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二年
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學說。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為什麼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要回答這個問題，僅僅從理論方面來說，無非是要解決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現存社會制度及資本主義為什麼必然滅亡；（二）怎樣用一個嶄新的、無階級社會（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來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而不是用一種剝削社會來代替另一種剝削社會、用一種壓迫社會來代替另一種壓迫社會。
自從階級社會產生以來，各國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就展開了無數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鬥爭。以往這些鬥爭，為什麼在最後都歸於失敗了呢？自二十世紀初以來，蘇聯、中國、東歐各國、古巴以及世界上其它一些地方的勞動人民不僅推翻了舊的剝削階級政權，而且開展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但是後來，這些地方勞動人民的鬥爭也失敗了，社會主義政權被推翻，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個別的，比如古巴，資本主義復辟程度輕一些，但也處於復辟過程中）。
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開展新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要建立新的無產階級革命政權並開闢通往無階級社會的嶄新大道，首先就要努力總結以往被壓迫勞動人民鬥爭失敗的經驗教訓，尤其是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初步勝利後又發生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教訓。
在過去幾千年的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社會為什麼會分裂為階級，特別是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在一切剝削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辯護士和其他庸人們看來，社會分裂為階級是天經地義的。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剝削階級往往利用宗教以及所謂“神的意志”來為他們的剝削和壓迫辯護。在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以及為他們服務的小資產階級則利用種種偽科學理論，比如主張“人性都是自私的”，“富人富有是因為勤奮智慧、窮人貧困是因為懶惰愚昧”，“絕對公平是不可能的”，“貧富差別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等，來欺騙和蒙蔽廣大人民群眾。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階級社會只是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階級，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會永遠存在。世上萬事萬物，都是有始有終的，只要曾經產生，將來就必然消亡，階級社會也不例外。這種產生與消亡的根源，要到人們的物質生產與生活的條件及其發展變化中去尋找。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三部分的開頭部分，恩格斯便說：“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恆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
在概括地說明了國家在階級社會中的作用（“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以及未來國家消亡的可能性（“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以後，恩格斯用了一長段文字集中論述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在歷史上階級社會為什麼會產生、又為什麼會長期存在的基本觀點：
自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出現以來，由社會占有全部生產資料，常常作為未來的理想隱隱約約地浮現在個別人物和整個整個派別的頭腦中。但是，這種占有隻有在實現它的實際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才能成為可能，才能成為歷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會進步一樣，這種占有之所以能夠實現，並不是由於人們認識到階級的存在同正義、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僅僅由於人們希望廢除階級，而是由於具備了一定的新的經濟條件。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餘，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並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矇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恩格斯說：“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按照我們現在對人類起源史的了解，自哺乳動物中的靈長類發展起來以後，由早期古猿到人的進化過程經歷了上千萬年。智人或現代人類產生於大約二十萬年前。在智人早期發展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人類為了生存與自然界展開長期不懈的鬥爭，物質生產僅能勉強維持當時人們的生存，人口增長緩慢，幾乎沒有剩餘產品。大約一萬年前，隨着早期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開始出現了比較大量的剩餘產品，這就為少數人獨占社會的剩餘產品也就是為人類社會分裂為階級提供了物質上的可能性。但是，為什麼說，從那時起到現在，社會分裂為階級是“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呢？
當社會開始擁有了比較大量的剩餘產品然而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比較低下的時候，生產各種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質產品的勞動（這些勞動一般要求勞動者運用自己的體力與自然界的一部分或者經過對自然界的加工改造所生產出來的物質產品發生直接的、物理的相互作用，所以也是“體力勞動”）必然要“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樣，只有少數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則往往是極少數人）才能從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以專門從事為了一個文明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所必不可缺的各種職能：“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這些職能往往要求勞動者運用自己的“腦力”，即理性的分析能力，對於人類以往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經過一番“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形成大量的理性材料（往往表現為書本知識）並將這些理性知識用來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所以，從事這些職能的勞動也可以稱之為“腦力勞動”。
恩格斯指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就是說，只要存在着上述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從而只有少數人或極少數人可以專門“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這些專門掌管社會共同事務的少數人（同時也是專門從事腦力勞動的少數人）便不可避免地要在掌握政權以後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暴力和掠奪、欺詐和矇騙”）“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並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
這樣的專門從事腦力勞動以及“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的少數人，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一般不超過整個社會人口的5%，甚至只有整個社會人口的1-2%。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少數人大致對應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一般占整個社會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如果我們用上述的恩格斯關於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是階級劃分基礎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根據這些國家在革命勝利以後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這些國家所在的社會必然要分裂為階級。
比如，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並在殘酷的國內革命戰爭中取得勝利以後，當時蘇聯仍然有大約五分之四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從事農業勞動，大多數人口是文盲。中國革命勝利後的情況也類似，甚至更加嚴峻。即使在進行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以後，絕大多數勞動者仍然必須將自己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可支配時間（去掉吃飯睡覺以及必要休息以後的剩餘時間）用於物質生產勞動。這樣，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有時間、有必要的教育與訓練（教育與訓練本身也要占用大量時間）來從事工業管理、國民經濟計劃、內政外交、司法刑獄、科學研究、文化藝術等“社會的共同事務”。
這些從事社會共同事務的人，一部分是原來布爾什維克黨、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但是還有一大部分是在革命勝利後從“知識分子”中提拔上來的，因為往往只有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才掌握開展工業化建設所需要的各種專業技能。雖然部分原來的老布爾什維克、老共產黨員在革命勝利後仍能保持與勞動群眾的血肉聯繫、保持革命本色，但假以時日，一部分幹部腐化變質，另外一些幹部即使沒有腐化變質，革命意志也勢必日益衰退，而堅持革命理想的幹部漸漸老去死去。
以中國為例，早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1953-1957年），就取消了革命戰爭年代的“供給制”，代之以等級分明、差距懸殊的“工資制”；軍隊則實行軍銜制。這些變化，將黨的領導幹部以及知識分子所要求的各種物質特權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這說明，這個時期負責政治與經濟管理的領導幹部以及負責科學研究、技術創新以及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已經與廣大的工農勞動群眾脫離開來；其中，領導幹部集團成為一個過渡形態的新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官僚特權集團），而知識分子集團則逐步發展為現代中國的新的小資產階級。
只要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出發，就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還存在着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只要少數人專門從事社會共同事務的局面不改變，社會就必然分裂為階級。所以，按照我們所了解的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物質生產與生活的實際條件，這些國家所在的社會必然要分裂為階級，必然要產生新的剝削階級和壓迫階級。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無論革命的領導者怎樣堅持理想、發動“繼續革命“，只要當時基本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條件不改變，真正通往勞動人民解放的無階級社會的大門是打不開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但是，如果我們同意這一分析，這並沒有解決如下的問題，那就是：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這些國家為什麼沒有出現一種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的新的階級社會，而是幾乎無例外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朝鮮、古巴的特殊情況另外討論）？
這裡說，“資本主義復辟”，就是說，回到了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以前曾經存在過的社會經濟制度。在革命勝利前，俄國、東歐各國、古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都有了很大的發展（雖然都還有着大量封建殘餘），講“復辟”問題不大。就中國來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已經成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外圍國家。雖然按照傳統的看法，革命以前的中國屬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注意：這一詞組的正確用法是“半殖民地”在前、“半封建”在後），但是在革命前國民經濟的現代部門中，起主導作用的是中國的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後所發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轉變是“資本主義復辟”。
只要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還比較低下，從而生產各種必需品以及其它物質產品還要占用絕大多數人全部或幾乎全部的可支配時間，從而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從直接的生產勞動中脫離出來、專門從事各種“社會的公共事務”，社會劃分為階級，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階級社會既然不是從來就有的，也就不會永遠存在。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物質基礎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也只有隨着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分工的消亡，階級社會才會走向消亡。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指出：“如果說階級的劃分根據上面所說具有某種歷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對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社會條件才是這樣。這種劃分是以生產的不足為基礎的，它將被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所消滅。的確，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這樣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為前提的，在這個階段上，不僅某個特定的統治階級而且任何統治階級的存在，從而階級差別本身的存在，都將成為時代的錯誤，成為過時的現象。”
那麼，“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如何才能消滅社會劃分為階級的物質基礎呢？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力的發展將把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到這樣的高度，以至於無產階級一旦奪取政權後，便可以一方面繼續發展物質生產力，另一方面大幅度地縮短全體社會成員用於直接生產勞動的勞動時間。這樣，接受高等教育並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就不再是一少部分人的特權。相反，到那時，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有充足的機會享受各方面的教育，參與各種創造性的活動，並輪流參加管理公共事務的活動。由於“社會的公共事務”不再是少數人或某一個集團專門從事的特權，也就不再有少數人或某一個集團能夠利用他們所掌管的“公共事務”來“犧牲勞動階級”或“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加緊剝削”，因為這樣的人很容易被同樣熟知“公共事務”的群眾監督所發現，並且可以很容易地被經常參加“公共事務”管理的群眾中優秀分子所替換。
後來世界資本主義的實際發展比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設想要複雜。在經過了幾個世紀無所忌憚的全球資本主義積累以後，全球生態環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僅要努力向無階級社會過渡，還要挽救全球的生態系統，將人類的物質生產和消費限制在生態環境可持續性能夠允許的範圍內。
另一方面，與二十世紀中期時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不同，到了二十一世紀初期，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進入其最後的結構性危機。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一旦在一國（尤其是一個大國）首先勝利，很可能不會再被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長期包圍，而是成為推翻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世界革命的第一槍，真正開闢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被推翻後，社會主義國家將不再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運動規律的約束，也就不再需要將大量的社會剩餘產品投入資本積累以便與資本主義國家展開經濟競爭和軍備競賽，更不需要維持血汗工廠式的剝削制度以維持“廉價勞動力”。
另一方面，為了恢復世界範圍的生態可持續性，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首先將全社會總的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穩定下來。然後，通過減少不必要的資本積累、消滅以往統治階級窮奢極欲所帶來的浪費，再逐步消滅那些資本主義時代為了擴大利潤所鼓勵的各種過度消費，還可以逐步減少整個社會的物質生產和消費規模。
在社會主義時代，全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還將繼續提高。只要社會整體的物質生產和消費水平不再增加並且逐步下降，而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繼續提高，全體社會成員用於直接生產勞動的時間就可以穩步減少，就可以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時間用於創造性活動和公共管理活動，直至最終實現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經提出的理想：
“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