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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10 10:09  只看该作者 转载:<枪毙曹操墓颠覆三国史>
——重磅新书《颠覆曹操墓》横空出世
    近日，应东方出版社《颠覆曹操墓》责编约请，为其新书撰写推介文章，先睹为快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该书是一个气势磅礴、旁征博引的宏大考证，作者结合、引用了历史文献学、哲学礼学、考古学、墓葬学、画像石学、社会心理学、法理学和语言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将它们融会贯通，一举推翻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关于安阳西高穴2号大墓是曹操高陵的定论，并将墓主人之剑指向曹魏末代皇帝曹奂；作者还结合史学大师陈寅恪等先生关于三国史的精湛研究，重新对曹操、曹丕加以审视和研究，发掘出汉魏之际许多隐藏在历史表面背后的真相，告诉你曹操要为近四百年的大分裂负责，告诉你曹操不搞统一搞分裂的秘闻，告诉你正是曹氏父子开启了大规模的特务统治，告诉你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恐怖时期就在曹丕即位以后，告诉你一个被曹氏三父子文采卓绝外衣掩盖的血淋淋的改朝换代……该书是近年来一部少见的奇书。
    作者指出，学界之所以围绕曹操墓真伪问题掀起轩然大波，是因为科学精神在曹操面前拐了弯，赞成的一方将各种材料的解释度发挥到了极致，稍有差池，论述体系就土崩瓦解。反对的一方是全民“考古”总动员，不按牌理出牌，想到什么就怀疑什么。论战中，反对方任意问，赞成方的随便答。
    作者研究后指出：东汉中晚期王级的主流墓葬是有题凑回廊形式的两室墓或者三室墓，至今没有例外，绝不是西高穴的两室，西高穴是魏晋的形制。作者还发现其中的画像石百分之百晚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里面竟然还有曹丕的葬地首阳山，墓里墓外也不可能找到《三国志》明确记载与曹操合葬的卞后，此外，给曹操陪陵的还应该有其爱子曹冲以及一大批文臣武将。
    作者认为，曹操和曹丕虽说是父子，但心态大不相同。一个是睥睨人间，视天下若无物，除了不愿废杀皇帝和及身代汉外，无恶不敢作，无罪不敢犯，曹操时行的是汉制，没有疑问。而曹丕是小人得志猖狂、鼠窃狗盗的心态，悍然登上皇位后，很快产生了亡国抛尸的梦魇。父子都说薄葬，但实质的内涵不同，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更是大异。
    曹操在丧葬史上只是个改良者，曹操的《终令》和《遗令》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严重误解，曹操临终前哭着要皇帝的衣服，曹操所谓的“薄葬”是说不清楚的事情。从他生前看，生活俭朴只是体现在穿着上，他贪色纵欲与关羽争老婆；他饮食精致撰写专门食谱；他居住奢华，大兴土木修造铜雀三台；他死后葬礼是天子的规格、皇帝的礼仪。丧葬史上真正薄葬的推行者和“革命家”是曹丕，曹丕不是因为相信无神论，真正的原因是其心态异常和神经有毛病，三十六岁竟然产生了亡国抛尸的梦魇。合法性的不足是魏晋两代薄葬的心理动力和根本原因。
    作者回溯曹操形象史，有趣地将其分为大紫、大白和大红三个阶段，这次挺曹操派受长期以来红色曹操情结的影响，基本上忽略了曹操极其自私的、剥削阶级的凶残本性，忽略了古代礼仪制度的强制性，有意无意间将其等同于一个“革命家”来看待。作者认为曹操的形象将进入“大黑”阶段，曹操为报父仇，投尸断流、千古名河为之变色，使志在统一的苻坚自叹不如。作者对曹操的性格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主要是宦官心态的心理底层和构成，这可清楚解释曹操性格的千古之谜。通过史料分析发现，对曹操歌功颂德的材料大都值得怀疑，曹操的爷爷力主立昏君导致东汉国势急转直下，曹操本人三落三起，假称中兴汉室实则移天换日，曹操是野心家，曹操是阴谋家，他破坏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国体传统，撕裂北方社会，不搞统一落实分裂，杀掉主张和平统一的孔融，求贤招才的实质是罗织鹰犬，对真正的贤人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曹操恢复社会秩序的功劳是一时的，对核心价值的伤害是永久的，曹操曹丕率先搞了法理分裂，引领着中国走向变态的大分裂，这对曹操来讲是又一次大翻案。
    该书最后以2010年5月17日洛阳发布的最新考古信息与安阳西高穴墓进行对比，结论竟然是曹休惊现，一剑封侯，酣畅淋漓地否定了安阳的曹操墓.

引子：冬天里的一把火
    第一章寻找曹操高陵之路
    千年之谜曹操墓
    寻曹操的当代旅程
    第二章科学在曹操面前拐弯——西高穴2号大墓争论聚焦
    全民“考古”总动员
    二号大墓的规模、形制与结构指向魏晋
    墓葬器物及其年代
    被盗太多次，无法论厚薄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之挌解
    石牌是“力证”还是“伪证”？
    哀册与遣册
    慰项石及石枕
    人骨及其年龄
    文献中的高陵、西门豹祠，现实中的西高穴
    墓志与鲁潜刻石的诸多疑点
    第三章为什么不说是曹操墓
    都城与陵区方位：历史传统没有在都城西南方位的
    东汉晚期高等级墓葬的主流是三室墓
    西高穴两墓铁定没有卞后，你还相信这是曹操高陵吗？
    从防盗角度看墓道、墓门的设计
    晚于黄初三年乃至曹丕死后的画像石
    曹操的武皇帝金玺和石室在哪？
    “消失”的陪陵墓葬群
    第四章何以如此？千古曹操只一人
    形象三阶段：大紫的帝王——大白的奸相——大红的古神
    曹操本色——大黑？
    独一无二的性格曹操：宦官心态多面性格
    第五章大丧之礼天子规格
    汉晋间帝王丧葬史中的曹操：被误解的《终令》和《遗令》
    从生前看死后：真相——生活再俭朴不是革命家
    葬礼：天子规格皇帝礼仪
    从地上看地下：题凑回廊•黄肠石•金缕玉衣
    第六章丧葬史真正的革命性转折：不是曹操!是曹丕！！
    并非成王败寇：汉统消失之漫长、艰难和灾害性后果史上罕见
    曹丕代汉：过把瘾就死和失去的历史选择
    黄初三年：旷古绝今之决定
    第七章一个等待证实的假想
    西晋时（公元302年）死去的曹魏末代皇帝曹奂合乎各种文献与考古证据。
    附录
    曹操曹丕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文献
    百天大战（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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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0 08:55  只看该作者 论证思路及结论
论证思路及结论
　　依上文考证，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曹操是按天子级别、皇帝规格下葬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天子之制。正方论者受长期以来红色曹操情结的影响，基本上忽略了曹操极其自私的、剥削阶级的凶残本性，忽略了古代礼仪制度的强制性，有意无意间将其等同于一个革命家来看待。曹操的丧葬之事是不能和革命家比的，必须和他前后同等级、同类型的人物如霍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四人相比才有意义。在墓葬体系中，帝王陵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墓具有不可比性，它在制度、内容上有严格的规定性，历史传统的因袭性更强。
　　曹操性格中宦官的深层背景和来源千古独此一人，曹操的行为开创了一个历史模式。王朔先生说：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曹操乃军阀而兼有多才多艺，人读其文章，易忘其罪孽。曹操是野心家，曹操是阴谋家。曹操无法光明正大地提三尺剑以安天下，却将“奉天子以讨不臣”的统一良谋念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发家邪经；曹操摧折、破坏维持社会秩序的核心价值观与核心制度，假称中兴汉室，实则移天换日，破坏国体传统 撕裂北方社会，为着一己一家之私，大搞特务统治，宁要曹家霸持秉权的国家分裂，不要大族共治的汉室统一；当四岁就让梨的大名士孔融打出和平统一的旗帜时，曹操恼羞成怒，急吼吼地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全家一并杀掉，四个月后，曹操迎来了赤壁之战——他军事生涯的最大失败；求贤三令，感到千古，而其目的实在于罗织鹰犬，试想，杀孔融、死荀彧、灭崔琰而号称求贤，不亦南辕北辙乎？曹操用人尤其是后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杀，上了贼船断无后路；曹操色胆盖住宇宙，一夜风流埋下二十年后王位继承之隐患；曹操为报父仇，投尸断流、河水变色，使志在统一的苻坚自叹不如，但历史记住了嘲讽失败者所说的投鞭断流。曹操恢复社会秩序的功是一时的，但他对文化和社会风气的伤害却是长远乃至永久的。曹操以其超世的过人才智、迷人的公关技巧改变了历史的方向，给传统政治增添了更多的阴谋、诡诈、血腥、屠杀，引领中国走向大分裂。曹操之格局、变态昭示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小格局，开启了魏晋至隋近四百年分裂的大变态。曹操就是他开启时代的缩影。曹操的成功给民族性增添了许多阴霾，其作为实际上写下了一个“为了成功，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哪怕践踏人类道德底线”的大告示牌。
　　暮年的大独裁者倍感孤独，决定恢复已经走向没落的陪陵制，临终前的大独裁者哭着喊着说不要把皇帝衣服忘了（持大服若存时勿遗），从生前看死后，由地上推地下，曹操的地宫可能连一个东汉晚期的大土财主都不如吗？曹操俭朴的真相仅仅是体现在穿着上，其他方面则是物尽其用，不浪费，但并不抠门，“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应该注意的是，曹操同志在建造上有独特的嗜好，“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他生前修造的魏王都邺城、居住豪奢的铜雀三台等等都成为当时中国的顶级建造，无有可出其右者，尽皆传诸史册，那他死后永远的灵魂居所（家）能薄待乃至亏待自己吗？一个掌控国家距天子之位仅差一步的、两汉四百多年中空前绝后的诸侯王，能和东汉那些名义上是诸侯王实为国家高级食客的人一样吗？退一万步说，即便按曹操同志名义上的的最低级别——东汉诸侯王规格下葬，也不可能像西高穴2号墓这样。现有研究表明，东汉诸侯王陵墓形制，如果是前后两室必然带有题凑回廊形式，或者是三室墓，专门研究汉墓丧葬的专著李如森先生《汉代丧葬制度》和黄晓芬女士《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当时各地的大豪强和两千石官吏的墓葬基本上都是三室墓，虽然少有人指出这些人与曹操同志不具有可比性，但也应该让普罗大众知道东汉晚期流行三室墓这一事实，而不是有意无意间混淆晚期与末年的界限、二室与多室（三室）间概念的差异。东汉末年的战乱区，厚葬必然急剧锐变为薄葬，尤以洛阳地区为最，甚至鲜有墓葬发现。但儒家文化主流必然导致厚葬，袁曹争持之时，冀州尚且厚葬成风，是以才有曹操禁厚葬之由头。天下一旦安定，丧葬习俗必然迅速复旧，这种事情不是一道政令可以轻易改变的。建安年间中原地区的墓葬鲜有考古成果公布，所以曹操的禁令有多大作用我们并不清楚。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决定丧葬的是心态而非经济形势，曹操名义上作为臣子，明暸社会心理的忍受度，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僭越”，房子过高会违制，他以城墙为基，你说违制不违制？坟头过高也违制，他因高为基（在高地乃至山上，待考），你说违制不违制？他一步步地僭越，游走在社会心理最高忍受度上下，他这种千古狂枭的心态不值得好学者深思吗？
　　就西高穴2号墓墓内的男女位置及其与1号墓的关系来看，实际已经排除了卞后的存在，这是从考古学本身逻辑得来的结论。前此学界争论年长女性的年龄，且不说此骨现有情况无论如何都不支持卞后70岁的死亡年龄，再就另外一种现在为人忽视的迹象来说，礼制上帝后基本同制，这是公认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准则。从考古学角度讲，四角攒尖顶既然是高规格的标志，墓内如有卞后，则其规格必然当与曹操相同或相近，而卞氏下葬时身份是太皇太后，还高于曹操下葬时的身份。今发现之墓内两女与男主人在墓顶形制上存有等级差异：一为四角攒尖顶一为券顶，这本身的等级差异就隐含了此中无卞后的逻辑；而年长之女性发现于后室的南耳室，而年轻女性出自北耳室，坐西向东的墓制，就考古学的语言表达出的意义和从当时礼制涉及的方位讲，西最尊，其次北为尊位，再次是南，大家想一想鸿门宴的座次就会明白，今青年女子竟然居北边的尊位，岁数大的女子反而居南边的卑位，衡量当时历史，岂能有比卞氏更尊贵的女性。那这个年长的女子怎么可能是死亡时身份为太皇太后的卞氏呢？如果还有人把发现卞后的希望放在1号墓上的话，可以断言，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两墓形制一为甲字型、一为刀把形，且1号墓面积仅有2号墓的约三分之一，加之卞太皇太后死亡时，正是魏国最强盛的明帝时期，祖母长孙感情很好，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出现的可能，从考古学的逻辑看，是不可能在1号墓发现曹操他老婆的。而从权威文献《三国志》看，有两处明确记载卞氏与曹操葬在一处，这没有怀疑的空间和别解的余地。西高穴两座大墓的墓里墓外找不到卞后，还会有人相信这是曹操墓吗？更不要说也还找不到史料里清清楚楚地记载迁葬来的、称过象的小神童曹冲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一批陪陵墓了。
　　曹操和曹丕虽说是父子，但心态大不相同。一个是睥睨人间，视天下若无物，除了不愿废杀皇帝和及身代汉外，无恶不敢作，无事不敢为。曹丕则是得志猖狂、鼠窃狗盗的心态，悍然登上皇位后，很快产生了亡国抛尸的梦魇。父子都说薄葬，但实质的内涵不同，内在的心理驱动力更是大异。曹操的薄葬对社会目的在节省社会成本，对己是巧思，“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达到的目的是既节省人力物力又令人产生高大巍峨之感觉；曹丕（包括魏晋两代）薄葬的内在动力是合法性严重不足，担心亡国抛尸，主要动机是秘藏，“因山为陵，不封不树”达到的目的是既防盗又保密。同样是睚眦必报，曹操往往是择机而动，甚有等待十几年，看你没有用了才收拾，且基本上是对外，尤其是对待名门大族，对内尚存一片温情；而曹丕则是掌权后立刻报，主要是对待亲族，对曹操的救命恩人、大将曹洪，对老婆甄妃，曹植及其下属，等等，而且手段都极其毒辣，是要“拿命来”的。这些巨大差异是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所以真正的薄葬应是从曹丕开始，其薄葬的心理动力在于其自认法统地位严重不足，什么叫法统，用普通百姓的话说就是正当不正当的问题，正根不正根的问题。
　　论者或许责难说，你这不是重拾我们已经抛弃的封建正统观念之余唾以自炫吗？
　　答曰：不然。正统观念早就根之于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血脉之中，既无法抛弃，也无法漠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以历史文化表面的荣光大吹特捧，但对具体内容却大都（或全）否定（比如儒家、正统）……如此缘木，何以求鱼？以曹氏父子而论，当时社会和曹氏家族都认为其法统地位不足，曹氏因而在政治上就不得不用严刑峻法和特务统治来弥补，曹操丞相府的高官何夔为了避免受曹操的侮辱，上班时竟然“常畜毒药，誓死无辱”，这种旷古罕闻的事例就可见双方的隔膜与正统与否则重要了。虽则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文学的成就成为包装这一黑暗政体凶残的外衣，曹丕“禅代”前后，“妖言辄杀而赏告者”可谓创中国历史最恐怖之最，特务“自黄初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就当时的地域和社会情况看，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但历史真相毕竟无法被永远遮盖。孙策兄弟法统地位不足也是其致命缺陷，当他们向汉的法统挑战时，连他们的乡里乡亲都不支持，更未遑南方广大的编户齐民。孙策“屠戮英豪”也无济于事，最后形成了大族共治（实为分赃）的体制。落后地区、浅化民族对于儒家原则和传统的坚持超过了其发源地，这是他们被汉化后的一种特殊现象。
　　西高穴大墓中“魏武王”三个字是正方确认墓主人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证据，笔者并不怀疑石牌的真实性，但正因为这个东西和“常所用”连在一起，曹操是西高穴2号大墓的主人的可能性才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笔者认为这三个字所指的人就是曹操，可以排除许多网友猜测的其它诸多既与魏又与武有关联的人。但可以确认的只是该墓与曹操相关，在这一点上，赵超先生在公众考古论坛上也是如是说的，曹操为该墓主人只是可能之一，离确认还有很远的距离。“魏武王”三个字，联系当时的礼制、称谓、语境诸方面考究都是十分奇怪的。考虑到与这三个字相关的其它因素是首次出现或极少出现，因而自当审慎对待，例如以这种方式标署的石材质铭牌是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发现，它的性质是什么？标署“魏武王”的时间，正方认为天经地义是在下葬之时，或者认为其极限值只能扩大到曹丕称帝之前。反方则认为疑点重重。种种的争论已见前文，此处不再多说。
　　问题在“魏武王”和“常所用”连在一起就大有问题，笔者喜欢乱翻群书，也是首次见到此类方式。据考古学界两个大腕朋友说确实是首次发现。既然如此，在解释上自然要慎之又慎。说这些物品与曹操相关应该没有问题，但将此等同于墓主人就欠妥。首先，以谥号入墓葬，据专家先前在网上所言目前这是第一次发现，后有朋友告知说印象中网上又有人说北朝后期有一例，笔者认为后的也太远了，没啥证据力。《后汉书•礼仪志》明确神主“不书谥”，这是与祭祀礼仪相关的制度，这表明在墓葬中也应该如此遵照执行，用谥号的可能并不大。其次，将亡者生前所用东西、所喜欢的东西入葬，从原始社会到现在都很常见，诚可谓自古而然，由来已久，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问题在于，古人相信死后有灵魂存在，无论死的人还是办丧事的子辈，对于其生前或父辈所常用的东西都是熟知的，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特意标署，这也是迄今尚未发现标署墓主人常用东西的原因，不管是以那种形式的材质都没有，而现在以刻铭石牌的形式来特意标署更是非常奇怪。为什么说呢？曹操之陵是他本人下令修建，在他死后永远的封闭空间里、自己灵魂的居所中，是他本人怕死以后不知道自己生前有哪些东西常用？还是其子辈往其父亲永远的、单独的空间里送东西却怕他那英明睿智的老爹会一时糊涂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谁的而特意标署出来？这种情况就好比他在自己家里不知道哪些东西是自己常用，拿笔写上某某常所用格虎大刀，或其儿子为其写上家父常用之石枕是一个道理。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家居和坟墓是两个对立的世界。而对古人则不然，两个地方都是家，是连续的，一个是生前的居所，一个是死后灵魂永久的居所也可叫做家，打个比方说，是由生前的家搬到死后的家，为了搬家，专门刻一种牌，这岂非咄咄怪事？做这种事，缺乏起码的、人类心理的动力。俗语说六个指头挠痒多那一道，就是说多此一举、毫无必要办的事。如果真有人那么做了，不被人们视为精神有毛病那才叫奇怪呢？那就不是六指挠痒的问题了，而是第七指第八指挠痒。曹操一死，跟随其20多年的嫡系部队在洛阳鸣鼓而去，天下震动，朝野危惧，曹丕哪来时间在这些琐碎事上耽误功夫。
　　从画像石的内容和主题看，上层的题榜（或叫题记）“首阳山”当与曹丕首阳陵所在的首阳山有关，这将其年代推至曹丕死后。其中另外的题榜“侍郎”官职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从王国属官的侍郎一官看，该职首次成为王国之官是在曹丕定王的礼仪和制度之时，其最早年代只能上推至黄初三年。而东汉王国官署并没有这个官。这些在《通典》中关于王国官署部分是很清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这也是断代的一个依据。从确认“七女复仇”的主题看，更与曹操的身份、经历和晚年心境大相径庭。再从发布信息有“文王十子”（位置不详）看，分明写着一个“曹”字，“宋王车”出典不详，但表明墓主人与宋地相关则应无异义，契合曹氏家族之地域。上文指出：曹魏皇室是历史上罕见的另类家族，曹髦就是典型例子，以卵击石以身殉职。七女复仇的主题和意义只有放在曹魏灭亡之后才能得到恰如其分地解释，曹奂在临终前表达曹氏家族就是男性死绝毬了，剩下女子也要复仇的意愿。从画面设计看，较东汉时的典型场面已经大为简化。在笔者与正方领袖级人物私下讨论时，正方指出，画像石极可能与地下的墓主人无关，经其认真思考墓室中没有置放画像石的合适位置，上述考证结论将成为无的放矢。笔者指出：首先，画像石是收缴来的“战利品”，盗墓贼供认出自墓内，如果否认这一点，则整个正方的所有收缴物品及许多出土物又要面临造假的普天怀疑和重新审视；其二，即便画像石是附着于墓上建筑的产物，也还得是具有与地下相匹配的主题与意义才行，考虑到曹丕黄初三年已经将高陵地面建筑拆除殆尽，日后以“七女复仇”为主题置于重建高陵地面建筑中的可能微乎其微，只要该画像石出于西高穴此墓之上，也能证明地下之墓主人并非曹操。
　　正方无法解释的现象还有很多块标有“魏武王”石牌的刻意摔断并分室置放，刘庆柱先生认为属于政治性的报复，倪方六先生甚至“精准”指出是司马懿为坏曹家风水。可以确认的是，如果这墓主人是曹操的话，举行葬礼时和后来进入墓室盗窃金银财宝的盗墓贼都不会发生这种考古学迹象。再比如，随葬品中有一个出圃床，据赵超先生说是东汉到南北朝很流行的一种游戏，假使说墓主人是曹操。那么请问：曹操同志赌博吗？史书记载他白天讲武，晚上读书，这种生活几十年。谁要说最高领导偶尔消遣消遣、接近一下普通群众又有何不可？那么，要问了：曹操这种动不动就夷人三族的玩意，谁敢赢他？他要是老一个人赢，又有何趣味？这个游戏应该是曹奂被软禁几十年中心态苦闷心境的真实写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说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尚有诸多疑点等待解释或难以解释，由丧葬史的发展、礼制的演变以及曹操曹丕父子个人心态等诸多方面综合分析，曹操是该墓主人的可能实际上就被排除了。在这起轩然大波中，正方（挺曹派）没有充分重视到一个最不应该被忽视的人——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的意见。在中国考古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是名正言顺的国家队，与之并驾齐驱的是北京大学队，其次则是各地的地方省队，再其次就是市县级地方文博人员。朱岩石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84届的高材生，现居国家队汉唐考古室主任，长期担任邺城队队长，通俗说就是直接管理曹操考古范畴的国家级部门直接、现任主管，西高穴这个所谓曹操高陵竟然得不到他的认可，难道不应该让正方陷入长考（围棋术语）吗？其他看热闹的、卖吆喝的再多，又有几个人能在“门道”上超过他？但恰恰因为邺城队队长的身份却使得他难以正常、公开地发表反对意见，否则的话，很多人就会怀疑他的动机，怀疑他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会说他在邺城几十年没把曹操弄出来，别人弄出来了，他就怎么怎么的。
　　如果说西高穴大墓不是曹操高陵的话，那么是谁的墓呢？上文由墓葬年代范围的论证看，该墓是应该可以处在由东汉晚期到西晋时期之间的。
　　我们可以先查一查这个长时间段内还有哪些帝王级的大人物死后被埋在邺城！曹魏一代埋在邺城而又称陵的还有文皇后甄氏的朝阳陵。甄氏为东汉末期（东汉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十二月丁酉生）的著名美人，先为袁绍二儿子袁熙之妻，曹操攻入邺城后，为曹丕掳掠，后正式娶为妻子，生曹睿（魏明帝）。考曹丕生于公元187年冬，小甄氏五岁。如果甄氏不是国色天香、美若天仙的话，以曹丕的身份和地位应当不会那么痴迷的。黄初元年十月，曹丕当皇帝之后，甄氏这时已是人老珠黄，加之是大家闺秀出身，行为自然规范，自然不像后世的“徐娘半老犹尚多情”般狐媚，而失去帝位的山阳公刘协又给曹丕进奉了二个女儿（比曹操的水平差了一个，辈份低了一辈，曹丕是他们舅舅，有乱伦之嫌），讨其欢心，此时的郭后、李、阴贵人也都很受宠，甄氏更加失意，多有怨言。传说郭贵妃以曹睿出生不足月，诬称甄嫁曹丕前已怀孕，怀疑曹睿非曹家血脉。曹丕以此问甄，气得甄氏大骂。惹得曹丕震怒，遣使赐死，葬于邺。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使司空王朗持节奉策以太牢告祠于陵，又别立寝庙。太和四年十一月，以后旧陵庳下，使像兼太尉，持节诣邺，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阳陵。……景初元年夏，…文昭庙宜世世享祀奏乐，与祖庙同，永着不毁之典，以播圣善之风。……于是与七庙议并勒金策，藏之金匮。
　　曹丕皇后甄氏的朝阳陵，传说位于河南省安阳县辛店乡灵芝村东南。甄氏墓最初并不在这里，史书上只是记载葬于邺，后来迁葬到此。封土呈馒头状，目前地面以上封土仍高达2米有余，底部周长20余米。相传此冢原来封土比现在要高大得多。由于陵上面的封土大部分已经被取掉，在陵的东南部直接暴露出墓室上部的墓砖。从暴露部分看，该墓室极有可能是穹隆顶的砖室墓。有如此封土似乎应当不是魏墓。究竟如何，很难定论。因现在看到的曹丕《终制》称帝陵“因山为陵，不封不树”，我们不清楚在平原地带的大墓是否也是不封不树。后代的人往往将不太知名的大墓套上历史名人以自炫。如果朝阳陵需要重新寻找的话，朝阳陵在年代上就是最接近正方主张的东汉末期，但因为西高穴墓主人是60岁男性，所以甄氏墓可以排除。
　　另外还有曹魏末代皇帝元帝曹奂墓
　　曹奂(246-302)，本名璜，字景明，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甘露三年，封安次县常道乡公。甘露五年（260年）高贵乡公曹髦死，司马昭立曹奂为皇帝，大赦改元，赐民爵及谷帛各有差。曹芳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曹爽集团，魏国最高政治权力从此归司马氏，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平定太尉王凌谋立新帝事件，“悉录魏诸王公置于邺，命有司监察，不得交关。”（《晋书•宣帝纪》）从此，邺城成为软禁曹氏诸王的地方。曹奂（公元260年～265年在位，有年号景元：260年六月～264年五月，咸熙：264年五月—265年）即位后手中实际上毫无权力，在大臣和军队中也没有任何势力，完全是司马氏的傀儡。曹奂在位期间，263年曹魏大将邓艾和钟会伐蜀汉，蜀汉灭亡。在曹魏政权行将结束时，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伐蜀成功的钟会谋反，司马昭挟皇帝曹奂西征钟会。这时，司马昭不放心的是软禁在邺城的曹氏诸王，于是命从事中郎山涛以行军司马镇邺。《晋书•山涛传》记载：司马昭“谓涛曰：‘西偏吾自之，后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军司马，给亲兵五百人，镇邺。”山涛的任务是防备曹姓宗室可能发生的变乱。司马昭后被晋升为晋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记载：“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曹奂奉皇帝玺绶，禅位于晋嗣王司马炎。时年二十岁。”司马炎建立晋朝后，曹奂受封陈留王，“以山涛为大鸿胪，护送陈留王诣邺”。曹奂被送至邺城软禁起来，出城时，太傅司马孚握着他的手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司马炎将曹奂“改次金墉城，而终馆于邺。”。裴松之注引《魏世谱》说：“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太安元年是公元302年。由魏晋禅代到曹奂去世长达38年。这时中原已经大乱，曹奂直系后人史书无载，东晋倒是一直保留着曹姓陈留王爵位，但我们无法确知他们是否为曹奂的直系血缘还是曹家旁系入继。
　　传说中的“曹奂墓”一般认为位于临漳县城西南28公里、习文乡赵彭城村西南约三百米处，该处位于铜雀台东南6公里处。《嘉靖彰德府志》、《光绪临漳县志》均明文记载。尽管属于废帝，但因沾上帝陵之光——表土之下自古以来共有30多个盗洞布满了那个大夯土堆。现存封土南北长64米，东西宽51米，高4.6米，面积3264平方米。封土的东北角被破坏一部分，该处放置了一给残存约半的青石柱础，直径约1米。封土四面为耕地，附近有散乱的砖瓦碎块，部分带有黑油。这个所谓曹奂墓被列为河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经考古钻探发掘，证实并不是曹奂墓。当时发现封土之下是夯土，下有砌石，面积比现存封土要大。发掘之前的勘探就已证实“曹奂墓”不过是讹传，就如同邺城遗址西北那些相传为“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坟丘实际上只是300多年后东魏和北齐的皇陵一样。跟据钻探结果和当时国都的规模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长朱岩石博士推测所谓曹奂墓应为明堂之类的大型礼制建筑，根本不是坟墓。发掘后露出地面的痕迹表明这是一处建有高耸木结构宝塔的佛寺，规模之大非皇家寺院莫属，其年代也比曹奂晚得多。属于邺城史上东魏北齐这段巅峰期，这是东魏北齐皇家寺院的第一次发现。
　　经过上文这段插曲，我们发现曹奂墓变成了未知。曹奂墓从邺城地面当然不会像水蒸汽似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是在等待我们去寻找，而且只能在邺城地面寻找。
　　晋禅代之后，将末帝曹奂封为陈留王，尔后将曹奂及曹魏宗室都安置在邺城加以严格监控，终年五十八岁，死后以魏皇帝的规格和礼仪葬在邺城，史书有明确记载，这是没有疑问的。他的陵墓也应该是按照帝制规格，由于当时已经进入西晋，吸收一些晋制因素也是情理之中的。这点可由汉献帝的情况及其禅陵得到佐证，两人同为末代禅位之帝，在新王朝的地位是相同的，葬礼都是按本朝天子（一汉一魏）举办的。从两人的地宫看，献帝禅陵从《帝王世纪》记载看显然是前堂后室之制，而没有按“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筑为方城”的汉代旧制来建造，因建造禅陵时尚曹魏最强盛、各种制度已经定型之时，汉献帝虽以汉天子礼仪下葬，但墓葬形制可能是汉室与曹魏政府协商的结果，换言之，可能是参酌汉魏之制。至于其它方面是否参酌汉魏无从考证；元帝曹奂陵，史书未见任何记载，若参酌魏晋是合乎情理的，魏晋之间政治文化上的连续性是较高的。曹奂以支子入继大统当皇帝，在画像石上，魂归首阳山，与曹丕形成某种对应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另外一人有可能描绘的可能是其生父，曹奂对其生父虽有优礼，但并未加以皇号；魏制十分明确，不像后代那样会形成长时间的政治问题。再从最初鉴定的男性人骨年龄六十左右看，虽说曹操死亡年龄也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但与曹奂更接近。因应别人的意见不断调整自己的科学判断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既无助于释疑解惑，又伤害了本学科的声誉。
　　综合墓室和墓道形制因素，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两室墓其平面形制，前室多为横长方形、长方形，也有方形的，后室多为长方形，其次为方形。韩国河先生指出：魏晋多行“不封不树”的薄葬政策，然墓葬形制仍承袭了汉制，洛阳地区清理的魏晋墓群，大型墓仍然保持双室的布局，但明显已有单室化的趋势，这是新变化。曹魏双室墓多为方形前室，长方形后室，这由曹魏偃师杏园M6、洛阳16工区曹魏墓和著名的曹魏洛阳正始八年墓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这可能沿袭东汉晚期而来。从汉魏考古发现看，两室墓前堂后室均为方形是罕见的，从文献看，汉献帝禅陵前堂后室都是方形；西高穴2号墓，前堂后室也基本上都是方形，如果墓主人是曹奂的话，那么两人相同的“禅帝”身份，葬室格局相近，是否隐含了什么特殊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从西晋主流单室墓看，以方形居多，西晋帝陵由司马懿当年臣子身份而来的单墓室特征，被重视孝道、传礼之家的晋武帝所沿袭。而从墓道角度看，长而宽加上阶梯式内收墓道是典型的西晋高等级墓的特征。朱岩石先生指出西高穴大墓的墓道和西晋帝陵的构造很相似就是这种深刻认识的反映。韩国河先生还指出：西晋徐美人墓道形成五层台阶，这种多层台阶式的墓道不仅包含有一定的等级成分，也预示着多层多重建筑院落的寓意。西高穴大墓从墓葬形制看，兼具魏晋两个朝代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怎么解释诸多东汉末期特征的物品的迹象？汉末魏晋时期，邺城地位只在曹操攻占后至其末年时最为重要，先是丞相府所在地，后成为魏王国国都，实际上有国都之尊，成为当时政治、文化、军事及贡品接受中心，曹操时期搜刮敛来的民脂民膏（好东西）都集中存放在邺城，曹操本性不浪费，故而存了很多东西；其次则是许都。曹丕曹睿时，这种局面就改变了，邺城地位下降，所辖范围被曹丕一分为三称为三魏，好东西大多输往洛阳，变为洛阳居首，许都因负有对南方的重任则在其次。邺城之藏品精品为曹操时所藏，而曹操时期的东西至西晋中晚期尚有大量存货没有用完，是以陆云尚得而见，这从陆云给陆机的信中可以知道。“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省曹公遗事，天下多意长才乃当尔作弊屋向百年，于今正平夷；塘乃不可得坏，便以斧斫之耳。尔定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陆士龙集》、又略见《太平御览》六百一。）曹魏后期，司马氏秉政，邺城成为“监禁”管理曹魏王室子弟的集中地，即便是进入西晋时期下葬，将存储的东汉晚末期风格物品放入墓葬也没有问题，并不奇怪。
　　哪里来这么多曹操物品呢？古代像曹操这种创业的大人物以及皇帝过世之后，并不是将所有喜欢和用过的东西都带入墓葬，而是专门存放起来，供子孙后代瞻仰凭吊。曹操的东西，史书记载存世不少，这是很明确的，他陵上寝殿就是存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曹丕拆寝殿的时候下诏说“车马入厩，衣服还府”，就是将其从陵上搬回邺城，势必专门存放，终曹魏一代不会有变化。曹操的东西，在曹魏时没有特殊原因是绝对不会加以毁坏的，这些东西可谓神迹、圣迹，如果毁坏有可能要被杀头。但进入西晋之后，其性质就变了。当时曾在邺城任西晋成都王司马颖属官的陆云见到曹操存放的遗物，陆云在《与兄平原家书》中给他哥哥陆机说：“近日夏案行曹公器物，取其剔齿纤一个，今送以见兄。”（《陆士龙集》、《太平御览》卷714作“今以一枚寄兄”。）“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有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平天冠、远游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馀，中无鬲，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梳枇、剔齿、纤綖皆在；拭目黄絮二在，有垢黑，目泪所沾污；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又作欹枕，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扇亦在；书箱五枚，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枝，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七日，刘婕妤折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今送邺宫大尺闻数。前已白其纟惠怅及望墓田处是清河时。台上诸奇变无方，常欲问曹公：‘使贼得上台，而公但以变谲因旋避之，若焚台当云何？’此公似亦不能止。文昌殿北有阁道，去殿丈，内中在东，殿东便属陈留王，内不可得见也。”（《陆士龙集》，又略见《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太平御览》三十一，六百八十七，七百七，七百十，又七百十一，七百十四，七百十七，八百十九。）陆云给陆机写信时间上距曹操去世只有70多年，可信度很大。
　　曹操的遗物到西晋时成为满足人们好奇心的物品，竟然可以被有势力的人物拿来送人。这种情况，曹氏后裔当然不满，必然会向西晋政府提出抗议和交涉。就事论事，政府当然会觉得理亏，双方协商，对其加以适当标署才有合理性，以免其继续散失或渐渐与其它物品弄混。这时，西晋看待曹操，铭牌标署有两种选择：一是魏武王、一是魏武帝，汉丞相的身份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是时过境迁，对于双方都不会再加以考虑的了，以王相称合乎曹操本来身份，又可压抑曹魏气场的用途，故被选用。具体经办人当然是下层官吏，文词粗俗在所难免。
　　曹奂的丧事必然是由西晋主持、监管办理的，曹氏家族作为当事人也会经办细务和提出意见的。当曹奂死时，做为一个朝代的背影消失时，西晋政府不会产生设置一个“曹操遗物博物馆”来安置其东西的想法，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没有这种传统。那么让其随曹奂下葬处理掉是一个合理的行为。而从曹氏家族一方看，与其任由当时的人忽视他们被视为圣物的先祖遗物，将其带入永久清净之地守护也是一种合乎情理的愿望。但古人迷信，从曹氏家族一方看，自己的天下被宠信的臣子篡夺，墓里来些表达不满乃至复仇意愿的物品或形象东西，也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在其中用了东汉末期流行的“七女复仇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像晋室子孙东晋明帝司马绍听闻大臣介绍司马懿三代创晋之路，竟然羞愧掩面。可以想见，曾经存在种种不为后人所知的、在中国传统道德被视为十分缺德的行为。那么西晋为了防止曹操及其子孙在阴间作祟，在葬地的选择上，对曹操的东西施以一些法术来阻止未来可能来自阴间的报复就是合理推测。这可解释刘庆柱先生指出的墓内异常状况。
　　有曹操的物品，有曹丕的葬地，还有只能出现在曹丕之后的魏晋两代王国职官，加之西高穴大墓兼具魏晋两代墓葬特点、内中多处的简单粗糙等不同寻常的考古学遗迹和现象，以及流行的玩具出圃床等迹象，这一切都只有和曹奂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完满解释。
　　现在可以断言的是，即便西高穴2号墓旁边那个尚未发掘的、规格小得多的1号墓挖掘出一块什么“卞后之玺”的话，也不能增加2号墓墓主人是曹操说法的证据，因为曹奂的皇后老婆也姓卞，是武宣卞后弟弟卞秉的孙女、姪子卞綝的女儿，263年立为皇后，死年不详。依一般老婆比丈夫活得大的惯例，这个卞皇后若真实死的晚，那就在西晋大乱以后了，这样可以解释两墓规格差距较大的现象。除非发现一块像《左美人墓志》证明晋武帝峻阳陵那样的“魏武宣卞皇后”之类的墓志出来。
　　最后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考古学者判断墓主人本是以有限测无限、循明晰探幽微的“福尔摩斯”，正方是在支配了所有发掘材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判断。而本人现有的研究仅是根据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和全面查考文献后做出的判断。但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并不排除根据新的信息重新进行调整、推测、判断乃至推翻拙说。
　　希望中国考古学的“国家队”和“河南队”在即将进行的1号墓发据时充分合作，准备好各种科学手段，及时准确地给出科学结论，不要再让可以用精准测年等科技手段的专家事后说什么“这次发掘，保存情况不理想”等等情况再度发生。希望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尽快公布完整的“西高穴大墓考古发掘报告”，以便学术界相关学科都可以尽快来介入研究，以给西高穴大墓一个科学结论。
　　科学研究的结论是要经得起无数的责难和反复论辩的，也是会对得起子孙后代的，同时自然也要面对千秋万代的反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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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0 08:56  只看该作者 号外：曹休墓惊现 向曹操墓说NO!
　　发稿之后，喜讯传来，河南考古人为我们宣告：曹操族子、死于228年的大将曹休之墓在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之后正式确认，该墓发现曹休铜印章，墓主人确认无疑。这个结果意义极其重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着绝对价值、没有任何模糊空间的参照物，可以和西高穴大墓进行比较，从而可以彻底否定掉西高穴2号墓是曹操高陵的说法。
　　笔走龙蛇之际，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将二者进行对比，大有已经由曹休墓怀疑到西高穴是曹操墓的两大学界“定论”。例如，2010年05月24日中国经济网综合，洛阳网李燕锋、尹亮《曹操位更高何以"降阶"葬?曹操、曹休墓对比》文指出：“随着曹休墓的发掘出土，已经被确认的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再次‘热’了起来，一些热心网友更是将二者进行对比，探究差异，思索原因。让网友们疑惑不解的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东汉、曹魏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与身为其族子的曹休在身份、地位上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象征墓主人身份的墓葬内收台阶却意外地一致，两个墓葬在形制和规格上差别也不甚明显……曹操位更高，何以‘降阶’而葬？曹休墓真的是为曹操墓的存在提供了佐证吗？安阳曹操墓是否还有‘软肋’？网友们纷纷质疑。”
　　针对大众提出的疑问，安阳西高穴2号墓的发掘人潘伟斌先生和洛阳曹休墓的主要发掘人之一、市文物二队研究室主任严辉先生对两个墓葬的形制进行了全方位对比：
　　曹休墓朝向为坐西向东，偏南10度或20度；形制为砖室结构墓，由前室、后室、南双侧室、北侧室、耳室等组成；无封土；墓道为斜坡式，长35米；东西长50.6米；木门；土圹内收台阶7级。
　　西高穴2号墓朝向也为坐西向东，偏南10度或20度；形制也为砖室结构墓，由前室、后室和两个双侧室组成；无封土：墓道为斜坡式，长39.5米；东西长57米；石门；土圹内收台阶7级。
　　根据对比不难发现，两墓墓道相差不到5米，墓室东西长相差不足7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研究员刘庆柱先生认为，虽然两个墓葬在许多地方都存在相似点，但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比如曹操墓是青石铺地，墓室底砖为90多厘米的大砖，而曹休墓只是砖石铺地，底砖也只有40多厘米；另外，曹操墓是石门，曹休墓是木门等，这些都显示了两个墓主人身份存在的差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曹休墓是曹魏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墓葬，起到了结点的作用，两个墓葬的对比，对了解东汉和曹魏时期的墓葬制度有非常大的作用。陕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焦南峰先生表示，从两墓出土的物品来说，曹操墓出土的物品明显比曹休墓要贵重许多。国家博物馆信立祥研究员表示，曹休墓跟西高穴的墓葬一样，都是曹魏的，都是宗室墓葬，其他的非宗室的墓葬是不是也一样？曹休墓不是孤立的，他和曹魏的陵墓究竟是什么关系？考古学界应该以这些墓为线索，继续寻找曹魏的墓葬群。
　　对大众提出两个墓葬的内收台阶均为7级、台阶和墓主人的身份到底有多大联系的问题，两位发掘人也分别谈了看法：
　　严辉先生说，虽然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土圹内收台阶应该和墓主人身份有关，曹休是一个侯的级别，曹休墓应该和他的身份相符合。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曹休墓周围还发掘两座与其形制相似的大型墓葬，其内收台阶为5级，规格大小也与曹休墓有一定差异，这也显示了内收台阶的等级与墓主人身份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是不是由此推断西高穴墓的7级台阶和曹操的身份不符呢？潘伟斌先生认为：尽管两墓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但两者间也有很多明显的不同，曹休墓规格明显低于曹操墓，曹操墓从底到顶有6.5米，曹休墓就没那么高；曹操墓有15米深，曹休墓也没那么深。此外，曹操墓4个侧室分别位于前、后室两旁，而曹休墓4个侧室则集中于前室，左右各两个；曹休墓是砖铺地，每块砖长约40厘米，曹操墓是大青石铺地，长度在90厘米到130厘米，大而规整……综合比较，曹操墓和曹休墓存在很大差别，仅凭墓葬内收台阶来判断墓主人的身份地位，理由并不充足。潘先生甚至认为，既然已经确认的曹操墓和曹休墓均为7级台阶，那么这可能从另一方面证明在东汉、曹魏时期，墓葬内收台阶和墓主人的身份并无联系。
　　曾参与曹休墓专家座谈会的几位专家发表意见：信立祥先生和焦南峰先生认为曹操墓确认符合史料记载。关于内收式台阶，专家多认为与身份相关：信立祥认为，由于在曹休墓周围又发现有与其形制相似、台阶为5级的墓葬，因此推断内收台阶与墓主人身份有关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曹休为侯而墓葬为7级、且台阶数量为奇数来推断的话，皇帝的墓葬台阶有可能为9级。在中国的礼制中，9、7、5、3、1这样的制度是有记载的，如周天子九鼎，公卿七鼎、之下五鼎的说法。据此推测，皇帝应为9级。北京大学教授赵化成先生对此表示认可，认为从曹休墓看出曹魏陵墓的一些特征，尤其墓的台阶是有等级的，曹休墓是7级，另外的墓是5级，大体上是与身份符合的。对于台阶的问题，过去考古界还不太了解，他曾在甘肃参与挖掘一个战国晚期墓葬，该墓就是9级台阶，因此推断7级、5级、3级……不同的级别墓葬大小跟级别是非常有关系的，这跟墓主人身份当然也有关系。

笔者自告奋勇，代表否曹派阐述，为求直观醒目，今以图表表示，内列有上列专家意见，目的在全面比对：

位置
安阳西高穴2号墓
曹魏王都古邺城西南，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安阳西北西高穴村一个高台地上。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位于洛阳北邙山很高处一块十分平坦、少有的好地方，一般人不能用的。在东汉大汉冢帝陵陵园的东侧，朱仓东汉帝陵陵园的西侧，连霍高速公路南侧。

结论:曹休墓的位置、风水属上佳，更见选墓者的用心。而西高穴则难以下结论。

地面遗迹
安阳西高穴2号墓
未见封土，但有建筑遗迹的迹象，墓道两侧从上到下有九对对称的坑，1号墓北侧似有大型建筑痕迹，用途不明。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未见封土和地面建筑

结论：西高穴此点似吻合高陵先建后拆的记载，但未见正方提出。曹休墓符合曹丕《终制》“不封不树”的精神

墓向
安阳西高穴2号墓
坐西朝东，偏南10度或20度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坐西朝东，偏南10度或20度

原因：家族特征。亳县曹操宗族墓、曹丕首阳陵、疑为妃嫔墓的正始八年墓、曹植墓（现知为东西向）

结构
安阳西高穴2号墓
甲字型两室砖石墓，由墓道、甬道、前室（近正方形）和南北耳室、后室（正方形）和南北耳室组成。据地表15～16米，前后室从底到顶有6.5米，耳室从底到顶约4.5米，有三个室是四角攒尖顶，三个室是普通券顶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甲字型两室砖石墓，由墓道、甬道、耳室、前室、北侧室、南双侧室、后室等部分组成，4个侧室集中于前室，左右各两个。据地表10.5米，从底到顶有4.5，墓下有槽沟，墓顶为明券。内壁涂有白灰，边沿用红色彩带装饰。

结论：形制非常相似，但具体结构略有不同，只是从墓顶看体现出差异

面积
安阳西高穴2号墓
东西全长60米多，总面积740平米。墓室近墓道的东端宽22米，远的西端宽19.5米，东西间最长约18米。墓内空间单建筑面积就占近一半。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墓葬东西长50.6米，南北21.1米，其它各种数据如总面积等未见公布，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漏？土圹东西长以50.6减去墓道35米则等于15.6米，墓室东西长相差仅有3米多，顶多是5米

结论：粗粗算曹休墓墓室面积基本等于西高穴2号墓。这是否定西高穴为曹操高陵的一个重要理由。

墓道
安阳西高穴2号墓
长而宽斜坡式，长39.5米，宽9.8；是否被挖开合葬尚不明朗。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长而宽斜坡式，长35米，宽9米；迹象表明墓道多次被挖开以实施合葬。

结论：长相差不到5米，宽相差不到1米

墓门
安阳西高穴2号墓
石门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木门

结论：体现出等级差异,曹休墓低

墓砖
安阳西高穴2号墓
大概有四种形制不同的墓砖。墓砖大都长约48厘米，重约48公斤，墓砖比邺城墓砖厚了不少，邺城遗址中墓砖大都在25厘米。青石砖铺地，长0.95米、宽0.90米、厚0.2米。保存比较完好，被发掘时仍有白灰覆墙，因此对墓砖无法进行鉴定。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条形砖和楔形砖两种。条砖宽24cm，长48 cm，厚10 cm，重约50公斤；楔形砖尺寸差别较大，长约48 cm，窄头宽14 cm到28 cm，宽头宽度22 cm到36 cm，厚11 cm，多用于券顶。墓砖发现有一些数字和戳记，楔形砖有朱书“左”、“右”、“第一”“第二”“第三”等文，位置排列有序，可释读出王、梁等姓氏，还有似工匠名字的文字，当为预制。铺地砖每块长约40厘米，比当时普通砖长、宽2倍还多。

结论：体现出等级差异，曹休墓低

内收台阶
安阳西高穴2号墓
土圹内收台阶：7级。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土圹内收台阶：7级。

结论：这是大众最困惑的地方，在极可能体现等级差异的地方曹休竟与所谓曹操墓相等，让人不可思议

人骨
安阳西高穴2号墓
一男（约60岁左右）在后室，两女（一为20多，另为40左右或50左右）分处后耳室。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一男约50～60岁，一女约40岁，不排除还有一个甚至更多个体存在的可能性。散落在前室及侧室

随葬品
安阳西高穴2号墓
残存文物多达400余件,类别按材质可分为金、银、铜、铁、陶、釉陶、玉、石、骨、漆、云母、煤精石等多种。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总数目不详，有陶、铜、铁、金银器等，前室出土1件鎏金铜带钩异常精美。1枚2厘米见方的铜印，瓦钮，篆书白文“曹休”二字。

结论：焦南峰认为西高穴物品更显贵重。

盗洞
安阳西高穴2号墓
两个以上的盗洞。未见特别防盗设施。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墓室及甬道上方共发现六个盗洞，时期从唐宋到近代。未见特别防盗。

特别处
安阳西高穴2号墓
有收缴来的画像石，盗墓贼供称出自墓内，但近期与笔者谈论的多位考古学者已倾向否认此点，认为应是在墓外的。

洛阳北邙山曹休墓
墓室和墓道间发现垒砌一道砖墙，是早期墓葬中的照壁。额骨内侧发现不规则凹坑，属非正常现象，应是某种炎症对骨骼表面骨板的侵蚀，可能是某种肿瘤变异导致，至少在一段内遭受过剧烈的头疼。

结论：曹休的头疼应该不是家族的遗传基因所致。

从形制上看与西高穴大墓非常相似，属同一丧葬体系和制度下的产物，二者结构基本相同，只是布局略有差异，规模接近，遗憾的是简单的新闻报道没有说曹休墓总面积，但粗粗算来，曹休墓总面积基本等于甚或超过西高穴，这墓高4.5米，在墓道长宽方面略小于西高穴2号墓，在墓顶上似存在等级差异……可以确认的是，曹休墓与西高穴2号墓存在着等级差异。县侯曹休墓的墓道可以和曹魏晋王司马昭的比一比，考古勘定的司马昭墓道长46米，宽11米，其级别差异才体现出来。但曹休并没有和掌控帝国的曹操差出足够的级别出来，这实际上宣告了西高穴大墓曹操说已经不再成立。现将曹操情况与曹休列表对比：

曹 操
临终前地位:帝国的实际统治者，除了天子名号外，拥有天子的礼仪规格
丧葬背景: 在冀州禁厚葬，推行情况不明；多次自称薄葬，执行情况不明，但临死前两年决定恢复汉帝（王）的陪陵制，临死前哭着要皇帝的服装。

曹 休
临终前地位:官大司马、扬州牧，败军之将。爵位长平县侯，上面还有王公两等封爵加上皇帝，就差三个级别。
丧葬背景: 黄初三年底，曹魏开始厉行真正的薄葬，曹丕曹休情同兄弟，理当执行。

　　黄初二年，曹丕诸弟与其子多封为公爵，三年始封诸王。《通典》卷三十一：“魏黄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庶子为乡侯……其后定制，凡国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县侯，次乡侯，次亭侯，次关内侯。又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关外侯爵十六级，铜印龟纽，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王制分级，一般起码分始封王和嗣王，曹魏既然有公爵一等，则起码分县公和乡公两级。曹休即便历经曹操祖孙三代都受重用，搜刮民脂民膏的机会较那些不受重用的王公为多，可以有更充足的财力用于营造墓穴，但在曹丕真正厉行薄葬之后仅六年之际，在墓葬规格上不太可能与曹操基本相等。曹休墓出土器物再结合曹植墓、正始八年墓、西高穴2号墓的情况还表明，曹家薄葬术语中强调的金银珠玉、废铜烂铁一不得送的确切含义是：并不是所有此类材质的随葬品都不要，至于具体那些要那些不要还需深入研究，一般估计，礼制上规定的是必要的。
　　曹休墓的出现为我们审视曹丕薄葬在墓葬结构方面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曹休墓令人想起了另一座著名的曹魏正始八年纪年墓，这还需和前此的东汉一朝以及随后的西晋做比较：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撰写《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文已将三个时期墓葬进行比较：
　　东汉和西晋两个时期资料比较丰富，因而二者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相反，由于曹魏时期墓葬资料缺少，所以往往容易将这个时期的墓葬与汉代墓葬或与西晋墓葬相混淆。……将三个时期墓葬进行对比。从墓葬形制方面，可以看出，东汉时期与西晋时期的墓葬形制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东汉晚期的墓葬，此形墓特点无论大型、中型或有无后室耳室，绝大部分在墓门之内的前室都作宽大的横堂……墓室顶部除少量前室为四面结顶的穹窿顶之外，绝大部分均为弧形顶；顶与壁交界明显；墓道一般十米以下，最多不超过15米。而西晋时期墓……无论单室还是双室，其前室大多显正方形，其后室除少数与东汉相同为长方形，大多数亦呈方形，但长方形后室与前室之间不同于东汉墓那样直接相连，而是增加一个过道；墓室顶部结构有弧形顶和四面结顶两种，但后者已成为主要的形式；墓壁与顶连接处呈一定弧度；四隅具有曲折砖柱，有的柱头上还有仿效木结构的斗拱或砌成不同之砖角；墓道比东汉墓的长大，一般均在20米以上，并且上宽下窄，两壁作台阶，分级向内收缩。
　　这不正是描写西高穴2号墓的特征吗？请继续看洛阳队文：
　　现看曹魏正始八年墓，其前室为四面结顶的方形，后室为弧顶长方形，前后室之间有一个过道，还带有逐级内缩的长大台阶形墓道。与东汉、西晋墓相比，它除四隅无曲折角柱斗拱与东汉墓相同外，其余布局结构与西晋墓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
　　曹休墓与正始八年墓相比的话，规格高一级，前室多一对侧室，其它形制几乎一样。
　　而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指出：概观东汉墓的发掘资料，经过详细考察室墓的形制特点之后，可以发现其差异多表现在地下墓室内各空间的配置形式不同，更突出表现在墓室的主、侧室空间的个数之上。
　　单室墓因只设单体一室，测其墓室全长在3—8米；测回廊型室墓的主室（前堂后室）全长为5—15米；而中轴线配置型室的各式构造中测主室（一般为前、后二室，也有前、中、后三室者）全长一般都限于5—11米范围之内。若将上述各型式的室墓构造中只抽出主室一室的规格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可以发现室墓各型式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这是由于回廊型室和中轴线配置型室的主室都是根据前堂后室组成的二室结构形成的，故其全长相当于单玄室型室空间的2倍。若在前堂后室的前方或后侧再追加新的主室空间时，便构成了中轴线配置型三室式构造。如果在三室式室的基础上再增加主室个数的场合，室墓全长也会随之递增。例如，河北省望都县所药村M2的主室就是按一直线前后配置的五室构造，其全长达30米，属于现有考古资料中规模最大者。因此，可以认为东汉墓玄室的空间构造上去显得变化多端，但室墓的主室一室之大小规格几乎没有什么差异。换句话说，就是东汉室墓的规格大小之差不过是表明了构成其各空间个数的不同而已。东汉墓全长超过15米的大型室墓都属于中轴线配置型三室式室构造，这种三室式室墓出现于东汉中期以后，通常是选择前堂后室的前后位置再增设一室之后完成的。这种形制比较集中于河南与长安周边地域，但在远离都城地带的华北地域、边境地域等也多有发现，分布范围比较广。
　　由黄晓芬的研究来看，魏制县侯曹休墓的墓室全长正好落在东汉一般大型墓15米的标准上，可见曹丕的薄葬并没有墓室的长度上大动干戈。论者或以曹植墓数据责难，答曰：曹植情况特殊，他在曹魏皇室中最被薄待，虽贵据王爵但却屡遭摧折，加之有遗令薄葬之嘱，就这样他的墓室还长11米多。在结构上大概规定了两室为限，这从魏晋基本上不见三室墓可以得知。
　　魏晋墓的一些所谓晋制内容尤其是长宽斜坡式、逐级内收式墓道似可以改称为魏制，这应是从曹丕三年拆高陵地面建筑和曹丕下《终制》诏书起算。由曹丕《终制》看，他既然在自己的身后事上如此用心规划，那很可能就是对整个丧葬一并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了一个制度性的规定，这从司马懿三父子的追随也可以看出。
　　由曹休墓的情况看西高穴2号墓，西高穴墓室比曹休墓仅长3米多，而且其选址、墓门及墓内的一些处理都不是很精心，显见着建造者存在着某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局限。西高穴的墓道放在东汉，尚无先例，而曹操那行的是汉制。如果长宽斜坡式、阶梯式内收墓道由曹操而起，连许多挺曹派专家都认可数级带有等级性因素的逐级内收台阶，那西高穴的七级与曹休墓的七级就是正方既无法回避也完全无法解释的矛盾，至于有正方专家竟然以曹操生前为魏公解释公侯差异不致太大试图为错误结论解套更是让人愕然！曹操临终最低限度也是诸侯王，这是《三国》爱好者都知道的普通常识，国家级的专家怎么能以中间经历过的爵位去论述？去办丧事呢？
　　这充分体现了此次事件中科学精神在曹操面前拐弯的事实！
　　西高穴诸多异常只有在墓主人是废帝的曹奂那里得到完满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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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0 14:45  只看该作者 骠蹄党
过去即未来 
   UID2676 帖子2214 精华3 积分9825 阅读权限100 来自沈阳 在线时间3965 小时 注册时间2008-8-31 最后登录2010-9-7 查看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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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22 10:48  只看该作者 绝不可能是曹操墓
2010年06月13日 06:22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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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6-30 15:21  只看该作者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联席会议纪要
曹操高陵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2010年4月3日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两会会长联席会议于2010年4月2日至3日在河南安阳召开。会议由李凭教授主持。
与会者现场考察了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考古发现的曹操高陵，听取了曹操高陵考古材料介绍，仔细考辨与研究了出土遗物，着重就曹操高陵的发现与汉魏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会议形成了以下共识：
一、考古工作者田野发掘、资料整理与分析是认真科学的。从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的西高穴二号大墓周边地理环境及地望、墓葬形制、规格、刻铭石牌及相关出土遗物等证据来看，考古工作者关于该墓为曹操高陵的判断是正确的，其定性是准确的。
二、结合文献研究，自曹操葬后，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北宋，文献中关于曹操高陵地点在邺西的记载，一直非常明确，线索清晰。曹操生前明令：“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曹操生前规划了自己墓葬的位置，所营之墓称寿陵，入葬之后称高陵，因其居邺之西，故又称西陵。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鲁潜墓志明确记载了鲁潜墓与曹操高陵的方位，西门豹祠及其石刻铭文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唐《括地志》关于西门豹祠与曹操高陵位置关系的记载，唐太宗曾亲祭高陵，北宋政府曾置守冢户保护曹操高陵，这一系列史实记载均说明北宋以前曹操高陵的位置是明确的。金灭北宋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人民流散，史料简缺，高陵位置记载渐趋模糊。故北宋以后关于曹操高陵的各种揣测渐见坊间，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七十二疑冢臆说，以及《聊斋》、 《三国演义》等编造的神异故事类说法，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三、历史学与考古学都是重视考据讲求实证的学科，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专业素养。在提出论点，作出结论时，须有可靠的文献与实物证据，不能像文学创作那样凭空想象，更不能以不可靠的传说或小说为论据。确认曹操高陵的考古学依据，是明确而充分的。墓葬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等刻铭石牌是非常确切的考古依据。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在曹操“薄葬”遗令之后，明确记载：“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对于“魏武王”的称谓，不应有所怀疑。而“挌虎”是体现当时风尚的行为。其中所谓“常所用”，实际上是当时的习用语。以“常所用”兵器随葬，与曹操要求“敛以时服”的原则是一致的。
四、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曹操是这两个时期转折的历史节点。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历史人物曹操，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历史上的真实面貌，非同被明清小说与旧戏剧舞台扭曲的形象。曹操高陵的发现，有利于对曹操的客观评价，为我们研究汉魏历史，研究真实的曹操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的实物证据。
五、曹操高陵的发现具有重要史学意义。首先，破除历代传说中有关曹操高陵的种种谣传，廓清了历史迷雾。其次，证明了文献所载曹操生前节俭死后薄葬及尚武的事实，也体现了曹操政治廉洁、关心民生的重民思想。再次，曹操高陵的考古发现与确认，为研究汉魏南北朝时期的物质文化提供了一个科学坐标。最后，曹操高陵的发现激发了社会对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注，激发了学术界对汉魏历史研究的热情，对于推动有关曹操的研究和汉魏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六、建议尽快整理现有考古材料和发表发掘报告，以供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进一步研究；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陵园及陪葬墓等展开调查勘探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高陵制定全面科学的保护规划。
本纪要由陈长琦教授起草，经全体与会者修订。本纪要一式三份，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各存一份。
记录者：刘海旺、周立刚
出席会议的有：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凭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孙家洲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彦辉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史学月刊》主编李振宏教授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张鹤泉教授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梁满仓研究员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驰研究员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李书吉教授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长琦教授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严耀中教授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
会议还特别邀请：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朱绍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毓芳教授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学术研究》杂志社李旭明社长
《学术研究》杂志社叶金宝主编
《历史研究》杂志社宋超编审
201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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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8-11 13:45  只看该作者 系北大历史系学人张国安所著。

所举证据里，什么个例都规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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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的风铃 中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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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0-8-20 15:15  只看该作者 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前几个月说，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取得了西周以前的垄断话语权。
看来，考古界离的这个“垄断”权，还早得很呢。人生本来，失误已多，再多一次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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