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 二零二二年

新冷戰：抵制北京冬奧呼聲與日俱增

為什麼國際奧委會與中共獨裁政權的關係如此緊密？特別是網球員彭帥在11月2日在網上微博發文，指控中共高層張高麗性侵犯後被消失，越來越多的人提出這個問題。

相關微博不到30分鐘內被刪除。彭帥無法與朋友聯繫，也無法接聽來自國際女子網球協會（WTA）等相關團體的電話。11月21日，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表示，他與彭帥進行了一次視頻訪談，聲稱她“平安無事”。國際奧委會既沒有公布視頻也沒有公布文字記錄。巴赫的採訪引起了廣泛的譴責，他被指與中共政權合作做假，目的是要化解2月4日開幕的北京冬奧會越來越嚴重的國際合法性危機。

國際奧委會有著與右翼、種族主義專制政權合作的歷史，包括從1930年代希特勒的德國到1980年代的韓國軍事獨裁。今天的中國也是如此，工會和罷工被禁止，工人階級在極嚴厲鎮壓沒有獨立組織的權利。全球關注中共政權在新疆和香港的警察鎮壓，但這些地區在中國並非特例。正如ISA的中國網站所警告，新疆是鎮壓手段的試驗場，這些手段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在全國各地。

在“讓政治遠離體育”口號的背後，國際奧委會以秘密的、不民主的、腐敗臭名昭著的方式運作，其一直明確遵循的政治路線，就是為其資產階級贊助商提供超級利潤，並無視對民主和人權的關切。

這就是目前全球關於抵制2月北京冬奧的爭論背景。抵制運動是由各自不同、相互矛盾的勢力所提出的。部分呼籲是來自抗議鎮壓新疆維吾爾人、打壓香港民主權利的社運人士和人權團體。另外則有像拜登政府這樣的資產階級政府，他們抵制的動機與維護民主權利完全沒有關係，而是為服務了其帝國主義利益，建立圍堵中國資本主義的全球聯盟，阻止中國挑戰或取代美國霸權。

“外交抵制”

拜登和其部分盟友現在提出了要“外交抵制”北京冬奧。大多數觀察員對此都感到摸不著頭腦。這種“非抵制”的抵制有什麼意義？正如甚至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所評論的那樣：“沒人關心他們（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來不來”。這樣一個空洞的姿態，那為什麼不採取音樂抵制（不許唱歌）或笑話抵制（不許講笑話）？

在撰寫本文時，“五眼”聯盟成員國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已經宣布他們將加入“外交抵制”行動。這種極其有限的姿態，旨在讓有關政府扮成堅持立場的樣子，同時又不破壞賽事為他們的跨國公司和媒體機構所帶來的龐大利潤。他們選擇這種策略也是為了避免公關災難，以及避免真正抵制運動因無法贏取足夠的國家政府支持而失敗的風險。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新疆當地的穆斯林人口受到可怕的鎮壓，香港的工會、反對黨和集會自由遭受打擊，許多人會同情抵制的呼籲——不是那種扭扭捏捏的“外交”抵制呼籲，而是全面撤回對奧運的支持。

根據《多倫多星報》的民意調查，56%的加拿大人支持全面抵制。這顯然受到中國政府為報復加拿大方面將華為公主孟晚舟軟禁於她在溫哥華的豪宅，而監禁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斯帕弗近三年的影響。二人在2021年9月被釋放。加拿大的民調顯示，人們對拜登主導的“外交抵制”普遍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空洞而不充分的姿態。晨間諮詢公司（Morning Consult）的一項美國民調顯示，24%的人贊成全面抵制，31%的人贊成外交抵制，只有12%的人反對抵制。

這個問題反映了相互矛盾的思潮。西方資本主義政府正在利用這個議題，但同時擔心真正的抵制會對經濟帶來損失，他們只想以“民主”外衣美化自己，用來推進向北京施壓的冷戰議程。但也有許多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共鎮壓的受害者，出於真誠的原因支持抵制，認為這可以對中共政權施加壓力，使其改變鎮壓的狀況。不幸的是，這種觀點低估了需要什麼樣的壓力和鬥爭——是與中國工人建立團結，協助他們組織起來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第一批承諾進行外交抵制的政府來自“五眼聯盟”，這毫不巧合。當中三個國家，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最近組成了英美澳聯盟（AUKUS），為 “五眼”情報聯盟提供軍事能力。不過日本政府目前仍正在考慮是否支持外交抵制，而其他政府，特別是法國政府，則表示反對。這反映了西方大國之間的緊張關係和各異的考量——法國政府仍在念念不忘AUKUS所帶來的損失，因為AUKUS導致巴黎失去了66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對所有這些政府來說，“民主”和“新疆問題”只是赤裸裸的金融和大國利益的遮掩布罷了。

所有主張抵制的政府沒有一個是無辜的，他們自己也有鎮壓少數民族和對他國進行軍事干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對原住民的歷史罪行、英國和澳大利亞對難民的壓迫、美國的種族主義警暴，以及西方帝國主義在伊拉克、敘利亞和其他地方發動的戰爭，意味著這些政府長期以來也是人權侵犯者。任何真正反對中共壓迫的運動，都需要與這些虛偽的政府及其行為完全割席。

國際奧委會反對抵制

毫不意外，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反對任何抵制行為。在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他爭辯說：“如果我們開始採取任何的政治立場，我們將永遠無法集結全部206個國家奧委會參加奧運會⋯⋯這將是奧運的政治化，而我認為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奧運的終結，就像古代的奧林匹克一樣。”

先不談巴赫關於古代奧林匹克政治化的說法（最近的研究表明，古代奧林匹克的結束或是因為舉辦成本太高），現代奧運會的整個歷史就是充滿著政治化，而且還是以犧牲勞動人民的利益來支持右翼獨裁政權和大企業的利益。

這一點在眾國際奧委會主席的政治立場中凸顯出來，其中包括顧拜旦男爵（1896-1925），他反對女子運動，認為 “不切實際、不有趣且不美觀，而且我們也不諱言：不正確”；德·巴耶-拉圖爾伯爵（1925-1942）在1936年運動會開幕時站在納粹領導人希特勒和赫斯之間；反猶的瑞典實業家埃德斯特隆（1942-52）寫道：“在美國，有一天你將不得不阻止猶太人”。布倫戴奇（Avery Brundage，1952-72）也是個欣賞希特勒的反猶主義者，他雖然曾表示“共產主義是一種罪惡，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罪惡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卻欣賞斯大林的威權主義；當然，還有西班牙長槍黨（法西斯）成員薩馬蘭奇（1980-2001），他在佛朗哥的政府中擔任許多要職。巴赫的前任也是一位貴族——雅克·羅格伯爵（2001-2013），他主導了與中國政府的秘密交易，並對新聞報道進行審查。

延續諸任主席的右翼、厭女的傳統，現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也毫不意外地與中共沆瀣一氣，幫助中共掩蓋彭帥對張高麗的性侵指控。在他參加了臭名昭著的“平安證明”視頻之後，運動員權益組織“全球運動員”（Global Athlete）指責國際奧委會“對性暴力和女性運動員福祉漠不關心，令人髮指”。

當國際奧委會指奧運會不應被“政治化”之時，他們卻不反對右翼和獨裁政權利用奧運會來鞏固自己的權威。

從臭名遠播的1936年柏林奧運伊始，還有1968年的墨西哥奧運亦如是——當年的奧運在墨西哥軍隊屠殺左翼學生的幾天后開幕。學生們的口號之一是“我們不要奧運，我們要革命！”。另外，兩名美國運動員、黑人權利運動的支持者托米·史密斯和約翰·卡洛斯在行“黑人權力”禮後被逐出了奧運。

韓國軍政府在1980年光州民主運動中屠殺了2000多名民主抗爭者，一年後的1981年，韓國就獲得了1988年奧運的主辦權，作為在全球改善形象的平台。

當然，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的1980年莫斯科奧運，儘管遭到了抵制，但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機構還是利用其來加強國內的支持度。而1980年美國主導的抵制運動並不是真正為了保護阿富汗人民的權利，而是為了展示美國的力量，這一點在美國此後四十年於當地的行為中表現得很清楚，包括2021年混亂的撤軍，並導致了塔利班的捲土重來。

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幫助加強了日益專制的俄羅斯反動政權的地位。當年史上最昂貴的運動會，協助政權提升威望，在閉幕式前兩天，普京秘密下令開始奪取克里米亞。

奧運會代表現代體育最惡劣一面

國際奧委會將奧林匹克描述為人人平等的機會。但一切都是被金錢所腐蝕。大多數運動員來自精英學校——例如，2012年、2016年和2021年英國隊中約有三分之一的運動員來自私立學校，然而93%的英國兒童在公立學校上學。公共體育設施遭到削減開支打擊、體育越來越多地依賴商業贊助，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主辦國實際上是取決於誰的賄賂最多。在鹽湖城被選為2002年冬奧的舉辦地後，針對國際奧委會高層腐敗的指控成為了公開醜聞。儘管制定了新的規則，但在倫敦贏得2012年的比賽主辦權後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指控。做出決定的標準無關予體育發展的利害，而是贏家提供了什麼商業、贊助和轉播設施。

主辦地被選中後，往往會被揭發為了建設場館而使用童工、出現奴隸勞動的超級剝削，相關報道包括了俄羅斯、英國、巴西、日本和中國的場館建設。

各國政府聲稱，運動會本身將對本國經濟會帶來好處。但經驗表明，情況恰恰相反——為建設體育場館，大量人民被迫遷—據估計，2008年北京奧運有125萬人被迫遷，1988年漢城奧運有72萬人。雅典奧運和里約奧運留下的後遺症包括巨額債務、大白象工程體育場，以及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如一位評論員在里約奧運後評論的那樣：“在這個已經因不平等而惡名遠播的城市，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加嚴重”。

體育贊助

企業也聲稱他們不受政治影響！可口可樂公司正是用這個藉口，不顧美國的抵制，贊助了莫斯科奧運。今天，我們看到北京冬奧的官方贊助商也一樣。

贊助商包括阿里巴巴，據《紐約時報》報道，阿里巴巴開發並售賣面部識別和監控軟件，用於偵測維吾爾族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的臉孔。AirBnB被指控與中國武警部隊合作。

贊助商還包括三星集團，該公司的有著使用童工、破壞工會、腐敗、賣淫和支持極右團體的記錄。還有法國源訊公司（ATOS），他們是“戰鬥管理”系統和監控系統的製造商。ATOS對殘奧會的贊助尤其讓身心障礙運動員感到憤怒，因為他們提供給英國政府的“工作能力”項目的管理系統剝奪了成千上萬身心障礙人士的福利。毫不奇怪，贊助北京冬奧的企業沒有一家支持抵制。因為他們將會失去太多的利潤。

過往的抵制運動奏效嗎？

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發生了殘酷的鎮壓事件。然而，儘管普遍人表示同情抵制呼籲，但所謂的國際社會卻沒有響應抵制號召。美國總統小布什與澳大利亞、法國和日本的國家領導人，也是出席北京奧運的世界領導人之一。這顯示出全球關係近年發生的重大變化。當時，中共獨裁政權在西方世界受到紅地毯式的歡迎，而“人權”則是一個禁忌話題，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只想與北京簽署更多的協議。

在俄國革命後的幾十年裡，布爾什維克沒有參加奧運會——他們更喜歡合作性的運動文化，而不是參加資本主義和精英主義形式的體育。蘇聯斯大林主義官僚體系完全鞏固後，直到1952年才開始參加——奧運會成為了冷戰的舞台。1936年，為了抗議納粹的柏林奧運，有人提出另外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運會”。但由於西班牙內戰爆發，“人民奧運會”未能成為現實。

抵制1980年莫斯科奧運卻完全無助於迫使蘇聯撤離阿富汗，反而使蘇聯官僚成功地在國內將奧運會宣傳為重大勝利，正因為西方的抵制，蘇聯運動員贏得了破紀錄的獎牌數量。

隨著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到來，奧運會也被新自由主義化——變得更加商業化和精英化。

今天，當討論抵制北京冬奧運的問題時，社會主義者對這個主張持同情態度，因為抵制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和青年提出的，他們真誠地正在尋找方法來反抗中共的鎮壓。但我們也警告說，不要對國際奧委會抱有任何幻想，國際奧委會應是任何抵制運動的首要針對目標，我們特別警告不要對任何資本主義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個爭議來服務自己的大國利益。同樣，當不同的社運團體提出這個問題時，我們要區分那些是真正獨立的民眾自發運動，和那些是在新冷戰中受某國政府利益資助或贊助的組織。

抵制能起作用嗎？

1959年國際發起了針對南非種族主義種族隔離政權的抵制。抵制運動涵蓋了體育賽事和學術方面，並得到聯合國和各國政府的支持。但大企業依然繼續與南非進行貿易。改變了事態發展的，是當南非工人階級英勇地組織起來、150萬人參加了1986年的五一罷工、新工會興起並聯合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並贏得了其他國家工人的聲援行動。這標誌著種族隔離政權崩潰的開端。

而在最近，當足球界的巨頭們試圖另立“歐洲超級聯賽”時，球迷們的團結抗議就在幾天內粉碎了這個提案。

社會主義者主張什麼？

社會主義者譴責中共政權的大規模鎮壓，並支持立即全面實現民主權利，這些權利只能由工人階級和貧苦群眾的鬥爭來贏得。
我們警告不要相信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所組織的抵制行動，這些行動是用來欺騙公眾，或只是虛偽且空洞的“外交抵制”姿態，又或是其背後真正的意圖緊密相連於中美冷戰。
我們反對體育的商業化，反對利用體育來為右翼專制政權塗脂抹粉——正如今年的卡塔爾世界盃那樣。大企業應該被踢出體育界，取而代之的是在運動員和球迷的民主控制下，大幅擴張提供給所有人的公有體育設施和項目。
工人階級團結、國際聲援、革命的民主和社會主義政策，是推翻獨裁政權的關鍵。資本主義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制度，威脅著我們全部的民主權利，而只有獨立於所有資本主義政府和其機構的工人運動才能成功地與之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