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蒙元为何短暂？

   ——蒙古殖民中国的得与失

  蒙古人是第一个完全征服中国的少数民族，但是蒙元政权是比较短暂的，甚至不如仅征服了中国华北地区的金国女真政权（蒙元90年，金国120年）。

  许多华人因为蒙元的短暂，就对蒙元不屑，而五体崇拜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满清，并认为蒙元的统治一无是处，远不如满清开明。

  这其实大错特错，而且说反了：满清除了统治比蒙元长久得多以外，相比蒙元才是一无是处：

  剃发易服、文字狱、闭关锁国、禁海、迁海等这些满清的暴政，蒙元全都没有；而且蒙元不抑商，满清则严密控制汉人工商业的规模（以长三角为代表），摧折了晚明的资本主义萌芽，并刻意阻断汉人科技的进展。

  终元一朝，对外开放，中国的海上贸易发达，满清则严限汉地的外贸港口，乾隆上台后仅限广州一地对外贸易，并且进行严厉的限制；整个元朝，中国的科技不输西方，满清科技则大幅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近代）前比西方更如天壤之别。

  鸦片战争之前，满清比蒙元之所以大不如，根本原因，是蒙元的统治，比满清的统治，有大得多的社会自由度，因此元朝社会充满活力，而英国人打开国门之前，满清则扼杀了中国社会的活力。

  社会相对自由，这就是蒙元统治的长项。同为异族殖民统治中国，蒙古人采取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满人的制度设计，这种设计在保持较大的社会自由度的同时，在殖民文化方面有着后来满人、乃至曾入主中原的任何少数民族不曾有过的优势：

  许多华人因为蒙元短暂，而以为蒙古人比满洲人傻太多，其实在反汉化乃至反向同化汉族方面，蒙古人比满人强得多，也超过历史上任何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

  元亡时居于中国蒙古人远未被汉化，而蒙古贵族集团能够基本不被汉化的全身而退，而入关的满人早在康熙时期就已彻底汉化；元亡时蒙古人的语言、文字、服饰、婚俗、丧葬习俗为许多汉人主动接受，需要朱元璋多次严令才得禁绝，而清朝汉人除了头发和服饰遭屠刀逼迫改变外，满人对汉人的文化几乎为零。

  反汉化乃至反向同化汉族方面，蒙古人取得的效果，为什么满人不能望其项背？是因为反汉化乃至反向同化汉族方面，蒙古人找准了门道，而满洲人无道之极：

  其一，民族融合是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结果，暴力强迫引发的反作用力，必然构成进一步的巨大障碍。

  蒙元没有强迫亡国的汉人外观蒙古化，因此没有刺激汉人因屈辱感而生的抵触心理，满清以大屠杀逼迫汉人“剃发易服”（强迫满洲化），剃发易服带来的巨大屈辱感，刺激出汉人对进一步满化强烈的逆反心理：满清稍后对汉族妇女缠足的禁令，反而激起汉族追求妇女极端的小脚（三寸金莲）就是明证。

  其二，民族文化的核心，是语言、文化、信仰，而发式和服装只是民族文化的外观，蒙元则抓住了核心，而满清则舍本逐末——只抓住了外观。

  蒙元统治者对汉人的发式和服装（汉文化的外观）不作要求，但在语言、文化、信仰上（文化的核心）对汉人决不妥协：元朝皇帝拒绝学习汉语、也基本不通汉语（元仁宗和元英宗略通汉语），也不鼓励蒙古人学习汉语，蒙元的朝堂“奏闻”用语，始终是蒙古语。在蒙元皇帝的带领下，蒙古贵族当然以不学汉语为时尚，蒙古贵族对平民又有巨大的影响力。。。于是整个民族就形成了反汉化的氛围。

  由于蒙古人是统治民族，拥有“上等人”的种种优势，在蒙古人拒绝汉化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族的文化，必然反向影响被统治民族汉族，汉儒的官本位文化，更加剧了这种影响；更何况，由于蒙元没有对汉人“剃发易服”，汉人对蒙古人没有逆反心理，因此蒙古族的文化对汉族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反向影响，就会相当大且深刻。

    而满清多尔衮一伙一方面对汉人大屠杀，为改变汉人的外观不惜杀人数千万，一方面却接受金之俊的“十从十不从”，在语言文字上对汉人妥协，允许汉语成为朝堂用语（清初时实行满汉双语制），对汉族官僚不做语言要求。。。外加上对明朝投降官吏大包大揽的“以汉治汉”政策，这就必然会导致包括满清皇帝在内的满洲贵族，为了监控数量众多的汉族官僚，而大力学习汉语，因此带动满洲人迅速亡族。雍正、乾隆的汉语水平远胜满语，而慈禧、光绪的满语已经非常生疏了，溥仪则已完全不通满语。。。

  可见，从满人自己民族文化保存的角度，多尔衮的这个要外观、不要内核的暴政“祖制”，不折不扣是害人害己、舍本逐末的邪恶蠢行。多尔衮是“清成宗”，同时也是“满亡宗”。

  其三，蒙元不要求汉人外观蒙古化，汉人汉服束发，蒙人蒙服披发（或结辫），蒙人、汉人外观上泾渭分明，可以时刻提醒着蒙古人的统治民族身份，从而对汉文化产生隔阂之心，有利于蒙人的反汉化。

  而满清的“剃发易服”暴政，强迫汉人外观上与满人混为一体，外观上满汉区别的消除，以及文化外观上“改造”的胜利，容易令满人产生一种汉人已被制服的骄傲心理，从而减少对汉文化的抵制。

  一方面满、汉外观上混为一体，一方面汉人人数远远多于满人，外加上满清统治者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其结果当然是满洲人迅速亡族、彻底汉化。

  除了准确地抓住了文化的核心之外，蒙元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也把统治民族的反向同化效果提升到最大：

  一是以蒙语取士，以官职为诱饵，大力推广蒙古语言文字。汉人要想做蒙元的高官，不通蒙古语不可能，即使是地方也需要一定程度通蒙语。

  为了推行蒙语，蒙元在中央设立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这三种国子学都有蒙语教学。

  地方上，蒙元政府则设立路学、府学、州学、县学和社学，除了教授儒学外，还开设专科学校教授阴阳学、医学和“蒙古字学”，“蒙古字学”教授的就是蒙古语和八思巴蒙古文（传统的回鹘蒙古文），蒙古字学专科学校的学生待遇最好，这自然吸引着众多渴求做官的汉族士人家庭。

  终元一朝，蒙古统治者从来就没有强迫汉人学习蒙古的语言文字，但因为蒙语蒙文的统治地位牢不可破，汉人在官本位文化的推动下，自觉学习蒙语蒙文的人很多。

  二是实行“联回治汉”的政策。首先需要说明，蒙元的“回”并非指今天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而是还包括“色目人”——中东和欧洲人的白种人，蒙元凭借蒙古帝国的武功，大量从中东和欧洲抽取白种人人才，到中国为其殖民政权服务，形成“联回治汉”的格局，对蒙元政权而言，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增加了蒙古殖民政权对汉人文化不妥协的本钱，即：

  学不学蒙文，你们汉人看着办，反正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你汉人不来当官，老子有的是色目人可用！

  “联回治汉”不仅对汉人施加了心理上的威慑，也解决了在不向汉文化妥协的情况下，蒙古殖民者统治汉人的人才短板问题。

  三，大量任用汉人蒙语翻译。这就是倍受汉儒诟病的元朝黑暗的“小吏”治国。实际上大量任用“小吏”（汉人蒙语翻译）的统治方法，虽然昏暗腐败（有利于翻译欺上瞒下，损公肥私），但对于蒙古人文化上反向同化汉人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利诱大批汉人学习蒙古语言文字，以谋“小吏”的肥缺职位。

  依靠汉族翻译“小吏”治国，蒙元对中国的统治很昏暗腐败，但也是很宽松很自由的，那些所谓“初夜权”、“十家用一把菜刀”等蒙元暴政传说，都是儒史的夸大之词（因为蒙古人鄙视儒家的缘故），并不见于官方和民间的史载（尽管蒙元没有文字狱），其实只要汉人不造反，蒙古人便什么也不管，连朱元璋都说：“胡元以宽失天下”，也因此，元朝才出得了沈万三这种富可敌国的亿万富豪，满清鸦片战争之前，汉人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出头鸟”。

  既然蒙元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文化上那样成功，那蒙元为何如此短暂呢？

  其主要原因，是蒙元统治者拒绝扩大汉人对政权的参与，具体地说，就是蒙元坚持大规模任用“色目人”，而科举取士太少：

  整个元朝共举办了16场科举考试，一共录取了1139名进士，远远没有宋朝赵光义一朝录取的进士多。而且元朝录取的汉族进士，很难当得到中央级的高官，尤其元朝的第四等“南人”（南方汉人）。

  光能当翻译，做小吏是远远不够的，官本位“光宗耀祖”观念根深蒂固的汉儒士大夫群体难以当官，集体没有出路，自然容易走上反叛之途：刘基、宋濂、郑玉、叶子奇、杨维珍等知识分子都因为在元朝那里当不到官，或者当不到大官，才投奔反元武装的。

  大陆华人，深受共产党“拜人民教”的影响，以为支撑政权的总是底层大众，实际上支撑政权的向来是中间阶层，在历史上的中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

  蒙元严限汉族知识分子对政权的参与，当然无法长久。在这方面满清就狡猾得多：满清统治者除了中央级别的军权职位长期不让汉人染指外，大包大揽，从中央到地方，都广泛任用汉人，造成一种满汉一体、满汉平等的假象，这种“以汉治汉”的国策，对于维持政权非常有利。

  对满清“以汉治汉”成功维稳的一个反证就是：1906年满清废除科举制度后，仅5年多清朝就灭亡了，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汉儒士大夫阶层集体没了出路，结果就是大批投向反对派——立宪派或孙文革命党。

  而蒙元“联回治汉”的政策，因其反汉种族主义赤裸，容易刺激汉人民族意识及反叛之心，不利于维稳。

  也就是说：满清的短板是反汉化；蒙元的短板是维稳。

  论及于此，明眼人会看出一个破绽：不是说蒙元的“联回治汉”有利于反汉化吗？怎么它又不利于维稳呢？

  这就是事物的“二律背反”属性，广泛任用色目人，有利于反汉化，但不利于蒙元政权长久，因为要想政权长久，就非得扩大汉人对政权的参与不可，也就是非得“以汉治汉”不可，否则就会不接地气，怎么能长久呢？

  蒙元统治者本应该将“联回治汉”用作过渡政策，“色目人”只在缺乏通蒙语的汉族人才的情况下任用，一旦通蒙语的汉族人才增加了，就应该减少任用“色目人”，而增加任用汉人。

  但蒙元统治者没作这种调整，与之相应的是，蒙元始终没有扩大科举的规模。否则，蒙元决不至于仅90年就灭亡。

  那么，蒙元为什么始终不重视科举制度呢？元世祖忽必烈亲自给出了答案，他在回答为什么不恢复宋朝的科举制度时说：

  “帝尝从容问曰：“高丽，小国也，匠工弈技，皆胜汉人，至于儒人，皆通经书，学孔、孟。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良弼对曰：“此非学者之病，在国家所尚何如耳。尚诗赋，则人必从之，尚经学，则人亦从之。”---《元史》

  也就是说，忽必烈发现，宋朝虽然科举制度发达，但工匠的技术还不如朝鲜人，所以科举制度无用，尤其时那些儒家士人，只懂孔孟经书，只懂得吟诗收税，对国家有什么用呢？

  对此，忽必烈的大臣良弼解释说：这不是汉族知识分子的过错，也不是科举的过错，而是国家推崇什么的过错，国家推崇诗，则知识分子就热衷学诗，国家推崇经学，则知识分子热衷经学。

  由此可见忽必烈对儒家和科举制度的鄙视，他认为儒家和科举不能使国家强大，且认为宋朝之亡，就是亡于过分偏重科举——偏重文人。。。这也反映出他的统治，并非维稳本位——怎么维稳怎么搞，而至少是强国本位。忽必烈的主张，也成了元朝的“祖制”。

  相比之下，满清对明朝“八股取士”制度的全面继承，则反映出其政权的“维稳本位”——不择手段维稳，于是汉人越愚昧越好，于是就要大兴文字狱、大搞“四库全书”毁书工程、严禁汉人研发和拥有火器、火枪。。。所谓“汉人强，满人亡”！其实康熙和乾隆都很清楚明朝的“八股取士”难以选拔实用人才的弊端，但高度重视、乐此不疲，为什么？就是为了愚弄汉人、控制汉人——也就是为了维稳。

  为了维稳不择手段，甚至对多数民族大施愚民政策，满清的这种维稳本位，自然是比蒙元反汉化的自我定位卑鄙和下作得多的政权定位，因为这样的定位害人害己，祸国殃民：在降低多数民族素质的同时，最终一定会降低自己民族的素质。

  酷似满清的中共政权，也是典型的“维稳本位”政权——怎么维稳怎么搞，极尽下三滥之能事；但从它今天阶级固化（阶级流动停止）、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没有出路（与八十年代“干部年轻化”的活力恰成对比）的特征来看，这个后清政权在习近平身后已经到头了。习近平既象隋炀帝，又像王莽。

曾节明 2023.5.3 夜雨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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