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再無李進進，人間空餘黃鶴樓

——李進進喋血百日祭

高瞻

一

3月14日晚上七點，匆忙勞碌了一天的我，終於在家裡的餐桌前坐下，準備和六歲的小女兒吃晚飯。這是每天裡我最安寧、閒適的時刻，半個小時之後，又一場緊張的接力在等着：陪她練鋼琴、催促她洗澡、監督她刷牙、恩威並施迫使她睡覺……直至自己也昏昏欲眠。

開始吃飯了，我習慣的打開已經大半天沒有去看的手機，首先見到的是紐約朋友W幾個小時前的兩個未接來電。我有些奇怪：雖然我們平日通話很多，但基本都是我打給他，少有他主動給我打電話、更別說一連兩個。於是我立即回撥過去，他瞬間接了，聲音異樣甚至聽上去慌亂：“哎，那個、那個，你知道了吧？李進進，李進進”，我說：“ 李進進，怎麼了？”他說：“李進進，嗐，出事了”，我急忙問：“出什麼事了？要緊嗎？”他有些顫抖的說：“不在了，去世了！”

我目瞪口呆、如聞無稽。之後我和W的對話，都是在突然聽說了無法想象、難以相信、不可思議的奇禍慘變和噩耗悲訊時，通常慣有的無窮無盡、無止無休的追問與探究。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不斷刷屏的手機中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報導、細節、圖片和評論。從這些紛至沓來的混亂不清、彼此衝突的信息里，我知道了確認的李進進罹難時間是上午11：45。到了近夜，連和他交集不多的北大各個群里也開始出現有關的消息和哀悼文字。

11：45，正是我帶着女兒在一間遊藝廳里給她幾個星期後要舉辦的生日聚會預看場地的時點。我不敢想，但又抑制不住的去想：就在我一如平日、行至慣常的同時，千里之外紐約法拉盛的那個我熟悉的辦公室中，場景該是多麼的慘烈和殘酷；李進進在他幾十年曲折壯闊的人生臨近終了的最後一刻，心裡該是何等的無助與絕望……

李進進，李進進。對許多人，這是一個如影隨形、習慣熟悉的名字；對更多人，這是一個陌生普通、平常自然的名字；但對我來說，這卻是一個跨越了我生命中三十三年、也是大半生的一個名字，是一個在我內心遙遠似傳說、清晰如銘心的名字，是一個“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的名字，是一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名字，是一個看似應該終生失之交臂但冥冥之中總覺得有一天會再續前緣的名字。這般感受、這種意義、這類存在的名字，在任何人的一生里，都不會有幾個。

整整半夜，我沒有入睡，驚心動魄、難以置信、心亂如麻、百思不解漸次交替。我心事浩茫、浮想聯翩，思緒穿越過那既漫長久遠又倏忽一瞬的三十三年。

二

六月二號，我在《北京之春》發表了紀念“六.四”三十三周年的文章《我經歷的1989年4月19日至20日新華門之夜》，裡面寫到：

4月17日的晚上，北大三角地樹蔭婆娑、人影瞳瞳。一些人在看從前一天開始出現的大、小字報，更多人在昏黃的街燈下佇立、徘徊、交談、張望，似乎在等着、期待着什麼。十一點左右，從二十八樓里突然衝出七八個人，一起撐拉着一條八、九米長的白色豎幅，豎幅上寫有三個粗大的正楷字“中國魂”。人群一陣騷動，一下圍在了他們的周圍，然後尾隨着在三角地一帶巡遊。人越聚越多，隊伍越來越長，很快，隊列在此起彼伏的呼喊鼓譟聲中拐上了通往北大南門的路。

在八九前的歷次學運中，從三角地沿大講堂南側到南門那條短短的、五分鐘即可走完的路，是最艱難、最關鍵、最漫長的一段路程。每一次，已經聚集起來的學生們，總要在這條路上躊躇、彷徨、矛盾、爭辯、反覆、進退很長時間。很多回，義憤填膺、一鼓作氣的學生們在這條路上再而衰、三而竭，然後在南門前做鳥獸散，一場可能驚天動地的事件就此消於無形。學生們血氣方剛，但並不無知魯莽，他們知道在校內遊行、抗議、示威是一回事，一走出校門意義則完全變了，之後的事態發展、結果以及個人的命運就不再由自己控制和把握。畢竟，學生們是來求學而不是來革命的。而一旦走完那條短短的路、能出了南門，則後面的一切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住學生們一路最後走到天安門——雖然有過一兩次，北大學生已經走到人大，卻不但召喚人大學生加入同行受挫，而且把自己情緒也影響的沮喪低落，最終潰散返回，以至不少人恨恨的說：人大就是北大運動的滑鐵盧。

4月17日這天晚上，同樣經過了幾十分鐘的猶豫和掙扎，人群推搡着終於衝出了南門。等到了海淀黃莊時，嘈雜的人流已經成為了一支整齊有序的隊伍：中心是持護着“中國魂”的十幾個人，後面是跟着步行的大批學生，兩側則是數不清的騎着推着自行車隨行的人們。這時我忽然發現，兩天來人們一直期待的王丹已經和我也認識的邵江等其他幾個學生走在了隊伍的最前面。後來，友誼賓館門口架設的攝像機和現場解說的外國女記者，一路走到天安門，幾百人簇擁着豎幅緩慢凝重的一階階登上紀念碑，長達一分鐘沒有間斷的鎂光燈，突降的磅礴大雨沖刷着“中國魂”，幾個學校的學生臨時站出來作為代表集合磋商，七條要求的匯聚提出，學生移師人大會堂東側，人大會堂前烈日暴曬下不吃不喝的近十小時靜坐，王丹、李進進相繼主持和口乾舌燥、聲嘶力竭，三名人大代表千呼萬喚的姍姍始出，直到18日下午五點大家分頭散去……

在文章里被我三言兩語略去不表的4月18日人大會堂前的整個白天，其實同樣值得用萬語千言去追憶記述。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我第一次知道了李進進的名字、見到了李進進的其人。

4月18日凌晨大約四點鐘，驟雨初歇，紀念碑前的人全部轉移到了人大會堂東側席地而坐。此前，在深夜昏黃燈光下的紀念碑北側台階上，王丹和即時站出來的幾個各校學生匆匆草就了七條要求，並向在場的所有人宣告：下一步行動目標是天亮後將七條要求向全國人大遞交，並等待他們的答覆。五點半過，東方即白、晨曦臨近，大家靜靜等待着。八時許，旭日升起、朝霞萬道，闃寂的廣場周圍有了人跡和車流，對無數人來說和千千萬個一樣普通的一天又開始了。這時，王丹和幾個學生手拿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成文紙上的七條要求一步一頓的走上人大會堂高大的台階。我和幾百人一起，靜默的看着他們上上下下，注視着事情的演進。一、兩個小時後，現場不少人離去，但仍有三、四百人堅持留下不走。又幾個小時過去了，陽光從清澈溫煦變的暴烈灼熱，眾人從激動期盼變的焦躁煩亂；人們徹夜無眠、半日饑渴造成的頭腦遲鈍、精神恍惚、身心疲憊開始漸漸的演變成了情緒的不穩定。時間到了正午，學生們不安的跡象越來越明顯，而事態仍舊沒有進展。我暗自心焦，卻也感覺不到有任何出路。目前的形勢已經很清楚，事情完全僵住了，陷入了一個無解的死套：全國人大別說答覆學生們的要求，估計連接請願書都不會；而沒有結果學生們下不了台，也就絕不會離開；雙方這樣死扛着，誰也不肯讓步，如此沒完沒了不知道會耗到何時，還有已經一天一夜沒有睡眠和進水進食的學生們的身體隨時都可能發生狀況……我猜想，和我一樣思慮、憂愁、焦急而又無可奈何的人不在少數——畢竟，那是中共僭政幾十年以來學生們第一次的類似行動，倉促、臨機、全無經驗可循；一個月後的三千人大絕食和數萬人二十天占據天安門廣場，當時還連天方夜譚都談不上，僅僅眼前的這種狀態，就已經是一道難以邁過的坎和一個無法處理的危機了。

為了緩解心情，我彎着身子從坐地的人群里外移，然後悄悄離開了靜坐的隊伍，在人大會堂東側便道上往返漫步。

那時的中國遠不似今天的警察社會，天安門廣場晝夜敞開、任人徜徉，不過正值烈日當頭，不但廣場上聊無人跡，連人大會堂東側從長安街直通到前門西大街的漫長人行道上也罕有人行；加上天安門一帶碩大無朋，人大會堂前靜坐的幾百各學生並不醒目，所以也沒有吸引來多少人圍觀。在學生圍坐的圈子外一直逡巡、觀察的不多幾個人，一望而知都不是過客。於是，我剛踱步沒有幾個來回，就遇到了意料之中的邱進和意料之外的侯軍。

邱進，時任北京團市委副書記，六四後調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再後歷任國家安全部部長助理、八局局長、副部長、中國駐上合組織特派員。他最聞名世界、廣為人知的，是2012年2月7日從北京趕到成都，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接回了叛逃的王立軍。我在邱進1985年剛剛擔任北京團市委大學部長的時候就認識他，那會兒他三天兩頭往北大跑。團市委就在台基廠市委大樓里。離這裡咫尺之遙；一有學生出事，第一個趕來的，除了他沒有別人。

侯軍，南京人，北大技術物理系83級學生，後轉入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相貌清秀、風流倜儻。侯軍畢業後加入當時傅政華領導的北京市公安局刑偵處大要案隊，後來下海經商，開發了高德地圖，曾擔任高德公司董事長。當時我還不知道他離開北大去了哪裡，所以在人大會堂外看見他，頗感奇怪，就問他：這裡都是學生呀，你怎麼大中午有空跑到這裡來？他說：這就在我們單位附近，我來這兒有任務呀！結果我才知道，原來中國的刑警居然也出政治外勤。

三

和邱進、侯軍匆匆寒暄完畢，我回到了靜坐的隊伍中。此時群眾比我離開時候更加躁動不寧、雜亂紛紜、人心浮動。忽然，全體在場者的目光同時轉往一個方向，亂鬨鬨的空間裡剎那鴉雀無聲，因為那裡站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年齡、衣着、儀態、風度、談吐和當年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莽撞衝動的絕大部分大學生完全不同，他用帶濃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一字一句地說：“我叫李進進，是北大法律系憲法學博士生，原北大研究生會主席，我有幾句話想對大家說”；眾人屏住呼吸、目不轉睛，他接着講下去：“人大代表應當同學生們見面，我們也有權利向人民代表遞交請願書，這是我們的憲法權利。我願意代表大家去遞交請願書，但是有一個條件，即：如果三千多全國人大代表中的一個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書，那我們今天的任務就完成了，我們就應當離開——同學們應當學會鬥爭的方式，做到有理、有利、有節。如果你們同意我的主張、信守承諾，我就代表大家去人民大會堂，如果不同意，我就離開”。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這類學校呆過的人都知道，和現在不同，那時的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和本科生存在於兩個世界：年齡、空間和精神上的兩個世界。本科生有趣味相同的龐大群體和足夠釋放力比多與荷爾蒙的精彩天地，研究生的世界對其來說枯燥並且寂寞；而研究生則蔑視和看不起本科生，視之為一群頭腦空虛、華而不實、遊手好閒的浮蕩少年，也不屑於與之為伍。我既沉溺於本科生的熱鬧，又對這一群體俯瞰輕看；既和博士生們絕少交往，又對他們無條件的信任。雖然那時大學生中流行說“傻不過博士”，但我心裡很清楚，至少北大博士，聰明的程度是以幾何級數高於本科生的，而他們的思想、頭腦和學養，則是本科生難以企及的天花板。正因此，在學校做了五、六年學生幹部的我，居然從來不知道有一個研究生會主席叫李進進；也因此，當我第一眼看到李進進、第一次聽到他的講話，就由衷的折服、仰慕和欽佩。同時，看着他的神態舉止、聽着他的吐字抑揚，我有些精神恍惚：他的樣子和聲音怎麼和另一個曾經的研會主席張來武如此相像？我甚至盯住他使勁看了好幾眼，以證明他的確不是我再熟悉不過了的張來武。

4月18日是八九民運起始的第一天，共產黨四十年暴政的陰影還像夢魘一樣死死纏繞在人們心頭，讓人們恐懼窒息。這個時候，能率先參與已屬不易；說到挺身而出，那是需要堅定的信念、深刻的自覺、強大的意志、超乎尋常的勇氣以及必不可少的衝動和魯莽，而能同時具備這幾個品質的人鳳毛麟角。所以，此刻每個人都指望、期盼着別人捨身赴險，遠不似運動已經蓬勃發展的四月底那樣，大家爭先恐後赴湯蹈火，以致身先士卒都成了一種特權，身分模糊、歷史不清的人想當英雄就會被攻擊成“投機”、“摘桃子”。現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刻，李進進願意出來自我犧牲、無畏奉獻、帶頭作烈士，大家歡欣鼓舞、掌聲雷動、衷心擁戴。我不僅暗地嘖嘖稱奇：李進進這個策略可謂絕妙，是解開目前死結、打破眼下僵局唯一現實的方法和可行的路徑；他把根本無法實現的讓全國人大負責人接受並答應學生要求的目標，降低成只要有一個全國人大代表接過了學生的七條請願書即可完成任務，這種結果學生和當局應該都不會拒絕，雙方也都有台階下，妥協有希望達成；畢竟是第一次行動，如果要價太高，當局會斷然否決，學生又不肯失了面子，必然要無止無休的僵持，而根據以前的經驗和教訓，如此一來不但發動群眾、推動民主的初衷無法達成，最後的結局就是人心渙散、群情沮喪、不了了之；而只有“退一步、進兩步”，才可能鼓舞士氣、維繫軍心、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集腋成裘、蠶食鯨吞。我這樣想着的時候，之前一直呼喊堅持“人大負責人不出來接受和答應‘七條’就絕不罷休”的學生們，或者已經精疲力竭、迷迷糊糊的沒聽明白區別，或者心知肚明、心照不宣、順水推舟，於是對李進進的倡議一致熱烈歡呼、無異議通過。

四

緊接着，李進進登上了通往人大會堂的高大台階，漸行漸遠，直至消失在巨型羅馬柱的後面。人們全神貫注、翹首以待。良久良久，望眼欲穿的人群終於看到李進進遠遠的身影走出了那排森嚴大門中的一扇，拾階而下，一步步回到隊伍中，臉上帶着失望和憤怒。顯然，李進進事先並沒有想到交涉會這麼艱難，更沒有料到權力會如此的愚蠢、顢頇和傲慢；他費盡心血的企圖為騎虎難下的雙方化解、解套和止損，避免不可預計、雙敗俱傷的災難性後果，結果，學生們被說服了，但他的苦心孤詣、設想和努力卻沒有得到官方的任何回應，事情又要無止境的拖延下去。一直保持着平和、理性的李進進終於被激怒，湖北人的倔強犯了，他面對着所有人憤慨和激動的說：“中國有三千多個全國人大代表，我不想說他們尸位素餐，但事實是，三千多人居然沒有一個肯、敢出來傾聽在烈日暴曬下等待了十幾個小時的幾百學生和站在他們背後成千上萬同學們的呼聲！那好，你們研究吧，我們可以等下去，一天、兩天、一個月、一年，直至你們出現！”底下所有人同樣憤怒的高喊：“我們等！”

在後面遙遙無期的坐等中，李進進和周圍的幾個人開始不斷演講、輪流發言、領唱歌曲、宣示決心、向路過的市民講述學生們的訴求、向大眾募捐。圍觀的人已經有幾層，越來越多的外媒記者開始出現，就地採訪學生。我看着滴水未進、口乾舌燥、聲嘶力竭、說話逐漸堅難的李進進，心裡升起一股和想他相識的強烈願望。我想，我先找地方買幾個冰鎮的可口可樂給他送過去吧。於是我再次悄悄離開隊伍。人大會堂東門東邊是廣場，北邊是長安街，找商業區只有向南。結果這一去，本身也十幾個小時水米未進、虛弱不堪的我來回足足走了四十分鐘，卻怎麼也找不到一個賣飲料的地方，最後無功而返，留下長久的遺憾。

這樣堪堪耗到了下午五點，就在人們已經不抱任何希望的時刻，愚尚可及的中國政府終於對李進進一力促成的學生理性妥協做出了遲鈍的反應：姍姍而來的團中央書記兼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北京市教育局局長陶西平以及拉來湊數、身為布衣卻比其他兩個更聰明也更受學生歡迎的體育解說員宋世雄，在人大會堂巨大冗長台階的中間位置，接過了李進進手中的請願書。李進進如釋重負，回身揮手，以示功成，隨即走下階級，向人群宣告：靜坐示威目標已達，現在立即分散回校。不到幾分鐘，人大會堂東側喧囂的人群風流雲散，他本人也迅速淹沒在紛紜的人流中。在他消失前的一剎那，我最後一次向他的身影望去。那個瞬間，我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再一眼看到他，要等到可怕、漫長的整整三十二年後，在幾萬里之遙的紐約。

事後我想，中國政府之所以拖延、耽擱了整個一天，到當天工作時間即將結束的一刻才勉強向學生做出讓步的姿態，除了權力的傲慢、對民意的蔑視以及僵化、低效的體制和通報決策過程導致的麻木不仁、愚鈍推諉，更主要的是擔心如果不趕在下班之前送走瘟神，那麼到了晚上人會越聚越多，本來尚可控制的星星之火，就將燃燒成不可收拾的燎原烈焰。然而，共產黨最終還是一廂情願了：人大會堂前的潮水才退，連夜都沒有過，新華門就掀起了怒濤洶湧的滔天巨浪。

在我寫這篇文字期間，我第一次讀到了李進進2015年4月18日發表的一篇親歷記憶《八九回憶：記“八九”年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這是一篇珍貴的回憶錄，詳細記載了那整整一個白天的來龍去脈和起承轉合，遠遠豐富和生動於我可能的敘述。

五

當天晚上，已經三十個小時沒有合眼的我，在臨上床前掙扎着寫下了一段札記。記述完崢嶸一日，我最後寫到：

“4月18日，像阿基米德說的和女媧做的那樣，李進進用一個支點托起了地球，以一己之力獨自撐起和補足半塌的天，拯救了整個危局，把一場看上去註定要失敗的冒險逆轉為壯舉，寫下了創世紀的篇章。如果沒有他與他的智慧、謀略、機變和勇氣，我和今天的所有人，現在或者正躺倒在人大會堂外，或者正掙扎於廣場的暴力中，或者正在校園的風中悲傷的哭泣，而不可能有此時燈光下短暫的寧靜、平和與安定”。

就是從《八九回憶：記“八九”年第一次有組織的靜坐》裡李進進的親身敘述中，我得知了他在4月18日那天的初衷、願望、目的、動機和心理歷程。而這一切，與當時坐在現場人群注視着他的我感受、想象、理解和領會到的如出一轍。李進進的回憶還讓我了解了當時無法看到、三十三年來一直未曾知曉的他在人大會堂裡面經歷的細節。不過，他文章中記錄的所有時間點和其他一些情節，卻怎麼也無法和我的記憶吻合。另外一篇我剛剛看到、不知作者的《八九一日：4月18日，北大學生在大會堂、新華門靜坐請願》，講述那天經過時提到：“大會堂開門後，王丹和郭海峰進去向全國人大信訪局遞交請願書，並希望能有人出來與學生對話。經過周折，信訪局接受了請願書。王丹向學生出示了收據後便自己回北大了。但大會堂門口的學生並未散去，他們要求有人大代表出來當面接受請願書。北大法律系研究生李進進站出來領導了接下來幾乎長達一天的靜坐請願”，可是，這一段情景在我腦海里卻搜尋不到痕跡，而李進進文章對這一過程偏偏也一筆帶過、語焉不詳。我無法確定誰的記述更為準確，因為隨着年齡增長，我越來越對自己的記憶失去自信——最明顯的例子是，我頑固的記得“中國魂”豎幅上的字跡4月18日凌晨在紀念牌北側基座上被那陣突如其來的大雨沖刷殆盡，然而下面這幅照片卻清清楚楚顯示出“中國魂”始終墨跡濃重、鮮明耀眼；還有在我印象中4月18日靜坐和圍觀的人數一直不算太多，但同一張照片告訴我，至少在後半段時間，現場可謂是人山人海。

1989年中國學生和全民的愛國民主運動，高濤巨浪、波瀾壯闊、巔峰迭起，4月18日人大會堂外的靜坐雖然史無前例、領天下之先，但和之後此伏彼起的高歌巨瀾相比，只是最初一首緩慢寧靜的序曲和多年死水後的微璉，很快即被後面的光芒所奪目、籠罩和湮沒。不過，由於後面的一系列事件場面太大、時間太長，我目睹與經歷的都是其中的一隅和片段，所以在心中刻下的印記反倒不如我從頭至尾全方位閱歷的4月18日那麼深刻與持久。而這，也促使我儘管在北大因識人太多而不堪重負，卻前所未有的主動渴望去結識和我並無交集的李進進。

六

然而，世事難料。4月18日之後，北京的形勢急轉直下，風雲激盪、瞬息萬變、一日千里，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我也被時代大變動的巨浪東拋西盪，於是和李進進結識的願望再也無暇落實和實現。而他，在那天之後也消失的不知所蹤。在五月那些最緊張多變和激動人心的日子裡，隱約聽到有人提到李進進參與創建了工自聯。而再一次確切得到他的消息，已經是在風雨如晦、風聲鶴唳、“殺人如草不聞聲”的6月11日。那些天裡有如東廠錦衣衛海捕文書匯編的《人民日報》在當天有一條簡短的新聞：“非法組織‘北京工自聯’法律顧問李進進在武漢落網”。當我們一群人聚集在北大44樓看這條消息時，後來的《北大向何處去》作者謝寧說：“這是現代的施洋大律師！”

施洋，李進進湖北同鄉，1915年入湖北法政學校，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成績畢業，1919年在漢口開律師事務所執業，不久任剛組建的武漢法政學會常務副會長。施洋1922年7月參與籌建全國最早的地方總工會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並任法律顧問，先後領導武漢大小十數次工運。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施洋擔任法律顧問；2月4日他和林祥謙領導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2月7日湖北軍閥蕭耀南開始武力鎮壓，當晚施洋在家中被捕；2月15日凌晨未等法庭審理結束，施洋即在武昌洪山被執行死刑。

施洋的年代，軍閥雖然無法無天，但民眾還有展示意志的權力、媒體還有表達思想的自由，所以1923年8月漢口人力車夫在各碼頭為施洋設祭，數千人扶靈遊行、跪地痛哭，所以1924年2月上海《民國日報》特地出版施洋紀念號，以悼念他殉難一周年。正是軍閥這種容留的權力和自由，使得施洋生前和身後光芒萬丈。而共產黨密不透風的羅網般統治，雖然沒有剝奪李進進的生命，卻不但把他驅趕出自己的家園，讓他終生流亡異鄉，還把他在故國里的痕跡清除的乾乾淨淨，如同根本未曾存在過。如今，牆內絕大部分年輕的同胞不但對李進進的名字聞所未聞，連知道六四的也屬於另類。被捕時和施洋被殺時一樣三十四歲年齡的李進進，沒有生在施洋那個時代，是幸運還是不幸？

“花開花落，花落花開。少年子弟江湖老，紅顏少女的鬢邊終於也見到了白髮”。很多年以後，我一個1989年後出國的北大至交W從統一前的西德輾轉來到美國，最後在紐約定居，並成了李進進在民運圈子之外屈指可數的好友之一，幾戶家庭時常在一起歡聚。2021年8月12日上午，我由W陪着，走進了紐約法拉盛第三十九街13656號，去完成一個貫穿了三十二年的夙願。

我又一次、也是第二次見到李進進，這是三十二年前他消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西側人海里之前那個瞬間我最後一眼看到他之後的第一次再見。他的樣子、他的聲音完全如我從前的記憶；直到看了他拿給我的亞洲周刊封面上那次靜坐的照片後，我才重又發現，其實他和過去的差別已經相當之大。

我們終於彼此面對面，相互緊緊握住了雙手。這不是蘇冠蘭與丁潔瓊式的“第二次握手”，而是朝望暮及、亂世歧路、顛沛半生後的首次相見。在我以往的生活里，遇到一個人又想相識，就會即刻去結識；如果當時無緣，事後也就時過境遷、不了了之了；令我念念不忘、銘記半生，刻意又有因緣的去朝花夕拾的人，李進進是唯一一個。我把此行之前特地準備好的兩罐可口可樂鄭重的遞給他，對他說：這是晚到了三十二年、遲來了將近半生的兩罐飲料——我們都為人生的不可思議和奇異多姿而感動與慨嘆。

只是，那時我無法先驗和預知，這個我等待和記掛了三十二年的相識，既是互相的初見，也是彼此的永訣。

七

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曾經說：“如果我註定要死在一個瘋子手裡，我會微笑着去迎接和面對”。甘地這樣說的時候，已經對自己命運的結局有了強烈的預感。甘地固然求仁得仁，但一個不世出的千古聖雄居然死於一個無名之輩之手，卻無法不讓一代代後人扼腕嘆息。在人類歷史上，有過數不清的叱咤風雲、撼天動地的一世豪傑，最後糊裡糊塗的死在了小人物的手裡。秦末首義、“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的張楚王陳勝，正在徐圖大舉、以定天下的關鍵時刻，居然被一直跟隨自己的車夫莊賈所害， 終於功虧一簣；蘇軾形容“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壯圖，志吞六合，氣蓋萬夫”、被時人頌為“國士無雙”和“功高無二、略不世出”、一人打下半個西漢江山的“用兵之聖”韓信，晚年卻在呂后的誣陷和指使下，由一群婦人拉下了生命終場的帷幕；從瓦崗寨歸順李世民的唐初名將王君廓，平王世充、滅劉黑闥，東征西伐、屢立戰功，先後被授左領軍大將軍兼幽州都督、右武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上柱國、彭國公，後因故叛唐，準備逃往突厥將以有為，結果卻在途中為野人殺死；幾十年縱橫天下、掃蕩宇內，即使在清軍席捲下四處流離，但仍舊不屈不撓轉戰各地、謀劃東山再起的大順皇帝李自成，1645年5月在湖北通城九宮山率輕騎二十餘人勘探行軍道路時，竟被當地農民姜大眼殺害，留下千古遺恨；大清名將、剿滅太平天國北伐軍、大敗英法聯軍、橫掃捻軍的僧格林沁，同治四年五月在山東曹州府吳家店中伏，帶領騎兵突圍途中，竟然命喪於16歲的捻軍童兵張皮綆；古希臘伊庇魯斯國王、羅馬稱霸亞平寧半島的主要障礙、軍事天才、被戰略之父漢尼拔稱為老師和亞歷山大大帝之後第二名將的皮洛士，公元前272年借調停糾紛偷襲斯巴達，在巷戰的混亂里被一個老婦從屋頂上用一塊磚石砸中以致身亡；英格蘭歷史上偉大國王、三次十字軍東征領袖、中世紀最傑出軍事家之一的獅心查理，1199年在征戰法蘭西期間被一個小孩誤發一箭致命……今天的李進進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一生，波瀾起伏、千迴百轉，經歷無數風浪、度盡萬般險惡，卻萬萬沒有想到事發肘腋、壯志未酬、命斷莫名，突然之間橫死喪生於一個來路不明的雜碎手中，這該是多麼的死不瞑目。心理學家們描述的瀕死體驗，是極度的平靜、安詳、輕鬆和全景式的人生回顧，在李進進蒙難的最初幾天，我總是不由自主出神的想，在他感覺到血一股股流出、精力一線線耗盡、意識一點點模糊的那段短暫時間裡，在他生命徹底離去、靈魂即將升騰前的一瞬間和一霎那，他想的是什麼呢？是不是閃過飛速的念頭：這一刻終於到來了，我一生的大限終於來臨了；可是，怎麼會是這樣、怎麼突然就成了這個樣子？我還有多少事情要做、可做、未做啊，今天出門時我還對家人說等回來後如何如何呢……這到底是什麼原因、怎麼回事？我真的不是在夢裡嗎？也罷、也罷，不想了，萬事皆空、一了百了……

八

李進進遇害後很長一段時間，在震驚憤怒、痛心疾首、悲哀傷慟之餘，我也深深感到人生無常、禍福旦夕、天定宿命——“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去年8月12日中午，當我坐在李進進法拉盛的辦公室里和他一起追憶三十二年前崢嶸歲月的時候，他還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張xx；他更無從知道，在芸芸眾生中，一個八竿子打不着、也根本不該和自己有交集的小人，命中注定要成為自己的剋星。而那個此時誰也不知其存在的他生命里的孽障，那個尚在萬里之外的某個角落、此刻同樣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個李進進存在的魔鬼，正一步步、迂迴的向這裡慢慢逼近，不久就將讓這裡血流成渠。

去年8月12日下午，當我請李進進和W在法拉盛他辦公室不遠處的新木蘭大酒樓吃飯的時候，同座還有剛剛到達紐約來美國留學的我一個女性朋友YY；那時的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死神正在一天天走近，七個月後就會抵達他的身邊；他更無從想象，將要攜帶死亡而來的，就是和正在聽他侃侃而談的桌對面女孩同一批獲得兩年半來剛剛開放的留學簽證、稍後不久就要越洋飛到美國的另一個中國留學生。

從1993年來到美國後，近三十年裡李進進再也沒有踏上過中國的土地，他的親人們後來也陸續全都到了美國。除了情感和責任，可以說他和中國再無干係。但是最終，他還是沒有逃脫中國人兇殘、變態的魔爪。

九

在革命階段，在恐怖歲月，在狂飆時期，在激進年代，在血與火的對抗里，在新與舊的搏殺中，類似李進進這種殘酷血腥的謀殺慘案，毫無疑問會掀起一場大規模衝突、清洗、抓捕、審判、鎮壓和殺戮的血雨腥風，就像馬拉之死、基洛夫遇刺和甘地被害後歷史紀錄下的那樣。可今天李進進遭遇的一切，是發生在和平、法治、尊重人權的美國。不錯，法律不可逾越，程序必須遵循，但人心、情感、親疏和愛憎呢？我看了無數相關的直播和評論，結果真讓我失望：除了一個人斬釘截鐵、義憤填膺的呼籲把二級謀殺加重為一級謀殺外，其他人少有顯示出對兇手的切齒痛恨、爆發出對罪犯的憤怒聲討；大部分人包括他的朋友都讓我難以理解的“合、理、非”和溫良恭儉讓，什麼“那個女孩”、什麼探討心路、什麼研究根源、什麼“都是受害者”，最多說一句“不管怎麼說殺人都是不對的”、“該譴責和承擔法律責任”。這種不可思議的輕飄飄，是因為美國的文明？是來自宗教的寬容？是仿效佛家的慈悲為懷？是顯示聖哲的莫測高深？是克制？是矯飾？我是在叢林國家裡長大的，幾十年裡與狼共舞，我做人和寫文章，從來都是愛憎分明、敵我清晰、快意恩仇、血性張揚、痛快淋漓；我相信猶太教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相信聖人的“以直報怨”，相信魯迅的“我一個都不原諒”，相信中國人“以血洗血”的樸素原則。這種性格、這種信念讓我不可能像李進進那樣和與他理念相反、對川普刻骨仇恨的何頻在生活中仍然來往如常，也使我旗幟鮮明、毫不掩飾的大聲吶喊對歹徒依法嚴懲、絕不姑息。

李進進喋血已經整整一百天了，兇手的身世來歷、行兇動機仍然是一個羅生門。在眾說紛紜中可以看到，兇手儘管多變、衝動、偏執、極端、分裂，但卻有着三個鮮明的特點使她迥異於千千萬萬同樣人格的人：膽大、心理素質超強、極其善於偽裝。一個二十幾歲的普通女性第一次到美國，通常都是舉步維艱、處處謹慎、小心翼翼、提心弔膽，漫說去殺人，就是別人來殺她恐怕也是任人宰割；而兇手在行兇時、在被捕後、在法庭上，都看不到一絲身處異國他鄉、孤立無援狀態下應有的猶豫、膽怯和恐懼。兇手的殺心和決心應該起於作案前的上個周五，在實施剝奪他人性命、也斷送自己一生的驚天動地罪惡的前夕，兇手毫無難以避免的矛盾反覆、進退唯谷、忐忑惶恐、輾轉反側、坐臥不安，相反還好整以暇、從容不迫的去參加中國民主黨組織的活動，以至於讓與她近距接觸和深入交談的王軍濤絲毫沒有覺察、預感到兩天之後有可能發生不測。正是由於兇手這些異乎尋常的特質，才使人們很難相信這僅僅是一個普通的謀殺。在事後的幾次訪談里，我尊敬的北大學長王軍濤欲語還休。不過，面對一個公眾和社會事件，隱私應該讓位於公義，公眾具有知情的權力，歷史需要真相的還原；作為兇手作案前最後一個與其長時間交流的人，盼望他能把更詳細的內容講出來，使渴望了解真相的人們知道儘可能多的事實。孟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李進進和王軍濤或許真的是閱人無數的“老江湖”，但他們都是老派的正人君子，他們那個年代已經逝去，今天的中國早就面目全非；加上多年遠離故土，使他們更難理解和洞悉當代中國人、特別是當代中國年輕人詭譎狡詐陰暗的內心，因此李進進莫名其妙的付出了生命代價，也因此王軍濤發自內心、無可奈何的感嘆和兇手接觸越多越難看清其本來面目，以致完全被蒙在鼓裡，而他自己手下那個同樣二十幾歲、“沒什麼社會經驗”的年輕民主黨員卻能在片刻之間一眼識破兇手的本質及其編造的謊言。

十

我和李進進最後一次通話，是在2月24日下午三點十分。那一天，正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開始的日子，彼時距他生命終點，僅剩下短短的十八天。如今，“尺牘書成墨未乾”，卻“夢為遠別泣難喚”：我們的通話記錄就在眼前，他的信息和留言猶存手機，郵箱中他用作郵件標識的頭像歷歷在目，他常用電話號碼里自錄的提示音宛若鮮活，而我們已幽冥兩隔、人鬼殊途，就像陶淵明《擬輓歌辭》裡寫的：“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李進進於我，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也是一個曾經近在咫尺、觸手可及但卻用了幾十年漫長歲月才終於走進的幻影。我們的相識，陰差陽錯，推遲了三十二年。期待了三十二年的相見，卻註定只有一面：這種境遇，可算是曠古罕有、空前絕後了。李進進剛離世的那幾天，因為傾情太深、痛惜太切，我居然產生了匪夷所思的幻覺、想象以及強烈的內疚和深深的自責：我想，科學相信蝴蝶效應，心理學講究氣場說，李進進來美國近三十年安然無恙，偏偏在我去他辦公室見他的短短幾個月後就天崩地裂，這一切難道不是因為我的前往掀動了蝴蝶的翅膀、攪亂了氣場的能量？我把這種奇思怪想向YY傾訴，YY奇怪的看着我說：“你以為你是誰呀？你是救主和神仙嗎？這幾個月裡，去過他辦公室的人數不勝數，好多人還不知道去過多少次。即便蝴蝶效應和改變氣場是真的，也怎麼都輪不到你啊！”我只有苦笑。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們說的再多、想的再深、寫的再切，也不能絲毫減輕他的親人們的悲哀和煎熬。那永遠的、真正的、刻骨的、外人看不見的痛，是屬於他白髮送黑髮的老媽媽和“無父何怙”的孩子們的。

“肴案盈我前，親舊哭我旁”、“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李進進慘痛罹難後，有至交摯友發自內心、情深誼重的嗚咽和悲鳴，也有瀰漫泛濫的獵奇、品評和蹭熱度，還有冷漠看客們無恥的讕言和污衊、惡毒用心者下流的誹謗與謾罵——可見在共產黨邪惡統治的毒化和扭曲下，中國人是非不分、人妖顛倒、善惡混肴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即便他們身體到了自由世界，心靈也仍舊浸泡在污穢的醬缸里、囚禁在猙獰的牢籠中。

可是這一切，就像洞悉人性又冷麵揭穿的偉大智者陶淵明在他《擬輓歌辭》系列的第一首里說的“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此刻於李進進，又有什麼區別和不同呢？

進進吾兄天堂安息。

嗚呼哀哉，伏唯尚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