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中國網友 寫於 二零二三年

三八婦女節是一個什麼節？可以有多種詮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人當有一個基本共識：這個節，當然可以“頌揚女性的成就”，當然可以仰望金字塔尖的女性可以達到的高度，但也要關注與救濟失權女性，那些遭受着或遭受過綁架販賣奴役之苦的女性。關注她們被剝奪的基本權利，就是關注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

女性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她們是女兒、是妻子、是母親。但是只有在她們自願的基礎上，兩廂情願，成為妻子、成為母親才是有榮耀的。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婚姻是合約，家庭是公司，在經濟意義上是不錯的：無論婚姻也好，家庭也好，都必須建立在雙方合意的基礎上，婚姻之為合約才是有效的，家庭之為公司才是合法的。

所謂“拐賣婦女”的實質是什麼？人販子通過哄騙、下藥、威脅或捆縛等手段綁架女性，然後把她們販賣給買家，包括強迫賣淫組織、“中間人”（也是人販子）與所謂的“丈夫”。所謂的“丈夫”會非法拘禁她們，剝奪她們的人身自由，對她們實施強姦，往往還強迫生下所謂的“子女”。這是基於時間線的事件整個圖景。

然後，有些女性不認命，會伺機逃離所謂的“丈夫”，有些女性委委屈屈地認命了。但無論她們認命與否，不改變這一事件的刑事性質：整個事件，從供給端的人販子到需求端的所謂“丈夫”，都是對女性持續實施了多種嚴重犯罪的惡性罪犯；既然是罪犯，無論被強迫的女性追訴與否，法律都應該追訴到底。整個事件的刑事問題下文還會進一步闡述。

這裡，必須首先澄清一個流行的觀念謬誤。在一些人看來，這些女性與所謂的“丈夫”已經組織了“家庭”，甚至有了“結婚證”“子女”，就應該尊重既成事實；而且“這些孩子是無辜的”，不應讓他們失去“母親”，至少不應讓他們失去“父親”；再加上，很多女性到後來也就認命，似乎也背書了這所謂“婚姻”“家庭”“丈夫”“子女”“公公”“婆婆”的合法性，所以“也應該尊重女性的意願”。這些認知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恐怖的。

因為整個事件是建立在對女性強迫與奴役的基礎上的，以自然權利、法治與文明來觀之，上述整個事件所形成的一切民事關係都是無效的：強迫婚姻不是民法意義的婚姻，強迫家庭不是合法家庭，作為強姦者、奴役者的所謂“丈夫”也不是合法丈夫。“結婚證”是誰幫助辦下來的，也應一追到底。一言以蔽之，在被強迫奴役期間，女性所發生的一切民事關係都應該是缺省無效的。

甚至，強姦生下的所謂“子女”與女性自願生育的子女也非同一性質。女性對所謂的“子女”沒有任何養育義務。在女性得自由或被解救之後，理論上合理的做法當是：未成年子女由政府兒童福利機構強制接管，然後通過寄養或領養的方式進入新的家庭，與所謂的“家庭”與“生父”脫離關係。不應該交由“生父”繼續撫養，對“生父”來說，監獄才是其應有的歸宿。即便女性本人願意或要求，這樣的“子女”也不應該與她共同生活。

到這裡，或有人還是會“說孩子是無辜的，應該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云云。但請記住，所謂的“子女”是強姦與強迫婚姻的產物，沒有為了孩子的利益犧牲被強迫女性權利的道理。再說了，孩子跟這樣的“家庭”脫離關係，就是跟“惡”脫離關係，可以阻斷“惡”的進一步生產，難道這些孩子在這樣的環境長大後將來繼續買媳婦嗎？在政府福利機構長大都比這所謂的“家庭”好，如果有好的寄養或領養家庭接納，對孩子的成長更好。

強迫婚姻產生的“子女”會被政府接管，就可以阻斷綁架買賣女性的一大誘因：為了“傳宗接代”。有需求，才會有供給。這樣做，看起來有時候不符合當事女性的意願，但唯有如此，才能讓走在大街上、小路上的其他所有女性更安全。

對這一基本認知達成共識之後，接下來的刑事處置邏輯就簡單了。沒有需求，哪有供給？所謂的“丈夫”，是整個事件中罪行最重的，絕不應低於人販子。反過來，“丈夫”犯的強姦+非法拘禁+奴役等，人販子是預見到並主動促成的，都應該把人販子一併算上。故而，買賣同罪，人販子與所謂的“丈夫”，應該視為對向犯罪或共同犯罪。

現行的1997年刑法中，對人販子，有“拐賣婦女、兒童罪”；對買家或所謂的“丈夫”有“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罪”，還可並處強姦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侮辱罪。但在司法實踐中，人販子入罪很普遍，買家入罪相對較少，往往適用緩刑，數罪併罰極少。

從時間序列上，是人販子先綁架女性，最後才到所謂的“丈夫”手上，似乎人販子最可惡；但從邏輯發生上，是買家或所謂的“丈夫”有這種非法需求，才有人販子綁架女性的供給，需求方的可惡程度絕不亞於供給端，所以理應對買賣雙方判以同等的重罪。

除此之外，在整個綁架、販賣、奴役鏈條上知情參與過、協助過、阻礙女性逃跑的；村幹部守土有責，本村有被綁架販賣奴役的女性，推定知情，這兩類人都應該追究刑事責任。
特別地，與所謂的“丈夫”共同生活的男方家庭成員，視為有組織犯罪也無不可。

最後，應該在刑事追訴的同時，賦予被強迫女性對整個犯罪鏈條參與方的民事賠償權利。賠償額，不僅應該覆蓋她被強制奴役期間所遭受的經濟損失，還應該有精神賠償與懲罰性賠償，以作為這些年失去人的權利與尊嚴的補償。可執行這些罪犯的家庭財產，從而讓所有的罪犯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進一步提高綁架販賣奴役女性的犯罪成本。

總之，社會有必要凝聚共識、形成合力，徹底終結這古老的罪惡，讓每一位女性免除被綁架販賣奴役之恐懼，安享自由空氣、自由選擇乃至自由本身的甜美。

今年全國兩會，最高法工作報告提出的2023年工作展望是：傾聽群眾呼聲，堅持問題導向，奔着問題去，真正解決問題……切實保障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無疑，解決被綁架、販賣、奴役的“失權女性”問題，應是“保障婦女合法權益”題中應有之義，並且其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因為事關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一旦解決可以極大抬高每一位女性、每一個人權利保護的水位，刷新司法文明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