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在當代，一些鼓吹諸如“努力就會成功”、“不能改變世界，改變自己也能成功”、“沒改變說明你是假裝努力”的頗具系統性的觀念，在社會中普遍的流行着，這種粗製濫造的哲學觀念，在被以大量的華美辭藻進行文學裝點後，像小廣告一樣到處橫行於社會當中。




這種東西一直以來都是各種位高權重者對下層人進行說教的最愛，此物的作者往往將他們的這些創作稱之為“心靈雞湯”，以冠“雞湯”之名，欲體現其作品“勵志性、滋補性”的“本質屬性”。




這種東西在經過了社會中各種權威而知名的宣傳中介如“人民日報”的認可和促進以後，在社會中瘋狂的普及和傳播着，十分有效的洗滌了一個又一個人的心靈。最終使得社會中絕大部分底層人，認為這種東西是自己的“成功道”和“福音書”，並深切的感到這些東西對他們改變自己現有的不利處境和地位，是大有幫助的。




在對此深信不疑之後，他們就像黑鼠疫中的基督教徒一樣不斷地虐待着自己，來祈求得到上帝的眷顧。而至於這種自虐是否會在實際上真的產生什麼預期性的效果，那並不是他們想用理性去考慮的東西。就好像一句無神論的諺語所言：“宗教就像藥丸，必須囫圇吞下不能細嚼慢咽”。其實一旦他們對此進行了某種理性的考察，他們可能也不會再堅持這種粗製濫造的東西了。




這種“心靈雞湯”已經成為我們當代的新型宗教，只不過這個東西的創新性在於，它把超自然的“神力”從某種上帝的身上，轉移到了信徒自己的身上，並把對彼岸的寄託改成了對此岸的寄託，除此以外它和傳統宗教比起來也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創新之處，它們精神鴉片的本質，可以說是並沒有什麼差別的。




當代的這種“努力教”和歷史上的各種國教一樣，都是“高等人”和“低等人”相互合作的產物，確切的說是“高等人”施壓而“低等人”妥協的產物。




客觀的說，對“高等人”而言，這種東西是他們在把其他所有的改善途徑全部堵塞以後，為繼續愚弄“低等人”安分守己所人工製造的幻影，他們通過指出一條無用的、反科學的路，來使得“低等人”產生某種苟活的信心及滿足感，甚至是產生一種認為自己的處境能夠得到改善的錯覺，以此來撫慰“低等人”身為人所具有的本性。




介於“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而就有的”[1]，且“高等人”由於某些“良心”的東西至少必須在表面上得以維持，他們實在是不好直說“在我們的統治下，你們就是死路一條”，於是這麼一種帶有“憐憫”和撫慰效能的精神鴉片也就產生了。




“努力教”除了能把“低等人”承受苦難的責任，全都推卸到他們自己的身上以外，不得不說這還體現着“高等人”某種“人道主義”的情懷，這點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們“表揚”和“感恩”的。




對“低等人”而言，信奉這種東西則是一種自欺欺人的事業，是對無法克服的苦難感到無能為力後，在諸路皆不敢走以後的唯一的選擇。




我們可以看出，“努力教”這種東西的確被這個時代所需要着，無論是對於誰，這種東西的存在都是有用處的。它通過推卸責任的方式，消滅了“低等人”對客觀社會關係的不滿和仇恨，甚至培養出了一大批“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2]，這一定程度上維護了社會關係的和諧、人民“幸福”安寧，等等。




它讓人人都在他們的地位上安分守己，拉車的拉車，坐車的坐車，一切井井有條，並且，還時刻“激勵”着拉車的人：“每日堅持進行拉車，總有一天會拉成皇帝”等，可以說這些地方都充分體現了，當代社會對於人文關懷的重視。




但是，我們總是能看到這個世界還有着叛逆的那麼一面，在這種大流行下，社會中也依然還存在着某些還堅持，或者只是在大腦里暗中保存着馬克思主義基本世界觀的“頑固”分子們，他們對這種大流行卻毫不買賬，而且這群人都從不同程度上辨識到了這種東西的無用性和謬誤性，隨之將這種東西稱之為“心靈砒霜”，以用於揭示其毒害作用的本質。




實際上，對於一個受過唯物主義教育的人而言，辨識出所謂的“心靈雞湯”只是利用文學作為載體的主觀唯心主義謬論，這並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通過教育的透鏡，人們當然能夠清楚的看出，這種“傑作”只是在意圖利用大量文學的修飾，來掩蓋其在哲學原理上的謬誤和反動本質。




可以說對於這種“心靈雞湯”的文學修飾手法，人們在沒有識破這種本質之前，那些華美的字眼往往令人感到可愛和溫馨，而在識破了這種本質以後，那種文學裝飾就開始變得不得不令人作嘔了。




作為時代的流行，“努力教”這種觀念在歷史上並不稀罕，這不過是一種對某些歷史時期的再度重複和加以揉捏的拼湊。“何不食肉糜”的古典皇帝思維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晉時代。




今天“努力教”關於“努力=成功”、“不成功=人在假裝努力”等觀念，這種論調不但繼承了古代皇帝的民族古典辦事態度，也良好繼承了在“浮誇風”時期某些人進行“daoshangfei”的傳統習慣。可以說，我們當代的“努力教”就是這麼一種兼采了西晉時代和浮誇風時期兩大要理的怪物。




而如果說西晉時代的“何不食肉糜”是基於古代人的愚昧，那麼今天“努力教”對古代皇帝辦事態度的繼承，那只能說是“裝傻充愣”；而如果說浮誇風時期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潮只是在一段時期內局部產生後又被反思批判的失誤，那今天的“努力教”對它的這種“不忘初心”，早已經上升到了長期性、普及性和確定性的高度。




缺乏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再努力也達不到預期效果

“努力教”一直以來，都致力於傳播一種“努力就會成功”的觀念，並不時散播一種貌似公平的制度設計供社會配合理解。比如，他們喜歡說：“高考是公平的”、“高考不看考生出身是否有錢，而只看人的成績”、“富二代和無產者本在同一起跑線上”，“成績是由努力決定的，沒考試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以下我們以此為例進行分析。




我們現在把這種說法結合社會現實情況來看，我們會發現，富貴的高等人子弟往往都是那種成績較好以至於都留學到外國的“上進人群”，而無產低等人子弟往往都是成績不好，連大專入學率都很低的“不上進人群”。




這種說法有力的為高等人群體掙來了良好的形象，並十分利落的把大多數賤民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責任全賴到了他們自己的頭上。那麼實際上成績真的主要是由什麼“上進”或“努力”所決定的嗎，沒有成績是因為人不思進取嗎？




讓我們打開作為這個國家指導思想之一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它說：“不考慮客觀實際情況，認為自己的意志能夠決定一切，這是一種根本顛倒了物質和意識關係的唯意志論”[3]，“一切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有條件的，即使是改變條件、創設條件本身也是有條件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運動、發展只有‘有條件’才是無條件的。……任何具體事物無不依賴於一定的條件。……離開條件，一切都不能存在，不能及理解。……改造和創設條件的活動不能是任意的，因為這種活動本身就是有條件的，是受條件制約的”[4]。 看來，“努力教”主觀萬歲的說法並不能得到，開口閉口都是“條件”這種客觀外在因素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支持。




我們再回到現實當中進行對比，看看究竟是什麼環節出了問題。我們會發現，似乎無產低等人和富貴的高等人子弟，他們除了在都是胎兒時是平等的以外，他們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不可能平等的。




比如：在兩者出生以後，高等人子弟在家庭的勃勃野心的影響下正生成自己的自信心和進取心時，低等人賤民子弟卻只能在他們家庭的窮困和低水平的教育中給自己播下了自卑和墮落的種子；當兩者走入學校時，高等人子弟的金錢和權位的光環必然給其招來學生和教師的羨慕和尊敬，以導致他們對校園生活無比熱愛時，低等人子弟卻只能是因貧等原因而遭到教師和學生的欺凌或侮辱而厭學；當兩者臨近高考之時，高等人子弟正用豐富金錢交換着高端考資，並僱傭的十個博士學位的家教或更好的條件為他服務時，低等人子弟一部分卻早已經離開了學校，開始不得不打工了，而那部分“繼續努力”的也只能是用最原始、最低劣的教學資源背着英語單詞。這種例子不勝枚舉。




其實高等人和低等人子弟二者間的命運從一開就根本是一目了然的，他們在初始資源條件上的把握的不同，一一決定着他們在發展中的見顯於意識上的不同，以及見顯於實踐收效上的不同。




這些與當事人“努力”與否根本沒有關係，在缺乏客觀條件支持的情況下，再努力也不可能達到什麼理想的效果。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讓無產階級去跟資產階級競爭學力，這就好比給一個人發一根棍子，而給他的對手一台坦克，讓他們同去搶一個山頭一樣。分到棍子的那個人不論怎麼的努力，他也都絕對不可能達到目的，因為他根本沒有掌握與對方競爭的有效條件；反之，分到坦克的一方卻是極幸運的，他可以十分輕鬆的就達到他的目的。




這二者的成敗並非取決於什麼努力或不努力，而僅僅就是取決在“投胎運”上。這種在初始條件上的差異完全不是人自己能夠選擇的，人在出生前不可能自主選擇自己將出生於什麼階級，而至於其所在的階級在社會中處於怎麼樣的地位，則是直接為社會的生產關系所決定的，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就有什麼樣的分配關係。




社會成員間掌握資源的高低差異，都是一定社會關係的必然結果。比如說，就像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作用，就將決定無產階級在各方面的境況上必然處於劣勢，如馬克思說：”這一規律制約着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5]




除了實踐活動受客觀條件限制的論說外，馬克思還曾說“觀念性的東西，不過是在人類頭腦中變了位，並且變了形的物質性的東西”[6]，“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7]。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更是明確的點出了“個人意識，是個人獨特的社會經歷與社會地位的反映，是個人實踐的產物。……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成分、家庭出身等社會地位對於人們的意識起很大作用”[8]。我們從此還應能看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不光是“考試成績”這種實踐收效需要客觀資源進行保障，就連“努力”的意志的產生也都需要客觀條件的支持。




世界上本就不存在什麼天然低劣的人，只有無法使人優秀的低劣的天然條件。人的存在和發展，無非只是被他所納入了聯繫的一切條件對之作用的必然結果。人所在的階級地位，決定了他能夠納入到聯繫的環境的大致條件和其所能掌握與利用的資源，環境決定了人的意識，資源決定了他在實踐上的收效。




低劣的資源條件的供養下必定造成低劣的人，這是根本就沒有辦法的事情。除非使得客觀條件首先發生改變，否則人主觀上很難產生什麼超越不利境況的積極念頭，而就算因為偶然的原因產生了這樣的念頭，那這種純粹意識上的東西，對人在某種實踐上達到某種預期性結果也絕不可能有任何用處，最終只能歸結為一種錯覺和誤判。




實際上，每一個預期性結果的產生都是一定主觀和客觀資源條件的統一，其中客觀資源條件是主要方面，而主觀是極次要的。人的認識或實踐都是被各種客觀條件所層層限制和約束着的，而絕非是隨心所欲的，脫離了客觀條件，僅僅空談什麼主觀上的“努力”、“進取心”，那最終都只能淪為自欺欺人的把戲。




“努力教”把這種資源相差如此懸殊的“以卵擊石”式的競賽，說成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生而平等”、“多從自己身上找問題”，“一切都是公平的”，純屬無稽之談，是極無恥的。考試成績這個東西極大的依賴於對考資的掌握，而考資是需要用初始資源來進行交換的，人能夠掌握的教考資源越多、越優質，他的成績必然也就越高。




實際上這一開始就沒有什麼公平，如果一開始的供人發展的初始資源配置就是兩極分化的，不論“選拔制度”再怎麼嚴格，那也都是建立在不公之上的，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定資源供養出來的必然結果，去經歷“選拔制度”也就是去走一個沒有任何意義的程序而已，可以說這種競賽，是一種根本早就已經註定了結果的、被窒息了的競賽。




除教育競爭外，其他方面的競爭也都一樣，對於客觀資源條件的掌握和對客觀環境條件的要求都適用同樣的原理，本文不贅述。“努力教”的存在不但以顛倒黑白的方式為高等人既得利益階級和其主宰的社會關係充當辯護人，對低等賤民群體加以誣賴和攻擊，還給社會提供錯誤的方法故意引人失敗和損失，而且他那種“勵志”的表象也只不過是一種假象，其真實的作用就如書中所言，“唯心主義從否定物質的決定性的基本立場出發，在歪曲意識本質的同時，極力誇大意識的作用，宣揚不同形式的意識決定論、精神萬能論。以這種觀點為指導，意識的能動性不僅不能得到正確的發揮，而且只能把人們引向邪路”[9]




“努力教”絲毫不顧“初級階段”理論尊嚴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界不停的強調生產力條件對於生產關係的制約性和限制性，並認為“我國是積弱國家，必須經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期過程才能實現社會主義”，並把這種說法稱作“徹底的唯物主義”。




從而，絕不可能用某種主觀就讓國家“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甚至稱“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就是說連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也都根本不可能。這種理論對於“客觀條件制約性”的認識和使用，可以說已經發揮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當然，這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歷史的，人既不能夠自由的去選擇生產力，也不能夠隨意去改變社會關係”[10]的原理還是客觀存在、有據可依的。




但是，如按照今天由“人民日報”等所載的“努力教”的觀點對此事進行解釋，那事情就要開始發生變質。如此一來，我們的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不搞公有制，那完全是因為中樞集團“沒有努力”或者是在“假裝很努力”，這樣這種思潮就開始傷及他所保護的對象了。




一個邏輯正常的中樞集團，絕不能一邊把民眾在發展上的失敗歸結到“是他們自己不努力”的原因上去，而另一邊又把自己對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不利後果全賴到“因為客觀條件限制”的理由上。如果國家兼采這兩種說法一併作為社會的意識形態，一方面在群眾為主體的關係上誇大“努力”對於結果的作用，大搞主觀唯心主義，另一方面又在以自己為主體的關係裡採取條件論的觀點，這無疑是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




如果我們要承認條件論，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群眾個人的存在和發展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各種客觀資源條件的支持，而原有客觀資源配置的問題是有賴於中樞集團的，不是可以為群眾個人所自主選擇的，因此群眾失敗的境況不為他們自己承擔責任，同樣的國家治理集團也可以基此原理不為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利承擔責任；而如果我們要搞努力論，把群眾的失敗賴給他們自己，那麼我們就必須要承認，我們國家不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沒有高福利、投票制不健全等，那一樣全是因為是中樞集團“根本沒努力”或“假裝很努力”才導致的，如此一來，中樞集團就應該和社會中人山人海的失敗者們一樣，應該自己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無能承擔不稱職的完全責任。




“努力教”在我國有着十分奇怪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它從科學的角度上說，它是一種有着嚴重錯誤的謬論，是帶有着極大精神鴉片性質的毒害性的垃圾，它不但扭曲事實真相使賤民群體蒙受不白之冤，還給人提供錯誤的、反科學的方法供全社會作為行動指南將人們領上邪路，這終究必然使得人們不能達到預期的追求，甚至是付出嚴重的代價；另一方面，它是為社會主流所認可的，對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寧等，到是有着一定的裨益和好處，但是，由於其理論的謬誤性和過度的反動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傷及了“初級階段”理論的合理性。




“努力教”荼毒無產者、毒害下等群眾、藐視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等等……，這些我們不可以容忍。這個我們絕不能容忍。那麼，這就要求着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自然而然的，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武器，與這種謬論戰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