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未來向何處去？大約不過三條路：走老路（維持現狀），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下而上的革命。

走老路是短期成本最低的一種選擇。然而不是每一次都可以走老路。老路走久了，終於會走到絕路。

想想中共政權繼承的清朝政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鴉片戰爭大敗，清帝國不思悔改，依然走老路。於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來了。這回權力階層意識到：走老路好像不行了，時不時要被西方強國欺負。

於是有了自強運動（或洋務運動），以為西方國家之強大只是“船堅炮利”，於是以國家財力為後盾，集中力量辦大事，大搞國有的槍炮廠、造船廠。清政府終於有了一支北洋艦隊，據唐德剛說，在當時世界上排得上前幾名。

然而，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北洋艦隊土崩瓦解、潰不成軍。中國的有識之士終於認識到：所謂的“中體西用”之虛妄，所謂船堅炮利之淺薄，只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不改革政治還是不行。

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希望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從皇權專制改革到君主立憲制度，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實現強國的夢想。然而，權力階層的保守勢力目光短淺，把改革扼殺在搖籃中，他們殺了戊戌六君子，繼續走老路。

最終，中國的知識人與民眾意識到：腐朽的清朝權力階層已經不可救藥了，他們自己把改革與轉型的可能性堵死了。要實現強國的夢想，要救亡圖存，似乎只有推翻作為攔路虎的清朝政權，實行自下而上的共和革命才行。

辛亥革命來了，統治中華大地近三百年的清朝政權，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制度都被推翻了。

走老路成本最低，然而不可能一直走，有一天會走到絕路上去。一旦民意想要改變：在改革（良）與革命兩條路之間，通常會先嘗試改革或改良，因為成本較低。

然而，改良或改革往往需要權力階層的合作與參與。當權力階層主動配合，積極參與的時候，改革有希望獲得進展，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而當權力階層選擇不配合不參與甚至反對阻止改革的時候，改革就會阻滯，甚至倒退，比如清朝的戊戌變法。

1978年，中共開始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度進展順利。經濟自由化，民眾生活質量提高。並且，當時中共已經提出了“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口號，要對政治體制進行改良。

然而，1989年的學運與民運，讓中共內部的保守勢力抬頭，他們向中國學生與民眾開槍，鎮壓了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中共的改革停滯了，特別是在政治、思想層面上。

好在經濟改革讓中國許多民眾獲得了實惠，其中出現了一些城市中產階級。許多人本着讓渡自由權利，換取麵包與安全的想法得過且過。民意的苟且讓中共政權又撐過了三十多年。

2019年以來的武肺疫情，以及過去兩三年的防疫政策，加上現任中共領導人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中國民眾中的知識階層，尤其是大學生、大城市的中產階級終於看清楚了他們用自由換麵包與安全的結果：自由沒有了，安全與麵包也沒有了。

2022年11月的上海，終於有中國人喊出了“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革命性口號。言為心聲，雖然喊出這一口號的只是少數中國民眾，然而心裏面這樣想的中國民眾應該已經不少了。

之所以認為這一口號是“革命性的”，因為要求當權者下台，要求當權階級（中共）下台，是革命性的要求。這一口號的喊出，說明至少有部分中國民眾已經認識到：改革的路被堵死了，只有革命了。

中共政權的腐朽沒落較之一百年前的清朝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歷史上，清朝政府如何一步步坐失良機，在能夠改良的時候堅持走老路，最終把民眾逼上了革命的梁山。這樣的歷程極有可能在21世紀的中國重演。

西方漢學界認為：中國歷史有一個王朝更迭的循環現象。從秦朝開始，那麼多朝代，大致不脫興起、強盛、衰落、革命（推倒重來）的循環。中共政權就踩在了衰落與革命之間的階段上。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或者說，中國何時爆發革命的問題。

沒有人希望革命。革命通常玉石俱焚，對社會的破壞巨大，普通民眾要經受種種痛苦。然而，歷史已經給了中共政權實行自上而下改革的機會與時間，只是中共權力階層目光短淺，沒有抓住機會，沒有及時改革。

改革不成，革命就要來了，中共政權的日子就像兔子的尾巴一樣，長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