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说，马克思政治学说面临着一个内在的悖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爆发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是自动发生的，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又需要人为地去干革命。这个悖论成了后世弟子的难题，便使用光明领袖（≥英明领袖）最热爱的“辩证逻辑”也无法解决：既不能无所事事，守株待兔，袖手坐等革命高潮自动到来，又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时机未成熟时便去人为制造革命，用利斧把妻子空空如也的肚皮砍开。因此，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便成了生死攸关的大事，可惜，这完全是人言言殊的事。

马克思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给出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判断时机的几条“客观标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全面阻止了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社会大多数成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进入革命前夜，等等。不幸的是，这些标准除了第二条比较容易把握外，其他两条都并不像表面上看来的那样客观。

先说第一条。如果马克思活到上世纪３０年代，目睹了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一定会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彻底扼杀了社会生产力的表现，做梦也想不到人家在劫后还能来个“凤凰涅盘”。他这儿的理论公设其实完全错了，错在先验地认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双“鞋”是双僵硬的水晶鞋。其实那是一双可以时时调整尺寸和松紧度的橡胶鞋，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弹性大到不可比拟。

至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时进入革命”更是胡言乱语。各国的经济发展根本就不平衡，从理论上来说决不会同时进入饱和状态。那么，“先富起来的那部份人”怎么办？坐视熟透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本国的生产力活活扼死，耐心等待外国穷小子们发起来？

这些理论漏洞便成了后世“修正主义”者和“正宗马克思主义”者们分道扬镳的由来。撇去双方互相进行的恶毒侮辱，两者的区别实际是教条主义者和实干家们的区别。前者是思考型的书呆子，尊重老马设立的“客观标准”，主张守株待兔，反对利斧剖腹；后者是行动型的职业革命家，主张人为制造革命，别管那么多，先干起来，把老婆的肚子破开再说。

在把马克思的空想化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列宁起到了无人可以代替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信徒们来说，“天不生列宁，万古如长夜”一点不算夸张。说来有趣的是，他的座右铭不是马教祖的教导，而是拿破仑的名言：“首先要投入战斗，然后再见分晓”，也就是说，先把老娘们的肚子砍开，再看那里面有没有胎儿。在这格言的指导下，他成了“政治剖腹产学”的发明人和成功的实践者。

从理论建设来说，列宁对马克思原始学说毫无贡献。他的个人贡献是把一种“理论科学”变成了应用工艺。在总结俄国１９０５年自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他得出结论说，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自发的人民革命根本就不会成功，革命不能通过人民自发进行，只能由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 ）制造（make）。如所周知，现代社会的专业人士都是学校训练出来的。列宁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便在瑞士开办了世上第一所训练这种专业人士的秘密学校，以训练出来的专业革命人士为核心，组建了世上第一个集军队和黑帮会的特点于一身的秘密政党──布尔什特（bull????）党，再用这来煽动、组织、指挥人民去为他们流血卖命。

尽管发明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政权颠覆工具，革命高潮却迟迟不到来。斯托雷平的改革，迎来了俄国在２０世纪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犬儒主义的盛行使得人民对流血送命毫无热情。如同今日许多海外民运人士一般，列宁对此深感绝望，曾在苏黎世对一群青年社会主义者说：“我们这代大概没有希望看到即将到来的革命决战了。”（"W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may not live to see 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coming revolution."）的确，因为和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闹翻，又主张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垮本国政府，他领导的布尔什特党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卖国贼。直到二月革命爆发前夕，该党才有区区不足道的２５０００党员。

但大战改变了一切。俄国在东线惨败，主力被歼灭，丧失了大量领土。后方经济崩溃，人民饥寒交迫。出乎列宁的意料，二月革命自动爆发，沙皇政府半自动地下台。行动家列宁看见了暴露出来的肚皮，赶紧跪求德国主子用专列送他回国，趁机使用德国提供的大量金钱疯狂扩张，扩大影响，将党扩大到了８００００人。尽管如此，布党的实力根本就比不上社会主义同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机构苏维埃完全在后两者的控制之中，布党在革命后的政局中根本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政治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应该和孟什维克重修旧好，合并为一个政党（两党原来是一个党分裂出来的），并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在俄国实行议会民主。这种想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教旨。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应该有一段很长的民主资本主义时期。俄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起步，历史上更没有过英美法那样的议会民主实践。因此，书呆子们当然要认为刻下的当务之急是补那缺了的一课，先按步就班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建设起来再说。

不料列宁提出了所谓“四月提纲”，彻底否定了这一提议，并提出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超激进主张。他提出废除国家杜马（当时政局非常混乱，国家有两个政权并存，即国会【杜马】下属的临时委员会，以及社会主义党人如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布党共同控制的苏维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废除警察、常备军、整个官僚机器、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将一切私人银行合并为国家银行，等等，等等。

这主张之荒唐，谁都看得出来。别的先不说，俄国虽然发生了革命，但还在和德国人交战，废除常备军岂不是要跪迎德军入主彼德堡？因此，它引起大多数同志反对就是很自然的。但列宁获得了基层痞子们的支持。如同早期中共一样，俄共也由外国回来的知识分子和在国内干地下工作的痞子组成。前者除列宁外还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后者包括斯大林那个银行抢劫犯。前者看不起后者，而后者讨厌前者，因此当列宁受到知识分子们（跟中共“理论家”们的区别是，那些人可是真的知识分子）的反对时，痞子们不问理论上的是非（本来他们也不懂），当然要站在列宁那边。

因为有痞子们撑腰，列宁便坚持他的激进政见。６、７月间，俄共接受德国人金钱资助的证据被法国拿到，交给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于是下令通辑列宁及其党徒。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亡，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被捕（后又被释放了，可见临时政府之混帐）。列宁此时便决定铤而走险，宣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希望已经破灭，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决定引起了党的分裂。书呆子们知道，俄共当时是俄国无数政党中无足轻重的一个，绝对只代表少数人。如此轻举妄动，不仅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而且构成刑事犯罪。此外，从理论上来说，俄国当时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在西方人眼中根本就不是欧洲一部份，属于亚洲的半野蛮人。说到生产关系，俄国在亚历山大二世手上才废除农奴制，资本主义建设从斯托雷平改革上才正式起步，生产力非常低下，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规模和影响简直在广袤的俄国土地上微不足道。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去干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简直就是强奸马克思主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于是公开在报纸上登出文章，谴责列宁的轻率冒险。就连斯大林那痞子这回都没敢支持他那荒唐的赌博。

然而列宁的赌徒本能是对的。在这方面，他比马教祖高明得多。革命的发生和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我在论述暴力革命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过革命发生的主客观条件。当时的俄国其实都具备了这些条件：深重的社会危机引起的民众普遍不满，懦弱昏庸陷入瘫痪状态的政府，以及意志如钢、心狠手辣、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革命党人作为核心领导。二月革命不但没有解决战祸问题，舒解人民的水深火热，反而造成了权力和权威的巨大真空，导致了国民思想上的巨大混乱。混乱的政治局面，导致两个甚至数个政权并立，政出多门，互不买账，政府无法调动军队…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是陷于瘫痪状态中。此时不痛下毒手猛砍肚皮，更待何时？等到混乱局面过去了，资本主义民主确立起来了，建设搞上去了，生产力高度发达了，便再也没有“革命时机成熟”那一天。说到底，哺育革命的温床不是社会富裕，而恰恰是贫穷。只有饥寒交迫时，奴隶们才会“起来起来”。

因此，列宁在这点上强奸马克思，强奸得非常合乎“理性”。他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的名言，客观说来是将马克思主义从空想转化为现实的里程碑。如果不毅然下手用利斧砍肚皮，则那婴儿便永远只会是个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幽灵。

因此，西方学者在评论马列的传承关系时，常说“列宁主义把马车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前面”。他们不知道，如果不把车毅然地放到马前面去，则那车永远也不会动起来。那车是推车，不是用来拉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靠人为强力制造出来。马克思又想作婊子又想立牌坊，又想干革命又想讲究“科学”，弄出个悖论让后人在等待和行动之间捉摸不定，空劳神思。倒是列宁痛快，看出立牌坊的不可能，乾脆扔掉“自发”的那条，卷卷袖子直接去制造革命。

不过，列宁毕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起婊子来毕竟还有点拖泥带水，不够痛快。他用来绕过理论上的陷阱、说服党内那些理论家的理由是：正因为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是最不发达的，所以才构成了帝国主义锁链中最弱的一环，变成了最容易攻破的堡垒。而俄国革命不过是整个世界革命的序曲。俄国革命的爆发，一定会引起世界革命总爆发。当欧洲那些发达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俄国就成了社会主义“世界国”的一个“省”（注：此非列宁原话，是我借用敬爱的林副统帅的生动表述）。此时再由先进的老大哥们来实行扶贫活动，西水东调，填平补齐，大家便能手挽手地同赴西天极乐世界了。

从理论上来说，老列发明出来的这一政治预言，倒是填补了马克思那个忽略了各国发展参差不齐的理论漏洞。不过，这也说明他在内心深处还是深知俄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说明他确实是马克思“世界革命”理论的虔诚信徒。在他，发动十月革命其实不是为了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而是以此来触发世界革命。等解放了隔壁阶级兄弟后，再来真正地解放自己。

因此，列宁及其同党是将十月革命当成世界革命的一部份来制造的。他们深信该革命的成功取决于世界革命的成功，从来没想到过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他们在第三国际上花了极大精力，到处输出并支持革命。当革命终于在德国、匈牙利爆发，并一度成立了苏维埃时，他们的狂喜简直是难以描述的。

不幸的是，无论是马克思的预测科学，还是列宁的预测科学，都远远比不上姜子牙的袖占一课。列宁望穿盈盈秋水直到咽气那天，世界革命都未如愿爆发。于是尴尬的难题便摆在大家面前：无论是马还是列都从未批准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大家却鬼使神差地在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了“无产阶级独裁”，怎么办？

书呆子们不死心，死抱着“世界革命”的梦想不放。眼光始终放在国外不收回来。倒是非知识分子出身的前银行抢劫犯斯大林没有那些“牌坊情结”，比知识分子要脚踏实地得多。他本来不懂多少理论，以前只写过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此时按共运规矩，想当皇帝，就得具备教主的理论素养，于是恶补一番，发明出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出来。

可笑的是，布哈林那个俄共最优秀的理论家（按，这是列宁遗嘱中的评价）却给这理论吓得半死，曾对人惊呼：斯大林完全疯了！这完全是违背马克思教导的！这位同志玩理论玩到连起码常识（＝１８岁前积累的偏见）都丧失了。事情明摆着：这老虎是骑上去了，难道能因为现实不符合理论便撒手不干？总得发明个理论来将就现实，以此作为掌权用权的依据，并开始建设国家吧？所以，客观说来，斯大林确实是列宁的衣钵传人。是他完成了列宁的未竟之业，走完了将社会主义空想变为现实的最后一步。

说是最后一步也不尽然，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此后的岁月里，马克思的理想终于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陆续在若干国家变为现实。无论是革命的范围还是革命的前提都远远突破了原来的僵死教条。从范围来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从原来预期的全世界同步动作，先是缩小到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后来进化为半国也成（北韩、北越、东德）。从前提来说，人们发现要建成社会主义，其实根本不需要发达到饱和程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不但可以在中国那种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与马克思熟悉的欧洲社会截然不同、从未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东方国家建成，而且甚至可以在柬埔寨那种全国“工业”只有一个哈哈努克亲王开办的国立赌场的原始丛林中建成。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独裁，竟然可以变成一种无米之炊，在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里使用痞子流氓作为代用品制造出来！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充份证明了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创造出何等奇迹来。这真是对他的“唯物史观”的绝妙反讽。不仅如此，人们还发现，其实越穷的国家越容易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越富裕的国家反倒越没希望。马教祖泉下有知，不知当作何感想？

这伟大的“科学”最后变成世上最大的笑话，根本就不能只去责怪后来人。其实那是该“科学”本身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不管是谁，想去填补马科学家那悖论留下的巨大漏洞，都只可能使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方式。今天，那深如河汉的大洞仍然摆在那里。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放弃用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想法，那就还得面临那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世纪难题。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根本就不配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再怎么也没有美国的发达。所以，那些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民运同志，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反科学的念头。建议您们（对不起光明领袖了，再次犯了误用讳字的该杀头的罪）把注意力集中到美国上去，在该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万恶的资本家独裁，建立无产阶级独裁。

在道义上，这革命设想按马的原教旨一点都不错。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从来是针锋相对的。他的名言是：“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所以，您们完全有充份的道义资格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就地大干社会主义革命，解放急待解放的美国阶级兄弟。只是在动手制造美国革命之前，恐怕还得弄清两个小小的事实：第一，现在美国还有没有经典的无产阶级；第二，无产阶级是否已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当然，以革命家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要解决这两个小小问题想来是不费吹灰之力。

【全文完】

2003年1月24-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