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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徐合昌，满眼都是泪。

最早加入共产党，并大义灭亲，杀了自己的亲叔叔的这位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徐大功。可见他自以为对党的功劳是很大的。最后成为林光的副手。淮海战役时就是团级干部了。

不料有一天他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具体的细节谁也不知道，只是听人说，他一直哭在喊冤。这么个铁石心肠的人，能哭得那么伤心定是冤情不小。

没多久他被执行了死刑。一枪毙命，还好没有用刀刺死，当时为了节省子弹，处死人一般都用刀。

但是不到三个月，共产党政府就发了“抚恤金”。三百块大洋。还有一纸证明。说是搞错了，算是平反。

到底是肃反肃错了还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谁也不知道。

文革时，当地造反派揪徐大功，说他是历史反革命的孝子贤孙。徐大功拿出了保存好好的证明。造反派顿时无话可说！后来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去广东找林光外调。林曾担任广东、福建的领导工作，还担任过轻工业部部长。但是，林拒绝接待。

千古谜案，大功无语，徐氏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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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姓杨，出身于掘港镇的“大门堂子”。掘港是南通如东县县城。“掘港”地名源自隋朝修建的“掘沟运河”, 该运河连通黄海和古运盐河到达扬州。家中有兄弟三人，她排行第二，哥哥是前清秀才，有儿子生于1928年，值龙年，名杨子龙。大弟弟杨琪小弟弟杨瑞都在上海做生意。开了一家“国际拍卖行”。是上海数一数二的拍卖行。父亲说店址有两处，一是现在的南京西路，锦昌文华大酒店的位置上。一个在乍浦路桥南侧某处。生意大了就需要人手，而且必须是靠得住的人手。于是我伯父酉昌等都在店里帮忙。即为酉昌当属鸡，应该是1921年生人，比父亲大八岁。父亲对大伯大妈是很尊敬的。大妈妈任璐，浙江嵊县人。父亲是辛亥革命元老。红卫兵抄家时因为看到了一张任老先生的戎装照片，腰间有一把长长的指挥刀，就拼命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那把具有象征意义的宝刀。退还抄家物资时，并没有退还这把指挥刀，说这是凶器。你跟谁去说理去？

  “国际拍卖行”52年被政府关闭，杨琪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因为他们在处理国家海关物资拍卖时犯了错误，其实政府也正要找适当的理由来解决拍卖行这种“特种行业”。当年父亲下班，伯父有时就等在大楼下，因为拍卖行关闭失业，伯父一家九口人吃饭成了问题。父亲往往倾囊而助。

小时候去大伯父新闸路的家，到处可见西洋的珍奇物品，估计也是洋人逃离上海时为兑现而留下的。洋人在上海本来也是想常住久居的，不然不会有外滩造那种真正百年大计的建筑群。三十年代上海至少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外国人，远远超过今天的数量。但是内战即开，无论租界还是华界的洋人眼看着大势已去，只好“夹着尾巴逃跑了”。父亲说，解放前他亲眼在黄浦江码头上看到从“紫石英号”上搬下来的英军尸体和伤员。有人哭，有人笑。但是，大家知道了共产党不好惹，早晚打进上海。

小时候有个军人来家里玩，他叫元昌是陆军上尉，穿的是黄色的军棉袄，腰间扎一根宽宽的武装带，也有一个手枪套，装一把小手枪。来过的军人都没有穿将校呢的，步昌穿的是人字呢海军军服，唯一可以穿将校呢的是合昌，可惜被自己人误杀了。

元昌说他是三野的，见证过打“紫石英”号。他说是“紫石英”号先开的炮。一个巨大炮弹把正在开会的三野某团自团长以下三十多名干部全部炸死了。于是三野炮兵立即回击，然后向邓小平回报，他当时是前委书记，他向军委请示，主席下令还击。结果把英国舰队打得稀里哗啦，“紫石英”号和另一艘“伴侣”号几乎沉没，后来双方派人谈判，三野这边派了一个康矛召的干部去谈判，因为他精通英语，（七十年代康矛召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英舰乘夜逃向上海的路上据说又被国民党的军队打了几炮，不知是否故意的。英军后来在朝鲜战场被50军成建制地消灭了一个营，被缴获了30多辆坦克，你以为大英帝国能吞下这口气吗。我父亲在舅舅杨琪的店里见到过郑洞国将军和他的太太，他们不是来捡洋落而是指定买一些洋人古董的。他说郑洞国长得英伟、一表人才，郑洞国早年当北伐军营长时在南京也炮击过英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是不分党派的。

现在资料显示，英国一直在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1960年前后达到了实施阶段，英国在东南亚安置了近千枚战术性原子弹，准备投780颗在中国各城市，每一颗的当量相当于广岛投下的原子弹，这已经是控制为“战术性”了，因为当时的原子弹已经远远不止广岛长崎的当量了。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人民反对在本国建立核基地才使计划一拖再拖，直到中国自己爆炸了原子弹、氢弹之后，此计划才终结。

徐原昌后来调到苏州监狱，当了监狱长，九十多岁过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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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老大不让儿子杨子龙去帮弟弟，他自以为读书人，不屑于子女做这等事。

此时正值孙立人在缅甸的38师没有遵照蒋介石、杜聿明的指挥从野人山撤回国境，而是直接进入印度。当他们被英军要求缴械才能进入时，原来被38师救出来的英军将领亚历山大说你手下的宪兵不是这支中国军队的对手。于是38师几乎齐装满员地进入了印度。从野人山撤至印度仅2000人的新22师后来也加入了孙将军的队伍，成立了驻印军。于是国民政府通过驼峰航线向驻印军投送了大量兵员。这些兵员不是以前那种抓来的壮丁，而都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学生。杨子龙当时正在读中学，遇到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招兵运动。他去报了名，很快被空运到印度，加入了孙立人的驻印军

子龙遇到大名鼎鼎的孙将军，孙问：“你们家几个儿子？”

他说：“就我一个”。

孙说，你不应该来参军，但既然已经到这儿了你就到师部当报务员吧。

杨子龙极聪敏，不仅收发报业务很快精通，还学会了修电台。

杨子龙四九年去了台湾，他当时在上海宝山的电台站工作，属于联勤总部的军官。临走前见过我父亲一面。因为他俩同属龙，父亲是生于1929年一月属于末尾的龙。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才回大陆探亲。

他早已脱离了军界，在邮电局找了一份差事，闲暇便写写文章，一不小心成了作家，大概是继承了秀才父亲的基因吧。他给了父亲几本散文集和小说，父亲说：“没啥看头”。但我一看，大觉好。因为写的是淡淡的人情，不显山露水，却感人至深。

后来我跟他说，你的作品我很喜欢，极平淡又极深情。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先聊台湾的文学，慢慢聊到了远征军和台湾的一些事。

我问起了孙立人将军。他还是比较了解孙将军的。

孙立人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他的战略战术日本人根本无法破解，可能完全不是东方式的思维。一般中国战场的战损比至少是1:7.打死一个日本兵，至少要牺牲七个中国士兵，要按此比例，我国当时的军队的人数并没有日军的七倍。这也是当时汪精卫认为抵抗会亡国灭种的依据。

远征军其他部队都被打得很惨，成建制地被消灭，杜聿明指挥的经过野人山的部队，那简直惨不忍睹。只有孙立人指挥的部队跟日军的战损比正好倒过来，是7:1.一个中国士兵可以消灭七个日军士兵。他的打法奇特，后来因为有了美式装备，伙食又好，火力压倒了日军，基本是吊打日本人的。远征军遇到日本的“万岁”冲锋一点不怕，因为人人手中有冲锋枪、卡宾枪，一顿扫射后，日本死伤无算。他们曾在森林中看到一大批因绝望而上吊自杀的日军。

不过孙将军1947年就被派去台湾练兵，而他一直在联勤总部，脱离了一线战斗部队。但是据他的分析，孙立人出事是早晚的事。孙在缅甸仁安羌救了7000英军，英国女王都为他颁了奖，他指挥的驻印军消灭了日军精锐18师团，报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广州保卫战的血海深仇，他被艾森豪威尔请到欧洲战场，跟巴顿合过影，回来时老蒋问他：“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不请我呢？” 有点功高震主了。

49年2月大陆还没沦陷，麦克阿瑟就派专机把他请到东京，跟他说我们支持你，要枪有枪要钱有枪，麦克阿瑟还给了孙立人一个密码本，说可以直接跟我联系。按他后来向陈诚汇报的说法是他对麦帅说，本人坚决忠于蒋总统，并希望美国一如既往地支持老蒋，还把密码本交给了陈诚。此时老蒋还在大陆，陈诚是先期到台湾当省长的。蒋介石撤离大陆来台湾时，孙立人说：“你来，我保护你”。这话看来一点问题没有，但老蒋听了很不舒服。

蒋介石有许多过人之处，但是他心胸真的不够宽阔。国军在东北的失败，其实是从183师的潘硕端起义开始的（潘后来是昆明市第一任市长）。当时林彪是被打得最惨的时候，他的同学60军183师潘硕端师长竟然起义了，原因就是蒋介石收拾了龙云，把滇军拉到东北去剿共，从四季如春的云南来到冰天雪地的东北的云南子弟兵知道蒋介石想借刀杀人，消灭滇军。后来长春60军军长曾泽生也起义了，连带新七军也缴了枪。60军改变为解放军的50军在朝鲜战场的第四次战役打得很英勇，彭德怀向曾泽生鞠躬敬礼。曾泽生流泪道：“50军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来了”。有人说毛泽东也想借朝鲜战争乘机解决国民党的投诚部队。但他们忘了一个事实，派去朝鲜的原国军部队一共三个军，董其武部晋绥军改编的36、37军，曾泽生滇军改编的50军，全部是杂牌军，要是真的要消灭国军投诚起义或投降的部队，应该首先解决的是“中央军”才合理啊，但事实上在当时的部队中有一百万的“解放战士”，是融进了原生部队的，如英雄邱少云就是解放战士。但是志愿军战俘中有大量人选择去台湾除了他们很多原来就是国军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就要说到一个人，他叫李大安，东北人，原来是国军起义的，黄埔生，会开汽车。后来成为四野的汽车兵。他家在东北土改时父兄被镇压了，他便怀恨在心，在赴朝后不久，就直接开汽车投降了美军。然后他在战俘营当了副队长。这人极其残忍，公开杀害不愿去台湾的一个翻译，并取人心脏吃人肉。

赴台的战俘后来证明至少有二成被迫的，是非自愿的。到了台湾他们也不被信任，分别安排在各个部队。在舰艇上则规定，每舰不得超过六个“反共义士”。我听到这儿想起了当年样板戏“红灯记”了的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说回孙立人，人们还是说孙立人线装书读得少了点。他讲话直来直去，完全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蒋介石对他说，你要多读曾文正公书，特别是他的《家书》。

美国人一直想换掉蒋介石的。作为代理人的最佳人选当然是佛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孙立人了。

老蒋一直对孙立人有所忌惮。而孙立人又得罪了小蒋。孙立人为部队中增加了政战人员而很恼火。小蒋是苏联留学的，他搞的政委一套是从苏联和共军那儿学来的。孙立人很看不惯在部队中安插政工人员的做法，为此两人经常吵的不可开交，蒋经国去孙立人家探视。孙立人都不见。

此后发生了郭廷亮匪谍案。现在证明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尤其是郭廷亮被捕后被保密局的“大刑伺候”，他始终没有承认。保密局还把他太太孩子抓来拷打。他还是不愿诬告孙立人。最后，保密局说你只要承认自己的共谍，就可以保护老长官孙将军。他竟然上当承认了，结果孙立人被软禁33年，郭自己也被暗害。

蒋经国逝世后，台湾政府为孙立人平反，有记者问垂垂老矣的孙将军，平反后有何感想？九十岁的孙立人平静地答道：“從未反过，何平之有？”，不久孙将军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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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龙伯说，台湾后来发生了一件怪事。

《湖口兵变》案。当时蒋纬国被卸任装甲兵司令。赵志华是蒋纬国的副手，装甲兵副司令。蒋纬国卸任装甲兵司令后，应该是他接任的，但却换了别人。于是他起了“清君侧”之心。他认为老总统是英明伟大的，但周围的都是奸佞小人。他在广场上对着官兵愤慨地讲演了两个小时，掏出手枪向天开了一枪，并说我们向台北进发，去清君侧，所有人都惊呆了。其实他在讲演的时候，已经有政战人员向台北情治部门汇报了，蒋经国已经做好了准备，空军F-86佩刀式已经挂单满油，并准备炸毁大桥阻止坦克进市。

讲演最后，有个中校上来说，“好，我们跟你去清君侧”，赵上前跟他握手，当即被他按下，抢过了他放在讲台上手枪，一帮政战人员冲上去捆住了赵。

在蒋纬国的恳求下，赵没有被判死刑，被判无期徒刑。蒋纬国因此受到了牵连，当了二十年中将。

 有人把赵志华两个钟头的讲话公布了出来，简直是智商低到了极点。真要清君侧，应该把坦克装甲车开出去，等到包围了总统府最后才告诉大家什么目的啊。所以叫的狗是不咬人的。

 赵讲的都是徐蚌会战和上海保卫战的战情。说当时坦克弹药打完了，就用履带去碾压敌人，后来洗车时履带里的骨肉都臭不可闻，说当时共军挖的壕沟又宽又深，我们坦克过不去，只能用我军伤亡的士兵的尸体来填壕沟，其中有许多受伤没死的。第一辆车过去时，哭喊声震天，第二辆声音小了，第三辆就没声音了。他的意思是说，老子是跟着二公子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有战功的。

原本要在国军中准备撤销的政战系统，通过这个事件，就不撤反而加强了。

我说：“据说刘伯承元帅后来不看战争影片，他说两边是的都是农家子弟，都是儿子、丈夫、父兄。但是国共内战的烈度一点不比抗日战争差，许多国军将领兵败自杀，国军还用了毒气弹，不一而足。”

子龙伯说，我国的内战跟欧美不同。美国南北战争也是内战，停战后，北军非常善待南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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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銘在金沙镇开了一家米行，米行一般店后必有一条河，米从后面搬进店。南方许多集镇大都是沿着河道形成的。

父亲喜欢到他店里，听他说话。他精壮挺直，力道惊人。秋后收米的时候，往往是米店老板在河岸向河上排队送米船的队列扔一块石头，石头落到水中距离内的米船，都必须把米卖给他们家。所以，米店老板要根据当年的需求把石头扔在合适的位置上。在需要大量进米的年岁，能把石头扔得越远越好。

自从“减租减息”后农业生产就乱了。

而苏中地区往往是拉锯战地区，共产党的政策有时会因为暂时的撤退而不能执行。谷贱伤农，米贱更伤米商。进的越多就亏得越多。有几年米荒，要吃米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店中，能抢多少是多少。有些是镇上人，都认识，三钱不值两钱还给一点。有的纯粹是趁乱打劫。徐景銘也想得开，关了米店在家读起了佛经。还好店关得早，后来国军没粮食就公开抢粮，还闹出了人命。

父亲说，景铭应该说是他的祖父辈，但非常和蔼可亲，不端长辈架子。他一直说财物都是身外之物，唯一的身内之物是心中的东西。后来他勘破了一切，抛家别子去了常熟虞山当和尚。家中事不闻不问，倒也清净。我说，他连老婆也不管了，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父亲说，人一旦抛下俗世一切，就是另一种境界的人了。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城南旧事》。里面有一首歌“长亭外 古道边”是弘一法师写的。父亲非常喜欢，经常唱，他说：“弘一法师也是抛弃了一切成为高僧的。这首歌词写得多好啊，但曲子是英国人作的”。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曲子不是中国人作的。父亲会一些乐器，最喜欢的是洞箫。呜呜咽咽的，母亲十分讨厌。父亲在许多场合都喜欢唱《渴望》里的两首歌，“好人一生平安”，尤其是“悠悠岁月”。

悠悠岁月 欲说当年好困惑

亦真亦幻难取舍 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漫漫人生路 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  问询南来北往的客

我一直以为这部电视剧是一帮北京的混混搞出来的，作为正宗中文系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我是有点不以为然的。

今天不得不承认，他们编得好，或者至少是偏打正着。这些歌词让你回味让你深思。因为老徐家的近代历史真的是亦真亦幻。是对是错，真的搞不清啊。

后来我搞起了金融交易。我们所用的蜡烛图也叫开线图，据说是十六世纪日本米商发明的，所以叫“日本蜡烛图”。从开线图可以看出走势特别是趋势的转折。我在国外大学的图书馆看了美国人出版的蜡烛图书籍不下十本。书中开宗明义地说，蜡烛图是十六世纪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发明权还是中国米商。我想中华民族是早熟早慧的，而且文化底蕴绝对碾压日本韩国等藩属小国的。但是景铭老爹肯定是不知道蜡烛图的，不然他不至于去当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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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蚌会战是内战的顶峰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古代战争。看上去有飞机、坦克参战，但用独轮车运粮运伤员，沟堑纵横到敌阵都是原始的战争手段。其中功劳最大的除了粟裕，邓小平外就是饶漱石和刘瑞龙，饶当时是华东军区政委，负责后勤相当于汉萧何，淮海战役能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全靠后勤保障，资料显示，运下来的伤员12万，送上去的尸布18万尺。粮食弹药更是不计其数。要知道，十斤粮运到前线要吃掉八斤啊。还有大量今天还在的沟壕主要是民工挖的。最初，即使是分到田地的山东等地的农民也不愿冒死送粮的，推车的民工最初有七成逃亡。饶立即调整了政策，给推车上前线的开出了很高的报酬，这才有五百多万民工上前线啊。说翻身农民的觉悟高，其实是不了解“无利不起早”的中国农民的。现在提到淮海战役几乎不提饶漱石的功绩，这至少是历史的误区吧。

其实当时饶漱石最得力的助手是华野军区副司令、后勤司令刘瑞龙，他是南通人，邓小平后来在写给他的信中，抑制不住对他的赞赏。当时总前委五人，刘伯承陈毅到河北西柏坡去汇报工作了，粟裕谭震霖在前线指挥作战，邓小平一人当家，无怪后来他说，淮海战役是我指挥的。刘瑞龙解放后去搞农业工作了，连个少将都没评上，后来他的女儿刘延东当了副总理，也算得到了补偿吧。而饶漱石是有智慧、以身作则的高级干部，中野、华野的将领都一致要他来领导。不料卷入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斗争，至今无法洗清。要知道在1946年军调时期，他和周恩来叶剑英是平起平坐的。为了和国军保持对等关系，他被授予中将军衔，而当时的许光达、陈赓（55年的大将）、以及宋时轮、耿飚（55年的上将）当时只是少将衔。他后来当政华东局时，中央许多对付“资产阶级进攻”的政策和措施，他在上海都“缓行”的。这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宋庆龄也为上海的资本家讲了许多好话，毕竟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

“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到渡江战役当中有三、四个月时间。此时发生了“三昌”返乡事件。在上海三个昌字辈的兄弟，决定回乡下接家眷。三个人原是不太正经的人，他们带着武器回到了乡下，还跟我祖父祖母说一起去上海，幸好我祖父认为他平时“刺吧拉哈”的（傻乎乎不着调的意思，估计就是蒙古话）不为所动。不然，也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其时长江北岸都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他们带着二十几口人就想往江边跑，想渡过长江去上海，但不知怎么走漏了消息。解放军地方武装和民兵早埋伏好了。结果进入包围圈，他们还开枪还击，那哪儿是对手？全部被抓。因为武力还击性质就严重了，他们被定性为“还乡团”。起头的二个昌都被插子捅死的，领头的那个昌，民兵最恨，捅的人也是一个附近村的佃户，他有意刺扎的很浅，让他痛不欲生，又死不了。听父亲说，他凄惨地高喊：“深一点啊，深一点啊！”

家眷更是倒霉，尤其是年轻女子。其实，抓她们的人都是平时认识的人，有的就是家里佣人厨娘的儿子。他们提出，只要愿意嫁给他们，就免死。一个最漂亮的小姑娘，大约年方二八，坚决不从，被刀戳死。一个稍大一点的女孩。从了，嫁给了一个粗壮的佃农。但是一年后就被弄死了，据说那家伙性欲极强，天天要做。金枝玉叶的女子，活活被弄死了。他哥哥永昌后来在南通城里的中学教书，他从来不回乡下。有一年我曾与永昌叔和他的大儿子在浦东某大酒店吃过饭，一起喝家乡的“洋河大曲”，我当夜醉得不省人事，因为我一直憋着不敢问，难道对妹妹的遭遇没有一点想法吗？

前面提到的稚昌的母亲，也就是那个文敬父亲的小老婆，更是惨不忍睹。在男人被镇压后就成了人尽可夫的女人。文静父亲原来在上海做煤炭生意，上海每天要消耗20万吨煤炭，所以生意做得很大。结果乡下的管家来信叫他回去，说有重要的事要他决定。他就带着小老婆回到灰场边，当天就被捆了起来了，没几天就以工商地主名义跟管家一起被枪毙了。房子充了公，变成了小学校。管家也是没办法把他诓回来的，原以为自己可以捡一条命，结果陪葬了。这位工商地主其实跟当地佃户没有一点接触更没有仇恨，因他从来不过问乡下的事。倒霉的是小老婆，年轻漂亮正当时，直接被玩死了。大老婆是老刘顶着压力养在学校宿舍里的。到了66年，突然强调阶级斗争了，老太无处躲藏，所幸的是，不久就去世了。

为了接近农民群众，全心全意地投入大办农业的工作。1964年父亲决定把家从市区搬到了北郊紧挨庙行公社的泗塘新村，此时老爹徐和姑妈就不能住过去了，因为老爹是富农，姑妈是反属，都已经被认为是阶级敌人了。老爹回到了乡下，住在小姑妈的许家。娘娘只好到人家去帮佣度日，日子不知道怎么过的！好在很快遇到了忠厚老实的无产阶级老吴。我总想伟人不是一再强调“给出路”的政策吗？对于地富反坏右难道就一定要往死里整吗？姑父老刘和我爸妈这样的党员如果不跟这些阶级敌人划清无力的界限，不仅连共产党的干部当不成，可能连工作都不保啊。

香港的梁羽生、金庸的父亲都是地主，被镇压的。这种无差别的杀戮的后果极坏，后遗症很大，连后来邓小平也对金庸说杀错了。 因为许多地主根本不是什么恶霸地主，尤其在南方，有些地主还必须自己干农活。灰场边有些地主根本就不管事，人都在大城市里，不在当地，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

一天晚上，我熟悉的一个农村干部刘召生带着农民来抄家，我母亲拿着擀面杖，站在阳台上说，我是铁路工人出身，有账去找徐向明，别来找我。那些人骂骂咧咧地退走了。连续紧张的日子，使母亲得了严重的高血压。是乡下的阿婆多次迈着小脚来安慰她。陪她流泪，才熬过来的。

其实，仇恨只要种了下去，不需要肥料就可以茁壮成长。李大安是如此，农民也是如此。然而消弭仇恨就是难上加难的事了。

历史上的仇恨也往往被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比如五胡乱华的“两脚羊”的故事，前几年就传遍网络。现在的史学研究证明其实是宋朝“靖康之难”时汉人流民相食；蒙古人的“初夜权”也被证明是日本人为了挑拨中国民族矛盾而发明的，当时日本国策就是用举国之力分化中国，制造民族矛盾。而推波助澜的就是清末变法失败跑到日本去的那批人。文革中最流行的就是一首悲悲切切的歌《不忘阶级苦》：

天上布满星 月亮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千头万绪 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   地主逼债 地主逼债好像那活阎王

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世世代代不忘本    永远跟着党闹干革命

这首歌还有沪语版。其实我问过许多宝山的农民，根本没有这么回事。上海当地的农民每家几乎都有在上海市区工作的人。“亦工亦农，赛过富农”才是当时的真相。

我们都不向后代讲事实真相。比如，1950年《新华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有个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写的《西蒙诺夫淮海战场巡礼记》，他就写到淮海战役中攻打碾庄，解放军用了7辆坦克攻进去的。7辆战车中有美式也有日式的，当时解放军已经有“坦克大队”，驾驶员都是从广东来参军的知识青年。当四辆15吨的坦克开到面前直接轰毁了碉堡时，黄百韬的国军才知道不是自己的援军。后来解放军的武器越来越好，一点不比国军差，弹药更是充足。不是什么“小米加步枪”打胜的。历史，的确是胜利者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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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铭老爹的儿子鸿江独自到上海开了一家米店。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所以米店经营的不错。慢慢的他在杨浦的码头搞到了一个仓库囤米，并买了一辆旧道奇卡车运米，先是他自己当司机，后来请了一个开过军用卡车的司机，还请了几个乡里乡亲的小伙子，当搬运工。在上海各区都有了米行。

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后，他和一些做米的老板和投机商都认为这是他们"捞一票"的大好时机，他们从海上陆地大量收进大米、籼米，开始不断囤积起米来。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新政权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基本生活的物资肯定会奇缺，尤其是米、布和煤。甚至一些不经营纱厂、米业的工商界人士也认为这是一个牟取暴利的好时机。

上海商人曾经有过“打老虎”的经验，太子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来势汹汹的，最后搞不定“扬子公司”铩羽而归。蒋经国“打老虎”失败后，向全上海人民谢罪的当天，上海的大米价格从每石（约合60.453公斤）20元金圆券，飙涨到了2000元金圆券，价格暴涨百倍之多。

上海米价在1949年6-7月间上涨了4倍，棉纱上涨1.2倍，仿佛已经开始萌动，接下来很可能是井喷行情。由于上海对周围地区物资虹吸效应，连带周边华东地区乃至华中地区物价上涨1.8倍。当时市长陈毅已经觉得有点棘手，他没有多少经济工作的经验。于是中央派了擅长经济工作的陈云来到上海。据说陈云到了上海先开了个千人打招呼大会，他是江苏青浦人，青浦现在就是上海一个区。正如宝山，原来也属于江苏省，我父亲他们的办公桌上都印着江苏宝山的白字。

他用青浦话做了一个报告，他劝大家不要玩投机，不要跟共产党对着干，要同心同德建设新中国。与会者私下里都说，共产党泥腿子懂什么经济建设？

鸿江也把所有的资金用于收米，准备坐收渔利。因为资金不够还问父亲有没有办法借到钱。

父亲说：“我刚来上海，住在酉昌家里，又没有工作，哪来的钱”。

鸿海说：“你舅舅不是很有钱吗？向他借借看。”

父亲心里说，要是缺钱可以借给你，要是做投机生意，我劝你不要玩。毕竟鸿江是长辈，尽管年龄比他大没几岁。父亲也不能多说什么。只一味劝他：“别跟共产党对着干，那是没好结果的，陈云、陈毅的讲话还是要听进去的。”

此时已经成立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其间陈云甚至一再笑着拒绝了几位从国民政府时代留任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特别顾问的请求，硬是等到了这个时刻，中共发起总攻了！。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其实陈云掌握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货品，就怕你不吃进。投机商开始不知是计，还在大量高价吃进，但国营公司的货物越抛越多，价格还越压越低，例如上海国营花纱布公司在抛售中每过一个小时就把价格往下砸一次。这时，投机商才感到大事不妙，只好以低价竞相向外抛售。但为时已晚，随着价格继续下跌，投机商吃进去的商品开始吐不出来，被套住了，一方面因价格的下跌而亏本，另一方面又要支付贷款利息，真可谓“两面挨耳光”，叫苦不迭。一些投机商因无处借款，资金周转不灵，甚至无钱还债，纷纷破产，不少人还跳楼自杀了。

更高明的是，价格降下来后，在陈云的指挥下，国营公司又反手开始买进，把原来抛出的物资低价收回来一些。现在炒股的人都知道低吸高抛，陈云改变了一下顺序：高抛低吸。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穷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许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缴税金额的3%。三条齐发，箭箭夺命。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大战使投机商输得倾家荡产，但鸿江并没接受前车之鉴。他相信大米不一样，民以食为天，大米比棉纱更紧要。一些在棉纱生意做亏的商人也存了一丝幻想，想在米价上翻盘。

鸿江是做大米生意的资深内行，他肯定上海的米价会像往年一样，在年后会依着惯常的规律不断上涨。但他不知道老黄历已经不管用了。而一些在棉纱上输掉的人，还继续玩棉纱之战的老套路，其实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鸿江把汽车卖掉，把奶奶（老婆）的首饰也变卖了，每一个铜板都用在不断套购政府倾销的高价粮食，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上海市政府突然一夜间成立十几家国营粮店，一日之内抛售了几亿斤大米。米价直线下跌，因为陈云、薄一波、以及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等已经利用共产党严密的基层组织能力，在11月底已经在上海及周边秘密储存了大量物资，其中仅大米就达50亿斤！要知到徐蚌会战时为了保障60万大军600万支前民工才调用了10亿斤大米。陈云从刚解放的四川地区，就设法调集了4亿斤大米沿长江南下运抵上海，陈云在东北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向东北的老部下发命令，每天以1000万斤粮食的惊人数量通过铁路秘密入运抵关内。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鸿江的大米全砸在手里，所有的店一夜之间关门。他处理了库存，辞退了工人，离开了上海，不知所终。

这场持续50多天，席卷全国的物价大涨风终被平抑。荣毅仁为此评价道：“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而对这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斗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毛泽东高度评价为：这场胜利，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金融奇才”。

陈云胜利地打赢了“二白一黑”之战之后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可惜，以后毛泽东就很少听他的意见了，特别是大跃进那几年，到了七千人大会，主席台其他领导人都发言了，只有陈云一言不发，当时从周恩来开始中央向各地征调粮食，已经到了求爹爹告奶奶的地步，李先念甚至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了这样的话：死四川人总比死北京人好吧。相比当年从四川能调出这么多粮食，解放十年后竟然搞到天府之国都没有粮食了。你叫陈云说什么呢？后来有人逼问陈云为什么不发言，他说“不想让主席难堪”。

此战结束后华东局在“上海花纱布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东花纱布公司”。

父亲51年底投考了华东花纱布公司，经过严格考试，他被录取了，先担任食储科科员，不久他入了党，入党后担任了保卫科干事。“华东花纱布公司”的地址先是在福州路江西路的新城饭店，据说原来的美国新闻总办事处的旧址。后搬到了苏州河边泥城桥附近。我后来在上海冶金局团委工作，我们冶金局办公楼跟对面的新城饭店以及东南角上的医药公司大楼是三胞胎，三栋楼一模一样，只有在西北角上的劳动局和市政府大礼堂是中层建筑，仿佛是为了风水开了一个口子。

多年后我在国外读MBA，看到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德曼说的一句话：“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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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纱布公司的仓库在苏州河北边，地处闸北。当时叫“北站区”。因父亲为仓库事曾与区政府打过交道，政府负责干部对他印象很好，于是对他说来工作吧，北站区和嵩山区马上要合并为闸北区，需要大量的干部。父亲结束了两年不到的花纱布公司的工作，来到了北站区，先任调研组长。闸北区成立后，任街道总支副书记。

195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中国有过一次认真的人大代表普选工作，他被闸北区派出来参加临时组建的选举班子，母亲从地处北站的上海铁路局派出来参加这个班子，于是两人认识了。母亲当时是宋庆龄专列的列车长，有时也送陈毅北京上海两地跑，没有专车任务时南到福州，北到蚌埠跑车，一出门往往一个多星期才能回来。当时的铁路局是半军事建制，她也是大盖帽，铜纽扣制服，神气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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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大跃进”，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跟得最紧。他下令各区派得力干部去郊县农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父亲就在下放干部之列，还是个小负责人。

闸北离宝山近，他们就下放到新桥乡。新桥乡的名字来自于张庙东端那座“西新桥”。后来桥东成立了淞南公社，桥西成立庙行公社。庙行有新一大队，淞南有新二、新三、新四大队。

父亲住在新四的乍家宅生产队，一家最贫穷的家庭。一个寡妇，家里有七个子女。我小时候去玩过，喜欢上了他们家养的兔子，红眼白毛，可吃饭的时候，给我夹的肉就是那只兔子的肉，我哭了起来，不吃饭了。父亲也跟着孩子叫那位寡妇为“妈妈”，后来就真的成了他们家的长子了。我们叫老妈妈为“阿婆”。

下放干部后来都陆陆续续回去了，大约留下来不足十个人。父亲说是因为表现好而留下的，但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出身不好才留下的呢？

阿婆过世后的墓碑上，刻有我们全家的名字。我们给过他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也关心过我们。不过，近年来我们跟叔叔阿姨们的感情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淡漠了。

父亲下乡几年后，市委书记柯庆施下令下放干部的配偶也必须下乡，不愿意下乡的可以离婚。母亲边追随着父亲下放到了庙行公社，当了妇女主任。收入减少了一半还不止。

我经常问父亲，党为什么让一帮白面书生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难道信不过当地农村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吗？他也无法回答。到了1962年，市委书记柯庆施批评下放干部的屁股都坐到农民的一边去了，我才明白。这还是外来的干部啊，假如是当地的干部，肯定一屁股坐在农民这一边啊。你征调那么多粮食，农民都没得吃，要饿死了，干部们都看在眼里，怎么会不同情当地的农民呢？

一次有个瘦瘦的干部来到办公室，指着我问旁边的人，：“这个小鬼头是谁家的？”。他们说是向明家的，叫小明。他抱起我说，：“叫我丈人阿爸”。我也不懂丈人阿爸是什么意思。就叫了，于是就叫开了。他就是县委书记张正仁。他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当了宝山县委书记。

他后来常来，一见面就叫我叫他丈人阿爸。

我记得他当年他从北京回来传达七千人会议精神，召开了宝山县三级干部会议。也就是到生产大队一级。所以有句话“别把村干部不当官”。共产党组织深入到大队一级甚至小队一级，哪像历朝历代只到县一级。传达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时，当时我还没上小学，就跟着父母去了宝山。那时的宝山真的充满乡土色彩，城墙是土墙，还有两根吊索。镇上的汤圆好吃的不得了。晚上就睡在大会堂里 也不分男女老少好几百人打地铺。因为刚开完七千人大会，纠正的浮夸风，上下气顺了，士气极高。但我看到母亲在他们的小组会上被大家批评到哭，就偷偷地跑到父亲那个会议组贴着他耳朵告诉了他。

张正仁去参加了七千人大会。还拍了一张七千人的照片。文革时斗他，说为什么不把照片上被打倒的刘邓等打×，他说这是宝贵的历史记录，其实他心里很赞成刘少奇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因为刘少奇回到了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老家，家乡亲友的生活比解放前还苦。他难过地向乡亲们鞠躬道歉，有个秀才说，现在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认为吃食堂是人民公社的“灵魂”，他完全忽视了人的本性。好在上海地区的“人民公社”办食堂吃大锅饭的时间不长。父亲说，当年地头的山芋堆积如山，既然“敞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农民就是不愿吃山芋，而吃大米，你怎么办？后来山芋烂掉后变成了酒，只要一到田间地头就能闻到一股子酒香。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前来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就在这次会谈前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十分不满。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此时两人都在争夺国际共运的老大，按资格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还比不上陈毅，陈毅曾说过赫鲁晓夫算老几的话。但是伟人想赶英超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却不按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办。他认为国家强大打赢战争就是要靠钢铁挂帅，全国到处是小高炉，一些百年千年的树木被砍伐一空。邓小平去四川老家调研，见到这种土法炼钢急得大叫快停，因为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钢厂做过炼钢工，他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还有亩产万斤，现在才知道把边上几亩的稻谷移到一亩中，造假成为万斤的。种过田的主席不相信，钱学森说完全可能的，因为光合作用的力量是极大的。

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后来我们家的安徽保姆说，家里六个孩子饿死了四个。只剩她和妹妹。

八十年代某年张正仁到我家来玩，我已经上大学了。他又讲到了去北京参加了20多天的七千人大会的事情。“丈人阿爸”跟我父亲说，原来在会上毛的讲话和发下来的正式文字材料一对比，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最重要就是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我后来一想，对的，老爹、姑妈被赶走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现在才知道阶级斗争这根弦是康生1962年开始绷紧的，康生一手造成的“小说刘志丹”案，牵涉到6万人，“内人党”案牵涉到30万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问题是谁给了他权力？

张伯伯说，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的人除了陈云其他人都发言了。彭真说我们要检讨，主席也要检讨。主席的威望就像一座大山，挖掉几楸土一点不影响主席的威望，周总理马上插嘴，我们多找自身原因，别扯上主席。但是林彪的讲话，明显地支持主席，他说回顾历史我们犯错误就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做，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好像主席是永不犯错的。

后来我看到了1967年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斯诺一再问主席你们这个社会主义怎么搞下去，对老朋友主席没说虚的假的，“我们真的没有经验，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下去。”大跃进时，他说15年赶上英国，许多人包括大科学家一吹，他说10年，后来又改为5年。最后在会议上说，“我看至少一百年”。现在我们的才知道在我国原爆之前，英国一直在准备对我们投放原子弹，要把我们炸回石器时代。连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这个计划。今天我们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我们国民的综合素质是否超过了英国呢？毛时代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全国人民最为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时代。我们看到了当年的“除四害运动”，当时几乎把全国的麻雀搞得绝种。如果老人家说，全体中国人民不可以随地吐痰、不可以乱穿马路闯红灯，不可以公众场合大声说话，那今天中国人这些为人诟病的毛病肯定绝迹了。

经过四年的苦干，到1966年全国的经济已经恢复，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我已经考进上海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我在外语学校上学时，每周老师带着去一场电影，像《小铃铛》、《没头脑和不知道》、《大李小李和老李》、《打铜锣 补锅》至今还记忆犹新。电影反映的当时的和谐的社会风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完全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这时毛却发动了文革，后来毛说，他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想搞掉刘少奇了。他对自己党内的同志和敌人也一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人，今天中国做一切事业的人都受其影响。反观蒋介石，从他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产生过三次抓捕参加“鸿门宴”的毛泽东的冲动，但三次都放弃了。毛讲他可以做到的“忍到无耻，狠到无情”，而蒋虽然也狠，却做不到无情。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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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次半夜从牛棚跑回家，我听到他跟我母亲说，“说我是还乡团。我真不想活了”。母亲说：“看在小人的面上，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后来想一定是唐菊仙阿姨放他回来的。我曾去“牛棚”送衣服，看到唐菊仙也跟着，就知道她负责看管父亲，我想不管怎么说，她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会对父亲会网开一面的。

革委会后来派人去南通调查，到了父亲读书的中学，那校长还没退休。校长说他不仅不是还乡团，他还对革命有功啊。他对外调人员说：“我当时是南通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派他送过一封信到苏北的一个联络站。因为他人小，不会被注意。信的内容他不知道，但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

父亲解放了，补发了工资。买了几样东西，至今还在用的三五牌台钟走了半个世纪还很好。记得当时还是凭票买的。“

父亲他选择去了最边缘的盛桥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可能庙行是他的伤心地。这么多队长、社员一夜之间就翻面孔，而他又是执行政策最温和的干部。我经常讲你就是个“避震器”。

父亲在盛桥工作期间非常愉快，他有一个同事叫陈守初，老讲戏话，老陈住在江湾，每周一他们约好在张华浜集合，一起骑车去盛桥。现在想想从张庙到盛桥这种走法少说也要四十公里。可见当时他的身体有多好。

他回来跟我讲陈守初的笑话，其实也是大路的，我记得有一个是这样说的，有个农民说，“今朝大家要当心，广播里气象报告说，下午有尖头雨啊，落在身上斜痛的。”其实是“间断雨”，上海宝山蕰藻浜浜北的口音“间断”就是“尖头”。上海本地话跟市区话截然不同。因为耳熟能详，我也会讲一些。

人们问老陈几岁，他总是说：“我30公岁”。可惜这么乐呵呵的陈守初，六十多岁就病逝了。

我曾去盛桥度暑假。一次我在马泾桥（不知现在这桥还在吗？）桥头一个猛子扎到河里，父亲正好看到，等我上岸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我说早就会了。小时候公社没有洗澡的地方，井水又太凉，所以下午我总是跟公社的干部们一起去马路对面靶子场旁边的水塘“汰冷水浴”，这些书生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游水的，只能在水塘边浅水的地方“湿湿水”。

中学时我跟一些大同学玩，经常到蕴藻浜去游泳，顺流而下很轻松，一游就是好几公里。但回来是逆流就游不动了。于是我们扒小火轮，小火轮往往很长一串，开船的老大往往在牵引火轮上，后面的都是没有动力的驳船。但是有一次，船老大拿着一根带尖刺的船槁过来赶我们，我们纷纷跳进河里。不料我浮上来时发现在船底下。手摸到的都是船底滑滑的青苔。我一想不好，不找到船边就完蛋了。关键时刻我非常冷静，我摸着船底下朝一个方向移动，大约一分钟后出了水面。那船老大见我上来还要用船槁扎我，我一个猛子游向岸边。后来跟领头的同学一说，他脸色顿时变了，说你差点没命啊，以后不带你玩了。后来我们从上钢一厂废钢堆里找到一把土枪，可能是外地武斗时用过的，修了修，用硝化棉填在子弹壳里，当时有学校‘工基课’，（工业基础知识课）相当于化学、物理课。课本中介绍到硝化棉可以当炸药。靶子山到处是弹头和弹壳，当地的孩子都去捡来玩的。我们就去打野鸽子，不再去游泳了。

又经沧海难为水。马泾桥头一跳是小菜一碟啊。这些年，我几年我早已不是温室里的乖孩子了。

父亲在盛桥公社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莫氏姐妹的案子最为重大。莫利国、莫利仁姐妹都在盛桥插队。其父是复旦教授，50年以特务罪被枪毙。陈毅市长批准其母带着儿子去香港，最后辗转到了美国。但莫氏姐妹一直出不去。最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去了美国，当时父亲和她们母亲还吃过一顿饭，临走还送了些礼品。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近年我们才知道她们回过上海，但早把父亲忘了。

父亲之所以帮助他们多半是出于自己身世的同情，并不是图什么回报。他还处理了几个知识青年讲“反动话”的案子，现在看来根本够不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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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宝山最偏远的盛桥公社工作了几年，父亲被调到吴淞公社。我当时已经在上钢五厂当工人了，我们车间的对面就是吴淞公社张建浜大队。算是邻居了。

四人帮粉碎后，我从冶金局团委借到了团市委，筹备第十九届团代会。开团代会的同时我去参加了高考。团代会上我负责工业块的简报，因为交上简报才可以回家，为了早点回家，我把正在挠首写不出简报的另外几个块同事的简报也顺手完成了。会后不久，团市委的组织部的正式调令到了厂里，同时大学录取书也到了。车间总支书记是个中年女工，她拿着两份通知书说，你不忙做决定。去问问你父亲，她下巴朝吴淞公社的方向示意了一下，显然她知道父亲就在对面。我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吴淞公社，其实我心里还是想去团市委工作的。父亲坚决地说，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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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淞公社因宝钢建设地盘越来越小。最后成立了吴淞区。吴淞区和宝山县“拆二建一”成为宝山区。1979年父亲在农村二十多年后兜兜转转地回到了市区。十年之后，他就退休了。父母都有可能争取“离休”的待遇。母亲在南京参加工作的，南京1948年就解放了。父亲曾送过一封信给地下交通站。但是他们都觉得不要争取了，经济上可以了。

   他可能是上海市最后返回的下放干部。我开玩笑地叫他是“最后的莫西干人”。（美国作家库珀的小说）他不懂什么意思，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