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大郎的“皆大喜欢”帖早就看见了，原来懒得说话，现在想想，总算是跟这资深“共特”网上相识一场，不写两句，无以作个了断。

先说句题外话（或“题目话”）：对不起了，大郎，那是“皆大欢喜”，不是“皆大喜欢”。这种错误若是高先生犯了殊不足奇，你这才子犯了就说不过去了。更重要的是，贵帖决无使“左右独知”“皆大喜欢”之效。恰恰相反，它只会让双方皆大不痛快，让你变成进了风箱、两头受气的“愚大狼”。

言归正传，逐段评论尊帖：

“一）一段时间来，恋着见坛。诚不能如高寒所说 的，认真搜集材料周延立论，均为现炒现卖急就章， 又不能心气平和待人对事；所以新雨旧知几乎得罪 殆尽。因而首先是一并道歉了事。有几位尚要与俺 辩论的，趁我这几日潜泳，或来伊或去客栈一了旧 账也罢。有徐水良者，说要发表《备忘录》，但预 产将届却无临盆消息。现无暇再舍命守网相待，愿 他好自为之，来日再议。”

原来高寒是“认真搜集材料周延立论”之人。难得阿，怪不得刚才在《众议院》看见他和2u2m在那儿认真切磋，仔细“搜集材料周延立论”，立出许多惊人宏论来。先论老２是芦笛，后又改为芦笛的奴才，接着又证明化名攻击他人的伟大，耻笑向斑竹举报犯规行为的网友怯懦。这些宏论当然极其有理，不过“搜集材料周延立论”实在别致得紧。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老芦给奸坛永久封杀了，连注册信箱都给封了三个，而老２一直在那儿出没，能将他认作老芦的人，实非平庸之辈。

至于向斑竹举报犯规行为是怯懦，我看高先生太忙于“搜集材料周延立论”，竟忘了他当初曾向斑竹郑重举报我歪曲他的观点，理由是我问他为何四月份预产期已到，至今不见临盆（他２００２年３月份光临奸坛，说４月份写出文章来驳斥我，我于是有此问）。让我几乎笑破了肚皮，请教他我那话到底歪曲了他的什么观点。这问题他到现在都还欠着没回答我。不过我也见惯不惊了，凡是我问他的问题，他都回答不出来。要真能破例，恐怕倒要让我吃惊也。

如今大郎你竟然抄袭老芦，说徐先生“预产将届却无临盆消息”，不禁让我为你捏了把汗。你难道不怕徐先生效高先生郑重辟谣，声明他本人没有子宫、卵巢、产道等生殖硬件，纵是喝了子母河的水也生不出孩子来？

“ （二）其实，所谓的‘海外民运’好也罢，赖也罢； 真实的意义倒是左右独知的保护伞。否则，公等必 顶上一线无缓冲地带，更无可向当局讨得便宜。所 以，扫荡反扫荡，都可以鸣金收兵了。特别是，‘当今’不象是有阔步改革气度的样子，因而，继续 撬开‘竹幕’，‘告洋状’，仍有其作嫁及救援的 功能；虽不会成大事，也难以坏全局，却社会需求 尚存，这就会不好不坏不死不活‘留守’下去。扫 伪及反‘伪扫’，都已成功，可皆大欢喜。”

此话错误之多，不可不驳个明白。

第一，世上没有什么“左右独知”的怪物。所谓独知，就是超脱出党派政治立场，超越于意识形态，专在国家民族利益上着眼，对执政党和反对派都采取独立的批判态度，岂有什么政治立场的“左右”之说？老芦在左派眼里是右派（例如“万维天下”的主要写手之一“钳工”就这么叫我），在尔等“民运人士”眼里当然是左派，为此常被左右夹击，每使我心花怒放，因为这正好说明了本人的独立立场。

其实聪明如你者，又吃了一辈子的政治饭，岂会不知这起码常识？我想这无非是你的讽刺，暗指老芦为左王而已。不过如果你不这么看我，倒说明我的立场有问题了，嘿嘿。

第二，“所谓的‘海外民运’好也罢，赖也罢；(按，分号用错了)真实的意义倒是左右独知的保护伞。否则，公等必顶上一线无缓冲地带，更无可向当局讨得便宜。”

我还真没想到连你这种比较乖觉的同志都会自我膨胀如斯，不但以为“海外民运”是什么成气候的政治势力，值得中共正眼相看，而且居然狂妄到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们的核保护伞（万民伞？）！

你这种观点其实颇有代表性。记得老虫就说过类似的话。他曾说，民运不管好歹，总给人民作了挡风墙。如果没有民运，共党迫害人民就更肆无忌惮了。

对此论调，我已经在《五论伪民运比现代中共还反动》的系列雄文中批判过了。不想在此长篇大论地重复数落伪民运的反动作用和它对中国社会进步造成的巨大破坏，只想指出一点：黑格尔发现，人类从来不会吸取历史教训，总是不断地重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芦笛发现，中国人特别如此。在中国，历史永远只会重复。

中国现代史上的悲剧，就是４０年代知识分子基本被中共拉了过去，同心协力地推翻了腐败独裁的国民党，使中国政体从威权政体倒退到中国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最黑暗的极权政体。５０年后，历史再度重复。如今的中共已经蜕化成了第三世界常见的独裁权力集团，根本不再是昨天那个意识形态集团，而国家也从极权社会基本上变成了威权社会，跟“解放”前的国民党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倒是它的敌人，所谓“民运”中的倒共人士们扮演起当年的毛共角色来。如果高寒、徐水良这样的“民运”领袖一旦得逞，则１９４９年的大悲剧必将再度重演。老芦在共党社会下经受了将近４０年的荼毒，决不能容忍这种事发生。所以现在就要防微杜渐，出来大声疾呼，以免国人如４０年代的“民盟”、“九三学社”、“农共民主党”那些糊涂虫，再度傻傻地受骗上当，推倒一个尚可容忍的暴君，迎来一个根本无法苟延残喘的暴君。

第三，硬要说伪民运充当人民的“保护伞”，则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早在杰作《重述“民主恩赐论”》、《不是英雄是恶人》中反复指出，中共从成立那天起，就把政权看成了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石头，如同稻麦菽粟一样，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毛泽东语）。用敬爱的林副统帅的话来说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任何被他们视为夺取政权的活动，不但不会吓倒他们，反倒会引起他们的疯狂反扑与超过度反应，不但造成无辜民众的牺牲，而且导致社会大规模后退。八九学运和法轮功都是惨痛教训。其中尤以八九学运造成的损失最大。共党不但因此放弃了原来已在议程中的政治改革，而且社会一度几乎倒退到文革时代去。

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唯一的正确应对方针，就是彻底放弃毛共的“斗争哲学”，放弃“凡是共党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共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毛共作法，按我反复建议的那样，把民运改造成西方式的“忠诚的反对派”，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以促进改革开放为指针，根据具体国情，针对时弊，切切实实地为国家改革进步效力。凡是共党干的错事坏事，都要大声疾呼，强烈抨击（如老芦在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机时大骂共党那样），但在抨击共党的错误同时，也要拿出自己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来（例如老芦在９１１事件后向共党提出警告，并就民族问题和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案）。反过来，如果共党确实干了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也应该予以肯定（例如我纪念９１１两周年的文章）。

如果民运照我这个光辉榜样去作，不是着眼于去推翻共党，将其首脑像齐奥塞斯库一样枪决，而是着眼于促进鼓励共党的进步，则共党就不可能因为被逼到墙角而作困兽之斗，导致玉石俱焚的惨痛后果。相反，如果你提出的政策确实利国利民，共党还会采用之。

老芦上网近四年，确实目睹了中共这种微妙的变化。我刚上网时，所谓“民族主义”喧嚣铺天盖地，老芦因为反对打台湾、主张与美国亲善，作了万民戟指的大“汉奸”。但现在仇外宣传已经大大降温，而且“民族主义”的喧嚣也逐渐停止了。这种变化趋势，恰与我有关文章中的建议一致。例如我多次指出，以“民族主义”作为新时代的国教，完全是饮鸩止渴，最终不但会导致民众假戏真做，把政府视为“投降派”，而且会加重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促成中华帝国的分崩离析。这些批评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叫骂，也不是单纯的道德谴责，而是实在的基于功利的战略策略分析，不但利国利民，其实也对共党有利，因此，共党是完全可能听得进去的。如果听进去了，就只会对中国进步有好处──与西方的和睦的关系，只会利于中国与国际接轨，逐渐转变为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这大概是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能理解的吧。

可以设想，如果民运人士如此行事，不把中共当成势不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仇敌，而是努力作西方式的政治反对派，反对共党有害的政策，而不是处心积虑地搞臭共党并最后打倒之，则朝野之间迟早会出现良性互动，双方就有可能逐渐转化为西方那种议会政党。在我看来，这才是中国民运的正道。

遗憾的是伪民运人士都是些不可救药的毛共遗孽。深入骨髓的共党“斗争哲学”，使他们根本就看不到，人民和统治者之间不但有矛盾、有冲突，也有利害一致之处，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更何况伪民运人士多是以仇恨为人生方向盘的政治动物，要他们跳出私仇小圈子，宁非做梦？更糟糕的是，这些人都是时代制造的残次品，只有破坏捣乱干革命的本事，没有建设治国的能力。要让他们不把臭骂共党当成唯一的专业，改行去真正操心具体的国家大事，岂不是强人所难？

所以，经过一年半的努力，我已经深刻认识到，伪民运不可救药，根本无法转变成真的。你们要胡闹就胡闹下去吧，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还牵涉到诸位的谋生问题。老芦自幼秉承严格儒家庭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心存忠厚，不可断人生计，不可毁人姻缘，等等，等等。所以，以后当然我还要继续批判伪民运传播的党文化，但不会再拿伪民运人士当回事了。不过拜托大郎行行好，千万别再装出“人民救星”“核保护伞”的样子来，让我肉麻如触电。如果没有您们捣乱，中国的改革还要顺畅得多，起码不会出现８９年后的大逆转。

第四，关于“告洋状”，我已经在《五论》中批驳过了，完全是破坏中美关系，引起国人对“民运”的恶感，进而连累到整个民主事业头上去。

“（三）国际，反恐已成持久胶着。国内，威权巩而 不固。在此情况下，能以大陆外力来推动‘民主大业’ 者，唯有借手‘两岸统一’，以俾民族民主民生得以 兼顾。为此，方有对提出战略口号的王希哲不计前嫌。 这非‘同下三滥合作’，而是网开一面，让其发挥应 有功能。不成功，即为佯攻；总之是利多弊少之事。”

看了这段话，实在是忍俊不禁：６０年代即开始从事“民运”的胡安宁先生（余大郎的真名，这可是他自己公开承认的，不是老芦扒真身），想不到就这点见识，堪与当初“美国攻伊若失败，则中国民主化必将推迟百年”的惊人预言相辉映。不能不让人浩叹民运实在无人。我原来就觉得好笑：光是芦马二人，就让几乎所有的伪民运头面人物智穷力竭，以致后来高先生不得不采用化名攻击我的英明战略，嘿嘿。

我跟你说，大郎，你这段高论，只显示了你对台湾的大势是何等缺乏了解，对大陆对台湾的态度又是如何隔膜。无论是民运党还是国民党，根本对大陆就兴趣缺缺，只想偏安一隅，哪有先总统蒋公和经国先生当年的雄心（其实经国先生就没有老蒋来劲了，反正是王小二过年）？现在的国民党就更不用说了，表面的政治主张无非是用来争取选票的，谁真的有那心思去统一？把大陆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区区一小岛上，这种笑话也只有“民运”才子闹得出来。

不过我已经说过了，“民运”人士若真对中国实行民主化有兴趣，应该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宝贵的台湾经验上，从中发掘总结对大陆有用的教训和启示。不过这些话，我也知道，决不会有哪个“民运”人士听进去。在他们，“民主”的招牌不过是个人谋生手段罢了。

“（四）自由主义左右派，在具体观点上虽有千差万别， 但反恐及同情弱势群体应是共同点。‘独知’有无‘ 背景’或是否背离良知，当以此为检验标准。凡是只 反国际强权而不反国内专政，不问政府是非而只较民 众团体细微末节者，非有背景即违良知，两者必居其 一。对于这样的‘伪独知’，让他们作为坛的‘一景’ （目前有外坛‘来援’合围聚集之态势）‘自然存在’ 而不予纠缠，是较佳的一策。因为这不是理念或事实 讨论可以解决的，需要的是大气候的改变。诚如此， 必也‘皆大喜欢’。”

这段话再充分不过地暴露了大郎的伪民运本质。我原来以为此人不搞毛共那套，所以还另眼看待。谢谢大郎此话教育了我。这里他曲里拐弯，无非是说：老芦、老马这些伪“独知”不谴责中共专制、不反恐、不同情弱势群体，“不问政府是非而只较民众团体细微末节者，非有背景即违良知，两者必居其一”，不是共党派来的特务，就是丧尽天良的坏人，“两者必居其一”。

请读者注意，这就是伪民运的典型手法：以道德批判引出政治诽谤。在这过程中充分发挥阴暗想象力，居然想像出大股共特自“外坛‘来援’合围聚集之态势”！

如果认真对待这种诽谤，则未免实在掉价跌份。我只想说，大郎，我同情你。你看，“民运”那么多好汉，就没谁有那本事把老芦一系列的“扫荡”文章以及批暴力革命的文章驳倒批臭，不使出文字狱这一手来，还有什么别的招数？所谓学老毛“设置反面教员”（用你的话是“作为坛的‘一景’”），其实无非是说点大话宽自己的心罢了。“需要的是大气候的改变”：等到政权到手，那“景”自然不愁以暴力铲除了，是不是？可惜，你就等吧，恐怕望穿盈盈秋水，也等不到那一天。

其实，老芦上网“扫荡”，为的就是怕有那一天。如果３０年代有个老芦出来，广写文章，告诫爱国愤青千万不要同情那被困在陕北的中共“弱势集团”，不要光知道谴责国府的专制，只知“逼蒋抗日”，嚷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则后来恐怕也就不会有那个大悲剧了。

写到这里本可以作结了，突然又想起我初识大郎的情形来。原来我也不知道世上还有胡安宁这位先生，是我在发动“扫荡”后，“叟不远千里而来”，歌颂“扫荡伪民运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这才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始终注意和他保持距离，因为老芦并不想莫名其妙地介入民运内斗，帮这派去打那派。事实证明我果然是对的。我现在只想请教大郎：您那阵子为何又“只反国际强权而不反国内专政，不问政府是非而只较民众团体细微末节”呢？根据您的“排中律”，这种人“非有背景即违良知，两者必居其一”，怪不得著名“民运”领袖王希哲先生要公开检举你是中共国安部收买的特务，有道理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