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1年1月1日

【迎接一九五一年的光荣任务】

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陈其尤

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进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而获致的。全国人民必须把这个胜利基础由巩固而发展，和进一步的壮大起来，筑成一座保卫世界和平、保卫祖国建设的坚强堡垒。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集团疯狂地侵略朝鲜和侵略我国的台湾，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为着保家卫国、为着保卫和平建设，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抗美援朝的运动，纷纷以志愿行动来参加这一神圣的正义的斗争任务，并给予侵朝的美军严重的打击！

今天是一九五一年的开始，摆在我们面前首要的重大工作就是要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得以翻身，在农村中当家作主，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广大的农民解脱了地主的束缚，获得翻身。我们必以无限的忠诚，无穷的人力和财力，献给自己的政府，为保卫和平、保卫祖国而奋斗。

》编者注

中共建政的最初几年，还没有习惯用元旦社论的形式总结过去一年的成绩，并提出指导新的一年工作的方针，更多的时候是通过个人的文章表示对共产党的支持。类似上述的表态，除了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陈其尤，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但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并不了解中共在新的一年到底要做什么，所以文章往往是无的放矢。

准确的讲这一年是中共建政后，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年。从此知识分子就被毛泽东驱赶进永远无法走到尽头的“思想改造”的黑暗隧道。在毛死去的1976年，党报还尖声地发问，“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强调思想改造会不会影响积极性？”①为什么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思想改造”，为什么毛一直视知识分子为敌呢？这要回溯到他早年受到知识分子歧视的经历。

毛泽东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②这年20岁。5年后的1918年毕业于这所后来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校，但没有任何一部书籍提到他的毕业论文。中共为他这段学生经历添加了不少渲染的成分。像学生时期毛就有，“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③说白了，就是“吾人”比较“现实”吧。像毛“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④通俗地解释，就是毛认为读书、讲理论固然重要，但是能够从实践（无字之书）中总结出经验更为重要。就这点来说，毛泽东确实对理论尤其离开他知识范围以外的理论，譬如农业的理论、工业的理论、人口的理论等等，毫无兴趣。另外，毛泽东的传记中有意提到，“毛泽东利用假期两次入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匾额自然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释，并把这四个字写下来嵌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大门口。”⑤似乎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情有独钟，那么他真的喜欢“实事求是”吗，他的新的“解释”又是什么呢？“求”指追求、求得；“是”指正确的答案。“求是”就是要找出正确的答案。答案正确时要坚持，反之发现错误时要勇于承认，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原意。如果毛泽东真的“实事求是”的话，那么他没有看到“大跃进”后造成的严重后果吗？他把饿死几千万人的一场大灾难认为是“一个指头”的问题，⑥成绩仍旧是主要的，是九个指头。显然，就“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努力要找出最适合他心中的答案，至于答案正确与否与他根本没有关系。这可能就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吧。

师范学校毕业后，1918年8月毛泽东约几位同学一起去了北京，其中萧子升与张昆弟赴法勤工俭学，罗章龙去了北大的预科。毛泽东去北京打算干什么呢？按照他的传记的介绍，“毛泽东却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去报考。这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他一向推崇自学的主张有关。此外，当时教育部还有一个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先要服务几年。”⑦杨昌济即杨开慧的父亲，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岳父，是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老师。罗章龙既然可以上北大预科，“中等师范毕业生不能马上考大学”，这个理由显然不能成立。“推崇自学”吗？完全没有必要远赴北京去“自学”。至于“经济上的原因”，去法国勤工俭学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什么理由使得毛泽东没有继续求学不清楚，但没有考取北大预科可能是一个原因。毛没有继续学业，但是留在北京。为了生活，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找到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安排他在北大图书馆当上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种中外报纸。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传记作者可能以为毛泽东很喜欢这份工作，因此以喜悦的心情地补充道：“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相当称心的，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⑧不过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从那时他就开始考虑如何修理这些“名流学者”了。对中共非常友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于1936年所写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清晰地记述了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真实看法。毛泽东是这样对他说的：“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⑨每月8元的收入，不及教授的25分之一，可谓微薄。北大这群势利眼的教授如何能瞧得起一位在图书馆的打工者，而且这个人毕业于名不见经传的湖南师范学校。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大忙人”这样做非常伤害一位自视甚高，自我感觉不错的年青人的自尊心。毛泽东如果有机会谈论“政治和文化问题”，也许真的不比这些“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了解得少。但是地位决定了一切。年青时代的经历往往可能保留一生，对有些人来说，岁月的流逝内心的怨恨会渐渐淡薄。但是，对毛泽东这个人来说，就完全不是这样了。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这时毛已经是中共的领袖，而且距离他离开北京也有18年之久。但是毛泽东没有忘记往事，他对斯诺讲了上面那段话。在抱怨中我们可以听出他的心声，“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名流学者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显然他非常在意。但是最使他感到痛苦的可能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被忽视到这种程度一定感到羞辱。这个耻辱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深藏在他的内心。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在嘴上讲讲，宽容、宽恕等等。但是身份地位一旦发生变化，可以自上而下俯视那些曾经歧视、贬低，甚至嘲讽过自己的“名流学者”，并且意识到权力会让很多人发抖的时候，一解往昔怨恨的情绪是不是会不由自主地发泄出来呢？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大加鞭笞，开动铡刀，迫害了无数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吧。

再次“实事求是”地讲，早年的毛泽东也许不像他后来那样心黑手毒，以整肃知识分子为乐。一个人的想法，确实会因为身处的环境而发生变化。当然“名流学者”对毛泽东存在的无视，并不能成为他迫害知识分子的理由。不过，历史上类似的情况还是有的。希特勒离开家乡在维也纳生活了几年，状况悲惨，几乎沦落到乞丐的地步。⑩他把这些归罪于犹太人，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下定决心要消灭犹太人。⑪毛泽东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反右”运动和之后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同样是要从肉体上消灭知识分子。希特勒以种族理论为根据推行对犹太人的灭绝，毛泽东则以阶级成分为依据支持绞杀知识分子的行为。

毛泽东如此热衷修理知识分子，逼迫他们没完没了地进行“思想改造”，这反映了他即瞧不起“名流学者”，内心里也惧怕“名流学者”瞧不起他。他瞧不起“名流学者”是因为——如他的传记中所说——“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实践比书本知识更重要，他一生都信奉这个道理。毛没有跟在“名流学者”的后面搞改革搞改良，而是通过暴力搞革命获得了成功。他认为有理由瞧不起那些只懂得书本的知识分子。同时毛泽东没有学到“名流学者”所应该有的学问和做人的品质，这是他惧怕知识分子瞧不起他的原因。毛泽东去北京，肯定是希望进入北京大学获得世人公认的文凭。不过事与愿违，他没能考入这所学府，不得已滞留北京一段时间之后返回了湖南，1919年去一所小学（修业小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员。⑫小学的历史教员不能同北大教授的头衔相提并论自不用多说，就是与北大毕业的学子相比，湖南师范学校恐怕也没有自满到可以挂在嘴边。更何况当他爬上一国之王的座椅，而他周围站满了海外归来的“名流学者”，像章伯钧（留德）、罗隆基（留美）、费孝通（留英）、曾昭抡（留美）、陈仁炳（留美）、钱伟长（留加）、吴景超（留美）、彭文应（留美）、钱端升（留美）、张申府（留法）、储安平（留英）等等，这些满嘴洋文的人一定令毛泽东无地自容，他们的专业知识更是让他无法望其项背，人的本性中的自卑之感他不会没有吧。假如毛泽东一生安居禁足于一隅，终老一生，那么他就不会与斯大林、希特勒齐名，成为恶魔、屠夫的代名词了。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毛泽东与希特勒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去维也纳希望进入维也纳美术学院，但是没有被录取。次年他再做尝试，学院甚至没有给他正式考试的机会。他改变主意打算进建筑系，但是没有中学毕业文凭，最终，希特勒放弃了学业。在他当上帝国的总理之后，希特勒一有机会就会表现他对知识分子的鄙视。《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⑬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经历，无可辩驳地证明他迫害知识分子的心理绝对不是从中共建政后才开始，事实是在更早的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就已经埋在他的心中。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他就把知识分子视为必须改造的对象。他说：“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⑭这时距离斯诺采访毛泽东又过去了6年，他还念念不忘地继续发泄对知识分子的不满。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的1952年，理解《讲话》精神的人，恐怕很难不认清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谈到学习《讲话》后的“体会”时，作家老舍说，“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

老舍的态度，就是毛泽东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后的态度，也就是必须做到对他毕恭毕敬，匍匐在地，在思想改造的隧道中努力不断地继续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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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1976年8月24日“坚定不移地和工农划等号——沈阳机电学院总结培养普通劳动者的经验”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逄先知主编《毛泽东传 卷一》“二、师范生”

③同上②

④同上②

⑤同上②

⑥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中“庐山会议的初衷”一节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逄先知主编《毛泽东传 卷一》“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⑧同上⑦

⑨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四篇 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中“三 革命的前奏”一节

⑩约翰·托兰著《从乞丐到元首》

⑪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一章 第三帝国的诞生”中“阿道夫·希特勒的萌芽思想”一节

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逄先知主编《毛泽东传 卷一》“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⑬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一章 第三帝国的诞生”中“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生活”一节

⑭《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⑮《人民日报》1952年5月21日“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