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從國內探親歸來，談到回國感受，他說，國內不僅僅上下瀰漫着一股浮躁情緒，而且整個民族似乎失去了方向感。大家都覺得缺點什麼東西，可是都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

當今中國最缺乏的是什麼？以愚之見，中國目前最缺乏的是能使心靈升華的純正的信仰。中國人在唯物主義、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科學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的泥潭中已經浸淫得太久，直接的後果便是人文精神的急劇衰退、道德水準的滑坡、人心浮躁，狂傲不羈，心靈空虛無所安置。

社會矛盾越積越多，天災人禍頻頻發生。物質上的確有所改善，可人心卻浮躁了、歹毒了，人的生命越來越被賤視，環境越來越惡化了，生存越來越艱難了。列車脫軌，橋梁坍塌，毒食品泛濫，假貨橫行。這一切不能不促人反思，高速發展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

我想起這樣一個寓言故事。有一支考察隊到非洲森林進行科學考察，他們請當地部落的土著人做嚮導。一連走了三天，一切順利，但是到了第四天早上，該出發的時候，土著嚮導們卻都還在休息。考察隊問為什麼，土著嚮導解釋道，如果連續三天都一直在趕路，第四天就要停下來休息一天，以免我們的靈魂趕不上我們的腳步。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發展速度令世人震驚，可是，我們的領導人、我們的人民都沒有時間安靜下來思考一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的靈魂是否和我們發展的腳步同步？

人活着有五大需要， 即生存、安全、歸宿、尊重、和精神。這五種需要由低級向高級，由物質到精神，互相依存，互相聯繫，缺一不可。而精神需求是人類最高級的需求。

中國的靈魂在高速行進過程中丟失了，中國存在着嚴重的信仰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危機不僅嚴重影響中國的國家形象，而且正在影響中國的內外環境。一個民族沒有信仰，沒有精神支柱，猶如一列失去控制的高速列車，沒有人能預測它的未來究竟會如何，它能否達到目的地，達到目的地又能怎樣？一個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竟然敢而且能夠貪污近100億民脂民膏，他一手建造的中國高鐵存在多少隱患，誰能說得清楚？這是人的問題，也是體制問題。

這些年來，無數人在呼籲着誠信的回歸，因為人無信不立，一個組織、團體、公司、國家更是如此。盛行多年的“摸着石頭過河”、“黑貓白貓”等實用主義發展觀已經走到了盡頭，並嚴重製約着中國的持續發展。當整個世界把價格低廉得不可思議的“中國製造”和信用缺失、造假賬、偷稅漏稅、侵犯知識產權、假冒偽劣產品、血汗工廠等聯繫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的形象怎麼可能好起來？當世界發現，有着世界第一外匯儲備的中國，官員們花錢如流水，貪官們動輒把數萬億民脂民膏揣進腰包，轉移到國外，而還有上億老百姓生活在貧困之中的時候，那三萬億外匯儲備只會給中國帶來恥辱，而不是尊重。

中國已經被評為世界上拜金主義最盛行的國度，一切都是以錢為標準，金錢就是人們信仰、崇拜的偶象。人人都在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投機鑽營，以爭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近溫州事故發生，有關部門也是試圖用金錢快速解決問題，不惹是生非，節外生枝，早一點接受賠款的還有獎勵。人命在這些人眼中只是一疊冷冰冰的紙幣！

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是給已經失控的“中國速度”敲響的一記警鐘，這種速度如果沒有道德和責任感的約束，它帶來的只能是一個又一個災難。

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曾斷言：“在任何一個國家，那些完善的現代制度以及伴隨而來的指導大綱、管理守則，本身是一些空的軀殼。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缺乏一種能賦予這些制度以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現代心理基礎，如果執行和運用着這些現代制度的人，自身還沒有從心理、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上都經歷一個向現代化的轉變，失敗和畸形發展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現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進的技術工藝，也會在一群傳統人的手中變成廢紙一堆。”

著名經濟學家趙曉博士在對比中美兩國市場經濟之後，也用形象易懂的語言揭示了這種差別：有教堂的市場經濟和無教堂的市場經濟。因此回國後，他不遺餘力地宣傳這種觀點，不僅要讓上帝的福音成為一個話題，更要成為主流。他組織基督徒企業家協會，呼籲工商界基督徒企業家，起來與上帝立約，他相信基督教文明可以支持新的大國崛起，因為上帝愛中國，將賦予中國新的歷史使命。我也抱同樣的願望和希望。

中國，是需要安靜一下了。不僅需要安靜，更需要反思，不僅需要反思中國高鐵，也要反思中國速度。因此，我不同意中宣部對全國媒體的通知要求：不要鏈接高鐵發展相關信息，不做反思性報導。這叫做欲蓋彌彰，這樣做於事無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