壹位民選總統，他是在他擔任總統職務之後才努力樹立自己的領袖形象，他要向民眾表明自己不是派別（軍方的）代言人而是全民領袖，為此，他釋放政治犯，廢除新聞出版檢查制度，開放議會選舉，領導緬甸告別了軍人獨裁政權。
   
   變革時代的政治領袖是從舊時代走出來的，他們或者有著舊的專制主義烙印，或者對專制主義有著特別的仇恨，他們都必須向公眾展現完全不同於舊統治者的品質。這些品質包括：包容，即包容不同意見，包容各種利益，包容對自己的反對；超越派別利益，即他們不是置身於利益集團之中，不能使自己自己所屬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克制，即克服自身弱點，完善個人品德；以及最後壹方面，行動，即表現出強大的行動能力。
   
   具備這些品質的人才能成為大變革時代有強大感召力的政治領袖，他們屬於全民，是全民利益的代言人，這也是他們區別於派別領袖的方面。某壹派別或利益集團的領袖要成為全民領袖，必須從派別利益中脫身出來，埃及的穆爾西在成為埃及總統後沒有能超越他所屬穆斯林兄弟會的立場，他始終只是自己黨派的代言人，他站在黨派的立場，牟壹黨壹派之利，而不是站在全體國民的立場上，這使他事實上喪失了總統的資格。利益派別的領導人不是政治領袖，是因為他們不會是各種相互競爭的利益的仲裁者，而是為自己的派別利益服務。為了本派別排他性的利益，他們必須鉗制言論自由。對於政治領袖來說，言論自由恰恰是國家利益的重要保障；言論自由本身就是壹項重大的國家利益，是國家保持創造活力不可或缺的條件。壹個不能超越派別利益的領導者，不具備政治領袖所必須要有的公正和對各種利益的包容，因為他為了本集團的勢力必然要排斥和打擊其他勢力，尤其是在他看來是與本集團作對的勢力，因此他也不可能是民眾信賴的領導人，不可能是新秩序的穩定力量，相反，他會成為阻礙新秩序的危險之源。穆爾西不但沒有給埃及剛剛建立起來的脆弱的民主帶來秩序，而且直接破壞了民主。
   
   沒有公認的政治領袖對處於轉型中的社會不是壹件好事，它增加了轉型的複雜性，不利於平穩過渡。法國大革命沒有政治領袖，任何壹派勢力，無論是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還是吉倫特派，都駕馭不了形勢的發展，雅各賓派被自己煽動起來的暴力所滅，最後由拿破崙的軍隊收拾局面。俄國1917年沒有政治領袖，各主要政治派別競爭領導權，結果列寧領導的激進布爾什維克黨鼓動和迎合群眾，利用群眾蘇維埃組織在革命的混亂中戰勝了立憲派、孟什維克等溫和派奪取了政權。中國辛亥革命沒有政治領袖導致政治上四分五裂，孫中山是南方革命派的領袖，袁世凱則是北方實力派的領袖，他們最終只能兵戎相見，從西方引進的選舉制度在中國剛剛開始試驗就毀於暴力。

薄熙來現象引發了許多人對極端勢力獲勝前景的深刻擔憂。對他的審判不但沒有使他身敗名裂，反而為他增添了更多的擁戴者。不少人把薄熙來視為當代政治領袖，視為"大救星"之後的"小救星"。他利用民眾對貪污腐敗的痛恨，對實現不公的憤恨，對貧富差距的不滿，以打黑、共富為旗號，展示自己的鐵腕治理。薄在重慶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這壹點不用懷疑，在全國有多少支持者不能確切知道，但他無疑是當代中國政壇最有人氣的高官。在其任職的地方，他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工作非常努力，是個工作狂。只有強烈的政治抱負才能為他提供超強的工作動力。其政治抱負的強烈程度，恐怕超過他的政治局同僚和他的"紅二代"兄弟。支持者期待他東山再起，有壹天能像他治理重慶那樣全面整治中國；反對者害怕他有壹天捲土重來，"文革"時期和薄熙來治理重慶期間的極端主義把中國再次拖入苦難的深淵。在支持者眼裡，他壹心為了人民的幸福，不向惡勢力屈服；在反對者眼裡，他根本沒有政治領袖所需的個人品質，他的"唱紅"體現了他的派別立場，他的"打黑"是地道的黑打，製造冤假錯案，捏造罪名，構陷律師，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手段。
   
   對薄熙來利用群眾力量鹹魚翻身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希特勒就在那裡。列寧就在那裡。希特勒利用德國壹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遭受戰勝國制裁的處境和民眾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充分發揮自己鼓動天才，獲取了統治德國的權力，政治賭徒在群眾的狂熱支持下成為大獨裁者和戰爭狂人，把德國送上了通向毀滅的道路。薄熙來掌握群眾的本領，把握政治的直覺，出色的鼓動能力，在重慶和在法庭上都已有所展示。他似乎只需要機會，他的機會似乎在隱約到來。對薄熙來的支持在社會上儼然成為壹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這不但表明官方對他避重就輕的審判其效果適得其反，而且表明極端勢力在當代中國已經有了壹定的現實土壤和群眾基礎。
   
   極端主義在人們生活安寧的社會沒有市場，長久的社會苦難和絕望，廣泛蔓延的憤懣，這些都是滋生極端主義非常適宜的環境。被稱為"毛左"的極左壹派近兩年有明顯地復甦和抬頭之勢，他們將是中國極端主義勢力的基本群眾。時機壹到，底層社會積蓄已久的憤怒和仇恨就會傾瀉而出。群眾需要復仇，需要破壞舊世界，當聞到血腥的味道時，被任意壓迫、被任意侮辱的人們會感到極大滿足，這時的群眾對節制行動不感興趣，甚至感到厭煩，他們需要敢作敢為的領袖實現他們的目標，最能打動他們、吸引他們和獲得他們支持的，是最能迎合他們、最有煽動力、敢於蔑視壹切規範的政治強人。群眾把獨裁者作為解放的希望迎接他的統治，接著便成為獨裁的祭品。俄國人1917年聽信了"壹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蠱惑，為此付出的代價是他們要在長達70年的時間裡忍受無所不至又不可抗拒的權力壓迫。不幸的是，狂熱中的人們通常會失去起碼的現實感，更不可能保持這份清醒的歷史意識。

時局的發展看上去對極端主義有利。越推越高的房地產泡沫，驚人的地方政府債務，隨時都有可能引爆壹場慘烈的金融危機；產能嚴重過剩，製造業萎縮，實體經濟不景氣，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把幾乎沒有生活保障可言的大眾推向深淵，這樣的情形似乎還嫌不夠險惡，養老金空缺形成的巨大黑洞，不斷惡化的環境，腐敗持續深化，普通人那點微乎其微的福利眼看不保，並且還在繼續被掠奪，生活處處充滿危險，大眾已經完全沒有安全感，各個方面都在為這個極富爆炸性的社會添加烈性炸藥。
   
   擺在眼前的政治風險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防止極端勢力在中國形成氣候應該是維護社會安寧的壹項迫在眉睫的工作，但是當局卻在以30年來最大的力度打擊民主，視民主為現政權最大的威脅。憲政民主派希望在尊重現有憲法的基礎上推進國家的自由和民主進程，向憲政民主亮劍，向普世價值亮劍，實際上是向中國溫和的建設性力量亮劍。在所有政府組織形式中，憲政形式肯定是最溫和的，蘇式社會主義要進行無產階級專政，革命政府要消滅剝削階級和反革命，強人政府要打擊異己，而憲政沒有自己要打擊的敵人。保護所有人的利益和法律下的人人平等是憲政的根本目標。當被認為是溫和改良派的王功權以涉嫌"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被抓捕時，人們看到了沒有底線、沒有節制的逮捕行動正在力圖最大限度地消除中國溫和變革的因素。
   
   對微博大V薛蠻子的處理與對薄熙來的處理明確地表現了當局的危險觀，對前者的處理是把小事放得很大，對後者的處理反之，是把大事化得很小，認為薛蠻子這樣轉發、傳播微博言論和信息的人才是政權最危險的敵人。
   
   這些極端做法是對極端勢力的鼓勵，也是為極端主義營造氛圍，製造時機。對溫和派多壹分打擊，極端主義就多壹分力量。在談論社會轉型時，人們壹般把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和極端宗教主義勢力看成是兩大主要威脅，但在中國，上述兩股勢力極端缺少適宜的條件。世界上很少有壹個大國象中國這樣民族成分既多元又單壹，它有56個民族，漢族人口卻占絕大多數，極端民族主義難成氣候，而在宗教意識淡薄的中國社會，宗教極端主義勢力更是無源之水。由於歷史的原因，壹說到中國社會變革乃至發生突變，人們最擔心的還是全面暴力對社會的破壞。
   
   中國到了必須正視政治極端主義的時候了，它帶給中國的可能仍然壹個紅色中國，就江山沒有改變顏色這壹點，也許是讓壹部分人感到滿意和安全的原因，但它真正使人恐懼的是血色，它對所有人都是無法躲避的危險。

世界上研究社會轉型的人都把專制和民主的對決當作轉型期的基本矛盾，或許在某壹天人們將突然發現，在中國社會轉型期，在缺乏政治領袖的情況下，極端派與溫和派成了最主要的博弈對手。極端派將戰勝溫和派嗎？
   
   沒有政治領袖的社會轉型同樣有不乏成功的例子，獨聯體國家除了俄羅斯，都是在沒有政治領袖的情況下完成了社會轉型的，東歐國家除了南斯拉夫被民族主義勢力所撕裂，都實現了平穩過渡，而南斯拉夫本來就是二戰後共產主義勢力不顧民族現實強行推進的產物。韓國和台灣更是我們所熟知的典型。在民眾的強大壓力下（包括1000萬人簽名運動），韓國當局被迫接受民眾要求進行總統直選，在1987年的大選中，是舊統治集團的成員盧泰愚當選總統（他答應直選總統），而不是著名的反對派民主人士金大中和金泳三，韓國從此進入了民主軌道。蔣經國在臨終前放棄了壹黨專政，他去世後的台灣已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人物，但這並沒有妨礙台灣順利地完成了民主轉型。社會各主要政治派別遵從壹套共同的規則，是確保轉型成功的根本。
   
   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領袖的作用其實就是引導變革中釋放出來的社會力量和利益派別遵從壹套共同的和平規則，由於他們對民眾的特殊魅力，在說服社會遵從共同規則方面，政治領袖能夠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但政治領袖的作用不是絕對的，在沒有政治領袖的情況下，社會同樣可以實現在共同規則下生活，只要這套規則有足夠的合理性，就可能獲得社會成員的共同遵守。
   
   社會的自我組織功能與社會壹樣古老。武力也是壹種社會組織方式，但不是自組織方式。自組織是以低成本的方式進行的，壹是推舉有聲望的人即德高望重者負責村社的公共事務管理，推舉甚至不壹定是正式的，壹個村社往往會自然形成壹個在公共事務中發言的權威中心，中國古代的鄉紳在基層社會就扮演這樣的權威角色。壹是由選舉產生管理者，大家壹致同意或多數同意把公共權力委託給某人或某壹些人，並服從委託人的管理。
   
   中國的村社政治與中國國家政治在運作方式上遵循完全不同的原則，國家政治建立在武力之上，但村社政治完全不靠武力，而是充分體現了自治原則。如果按照武力原則，那麼土匪和強盜就是基層社會的統治者。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地方士紳，也就是村社執政者，按照本地長期以來形成的風俗、慣例和規則實際上就是地方法律行使職權，他們在運用地方法時具有壹定的自由裁量權，但不能以個人的任意意志從事管理和調解糾紛。也正是因為他們為人公正，不濫用私情，才會受到村民的信賴，在村社事務中獲得了高於壹般人的發言權。這也表明，熱愛和平，不走極端，而不是偏愛暴力，是中國文化的主流。
   
   社會自我組織能力就像生物體自我癒合傷口的能力，與生俱來，沒有這種天然的自我癒合能力，生物體就不能生存下去，任何壹次小的感染都可能置之於死地。社會自我組織成為可能，其原因在於社會成員普遍具有遵守規則的意願。規則意識是人的社會化壹個重要方面，也是人作為理性動物的壹大優勢。
   
   對全面暴力的記憶是中國人最深刻的集體記憶，僅最近的壹百多年就發生過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後的軍閥混戰以及隨後的國共內戰，都是持久的、全面的、大規模的內亂。但認為歷史總會重演是沒有根據的。過去並不能推斷未來。法國沒有反覆上演大革命的悲劇，1991的俄羅斯沒有重複1917年的俄羅斯，中國的綠林好漢也早已絕跡。反覆遭遇普遍性暴力的中國歷史正好成為避免重蹈覆轍的經驗教訓，對普遍暴力的集體記憶和恐懼也是促使集體理性形成的有力動因。更加重要的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力量不可抗拒，不管過去有什麼樣的歷史，社會變化的腳步不會因為過去而打住。
   
   如何解釋反覆的內亂史和中國熱愛和平的文化主流這壹顯然的矛盾，事關我們對中國未來社會轉型如何判斷。在微小的局部，中國人從直覺出發找到了權力的獲得和使用的合理方法，但這個在局部有效的方法，不能運用到國家政治的層面上。在國家權力上，除了武力推翻暴政，古代中國沒有發現其他更替權力的規則。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對壹套選舉規則還是十分陌生的，它是西方人的遊戲，絕大多數國人對它聞所未聞，人數很少的精英雖然對它有所了解，但也對它抱有疑慮，並不真正信任，他們更熟悉的規則和更信奉的規則還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才是我們本土的遊戲。
   
   選舉規則現在已被大多數國人所接受。農村村委會選舉雖然很不規範，甚至只是走過場，但持續多年，選舉作為壹套規則已經被農民普遍接受。這套規則不但在局部有效，在全局也同樣有效。30多年的對外開放，中國形成了有能力運用選舉規則的龐大知識階層，他們將在社會自我組織中發揮中堅作用。
   
   廣場政治是獲得穩定的民主秩序之前的壹個不穩定的民主化階段，這個過程越長，建立民主制度的難度就會隨之增大。從自發的廣場政治到廣場政治退潮，是回歸秩序的過程，是常規政治的回歸。
   
   對中國溫和派來說，選舉規則代替暴力規則是和平的開始，是成功的開始。對他們來說，不是要急於尋找到自己的政治領袖，而是要為最初的成功建立可靠保障，這個保障就是牢固建立起權力制衡的制度。選舉制度是和平的基礎規則，但不能保證希特勒式的人物上台，只有同時建立權力制衡的規則，才能制約希特勒式的人物不能為害，或者不能致使全局性的為害。民主規則是指壹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包括選舉的規則，權力制衡的規則和司法獨立的規則。台灣選舉產生的第壹任領導人陳水扁可能生性貪婪，但絕對不算生性殘暴，如果沒有權力制約制度，他為了掩飾自己的貪污腐敗並能繼續腐敗，就必須無止境地擴展權力，消除反對，直至完成絕對獨裁。
   
   良好的規則勝過英明的領袖。
   
   遏制極端主義勢力不僅是溫和派的事情，也是所有不希望看到國家跌入深淵的中國人的事情。避免極端勢力上台不是靠維持現狀，它只能事與願違，因為所有維持現狀的措施都將轉化為新的政治風險。沒有人可以阻止社會前進和發展，但人們可以趨利避害，對當局而言，無非是順勢改革，避免中國出現最壞的局面，也避免自身利益出面最壞的情況。放棄以為壹切都在把握之中的虛幻念頭，當洪流到來之時，所有人都身不由己。我們無法準確判斷未來的走向，能夠準確判斷的是，黑雲壓城就是暴雨將至的信號。大炮也許在人工降雨方面會起到些許作用，但大炮到底無法驅散飽含雨水的沉沉烏雲。

製造對抗是壹步險棋

(2013-10) 中共“十八大”的權力交接是它執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嶺，大會閉幕的那天，七常委非常意外地沒有在預定時間內出場亮相。這既不是壹次盛世時代的接班，像道光那樣上承乾嘉之世，也不是壹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的壹次接班，像鄧小平那樣有毛澤東留給他壹個百廢待興的中國。清王朝在經歷了乾嘉盛世後，已是極盛而衰，各種危機隱約可見。官僚體系在乾隆時就已深度敗壞，使嘉慶壹上台就必須進行改革，撤換和清理和珅的權力網絡。對王朝更具破壞力的，還是在南方四處蔓延的秘密會社和北方白蓮教的反叛，也是朝廷最大的隱患。不過，在道光繼承的資產負債表上，資產仍然多於負債，但新皇帝遇到了其父輩完全不曾碰到的情勢，即來自西方的侵略，對此他完全沒有任何應對的準備。如何對付“英逆”成為道光壹朝最頭痛的問題，只能採取息事寧人的守勢，非常被動。就在他死的那壹年，壹場大叛亂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動搖了帝國的根基。鄧小平的幸運在於，毛澤東留給了他廣闊的治理空間，物資供應全面短缺，政治運動使人們身心俱疲，只要停止抓革命，放鬆社會控制，實現政治和生產的正常化，國家經濟和民眾生活就能大獲改善。雖然經歷了文革，但權力的根基還沒有受到大的損害，甚至十分牢固，對鄧小平來說，天時地利人和壹應俱全，真是壹個製造盛世的極佳機遇。事實上也的確製造了盛世，從八十年代初開始約30年間，中國可以說是壹個傳統意義上的盛世時代，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普遍改善。
   
   江、胡兩代中共領導人治理20餘年，既是這個盛世的頂點，也是這個盛世的轉折，轉捩點出現在胡溫班子的第二個任期內。到“十八”大召開時，天、地、人各方面都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以2008年為界，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低迷，天時不利。靠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大舉進入帶動起來的中國經濟，由於勞動力不再廉價，世界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已不在中國，地不利也。在“悶聲發大財”的思想主導下，官場腐敗難以想象，超出想象，權力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大眾對官員的惡評充斥於互聯網，官民嚴重對立，失去人和。
   
   威權的穩定是有代價的，因為它不是真正的穩定，而是矛盾的積累，並延遲解決的時間。在權力鬥爭中是沒有“人和”可言的，這裡的規則要麼是服從，如毛時代對毛的權威的順從，要麼是依靠實力平衡，在絕對權威消失後，統治集團的內部穩定是權力均衡的結果。毛澤東威權的穩定以劉少奇、林彪死於非命、“四人幫”身陷囹圄為代價，其積累的矛盾由他的後繼者消化。鄧小平威權的穩定以胡、趙下台和89年“群體”事件為代價，江、胡為了穩定，在政治改革上無所作為，權力放任自流，瘋狂尋租，使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深。胡溫班子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把握了真問題，但沒有解決問題的真措施，或者說不知道如何實現社會和諧，對眼前穩定的需要壓倒了社會和諧的長遠目標，同上屆班子壹樣對不滿的民眾採取嚴防死守的戰術，“和諧”也成為具有強烈反諷意味的詞語。

   
   新班子仍然走自毛以來的威權路子，但其面臨的問題比毛以來的任何威權領導都多，而且多得多，說到底，這些矛盾和問題還不止是過去30年累計而成的，而是過去60多年中累積而成的，自毛至鄧，至江，至胡，舊的問題從來就沒有被切割，也沒有從根本上去解決，新的繼承者不只是繼承前任們的全部權力，而且也要繼承他們的全部問題。毛有開國領導人的特有的權威，這是他無與倫比的優勢所在，如果不是他異想天開的個性，真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瀟灑：久經戰亂的國家需要休養生息，有劉少奇等壹批務實的幹才主內，有周恩來等壹批擅長外交的人物主外，都極其地忠誠於他，聽從他的調遣。但他喜歡對抗，他的好鬥與生俱來，看上去他總是斗贏的壹方，總處於對抗的上風，可世上從來沒有隻贏不輸的遊戲玩家。1971年毛在南巡途中出其不意地向林彪亮劍，在結束南方之行回到北京時還覺得穩操勝券，就在決戰的最後時刻玩出了天大的意外，副統帥和接班人出逃。林彪死於他鄉，而毛澤東也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壹次打擊，不但他那頑強的身體被擊垮了，而且他發動的文革也在事實上宣告了失敗。在這場對抗中，沒有贏家，毛同樣輸了。毛林對比，毛的力量太強大了，壹個號令全國，壹個是怕光怕風、深居簡出的病夫，但再強大的力量也有弱點，有缺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林彪弱勢但倔強，頂住毛的壓力不做檢討，無論如何這是毛不能容忍的，他必須永遠正確，是永遠的勝利者，但這次，自己失去了對局面的控制，他再不能所向披靡了。1976年天安門事件是群眾對毛的壹次公開反抗。
   
   鄧小平執掌大權時條件得天獨厚，本來在毛時代就應該與民休息，但毛澤東要繼續革命，這個任務就落到了鄧小平身上。鄧所面對的民眾剛剛從長期封閉中走出來，多數甚至還沒有走出來，對絕對權力的認同度依然很高，這是鄧繼續威權治理極為有利的社會因素；在權力圈子內部，鄧雖然沒有絕對權威，但享有較高的權威，是毫無疑義的第壹執政官，在內部，沒有人公開挑戰他的權威。他壹度滿意地看著西單民主牆支持自己的言論自由，並支持這種自由。當然他對民主自由的容忍也到此為止——止於對他的支持，他絕不能容忍對他不利的自由和民主，但他儘量不去主動擴大社會對抗。江、胡二人作為鄧小平指定的繼承人謹守鄧的遺訓，所謂“壹心壹意謀發展”。天時尚在，中國經濟才剛剛起步，正好又趕上了世界經濟景氣周期；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即將迎來房地產發展的黃金時期和土地財政的盛宴。發展經濟為他們提供了政治上轉圜騰挪的餘地，但他們已經不能靠權威來保持權力和實施自己的政策，而要靠權力的平衡和妥協來應對權力挑戰。但平衡的難度顯然越來越大，到胡溫後期權力鬥爭已經表面化，威權主義路線已經難以為繼，薄熙來事件公開暴露了黨內權力鬥爭的白熱化，平衡差點就要被打破，它對高層帶來的震盪超過了“四人幫”被抓，這也預示，今後權力內部的平衡將更為脆弱。
   
   “十八大”的新班子所面對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複雜性體現在各個方面。社會對抗加劇是壹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已經過去，政治認同的程度為中共執政以來最低，政治權威持續衰減，權力無論在內部的凝聚力還是對社會的凝聚力都相當不足。現在治理者不但不能依靠經濟奇蹟為政治提供支持，相反要為經濟擺脫泥潭提供動力。壹句話，在新班子接手的資產負債表上，淨資產日見其少，負債日漸增多。這不是壹個百廢待興的局面，而是壹種風險已累積到極高的情勢。
   
   從目前表現出來的治理思路看，新班子採取加強權力的方式進行應對，它隱含著這樣壹個判斷，即造成當前權力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的權力使用力度不夠，是放鬆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不久以前，官方發起了對普世價值、新聞自由、憲政民主的攻擊，使人聯想到鄧小平時代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是反對的範圍更加寬泛。接著，大規模地展開了對網絡言論的嚴打行動，抓捕了壹批比較活躍的網民，採用羞辱人格的方式打擊微博大V。之後，“兩高”出台關於網絡治理的司法解釋，力圖將網絡上的言論自由空間完全擠壓掉，不留空隙。根據該司法解釋，某壹帖子如果被瀏覽5000次以上或被轉發500次以上，發帖人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也是根據該司法解釋，甘肅壹位未成年的中學生以涉嫌網絡造謠被刑拘，體現了當局堅決打擊的決心和體制內自上而下的執行力。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當權者主動製造社會對抗是壹步罕見的險棋。無論是主觀目標，還是客觀目標，社會治理都應是把社會引向和平，防止社會被利益衝突所分裂，而絕不是挑起對抗。在民主制度下自不必說，這壹制度最大的優點就是它能動態調整利益分歧，這使民主社會富有包容的彈性，不至因利益矛盾引起社會動盪。家長式治理的首要目標仍然是防止社會對抗，儒家把這種社會的秩序以及維護這壹秩序的要義歸結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要維護這種等級秩序，必須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在其位，各司其職，壹旦君不君——君主直接與臣民衝突，父不父——家長直接與子女衝突，家長式的治理秩序就不復存在。
   
   官兵移師互聯網，在互聯網開闢新戰場，意味著現在和將來要比江、胡時期花費更高的成本“維穩”。互聯網是個無邊無際的戰場，這個戰場有很多陣地需要占領，如短信陣地，博客陣地，微博陣地，微信陣地，而且還會不斷出現新的陣地，占領它們中的任何壹個陣地都是壹件非常艱難的事，絕不是占領報刊陣地、電視陣地那樣輕而易舉，所需開支和人力難以估量。
   
   這還不是最大的管理麻煩。戰爭宣言已經發出，第壹階段的戰爭已經開始，宣戰者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是，戰爭如何打贏，戰爭如何結束。現在的戰略似乎是殺壹儆百。但如果殺壹不能起到儆百之效，下壹步的戰事該怎樣進行？這恐怕是戰場指揮者最棘手的問題。亮劍容易收劍難。從實踐來看，自“兩高”出台網絡涉罪的司法解釋，到甘肅張家川縣網上發帖的中學生被抓，雖然個別微博大V變得出言謹慎，但總體看，人們壹如既往地發表意見。發表合理的意見，直斥赤裸裸的荒謬，使他們無需懼怕。對體制內的人，嚇阻戰略會相當有效，對體制外的人，它的作用就小得多。在微博大V薛蠻子以涉嫌聚眾淫亂被抓後，有著1600萬粉絲的另壹微博大V潘石屹隨後也被請到中央電視台出鏡，對有司的網絡整治結結巴巴地表達了支持，網友們拿他的結巴打趣，並認為他因恐懼而結巴，但在少年被刑拘壹事上，他沒有沉默，他及時發出壹條微博：“關注張家川，關注那位中學生。”相對於成千上萬的具有強烈自由表達意願的人，個別少數幾個意見領袖的退場，不影響整個輿論場的民間力量，正是由於民間的輿論壓力，張家川官方被迫釋放被抓的學生，他們剛剛勇氣十足亮出的劍，也只好收回。不僅如此，亮劍者隨即被網民揭露出各種腐敗醜聞，而該縣警察頭目由於貪污被停職。
   
   前壹段時間的密集打擊沒有對網民起到震懾作用，這使發動這場網絡戰爭的管理者站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戰爭的第壹階段不能取勝，是就此退讓，還是使打擊升級？剛剛交火就班師回朝，承認失敗，這不合情理，加大打擊力度才是正常選擇。我們設想，把這場戰事的規模升到最高階段，像毛澤東時代“反右”那樣全面打擊知識分子，臨之以高壓，加之以剝奪權利。即使做法壹樣，效果也已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那時，壹頂“右派”帽子足以對人造成災難性打擊，不僅在物質利益上是災難性的，在心理上的打擊也是災難性的。可事到如今，估計不會有人在乎“右派”這頂政治帽子了。
   
   壹個兩難局面必定擺在眼前：如果進攻，雖然武力依舊強大，但難以發揮效力，正如本文開頭所說，再強大的力量也有弱點；如果退兵，勢必導致威脅失效，那些宣揚西方價值觀的人、那些對社會不滿的人、那些痛恨貪污腐敗的人比以前更加大膽地發泄，對抗激起更大的對抗，而這完全背離了決策者的初衷。這看似是壹場針對網絡謠言的戰爭，但其涉及範圍極廣，中國網民今天已達數億之多，任何壹個網民都可能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成為網絡造謠者，就像被刑拘的中學生楊輝壹樣。
   
   以對抗消滅對抗不止是壹步險棋，而且不可能成功。在馬克思的政治和社會學說中，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大戰，無產階級戰而勝之，最後消滅資產階級，建立壹個無階級、無衝突的共產主義社會。社會的本質就是既有合作的壹面，又有矛盾和衝突的壹面，人們可以尋求合作解決他們的利益衝突，可馬克思看到的社會是充滿衝突的，並且是不可調和的階級大衝突，只有通過妳死我活的鬥爭才能消除衝突。但消滅資產階級並不等於就消滅了衝突，從此就實現了人類大同。蘇聯社會主義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對抗，但官僚同社會大眾對抗非常激烈。中國社會主義消滅了地富反壞右的對抗，但大量的群體事件表明，今天官民對抗的嚴重程度，完全不是當年地富反壞右的對抗可以相比，而且事實上，當年的地富反壞右根本不是對抗的壹方，而只是被鎮壓的壹方。

馬克思為共產革命提供壹種極端主義的哲學和思維方式，即反對合作，堅持鬥爭。毛澤東把鬥爭的哲學發展到極點，運用到極致，他的精神遺產今天在繼續發揮作用。他在早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充分表現出了他的思想的極端性。該文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他高度讚揚了“農會獨裁壹切”，為農民的暴烈行動和為所欲為喝彩。暴力革命與極端主義經常有如形同影隨。暴力革命者主動挑起社會對抗，說到底還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如馬克思信心滿懷地宣布那樣，無產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光腳的革命者和穿鞋的執政者所面臨的任務完全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也會完全不同。壹個是暴力破壞，壹個是建設。破壞務求徹底，建設講求適度；破壞在於打敗對手，建設需要協商與合作；破壞要鼓動仇恨，建設需要善意。對抗的極端路線在建設中是走不通的。當社會對抗風險很大的時候，合作尤為重要，而不是擴大對抗，當仇恨可能會撕裂社會的時候，善意和協商尤為重要，而不是繼續挑動相互間的仇恨。即使像毛澤東那樣集絕對權力和絕對權威於壹身者，在執政後依然走革命的極端路線，直至發動文革內亂，卻至死也沒有使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公共權力必須善良

(2013-11) 文革結束後，曾經被打倒、吃盡了野蠻批鬥之苦的掌權者在再次掌權後痛定思痛，決定要樹立法律的權威，依法治國於是成為鄧小平等中共第二代領導班子的共識。他們從自己的痛苦經歷中感覺到治理國家不能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真實地實行過法治，但也確實想把國家向法律治理的方向推進，使政治和社會逐步變得文明起來。
   
   文革結束30多年了，中國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法律體系，法律理應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發揮基礎性作用，但事情卻好像正在朝相反的方向發展，比如陳永洲以涉嫌損害企業商業信譽的罪名被捕，如果他真是損害了企業信譽，就應該由企業依據法律向提出起訴，交由法院裁決，而不是由政府交給電視台對其大加羞辱。法律和法院，在這裡，在21世紀，幾乎成為多餘之物。壹種懲治的新模式被創造出來，即出於某壹政治需要，先是鎖定壹個對象，然後實施抓捕，逼其認罪，讓他身穿囚犯號服出現在電視上在全國示眾，達到羞辱人格、徹底摧毀個人自尊自信的目的。
   
   就“示眾”而言，此舉並無創新，文革中就被廣泛使用，梟首示眾更是古已有之，對當事人是法外懲處，對其他人是恐嚇。創新之舉在於在電視中示眾，比起文革的遊街示眾，電視裡示眾才能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做到了最大程度地羞辱人格。文革時，也是出於政治目的而先行抓捕，迫使被抓者自我認罪且罪該萬死後，再遊街示眾或接受群眾批鬥，對有生活作風問題的“壞分子”紅衛兵和人革命群眾更是百般侮辱，野蠻至極，壹些有的人因不堪凌辱悲憤自殺。

   
   如何對待別人，是衡量自身人性的尺度，也是衡量政治文明化程度的尺度。我相信，最能表明我們自身教養的，不是文憑，不是學歷，不是頂戴的品級，而是我們能不能善以待人。善待他人不是善待家人和親朋好友，主人和奴僕，而是善待陌生人，尤其是善待異議者。善待對手才能體現人性的高度。壹個人當他挖空心思地想到如何最大程度的侮辱他人，他就是在最大程度地侮辱自己，因為充滿於心的仇恨使他被惡毒之心主宰了，他不但要置人於死地，還要再踏上壹只腳。中國王朝時代對犯人，主要是政治犯人，往往採取極其殘酷的刑罰，下油鍋、五馬分屍、車裂、凌遲等等，它們最好地證明了王朝政治的邪惡本質，壹個文明社會、文明政府和稍有善良之心的人是絕對想不出如此反人類的刑罰措施，簡單的殺戮和消滅已不能滿足他們報復欲望，正常的按法律處罰已無法發泄他們的切齒之恨，只有不擇手段地毀滅對手。法律、節制和善良，在殘酷的政治中成為有害的東西，此中的政治信條是，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自己的殘忍。
   
   文明社會和文明政府絕不會把自己交給不受約束的、任意的自我意志的支配。馬基雅維利說過，“君主的隨心所欲乃係瘋狂，人民的隨心所欲實屬愚蠢”。當代中國人見證了人民的隨心所欲，他們毫無顧忌的傷害他人，相互揭發和撕咬，打到他人者被打倒，革命者成為反革命。人類之所以高貴，全由於他們具有自我約束能力，雖然他們的自我約束力並不可靠，但具有這種能力和潛質至關重要。他們完全可能使自己成為名符其實的高等動物，褪去身上的獸性，使自己富有尊嚴。壹旦他們放任自己，顯露出他們本性中最壞的方面，他們就不但毫無高貴可言，而且獸性大發，比任何其他動物都卑鄙無恥。他們的報復心之強烈，相互毀滅的破壞力之大，製造惡行的能力之完備，超過所有的兇猛野獸。法治政府維護法治的意願，很少有恣意妄為、破壞法治的衝動，與它的成員普遍願意將自己置於法律約束之下、保持適當的精神高度有很大的關係。
   
   舉例來說吧。羅斯福1937年決定利用在上年大選中高票獲得連任的政治優勢對他認為阻撓改革的最高法院加以大刀闊斧地改組，以年輕化為名要重新任命9名大法官中的6位，他的改革觸動了美國憲法制度的基石，也嚴重冒犯了美國民眾素來對最高法院的敬仰之情，最後被國會所否決。美參議院給出的否決總統改革方案的理由有如下述：“法院並非十全十美，法官也不是。國會並非十全十美，參議員和眾議員也不是。行政部門不是十全十美。政府的這幾個分支以及其下屬各機構都充滿了壹個個的人，他們大多數都力圖無愧於這樣壹個原先是為了全體人民謀求儘可能最大程度的正義和自由而設計出來的制度的尊嚴與理想主義。如果我們把這個制度貶低到使制度運作的人們並非十全十美的標準，我們就是使這個制度毀於壹旦。而如果我們以耐心和自我約束的態度把這個制度保持在原先設想它時的那樣高的層次上，我們就會加強這個制度，並加強我們自己，我們就會使壹切人的正義與自由更加確實可靠。”
   
   我們今天這個國家在1949年以“共和國”命名，至少體現了當時獲得天下的那個團體的人對新建立的政權懷有某種理想和對普適的民主和自由價值的尊重。共和原則離開了民主和自由就無從談起，共和壹詞總是包含著大眾參與和公民自由的內容。共和的對立面是寡頭專制個人獨裁。即使這個共和國後來的事實遠離了共和內涵，但我還是寧願相信他們的初衷是建立壹個共和國。對於壹個經過數十年生死戰爭終於奪去了統治大權的人來說，當初的雄心勃勃和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在情理之中。而且，畢竟“建立共和”是孫中山、黃興等上壹代革命者的追求，在民初，共和觀念又得以大行其道。我寧願相信，他們在隨之而來的極大的權力誘惑面前，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再也無法顧及共和理想。當年黨內的莫斯科派譏諷本土派，說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指的是思想與環境以及土壤的關係，同樣，山溝里不具備產生自由民主制度的條件。壹支主要由農民組成的隊伍取得對整個國家的控制權後，真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只能是坐天下的特權思想和與之相應的等級觀念，不會是其他。天下壹統，已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反對這支隊伍，民主不可能從中自發地生長出來。新的話語體系被製造出來，人民要為勝利者歌唱，壹套階級鬥爭的話語成為政治日常話語，此後又讓位於壹套發展經濟的話語，光陰荏苒，共和觀念早已淹沒在嚴酷的歲月中，但是，這個國家的名稱卻仍然在提醒人們本政權所應承擔的歷史義務，擺脫義務則意味著權力曾經賴以建立的基礎已經喪失。
   
   不管在什麼制度下，今天恐怕沒有人敢否定如下斷言：政府的存在僅僅是為了保護公民或子民的權利和尊嚴。公民有獨立的政治參與權，子民是皇帝陛下的被統治者，俗稱老百姓。無論是公民、子民還是老百姓，他們都有權得到政府的保護，如果不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納稅人為何納稅。可以絕對肯定地說，納稅人的稅不是為了養活壹批人讓他們掠奪自己，擺布自己，凌辱自己，不是為了供奉壹批人養尊處優，不是為了使壹批人有充足的公款可以吃喝玩樂，擺排場顯闊氣。他們納稅僅限於他們保護自己權益所需的成本。需要警察維護秩序，需要法院受理訴訟和公正審案，需要國家領導人對外代表國家和國民。這些機構及其成員絕無權力向他們的衣食父母開戰。由於政府依靠納稅人得以存在，它就不能為自己而存在，它沒有，也不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它在仲裁利益爭端時必須不偏不倚，保持中立，政府必須對所有人保持善意，壹視同仁，政府沒有自己的敵人和敵對勢力，為此，憲政和法治對它來說就是壹種絕對必要。利益中立的政府從不直接給國民定罪，因為這只會使它失去公正立場，更不可能把國民作為打擊對象，政府的懲治只能是法律的懲治，只有法律才能給國民定罪，與此同時政府也受制於法律，這樣，政府才能始終是國民權利和尊嚴的保護者，政府在受制於法的同時也加強了自身，使自己的形象保持在壹定的高度上，比壹個目無法紀的政府，在國際上有更加良好的形象，在國內更有力量。
   
   政府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情形就大不相同，這時，它就會是壹個為了自身存在而存在的利益實體。有利益就有競爭，有競爭就有對手，有對手就需要打擊和消滅。因此，它不可能處於不偏不倚的利益仲裁者的地位，它也不可能成為全體國民利益的可靠保護者。只要有了自身利益，就會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會把保護自身利益作為它的首要目標和最終目標，在此過程中，它會遇到許許多多不同方面的敵對勢力，有文化上的敵對勢力，思想上的敵對勢力，經濟上的敵對勢力，政治上的敵對勢力，還有社會上的敵對勢力，法律固有的確定性和壹貫性不能適應它隨時出擊和懲治對手的需要，法律會成為它採取自由行動的障礙，因為它必須根據形勢需要非常靈活地打擊和直接治罪。
   
   這種非常靈活的治理國家的方式常常被人們稱為政治藝術，政客們篤信對社會治理要做到寬嚴相濟，張弛有道，要團結和拉攏壹部分人，以便集中和有力打擊壹部分人。藝術之妙在於揮灑自如，打破定勢和常規，藝術之美則在於模糊而非清晰，神秘而非公開。因為沒有定式，所以張書記栽桑，李書記種李，各搞壹套；因為沒有常規，所以想壹曲是壹曲；因為模糊，空話套話就成為政治語言的風格；因為神秘，對外界而言，政治永遠是不可捉摸，撲朔迷離。
   
   在法治社會，政治是壹門科學，政治的透明、公開和程序至關重要，必須最大程度地減少隨意性，必須循規蹈矩，權謀在這裡不但毫無用武之地，而且沒有活動空間。政客也需要誠實的品質，他需要坦誠地與其同僚合作，更需要坦誠地面對大眾，他必須用清晰的語言向公眾闡述自己的觀點和政治決策，接受民眾的質詢，回應社會的關切。
   
   在科學政治中，政治領導人並不具有絕對的重要性，絕對重要的是壹套確定的、每個人都可以遵守的程序和法律，他們在壹定的權力結構中從事政治活動，而它的結構與它保護公民權利的目的是高度統壹的，每壹種權力都有明確的邊界和責任，因此科學政治它可以複製，可以壹代壹代穩定地延續下去。藝術政治相反，它沒有固定程序可言，政治機構和人員的設置都有很大隨意性，藝術政治與政治領導人的個體特殊性密切聯繫在壹起，它不可複製，只能仿製，但再逼真的仿製品也是贗品。這種政治是不可延續的，人走茶涼，人亡政息。政治的好壞取決於個人品性的好壞，好人當政，則天下有道，壞人當政，則天下無道，社會在有道和無道之間永無休止地搖擺，介於兩者之間的便是“以有道伐無道”的戰亂時期。
   
   科學政治由於有效地阻止個人私利益進入政治，也就有效地防止了政府同民眾的利益衝突。政府的利益在於它執行和維護法律，它必須首先自己做到守法。守法是它保護國民的前提，也是它自身存在的條件。壹個不能守法的政府絕不可能成為大眾利益的保護者。在守法這壹點上，法治政府與民眾有了最根本的共同利益。
   
   政府本著保護國民權利和尊嚴的善良意願，保護個人隱私權是它的職責所在。個人隱私已經成為壹項公認的個人權利，保護個人隱私也是社會保持良好秩序、乃至家庭秩序的重要方面，而作為壹個正人君子，也不會去刺探他人隱私，更不齒於心懷惡意泄露他人隱私的行為。美國人最初在法律上提出隱私權是為了反對新聞界對人們生活死皮賴臉的刺探和侵犯，法官提出，不受干擾的權利是壹切自由的開端。

 隱私權包括婚姻關係和婚姻家庭中的隱私權。在現代家庭的觀念中，夫妻雙方給予對方適度的自由空間，包括交接異性朋友的空間，被認為是明智而必要的，是保護婚姻的必要手段，而使感情破裂和毀壞婚姻最有效的方式恐怕莫過於牢牢控制對方的愚蠢欲望。這基於如下基本的人類事實，即絕大多數人都不是聖人。聖經里記載，有次壹群人帶著壹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找耶穌，說按摩西律法這個女人該被亂石砸死。耶穌說：妳們中誰是哪個沒罪的，就可以拿石頭打死她。那些人就壹個個地都退了出去。
   
   壹個有罪的人沒有資格審判另壹個有罪的人，只有法律才有資格作出審判。為了保護公民權利和尊嚴，人類在政府中設置了壹系列的制度和機構，法官站在審判席上，僅僅是因為他執行法律。警察也是其中壹種重要的力量。警察被賦予實施強制的權力，但它的強制力只能被嚴格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否則，它就不會是壹種保護公民的力量。據我的理解，警察只有在當壹個人或壹些人已經顯然威脅到他人安全和生命，為了及時解除這種迫在眉睫的威脅時才有權對壹個公民實施抓捕，這是保護性的必要強制。而薛蠻子和陳永洲都沒有威脅任何人的生命安全，也不對公共秩序造成暴力性破壞，不管他們犯有何種罪行，對他們的抓捕完全都是完全不必要的，違背了保護公民的原則。不以保護公民為職責的警察權力，就會威脅公民權利和自由。
   
   政府在社會生活中自古至今都扮演著道德引導者的角色。儒家強調政治的教化作用，政府在良好的社會風氣養成方面擔負特殊責任，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什麼樣的政府造就什麼樣的人民。良好的、與人為善的政府行為，無疑有利於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和培育人們善良的性格。在民主社會，選民要求對他們的政治代表有適當的道德水準和某些不同於其他社會角色的特殊要求，選民有理由期待他們的代表具有良好的品行，因為他們的行為具有高度的公共重要性。他們自願擔任公職，也就意味著他們願意且必須接受相關約束。比如政府官員的財產公示制度，對官員它是壹項基本義務，對其他社會成員就屬於個人隱私。在記者、媒體的報道與政府機構包括壹些顯赫機構的衝突著名案例中，如美國的五角大樓文件案件等，法院都做出了有利於記者和媒體的判決，小心地維護著公民言論自由和國民的知情權。
   
   人們也許很難對善良作出確切的定義，但他們不難準確判斷什麼是善良的行為，它是節制的，守法的，與人為善的。善良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公共權力的立足之本。釣魚執法肯定不是善良，暴力拆遷肯定不是善良，禁止公民發聲肯定不是善良，動用警力控制選舉結果肯定不是善良。每壹個不懷好意的舉動背後必然有不懷好意的利益。運用公共權力要做到對公民心懷善意，依法辦事，只有當公共權力徹底放棄自身特殊利益時才有可能。但是，它還是可以向民眾釋放善意來逐步解決他們間的利益矛盾，善意是化解矛盾的潤滑劑，通過善意協商，雙方達成諒解，最後放棄自身的特殊利益，退出利益競爭，走到利益仲裁人的位置上。上世紀80年代中共領導集體曾壹度打算發起廣泛的民主協商來改善和加強自己的領導，但還沒有邁出實質性步伐就由於1989年的政治變故而終止。

誰在抵禦西方滲透？

(2013-11) 迄今為止，世界最成功地抵禦西方滲透的國家只有朝鮮和古巴兩個小國，就東亞四國而言，日本不但最早放棄對西方的抵禦，實現“脫亞入歐”，也最早進入發達國家行列；朝鮮在二戰後壹分為二，韓國被美國占領，融入西方，現在社會各個方面堪稱興旺發達，它的企業成長和充滿創新活力讓世人刮目相看；朝鮮由蘇聯占領，三八線成為阻止西方滲透的軍事防線，在柏林牆倒塌之後，它仍然堅決捍衛著自己特色的政權，它的人民苦不堪言，要逃離它都是極大的風險；中國對西方在總體上處於且開放且抵制的矛盾之中。
   
   在近現代，中國離開了西方世界就無法解釋自己的歷史，包括目前的執政黨也是西方滲透的產物，對西方的開放和抵制既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內容，也是其何以如此的原因。開放和抵制的矛盾政策表現在兩個方面，壹是在壹些方面開放，在另壹些方面抵制，在經濟上開放，在政治上抵制，在技術上學習，在思想上抵制，壹是在不同時間段內或者開放或者抵制，有的階段是開放的，有的階段是絕對抵制的，有的階段是半開放半抵制的。
   
   在經濟上開放是造成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繁榮的重要因素，但隨之而來的西方思想的進入，特別是自由思想、公民權利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進入，使民眾產生了相應的政治訴求，改變了中國的政治議題，防止西方的西化和分化是20多年來高層關注的頭號政治目標，在中國的官方話語中，現在提到西方就帶有濃厚的貶義色彩。

   
   清朝覆滅後，國人對西方的態度經歷了整體性轉變，西方壹詞在民初話語中完全是表示正面、積極的意義，向西方尋求革命真理更是當時的時尚。這已經不是西方向中國滲透，而是中國主動向西方學習。自維新變法開始，引進西方觀念以開啟民智，就是先驅們改造專制中國的利器，在西方和西方思想的影響下，民初的中國呈現壹派空前的新氣象：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大旗，是中國壹次意義深遠的思想大解放；中國現代教育體系形成於此時，並誕生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中國民營經濟也在20年代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在軍事上，中國與西方大國頭壹次結成戰略同盟，打敗了日本；作為二戰戰勝國，以前被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被全部廢除。國際上，中國在聯合國有了與世界壹流大國平起平坐的權利。延安的共產黨人也對美國民主制度作了熱烈讚揚，對來到延安的西方人更是熱情有加。延安渴望被西方所了解，向西方報道延安的美國記者成為延安的貴賓。延安熱烈歡迎來訪的美國代表團。無論朝野，普遍的仇外和排外情緒已經消失。
   
   但中西友好融合的日子不長，毛澤東在新政權壹成立就關死了面向西方的大門，作為給蘇聯老大哥的重大見面禮。朝鮮戰爭又掀起了全民反美浪潮。此後，反右，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國國內經歷了壹系列近似荒誕劇般的、反科學反知識的運動。國際關繫上，在斯大林死後，對西方表現出更加好鬥和不妥協的中共領導集團與蘇聯勢同水火。由於中蘇交惡，來自蘇聯的巨大軍事壓力迫使晚年毛澤東親手啟動與宿敵美國的外交接觸。毛澤東折騰近三十年，無非是再壹次證明中國不能關起門來獨立發展，它必須受制於國際關係，中國也不能脫離西方發展。文革結束後，中共新掌權人看到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物質鴻溝，感到必須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為我所用，全面打開國門，與此同時，在政治上對西方保持警惕。1989年的政治事故之後壹段時間，反西方、反和平演變的文革老調子再次泛起，是鄧小平出面制止了少數人煽動的反西方浪潮。鄧的務實精神告訴他，在正需要西方技術大力滲透進來發展自己的時候，大造反西方的輿論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政治需要西方扮演雙面角色，有時它是深受歡迎的，中國樂意向它們顯示自己的慷慨，給它們的企業送去大額訂單，是拉攏的對象，合作的對象，有時它們又令人十分厭惡，因為它們總要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如提倡人權和自由，企圖西化和分化中國，是抵禦和打擊對象。出於國內政治原因發出同西方較量的信號，不能不考慮到此時中國的國際環境：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尤其是與日本的關係因為領土問題變得複雜、尖銳的時候，堅持同西方較量，加深同西方國家的不和，是弊多利少還是利多弊少要進行明智的權衡。
   
   其實，較量還說不上。較量是勢均力敵的雙方進行角力。同西方較量必須是全球範圍內的攻防，因為西方勢力的觸角已伸到世界很多地區。只有當年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才稱得上是壹場真正的較量，它們在歐洲較量，在亞洲和美洲較量，也在中東和非洲較量。在自己的國家內同西方較量，無異於同風車較量，因為在國內“西方”僅僅只是作為壹個概念存在，西方在這裡並無壹兵壹卒，同西方的概念較量是毫無意義的徒勞之舉。當然，可以聲稱在國內找到了西方的代理人，但這顯然不是同西方較量，而只是同本國公民較量。從邏輯上說，抵禦西方滲透的提法比較準確。抵禦是壹種防禦態勢，達不到較量的層次。
   
   滲透是交流必然要引起的結果，影響力強的壹方向影響力弱的壹方進行滲透，包括思想滲透和文化滲透，乃至政治滲透，今天，這種滲透力在高興時被稱為是“軟實力”，不高興時就被說成是“文化侵略”。在中西交往中，總是西方向中方滲透；在東西交往中，總是西方向東方滲透。語言學習，人員交往交流，圖書翻譯出版，國家外交往來，留學和學者訪問，引進外資和技術等等，都是思想滲透的途徑，而如今英語已滲透到中國所有大中小學，無疑是為西方的思想滲透大開方便之門。中國政府近年來非常重視強化自身軟實力，壹個重要措施就是在國外開設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目前已在全世界110多個國家設置了孔子學院或孔子學堂。思想滲透就是價值觀的滲透，外部滲進只有在同時獲得內部的接受時才能形成滲透，如果只有單方面的向外輸送文化，沒有對方的接受和吸收，外部力量是無法向對方滲透的。
   
   以推動民間仇外情緒為策略來達到某個目的，不應該成為國家行為。2012年的反日遊行，砸日系車也砸使用日貨的國人，使人們感到義和團的陰魂未散。在10多年前的1999年，發生過壹次規模更大的反美遊行事件。它們除了能夠掀起壹點外交波瀾，沒有其他意義。如果是抗議，那麼由政府提出嚴重外交抗議比民間意見更能體現分量，因為它有國家實力做後盾，如果是顯示力量，它不但微不足道，而且顯得滑稽。
   
   從敢於向西方亮劍的愛國勇氣來說，恐怕無人能超越慈禧，她壹怒之下同時向世界上最強大的十壹個國家宣戰，要不是悲慘失敗的結局使她顯得愚蠢，她壹定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她的勇氣不是來自於對實力的理智判斷，而是因為她相信民心可用——全國民眾同仇敵愾是戰勝洋人的可靠保證。當有大臣對她依靠義和團拳民的法術打敗洋人的想法表示懷疑時，太后激烈反駁：法術不足恃，人心亦不足恃乎？
   
   民心是本朝的鎮夷之寶。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懾服英國人的方法就是招募鄉勇和組織民眾，因為此時朝廷的正規軍紀律鬆弛，缺少訓練，戰鬥力極差，以之對付國內反抗的民眾尚可，用來抵抗英國軍隊卻不堪壹擊。這位能幹的總督給其後繼者交代的馭夷之法就是“民心可用”，道光也堅持認為，“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這裡的民心就是指民眾的普遍仇外之心。
   
   義和團本是壹個反清復明組織，在西方勢力不斷深入中國內地、廣泛的排外運動興起後，它在地方官和最高領導人慈禧的誘導、鼓勵下，打起了“扶清滅洋”的旗號，並迅速向直隸、北京擴展，襲擊洋人，搗毀教堂，破壞鐵路和電線。外國人是大毛子，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是二毛子，通洋學、懂洋話、用洋貨的中國人是三毛子，都要殺殺殺。王公貴族、士大夫和大批愛國者紛紛加入到支持義和團的行列。義和團拳民自信有法術在身，刀槍不入。進入北京後，他們開始了壹場不分青紅皂白的燒殺。朝廷在經過幾次御前會議後向西方宣戰，手拿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等各式法器的數萬拳民與壹部官軍直搗東郊民巷的公使館，儘管人多勢眾嗎，卻始終不能攻入只有450名衛隊守護的使館區。後者在堅守近兩月後，八國聯軍攻進北京，而在此之前，太后就已率領皇帝逃往西安了。史稱“庚子拳亂”的義和團運動共造成250餘名外國傳教士和20000多名中國基督教徒死亡。
   
   拒洋人於國門之外，是清朝從壹開始接觸洋人是就確立的基本國策，鴉片戰爭失敗並沒有動搖這種決心。早在乾隆朝，英夷因不肯行跪拜禮就被皇帝拒絕交往。天朝君臣對遠在重洋之外的英夷了解甚少，只知道他們形體污穢，貪圖利益，不懂禮數，走路膝蓋不能彎曲。鴉片戰爭後中國政府被迫向英國人開放五口通商，但當西方人提出向北京派駐使節以便通商時，事情的嚴重性質使中國政府絕不可答應，因為它將直接威脅到天朝的朝貢體制，乃國之大患，以至於需要另壹場戰爭加以解決。英法侵略者從廣州壹路打進北京，趕走了咸豐皇帝，1861年，中國政府同意外國使節常駐北京。
   
   太后在發現不可能利用民心和民眾力量達到她趕走洋人的目的後，親手啟動了政治改革，反西方的頑固派總司令變成了清末改革的總設計師。太后在1901年指示發布的皇帝上諭承認向外國學習不能與以往壹樣之學習表面的語言文字，而要學習“西政之本源”，並指責政府中“庸俗之士多，豪傑之士少”，他們以壹己之私誤國誤民。中國政府在與西方進行最初幾次軍事交手後敗績累累，但戰爭失敗並沒有像在日本那樣引起改革的行動，文武百官雖然飽讀詩書，精通詩詞歌賦，長於人禽之辯，對國際事務卻全然無知，而且不思進取，他們對洋人除了不斷積累心中的仇恨，別無良策。1860年北京被英法軍隊占領，朝廷由皇帝的弟弟、27歲所的恭親王主持工作，在他與壹些地方實力派的共同推動下，總算開始改革，學習西方的槍炮製造技術。地方實力派李鴻章在同太平軍作戰期間組建的由外國人率領的“洋槍隊”（又稱“常勝軍”）取得了輝煌戰果，深深地體會到了西方槍炮的優越性，這使他後來成為改革自強的主將。他們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又堅決抵制政治改革。
   
   以今天的標準衡量，太后推進的政治改革堪稱堅決、快速，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並派大臣到歐洲考察君主立憲制，1908年政府宣布準備實行憲政，計劃1916年選舉國會，次年召開國會。慈禧沒有想到，她壹手計劃的政治改革在她死後的第三個年頭變成了壹場迅速瓦解大清王朝的革命洪流。
   
   這就產生了壹樁公案，至今為人們爭論不止，到底是清政府的改革斷送了王朝，還是它沒有及時地施行改革斷送了王朝？前壹種觀點把歷史時間固定在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裡，改革如同打開了魔盒，釋放出各種社會力量，使政府最終失去了對改革的控制。後壹種觀點把歷史時間擴展到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壹個較長時段內，中國政府在危機面前惰性十足，蹉跎歲月，不去進行有效改革，如果同日本明治政府相比，就更能突出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

要說政府失去對局勢的控制，絕不是始於1901年後的改革。林則徐虎門銷煙、同英國政府發生衝突其開始，整個局面就已經不在中國政府的控制中，而它的統治權還能勉強保住，完全是由於外國人從未想過要推翻它。強硬的主戰派用來抵禦西方最得力的武器不過是民間法術，主張妥協的務實派又容易成為愛國輿論的犧牲品，戰則失敗，和則投降。自強運動是中國人主動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表明了西方不可抗拒的影響力，雖然還只是承認西方物質力量的優勢，但西方的政治優勢不久也要被人們所認識，學習西方的技術促進人們對制度的思考和討論，為人們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西方政治準備了心理基礎。知識分子是最先認識到西方思想和制度優越性的群體，康、梁領導的維新變法在中國不但發動了首次政治變法的大討論，而且直接採取了改制的政治行動，二人深受西學的影響，為西方的民治和立憲思想所吸引，他們也採用西式的學會組織和辦報方式傳播新思想和推動維新運動，強學會聚集了壹批主張改革的學者和官僚，政府中的壹些高級官員如張之洞等幾位總督也加入其中，梁啓超任主筆的《時務報》是中國第壹份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報紙，全國輿論在它的引領下，變法成為時代的主題，技術自強的思想退潮，政治變革的思想占據了觀念和輿論的主導位置。
   
   慈禧雖然鎮壓了維新變法運動，但她扭轉不了維新變法運動帶來的根本趨勢的變化，就是政治話語權已不掌握在政府手中，中國政治不再是按照政府意願和政府設置發展和行進，而是轉移到民間，轉移到知識精英和革命者的手中，他們按照西方模式設置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慈禧太后最終同意立憲改革就是被政治大趨勢推動的結果。
   
   清王朝的滅亡與它改革的關係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掩蓋了另外壹種至為重要內在的關係，即在甲午戰爭失敗後所形成的社會普遍心理，就是認為清政府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對它不是壹個改革的問題，而是搬走的問題。這與政府的立憲改革沒有多大關係。政府的改革期是鴉片戰爭之後、甲午戰爭之前這段時間，它的經濟改革已經徹底失敗。它已經沒有改革的機會了。革命和反滿兩股力量相互重合和共同推動，消滅了帝制。西方滲透並不是大清失敗的根本原因，它的死亡是中國王朝從生到死的歷史循環的壹部分，沒有西方的到來也會有同樣的過程發生，而且也許會死得更難看，西方的滲透只是為中國今後的歷史發展規定了方向，這就是自由和民主的方向。

唯壹可以保證國家安寧的改革設計

(2013-11) 從常識上理解的改革是為了不斷擴展自由，不斷提升人的尊嚴和價值，通過化解尖銳的利益衝突使國家更加安定。中國的改革卻好像是朝著反向運行，越改越做賤人，越改言論的空間越窄；越改社會越不安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體現了當局對政治形勢的基本判斷，就是國家內政變得更不安全了。根據人們的普遍分析和解讀，此處國家安全的含義是對內而言，而不是對外而言。在人們都預感社會大變動將要來臨的時候，社會安定就自然地成為壹個共同關心的話題，但國家安全委員會既不能保證社會安定，也不能保證權力安全。國家和社會是在動盪中變，還是平穩中變，與政府今後壹兩年或兩三年的改革設計有重要關係，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大變局到來時如何進行政治設計。
   
   最早反對蘇聯全面計劃經濟的經濟學家哈耶克對制度設計表示不信任，發現了優良制度產生的自發秩序原理，即歷經長期演化形成壹套社會共同遵守的、公平合理的秩序，他的這壹洞見已廣為人知。我要補充的是，人類設計的制度也有優有劣，只有社會設計才是唯壹值得我們信賴的改革設計和政治設計，是唯壹確保國家安定的設計。
   
   市場經濟無疑是自發秩序，雅典民主、英國憲政也是自發秩序，中國的中央集權、蘇聯的極權統治、美國的民主憲政制度則是設計的結果。由設計產生的上述三種典型制度中，前兩者是權力頂層設計的結果，美國的政治制度是由社會設計的出來。秦始皇是中央集權制度的總設計師，他把國家分為許多片區即郡縣，實行總經理和經理負責制，皇帝委派丞相總管國家行政事務，同時也委派各級經理到地方代表他進行管理。列寧和斯大林是蘇聯制度的總設計師，他們先後和共同創造了壹種嚴懲公民、多重集權的制度，在黨權高度集中的基礎上實行政權高度集中，在政治集權的基礎上實行經濟集權。

   
   美國政治制度是另外壹種類型的設計，但不是來自權力頂層的設計。雖然它以英國制度為藍本，卻仍然是設計的產物。說它是社會設計的結果，是因為社會始終是它的基石：第壹，制度設計的中心不是已經形成的權力中心，而是由全社會推舉的代表組成，其時北美尚未形成有效的全國政府，參加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包括華盛頓都是邦聯各州的代表，不是壹個權力集團。第二，由於第壹個原因，代表們不是為自己的權力設計特定的制度，而是為將來的國家權力設計壹般性的規則，必須兼顧政府權力的效率和公民權利的保護。第三，設計的最後方案必須交給全國人民批准生效。第四，憲法壹經生效就具有永久效力，修憲必須受嚴格的程序限制，使修改的條款能準確反映人民的意志。中國辛亥革命後未能形成權威的、統壹有效的政治設計，是致使國家分裂和內戰的壹個重要原因，開始是南北分裂，接著是軍閥圈地為王，進入亂世社會。
   
   國民幸福依賴於政府的模式，如何設計政府模式，事關大多數人的幸福。規則的設計權直接決定規則所反映和所服務的利益。社會設計和權力頂層設計的區別就是事前規則和事後規則的區別。社會設計是在抓牌之前由所有遊戲參與者共同確立規則，這套規則適合所有人，由於有某種“無知之幕”的遮蔽，它會盡力符合公平原則。權力頂層設計是由獲取權力的人事後設計制度，是抓牌之後由強勢的壹方確立規則，它必定有利於制定規則的那壹方，制定規則的玩家肯定是永遠的贏家，由強勢壹方建立起來的公平雖然也會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向對方作出某種讓步，讓對方獲得適當的贏牌機會，但這只是為了鼓勵對方繼續參加遊戲，使遊戲能夠進行下去。
   
   經過過去30年的改革，國人對改革已深感失望。出自於頂層設計的改革沒有民眾參與，拒絕民眾參與。由少數幾個改革設計師關門設計的改革無法突破利益的藩籬，包括自我利益的藩籬，也包括各種集團利益的藩籬，不能回應大眾對政治和公平的期待和要求。這些改革只是對原有設計的修補和加強，既不是對新事物的全盤吸納，更不是對舊體制的否定。中國王朝對秦始皇創立的中央集權體制壹直在進行改革，但它們談不上原創，只是對秦始皇的體制進行修補，如內部監察制度，特務制度，軍機處制度，還有對稅收和戶口登記制度的不斷改革，所有這些改革從來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的制度，相反是為了加強秦始皇的體制，是使秦始皇的體制能適應新形勢的發展。中共第壹代領導人對蘇聯體制也進行了改革，第壹個改革總設計師毛澤東在蘇聯體制基礎上加進了人民公社和文革兩個制度板塊，第二個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否定了毛的兩個創新板塊，同時改掉了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在不改變政治集權的情況下經濟上向社會放權，並降低了政治控制和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呈現某種開明專政的特色。
   
   由於頂層設計的內在缺陷，即由遊戲的壹方確立規則，必然要遇到來自另外壹方——社會其他成員——的挑戰，改革也會顯得更加頻繁。這種改革更像是當局的自我折騰，而且是無休止的折騰——權力後繼者對前任的政策和體制進行改革。毛澤東的個人集權抑制了官僚特權，它的代價是整個社會萬馬齊喑。特權官僚受到清洗和打擊，但普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遭到的打擊更大，受的痛苦更深。他的制度體系在他去世後就被大面積更改。鄧小平放鬆了對社會的控制，普通人得到了壹定的自由空間，官員則獲得了完全不受約束的自由。經濟自由主義的代價是創造了權貴資本主義和觸目驚心的腐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制度體系經過江、胡兩代中共領導人也難以為繼了，鄧體系的第三代繼承者到了不能不改的時候，隨著不滿政府的社會力量越來越活躍，黨內壹再發出黨國將亡的危言，如果在政治上繼續實行比較寬鬆的政策，對權力失控的恐懼將與日俱增。在胡溫治理期間，不但“維穩”已成為壹個非常突出的政治問題，而且網絡上的反對聲音日益激烈，實施“開明政治”的資本到此已基本喪失，社會治理進入“抵攏倒拐”時期，因此政策上的回撤不是不可理解，但在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沒有中間道路，毛澤東的個人集權無人能夠復活，鄧小平的個人權威在威權體制中也不能再現。
   
   古往今來，可能沒有任何壹個政權像當前這樣有著如此複雜又如此龐大的家族利益、集團利益的糾結和纏繞，任何有意義的、頂層設計的改革在這些利益群體面前都會變得無法展開，無所作為。過去20年中急劇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可以說是不改革引起的，也可以說是改革引起的。不改革是政治上不改革，改革是指權勢者增加自身利益的改革。這是壹個容易引發革命危機的時期，因此新班子壹接手大權就通過薦書的形式發起了壹場關於革命的討論，以喚起全黨對當下嚴峻政治形勢的警惕。對掌權者是嚴峻的形勢，對社會大眾是另壹種嚴峻的形勢。對掌權者的嚴峻之處，是權力受到了越來越嚴重的挑戰，削弱挑戰的力量變得十分迫切；對社會大眾的嚴峻之處，是社會公平受到越來越嚴重的破壞，建立公平的社會規則已刻不容緩。兩類不同性質的政治狹路相逢，發生激烈碰撞。
   
   古今中外壹直存在兩類政治，壹類是權力鬥爭和權力控制的政治，社會被置於權力之下，這就是權力政治；壹類是社會成員共同尋求公平解決現實問題的政治，以儘量減少社會不公為根本宗旨，這就是大眾政治。自發的大眾政治最終導向民主政治，把權力置於社會之下是其最後目的。大眾政治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初始形態，民主政治是對大眾政治的規範。歷史上，權力政治和大眾政治往往相互交織，當英國國王和貴族在權力鬥爭中逐步發展起君主立憲制的時候，它的社會成員也在爭取更充分的政治參與權，它先是將國王置於國會之下，最後將國會和權力置於人民之下。在中國，壹茬又壹茬軍事集團為爭奪最高統治權周期性地進行血拼，基層社會則延續著基本不受干擾的自治體系，直到上世紀中期引入蘇聯體制才將基層自治體系摧毀無遺。
   
   大眾政治取代權力政治是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不但因為大眾對公平的追求是不可阻擋的，而且因為由於政治事關所有人的幸福，大眾對政治有不可剝奪的發言權。改革是從擴大公民自由開始，而不可能是從打擊公民自由開始。權力政治下，壹切制度設計都是為了維護權力的利益，維護權力至高無上的地位，為此必須限制公民自由。權力作為神不但要規定大眾的生活和思想，它還要規定社會的改革。規定社會改革就是規定社會按照權力的意志發展，就是規定社會的未來。但神歸結到底不是獨立存在之物，更不是獨壹無二的存在，它依靠人的膜拜而存在，壹旦人們不再膜拜它，它的神性就失去了。只要權力褪去神性，權力政治的整個基礎就要被動搖，而這個過程正在我們社會發生。由漫長的王朝時代培育出來的權力的神性在毛澤東時代由於毛的神性得到加強，達到頂峰，物極必反，此後便是權力神性的持續衰減，現在，它身上的所有神性外衣早就被網民扒去，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是壹副年事已高、相當醜陋的凡胎肉身。
   
   大眾政治要由社會來進行設計，只有社會設計才能突破錯綜複雜的權力集團的利益，才可以集中全社會的智慧，設計方案才得以充分討論。它比任何頂層設計都會體現出更大的智慧，更多的公平，表達更全面的利益。在可預見的因素中，對未來社會穩定的威脅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壹是不能實行有效改革，導致社會衝突最終失去控制，是社會分裂的危險，壹是社會失控之後被極端主義所裹挾，是新的極權統治的危險。或許後者才是真正的威脅。俄國十月革命就是這種情況，在人民推翻沙皇政權之後，極端的布爾什維克又推翻了溫和的立憲政府。它不是革沙皇專制的命，它革的是立憲的命。社會設計是真正能夠符合大眾利益、訴諸大多數人理性的設計，壹個在充分討論基礎上形成的、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權威政治方案是社會穩定的基石，（1）以它作為改革方案，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衝突的強度和烈度；（2）以它作為建立新秩序的方案，能夠最大程度地彌合社會分歧。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設計方案壹定是壹個溫和方案，是壹個反對極端主義的方案。自由討論和多數人的理性是遏制極端主義的最好方法：自由討論是抵達政治真理的必由之路，自由討論獲得的真理將照亮多數人的理性，從而有效地抵制少數人煽動極端主義。極端主義的煽動從來是靠誇張的情感、空洞的言辭和對未來空洞的許諾贏得聽眾，只有在不允許自由討論的地方，少數人的煽動才會獲得成功。成功抵制極端主義，是社會成功轉型、平穩轉型至為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