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曉波判刑了，香港為此上千人遊行可以，自由的西方世界的人權機構、政府大員、議員義憤填膺，中國的地下人權人士私下裡折騰的一塌糊塗，而官方的人權學者更 是紛紛慷慨激昂，為法律的正確性判決辯護、互連網上，更是爭論得一塌糊塗，甚至個人攻擊在各論壇上也比比皆是，五毛黨、JY等帽子滿天飛…..。一個劉曉 波的被捕，把關心中國政治的各類人物的都調到起來了，好不熱鬧。
    按網上說法，俺能在這發個帖子，也是爬牆頭出來了，而爬牆頭這一事實，不是正說明劉曉波等人要求的正確性嗎？
    可惜啊，我這人屬於榆木疙瘩，認死理。我對這麼熱鬧的事基本是冷眼旁觀。
    從中國歷史看，這種熱鬧的場面，在中國的大地上，已出現過很多次，自孫文的同盟會發動起，100多年來，這種對中國體制的爭吵從來就沒有停過，估計今後也不會停。
    我們可以理一理中國為民主爭鬧的線索，並探求其一下中國“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經歷過程：
    鴉片戰爭後，中國迅速衰敗，洋人在強大軍力的支持下，中國大地，找到了無窮的利益，滾滾的白銀西去，無數的鴉片和洋貨東來。層出不窮的各類條約如雪片般， 飄向中華大地，青島歸了德國、香港歸了英國、台灣歸了日本….，此時，在中華大地底層的中國老百姓，生活在現實的地獄中。而在當時，文藝復興後的崇尚“自 由、民主、博愛、憲政、人權”的西方，從未見有哪個人權組織和政府官員、議員為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大聲呼籲，他們只是忙着數自己從中國獲得的白銀。
    20世紀初，皇帝下崗了，中國民主了，西學東來，中國有了議會、有了議員、有了選票，但更多的是軍閥混戰。中國底層百姓雖然在民主、自由的太陽照射下，但 日子沒有見好過，依然過着赤貧的生活。而西方世界的國家政府、官員，也未大力向中國宣貫美好的“自有、人權”思想，而是忙着，用非自由的武力手段、用非民 主的軍事措施，瓜分歐洲、瓜分世界。於是有了“凡爾賽公約”，並造成中國一些對“民主、人權、博愛、自由”懵懵懂懂的學生折騰出了一個“五四運動”。而對 於這個“五四運動”，西方的的政府、官員、議員和人權機構，並未像他們後來全了支持的“六四運動”一樣給與全力的支持配合，他們未譴責中國政府對學生的鎮 壓，而是要求中國政府遵守國際條約，將青島交給日本人。
     再往後，蔣中正用學生軍統一了中國（後來，塔利班把蔣委員長這招學去了），中國進入了訓政時代。雖然中國的民主、自由，比民國初年有了嚴重縮水，但 西方世界的政府，從未加以譴責，有的只是給委員長借錢，幫助他鞏固政權，有的只是國聯的“滿洲國獨立“成立論，有的只是九一八事變。而中國共產黨此時，正 在江西山溝溝中，打土豪、分田地，用從富人手中搶奪的財富，收買赤貧的農民，醞釀轟轟烈烈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盧溝橋事變後，中國進入了抗戰時期，蔣中正和毛潤之握手言和，一起抵抗日本人。此時，歐洲的世界也由於德國的奧地利人領袖，劍拔弩張，正准備大大出 手。在中國，自由、民主的旗幟，鬼使神差地插到了共產黨割據的延安，中國無數嚮往自由、民主的青年，義無反顧的奔赴到共產黨的懷抱中，在當時中國，共產黨 亦然是民主、自由、人權的代言人，連正在成長的未來的西方世界領袖－美國的首腦、精英，不少人都承認這點。
     抗戰勝利後，國共大戰立刻從暗轉明，而此時蔣中正先生，背負着獨裁、腐敗、專治、白色恐怖的巨大包袱，雖然西方世界也認為國民黨的腐敗、專治，西方 正在成熟的人權鬥士也曾對蔣介石的專治獨裁，輕輕的叫罵過幾聲，但由於對歐洲鐵幕的恐懼，他們對作為當時中國民主、自由、人權代言人和實踐者的中國共產 黨，充滿了憎惡，西方世界的政府毅然決然地站在了蔣委員長這邊，給錢、給槍、給炮。此時此刻，中國億萬農民，在共產黨分田、分地的激勵下，在“保護勝利果 實”的口號的鼓動下，紛紛加入到共產黨的隊伍中，更有無數的城市青年，在“民主、自由、人權”的激勵下，在國統區加入了反對委員長統治的行列中。短短的4 年時間，蔣委員長就在大陸銷聲匿跡，轉進到台灣臥薪嘗膽去了。中國共產黨舉着在“民族、自由、獨立”旗幟，在中國大陸正式開始掌權了。

東歐的共產黨世界和共產黨中國的出現，讓西方世界充滿了恐懼，從當時的經濟上看，除了美國外，蘇聯的經濟運行比滿目瘡痍的歐洲，要好許多，而共產黨中國的 經濟建設也正在不斷得到改善，如何扳倒共產黨國家、熄滅在世界迅速蔓延的共產主義建國運動，乃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首要問題。於是在西方輿論的鼓譟 下，“自由、人權、民主”等名詞，從此被貼上西方世界的專有標籤，“自由世界”成為西方國家的專有名詞，而“獨裁、專治、集權”則成為共產黨國家的特定標 簽，變成痛打共產黨國家的狼牙棒。 從此，“民主、自由”與“集權、專制”之間的的宣傳大戰，在“集權世界”與“自由世界”中正式開始。西方人權組織、人權機構等一大批專業的團體，在西方國 家和個人的大力扶持和支持下， 如“地里，澆了大糞的白菜”，猛然間長出一片來。對此，杜勒斯國務卿用一句話概括了這種宣傳戰： “解放可以用戰爭以外的方法達成，要摧垮社會主義對自由世界的威脅必須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的變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是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爭鬥處於膠着狀態的三十年，雖然東西雙方都舉着“自由、民主”的旗幟，但地球的 話語權還是在西方手上。雖然期間發生了“蘇伊士”運河危機、非洲的去殖民地化運動、伊朗革命等一系列對西方不利的事件，雖然馬丁路德金說了一個夢以後就被 殺了，南非和津巴布韋的白人統治正常運行着、J•埃德加•胡佛在FBI位置上已呆了48年，但西方世界亦然是民主、自由、人權的自由世界。甚至，朝鮮戰 爭、越南戰爭、柬埔寨戰爭，西方世界都都是以維護“自由、民主、人權“的理由進行的。而此時的中國大地，中國共產黨正在潤之先生浪漫、飄逸而執着的領導 下，進行着各種非常規的社會實驗：土地在農民手裡還沒捂熱乎就集體化了；商人自覺和不自覺的把生意公有化了；趕超英美把中國人餓趴下了；中國特色“四大自 由”出現，反革命分子遍地開花了……。在當時的中國，“革命”成為一個囊括了一切的專有名詞，它包括了一切，更否定了一切。中國底層老百姓在偉人的光芒照 耀下，享受到了最怪異的自由、民主，也承受到了最極端的思想禁錮和專制。
    1976年，中國的紅太陽下山了，紅太陽的理論，3年後也給小個子的貓論給打敗了。從此中國在共產黨二代的領導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致富發財運動。其間， 有人從反思的角度，用中國特色的“四大自由”的作為工具，重新在國內扯起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大旗，由於對西方的東西，說的不透，又和摻和一些個人報 復與個人抱負的私貨，讓二代核心覺得干擾了中國剛剛開始的發財致富的工作，一怒之下，把挑頭的電工抓了起來，並順手取消了“四大自由”。後來安徽的學生又 帶頭弄出不少事端，甚至致使一個名義二代負責人背黑鍋下了台，但由於在那一個時期，蘇聯老大哥正在和西方自由世界頂牛干架，自由世界的政府和人權組織，對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理解的非常透徹，所以對中國的這些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西方的輿論也未對中國這些動作大肆渲染。在大敵當前情況下，自由世界與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祖國處於一個戰壕，即便思想體系不同，相互也基本將就了。也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國老百姓又見到了選票，人大代表開始被選舉了，中國老百姓敢 “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了”，一種叫傷痕文學的小說，讓中國廣大文學好者，舔着自己在大革文化命中受讓的肉體與心靈，淚流滿面了。另外，個體戶也在全國 各地蠢蠢欲動了。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冉冉升起了一個“新思維”的明星，他雖然生在俄羅斯，長在紅旗下，但對西方的“人權、自由、民主”社會極其認 同，對由自己領導“獨裁、集權”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政權的邪惡深惡痛絕，於是在一批志同道合的黨內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以東歐脫離、蘇聯分裂為代價，把東歐及 蘇聯地區轉變成了“自由、民主、人權”的資本主義。他以自己的實踐，打破了杜勒斯預言，和平演變不需要等到下一代，這一代會幹的更漂亮。東歐和原蘇聯地區 的大部分老百姓，在熱烈歡慶自己被自由了、被民主了、被人權了後不久，就發現執政黨輪換後，自己的生活也輪換了，只不過政黨是輪換上台，自己的生活是輪換 着向下（當然，也有部分人，生活輪換向上的，有些甚至迅速成為世紀級富豪的），專制、獨裁共黨國家的平均主義時代雖一去不復返了，自由、平等、人權的資本 主義的兩極分化新時期，也隨之到來了。自從資本主義光復東歐和原蘇聯地區以來，近20年的時間過去了，除極少數的幾個國家經濟情況還湊合以外，這一地區的 絕大部分國家迅速壯大了到第三世界國家的隊伍，50年不見的硝煙，又在許多國家之間飄香起來。原鐵幕後的老百姓，終於切身體會到了裴多菲名句：“若為自由 故，兩者皆可拋”，的真諦了。
     由於蘇聯“新思維”領袖導致的蘇、東地區的變化， 80年代的末期的中國，陡然變成為共產主義集權的最後頑固堡壘，共產主義的所有邪惡再次一下子全部聚集到共產黨中國的身上了。原來身處同一對蘇戰壕的西方 世界戰友，爬起身來，抹去共同戰斗的記憶，忘卻在同一戰壕建立的友誼，揮舞其“民主、自由、人權”的狼牙大棒，猛烈地向中國砸來。而在當時的中國，一大批 在“新思維”影響、激勵下的文化人，也帶領中國各大學校園的崇尚“自由、民主”的學生，開展一場後來被鮮血染紅的學生運動。 於是，學生與政府對“動亂”一詞的爭議，引發了一場持續3月留血的動亂：未經選舉就產生的學生代表，代表學生向政府遞交請願；對民主權利的追求，又一次轉 化成大民主下吃飯不要錢，免費乘火車的串聯漫遊；對自由結社的權利爭取，變成在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爭奪內部主動權的表演；躊躇滿志的青年文人與學生領袖， 用廣場口號聲大小，來決定下一步該如何走…….，在世界面前，中國似乎就要成為在世界上第一個實現戈氏 “新思維”的國度了。不曾想，二代核心一聲令下，用百千條人命，造就出被載入史冊的37位共和國衛士，造就出21名領到終身有效的美國通行證的、揚名世界 的青年文人和學生。更有甚者，呆在西方世界的一大批的華裔青年男女，也從此，獲得了一個無可辯駁快速入籍的理由。

從89年到92年， “民主、人權、自由”在中國成為了禁忌語，“建立反和平演變的堡壘”成為當時最時髦的詞彙。參加了半年以上軍訓的大學生逐漸成為了大學生的主力，崇尚自由 的青年文人，或噤若寒蟬，或在西方的國度里，大聲疾呼。雖然西方的輿論用最強的聲貝，持續對中國進行着譴責，但三代核心在二代核心的指導下，帶領中國共產 黨，“韜光養晦”，一聲不吭。正當西方世界預計中國共產黨的大廈，必將不久傾覆的時候，蘇聯的共產黨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帶領下，率先拆了自己已蓋了九 十年的的房子，並把房下地皮都分空。在西方世界的歡呼聲中，倒塌的鐵幕後，幾十個新的民主國家陡然誕生了，世界最大的社會主義唱詩班，終於在91年人散曲 終。
    東歐和蘇聯的巨變，給了西方世界巨大的鼓舞，但給中國老百姓的卻是嚴重的警示和提醒。民主化的東歐與原蘇聯國家遭遇經濟的巨大危機，這些國家在國際上地位 的如倒步下樓梯－不斷降低，他們老百姓家常日子也如晚期的腫瘤－持續惡化，中國老百姓大吃了一驚。中國大多數人的都深敢疑惑，漏網的民運分子、激進的大學 教授、死板的政府官員，普通的小老百姓，心裡都在問：“這是為什麼呢？呵？”不是民主了嗎。不是人權了嗎？不是自由了嗎？。隨着，東歐經濟局勢惡化，突然 間有一天，中國所有老百姓如同醍醐灌頂一般，一下子醒悟了，從此後，他們既不理會“民主、人權、自由”的鼓動，也不遵從三代核心建立“反和平演變堡壘“的 要求，而是根據二代核心南巡講話精神，高唱着：“向錢、向錢，向錢”，義無反顧地縱身跳入全民經商的海洋，一去再也不回頭了。也是從南巡講話之後，中國的 商品一下子極大、極大的豐富了起來，糧、油票淘汰了，電視機彩色了，股票買賣了，房子商品化了，總之中國社會主義開始有資本主義特色了。
    光陰似箭，18年過去了，在這18年了，掉到錢眼中的中國老百姓，所有心思都用在賺錢上了，無論西方世界如何鼓譟，說的天花亂墜，中國人只是一邊在全世界 奮勇揮舞着錢耙子，一邊用客氣的語調與他們打着哈哈，而在內心身處對財富的追求，更是巋然未動。於是乎，中國富起了，中國老百姓富了：中國人開始出國旅遊 了，中國人開始購買歐企了，中國開始和西方爭奪非洲資源了，中國人開始載人航天了.中國人又要造航母了……..。終於，西方輿論把對中國“集權、專制、獨 裁”指責，轉變成對中國帶恐懼的嘶喊：中國威脅來了。18年的時間，中國在西方人眼裡，就這麼從一個即將分崩離析的共產主義堡壘，變化成到對西方構成威脅 東方大國，西方輿論抨擊中國的內容也從“專制、集權、獨裁”，演化為“傾銷、貿易保護和G2”了。
    
    在這18年裡，欲在中國繼續進行“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宣傳的人其實也大有人在，但除了成為西方媒體的聚焦點外，中國老百姓對他們似乎以視而不見了。而 是在國外的當年的民運領袖，除了轉行做生意的，剩下就這麼幾個人還分裂曾無數的派別，為一點活動經費，連橫合縱，內鬥的都成了仇人，有的甚至與藏獨、疆 獨、輪子合流。唉，可憐了這些文人，自己都混成這般光景了，還大言不慚的要拯救受共產黨集權統治的民眾，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可憐之人還有可笑之處。
    在這18年裡，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水平也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村幹部選舉了，農業稅取消了，農民土地開始流轉了，農民開始有養老保險了，城裡失業的有低保 了，公務員薪酬坐火箭上漲了……., ，一批以親民為名的籠絡人心的政策，讓共產黨統治下的絕大多數底層百姓，穩定了下來。言論雖未完全自由，黃段子也可以漫天飛了，雖有金長城監控這網站，百 度也弄出“十大神獸”了，80後作為網絡主力，對“民主、自由、人權”的西方自由思想，一點都不賣帳了，“精英”與“小姐”一起，變成了歹毒的罵人詞了。 “大使館被炸”、“銀河號事件”、“西藏的再次動盪”、“對奧運會的了小動作”，一系列有自由世界背景的重大事件的發生，讓中國年輕一代，沒有變成和平演 變的主流，倒是變成對反西方干涉中國事務的骨幹。西方輿論和政要、及各類人權組織，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終於在把中國的年輕的新一代造就成“民族主義的憤 青”。
弄巧成拙的西方政要和輿論，“種下了跳蚤，生出了龍種”，現在只要西方自由世界的對共產黨中國的作出任何批判，對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事業，提出一 點指導意見，第一個跳出來反駁的不是共產黨政府，而是那些吃肯德基、喝可口可樂，穿牛仔褲，用黑莓手機、會一口流利外語，能流利運用各種網絡工具的憤青。 杜勒斯先生如果在天有靈，能看到共產黨中國現在的情況，必氣得魂飛煙滅。
讓我們回頭，再說說被判刑的劉曉波。
     劉曉波作為一代過氣的精英，在80年代後期，曾叱詫風雲，在中國政壇響噹噹的智囊型幹才，六四運動後，更被中國共產黨譽為“六四背後的黑手”而聞名 世界。一個文學青年，通過自己的努力，在中國政治的泥潭中，打拼到現在也實在不容易。雖然他因為政治多次獲罪，在牢獄中摸爬滾打過幾回，但依然是浪子不回 頭，痴心就不改。因此，在中國的民運中算個執着人物。但正因為他未長期呆在國外，未能知曉中國駐國外民運人士的艱辛，加之長期呆在書齋中的象牙塔中，雖然 其敏銳過人，具有極強邏輯思辨能力，但一介書生，只在文人堆里求真理，弄出來的東西，也就是個讓西方叫好、在中國並不賣座的空中樓閣的之類的玩意。殊不知 中國共產黨，自從博士成為黑手後，都升級過三代核心了。在充分的信息、充足的財力、不斷升級的理論的支持下，共產黨已通過不斷變化來適應了發展的需要。所 謂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已是過眼雲煙，在老革命、新憤青的支持下，共產黨的執政的地位的穩固，非過去同日而語了。在這種前提下，劉博士一夥文人非要一份折騰 出明顯違反了當今中國的法律的憲章出來，這種主動授人以柄，伸着脖子等挨刀的英雄行為，共產黨即便不想成全也必成全。劉博士的牢獄之災，將再次讓中國的 “民主、自由、人權”事業，成為西方媒體的聚焦點，劉博士本人的命運也將成為中西對話一段時期的重要話題，中國的憤青更是有了一次反擊西方的機會了。
    說句實話，就當今的中國而言，物慾化的中國老百姓根本不會支持劉曉波，前途未卜，無利可圖嘛，中國老百姓實在啊。而中國的有錢階層，已通過官商勾結，與現 政權捆在了一起，都有了既得利益，不可能把身家性命搭在虛無縹緲的劉曉波身上。而中國共產黨政府，現在正是膀大腰圓，財大氣粗的時候，西方政要非要摻合這 事，給他的白眼，也夠這些國家喝一壺的了。因此，劉曉波的這次入獄，也就是判了就判了，抓了就抓了唄，最好結果也就是幾年後，美國又多了一個為中國的民主 自由事業，搖旗吶喊的鬥士而已。

說完了劉博士，再聊聊咱一介中國小民對崇高的：民主、自由、人權“事業的看法。
    從一個中國的小老百姓角度看，所謂“民主、自由”與“集權、專制”的爭鬥，純粹是一種現代國家（或國家集團）糊弄老百姓的一種手段，是一個國家（或國家集 團）討伐另一個國家集團的藉口和工具。“民主、自由”與“集權、專制”的內涵其實與老百姓關聯度不大，而這種爭鬥，倒是的確極大地影響了老百姓的生活。
首先以原來的兩個德國為例：
   “集權、專制”的東德，東柏林車間工人漢斯，只要不反對共產黨，除了不能隨便出國，幹活、掙錢、吃飯，度假，一樣不缺，他收入沒有西德的堂哥高，但他住 房免費，醫療免費，也有輛拉達車。雖然他選舉權被共產黨架空了，雖然沒有大罵、反對共產黨的自由，他的生活不能說不正常。
   而擁有民主、自由、人權的西柏林，漢斯的堂哥卡爾，有大罵執政黨的權利，有投票選政府首腦的權利，但卡爾一貫棄權，因為有我無我結果一樣。卡爾也在工廠 工作，工資比堂弟漢斯高很多，但住房沒有，買不起啊，醫療保險也高，怕生病啊，有奔馳車一輛，但出國旅遊也困難，西柏林被圍，機票貴，度假費用也高啊。
    後來德國統一了，漢斯獲得了卡爾一樣的“民主、自由、人權”，但房子得交高額房租了，醫療得花錢了，更要命的是，工廠倒閉了，得到西邊去找工作了，此時此刻的漢斯絕不會再象柏林牆倒塌的時候歡呼“自由民主”萬歲了，他想的是工作萬歲，金錢萬歲了。
德國統一了，卡爾發現稅得多交了，東德人蜂擁而至，大量非工會會員進入了工廠，工資基本不給長了，可能有失業的危險了，房租也上漲了，生活壓力大了。
   所以，對於漢斯、卡爾這種底層老百姓，生活滿足、快樂是第一要務，而民主、自由、人權，對他們的影響不大。而體系的變化到倒對他們的影響非常大。
   其次，再說說中國。
    最近我與一個歲數差不多的台灣朋友交流時，沒有覺得他因為有選總統和被選總統的權利而驕傲，也沒有因為有能大罵執政黨的權利而自豪。大陸有貪污，台灣也有 貪腐，大陸有王寶森，台灣還有陳水扁呢。台灣有言論自由，但你說的報紙不一定刊登，大陸沒有言論自由，但我周圍朋友、熟人破口大罵共產黨的多了去了，包括 一個身為共產黨員的派出所長，但也沒有一個被抓入獄啊。通過比較我發現：除了他比我有錢，比我拽外，我們兩人的所享受“自由、民主、人權”差別不大，即便 是有差別，他也沒有為此驕傲，我也沒有覺得失去什麼。唉，誰讓咱們是小民嘛。
    但是如果劉博士的憲章實現了，共產黨被清算肯定是天經地義的，誰能保證中國不亂一陣子啊。那時候，我還會有工作嗎？銀行會倒閉嗎？物價會上漲嗎？台灣會獨 立嗎？選個中華大總統，能保證沒有賄選嗎？這批民運領袖為活動經費就打得頭破血流，今後當了議員、部長的，他們能不貪污腐敗嗎？ 我家隔壁的流氓二麻子人多勢眾，他會不會當上市長啊？
    為自己能有選舉中國一把手的權利，為能有在報紙上臭罵執政黨的權利，為能有自由看各類網站的權利，我去面對以上這麼多影響一個小民利益的不確定因素， 弄得不好俺更會陷入萬劫不復之中，我要支持劉曉波，我肯定是瘋了！！！
   最後舉個很恰當的例子：
    老百姓都要吃飯：中國人用碗，使筷子吃；歐洲人，用碟子使用刀叉吃，而印度人用盤子，手抓着吃，但不管你用什麼，目的只有一個：吃飽肚子。碗、筷、碟、刀叉、手，只是一種輔助工具，讓你更好的吃飯而已。
    社會制度，從根本上講，就是這些碗、筷、碟、刀叉、手，這些東西存在的目的，也就是為了讓社會正常運行，讓老百姓生活富裕，精神愉快。現在，西方世界輿論 和鬥士把手段當作目的來說事，並上升到一個大是與大非的高度。但是，只有一副銀碟和刀叉、還有一副紳士的做派，就是沒有吃的，你還不是得餓死。而只要你有 飯，你可以用筷、也可以用叉，就是用手抓都行。
可如今，由於輿論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對不用碟刀叉的否定已成為世界主流，而對如何才有飯吃的問題，無人過問，還振振有詞。說好聽點叫緣木求魚，說難聽點，就是別有用心。
    劉曉波博士的理論就是：用刀叉肯定比碗筷好，西方人用刀叉就非常好嘛，所以不用刀叉就是集權的、專制主的。我生活的這個叫中國的家庭，只用碗筷不用刀叉 碟，我就糾集一幫和我意見相通的人，連署一個刀叉碟憲章，要求把這個家拆了，分了，重新弄一個只使用刀叉碟的家來。
    小樣！不要說中國當家的共產黨要判他的刑，就是劉曉波他爹當家長，也得整死這崇洋媚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