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
康藥房”只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制假”的能力。然而，沒有一家藥廠因“制假”遭查封，
也沒有一名“受害”的志願軍士兵在法庭上出庭作證。

上海漢口路456六號是一座三層的西式樓房，原是上海一家小有名氣的私人藥房“大康
藥房”的所在地，1953年2月28日，其主人，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中共以“販賣假藥、
騙取志願軍購藥巨款”的罪名執行槍決。

60年過去了，“王康年”三個字，猶如妖魔，成了中國大陸“罪惡的不法資本家”的代
名詞。然而，透過60年來紅色歷史的迷霧，人們發現，王康年一案，純屬當局刻意製造
的驚天冤案！

王康年，浙江杭州人，出生於1924年，自幼聰穎好學，17歲進考上海大亞電台任播音員
。不久辭職，開辦了“大康商行”，經營毛巾、襪子、雪花膏、萬金油等小百貨，以後
又在北京西路開設了“大康行西藥部”。由於其為人正派，注重信譽，贏得了顧客良好
的口碑，以後生意漸漸做大，抗戰勝利後，他又在漢口路 456號開辦了“大康藥房”，
自任經理，經營西藥買賣，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一間藥房。

1951年，朝鮮戰場硝煙正酣，由於前線作戰部隊急需各類藥品，導致全國藥品供應十分
緊張。1951年8月，志願軍某部軍需官來到“大康藥房”，要求訂購價值3億多元（舊人
民幣）的藥品及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王康年向軍方表示自己“店小利薄”，資金
無法周轉，且在此之前，軍方已先後2次提走藥品，欠下 5億多元（舊人民幣）的藥款
至今沒付，“大康藥房”已經實在無力承受“賒賬”了。

然而王的解釋並沒有得到軍官的同情，反而遭來一頓訓斥。以後該軍官兩次登門，要求
“大康藥房”發貨，均遭經理王康年的拒絕，由此埋下了殺身之禍。

1951年底，老毛為了加緊搜刮戰爭資金，下令全國開展聲勢浩大的“三反、五反”運動
（註：即在黨政機關人員中開展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私營工商業者
中開展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鬥爭的統稱），刀鋒直指資本家和工商業者。

1952年1月31日，大康藥房的工會主席董淵帶着 4名職工來到因病在家休息的王康年家
中，勒令其交代“五反問題”。王康年不解地回答：“我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如果有的
話，希望大家提供材料。”董淵按照“黨組織”的統一口徑訓斥王康年：“職工自有職
工責任，材料不能給你，你應該自己徹底坦白交代。”

第2天，大康藥房舉行了“職工大會”，在黨組織的安排下，董淵、馬維善、滕仲年等
人紛紛上台，“義憤填膺”地對王康年進行了“揭發”，“揭露”他偷漏國家稅收，用
欺詐手法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先後共計盜竊資財26.1億元（舊人
民幣），使國家遭受極其嚴重損失（註：不知這些“職工”是如何得到如此詳盡“證據
”的）。王康年聽了這些無中生有的“檢舉揭發”，猶如晴天霹靂，臉色變得煞白，王
對天發誓，甚至不惜以自殺示清白。

2月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根據職工“檢舉”的“材料”，將王康年逮捕。

2月7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有關“奸商王康年罪行”的報道，報道
揭露：

<王康年為了達到竊取國家資財的目的，用了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勾引、腐蝕幹部。據
他自己供認：曾向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行過賄。他在大康藥房內設立了一個專門做勾引
幹部工作的機構，叫做“外勤部”。他在1951年一年內記載在賬冊上的“交際費”就達
一億九千萬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賄賂幹部的。王康年還洋洋得意地對職工說：“
大康是幹部思想改造所，凡來大康做生意的幹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王康年不僅盜騙國家資財，就是對人人愛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也進行盜騙勾當。他騙取
志願軍某軍定購“消發滅定粉”和“氯黴素”等六種前線急需藥品及醫療器械的定貨款
3億多元（舊人民幣），然後將帶菌棉花舊紗布作“急救包”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
抵充定貨，致使成千上萬志願軍傷員用了王康年的“急救包”而遭細菌感染身亡。>

《解放日報》還編造了“大康藥房”在解放前因投機失敗而倒閉，解放後“全靠”黨和
國家的資助才興旺發達的謊言，指責王康年“忘恩負義、恩將仇報”，大量 “盜騙”
國家資財。並列舉大康藥房職工 “檢舉”的材料，稱被王騙取的定貨款多達11億元---
---。

王康年的“罪惡行徑”見諸報端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慨，許多人紛紛寫信給報
社表示：，我們決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讓這種奸商繼續存在。這種連志願軍的藥品都要
吞沒的黑心商人，我們要堅決檢舉他，和他鬥爭到底！”，

《解放日報》連續兩天就收到讀者來信24封，在這些信上簽名的人數達181（另有3個團
體）。到9日午後，又收到39封來信，這是從運動開展以來已揭露的案件中讀者反映最
快最多的一次。這些信件一致憤慨地要求政府把王康年交給人民公審，處以極刑。長江
航務局上海分局工人鄭家興、鄭宏基等在信上說：“我們工人為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
曾經義賣大餅油條、義擦皮鞋、義踏三輪車來捐獻給人民志願軍戰士，奸商王康年卻喪
盡天良地把志願軍購買藥物的錢騙來做投機，我們絕對不能容忍！”店員陳耀文在信中
說：“我們最可愛的人躺在病床上，等着這些藥品恢復健康，重上前線。這些藥品還能
拖延不發嗎？連一秒鐘也不能拖延！一公分也不准缺少！只有我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者
才希望我們的醫藥供應越少越好，越慢越好。而利慾薰心的奸商王康年，恰恰滿足了美
帝國主義者的希望。”許多學生的信中都表示從王康年的案件中進一步認識到資產階級
猖狂進攻的程度和對國家民族的危害。榆林區工商界代表、西藥攤販朱志淮的信上說：
“看到奸商王康年這段事實後，我恨不得立刻把他碎屍萬段……奸商是人民的敵人，每
一個正當的工商業者必須積極行動起來，向危害人民的不法商人作堅決鬥爭！

中國人民是崇尚善良和正義的人民，他們對“罪孽”和“邪惡”有着與生俱來的“水火
不容”。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局會利用中國人民的善良天性，將無中生有、誣陷捏造
的罪名全部套在王康年頭上，把王康年製作成一具喪盡天良、十惡不赦的“惡魔”標本
，以煽動人們對“階級敵人”仇恨的情緒。


其實王康年經營的僅僅是一家普通藥房，所有藥品都是從其他藥廠進貨而來，“大
康藥房”只做零售，自身並不具備“制假”的能力。


然而“愈加其罪、何患無辭”，在中共宣傳部門的精心製作下，一個個被打造出來的“
妖魔鬼怪”紛紛登場，其中著名的有“收租院”中的劉文彩、“半夜雞叫” 中的周扒
皮、“白毛女”中的黃世仁，中共當局將編造的謊言當做歷史的真跡，用來欺騙和恐嚇
民眾，以此製造階級矛盾、煽動階級仇恨、鼓吹階級鬥爭。王康年也成了無數被當局刻
意“打造”出來的 “政治妖魔”中的一個。

由於沒有真憑實據，王康年的案子一直拖到了第二年。直到老毛對“三反、五反”運動
發出指示：“一定要在運動中殺幾個做樣板，用來教育群眾！”上海市人民法院才於
1953年2月28日，宣布罪犯王康年“證據確鑿、罪行成立，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就這樣，王康年成了“三反、五反”運動的無辜祭刀品，如同“土改”時的地主、“鎮
反”時的前國民黨軍政人員一樣，被當局血淋淋地送上了“紅色祭壇”。

在當局導演的這場“法庭舞台劇”中，除了“罪犯”王康年以外，沒有一個人因“受賄
”被起訴，沒有一家藥廠因“制假”遭查封，也沒有一名“受害”的志願軍士兵在法庭
上出庭作證-----，王康年所有的“罪行”均來自於“職工”的“揭發”，本人的“供
認”以及報紙的“宣傳”。

在司法“黑箱”操作下，一個善良、本分的年輕工商業主，被製作成了一具“黑心黑肺
”“面目猙獰”的“妖魔”標本，成為共產黨用來恫嚇資本家和商人業主的“政治恐龍
”。

被關在黑牢中與世隔絕的王康年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在公安局刑偵人員的連續刑
訊下，除了招認所有捏造的“罪行”以求速死之外，沒有任何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其家
人自王康年被逮捕直到槍斃，也沒能見上一面。

宣判後的當天下午，一輛黑色的囚車載着五花大綁的王康年駛出了監獄大門，朝着龍華
荒野的刑場疾馳而去，這時天空忽然飄起了濛濛細雨，老天也似乎在為這顆冤屈的靈魂
送行------

王康年被逮捕以後，全國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開始“踴躍”響應“黨的號召”，展開了
轟轟烈烈的“捐飛機”熱潮。據統計，僅上海的資本家和工商業者們“捐款”的金額就
高達６千多億，折合飛機４０４架，受到了陳毅市長的“高度讚賞”。

1985年盛夏的一個夜晚，在上海福州路雲南路口“匯樂里”的一間又暗又破的弄堂小屋
里，筆者見到了業已重病纏身，氣喘吁吁的王康慶，他就是當年大名鼎鼎“奸商王康年
”的親哥哥。王康年被槍斃以後，“大康藥房”的所有資產、房產均被政府沒收，王康
慶也成了“壞分子”被趕出了藥房，成了“管制分子”，從此一生潦倒。

談起當年的往事，談起弟弟康年，老人混濁的眼珠里閃動着淚花，身子不斷哆嗦着連聲
說道：“康年啊------小孩子，不懂事體，不懂事體啊------脾氣犟啊------”

老人告訴筆者，當年共產黨幹部曾多次找王康年談話，讓他主動“捐飛機、捐大炮”，
支援“抗美援朝”，但年少氣盛的王康年沒有搭理。他也勸過弟弟幾次，王康年也沒有
聽進去，果然過了不久大禍便臨頭了。

老人哭訴道：“康年他死得冤啊------死得冤啊-------怎麼弄得過共產黨啊-------共
產黨不止搶財產，還殺人啊！”

老人告訴記者，王康年被處決以後不久，其妻子也服毒自盡了------

王康年在中共“三反、五反”運動中被處決，所有強加在其身上的“罪行”均系當局偽
造誣陷。當年在這場慘烈運動中遭中共當局誣陷而自殺的上海資本家和工商業主不下百
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中國“船王”——“民生”輪船公司老闆盧作孚。由於他輕信了
當局的宣傳欺騙，於1950年6月率一百多條船從香港回到大陸，希望藉此為“新中國”
出力。然而他做夢也沒想到，在“五反”運動中，中共“黨組織”居然指使他的養子，
一個從小被盧收養的孤兒，在大庭廣眾下“檢舉揭發”盧如何“拉攏腐蝕國家幹部”的
“犯罪行為”。

盧作孚——這位一生光明磊落、正直清廉的愛國企業家，舉家回國才短短一年半的時間
，就發現受騙上當、痛悔莫及，於1952年2月8日，拋下妻兒悲憤自殺了，他用自己的生
命，向世人控訴了中共當局的無恥與黑暗。

盧死前特意留下遺囑，囑咐家人將其“西南軍政委員會”證章還給中共當局。

據說當年上海市長陳毅每晚坐在沙發上品着香茗聽取秘書匯報時，總要悠閒地問上一句
：“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啊？”意思是問又有多少資本家商人跳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