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讀Harold Berman（中譯：哈羅德·伯爾曼）兩卷本的Law and Revolution，其中有段關於革命的論述，很有意思。伯爾曼精通法律和宗教史，他講的歐洲革命，和政治學家講的不太一樣。例如，政治學家講歐洲革命，都講英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注1】。伯爾曼別樹一幟，認為歐洲的第一場革命，在時間上要向前推至11世紀。西方現代社會的真正基石，既不是希臘的哲學，羅馬的法制，也不是猶太的宗教，而是發生於1075至1122年間，以教皇格里高利七世（Papal Gregory VII）為代表的宗教革命（Gregorian Reformation and the Investiture Struggle）。

伯爾曼認為，西方歷史上曾發生過六次大革命。它們依次是11世紀的教皇革命，16世紀的新教革命，17世紀的英國革命，18世紀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以及20世紀的俄國革命。所有這些革命都有幾個共同特點：即“全面、迅速、暴力、持續”。前面三個特點別人都講過，也比較好理解。“全面”是指革命要求全面的根本性的社會改造，不是只改經濟，不改政治；也不能小修小補，換湯不換藥。“迅速”指突然爆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來勢兇猛，猝不及防。“暴力”簡單，就是殺人放火，“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但最後一個特點，“持續”，有點費解。且與第二個特點“迅速”，看似矛盾。但伯爾曼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

伯爾曼說，革命在經歷了最初的“迅速”階段後，必有一個歷時幾代人的磨合期。在這段時期里，革命先輩最初的烏托邦理想，也即“初心”，將不斷進行調整和妥協。伯爾曼的論點，似乎被歐洲的歷史所證實。在那裡，不僅革命的“初心”，同樣反革命的“初心”，都必須進行調整和妥協。例如，法國大革命後，波旁王朝復辟。但復辟後的波旁王朝，並沒有在路易十八領導下一味地反攻倒算，讓對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相反，對於革命者的主要訴求，如君主立憲，代議制等，波旁王朝都予以明確承認【注2】。同樣，英國清教徒革命後，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但復辟後的查理二世，對革命者相當寬容，承認了國會的權威【注3】。正是在查理二世統治下，孕育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個兩黨政治的雛形，推動了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誕生【注4】。

如果革命和反革命都固執己見，“不忘初心”，那不是意志堅定，而是沒有長大。革命的最終結果，不僅取決於革命者的所作所為，也取決於反革命的所作所為。只有在革命和反革命既互相博弈，又互相妥協的進程中，歷史才能翻開新的篇章。復辟成功，並不抹殺所有革命成果；革命成功，並不拋棄所有歷史傳統。這樣，經過幾代人的磨合，革命祖父最初理想中的激進主義，經過必要的妥協，其深層的原則終為孫輩們繼承發揚。至此，人們不用再害怕右派的反攻倒算，也無需擔憂左派的盲目激進，進化取代革命，重新上路。所以，真正的革命既有別於改良，也有別於純粹的造反【注5】。

毛主席好像不懂革命有別於造反的道理。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毛主席自稱“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倒蔣委員長，另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兩件事都是革命，也都是造反。第一件事，是在他領導下造國民黨的反。第二件事，是在他領導下造共產黨的反。可惜，第二件他沒做成。但那不是因為他無能，而是因為他死了。他一死，他原來手下的弟兄，合夥把他老婆擒獲，於是乎宣告“第二件事”破產。他要不死，“第二件事”會怎樣收場，還真不好說。但不管怎樣，毛主席一生事業的巔峰，是在他做“第二件事”的時候。那時，他講的話，每句都是真理。但在毛主席講過的所有“真理”裡面，真正能“一句頂一萬句”，在中國做到家喻戶曉，影響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的話，還是要數那句“馬克思主義”等於“造反有理”的名言。

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理論，毛主席是革命領袖。馬克思傾畢生所學，寫了厚厚三卷本的《資本論》，研究“剩餘價值”，才創立了馬克思主義。但被毛主席一概括，“剩餘”下來的“價值”，只有“造反有理”四個字。馬克思地下有知，大概要吐血。象馬克思這樣的理論家，中國人其實不太看得起。中國人提倡“訥於言而敏於行”。連發財，都要“悶聲大發財”。馬克思講起話來滔滔不絕，“千條萬緒”。但真讓他造反，就會“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當不了皇帝。在中國，能當上皇帝的，一般言簡意賅。在野時，就講“造反有理”；剪除異己時，則講“階級鬥爭”；等坐穩龍椅，再講“穩定壓倒一切”。不僅提綱挈領，而且“收放自如”。像馬克思這種認死理的書呆子，在中國只會碰得頭破血流。

毛主席不是書呆子，馬克思的《資本論》，估計沒讀過。這倒不是說毛主席讀不懂《資本論》，而是中國人講究“學以致用”，《資本論》對毛主席奪取天下沒有用。取天下前，毛主席可能看過點馬克思主義的書，甚至寫過“矛盾論”、“實踐論”之類的理論文章。取天下後，毛主席日理萬機，坐在中南海書房裡，“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於筆下”，讀的不是《資本論》，而是《資治通鑑》。這倒不是因為毛主席忘本，朝三暮四，而是因為《資本論》對治理中國文不對題。遠不及《資治通鑑》，可以以史為鏡，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從歷代皇朝的治亂興衰中，防微杜漸，儘早發現潛在對手的陰謀或陽謀。但唯一缺點是，《資治通鑑》裡，沒有革命，只有造反。

毛主席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然而，至少從他取得天下後，他身上的馬克思越來越少，秦始皇越來越多。那倒也不是因為毛主席生性殘暴，而是因為他看透了中國的國情。他說過：“百代都行秦政法，勸君少罵秦始皇”。毛主席這個人，你喜歡也好，討厭也罷，看問題還是有深度。你看，他一下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百代都行秦政法”，就是抓住了中國政治的根本。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毛主席都喜歡。但最喜歡的，還是秦始皇。“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注6】。中國人崇拜祖宗，毛主席認祖歸宗，認的既不是馬克思，也不是孔夫子，而是秦始皇。那毛主席到底喜歡秦始皇什麼呢？奪取天下前，毛主席喜歡他“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併吞八荒”的野心。奪取天下後，毛主席喜歡他“命為制，令為詔，天子稱朕”【注7】的至高無上和統一領導。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下設縣，縣下設鄉”【注8】，毛主席設得更細，一直設到“人民公社”；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毛主席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秦始皇反對“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不惜“廢棄私學，焚書坑儒”，毛主席提倡“興無滅資，全國山河一片紅”，不惜從“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一直折騰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死了，秦始皇照樣活着。“天子稱朕”，就是今天的“定於一尊”；“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就是現在的“妄議中央”。秦王朝雖然二世而亡，但在中國，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秦王朝，卻正如秦始皇所願，“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前幾年有人說，中國一百多年沒改變，“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毛主席的眼光比這深遠，“百代都行秦政法”，是告訴你，中國不是一百多年沒改變，而是二千多年沒改變。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每一頁上，就寫着兩個字：“吃人”！【注9】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注10】。他們的說法其實和毛主席一致，不過他們是從在野的角度看問題，而毛主席從當權者的角度看問題。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和毛主席一樣，都從當權者的角度看問題。站在當權者的角度，他們看到“秦政”和“荀學”符合中國國情，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道路。所謂“荀學”，其實指的是商鞅、李斯為代表的“法家”。中國歷代君皇，明捧“儒家”，暗行“法家”，叫做“外儒內法”。毛主席敢公開叫板“孔學名高實秕糠”，是因為他擁有新人馬克思，不再需要舊人孔夫子。馬克思之於新時代的毛主席，猶如孔夫子之於舊時代的帝皇。皇帝們“外儒內法”，毛主席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繼往開來，創造了“外馬內法”。

“百代都行秦政法”，是因為“秦政”，確實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正像習近平主席所說，“封”能立刻封住，“放”又能立刻放開，這種“收放自如”，是一種國家治理能力一樣。中國人常說“一念興邦，一念喪邦”。全國人民的禍福，僅繫於一念之間，這種乾綱獨斷，確實能產生某種治理能力。它能不能“利民”不好說，但能“利國”，卻有歷史依據。“稅收”，無疑是最重要的國家治理能力。在“百代都行秦政法”的宋朝，中國的“稅收”能力，已超過後來英法兩國的十倍。據說中國1086年的政府稅收，約占當時全國GDP的百分之十，而1300年英法兩國政府的稅收，卻分別只占本國GDP的百分之一和百分之0.5【注11】。所以，中國政府是一個早熟的政府，其統治能力毋庸置疑。“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中國政府，不僅早熟，而且穩定。秦始皇創建的郡縣制，二千多年來，就一直處於“超穩定”狀態。據西方漢學家研究，秦朝設有約1000個縣，到西漢末年為1314個縣，到清末變成1381個縣，到了毛主席的新中國，則是1479個縣【注12】。

在這個早熟、強大而穩定的“秦政”下，生活着億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中國人民。秦始皇稱他們為“黔首”，毛主席叫他們“群眾”。秦始皇讓“黔首”修長城，留下了孟姜女哭長城的千古傳說。二千多年後，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毛主席的新中國，想看看秦始皇修的長城。不料天公不作美，下起鵝毛大雪，以致交通中斷。毛主席的新中國二話不說，立即調遣八十萬“群眾”，連夜為尼克松掃清所有積雪。第二天，當那位後來智擒毛主席老婆的葉劍英元帥，陪同尼克松順利登上長城時，不禁對新中國的“治理能力”和“制度優勢”，不勝感慨。尼克松同樣不勝感慨，心想為自己看一眼長城，居然動用八十萬人掃雪。這種享受，自己在美國連做夢都不敢想，真是不枉此行。

出動八十萬人掃雪，美國做不到。就像幾十年後，為了疫情，把全國人民封死在家中，美國做不到一樣。新中國的這種“治理能力”和“制度優勢”，雖然美國沒有，但秦始皇有。這種“能力”和“優勢”，之所以從秦始皇起，在中國能穿越時空薪火相傳，是因為無論秦始皇的“黔首”，還是毛主席的“群眾”，其實都是奴隸。魯迅先生說，中國人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注13】。政權更迭，治亂興亡。“亂”，則“想做奴隸而不得”；“治”，則“做穩了奴隸”。城頭變幻大王旗，“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魯迅先生還說，奴隸和奴才不同【注14】。奴隸，無非是蔡奇先生口中的“低端人口”。而奴才，則是做慣了奴隸，並從奴隸生活中嘗到甜頭、品出滋味、享有美感、甚至於陶醉於其中的奴隸，是媚上欺下助紂為虐的奴隸。受霧霾之苦而不得言者，是奴隸；在記者鏡頭前保衛“咱們的霧霾”的朝陽大媽，則是奴才。因封城而餓死於家中、病死於醫院門口的，是奴隸；因李文亮醫生被訓誡，而在網上為警察點讚喝彩的，則是奴才。

上有“秦政”，下有奴隸甚而奴才，在這樣的土地上，不會有革命，只能有造反。中國人常說“窮則思變，多難興邦”。其實，“窮則思變”可能，“多難興邦”未必。人到窮困潦倒，走投無路時，可能鋌而走險，逼上梁山。這種人，從陳勝吳廣到毛主席朱總司令的隊伍里，都不罕見。但要“興邦”，卻不能“多難”。“興邦”靠科學技術和創造發明，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創造發明。而創造發明，需要相對富裕、安定、自由的環境。“創造”和自由正相關，和“多難”逆相關。在災難深重的土地上，令人窒息的環境裡，只能培育“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仇恨，只能激起“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放手一搏。所以，從大澤鄉的淒風苦雨，到湖南農民運動的燎原烈火，都不可能產生伯爾曼意義上的革命，只能產生“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造反。

把英文的revolution翻譯成“革命”，就像把republic譯成“共和”一樣，據說都不是中國人首創，而是日本人的發明。日本在古代是中國的學生，到了近現代反成了中國的老師。亞洲國家中，當過中國老師的就兩個國家：古代的印度和近代的日本。但日本因為先從中國的學生做起，所以精通漢語。把revolution譯成“革命”，把republic譯成“共和”，說明熟悉中國典故，難能可貴。但再好的翻譯，終究只是翻譯。中國的“革命”和“共和”，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西方的“革命”和“共和”，不能同日而語。

中國人說的“共和”，是指“周召共和”。講的是公元前841年，不許別人“妄議中央”的周厲王失敗逃跑後，由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執政的一段歷史。而中國人的“革命”，歷史更加悠久，是講如何“革除天命”。中國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老祖宗“堯舜”是好人，不革命，奉行“禪讓”。但“堯舜”以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注15】，弄得“堯舜禪讓”做不下去，只好搞“湯武革命”。

中國歷史上第一場革命，是“殷革夏命”。革命領袖是商湯，革命對象，則是那位逼得別人要和他“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的夏桀。夏桀本來也“受命於天”，前來統治老百姓。但想不到他違背“天命”，做了壞皇帝。於是商湯自告奮勇，聲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注16】，要“革除”夏桀的“天命”，自己來當“受命於天”的好皇帝。至於誰真的“受命於天”，誰可以“革”誰的“命”？那得看誰打敗誰。如果是夏桀打敗商湯，那就不是“殷革夏命”，而是“夏革殷命”了。

所以，誰革命，誰被革命，主要以成敗論英雄。秦始皇“革”了六個國家的“命”，所以毛主席喜歡他。可惜“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秦朝“二世而亡”，不久又被別人“革”去了“命”。中國歷史，就這樣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從商湯的“殷革夏命”，到董仲舒的“天運循環”，再到毛主席的“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一路“革”下來，直到今天。

西方的“革命”(revolution)，是相對“進化”(evolution)而言。“進化”是漸變，是和平連續的發展。“革命”則是打斷漸變，產生劇烈的突變，從而帶來制度、行為、乃至思想方法上的根本改變。用辯證法的話講，“進化”是量變，“革命”則是質變。中國的革命，也即“革除天命”，從來沒有給中國社會帶來過質變。“革”來“革”去，不過換一個人當皇帝；“變”來“變”去，仍是一姓之天下。治亂興亡，改朝換代，都是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缺乏Thomas Kuhn所謂科學革命中的“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注17】。所以，中國的革命，和中國曆法一樣，只有循環，沒有進步；只有周而復始，沒有開拓創新。

既然不能向外部開拓創新，就只能在內部霸占更多空間。不能把蛋糕做大，就搶別人嘴裡的蛋糕。所以，中國革命，是最不給對手留有餘地的革命。“革命，革命”，連對手的“命”都要“革”掉，更遑論留有餘地？中國的所謂“革命”，歷來都是零和遊戲，從來沒有什麼“雙贏”。要有，那就是“我們贏兩次”。贏者通吃，成王敗寇；冤家路窄，你死我活；要麼當主子，要麼做奴才，這就是中國革命最基本的邏輯。中國革命，無論是崛起於草莽的造反，還是密謀於朝堂的逼宮，都離不開這個邏輯。所以，直到二十世紀的曙光已經照亮中國大地，孫中山的造反，加上袁世凱的逼宮，仍然無法讓中國真正“走向共和”。

伯爾曼概括了革命的四個特點：全面、迅速、暴力、持續。他又說革命既有別於改良，又有別於造反。中國革命沒有“全面”，所以沒有制度創新，從而無法區別於改良。中國革命又沒有“持續”，所以沒有必要的妥協和雙贏，從而無法區別於造反。在中國，革命無非是成功的造反，而造反只是失敗的革命。革命和造反合二為一，難分彼此。所以，把毛主席弄糊塗了，以為馬克思主義就等於“造反有理”。

1789年7月14日，當利昂古爾公爵(Duck of Liancourt)向遠在凡爾賽的路易十六報告巴士底獄被攻占的消息後，路易十六驚呼：“這是造反”！“不，陛下”，利昂古爾糾正道：“這是革命”【注18】。這對法國君臣在緊急關頭的對話，說明他們都知道，革命有別於造反。中國歷代王朝的君臣，都講不出這段話。因為他們不知道，世界上有不同於造反的革命。對他們來說，革命和造反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失敗的造反才叫造反，成功的造反就是革命。成功了，怎麼還能叫造反？那應該叫改朝換代。所以，中國只有造反，沒有革命。

在利昂古爾公爵和路易十六那段對話以後整整兩百年，中國爆發了天安門廣場事件。幾年後，李澤厚、劉再復發表《告別革命》，一時洛陽紙貴，名動天下。但如果中國根本沒有革命，“告別革命”豈不是緣木求魚，無的放矢？如果李澤厚、劉再復先生的原意，只是要在中國提倡改良，避免暴力抗爭的話，那麼他們的書名似乎應該改成《告別造反》。伯爾曼也許是對的，他說革命既有別於改良，又有別於造反。在革命、改良和造反三者並存的情況下，革命和改良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它們不是非此即彼。所以，在“告別革命”前，我們似乎應該先弄清楚革命和造反的區別。在讚美英國革命，反對法國革命前，我們好像也應該先弄清楚，我們自己是否曾有過革命。

（2023年1月28日）

陳翰聖

原載《新世紀》網站：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23/01/blog-post_29.html

注釋：

【1】例如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再如Moore, Barrington.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2】Price, Roger. 2014. A Concise History of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65.

【3】Tombs, Robert. 2014.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p. 251-252. 查理二世對情婦同樣寬容，不但拈花惹草，一夜風流，並且開枝散葉，私生子女據說至少有十四位之多。他最寵愛的情婦，居然是法國間諜，是路易十四設計送到他床上去的。傅東華先生翻譯的英語小說《琥珀》，就以查理二世復辟後奢靡淫樂的宮廷為背景，在毛主席親自開創的“文革”沙漠裡，這是許多中國人偷嘗的文化禁果之一。

【4】Berman, Harold J. 2003. Law and Revolution II: The Impac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o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2-224.

【5】Berman, Harold J. 1983. Law and Revolut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99-100.

【6】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全詩如下：“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此詩在“文革”批林批孔中，風靡一時。

【7】司馬遷，《史記》第一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36頁。

【8】呂思勉，《中國通史》，吉林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603頁。

【9】魯迅，“狂人日記”，載《吶喊》，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03/005.htm

【10】譚嗣同，《仁學》第二十九，見https://zh.m.wikisource.org/zh/%E4%BB%81%E5%AD%B8

【11】Stasavage, David. 2020.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Democracy: A Global History from Antiquity to Tod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2. pp. 312-313.  

【12】卜德，“秦國和秦帝國”，載《劍橋中國秦漢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頁。

【13】魯迅，“燈下漫筆”，載《墳》，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01/024.htm

【14】魯迅，“漫與”，載《南腔北調集》，見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luxun/14/029.htm

【15】胡平生，陳美蘭，《禮記》禮運篇，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11頁。

【16】慕平，《尚書》湯誓，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82頁。

【17】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Berman, Harold J. 2003. Law and Revolution II: The Impact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s on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