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1年2月11日

【政务院第七十一次会议 通过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

会议在听取和讨论了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彭真副主任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起草经过的说明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该条例将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后施行。

》编者注

“惩治反革命条例草案”在2月21日通过，《人民日报》在2月22日公布了《条例》的条文，共有21条，有些条目下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这宣告中共即将开始大规模地镇压中共眼里的“反革命”。这样做是为了配合中共在朝鲜的战争，因为中共担心百姓对参加朝鲜战争不满，怕他们趁机闹事，因此需要搞一场政治运动肃杀各种不满情绪。这次出台的《条例》，是1950年7月通过的“镇压反革命活动”（全文参见1950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指示的延续，并且扩大了镇压的对象，这是为朝鲜战争爆发后稳定国内统治的需要，只有这样做才能安下心进行对外战争。“攘外”必先“安内”。

“镇反”运动以公安部为主导部门，1949年7月6日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立了公安部，任命罗瑞卿（1906年-1978年）为公安部部长。①从1950年3月18日中共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起，事实全国即已进入“镇反”运动中。注意中共前后发布过几个同名的指示，都使用“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一名称，但指示的内容不同。前期主要针对国民党在各地继续进行抵抗的武装分子，后期主要针对建政后在各个部门以及工厂工作的中共眼中的“敌特分子”。“敌特分子”特别指国民党党员尤其是骨干分子。那么中共建政后还有很多的国民党党员留在这一政权下吗？党史学者杨奎松在他书中给了解答，“1927年中共转入地下后几乎无法在城市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特别是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退出城市，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跟上全面受到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初进城市后就发现，无论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在石家庄这样的中小城市当中，国民党在产业工业中的势力和影响都很大，许多工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②仅产业工人中就有大量的国民党党员，其他像警察以及公职部门国民党党员就更多了。从镇反的结果看，“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③，其中一定包括不少这样的人员。

1950年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年，这时中共尚未完成全国的统一，即便攻克了国民党占领的地区，但是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当地仍旧相当活跃，这给中共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1950年3月18日的《指示》根据这个情况，要求对这些“反革命”分子给予“严厉的及时的镇压，绝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④几个月之后，1950年7月21日经毛泽东批准再次通过一个指示，7月23日发布“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这次的指示同3月18日的《指示》一样，也是主要针对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势力的“反革命活动”。

何为“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分子应如何处置，《指示》规定：

一、对一切手持武器、聚众叛乱的匪众，必须坚决镇压剿灭，并将其主谋者、指挥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

二、对以反革命为目的而杀害公职人员和人民、破坏工矿仓库交通及其他公共财物、抢劫国家和人民的物资、偷窃国家机密及煽动落后分子反对人民政府的一切活动、组织或谍报、暗杀机关，应彻底破获并逮捕其组织者及罪恶重大者，依法处以死刑或长期徒刑。

三、对怙恶不悛的匪特分子和惯匪，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

四、凡勾结、窝藏上述三项重要反革命分子而情节重大者，依法处以长期徒刑或死刑。⑤

中共政治术语中的“反革命”包括“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这两种类型。上面所述的四类活动属于“现行反革命”。于此对照，成为国民党骨干但没有现行活动，按照中共的定义这属于“历史反革命”。1951年3月15日北京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将反革命分子划分为五个类型。

类型一，一贯进行反革命的首恶分子；

类型二，解放后仍旧怙恶不悛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类型三，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务道首；

类型四，恶霸；

类型五，惯匪。⑥

这五个类型中即包括“现行反革命”也包括“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就是指过去曾经犯下中共眼中的“反革命”的罪行，而现在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但是由于没有具体法律条文的规定，哪些行为属于“现行反革命”，哪些属于“历史反革命”，而“反革命”之罪的具体表现在哪里，这些都只能任凭中共的地方官员对“反革命”定义的理解。譬如，有些地方草菅人命以致到了群众要求“杀了他们”，“人民法院完全接受群众的要求，判处九个匪徒死刑。”⑦

2月21日通过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第三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第六条中规定“（一）为国内外敌人窃取、刺探国家机密或供给情报者”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第七条中规定“（一）受国内外敌人派遣潜伏活动者”同样可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而第十条中有一条“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却判刑极重，“处三年以上徒刑；其情节重大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⑧

显然，这些条例是为了在朝鲜战争期间防止“间谍、特务”进行破坏或者煽动活动而制定的。《条例》中所定义的“反革命活动”是中共眼中的“现行反革命”。

1950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后，有人认为对反革命的处置“宽大无边”。1950年5月8日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1902年-1997年）上书毛泽东，“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的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⑨对此中共接连下达了几个文件。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10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⑩1950年12月7日传达“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的电报”；⑪1951年2月21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⑫以及在通过这次《条例》的会议上彭真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⑬这些都是继1950年10月10日《指示》中强调的，“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党报更是不甘寂寞，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出各地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偏差并非要求执法人员依法治国，而是“在执行刑事政策时，有不少地方对于反革命案件的处理，发生了‘宽大无边’的偏向，不懂得对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等三个敌人及其他坚决反革命分子是必须实行专政的。”⑭

“右倾”在中共的政治术语中通常指力度不够，手段软弱。在“镇反”运动中纠正“右倾偏向”，纠正“宽大无边”，就是认为杀得不多，或者不够多。不仅民主党派支持这种破坏法纪的滥杀，如党报登载签署《草案》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一职。甚至连佛教徒巨赞法师也主张开杀戒。他说“杀反革命分子和佛教的杀戒并不矛盾。因为杀少数的反革命分子，救活多数的人民，并且使犯罪的人少犯罪，这是功德。”⑮杀人居然是佛教徒在积累“功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滥杀导致许多人无辜被杀。但是毛泽东看过湘西镇反的工作报告后，对湘西镇反工作的评价却是，“在湘西21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⑯“敌焰下降”是中共为了巩固政权，通过杀人树立权威的说法，这种做法与历史上的残暴的政权没有丝毫区别。

“镇反”运动最后以中共惯常的语气在1952年10月宣告“胜利结束”。中共总结镇反运动中的成绩时说，“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1万。”⑰其中“杀掉71万”，这些人是为了配合朝鲜战争而杀掉的“反革命分子”。总数310万人被杀掉，真实的数字可能比这要多。建政初期就如此大开杀戒，中共肯定担心会引起民众的恐惧。刘少奇后来就开诚布公地讲，“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⑱“不得了”指民众对杀人造成的恐怖感到恐慌；“好搞了”就是利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爱国口号声和“抗美援朝的锣鼓”声掩盖了枪毙“反革命分子”的枪声。中共利用外部敌人也就是“抗美”搞宣传，这样避免了国内对杀人过多的注意，使“镇反”运动变得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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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白希著《开国大镇反》“第三章 党中央初发镇反令”中“罗瑞卿组建公安部”一节

②杨奎松著《读史求实 中国近代史读史札记》“民族革命史观的解读尝试——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要跳出传统史观并不容易”一节

③白希著《开国大镇反》“第十五章 镇反运动全面胜利”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⑤《人民日报》1950年7月24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示 镇压反革命活动”

⑥白希著《开国大镇反》“第九章 北京： 漫天激情飞狂飙”中“反革命罪证展览触目惊心 徐悲鸿观后发言热情激愤”一节

⑦白希著《开国大镇反》“第十章 神州处处是法场”中“临汾金殿村：九个匪徒跪倒台上 三次排炮吓破敌胆”一节

⑧《人民日报》1951年2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⑨白希著《开国大镇反》“第八章 党中央再发镇反令”中“双十指示扭动被动局面”一节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

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一册》“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的电报（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

⑬《人民日报》1950年8月26日“系统地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二册》“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问题的报告（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

⑮同上⑥

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一卷》“1951年1月17日”

⑰同上③

⑱《中国网》“揭毛泽东著名的‘双十指示’ 趁朝战镇压反革命”

https://www.sohu.com/a/45163852_116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