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之爭，由來已久，只是至今好像輸贏未定？

君子博弈對壘，或文或武，講的是“武德”，守的是“規則”，贏者贏得光明磊落，輸者輸得心服口服，旁觀者無不為之叫好，眾人皆視為佳話。

可是流氓無賴則不同，他們從來不會乖乖承認自己的失敗，像阿Q。他們在對抗中全無底線，“不擇手段，不惜代價”，陰招、損招使起來得心應手，毫無顧忌，而且口中還不停地念念有詞，全是唬人騙人的大詞，手下卻是一招緊似一招，全是下三爛，處處陰險，招招致命。一旦他們輸了，立馬盡顯流氓嘴臉，所謂“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鬆手就吹牛B……”

其實，制度之爭的輸贏，盡在人們眼中：東德西德，南韓北韓，大陸台灣……對比之下，勝負立現。

也許有人會說：這只是暫時的，再往下看，最後誰輸誰贏還說不定呢！

此說在理！因為有底線者對付無底線者，君子對付流氓，文明對付野蠻，先占便宜的，總是後者。

任何善良的人都有理由為“君子”捏把汗！這樣的對弈常常會看得人心驚肉跳，險象環生，焦急如焚。

朋友說，文明終將戰勝野蠻。

話雖這麼說，但得有個前提，那就是：文明的功夫必須要高出野蠻一大截，例如：由持久的信仰與高尚的精神所形成的充沛內力；以源源不斷的創新發明與日新月異的技術手段打造的外部利器，還有在文明大旗感召下的一呼百應，等等。

只是，這些談何容易！

儘管高下已有，但壓倒的優勢又有誰能夠具備？

竊以為，自信最要緊。

說到自信，便聯想到厲害國不斷宣示的“四個自信”。在一個正常人看來，這幾個自信太過可疑，完全無法令人信服，充其量只是起到了“走夜路壯膽兒”的效果。

近日裡，針對中國的經濟，國內外所有的觀察與統計數據都給出了最悲觀的結論，人們開始預測經濟的“崩盤”，這當然屬於“境外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唱衰中國已經不止一次，常常是看似搖搖欲墜，眼見得快要不行了，結果卻是波瀾不驚，“輕舟已過萬重山”。

這裡倒是可以套用列寧早在100年前就已經唱衰帝國主義的一句話：“帝國主義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它們很快就會被更先進的社會主義所替代。

聽起來是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

只是，多少年過去了，它卻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不但活得好好的，看着還有滋有味！

同樣的唱衰，過去的經驗能否套用到中國身上？

且不說兩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單就唱衰一事就站不住腳。

敢問，古今中外可曾有過一個國家、一種制度，是通過外部勢力唱衰的？

從來沒有！毛老人家早就說過：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

於是才會有“不惜一切代價”的維穩。

香港的袁先生對經濟衰退有着讀到的洞見。

那些西方經濟學家唱衰經濟的標準根本就使錯的！他們只是習慣地用西方國家經濟衰退所帶給民眾的不可承受性來描述中國。而中國的民眾、特別是底層的百姓，他們忍辱負重、逆來順受，“好死不如賴活着”的承受力極限，豈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能想象的！

這就是中國特色！這才是X自信的真正所在！

他曾經在處於底層的農村生活過，可以“200斤20里山路不換肩”，他自認為對老百姓有着深刻的洞察。在他看來，中國的老百姓有着無盡的承受苦難的潛力，他就是這樣逆潮流地將他的經驗用在了國家治理上。

可以他根本不在乎，在他身上完全見不到人性中最起碼的憐憫之心，以及救民於水火的起碼擔當與責任。

他當然沒有，因為“黨性”才是他所首先要保證的！

“共產黨員使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此話真的不虛，以後該對“人”和“共產黨員”加以區分才是。

所以，他面對所有的經濟衰退信號，儘管也知道問題多多，但卻胸有成竹。

他的一切勝算，都源於對中國底層百姓耐受力的自信。

其實，別說是西方“境外勢力”，就是國人自己也覺得百姓的耐受力深不可測，從歷史的畫面上人們看到：

日本侵華，數千人被幾名日本兵押着走進挖好大坑裡引頭待宰，卻沒有任何抗爭；

1945年，蘇軍在東北燒殺姦淫無惡不作，可謂惡貫滿盈，所有痛苦的記憶卻被一風吹，像是從未發生過；

抗戰之後的三年內戰，僅一次長春圍城，死者便達30萬之眾，可謂餓殍遍野。而百姓生靈塗炭、兄弟自相殘殺血流成河卻被當作榮耀被一次次地謳歌；

1949年後的“大躍進”，幾千萬以種地為生的農民守着糧食被活活餓死，卻能以一句“天災”淡而化之，不留痕跡；

……

西方人如果認不清“中國特色”的真正所在，那麼所有的預測都將對中國失效！

那廂邊，是X冷笑中透着自信的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