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虎氣雄風、一世堅強，但往往忽略了他柔情似水、憂患如山的另一面。有人說，毛主席晚年是哭死的。此話可能有點偏頗，但也確實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心緒、心境和心結的一個側面。順手查查迄今為止最為權威的2003年12月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的記載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毛澤東在其晚年確是常動感情，甚至痛哭失聲。毛澤東晚年常在淚水中生活倒也是事實。

如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小學教員李慶霖致信毛澤東，反映他的一個插隊務農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作為父親的苦惱和不平。這封來信，使特別關心農民的毛澤東受到很大觸動，看後流下了眼淚。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這封信寫得“相當好”，“我擺在這裡幾個月，經常看，看了三遍半，這才下決心寫回信”。第二年4月，毛澤東覆信說：“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這可能是促使毛澤東進一步了解到基層群眾，特別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十分困難的生活狀況和“文化大革命”對全國生產和人民生活影響的重要原因，這也可能是1975年11月6日毛澤東下決心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依據之一。

如1975年的一天，毛澤東在讀了根據他的指示有關部門寫出的詳細敘述賀龍親屬及友好遭受殘酷迫害情況的報告後，他“一會兒把報告放在胸脯上，一會兒眼睛望着臥室的頂棚。看完後，他非常難過地把報告放下，一句話也沒有說，兩行熱淚滾落在枕頭上……”可以說，這其中可能也有毛澤東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誤失察的認識和反思。

如1975年7月28日，即毛澤東剛剛做了白內障手術的第五天。親自為毛澤東做手術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是這麼敘述的：當時“房間裡只有毛主席和我兩個人，戴上眼鏡的毛主席起先靜靜地讀書，後來小聲低吟着什麼，繼而突然嚎啕大哭，我看見他手捧着書本，哭得白髮亂顫，哭聲悲痛又感慨。事發突然，我既緊張又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趕快走過去勸慰他，讓他節制，別哭壞了眼睛。過了一會兒，毛主席漸漸平靜一些，同時把書遞給我看，原來是南宋著名思想家陳亮寫的《念奴嬌•登多景樓》”。陳亮力主抗金，曾多次上書南宋孝宗皇帝，反對“偏安定命”，痛斥秦檜等奸佞，倡言恢復中原完成國土統一大業。朝廷置之不理。出於愛國者的責任感，陳亮又於1178年一年之中，連續三次上書，由於奏疏直言不諱，大膽揭發了一班大臣退讓求和、苟且求安和儒士們脫離實際的空談之風等，即遭到了當道者們的忌恨。陳亮曾兩次下獄，經受嚴重打擊和排斥，但並未對恢復中原之志有所改變。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陳亮為駁斥投降派所謂“江南不易保”的謬論，親自到京口、建康等地觀察地形，並準備依據實際調查結論，再向孝宗皇帝上書，提出一系列經營南方，進取中原，統一國土的具體方略。多景樓，位於鎮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內，北臨長江。陳亮登上多景樓，見景生情，心潮澎湃，揮筆作詞，在詞中直抒胸臆：“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毛澤東離我們而去已經36年多了。當年毛澤東內心深處的真實境況，很難準確揣度。但毛澤東此時的心境，無疑直通700多年前的陳亮。從目前已知的毛澤東晚年的哭聲中，此次“嚎啕大哭”，可能最能窺見毛澤東晚年憂患百姓憂患黨的心緒、心境和心結。正因如是，筆者在這裡特用較多一點筆墨加以闡發。

有人認為陳亮的《念奴嬌 •登多景樓》是一首批判現實、積極進取、氣宇軒昂、鼓舞鬥志的抒情詞。而筆者認為，陳亮此詞無疑是借古論今、批判現實之作。此詞下闋之中也不乏“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的氣宇軒昂、鼓舞鬥志之旋律，但陳亮深知，這僅是“應然”即“美好理想”，而“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和“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則是“實然”，即“無情現實”。多景樓已是座危樓，還是作者把南宋王朝比作“危樓”，亦可能兼而有之？筆者無從考證。但此詞的主調卻是作者抒發內心諸多的憂患、積憤、悲憤乃至無奈。在我國歷史上，東晉和南宋兩個政權，都被北方強敵擊敗流落江南，憑藉長江天險，當權者卻都不思收復失去的大片國土而偏安一隅。大凡讀史，常常會引人共鳴。深諳我國歷史的毛澤東，閱誦古文絕不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溝通古今，古為今用，以推助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毛澤東在閱誦陳亮這首詞時慟哭失聲，我們對毛澤東此時強烈共鳴的內心世界如何較為準確地揣度、把握和詮釋呢？筆者試談如下三點陋見。

一是1975年的7月，毛澤東認為，他所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已遇到極大的阻力，且極可能失敗；中國黨、國家和民族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而自己的身體卻如西風殘燭。此時的毛澤東還認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雖然正確且無任何私心，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更鮮有人堅定有力支持。環顧當時的天下大勢：從國際上看，我國已經加入聯合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進行“大三線”“小三線”建設，成功化解了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對我國進行的“核打擊”，有力地捍衛了我國的主權和神聖領土。加上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勒緊“褲腰帶”，支持研發出“兩彈一星一潛艇”，成功打破外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我國的嚴重封鎖，真正跨入了大國的行列，並即將迎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總之，此時的國際形勢對我十分有利。但從國內看，“文化大革命”雖已進入“收尾階段”，卻極不順利。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無疑仍是社會的基本矛盾，但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麼？在新中國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否定了黨的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關於“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結論。在黨的八大特別是反右鬥爭之後，由於指導思想的失誤，毛澤東一直強調階級鬥爭的現實性、嚴重性和長期性，甚至在其晚年他還作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來一次”等石破天驚的結論來。在毛澤東看來，對自己的上述思想，包括與他並肩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友在內的相當多的各級幹部不僅不理解、不接受、不支持，甚至反對者眾；他所精心培養的一批批新人對他雖然支持但卻很不得力、屢屢出錯甚至嚴重干擾，直至把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推向另外一個極端，使自己親手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實質上已經處於失敗的境地。聯繫到1969年廬山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針對林彪、陳伯達等人的突然襲擊，毛澤東說，黨的高級幹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黨的高級幹部要讀十幾本馬列的基本著作；聯繫到1974年下半年毛澤東對“四人幫”一系列的嚴肅批評，如“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聯繫到1975年4月23日毛澤東對新華社關於報道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請示報告上“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的批語；聯繫到1975年7月25日凌晨，剛剛做完白內障手術20多個小時還蒙着眼睛的毛澤東，在六張紙上“盲寫”了對電影《創業》“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的評價等種種複雜現實，我們可以十分清晰地體味到毛澤東曾經嘆喟“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數人手裡，而是在少數人手裡”的心境和此時深深的焦慮。當年陳亮的“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這一沉重悲壯的感嘆自然會引發毛澤東的強烈共鳴。

二是毛澤東認為，黨、國家和民族雖面臨着如此險境，但有相當多的幹部，卻不察此危險，碌碌無為，得過且過，甚至“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即不少幹部為了個人家庭蠅頭私利而放棄黨、國家和人民的大目標，滿足於自己眼前利益而不顧黨、國家和民族未來根本利益之風日盛，有的甚至恰如當年的王謝諸人，雖也曾跑到“多景樓”上登高望遠，流下所謂的英雄慷慨悲歌之淚，即在公眾場合發出為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並奮鬥到底的誓言，但這僅僅是為掩飾圖謀“門戶私計”故作姿態而已，其結果只能是“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即任由普通百姓重受無際的“腥膻”之苦。這真令人悲嘆。

三是此時的“文化大革命”已歷時9年多，黨內外憂心之事繁多，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已有明顯的失控之勢，中國共產黨將來的前途如何？中國老百姓未來的命運何在？這正是對黨、國家和民族有着極其強烈責任感並已達82歲高齡且疾病纏身的毛澤東所日夜深深牽扯掛念的。此時此刻的毛澤東，除了對資本主義復辟即“河洛腥膻無際”危險的深深憂慮之外，他對我們黨的幹部隊伍中“只成門戶私計”私心的頑疾，對黨的幹部隊伍中真懂馬列不多的現狀，更是深深地憂慮。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和黨的幹部隊伍中的私心、理論素養不高，這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黨的幹部隊伍中的私心和理論素養不高同樣是結伴而生、相輔相成的。私慾膨脹和理論素養不高發展的最終導向則必然是資產階級的重新上台。捧讀並浸入當年陳亮的《念奴嬌•登多景樓》這首詞所渲染的悲壯的意境之中，毛澤東的憂患、無奈、悲傷、悲憤的強烈共鳴，自然會油然而生。此時的失聲慟哭，則應是毛澤東憂患百姓憂患黨的強烈責任心的集中迸發。

如1976年1月8日下午，工作人員為毛澤東讀周恩來逝世的《訃告》，身在重病中的“毛澤東聽着聽着，緊鎖起眉頭，慢慢地閉上眼睛。工作人員看到，不一會兒，從他閉着的眼裡漸漸溢出兩行淚水”。14日下午，工作人員為他念中央送審的周恩來追悼大會上的悼詞稿。“聽悼詞時，毛澤東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聲痛哭。這在毛澤東是極少見的。”這其中無疑有對自己戰友的深切懷念，同時也可能有他對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強烈關注和深深的隱憂。

如1976年前後，“毛澤東喜歡懷念往事，常談起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事情，願意看這方面內容的電影。一次，銀幕上伴隨着高昂雄壯的樂曲，出現人民解放軍整隊進入剛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們熱烈歡迎的場面。漸漸地，毛澤東開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陣陣抽泣，隨即失聲大哭，工作人員只得將他攙扶退場”。另據毛澤東身邊衛士周福明回憶，當電影《紅燈記》放映到李玉和攙扶李奶奶走向刑場時，主席難過地哭了，喃喃地講：“敵人又要殺害我們的同志了。”以上兩個例證可以作為毛澤東對身邊護士長吳旭君所說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這一談話的心靈的注釋。

如1975年夏天，由於連降暴雨，河南省南部發生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河堤潰決，水庫坍塌，駐馬店、許昌、南陽等地區30多個縣（市）嚴重受災，當地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一天，工作人員給毛澤東讀有關河南水災的內部報道。當讀到受災某縣仍有大批群眾處於危難之中，解放軍救援隊伍趕到現場已有幾十名群眾喪生時，工作人員忽然聽到抽泣聲。這才發現，毛澤東眼中早已浸滿淚水，面部表情極為傷感。為了避免術後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員用消毒毛巾為他擦拭眼睛。毛澤東自言自語道：“我這個人感情越來越脆弱了。我一聽到天災人禍，就忍不住傷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河北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7.8級的強烈地震，隨後又出現多次餘震。擁有百萬人口的工業城市唐山被夷為一片廢墟，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損失。這時，毛澤東許多時間處在昏迷半昏迷狀態，靠鼻飼生活。但他清醒時仍十分關心唐山震情。他身邊的醫療組成員、神經病學和老年醫學專家王新德回憶道：“送來的地震情況匯報，主席不顧個人病重，都要親自過目。這場地震傷亡達二十四萬多人，其他的損失難以估量。當秘書報告地震造成極其慘重的損失後，主席哭了——我第一次親見主席嚎啕大哭。”這體現着他把對黨和國家根本命運的深切關注與千千萬萬基層百姓的根本利益及眼前安危冷暖緊緊地聯繫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