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出生於佐治亞州平原的一個農場主家庭。他有一位在美國海軍服役的舅舅戈登。戈登在上世紀初，曾從中國寄給幼年吉米無數明信片，這開啟了他對中國的嚮往。卡特年輕時也擔任過海軍軍官，曾數度隨艦訪問中國。他對《財經》表示，他不認同“中國威脅論”，因為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與中美競爭截然不同。

　　作為在歷史轉折關頭，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核心人物，卡特細述了當年堅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艱難歷程。他與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經以完全秘密的方式，激烈地“討價還價”，最終達成協議。三天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也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這兩起影響中國命運的大事件幾乎同步發生，絕非歷史的偶然。

　　卡特回首往事稱，甚至在當選總統之前，他就看到了中國的未來一定會直接影響美國。歷史證明了他的預見。

　　與鄧小平談判

　　《財經》：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在美國並不是件“政治正確”的事，你甚至還為此被聯邦參議員戈德華特以違憲罪名告上了聯邦法院，是什麼令你甘冒這樣的政治風險？

　　卡特：我年輕時就去過中國，我看到了中國發生的變化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 10月1日也是我的生日(難怪鄧小平說我跟中國有不解之緣)。我也看到了美國政界高層內部的努力，喬治·馬歇爾將軍和其他人試圖讓美中關係變得更和諧。但當我上任的時候，這一政治運動陷入了停滯，關係止步不前。

　　尼克松總統訪華時(1972年)曾宣布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但是他並沒有明確是哪一個，在美國就默認還是台灣，因此中美關係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我看到了中國未來一定會直接影響美國，甚至在當選總統前，我就清楚地看到了這點。我出任總統後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實現與中國關係的正常化，與中國建交，為此我做了很多準備。

　　我很幸運。我認為有鄧小平這樣無可爭議的領導人，對美國和中國而言都是萬幸。我就職不久，我們就開始談判。1978年，他和我之間有過非常激烈的“討價還價”，談判是通過中間人以完全秘密的方式進行的。最終，在1978年12月15日，我們宣布達成協議。三天之後，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也作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我認為這兩個事件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中國的開放及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幾乎是同步發生的。

　　我從未懷疑過，美國和中國共同合作，盡力做朋友，對我的國家、對亞洲、對整個世界而言都是最佳選擇。

《財經》：美國有不少人對中國的崛起表示擔憂，這是否使你為自己曾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扮演的角色產生悔意？

　　卡特：不。自從我卸任進入卡特中心，我們的主要目標之一以及所做的努力，就是改善中美關係，克服雙邊分歧，確保中美之間的爭執不會嚴重到使美國與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關係交惡。

　　摩擦和齟齬都是必然的。我想說的是美國對中國的批評集中在人權方面。但1981年訪華後，我看到中國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此前，中國人不能經商、不能保障私產安全，也無遷徙自由。中國也缺乏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聖經》不能發行。中國與外界的關係非常緊張。但現在與25年或30年前相比，中國在人權方面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當然美國和中國的雙邊關係還有不少問題。

　　我昨天(在愛默蕾大學)給學生們上課，我認為人權不僅限於言論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和司法獨立，還包括有居住權、生存權、接受教育和享受醫保的權利，以及就業的機會。這些權利在我們的國家也沒有得到充分保障，就像言論自由、黨際政治協商等一些這樣的權利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保障是一樣的。我們有權利和義務互相批評，但是這並不意味干涉彼此的內政。

《財經》：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前，你說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只有一個，我們承認的是一個簡單事實。但這個決策遠不止是承認一個事實而已。”你這段話的意思是什麼？

　　卡特：我的意思是，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意味着這種新的關係將對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和平和進步產生影響。我當時低估了中國經濟在這之後的強勁增長以及中國外交和政治的發展。如今，我所到之處，不管是拉美還是非洲的國家，到處都能看到中國的參與和影響力年復一年地增長，這是我沒料到的。我低估了鄧小平當初實施的改革開放所產生的效益。

　　《財經》：很多中國人認為美國《與台灣關係法》和對台軍售，與中美此前發表的幾個聯合公報中的關係正常化精神相牴觸。你怎樣看待這些觀點？你在國會通過《與台灣關係法》時曾表示了不滿，回頭看歷史，你認為這對美中關係產生了什麼影響？

　　卡特：我曾公開說過，也在文章中寫過，目前的對台軍售與我當初代表美國做出的承諾有所違背。我也曾私下與幾位總統談及我的感受。比如，當喬治·布什對台出售F16戰機時，我感到這違背了我對鄧小平做出的承諾，即我們只向台灣出售防禦性武器。而我對鄧的理解是中國政府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這是我們當時做出的兩項承諾。

　　當然，我認為在評估中國是否以和平方式解決關於台灣是否中國一部分的分歧時，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台灣地區領導人的態度。現在兩岸關係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我認為我們的政府在售台武器的性能上超出了我的預期，一些售台武器實質上已經算得上是進攻性的了。

中美之間的競爭

　　《財經》：你擔任總統時是在冷戰後期，而美中關係當時正處於戰略性的轉折期。當中國全球影響力上升時，你說過：“蘇聯與中國的力量此消彼長。這可能是對蘇聯全球地位最嚴峻的挑戰。”現在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已經上升到可以影響世界格局的地步，你是否認為這是對美國全球地位的嚴峻挑戰呢？

　　卡特：不，我從未這樣想過。我認為你的解讀不是很準確。因為我在任時，美蘇之間存在爆發軍事和政治全球大戰的嚴重危險。我一直面臨這種威脅，對和平的威脅。但這與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截然不同。現在不同，過去也不同。我不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任何威脅。

　　《財經》：不是威脅，可能只是挑戰？

　　卡特：這取決於你怎麼定義挑戰。軍事上，中國不是挑戰，因為美國的軍力是中國的6倍。

　　《財經》：那麼在經濟上呢？

　　卡特：美國的全球影響力仍然遠超中國。但中國在某些國家，在政治和外交上正變得更有影響力，也包括經濟上。這部分是因為我們政府所犯的錯誤，它未能有效地控制債務。現在中國是我們的大債主，持有1萬億美元左右的債務。但我不認為這是對美國的挑戰，或者說可能是促使美國糾正錯誤的“挑戰”。

　　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為歐洲人及我們所承認。歐洲最近請求中國出手救市，幫助他們走出困境。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國有巨額財政儲備。中國能生產創新產品，提供更為全面的教育，相較而言，美國卻原地不動，我們沒有在全球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教育的質量方面取得實質進展。但是，中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例如，在提高人均收入方面。

《財經》：看起來中國還任重道遠。但也有不少人已經在計算中國還需要多長時間就會趕上美國，對此你怎麼看？

　　卡特：是，中國在大踏步迎頭趕上，這對美國來說也不是壞事。現在你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要趕上美國還需要至少20年。這取決於美國如何應對經濟挑戰，及中國能否保持驚人的增長速度。從歷史上看，保持每年10%的經濟增長速度對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這樣的速度對美國來說幾乎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和印度做到了，但世界上幾乎沒有別的國家可以做到。美國的增長是停滯的，就經濟而言，實質幾乎是零增長。

　　《財經》：有人認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主導地位正在削弱。

　　卡特：現在存在一些競爭，部分是由於中國在東部沿海附近的海域影響力提升造成的。但我們有巨大的合作空間。我們的一個主要擔憂是朝鮮半島。我去過朝鮮(三次)，是為數不多的造訪朝鮮的外國人之一。中國人可以去朝鮮，韓國人和美國政府都很少能有人去。解決朝韓問題基本上要依靠中國的斡旋。中國非常明智，在過去20年與朝鮮和韓國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是在朝韓都擁有特殊政策優勢的國家之一，這對營造朝鮮半島的和平是非常寶貴的財富。

　　“我不認為G2已是事實”

　　《財經》：很多評論人士認為，剛剛過去的APEC峰會標誌着美國外交政策重點的轉向——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你是否認同美國已經步入了“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也有評論表示美國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拉丁美洲，而不是太平洋地區，你同意這種觀點嗎？

　　卡特：我們應該多關注拉美，但不是以犧牲亞洲為代價。我們可同時做好這兩件事。我在擔任總統期間就是這麼做的，我們集中精力於拉美，而當時大部分南美洲國家都還是獨裁統治。我一點不懷疑包括印度、韓國和中國在內的亞洲將越來越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比世界其他地區發展都快。美國應當更關注拉美，但不放棄在太平洋的努力。

《財經》：你是否接受全球治理意義上的G2(兩國集團)說法？

　　卡特：我不認為事實已然如此，因為歐洲還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對中國的快速發展毫不懷疑，但如果把歐洲視做一個國家的組合群體，那麼中國不論在經濟還是在政治上都還沒有超越歐洲。但我認為這一時刻就快到來了，對此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就不再贅述了。作為一個集體的歐洲國家、美國和中國將是最有影響力的三大勢力。

　　《財經》：但你剛才提到曾低估了中國崛起對世界利益格局影響？

　　卡特：是，中國是個新興的政治和經濟大國，但我不認為這對美國而言是令人擔憂的。事實上，兩國未來可能會有競爭，在某個非洲國家、在海地或巴西甚至是歐洲內部的影響力之爭。但這不是壞事，相反這樣的競爭可以激勵我們去實現人民的富足，通過中國、美國、歐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間的合作與尊重，實現各國人民的和平共存。

《財經》：我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當政治家們討論兩國關係時，總是談到合作，較少提及競爭。

　　卡特：競爭是存在的。卡特中心在大約35個非洲國家有項目，我也會定期去那裡訪問。我們剛觀摩了北非突尼斯和利比里亞的選舉，更早是在塞拉利昂，年初時是在南蘇丹監督公投結果。我們在這些地方都看到了中國的影響力，中國在當地的使館規模宏大，外交人員眾多、投資額與日俱增。如果沒有經貿投資和政府間的長期合作，就不必建大使館，大使館的規模是一個政府在所駐國影響力程度的重要標誌。

　　對未來的忠告

　　《財經》：美國即將迎來大選年。你對美中關係前景有什麼看法？美中關係會變得更加政治化嗎？兩國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如何？

　　卡特：我不認為中美會進入貿易衝突戰，由於共和黨參選人面臨的右翼壓力，這個問題的確被政治化了。但這些壓力本質上是暫時的。當共和黨人鎖定某個可能當選總統的候選人後，他對中國的態度就會緩和很多，會看到與中國合作對美國有益。里根1980年在大選中擊敗我成為下任總統，他在競選中對我的攻擊之一是我放棄了對台灣的承諾，與“紅色中國”“狼狽為奸”。但當他入主白宮後，就看到了雙方合作的好處，我認為他隨後就改變了立場。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他之後的幾位總統身上。

　　美中兩國政府在貿易、商業問題上，在圖書、音樂、電影等知識產權問題上有摩擦。也有一些美國製造商抱怨，中國在美國出售消費品幾乎不受任何限制，而他們在中國市場沒有享受到同等的准入待遇。但這些摩擦在美國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之間也存在。

　　《財經》：你認為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會上升嗎？

　　卡特：世界上任何政府都面臨保護主義的壓力。日本是最鮮明的例子之一，歐洲也有保護主義傾向。為了保護生產成本高昂的牛羊養殖戶、棉花種植戶或生產其他產品的農民，他們制定了人為價格體系，在本國人為提價。美國也對畜牧業有同類保護措施。我自己種花生和棉花，美國也要保護像我這樣的佐治亞州農民免受海外進口的廉價產品的衝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財經》：就美中關係而言，你對奧巴馬和中國領導人有什麼建議？

　　卡特：概而言之，一是誠實地承認兩國在基本政策上確實存在分歧，二是以和平、合作的方式，通過兩國領導人心平氣和的溝通解決已知的分歧。我們必須牢記，兩國的和平以及在重大全球事務上的合作比任何事情都重要。這樣我們就能和諧地解決這些暫時的問題。

　　我在擔任總統期間，我們與中國並沒有任何競爭，我們的競爭對手是日本，美國的就業機會從本土轉移到了日本，幾乎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與日本首相創立了一個由元老級人士組成的工作小組，我任命的三名代表和日本任命的三名代表每三個月會晤一次，通常在距雙方距離大致相等的夏威夷進行，他們討論汽車銷售、服裝等問題。這個智囊小組會面之後，會向我和日本首相提出建議，這樣我們就避免了衝突。美國和中國在將來也可以採取這種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