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諸國的民主化進程對中國的啟示

東亞諸國，在歷史上都是中華文明圈或泛中華文明圈的國家，其政治制度基本與中國一樣，也都是專制制度。當然，由於所處的地方以及民族的特色，這些國家的專制制度也各有其特點，有的與中國相似，有的不同。這裡的東亞諸國指的是，日本，韓國，台灣地區，中國，不包括東南亞那些國家，也不包括新加坡。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日本。日本開始接觸西方文明以前，其國家政治的特點就已經與中國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是許多人沒有看到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日本的明治維新可以很快成功，可以很快建立一個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從而在一開始就擺脫了西方國家的奴役，而走向強盛的原因；反過來也是中國的君主立憲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因為，中國和日本一開始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麼，日本在1860年代以前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國家形態呢？首先，日本不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而是幕府統治的國家。幕府統治的特點是什麼呢？就是霸主的統治，很像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春秋五霸與戰國七雄。日本那個時候是有很多的小的獨立與自治的地區，這麼多自治的地區是來自古代的小國，小國的特點就是他們幾乎都是獨立的，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經濟和自己的政治階層，但他們的霸主是那個幕府。在中國春秋末期的時候，中國也有很多的小國，有上百個小國，但有幾個大國可以輪流稱霸，如晉國，如齊國，如楚國，如吳國，這些大國稱霸的原因，一是他們的國家比較大，土地大，人口多，軍隊強，另外就是他們一般還要打一個旗號，就是尊王攘夷的旗號，尊周天子為主，挾天子以令諸侯，其他小國尊重這個霸主，但小國自己還有獨立性。只是，那個周天子，因為喪失了自己西部的領地，被迫遷都，成為東周，周天子的地位已經是形式上的了。

日本的霸主，就是那個幕府。那麼，日本的天皇哪裡去了呢？日本的天皇就如同那個周天子一樣，只是有形式上的地位，而沒有實際的權力，說話也不算，而且，日本已經不在天皇的實際統治下有近700年的歷史了，從12世紀到19世紀。這就是日本在西方列強到來前的社會形態，與中國的社會與國家形態完全不同，中國從兩千年前的秦始皇的時代就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國家了。

日本的這種形態，非常像歐洲西方國家中世紀的形態，即分封制的，有很多的小國，基本獨立與自治的，但一般還要有一個名義上的頭，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尤其是教皇是最大的頭。

而分封制的西歐國家，是他們能進入近代民主國家，形成民主制度的一個最現實的條件，沒有西歐國家的分封制度，就沒有後來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並不僅僅是一些的理論，必須有現實的必要條件，參見筆者的《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前提》。

因此，當西方列強到了日本後，日本人迅速認識到，必須要改革了，因為那個鄰國中國，如此強大的中國都敗在了西方列強的腳下，小小的日本又會如何呢？因此日本的有識之士認為，日本必須要改變，才能生存。而西方什麼樣的制度最適合日本呢？日本人考察來考察去，發現英國那個君子立憲的制度，而不是美國的總統制的民主制，是最適合日本的。因為當年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就是建立在歐洲中世紀分封制的基礎上的，無論是英國的議會制度，英國的大憲章，都是建立在分封制度的基礎上的，而日本現在的社會與國家形態，就是分封制的，與當年的英國是何其相似，而且，日本還有一個現成的天皇在。天皇雖然沒有實權，但還有精神領袖的地位，所以，日本人的那些獨立自治的地區，就聯合起來，只是打了幾次不大的戰役，就推翻了幕府統治，即推翻了那個霸主，迎回了虛位700年的沒有什麼實權的天皇，作為君主立憲的那個君主，然後建立議會，那些事實上是獨立與自治的地方，都派出代表參加議會，在議會中博弈，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度於是就很輕鬆的建立起來了。

那個時候的日本，充滿了活力，因為日本的下層，本來就是獨立與自治的，與美國現在的各州是一樣的，因此，下層有活力，整個國家就有活力。我們看，日本之所以後來經常有以下克上的事件發生，就是下層太有活力的表現，如民間的刺殺李鴻章。軍隊也非常有活力，也常以下克上，如9。18事變，如占領南京等。

國家得到了統一，統一在天皇的名義下，而天皇根本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只是一個精神上的領袖而已。這本來也是君主立憲的本意，即靠立憲來限制君主的權力，而日本的天皇，本來就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上天似乎將什麼都給日本人準備好了，日本人真的是太幸運了。而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坎坷的歷史，就沒有那麼幸運，因為中國那個時候的制度與日本太不一樣了。因此後來，不僅君主立憲搞不成，總統制的西方政體也搞不成，最後還是不得不退回到專制制度的老路上來。

當然，日本的民主化進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就是前面說的1860年代的君主立憲制度的建立，另外一個是在二戰以後。因為在二戰前，日本開始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二戰日本戰敗以後，在美國的壓力下，又開始了第二次的民主化，但還是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度。第二次的民主化道路也很順利，就是將那些軍國主義的東西去掉就行了。日本的內閣在二戰前與二戰中都沒有什麼權力，權力被軍方架空了，天皇凌駕在內閣之上。因此，二戰以後，只要恢復內閣的權力，廢掉軍方的權力，同時打掉天皇膨脹的權力就可以了，即恢復到1860年代的制度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看到，中國的民主化道路好像與日本的民主化道路沒有太大的可比性。因為兩國的社會與國家形態太不一樣了。

那麼，韓國呢？筆者覺得韓國與中國的台灣有非常相近的民主化歷史進程，因此，可以將韓國和台灣放在一起來討論。那麼韓國和台灣的相近性是什麼呢？一個是韓國因為長期是中國的藩屬國，其統治方式與中國非常的接近。韓國或朝鮮在歷史上，基本就是中國的一個影子，受中國的影響非常大，老一代的人都會寫漢字。而台灣，就是中國的一個省，因此其基礎和前提都是中國專制制度的。而且韓國和台灣在清朝末期以後，也有相似的歷史經歷，因為他們都被日本人統治過，而且長達數十年，受日本的影響也很大，二戰後，韓國和台灣都回到自己祖國的懷抱，然後，韓國與北朝鮮分離，台灣和大陸分離，開始受到美國的強烈的影響，在60，70年代，也都開始了經濟起飛，其民主化進程的時間表竟然都差不多，都在1986，1987 年前後正式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更有意思的是他們在民主化後所得的民主後遺症也差不多，韓國有很強烈的族群分離的傾向，台灣也有很強的族群分離的傾向。這真的很有意思。

韓國和台灣的民主過程，都有兩個方面，一方是開明的專制的政府，一方是想民主的人們和民主鬥士的存在。兩方面角力的結果，同時又在美國適當的干預和壓力下，就是在適當的時候，那個開明的專制政府開始妥協，開始放權，於是敵對的兩方面開始合流，於是就完成了兩地的民主化進程。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一開始有一個精英的民主啟蒙的過程，就是那本很有名的《自由中國》雜誌。殷海英，雷震，胡適，這三個大人物搞得蔣介石是左右為難，抓也不是，放也不是，胡適還是蔣介石的老朋友，名氣又那麼的大。胡適不僅要搞雜誌，在言論上進行民主啟蒙，還要搞反對黨。當反對黨真的搞起來後，蔣介石就真的火了，就將殷海英抓了起來。胡適是在美國，台灣兩邊跑，蔣也沒有什麼辦法。後來的釣魚島事件，開啟了台灣一般民眾參與政治的浪潮，那個馬英九就是在那個時候出來的。後來老蔣完了，就將政權交給了小蔣，經國的手中。後來又有了什麼美麗島事件，江南事件，台灣後來大放光芒的政治人物基本是悉數登場了。包括那個活寶李敖。

當在野的民主鬥士和一般群眾開始合流的時候，專制政府那一方就有些妥協的跡象了。因為，這個時候，民主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政治精英與知識分子的要求了，不是書生的要求了，而是一般人民大眾的要求了，這就厲害了，對統治階級的壓力就非常的大了。這個時候，小蔣的偉大就顯示出來了，即，小蔣認識到，世界的民主潮流是浩浩蕩蕩的，順之者生，逆之者亡，因此，小蔣就說，那就解禁吧，廢除戒嚴法，開黨禁。當時國民黨的人說，如果開了黨禁，我們國民黨將來很可能就會失去政權，甚至會亡。小蔣當時說了一句名言：歷史上哪有永遠存在的政黨？於是，台灣就順風順水，先是地方選舉，後來是總統選舉，民進黨從街頭党進入了議會。

後來的事我們都知道了。韓國的民主化進程也差不多，我就不羅嗦了。那麼，我們的問題是，這兩個地方的民主化過程，對中國未來的民主化進程有什麼啟示呢？也就是說，如果要實現民主制度，有什麼前提條件，以及有什麼後遺症。

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韓國與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與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過程的次序正好相反，西方國家的民主化過程是由分散到合一的過程，是由分到合，英國和歐洲國家大多如此，包括後來的美國和日本也都是如此。而韓國和台灣是從合到分，由專制到分權的過程。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美國在獨立戰爭以前，13個州，已經有了事實上的近200多年的獨立與自治的傳統，然後在獨立戰爭以後，各個獨立與自治的州，開始派代表到費城開大陸會議，來談判，最後談來談去，形成了一個契約，就是美國憲法。聯邦制也由此而成。

那麼從專制到民主，由合一到分權，其過程有什麼特點呢？其中一個就是經濟的問題，第二個是人民大眾參與的程度。在這裡，我們會輕易忘了一件事，就是韓國和台灣在60，70年代的經濟起飛對政治的影響。筆者的觀點是，如果沒有韓國實行獨裁時代的經濟起飛，沒有台灣在兩蔣時代在威權統治下的經濟起飛，就沒有後來的政治民主化。因為沒有經濟的起飛，沒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是不會有太多的民主化的要求的。因為首先是吃飯的問題。何況，東亞的人一直在專制的統治下，已經很習慣專制統治了，對民主的期望值不是太高。而在專制的時代，那些後來的族群分裂都沒有顯現，因為被壓住了，那些可能被喪失的領土也沒有被喪失。

這很有意思，因為很多人都在論述一個反方向的命題，即民主政治是經濟發展的前提，國家越民主，經濟越發展。但韓國和台灣給我們的啟示恰恰相反，威權專制的統治，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而經濟一旦搞上去了，人們富裕了，對民主就有了更大的要求了，這個時候，普通的百姓才會參與政治的民主化要求，也才會實現真正的民主。否則，幾個精英，幾個書生沒有什麼用，鬧騰不出什麼來，人民大眾不參與，一切都是枉然。

這也是東亞國家民主化的一個特色的地方，與西方的民主過程不一樣的地方，東方與西方，其方向是反向的。那麼，中國是否可能在國家經濟好了以後，在人民開始很富裕了以後，人們便會有更大的民主的要求呢？答案是肯定的。因此，中國現在的威權專制統治大概也是必須的。當然，最好是開明的，寬鬆的專制統治。開明的專制統治在最後的關頭會向人民的民主傾向妥協的，韓國與台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但是，台灣和韓國成功了，就代表中國大陸一定會成功嗎？也不一定。因為中國是大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非常複雜，不像台灣韓國這樣的小地方那麼簡單。而且，民主化，有幾個前提，一個是經濟的起飛，一個是普通百姓的參與，一個是開明的威權政府，一個是民眾的契約精神與法制精神，一個是如何解決民主後遺症的問題。這個民主後遺症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注意，那就要看中國是否能承受了。其中一個就是族群的分裂；第二個是領土的分離出去。前一個後遺症在韓國和台灣都出現了，後一個在蘇聯也出現了。

韓國民主化後，民主後遺症是族群的分離，韓國幾大地域之間的分裂，其歷史可以追溯到百濟，新羅，高句麗時代，太嚇人了。台灣也是如此，外省人與島內人的分裂。最後的結果是，黨派與政治觀念的分離，你有什麼政治觀念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麼黨，你在什麼地盤，你的根據地在哪裡。也就是說，只有派系之爭，沒有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黨爭。

蘇聯的民主後遺症更嚇人，那麼多的加盟共和國分離出去了。蘇聯一舉失去了沙皇俄國幾百年來的努力。韓國與台灣因為太小，也沒有什麼種族的問題，宗教的問題，民主的後遺症還算較輕，僅僅是族群有些的撕裂而已。但俄國的民主化，代價非常的大，現在的車臣還在俄國的地鐵搞自殺爆炸。

中國如果開始那種西方的民主化，也可能要付出如蘇聯一樣的代價，即失去西藏，失去新疆，失去台灣。因為在這些地方，既有種族的問題，又有宗教的問題。這幾個地方失去後，中國的領土要縮小一半。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非常可能發生的事情。青海與寧夏的回民也可能會開始鬧。南方與北方也可能開始族群撕裂。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那麼，中國可以承受這樣的結果嗎？

如果不能，中國就必須自己創造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來，既不是是以前那樣的專制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樣的民主制度，而是第三條道路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