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陶业 写于 二零二二年

极权主义的中国特色

上海封城了。疫情在肆无忌惮地席卷了武汉、西安、天津、香港、吉林等城市之后，当下正在席卷上海。

在上海封城的全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可称之为“全过程专制”的体系。

首先，习近平以党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出旨意：新冠疫情必须“清零”。尽管这是一个政治口号，尽管清零违反科学，但是万事“定于一尊”，为了维护圣旨的尊严，防疫抗疫必须不惜代价，不惜伤害老百姓的尊严和利益，坚持清零。此外，还多次派出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上海“督战”，明确指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不可懈怠，将中央专制之手伸向地方。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下达的命令：封城。李强以其地方专制长官的意志，在其辖区内行使个人专断的权力：浦东、浦西隔江分而封之，“鸳鸯锅”两岸不可交往；断航、断路、封锁交通。浦东，浦西本是一家，强行分封，必重创经济和民生，然李强武断之烈，前所未有。可见专制的力量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央，也发生在地方，在上海。

上海各行政区，诸如静安区、徐汇区、闸北区、闵行区等等，纷纷开始封区、封街，各行政区首席长官在其辖区内行使个人专断的权力：关闭街市，关闭机关，关闭学校，阻断行人，封锁住宅区。整个街市阴森无人，鬼气浓郁。可见专制的力量并不仅仅发生在上海市委一级，也发生在下属各个行政区。

各住宅小区所在地的民警、安保、街道政工人员，居委会的红色大妈们，紧紧跟随，极其粗暴地封楼、封宅、封门，对每一个人强制实施核算检测，对阳性病人进行大肆抓捕，并将其强行关入集中营（所谓的方舱医院），甚至无须出具阳性证明就可以抓人，就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放过，强制与父母隔离。一隔就是数周，缺食，缺水，缺药，缺医，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民众被逼“喊楼”：“我们需要食物”，“放我一条生路”；被逼敲盆：“我们快饿死了”，“老人快病死了”，竟然无人理睬。发病的老人，被拒绝外出就医，即便送到医院，也无人接收，无人医治，贻误急诊，无辜死亡多有发生。可见专制的力量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区级单位，更野蛮地发生在街道和生活小区。

这是一场在社会基层普遍爆发的人道灾难。

听听这些来自基层的愤怒：“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骨肉分离”，“苦苦挣扎”，“解封遥遥无期”，“方舱医院人满为患”，“断粮，米要一颗一颗数着吃”。再看看由于正常医疗被大幅压缩所带来的次生灾难使得额外死亡数大福增加：“清华才女命丧医院” ，“上海虹口区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不堪压力自杀”，“上海作家陈村，昨晚差点死于封控”，“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家陈顺平跳楼自杀身亡”，“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俞惠中教授求医不得不幸去世”，等等，有的民众被暴打，有的被迫下跪，民怨鼎沸，反抗情绪剧增。

民众的反抗招来现役军人进驻，全城气氛一片萧刹恐怖。大量外地警察进驻，镇压市民毫不手软。警察国家的特征显现，军事统治国家的特征显现，国家暴力和秘密警察渗透到了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整个上海弥漫着法西斯统治的恐怖。

从清零到封城，从封城到封区，从封区到封楼，从封楼到封宅封门，从民怨沸腾，到军队进驻；从上海的一系列清零作为，可以清晰地看到“全过程专制”从上到下一条龙的运作轨迹，以及如何启动和使用体制的暴力对民众进行欺骗、恐吓和强制。各级权力都在其管辖范围内耀武扬威，横行霸道，蹂躏百姓，劣迹乡里。各级各地随时都有霸凌现象发生。

私人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践踏得如此彻底。

疫情远远没有清零，腐败没有清零，贪婪没有清零，权力垄断没有清零，乃至二奶也没有清零；但人的亲情被清零了，人的诉求被清零了，人的思想被清零了，人的权利被清零了，人的尊严被清零了，人的自由被清零了（原本就没有多少），甚至某些人的生命也跟着被清零了。

上海的疫情没有清零，但人心被彻底清零了。

同样的情形曾并正在发生于武汉、西安、长春、广州，深圳……，全国弥漫着国家恐怖主义的气氛。

难道这就是习近平说的“全过程民主”？这种“全过程民主”的极权性质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习近平竟然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数落了西方民主的种种弊端和不是，高调提出他自定义的民主的标准：“我国实现了全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 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 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复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将习近平这段话里的“民主”换上“专制”二字，正符合上海“清零”的现状。正是这种“全链条全方位全复盖”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专制陷全上海市民于一遍黑暗。

这般虚伪令全世界实实在在地错愕了！一个极权主义的魁首对民主下了这番定义，说得跟天方夜谭似的。那副架势是要在全世界抢占价值制高点和重新定义“何为民主”的话语权。

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垒是泾渭分明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是，现在这么干不行了，你说你的，越说越强，门庭若市；而我说我的，门庭冷落，越说越没人搭理了。于是习近平颇有创意地将其改变为：你说你的，我也说你的；我把你说的改成了根据我的意思来解释、定义和发挥。我的专制，就是我的民主；要专制有专制，要民主有“民主”。专制是里子，民主是面子。什么是民主，任习近平把玩！

极权主义与民主是天敌，可是习近平把极权主义也说成了民主，这下可把西方的政治家们搞蒙了，尤其是那些左派政治家，本来脑子里就没把什么是民主搞清楚，让习近平一煳弄，找不着北了。比如德国的政客，法国的政客，都放下尊严去跟习套热乎。

当“民主”挂在一个独裁者嘴边的时候，它的实质就是专制；当“全过程民主”挂在一个独裁者嘴边的时候，它实质就是“全过程专制”。

“全过程专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当专制是“全过程”的时候，它就是极权主义统治。上海清零的全过程，就是一个专制的全过程经典，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典型。

不妨先回过头来理顺一下慨念：

什么是专制主义（despotism）？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称之为专制。就政治专制而言，它是一个君主或元首或领袖个人在国家层面实施独裁和霸政的国家治理形式。独裁统治者和统治集团拥有绝对权力，不受法律制约，并以个人意志或党派意志取代或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而个人崇拜则是专制主义的重要特点。

什么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不仅是权力的独裁和霸政，而且是权力以恐怖为手段实行意识形态统治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深入的控制：从思想、行为到私人生活。极权主义必定是一党专制，极权主义必置反对党于死地，不允许有任何反对的声音存在。极权主义垄断和操纵信息、媒体和艺术，使其为权力和政治服务。极权主义旨在征服世界。

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区别何在？

权力特征：

专制主义仅仅发生在权力的顶层。专制在权力的授予、权力的使用、权力的制约和权力的监督等方面与民主体制背道而驰，其权力来源不明，权力使用无边，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权力藐视宪法。但是专制权力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由独裁者玩权力于股掌。

但在极权主义制度之下，权力的独裁不仅仅发生在国家层面的顶层，而且发生在权力的中下层的各个层面，直至基层。它是全面的整体性的权力独裁，控制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国家权力。此时的一党专政已经不仅仅是顶层意义，而且是全国性自上而下的从中央直达乡村的一党专制，即全面的全过程专制。

对公共和私人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

传统的专制体制弱于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传统专制体系下，国民尚有一定的自由度，有一定的思想、言论、出版和信仰自由。国民对待专制的态度，亦可分为多类：有的坚决维护专制，有的被迫接受专制，有的虽然心中不满但却对外敷衍专制，有的坚决反对专制。传统专制在权力顶层固然骄横，但却镇压不住反对派的声音，对公共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控制显得力不从心。

但在极权主义体系下，国民没有任何自由，没有任何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信仰的自由。所有反对派一概从肉体上或被监禁或被消灭；所有的敷衍派一概被改造成歌德派和颂圣派；所有的附庸统统被塑造和提升为谄媚者和告密者。极权主义为自己树立很多假想的和潜在的敌人，并设法制造各种机会和罪名将其消灭。

专制主义体系之下，国民尚有一定的隐私权；但在极权主义之下，国民没有任何隐私权，科技的发展使得极权主义有能力对社会生活实施全面控制。

对待人的态度：

专制主义利用人的本性本质，但不追求改造人性，国民尚有一点尊严，专制主义并无能力实行全面的恐怖统治；

但极权主义摧毁人的本性本质，企图改造人性，塑造人性。在极权主义之下，国民没有任何尊严，极权主义有能力实行全面的恐怖统治。

领袖是如何诞生的？

专制主义搞个人崇拜，基于大众对领袖个人魅力的痴迷，出于对领袖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特质的崇拜。

极权主义搞个人迷信，与领袖是否有学识是否有才华无关，与领袖是否有魄力是否有魅力无关，与民众是否喜欢是否信任无关，哪怕是个庸才是个蠢材，也可能登上权力的顶峰。因为制度带着惯性在运转，制度推选了谁就是谁。大众失去选择领袖的权利，失去了思想，失去了判断，即便大众对领袖人物不满，也没有能力和权利去更换。

征服世界的野心：

专制主义仅在本国疆域内实行统治权，

但极权主义却企图对外扩张，向本国疆域之外投射军事力量，企图征服和统治世界，并把这种征服全世界的意志美化为“全球化”：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

专制主义只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极权主义却企图将本国经济命脉向外延伸，比如一路一带，将经济疆域扩展到全世界，将中国全球化战略扩展到全世界。

专制主义是如何走向极权主义的？

专制主义如果仅仅发生在政权的顶层，那就仅仅是专制。如果专制主义发生在政权的所有层面，即既发生在顶层，也发生在中层，更发生在政权的基层，一个省份就是一个专制王国，一个县就是一个专制王国，甚至一个村落一个乡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王国，党就建立在村上，党支书和村长就是这个村里的专制魔王，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全过程专制”的社会，一个极权主义社会。

中国走向极权主义道路的特色就体现在“全过程专制”里。

“全过程专制”的第一步，就是将国家中央集权和专制的模式逐级向下级权力机构延申，既在政权的深度上，也在政权的广度上，对省、市、地、县、乡（区）、村（街道）的权力施行全面垄断，将权力集中掌握在一个唯一的政党手中。党领导一切，党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威。与纳粹组织不同的特点在于纳粹是精英组织，而现时代下的党的组织则由逆向淘汰出来的人渣组成。党的话语权，高于一切，并具有绝对的威慑作用。此谓之为：“全过程权力一党化”。

“全过程专制”的第二步，就是在全国各级行政单位全面地无死角地推行单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为这种意识形态套上“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衣，以此对大众媒体进行全面的垄断，对大众进行全面的思想灌输，彻底剥夺国民的独立思想权，言论权和信仰权，将国民彻底愚昧化。此谓之为：“全过程思想愚昧化”。

“全过程专制”的第三步，就是在全国各级行政单位全面地无死角地推行恐怖主义统治和执行警察国家的意志。以恐怖统治剥夺国民的尊严和人格，剥夺国民的集会权和结社权，将他们谄媚化和犬儒化，最终将国民彻底奴化，使国民完全丧失反抗和抵制的意志和力量。垄断所有的技术条件和力量以消灭一切敌人，包括潜在的、可能的、臆想出来的敌人。此谓之为：“全过程人格奴役化”。

“全过程专制”的第四步，就是在全国各级行政单位实施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国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在监视之中和控制之中，国民被彻底窒息，失去了自由，也就失去了生命的特征。此谓之为：“全过程社会生活窒息化”。

这就是“全过程专制”的四步曲：全过程权力一党化，全过程思想愚昧化，全过程人格奴役化和全过程社会生活窒息化。归结起来就是“全过程垄断”。

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国家，通过“全过程专制”走向“全过程垄断”，完成了向极权主义的过渡，并达到了极权主义境界。中国已经完成了这四部曲，中国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权主义国家，哪里来的“全过程民主”？

习近平偷换“专制”和“民主”的概念，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让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全过程专制”的实质，那就是极权主义。

2014年，曾华锋，石海明的着作《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脑权”的原创概念。

2018年曾华锋，石海明的着作《科技兴军的逻辑》，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从制脑权到制智权”，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权”的原创概念。

制权理论是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军事概念，随着战争的历史演变而不断发展。从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空天权的理论演绎轨迹，可以看出传统的制权理论主要追求对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对陆权，海权，空权，直至对空天权的占有和控制。与其对应的是大工业时代，是机械化和电气化，铁路的铺设，航道的开通，空天卫星轨道的占据，催生着各类新型战车、战舰、战机、军事卫星和航天器的出现，从而在必争之地、必争之海、必争之空，必争之外空争取战争优势，这是制权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迈入信息时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变革。过去，不论是在冷兵器时代，还是在热兵器时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缠斗的战争，较量的是武器的优良和先进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径和射程，装甲的钢板厚度，战机的作战半径和携弹量，潜艇的续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当转向信息化战争之后，两军较量的是对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识、利用、布局和流动，是对战场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的快速认知，是如何将信息力转化为整个军事体系协同作战的能力；同时也是破坏敌方信息网络，阻断敌方信息传播的能力。这就是制信息权。

当智能革命走向技术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战争，便成为新的课题。在人类智能与计算机智能之间建立双向互动、优势互补和人机融合，从而推高军事决策的精准度和智能化作战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担危险的军事行动，比如无人机，无人坦克，无人鱼艇，可以替代人类去执行各类复杂的军事和侦察任务，甚至面对战场能独立判断自主决策，从而减少人的牺牲。因此谁能占据军事智能的高点，谁就可能以较少的人员伤亡而赢得更大的军事胜利。这是制智权。

制脑权，特指在战争状态下对敌我双方认知能力的控制。不仅控制我方的认知能力，而且要打乱、破坏乃至控制敌方的认知能力，让敌方不断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它标志着人类战争的舞台从地理空间和技术空间进而转向人的意识空间、认知空间和思维空间，转向对敌方军事司令部大脑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敌人的大脑，就掌握了制脑权，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国军人将制脑权称之为“战争制权的皇冠”。

中国原创的这个“制脑权”，正进一步模煳着未来战争的面貌和形态，使得人们已经很难预料未来战争的将以何种方式进行。

但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并非是“制脑权”的军事运用，而是当“制脑权” 从军事领域推广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被指定作为中国信息时代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变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全面控制时，它向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维持统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检验中共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人脑的控制能力。“人脑控制”是极权主义最令人恐怖之处，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们陷于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识形态控制的传统手段是思想灌输，即用某一种思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充斥人的大脑，把大脑灌满，不留空间，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装入。人们只知道这一种思想，并且被告知这是最好的。人们没有能力去作比较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但是，意识形态灌输下的大脑，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断的大脑，而其中睿智的大脑就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们是这样？根据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据人对善恶曲直的基本直觉判断，人们依然可能挑战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苏东欧解体时，正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对于这个制度的不合理的认识，所以当苏东欧这个巨人轰然倒塌时，人们表现得十分平静，并认为本该这样。

中共从苏东欧的解体中看到了这一危机，仅仅进行思想灌输是不足以维护其统治的。虽然中共也曾经尝试放松意识形态管制，放松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封闭，但最终发现这样不行，放松意识形态管制，等于放弃对特权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释，放弃了立党之本，要亡党。他们别无选择，不仅必须坚持对大脑的意识形态灌输，更要对大脑的思维进行直接控制和操纵。这就是制脑权的诞生背景。

如果说意识形态灌输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色之一，那么制脑权则是极权主义的中国特色，具有创意性。制脑权的内涵不仅仅是指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体系的灌输，而且是指对人的思维的操纵，对人的意识的操纵，对话语权的操纵，对信息真伪的操纵，对文化优劣的操纵，对教育洗脑的操纵。极权主义中共在不同时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脑手段，并通过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控脑。只有当其基本实现了全民性的愚脑和控脑时，极权主义才进入成熟期。

弱脑：面对一个健全的大脑，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个健全的大脑打残；而把一个大脑打残，首先要把这个人的尊严打残。在中共获取政权的初期，邪恶的作法是将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坏分子，等等，对人进行尽可能的人格侮辱，将人的尊严打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将人脑的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脑逐步地残废，从而使其无力反抗中共对人脑的控制。

贫脑：大脑是知识的载体，一个知识丰富的大脑往往是具有独立见解的大脑，要想控制它绝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个大脑，必须首先对大脑去知识化，必须令人脑原装知识贫乏化，无用化，再将这些大脑逐一贴上“反动”“反党”的标签，使其大脑窒息。手段就是对人脑进行大批判，连人带脑将其批得斯文扫地，批得遍体鳞伤，批得一无是处，从而剥夺个人的自信，降低人脑的精神素质。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选，小红书，党报、党章，再无其他书籍可读，使人的大脑除了贫乏、枯燥、单调再无其他内容可以填充和记忆，从而使其在反抗人脑控制时，缺乏知识依托。

洗脑：当人脑被弱化和贫化之后，再进行彻底的洗脑，从而使其彻底失去反抗脑控制的能力。彻底颠复和清除人脑原有的知识，强行更换知识储备，否定人脑原有的经验，打击人脑原有的智慧，挫伤人脑的谋略能力。将大脑洗成一片空白，然后重新填充党文化的垃圾。比如，对于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旧职员，除部分杀头关监之外，一概送往华东革命大学洗脑，重新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将被关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由于接受改造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脑成功的例子。劳改营，劳教所，“五·七干校”，学习班，这些都是洗脑机构，抹去人脑里原有的价值观和善恶观，长期强制灌注极权主义思想和文化。

植脑：即培植大脑。向原本是一张白纸的幼儿少年灌输意识形态。从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起，在孩子们走向社会之前，就向他们灌输党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红领巾少先队和共青团都是特定的植脑组织，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儿少年及年轻人培养成没有独立思想，只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木偶。以“雷锋”、“邢燕子”这样一些愚忠人物为榜样，将年轻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没有大脑但却“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封脑：洗脑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总有洗不干净的大脑继续存在，对这样的大脑必须强行进行封冻。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狱，把文字封起来，把生产文字的知识分子的大脑封起来。比如反右运动，林希翎说“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储安平说：“党天下”，章伯钧说要搞“政治设计院”，等等，这些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把这些人打成右派，剥夺他们的发言权，让他们禁声封脑。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说五十五万，丁抒博士说极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约是一百二十万。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万人的嘴，但杀鸡给猴看，实质上全国知识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学者贺卫方被禁言，张维迎被禁言，许章润被禁言，但凡有胆识质疑极权制度的，便被中共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让所有质疑者禁声。没有了思想自由，大脑不会发声了，大脑不会思考了；没有了学术自由，大脑没东西可学了。大脑既无知识可以输出，也无知识可以输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基本就处于这种状态，既没有学术成就产出，也没有思想成就产出。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这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脑被冻住了，大脑被囚禁了，大脑都废了。

愚脑：经洗脑和封脑之后，大脑愚化了，痴呆了。只有愚化之后的大脑才便于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脑，置换人脑原有的政治伦理、逻辑思维和是非善恶判断，通过强行植入指令，将人脑愚昧化，犬儒化，谄媚化。使人成为任权力摆弄的棋子，成为权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红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那些急迫着朝圣的显贵，那些挥动红宝书当护身符的各级干部，大都得了愚脑症。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妇入同房得先学党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场愚脑运动。个人崇拜，红色海洋，除四旧，夺权，文攻武卫，清理阶级队伍，血统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灵魂深处闹革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无时无地不在愚弄大众。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在于它将愚昧文化形成一个传统，并延续至今。愚脑并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开始了。只是愚脑在习近平时代达到了巅峰。但凡民众可能接触到的语音、图像和文字，诸如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尽在党的宣传部门的掌控之中，用以改变民众的认知。

控脑：极权主义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够控制所有人的大脑，即控制全民的大脑。控制人脑的活动，控制人脑的思维和意念。将人变成玩偶，变成思想的奴隶。对人进行心理控制，意识控制，伦理控制，话语控制，使得人们失去对真伪、善恶、美丑和优劣的判断能力。从而在国家层面控制价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发展使得人脑控制智能化数字化成为可能，或者说，最终人脑将变为智能化数字化控制下的人脑，这已经不是人们自己原有的大脑了。

控脑就是控制社会大众和精英之脑，控制人们的认知、情感、价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进一步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控脑同时也是指控制敌人的大脑，令其“放弃自己探索的理论认知、社会制度及发展道路，达成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朱雪玲，曾华锋：“制脑作战：未来战争竞争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国思想界的混乱，或许正是这一“制脑作战”的结果。

控脑要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在摄像头、监听器、扫描器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地监控之下，对公众的言行进行跟踪、监视和侦察，使公众处于十面埋伏之中，使公众的大脑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网、封群、封刊，禁声、禁图、禁言、全国只有一个声音，来自习近平的声音，民众的大脑已经被废弃，民众的生存不需要大脑，服从、跟随、从恶即可。大脑已死。

控脑以攻心为上，攻脑为上，系指心理控制、认识控制和判断控制。习近平政权明文规定不可“妄议中央”，不可对中央有任何怀疑，不仅要求党员，而且要求普通民众对党忠诚，对领袖忠诚，对公众的脑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极权主义权力与公众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层次就是控脑与反控脑的斗争。控脑是极权主义对社会进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脑意识的可控化是极权主义社会是否成熟的终极指标。

以谎言控脑，以谎言干预大脑的认知。兵不厌诈，以假乱真，偷梁换柱，制作海量的虚假信息和谎言，致使公众无所适从，致使敌人乱了方寸。一方面由于极权主义本身就缺乏真的东西，善的东西，美的东西；另一方由于假的东西来的太容易，可以胡编、乱造、偷换、剽窃、栽赃。他们造假毫不知耻，毫无廉耻。中共的宣传机构秉持“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通过重复的强制的谎言灌输，使人深信不疑他们传播的主义，从而打造出一个谎言帝国。

以舆论导向控脑。党的宣传部门牢牢把握舆论大方向，兵马未动，舆论先行。报刊、杂志、播音，视频，以及大街小巷贴满党的标语和口号，将人脑置于布满谎言的氛围中。在舆论导向中鼓吹权力的“反智主义”，使民“无知无欲”，“仇富反智”。鼓励告密者，及时制止思想出轨迹象。

中共的确在作脑控研究，不仅包括人脑芯片的植入研究，还涉及电磁波、声波和光波对人脑思维的影响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伤害大脑的毒气研究。2021年12月，美国商务部对34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并指控中共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及其11个附属研究所，指控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发和生产脑控设备，严重侵犯了人权。这些脑控设备“可以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情绪、潜意识、梦境等多方面对人进行控制，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羞耻、悔恨、怀疑、错乱等情绪，最终使受害者精神崩溃。”（邢亚男“美制裁脑控武器研究实体”，2021年12月）。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它的未来三部曲的第三部“权力的转移”中提出权力的三个支点：暴力、财富和知识。他的未来学在抵达未来之前就提前过时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他不懂得制脑权才是极权主义权力中的根本权力，所有的极权主义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因为其掌握了制脑权。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如此，在国际政治亦如此。欧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学者被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绕得晕头传向，便是极权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运用制脑权的结果。

无新闻自由，就无大脑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RSF) 发布的“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作出评估，中国排在第175位，香港从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为130。这说明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闻自由，这分明就是极权主义中国在成功运用制脑权后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击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中国电商巨头，表面上看好似打击大资本，实际上是由于这些电商巨头的人气和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了习近平，因而从马云和马化腾手中果断地收回了制脑权。

最近又有新规定：严格禁止中、小学生出国，在青少年世界观成长期，强行留在国内接受植脑、洗脑和思想灌输。极权主义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青少年的愚脑和控脑。

制脑权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实施的战略，是中国梦的实质部分，不仅控制中国人的大脑，同时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脑。

警惕啊，人们！

屠杀：故意地、大量地杀害‘不具备防卫能力的人类’的行为，称之为屠杀；虽然它不包括战争进行中的杀戮行为，但包括对失去反抗能力的战俘和平民的杀戮行为。

大屠杀：较为严重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屠杀行为，称之为大屠杀。大屠杀通常是政府行为，或政府许可和默认的行为；大屠杀是国家公器最血腥的犯罪形式，它可以有一下这些类别：

阶级灭绝：清除和杀戮阶级异己分子，或整体灭绝某一社会阶级；

种族灭绝：清除和杀戮一个种族、族群、或国族；

政治灭绝：清除和杀戮政治异见者和政治反对派；

宗教灭绝：清除和杀戮某一异教和异教徒，或者清除和杀戮所有宗教和宗教信徒。

民众灭绝：一个国家对本国或外国国民进行的广泛的灭绝行为。并非特指某个阶级、族群、政党、或教徒；它是针对民众整体的杀戮。

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由中国政府调动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使用坦克和机枪扫射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关于“大屠杀”的定义，尤其是“民众灭绝”的定义，即针对民众整体的杀戮。六四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大屠杀。

反人类罪包括对人类的迫害，对人类的虐待和对人类的杀戮。毫无异议，六四屠杀是中国政府动用国家机器犯下的反人类罪。

由《天安门母亲》网站记录在案的六四屠杀遇难者就有203名。这是民间收集的数据，是死难者家属克服重重阻力，三三两两收集起来的数据，距离真实的死难者人数还相去甚远。由于中国官方拒绝公布真实数据，故被杀害的死难者的实际人数肯定远在此数字之上。民间学者对六四屠杀罹难人数的估计在2,000-10,000不等。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1982年杀害了148名杜贾尔村什叶派村民，于2006年被判定危害人类罪，并被处以死刑立即实行。

科索沃前总统哈希姆·萨奇涉及100宗对政治异见者的谋杀案，被海牙国际法庭指控为危害人类罪。

对比上例，将六四屠杀称之为“大屠杀”，定之为反人类罪，完全符合国际惯例。

在天安门母亲网站里，高耸着一座座六四死难者纪念碑:

编号001 蒋捷连：男，遇难年龄17，青涩少年。在木樨地，子弹从背后左侧穿胸而过，伤及心脏。送儿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编号002 王楠：男，遇难年龄19，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身亡；

编号003 杨明湖：男，遇难年龄42，在东长安街，遭遇戒严部队扫射，腹部中弹，身亡；

编号016 段昌隆：男，遇难年龄24，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系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

编号017王卫萍：女，遇难年龄25，在木樨地附近抢救伤员时，颈部动脉中弹而亡；

编号019 王培文：男，遇难年龄21，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编号020董晓军：男，遇难年龄20，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编号021袁力：男，遇难年龄29，在木樨地咽部中弹，子弹将胸部穿透，死亡……

编号023吴国锋：男，遇难年龄21，连中四枪，一枪在后脑勺上，腹部有8公分刺刀刀口；

编号048林仁富：男，遇难年龄30，北科大应届博士毕业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编号054田道民：男，遇难年龄22，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编号078龚纪芳：女，遇难年龄19，花样年华。在六部口左胳膊中弹（炸子）倒地，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送北京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

编号102罗维：男，遇难年龄30，腹内取出两颗子弹，一颗为汤姆弹，在腹内炸开，伤及肝、肾、胆、胃及消化道，广安医院曾作肝、胃修补术，不治，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

编号156杜光旭：男，遇难年龄24，被戒严部队击中太阳穴，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编号167李浩成：男，遇难年龄20，被戒严部队击中两弹，致命一弹位于肝部，送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

正是天安门母亲把这些悲惨的故事公诸于世，维护了死者和生者的尊严，她们是六四屠杀的见证者，她们的每一篇证词都是大史笔，都将以历史的悲苍感召后人。

六四屠杀是偶发事件吗？当然不是，它是极权主义大屠杀链中必然的一环，是共产主义政权一系列大屠杀中的一个而已。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共刚刚夺取政权，为肃清敌对势力，便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而每次的政治运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指向对普通民众的迫害、监禁和杀戮，比如：

土地改革运动，在消灭中国农村地主和乡绅阶级，摧毁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的同时，由于运动的暴力和血腥方式，造成大约100-500万人非正常死亡（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被处决）。这是一场典型的阶级灭绝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报告显示：这场运动动用政府和军队力量，共抓捕了260万人，镇压了157·6万人，处决了87·3万人。而民间学者估计镇反运动共处决了大约100-200万人。这是典型的阶级灭绝加政治灭绝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又称“打老虎运动”，是针对工商界的整肃运动，反击资本家对党的“猖狂进攻”，许多资本家和工商人士或被迫自杀，或被处决，或被折磨致死。这是阶级清洗运动。

肃反运动，全称“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是“镇反运动”的后继运动，有超过10万人被俘，5.3万人非正常死亡。这属于阶级灭绝和政治灭绝运动。

反右运动，据官方数据显示，有55万人遭受迫害，其中主要为批评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戴上“反党”的帽子，或被改造和关押，或被折磨致死，或含冤自杀，或被处决。虽然死亡人数不确定，但各地均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被整死。这是典型的政治灭绝运动。

大跃进运动，又称“三面红旗运动”，是导致1960年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饥荒夺走了大约2000万至4500万人的生命。人为造成的饥荒是屠杀的另一种形式。这是危害人类罪。

四清运动，为防修反修而在中国农村展开的政治运动，又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暴力事件频发，一共肃整了532万人，其中7.8万人被整死，逼死。这是民众灭绝的初期表现。

文化大革命，批斗、武斗、政治大清洗，破四旧（砸庙宇，砸道覌，砸教堂），一打三反运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大约一亿人受到迫害，至少172万至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发生在各地的大屠杀，较为严重的有：

“广西文革大屠杀”，不仅把专政对象杀死，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罹难人数达10-15万；

“广东文革大屠杀”，包括阳江大屠杀和儋县大屠杀，罹难人数约4600；

“湖南文革大屠杀”，包括道县大屠杀和邵阳县大屠杀，罹难人数约1万多；

“江西文革大屠杀”，包括发生在瑞金、兴国和于都县的大屠杀，罹难人数约1000人；

“云南文革大屠杀”，包括滇西挺进纵队案、赵健民特务案和沙甸事件，罹难人数约8800人；

“四川文革大屠杀”，包括万州和涪陵事件，罹难人数约693人。

文化大革命集阶级灭绝，种族灭绝，政治灭绝，宗教灭绝和民众灭绝之大成。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整肃扩大化，几百万人遭到迫害，整死了大约10万人。这属于政治灭绝行为。

藏区骚乱，军事镇压造成8.7万人死亡。属于种族灭绝和宗教灭绝。

“内人党”事件，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进行的政治清洗，近百万人受到牵连，罹难人数约2-10万，多为蒙古族。这是一起大血案，大冤案，这是种族灭绝事件。

新疆再教育营，关押着将近一百万人，对维吾尔民族进行语言和文化清洗，破坏民族信仰，强制将孩童与父母分离，强迫实施绝育，被人权组织指控为“种族灭绝”和‘人口灭绝“。

以上仅仅是对中国国家机器对普通民众实施大屠杀的初略估计，发生在中国的这些大屠杀和血腥暴力具有历史的惯性，每隔两三年就要再来一次，或者隔三五年再来一次。在极权主义中国，要维持统治就必须持续地制造恐怖；而要持续地制造恐怖，就要持续地对百姓进行杀戮。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实行大屠杀则被视为主要手段。大屠杀—>恐怖威慑—>维持统治，这就是极权主义血腥统治的逻辑。

这些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是有预谋的国家机器犯罪行为，多数为国家公权犯罪和国家刑事犯罪。中共滥用国家权力和国家公器大规模肃整、抓捕、关监和屠杀民众，这是彻头彻尾的公权犯罪；即便按照当时中国的法律来判，这些屠杀行为之野蛮、之残暴、之毫无人性，皆可依据刑事法入罪，因此，可以确切地说这些屠杀都是国家刑事犯罪。这些屠杀属于国家机器实行的大屠杀。

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得到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正是这个制度提供了杀人机器，提供了积极实施屠杀参与屠杀的党的各级机构和党员，提供了军人、警察、国安乃至武装民兵，提供了监狱，提供了物质保障，屠杀才可能进行，因此这些屠杀又属于制度性的大屠杀。

这一系列的大屠杀和血腥暴力都是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下，以“革命的名义”，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进行的。这些以革命的名义和政治正确的名义所形成的巨大的舆论场，推动着屠杀向前。因此这些屠杀又可谓之以意识形态杀人，或意识形态性质的大屠杀。

在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权下的大屠杀共造成总计8500万到1亿人的非正常死亡。规模较大的杀戮主要发生在三个国家，它们分别是前苏联，共产党中国和红色高棉领导下的柬埔寨；规模较小的杀戮发生在北朝鲜、越南、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不论大屠杀发生在那个国家，都带有明显的法西斯特征。

苏联在斯大林黑暗统治时期，根据其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所作《共产主义记录》一书记载，被杀害的人约为2000万，根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苏联史学家康奎斯基的《大恐怖》一书记载，苏共中央要对至少1500万人的死亡负责。将阶级敌人就地正法的红色恐怖，对哥萨克的种族灭绝，被称之为大清洗的政治迫害运动，古拉格集中营，内务人民委员会，蒙古大清洗，卡廷大屠杀，波罗的海屠杀，乌克兰大饥荒，包括普京近期在乌克兰实行的布查大屠杀，等等，死人无数，从斯大林的苏联到普京的俄罗斯所杀害的人数大约在3000万到4000万。

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统治期间，大约有220万人被处死或被迫害致死。全国大约有150处杀人场和万人坑，2万多处墓地，埋葬着110万死难者。可谓尸骨成山。这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国，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被迫害致死，令人毛骨悚然。红色高棉不仅杀害本国柬埔寨人，还越过边境杀害越南人，制造了巴祝大屠杀，杀害了3157人，并引发越南入侵。红色高棉元首乔森潘由于在其统治期间实施红色恐怖和大屠杀被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判决危害人类罪，终身监禁。

然而，苏共和柬共的罪行的总和也赶不上中共的血腥。中共发动政治运动的频度、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苏共与柬共望尘莫及的。苏共和柬共一共杀害和迫害了大约4000万人，而被中共杀害和迫害的人竟高达4500-6000万。苏共和柬共对民众的杀戮集中在对肉体的消灭，就像当年希特勒纳粹法西斯屠杀犹太人那样。但是中共并不满足这一点，而是更加注重于对人的精神和思想的“杀戮”。中共实施的杀戮那是肉体灭绝和精神灭绝双管齐下。肉体的灭绝，其规模再大也只能灭绝人口的一部分；而精神与思想的杀戮，可以无限地复盖国家的每个角落和民众整体，它所制造的恐怖，笼罩着一个无声的窒息的国度。

在回顾大屠杀的历史时，应该分清（1）究竟是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2）究竟是战时行为，还是和平时期的行为；（3）分清屠杀的性质属于哪一类：阶级灭绝，种族灭绝，宗教灭绝，政治灭绝，还是民众灭绝？还是全面杀戮？(4)被杀对象具有防卫能力否？

发生在中国的大屠杀，全部都是（1）政府行为；（2）和平时期；（3）全面杀戮，涵盖几乎所有的人类灭绝类别：阶级的，种族的，宗教的，政治的和整体民众的 （4）被杀对象毫无防卫能力。这些特点足以以大屠杀罪和反人类罪将中国政府告上国际法庭。

二战以来，作为国家行为的屠杀在民主国家已经基本杜绝，这是文明进步的体现。在文明落后的国家，虽然屠杀时有发生，但如果把民间发生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所引发的屠杀除外，由政府直接操纵的屠杀屈指可数，比如埃塞俄比亚的政治清洗运动，韩国的光州事件。但是发生在中国的由政府主导的屠杀事件的频繁程度则是惊人的，全世界发生的事件与其相比，都如九牛一毛。

但凡大屠杀，历史都是会清算的。六四大屠杀，不仅让世人看到了中共的残忍，更看到了民众的反抗。从反抗的强度和烈度中，看到这个民族的希望。

地下的火在升腾，只要找到出口，就会喷薄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