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家里，孔子当然是创立儒家的先行者，他的思想背景是在《论语》里所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他能够将在他之前的中华文化的精髓继承发扬下来，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所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六艺”就是指“六经”，“折中”就是“删诗书、订礼乐、系周易、作春秋”，他加以整理，并把他当做教学的材料，传承下来。孔子以后的学生代代以教学为业，发展成为儒家教育传统。孔子的思想一直到一百七十年后孟子出现，只有孟子充分领会孔子的思想，并温故而知新。他将孔子在《论语》里片片断断的对话高度归纳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哲学论述，对于人的社会，孟子提出“仁政”，这是从传统的经典《诗经》《尚书》获取精华，相比其他学派，儒家是继承传统经典最完美的学派。道家是创新，墨家是复古，还有配合时代需要的法家，阴阳家。我们学《论语》，语言朴实易懂，一旦接触《诗经》《尚书》，这些朴实易懂的语言里无不精彩之至。比如有一次，鲁定公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拿来振兴国家的？”孔子回答他说，很多事情不能讲得极端，靠一句话能振兴国家，如果勉强要说有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要常常关心百姓，这就是整部《尚书》由尧舜到春秋五霸治国理政的思想，也就是战战兢兢去做两件事，一“仁爱”，照顾百姓，尤其照顾弱势者，亦如孔子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二要社会正义，孟子提到孔子若为君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样一个君王太伟大太完美了，这完全出自于《尚书》给君王立的标准。当然儒家的思想是不是只适合于早期部落社会呢？笔者认为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儒家思想从没有在以后帝王统治下真正成为执政理念。所以这种思想只能停留在理想层面，但是同时我们如果真正领悟到孔孟儒家思想，他又有与时俱进的一面。比如孟子里，已用《诗经，小弁》提到如果父母有错，自己可以抱怨吗？如果这个错严重，子女要劝导父母。“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磯也”。《孟子，告子下》“愈疏，不可磯都是不孝。”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论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就是文学作品出于真诚的情感。

        孔孟思想从没有“三纲五常”，只认为只有一纲，父子纲。也可扩展到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无法逆转的。“三纲五常”源出于法家《韩非子·忠孝》，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君为臣纲”，可是孟子对君王的态度就证明了孔孟思想不接受“君臣关系”：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就是在今天，谁敢指着君王的鼻子骂“寇仇”的？孔孟才有真正的精神家园。

        与《论语》《孟子》这类语录式著作相比，《大学》《中庸》才是系统地阐述儒家思想的经典。《大学》出自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内文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年撰成，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司马光编撰《大学广义》，是为大学独立成书之始。《大学》是给新官上任实施“仁政”的工具书，语言简练易懂，由个人之“明明德”（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做起；发挥到“亲民”（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这里尤其注意的是，《大学》阐明人与“善”不是一体，需要努力“至善”。这和荀子抛弃所谓儒学“性本善”而视“性本恶”的根本区别。《中庸》文句深奥，是孔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关于中庸的著者，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和后汉大学者郑玄《礼记》都指明是孔子嫡孙子思所著。清代学者袁牧等主张《中庸》出自孟子之后。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子思子考》主张《中庸》上卷是子思旧篇，下卷写于秦末也是值得探讨的。宋明理学家以南宋朱熹为代表对《中庸》名之解释倒肤浅至极，“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不失为“搞笑”之举。《中庸》开门见山直指“致中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既然已经将人间大本大道说尽，便只剩下“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样在《中庸》第六章对舜治理的描述，点明了“中庸”就是“用中”，“执其两端”与“用其中于民”，则是能够正确把握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即“中”，再将此一适当关系（亦即所谓的善）应用于百姓身上。这个“中”字比较微妙，它包含了心中的善意、对善的判断，以及具体的善行，“中”有内在之意，亦有适当之意，再归结为善行。换言之，“用中”二字可以分而论之。“中”是指关联于“善”的一切，亦可概括称之为“仁”。“用”则以知为前提，需要“智”的层次；进而再付诸实现，属于“勇”的层次。因此“用中”兼顾“智、仁、勇”三达德，当然不是易事。笔者认为“中庸”意即在此。《中庸》的核心就是“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意思就是，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够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天赋本性，从而完成自己生而为人的天赋使命。这里的至诚，就是达到了极致的真诚。而由此“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达到“赞大地之化育”为“天地齐名”。这里尤其注意“至诚”，要发挥个人的天赋本性，“真诚”极为重要，也是孔孟思想的精髓。当然《中庸》后部有明显将孔子送上“圣坛”，是汉朝时被修改后残留的痕迹，这和孔子“一以贯之”思想完全不符。

        公元七世纪前后，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己在《史通》里写有《疑古》和《惑经》就是对汉代经典质疑的开始，也是正式宣布和儒家以“孔子，颜回”作为继承脉络的否定，而真正树立“孔孟”继承脉络还是要到赵宋王安石主持编撰《三经新义》作为科举教科书的开始，同时代的史学大师司马光虽然《疑孟》，但还是重推《大学》。再加上早在南北朝梁武帝时代就有学者推重《中庸》，那么以下结论就无疑了，南宋朱熹并没有做后人所想象出的那样编了《四书》，而是将《四书》的次序做了排列，从易到难依次是《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但在“人性是善是恶”这一哲学重要基石叙述上，完全错误地主张“性本善”而和真正的孔孟思想背道而驰。提到“性本善”自然就想起《三字经》的开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师宗朱熹的王应麟，《三字经》的前六字，是程朱学派，“性相近，习相远”选自《论语》，是孔子对人性论的最早思想，孔子对人之初性是善是恶的确没有具体地阐述，孟子对此做了完整地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