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戰線的老工人對親身經歷前後三十年的自述
作者： 向 東
來自核工業戰線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親眼目睹的前後三十年》為題，講述他的親身經歷，並作了一些簡單的對比。現將發言記錄整理如下，供大家參考。
先作個聲明：保證我的發言的完全真實，同時不保證我的發言有水平。
我是江西省核工業地質系統的退休職工，退休前代幹了幾年，其實是個地道的工人。41年出生，解放那年八歲，已經懂點事。後來的六十餘年正好與共和國六十年同步，親歷了六十年全過程，目睹了前後三十年不同變化。對49年以前的驚心動魄，也是略有所知的。因為在解放前夕，地處沿海、江蘇腹地的蘇錫常地區，是個魚米之鄉，國共兩軍爭奪激烈，雙方的表現，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暫且按下不表。
首先，我要表明政治身份，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被開除的。因為從來沒有加入過共產黨，所以也就沒有資格被開除。也從來沒有寫過入黨申請，不是不想寫，是擔心自己條件不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有差距。後三十年情況變了，人家不要我，我自己也不想。等着共產黨真正成為立黨為公的時候，我一定加入，決不食言。
今天只講前後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共和國的變化。54年小學畢業7月到江西南昌，接着上初中。之前在常州（武進縣）農村。初解放土改、鎮反，我都親眼目睹。我家分到了土地，是不是得了好處就說共產黨的好話？不是。其實，單從經濟收入的角度看，我家是有得有失，為什麼呢？我父輩干的是孔夫子的老本行——真正的儒業。（聲明一下：不是現在孔夫子又吃香了，就拿他往自己臉上貼金，孔夫子的東西我不太懂，他的上智下愚我堅決反對，因為我是地道的下層平民，覺得自己並不那麼愚蠢。孔學的其他內容可能也要一分為二吧！？這裡順便講一句，為什麼我那麼擁護毛主席，因為他說我最聰明。他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我屬於卑賤者。）言歸正傳。解放以後，紅白喜事吹吹打打歸入迷信一類，不准搞了，算是貧農了。總得吃飯啊，土改分了每人8分田，全家7口人總共5畝6分田地，這樣才有飯吃。看起來是個翻身農民，實際上是老太婆巴臉皮——扯平。
一、現在講講76年以前我所看到的南昌市和自己廠里的客觀變化。
1、市容變化。54年我13歲一個人來南昌。常州坐火車出發到上海轉車，共用近40小時，深夜9點多鐘到南昌。火車站就象荒村野店，1元2角坐黃包車到姐姐上班的廠里，當時，姐姐還在車間上中班。現在知道車站離市區約5公里，三分之二是田野，卵石路，100多米一盞昏黃的燈，委實嚇人。這就是南昌給我的第一印象。南昌當時總共不到20萬人，街道破敗，馬路上放養家畜，豬、雞、鴨等。只有中山路、勝利路兩條馬路是水泥的，也很破舊。總的講，剛解放，還來不及建設。
到76年毛主席逝世，南昌有了什麼變化呢？人口連南新兩縣超過百萬，城區擴大3—4倍，全是瀝青馬路。原是木頭八一大橋在58年就改造成鋼筋水泥大橋。六十年代就建成了贛江鐵路大橋。建設成就太多了，變化太大，講起來浪費時間。
2、最重要的是工業建設。
我是個普通工人出身，文化低，不會用數據。說點實際的。南昌解放初期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工廠，不能全怪蔣介石。連年戰爭，忙着打仗，沒有時間建設，這是實情。當時小工廠不多，大工廠更少。大概有南昌柴油機廠，江西棉紡織廠，洪都機械廠的前身等（原名已改掉）。
到76年南昌市千人以上的工廠有洪都機械廠、江紡、南鋼、洪鋼、南柴、江柴、江西化纖、江電、江拖、江汽、江西氨廠、江南材料廠、江西第四機床廠、江東機床廠、南昌橡膠廠、華安內衣廠、江西農藥廠、南昌齒輪廠、江西鍋爐廠、化工石油機械廠、等等幾十家，還有帶翻號的如720廠、603廠、57機械廠等等，其中超過萬人以上的有好幾家。還有上海內遷南昌市的幾十家（成了上海路）。共有涵蓋輕重工業門類齊全的工廠數百家。還建成初具規模的麥園工業區、灣里工業區。在全國相比還算是落後的。這些多數大躍進以後建起來的工廠都創造了可觀和驚人的業績，譬如洪都機械廠成功造出了全國第一架飛機，成功製造全國第一輛摩托車；江西拖拉機廠到文革後期，已達到月產千台以上產能；一個全國最落後的省，已能生產出自己的汽車；因時間關係，不能一一羅列。
問題是這些工廠大部分是58年大躍進時期開建的，到文革前大部分已投產、出成果。由周總理主管的全國工業戰線大體如此。那些攻擊三面紅旗、大躍進的人，應該認真看看工業戰線除大煉鋼鐵以外的成就，才能對當時的政策有個正確的看法。（農業由劉、鄧主管）
3、現在講講我自己當年的工作單位及工作情況。從微觀說明前三十年的功績。
我的工作過去是保密的，其實是嚇唬人的，一個車工有什麼保密。我們這種單位可能當時也是對美國佬保密。現在這個單位已經名存實亡。大部分，應該是絕大部分成了生產民用工業品的單位，這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軍轉民的結果。好在與核字有點關係，還沒有被私有化。其他軍工單位那就難說了。
60年我技校畢業，分到江西省原子能委員會江西省礦務局下屬的一個廠當車工。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江西乃至華東地區正在干着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就是為中國的核工業尋找和開採製造原子彈的原材料。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說一件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的原料就是江西出的。
江西是個落後的地方，搞核工業也比較落後（成就不落後），全國好像是55年動議，56年正式開始，地質這一塊先後成立了五個地質大隊。59年開始成立第六個隊即華東608地質大隊，是個小老大，總部設在江西。總體講地質隊是個先頭部隊。江西擔個名，業務是屬中央領導的，但江西是有功勞的。短短幾年，608隊發展到幾萬人，在江西找到了品位很高、藏量豐富的鈾礦（亞洲第一礦），為國家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原子彈、氫彈的爆炸成功有江西人民的一份功勞。更是我國前三十年國防工業取得的偉大成就。可惜，改革開放開始以後，隨着國防工業大批下馬，核工業也遭到了滅頂之災，與西方資本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的核力量差距越拉越大。回想起來，要是沒有毛主席英明決策，勒緊褲帶，搶時間在十幾年內搞出核彈、核潛艇，現在我國的國際地位真是不堪設想。
4、現在我講一下關於“大鍋飯”、養“懶人”的話題。
應該從57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講起。正好是我58年進技校，全國開始實行低工資，58年以後參加工作的，無論幹部、工人全國都一樣。這就是所謂的“大鍋飯”開始（不是農村那個“吃食堂”）。我記得當時毛主席有一句很無奈的話：為了建設，“一碗飯兩個人吃”。可見有多麼艱苦。我是60年技校畢業，一年後拿二級工工資，有的人37.44元拿了十幾年，有的三級工43.81元拿了十幾年。直到改革開放。按理說思想情緒不得了，可是不然。不像右派說的，“沒有工作積極性”。恰恰相反，那時候的人，用右派的話說都是“傻瓜”。右派說話向來就是矛盾百出，一回兒說 “大鍋飯”把你養成“懶漢”，一回兒說你是“傻瓜”——高高興興地白干。60年以後，大躍進風潮已過，工廠里加班加點的已經較少，要是遇到義務勞動或者加班加點，誰被忘記通知了，沒有能夠參加，那他一定會鬧點情緒，甚至跑到領導那裡告狀、質問，為什麼義務勞動沒有他。用現在的眼光看，這是不是很傻很傻。我們那個廠還遇到了62年的工業下馬風潮，原本規劃幾千人的廠，退回到一百多人的機械研究所、修配廠，單純為地質隊服務，修理鑽探機械，生產鑽探工具，什麼鑽頭、鑽杆、接手等等。別看人少，還是縣團級。這麼個小廠為野外隊幾萬人、幾百台（開始沒有那麼多）鑽機提供服務那是不容易的。我只講講我們那個大鍋飯是不是養了懶漢。我當時是個車工，就講加工鋼砂鑽頭。其中最重要的工序方牙螺紋（絲扣）部分，精度也是很高的。開始加工沒有經驗，按老規矩每班加工6—7件，三班倒，4-5台C630車床專門加工這個工序，十幾個人，一個月生產不了多少，供不應求。只好搞協作，到老遠的外省去定做。後來我們在小車床C618上加工，開始超額完成任務，每班28件。車間主任徐平瑜馬上開會表揚。以後車間裡，你追我趕，生產熱情特別高漲，不到半年，產量成十幾倍上升，班產達到100件以上。由於這一道工序高產了，其他工序也跟了上來。毎月加倍的生產計劃照樣完成，再也不用找協作單位了。後來隨着地質隊伍擴大，鑽探力量增加，鑽具用量需求加大，生產一線熱情也隨之上升，自發的勞動競賽展開，就拿剛講的加工鋼砂鑽頭絲扣舉例，最高產量達到每班202件，班產比最初翻番30幾倍。其它產品和產品各道工序也都創造了驚人的最高紀錄，一般都比定額超出幾倍十幾倍。不僅滿足了第一線的需要，而且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節約了寶貴的資金。最可貴的是顯示了工人階級覺悟，大家都是不計報酬，不求名利，自覺自愿為了核工事業甘心情願要多出一份力。這種情況擺在現在是難以讓人理解的。所以，右派說我們那一代是被“大鍋飯”養出來的“懶人”，我們是不服氣的；有人說我們那時代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我們更是不會答應的。
那時候反對物質刺激，基本不發獎金。後來（大約63年）開始發獎，大概是為了改變“干好干壞一個樣”。文革中才知道這是劉少奇提倡推行的“獎金掛帥”。當時獎金分等級，有甲乙丙三等，按月評發。大致是3、5、7元。獎金又分產量獎、質量獎、安全獎等幾種，後來統稱綜合獎。廠級幹部是沒有這個獎的、一般幹部發季度獎。車間工人只要不出廢次品，獎金總是有的。產量多少不重要，完成定額即可，質量出了問題就沒了獎。這樣問題就來了，有的人為了獎金慢慢干、保質量，出了質量問題更加慢慢干，寡婦死仔——沒了指望。這就顯出了“物質刺激”的弊端。本來幹得好好的，大家的熱情都很高，為了幾塊錢獎金，玩起來小心眼，影響了生產積極性。當時注重政治思想覺悟，毎星期兩天下班後學習一個半小時，中班上午學。學習的時候，討論獎金制度，大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我就提出來，“獎金制度是束縛生產力的圈套,應該取消。”我是記錄員，寫在本子上，交上去。這大概是64年的事。後來大趨勢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了，果然把獎金取消了。可是我還是得罪了某些人和個別領導。表面上的高產能手，暗中成了某些領導眼中的“刺頭”。
在那時自發的勞動競賽中，幹部也是很積極的。那時的幹部無論大小，每周要下車間勞動一整天。愈是熱火朝天的地方，廠長、書記會自動到那裡來幫忙，連續幾天，天天有幹部輪流到機床邊，做輔助工，一整天下來，也是腰酸背痛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當時的書記劉玉娥、廠長閻富品、後來的政工主任馬世昌等等都曾分別到我的車床上整天幫忙。當然，他們也到別的機床幫忙。這是那個年代很正常的情況。正因為幹部參加勞動，與工人打成一片，實行“三同”，所以工人在工資低、無獎金的情況下照樣有很高很高的勞動熱情。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如工人有一定的工廠主人的覺悟，覺得工廠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份。還有一種把自身工作與國家利益相聯繫、與世界革命相聯繫的責任感等等。除了有高昂的生產積極性外，對所有危害國家利益、損害工廠、公物的行為，大多數人都能自覺起來進行干涉和鬥爭，那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情況也是有的，畢竟很少。
以上的事例說明，毛澤東時代的工人是工廠的主人，自覺地工作、勞動。右派精英說“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養“懶人”，完全是胡說八道。
我們這個廠後來慢慢隨地質隊需要而擴大產量，貫徹《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方針，領導、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大搞技術革新，自己搞出了很多專用設備，而且多數是以工人為主搞出來的。象我們廠的胡天富就自己設計製作了多台專用設備。大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
我們這個廠是核工業華東地區地質隊的一個小小機械研究所，也是個修配廠，只是全豹之一斑。透過這小小一斑，看到了整個地質隊和整個核工業戰線，熱火朝天的工作和勞動熱情。看到了全體核工業戰線的廣大職工頂住壓力，奮發圖強，先後排除、解決了數千個技術難題，奮力攻關，逐項攻克，尤其是有的技術難題在相當陌生的情況下，認識再認識，攻關再攻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所以在短短的十來年的時間裡，做出了非常驚人的成就，做出了資本主義國家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奇蹟。為我國國防工業、原子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64年原子彈成功爆炸、67年氫彈爆炸、70年衛星上天、70核潛艇下水、74年交付海軍使用（附註）。這鐵一般的事實，粉碎了右派精英攻擊毛周時代“瀕臨崩潰的邊緣”的無恥讕言。
5、改革開放以後，原來那些朝氣蓬勃的核工業工廠、地質、礦山、採選、提純、研製等單位，雖然因為沾到了一個核字，沒有被私有化，但由於綏靖主義，和平發展的思想，和其他國防工業一樣被大部分軍轉民，仃止了軍工生產。三十年來整個華東地區的核工業地質系統20幾個單位幾萬人大部分不務正業，有的在苟延殘喘，我們廠就是其中之一。
令人氣憤的是，我廠六十年代初（59-60年）建成的創業樓——第一棟樓房，做過辦公室，住過一批又一批職工，如今一租三十年租給了私人老闆做賓館，名義上是賓館，實際是個野雞窟。當年辛勤勞動、如今退休的職工，住在那“賓館”一個院子裡，看在眼裡，恨在心頭。一個曾經是門口武警站崗的堂堂國防事業單位，怎麼淪落到紅燈區這麼個地步。
大家都已知道，改革後，砍掉毛澤東時代已經成功的大飛機運十項目，砍掉重慶耗資近2億人民幣的地下核工廠816工程，砍掉載人宇宙飛船曙光項目，砍掉預警飛機項目，砍掉了大量國防工業，六十年代初用七億人民勒緊褲帶節約出來的資金，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建設起來的大小三線工廠大部分被迫下馬，隨下鄉知青回城一起回了城（知青回城，三線廠也回城）。核工業也大部分下馬，華東地區的核工隊伍從此不務正業，被迫“找米下鍋”（這裡插一小曲：核工業之所以沒有被徹底改制，或許還要感謝美帝國主義，是他們在南斯拉夫用好幾個導彈，從幾個方向準確地炸掉了我們的大使館，炸醒了我們的領導人，才急急忙忙恢復了部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這些退休老人才跟着沾了點光，沒被趕出事業單位這個體制。）……
還有更令人髮指的、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兩彈一星”功臣、“中國導彈之父”、“火箭之王”、“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錢學森創建的導彈科研基地最近被“不明身份的人”強行拆毀、夷為平地。這又意味着什麼？請大家仔細想想。我們在這裡歌頌毛澤東時代國防建設輝煌成就，人家在那裡抄你的老家、消滅你的國防科研基地，把你的創業樓改造成賣淫場所。請問，這是不是階級鬥爭？是不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
二、還有點時間，我來講一下前後三十年的工人福利這個話題。
和我同時參加工作的同學、朋友，分布在各個不同的企事業單位，不管是國營還是大集體，只要進了單位，無論何種行業，都享受國家基本統一的福利待遇。工資是保障基本生活需要的，如吃飯穿衣，抽煙另化等。其餘看病、住房、小孩上學（特別是大學）基本不用自己考慮。而且幹部和工人的分配差距基本持平。有的人家40-50元收入可以養活3-5人。由於基本生活資料是全國統一分配，所以家庭與家庭相互攀比的也很少。是不是象有的右派說的那樣家家戶戶“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呢？那也太誇張了，如果那樣不人人成了乞丐了。就拿我自己來說，60年江西技校畢業進入工廠實習（到當時的工業勞動大學任教一年多至學校解散），每月生活費30元，第二年定二級工，工資37.44元，64年全國工廠企事業單位統統加級，加級面達到40%，我在其中，成了三級工，工資43.81元。我成家早，已是三口之家，住房是我62年元旦結婚廠里分配的，也沒有寫申請報告，只是向車間主任說了一句，“我要結婚了，能不能給個房間？”過了兩天，就有人通知我，已經安排好了，只要去布置新房就行了。不是房子多得不得了，剛剛開始建廠，總共幾棟房子，遠遠不夠分配，從全國17個省市調集的幾百個人陸續到達，很多人只能暫住臨時簡易房或尚未開工的車間。我是一點關係背景都沒有的，那時不講這個，我能分配到一間14平方米住房，完全是隨機的。或者是因為照顧剛畢業的學生吧。（這裡一定要插一段題外話。有的領導人說自己那時候一家5口人住10幾平方米房間，住了多少多少年，可以斷定，這是胡說的，如果仔細探究一下，裡面還確實有點情況，抗戰時期偽天津市府數一數二人物的近親，可能那麼寒酸嗎？一個平民之家，除非居住在當年上海市的中心地區，或有可能如此緊張。恐怕他當年不住在上海吧）再回過來說“一貧如洗，家徒四壁”的話題，我結婚時，對象沒工作，基本無外援，可以說“家徒四壁”但不是“一貧如洗”，也不能說“家徒四壁”，為什麼，我們兩口子住進新房，裡面桌子、凳子、1.5米寬繃子床全是嶄新的，不如現在這麼漂亮華麗，但是非常結實。這都是配給的，也收租金，全套家具每月一毛幾分錢，十幾年以後就歸己了。沒有電話，檯燈還是有的；沒有煤氣灶，煤球爐還是有的；沒有高級廚具餐具，普通鍋盆碗盞還是有的；沒有西洋刀叉，竹筷子還是有的；沒有綾羅綢緞，但49年解放以後至今從來沒有受過凍……怎麼就“一貧如洗”了呢？怎麼就“家徒四壁”了呢？過了兩年，我已經是三口之家。64年愛人找到工作，江西省博物館講解員，每月28元，因上班需要，添置了自行車。過了幾年，買了瑞士手錶（70年）┅┅我們那一代人大抵如此。真正的“一貧如洗，家徒四壁”的還真沒見過。除非遭了災，象當年唐山地震、如今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撫州洪災等等、能不“一貧如洗，家徒四壁”嗎？
這裡不能漏講一件事。62年春節年初三半夜，我突發急性闌尾炎，新婚妻子探親去了。我被朋友、同事和廠里醫務室醫生送到當時的聯合醫院（現在的94醫院）住院治療，總共住院7天，全部費用三十幾元，本人一分錢沒化，全由廠里轉賬，工資照發。住院期間，廠里還派人到醫院護理，直到我愛人接到電報趕回為止。這就是當年工人的醫療保障。不光是國防單位如此優待，一般工廠單位都是一樣。當時的規定8年以上工令，所有醫療費用全部報銷；第一年進廠報銷70%，以後逐年增加，到第8年全報。
其他福利也是很好的，婦女生育有產假、上班以後有輔乳室，之後有托兒所、幼兒園，免費服務一條龍；廠里有免費浴室；毎星期有電影隊到廠，所有人免費看電影；毎個廠都有圖書室、俱樂部，免費、自由進出；幾乎應有盡有。看似小恩小惠，實際解決大問題，消除了後顧之憂，免除了人們空虛寂寞……
相比之下前三十年經濟生活是艱苦了點，換個詞“窮”了點，而且還天天講階級鬥爭，實際上彼此倒是真的比較和諧。由於生活安定，沒有後顧之憂，生產積極性自然就高。社會上吵嘴打架、詐騙偷搶雖有不多，殺人、殺己更少，搶劫銀行聞所未聞。上訪“鬧事”大多是中央號召，為的是把欺壓百姓的貪官污吏打倒。
完全不像現在這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完全失去平衡感，更沒有了和諧的基礎。不平、不公被人為擴大，造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充滿着妒忌、仇恨和憎惡；貪婪、自私被高度放縱，使人失去良知而逐漸獸化。人們的情緒變得異常脆弱，整個社會變得異常浮躁。
後三十年是剝奪的三十年，剝奪公平正義的政治權利、剝奪人民已經到手的社會福利或即將得到的社會福利、剝奪公有的生產資料……實際是少數人剝奪多數人，高貴者精英剝奪卑賤者平民。一句話：私有化剝奪公有制。這是一種反人類、反社會的反動倒退。中國社會處於一種科學技術空前發展，而人倫道德、公平正義全面倒退的嚴重分裂狀態。就象人得了精神分裂症。總之現在的工人，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僱傭勞動力。即使是國有工廠，廠長是可以隨便開除工人和一般管理人員的，工人、一般職員與企業的關係基本上是僱傭關係，進廠就必須簽下招聘合同（實際是僱傭合同），留下了隨時開除你的權利。而少數高管們年薪高達百萬、千萬，有的還是從國外“高薪招聘”回來的。這些“高管”才有企業主人的感覺。私企的工人就更加悲慘，基本沒福利，生產任務和工資全包幹，給你這麼些工資幹完這麼多事，兩不相欠。至於你在40-50度太陽下熱死還是零下多少度凍死，與雇主無關。這就是現在的人性化管理。對資本家是很人性，對沒有保障的勞苦僱工那是沒有絲毫人性的。這種情況只能在一百年前的資本主義國家才能看到。為什麼在中國的時下出現呢？
對工人和資本家而言前後三十年都是不同兩重天。
前三十年工人當家作主人，醫療保障，看病一分不化，勞動保障、養老保障人人有份。資本家是理論上、政治上的專政對象。
後三十年資本家翻了身，享盡了榮華富貴，享盡了幸福快樂，可以毫無顧忌地殘酷剝削工人，還有政府官員給他們撐腰。而工人不僅失去了主人公地位、失去了生產資料和到手的福利待遇，而且成了真正的奴隸。
我覺得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的勞動熱情是發自內心的，當然是指大多數人。有一種榮辱感在起作用，是一種精神作用，是集體主義精神、主人公精神在支撐。比如義務勞動，一個班組十幾個人，大家約好某星期天一起去做一次公益勞動，個個爭先恐後。如果有一個人沒有被通知，漏掉了，那他心裡一定會很難受，有一種失落感、歉疚感。他內心想的一定是：下次我一定要多干點，彌補彌補。因為有這種積極性，所以，當時我所在的車工班十幾個人一商量，主動包下了全廠唯一一個約500平方米禮堂的清潔衛生工作，毎兩個星期的星期天，打掃一次。堅持了許多年，文革中也照常進行。成了做好事的專利。誰說文革時期沒有承包、沒有專利，這就是文革時期的承包和專利。承包做好事，義務勞動搞專利。不過是不要審批的專利。你們說這些人傻不傻？
對比一下現在的情況。現在工人勞動“熱情”也很高，高到每天干十四、五個小時，高到每個月一天都不休息，高到富士康樓頂上去了。他們如此狂熱為了什麼？與三十年前的那種熱情有什麼區別？怎樣從理論上給予解釋？這個題目就留給大家慢慢討論吧！
謝謝大家！
核工業260廠退休職工：王清泉
2010年8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