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 人”劉曉波由於插手學潮、煽動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已經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歷史罪人。劉曉波走到這一步，不是偶然的，是他的極端個人主義、唯心主義、形而 上學世界觀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必然結果。本文擬就他的民族虛無主義、賣國主義謬論給予批判，以期肅清流毒。
其一
狂熱地鼓吹民族虛無主義，是劉曉波近年來講演、著述的基本內容之一。在他看來，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切都是應該否定的。首先，他否定我們民族的文學傳統，聲稱“中國的文學只有打倒屈原、杜甫才有出路。”（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在清華大學的講演）他認為，中國從春秋戰國到新時期十年長達幾千年的文學，基本上是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學，因而毫不足取，必須徹底否定。進而，他 否定中華民族的全部文化傳統和歷史遺產。他說：“從人類文化史、特別是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既無感性生命的勃發，也無理性反省意識的自覺，只 有生命本身的枯萎，即感性狂迷和理性清醒的雙重死亡。”（《形而上學的迷霧》，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１頁）因此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扼殺人的創造力，只能造就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一直傲稱的四大發明，只不過是傳統文化的“遮羞布”。他宣稱：“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與李澤厚對話——感性?個人?我的選擇》，《中國》１９８６年第１０期）他以別人稱他為挖祖墳的不肖子孫而感到“榮幸”。最後，他竟然否定中國人的人種，胡說“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係。因此，走出危機之路是十分的艱巨。”（《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深圳青年報》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日）總之，在劉曉波看來，中國文化、中華民族一無是處。如此徹底的民族虛無主義，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少有人能與他相比！　　
劉 曉波否定中國文化傳統，有一個十分荒謬的邏輯，即認為傳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因此不能以精華、糟粕來區分，要打破就要整體地打破，要否定就要全面 地否定。劉曉波的這種邏輯的荒謬和淺薄是顯而易見的，它完全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實際情況。如果不是出於別有用心的偏見，作為文學博 士的劉曉波應當懂得，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雖然有其主導方面，但決不是單一成分，而是多種成分的矛盾統一集合體。就中國文學傳統而言，除了統治階級的文 學，還有被統治階級的文學。從《伐檀》到《水滸》，從《后羿射日》到《西遊記》，反映人民群眾的理想、願望，揭露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學傳統源遠流長。 就是所謂屈原、杜甫模式的文學作品也不能一概而論，只能把它放在其產生的具體時代環境中具體分析。即便是對屈原的忠君思想、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 淳”，也不應簡單化地作全盤否定，他們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憂國憂民之心，更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精華。就中國的文化傳統而言，也不能簡單歸結為儒家文化。春秋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陰陽、儒、墨、名、法、道、農、縱橫、雜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然漢以後儒家成為正統，但其它各家並沒有全部消亡，並且在精神生產 和物質生產中發揮着自己的作用。即以儒家文化而言，雖然具有很大的消極作用，但是對其歷史作用也不能一概否定，作為文化遺產，也不能說全部是糟粕。更何況 除了這種上層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文化，還有下層的廣大勞動者的文化。正是這樣的多元統一的文化，創造了中國古代的燦爛文明，使得我國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走在 世界的前列，為整個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必須看到民族文化中有兩種成分，否定和拒絕其剝削階級的糟粕，繼承和發展其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精華。 得過文藝學博士學位的劉曉波對兩種民族文化的思想當然是知道的，他杜撰出一個文化傳統不可分的理論，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等同於儒家文化傳統，借否定儒家文化傳統否定中國全部文化傳統，這完全是別有用心。
劉 曉波的用心在於現實。在他看來，中國現實的文化是幾千年來的儒家傳統文化的延續。他說：“以儒家傳統為代表的中國正統文化，在高度統一、高度集權的封建等 級制中，經過長期的發展，簡直太‘完美’了，其力量太強大了。雖然受到過‘五四’運動的衝擊，但在當代中國，從‘反右’到‘文革’，傳統文化又進行了一次 空前規模的大復辟，登上了它的又一個高峰。即使新時期已經開始了十年，傳統文化通過‘文革’所傳播的影響也很難在短期內消失，它沉澱為民族的潛意識，在不 同的程度上浸透了大多數國人之魂。”（《一種新的審美思潮》，《文學評論》１９８６年第３期）他認為正是傳統民族文化的作用，造成了現實制度的“獨裁”、 “專制”，也造成了國人的愚昧和奴性，也正是傳統民族文化把馬克思主義也變成了一種“思想獨裁”的工具。可見，劉曉波否定傳統的目的在於否定現實，他是為 了反現實而反傳統的。劉曉波喋喋不休地大講反傳統的真意就在這裡。然而，劉曉波的這種反動目的是絕對不能得逞的。劉曉波把我國今天的文化等同於傳統儒家文 化的胡說八道是無法欺騙中國的廣大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歷史清清楚楚，是在五四運動向傳統的儒家文化發動了強有力的衝擊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為了改變中 國近百年的落後面貌，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真理，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出現了一種嶄新的文化形態。這種嶄新的文化形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它既同 傳統的已經沒落的封建的儒家文化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展開了長期的曲折的鬥爭，又批判地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部分，特別是繼承了中華民族廣大勞 動人民的勤勞勇敢、儉樸、團結友愛、富於反抗等優良品質，從而使這種新的文化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變成了巨大的物質力量，終於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 國，並且在新中國建立後的４０年裡使一個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了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使中華民族以嶄新的面貌重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把我國今 天的文化說成是儒家的封建文化完全是有意的歪曲。當然，我們不否認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傳統中的那些落後腐朽的東西確曾不斷地頑強地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來，所 起的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然而這決不是我國今天的文化所認可的，相反，正是要堅決予以摒棄的，怎麼能把這兩者說成是一個東西呢？（⑴⑷）
至 於說到劉曉波連中國人的人種都予以否定的謬論，恐怕每一個真正的炎黃子孫都不能不表示極大憤慨。早期販賣黑人的奴隸販子曾說黑人是劣等人種；解放前上海灘 的租界地公園曾掛過“華人與狗不得進入”的牌子；希特勒曾把猶太等民族指為劣等種族。人類不同民族有着文化上的差異，但絕不存在人種的優劣問題。白種人、 黃種人、黑種人都有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的傑出人物，也都有道德和智力低下的人。人成為什麼樣的人，不決定於他所屬於的種族，而決定於他所處的社會環 境。種族主義是世界上最反動的理論之一，是推行民族壓迫、民族剝削的藉口。劉曉波身為中國人，卻否定中國人的人種，這樣的種族主義者在世界上堪稱罕見。然 而這種事出在劉曉波身上又不奇怪。劉曉波為什麼要否定中國人的人種，看看他的“全盤西化”的謬論就會明白。
其二
劉曉波與對待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的態度截然相反，對西方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崇拜得五體投地，吹捧得天花亂墜，嚮往得如痴如狂。
劉 曉波說：“西方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 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化’這個詞。”（《文壇“黑馬”劉曉波》，香港《解放月報》 １９８８年１２號）劉曉波把西方與中國的文化、制度的區別，概括為“人” 與“非人”的區別。在他的眼裡，西方是伊甸園，而中國是地獄；西方人過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中國人過的是“非人”的生活；西方世界使人成為人，中國 則把人變成非人。劉曉波的這種概括完全歪曲了歷史和現實。稍微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不禁會問：古羅馬在廣場上被出賣的奴隸過的是人的生活嗎？中世紀被迫依附 於教會和領主的農民過的是人的生活嗎？１９世紀西里西亞的忍無可忍拿起武器的紡織工人過的是人的生活嗎？而到了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不但 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相反使這個問題更加激化和突出了。馬克思對這個問題做了科學的考察，在席勒的現代生產使人性分裂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異化勞動”的學 說。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使人異化為非人，使勞動者異化為勞動產品的奴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者的活動屬於別人，它是勞動者自身的喪失”，“結 果，人（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亦即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等等時，才覺得自己是在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類機能時，卻覺 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１８４４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４８頁）資本主 義生產使本應最能表現人的“自由自覺”本質特徵的勞動活動，異化為一種動物性活動，而人那些固有的動物性，相比之下反倒顯出一點人的特徵，這才是人變為非 人的現實。正是基於對資本主義這種使人異化為非人的不合理現象的憤怒，馬克思通過大量的科學研究工作，終於發現了解決人的異化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就是推翻 私有制，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正是依據馬克思所揭示的這一真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鬥爭，推翻了地主資本家 私有制，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結束了廣大勞動群眾的“非人”的歷史，並努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地進行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推進社會民主，不斷地 創造使人成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的社會條件。當然，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長期的歷史任務。然而，不管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道路是多麼漫長和曲 折，中國畢竟已經開始起步；而西方使人成為非人的私有制仍然左右着社會，西方資本主義使人異化為非人的現實，從本世紀開始就成為文學藝術家的題材、哲學社 會學家的課題，至今方興未艾。千百萬人在被異化的生活中感到的悲觀絕望，成為西方根本無法解決的世紀病。劉曉波把西方被異化了的人的非人生活說成是“人” 的生活，把我國已經初步消滅了異化的生活說成“非人”的生活，完全是一種是非的顛倒。
劉 曉波不僅極力美化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而且大肆鼓吹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裡，由於不可解脫的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不可治癒的社會痼疾， 人們不可避免地陷入悲觀、絕望之中。一些人在悲觀、絕望之餘，拚命追求吃、喝、性以及能滿足虛幻的自由的各種感性刺激。社會為了保持私有制的穩定，也極力 引導和鼓勵這種傾向，並設置了各種相應的機構和場所，來滿足一些人的這種追求。劉曉波所追求的不過就是這種貨色。劉曉波說：“在和傳統文化對話的時候，就 是得把這樣一些東西強調到極點：感性、非理性、本能、肉。肉有兩種含義，一是性，一是金錢。錢是個好東西，任何人見了都要兩眼放光。性，當然不是壞東西， 儘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 嘴。”（《危機！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劉曉波把“性”、“本能”看作人的本質要求，把個體欲望的實現看作人的價值所在，因而他把現代西方鼓吹感性的個體 滿足的生活方式，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把具有傳統民族文化特色的對理性、道德、群體的強調，看作是對生命力的扼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如果要我在農 業文明的未異化和工業文明的異化中做出選擇，我寧可被異化。”（《形而上學的迷霧》，第３４４頁）
從這樣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出發，劉曉波必然地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不滿，妄圖以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取代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劉曉波叫嚷，中國必須“以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言論、思想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轉引自人民日報１９８９年９月２７日第３版）然 而，怎樣才能實現劉曉波所說的這種“徹底的變革”呢？在劉曉波看來，中國人人種就有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又太強大，所以“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的內部來 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在經濟上，不能從公有制、計劃經濟內部尋找動力來改革經濟；在思想上，不能從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內部來尋找新的思想”（同上）。總 之，不可能從中國社會現實內部尋找到劉曉波所希望的變革力量，那麼希望的力量在哪裡呢？在外部——西方帝國主義。於是劉曉波抬出了他的殖民地理論。他 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對落後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種進步，殖民化在世界範圍內推動了現代化的進程。殖民化打開了一個個封閉的地域，開拓了一個個 商品市場和文化市場，使整個世界、特別是東西方不再相互隔絕，而是相互開放。更重要的是，殖民化把原來只屬於西方人的人權、平等、自由、民主、競爭帶給了 世界，形成了國際性的自由競爭。沒有殖民化就沒有世界化、國際化。”（《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華人世界》１９８９年第３ 期）因此，當香港《解放月報》記者採訪時問他：“在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時，劉曉波脫口而出回答道：“三百年殖民地”。並不 無遺憾地說：“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文壇“黑馬”劉曉波》）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今天，竟如此鼓吹殖民 主義，恐怕在世界上也不多見了。你看，殖民化有多美妙，它“打開了封閉的地域”，使“東西方互相開放”，它“帶來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殖民者背着 殖民地進入了現代化世界。照劉曉波的邏輯，殖民地人民真應伏地叩首感謝殖民者的大恩大德了。照劉曉波的邏輯，人們譴責慈禧、李鴻章，不應譴責他們腐敗無能 對殖民者割地賠款，而是應該譴責他們沒有能夠把全部山河拱手讓給殖民者。這是貨真價實的、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西方殖民者以武力為後盾，強行掠奪殖民地的 資源，向殖民地傾銷剩餘產品榨取超額利潤，是“東西方互相開放”嗎？西方殖民者在自己的國家裡都不可能真正地實現人權、平等、自由、民主，他們又怎麼可能 給殖民地人民帶來人權、平等、自由、民主呢？殖民主義就意味着壓迫和掠奪，就意味着殖民地人民越來越貧窮和落後。因此，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殖民地進入現代 化，只有在其獲得獨立、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才可能發展生產，向現代化邁進。印度、新加坡、巴西等國家的歷史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至於香港經濟的繁榮，也 決不是殖民主義的功勞。香港背靠中國大陸。新中國成立４０年來經濟和貿易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香港這一過境港口的發展，這就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雖然有 １４０多年的歷史，但只是在最近４０年，特別是在最近１０年裡經濟達到高度繁榮的重要原因。是的，當過殖民地而後獲得獨立的國家和地區，現在有的發展得較 快。然而，如果沒有淪為殖民地的這段歷史，它的發展肯定會更快、水平會更高，因為任何社會形態自有其不可抗拒的內部發展動力和自身規律。殖民化，這是許多 東方國家近代歷史的客觀存在。然而，存在的不等於就是合理的，殖民化正因為它不合理，所以才被歷史發展掃進了垃圾堆。劉曉波卻要開歷史的倒車，為實現全盤 西化的目標要中國當三百年殖民地，真是荒唐、可笑！這樣蹩腳的謬論絕欺騙不了飽受帝國主義掠奪壓迫的中國人民，只能暴露他自己賣國主義醜惡嘴臉。
其三
從學術思想的偏激，到政治思想的反動；從鼓吹民族虛無主義，到鼓吹賣國主義；從“狂人”到“黑手”。劉曉波的思想發展，有其客觀原因，也有其主觀原因，是主客觀交互作用的結果。
客 觀原因是國際國內的環境。從國際環境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紛紛尋求改革之路，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增多，而帝國主義顛覆社會主義的 戰略目標並沒有改變，它們乘機加緊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全面的滲透。從國內環境來看，我們黨的個別領導人背離了四項基本原則，放棄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 助長了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的活動，致使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文化理論暢通無阻地湧入國內，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毒害了青年一 代，劉曉波就是受毒害最深的一個。
從 主觀原因來看，這是劉曉波的極端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和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世界觀所決定的。當然，這些東西並不是劉曉波自生的，而是外部環境作用的結果。劉曉 波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人生理論和價值觀念，接受了某些現代派哲學的觀點和方法。對於劉曉波，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外在的，而是已經化作了他的具有強烈能動性 的個體意識，成為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觀原因。
劉 曉波的極端個人主義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強烈的出名意識，他要出名，以滿足他的虛榮心的要求；一個是他對所謂的“感性生活”的追求，他要占有一切他 想占有的，以滿足他的物質的和性的欲望。他信奉“弱肉強食”的信條，因而毫無道德觀念；他只崇拜自我，所以極端狂妄。這樣的人生觀念當然不會相信客觀世界 有什麼規律可循，也根本不會想去了解世界的辯證統一的關係。對於劉曉波來說，“誰想擁有整個宇宙，誰就該擁有一個獨立的自我。”（《論孤獨》，《百家》 １９８８年２月號）他要的是一個“自我”的宇宙。這樣，他的世界觀只能是唯我主義的唯心論，他的方法論只能是以走極端為特點的形而上學。　　極端個人主義 是劉曉波講演、寫文章的動力，也是他的反動理論觀點的來源之一。極端個人主義作為一種資產階級的人生態度，追求的是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永遠無法滿足的欲 望，因而當它惡性發展起來，必然導致和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相對抗，導致和祖國人民相對抗。他誣衊中國人人種不好，他的賣國主義理論——“當三百年殖民 地”，就是這種對抗的必然產物。他這樣說，絕不只是故作驚人之語以譁眾取寵，而是他的極端個人主義的要求使然。在祖國利益和個人慾望之間，極端個人主義選 擇的是後者，而決不會選擇前者，劉曉波正是這樣。他在國外接受採訪時說：“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 叛國，我就叛國。”（《文壇“黑馬”劉曉波》）在劉曉波看來，中國人愚昧，中國的傳統和現實妨礙着他的“自我完成”，如果不是語言不過關，他早就不想當中 國人了。知道這些，對於劉曉波身為中國人卻誣衊中國人種，鼓吹中國要當“三百年殖民地”就不難理解了。劉曉波極端個人主義的惡性發展，必然導致對中國傳統 和現實的全面否定，必然導致賣國主義。最後，他終於墮落成為一個不只是“動口”，而且直接“動手”參與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反革命暴亂的歷史 罪人。
劉曉波在短短的幾年裡，用自己的言行描繪出了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反民族、反祖國、反人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醜惡嘴臉，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員。對於他的反動面目，我們必須給予堅決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