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金钱:  在资本主义世界，金钱基本上是万能的。巨富的家庭或个人并不需要暗箱操作，只要公开政治献金或捐款就可以收买总统，议员，州长，世界卫生组织，执法机关，情报机构，医院学校和组织。甚至能制造疫情，再指导防疫。

2. 权力:  权力分散、制约和限制是美国社会最好的部分。州长可以不听总统的，老百姓基本上是自治。人民终审团 (Jury) 制度是古今中外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收买终审员基本上不可能，后果也很严重，尽管好的律师可以利用或诱导他们。人民终审员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他们不大可能判决“反政府”、“反人民”或“反革命”罪。

3. 法律： 美国法律均由律师们起草，国会议员们投票通过。法律是保护高端人口，摆平中端人口和防控低端人口的。 富人可以请高质量的律师专家团队，就能逃过牢狱之灾；中产阶级只要不惜血本，舍得花钱基本上可以保证公平；穷人犯法很可能坐牢或重判 (详见第五回：医官勾结可作恶  贫民羞涩只坐牢)。 这样基本上可以保证优胜劣汰或正淘汰，比无产阶级革命、贫农造反或街头暴动更公平。绝对公正或人人平等是不可能的。 

4. 公正和人人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们生来平等）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同意。问题在于怎么解读，保守主义共和党解读成“机会平等”，而左派民主党解读成“结果平等”；政客和老百姓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十几年前我连读两遍《法律和病理》，书中写道“法庭的目的是解决纠纷而不是寻求正义和真相”。大多数刑事案和民事诉讼都是双方律师沟通私了，法律取证(Deposition) 经常做 ，很少上法庭。富人可以拖几年，穷人拖不起，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5. 法律，金钱，性:  常言道“花几百或几千元是嫖娼”，既违法又不高尚；“花几千或几万是爱情”，合法合情合理，至少表面是美好的；“投资几十万或几百万是婚姻”，可以传宗接代、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投资千万或几千万就上了档次，升级为人间佳话或媒体热炒了。男女双方死了一个就成了故事的悲剧，不管是自然死亡、事故或情杀。双方都为情而死便是千古绝唱，又是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美国有两句名言 “When people say it is not about money, it IS about money; when you say it is not about sex, it IS about sex” (当人们说这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钱；当你说这不是为了性，就是为了性)。当一伙鸟男女攫取了权力，也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和任性的性。 

6. 定罪的可能性:  美国刑事诉讼案需要大于75%的可能性或非常可能才能定罪；民事诉讼案需要大于50%的可能性或很可能才能取胜。被告可以保持沉默，逼供诱供行不通；从慢从宽，宁可放走三个也不能错关一个。我想岳飞案的“莫须有”也许就是“可能有”，这比较符合皇权独裁的权力特征。岳飞“可能有”造反的嫌疑就该杀了，而且要斩草除根。皇帝老儿可不想等到大于50%的可能性或“很可能”或“非常可能”才动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都是“从快从严”，宁可杀错再平反， 也要防患于未然。 

7. 专家权威:   权力腐败等于“权力乘以时间”，而且这是99%的可能性。医生当领导有权势不能超过一年就应该回本专业每天看病人，不然就会引发权力腐败。权力越大，时间越长，腐败越严重。所谓“权威”是因为有权发威，而不是专业水平比其他医生高。美国总统首席医学顾问，新冠病毒防治总指挥“福奇”雄居高位四十年，今年81岁，他早已不是什么医生或科学家，充其量只是一个老官僚或老妖。作为病理诊断专家，我确诊他有“病理性老年痴呆”和“职业性老年痴呆”，一大半美国正常人都认为他邪恶之至。这确实是美国医学界和美国人民的悲哀。 

8. 职业道德：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人们都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整个社会有“无形之手”自行调节，人类的生活水平就会逐步提高。法庭的终极目的是解决纠纷，而不是寻求正义和真相。美国是无数民族和种族的国家，对某个事件中正义解读也是无数无序的。刑事案件的真相是遵寻可能性，只有原告才知道真相，但他可以保持沉默，局外人永远不会知道真相。判有罪只是“非常可能”，判无罪则是低于非常可能，而不是100%的所谓真相。原告和被告的双方律师和专家证人的职业道德也不是为了寻求“正义或真相”，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了自己客户的利益最大化。有时原告会告诉律师“真相”(我确实干了)，如果此时律师为了正义而出卖客户或不尽力，那才是最恶劣的不德道，他的律师执照就会被剥夺。专家证人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会问，也不想知道所谓真相。终极的职业道德是尽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为自己的客户争取最大利益。      

9. 预言和可能性： 从古到今，世界各地出现过无数的预言家或大师以及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图画。从病理学的角度看，他们可能都是精神病患者，预言也不过是一些妄想和幻觉。为了防止预言实现的行动却可能导致了预言的实现，比如瘟疫的预言，有证据表明当今世界的新冠病毒就可能是预言的产物，有些富豪或机会主义者为了“拯救人类”，早就开启了“可能出现的病毒”的前瞻性研究，以及疫苗等防疫的系统工程，于是便有了“一不小心”，预言中的病毒出现了。有趣的是制造病毒的富豪和大师们又成了防疫专家和英雄，尽管有证据显示健康青少年和中年人死于新冠的可能性非常低，明显低于车祸或其他事故，甚至低于在室外遭雷劈的可能。可悲的是“大师们”还是成功地通过媒体和政客强制健康青少年隔离，打疫苗，戴口罩。

遥想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代，几位预言大师，战略家，阴谋家或阳谋家出于各种目的就可以向某国王进言，以50%以下可能性的预言便能挑起两国甚至多国之间的战争，弄假成真，先发制人，尽管有大于50%的可能性或很可能另一国并没有开战的计划。近二百年来欧洲列强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也有预言大师们的贡献，据说当今俄乌战争也早有预言，而且有几个出处，甚至圣经早就预言了。谁能否认战略家们不是为了防止预言的发生而发动战争？ 或为了遵寻上帝的旨意而圣战一场？苦的只是老百姓。    

10. 真相： 看官要问 “美国这个所谓的法制国家既不伸张正义也不关心真相，还不如中国的皇权社会”。先说“正义”：正义的解读取决于文化背景和贫富好恶。中华文明的“忠孝节义”也不是广义的正义，江湖义气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正义也只能局限于一个胡同或一条街，走出这条街也许就是那条街的恶行和笑料。中华文化其实也是不关心真相的，真相取决于统治者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心态；逼供，诱供和屈打成招的真相很可能不是真相。美国原告可以保持沉默，中国原告必须开口认罪。区别只在于“宁可错放三人，也不能错关一人”与“宁可错关三人，也不能放走一人”。以数学解释就是大于75%的可能性与大于25%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