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兩年前筆者對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日常生活產生了興趣，並願意在這方面搞點研究以來，一直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某些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和所謂紀實文學作家打着講述領袖故事的幌子，編造了太多的“神話”，使得走下政治“神壇”的老人家重新又走上生活“神壇”。他們憑空杜撰故事的膽子和編造出來的漏洞百出的情節，跌破了人世間求“誠”務“實”的道德底線。下面列舉的僅是其中少數例子，如果讀者有興趣的話，這種“打假”工作還要繼續，並撰寫《假故事背後的真相》之續一、續二、續三……。


　　故事一：毛澤東的親屬買不到火車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韶山的鄉親獲知毛澤東就是一國之主，奔走相告，高興地說：‘今後天下姓毛了！’一些親戚和鄉親一撥撥坐火車去北京城，有的要求當幹部，有的要求安排工作，有的要求介紹求學讀書，都被毛澤東勸了回去。

　　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表弟李雲鳳也趕來了中南海探親，毛澤東很高興。破例放下了手上的工作，和他們坐在一起聊天、談話，真是其樂融融，親密無間。但說到要求安排工作的事時，毛澤東說：‘我當主席，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辦事。過去的皇帝一上台，親戚朋友跟着沾光，雞犬升天，親戚當皇親，喊國舅皇姑，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親兄弟那一套，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農勞苦大眾，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福利。’說服了兩人，毛澤東用稿費給他們買了衣服、禮品，讓他們在北京玩了幾天，就要送他們回去。沒想到，遇到難題了，當時快過年了，買票人很多，連續三天買不到火車票，警衛人員不得不到車站‘安營紮寨’，加入長隊行列。最後，千辛萬苦、費盡周折才買到車票，送兩人回鄉”（陳魯民《從毛澤東買票難說起》，《解放日報》2012年1月30日）。


　　毛澤連、李雲鳳這兩位“皇親國戚”為什麼會遇上買票難，上文的解釋是“快過年了”，就像我們現在遇上“春運”一樣。但馬上有網友指出，這不對。1950年的農曆新年為2月17日。而毛澤東本人早在1949年12月6日就乘坐專列離開北京訪問蘇聯，1960年3月4日才回到北京。如果毛澤東一走，兩人就走，並真的遇上“春運票荒”，時距春節兩個月另11天就買不上票，情節不免荒唐。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離開北京後，兩人又在北京玩了一段時間才返回老家的。可是主人走了，客人還在府上不走，並且一“賴”就是一個多月（這才進入“春運票荒”時期），同樣不合情理。


　　所以在另一篇敘述同一故事的《毛主席也曾三天買不到火車票！》文章，乾脆不提為什麼排長隊也幾天幾夜買不上票的原因，似乎1949年底北京的火車售票形勢就是如此，也不知道北京人都爭着搶着坐火車外出是為什麼？


　　只是接下來還有疑問：按照《毛主席也曾三天買不到火車票！》的描寫，毛澤東的衛士武象廷敲開售票口，央求售票員說：“你能不能為我解決兩張到湖南的車票，求求你啦！” 後來他找車站主任買了票，主任還埋怨說：“你這個同志，咋不早說呢？這點事好辦，你把他們交給我，保證把他們安全送回湖南。”當時京廣鐵路分為京漢線、粵漢線兩段，互不統屬；長江上又沒有火車渡輪，火車票怎麼能從北京買到湖南？只能先從北京買到漢口，自己渡江，再從武昌買到長沙。前門火車站主任屬於京漢鐵路局系統的人，他與粵漢鐵路系統有什麼關係，可以拍着胸脯說“保證把他們安全送回湖南”？


　　故事二：毛澤東提倡節儉，因為反對裝修房子，搬離劉莊和菊香書屋


　　這是兩個讀者耳熟能詳的故事：

　　一、《葉子龍回憶錄》說：“解放後毛澤東經常到杭州，開始時住在劉莊招待所。後來，為改善毛澤東的居住條件，地方政府對招待所進行了裝修。毛澤東再到杭州時，發現了這一變化，很不滿意，堅持搬到別處去住，從此再也沒有住過劉莊。”相關文字於2007年9月16日在中國文革研究網上發表，帖子題目是《葉子龍：杭州劉莊招待所是毛澤東的“別墅”嗎？》

　　二、毛澤東入住中南海菊香書屋後，堅持勤儉節約。1966年，他於7月18日一回到豐澤園，發現園內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陽一面還新修了一道雙夾道走廊，安上雙層玻璃。毛澤東大為不悅，因為這樣的修繕未徵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裡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則在釣魚臺另住。毛澤東的新住處，人們通稱“游泳池”，因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澤東用《毛澤東選集》的稿費修建的。喜歡游泳的他，這樣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內、室外兩個。毛澤東住在室內游泳池之側。他的住處，有一間不大的臥室，另有一間大廳，那是書房兼客廳。電影、電視和新聞照片中常常出現的，就是那間大廳。“（香港《文匯報》記者阮紀宏《張玉鳳回憶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


　　兩個故事的情節都明顯不靠譜。

　　杭州劉莊位於杭州西湖畔的丁家山景區，依《紅樓夢》大觀園設計建造。它面對蘇堤”六橋煙柳“（即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六橋），背仰雙峰，一覽湖山勝景，是近距離觀賞蘇堤全景的最佳去處。建國後，經著名園林建築家戴念慈重新設計，更呈現了樓台隱現、迴廊曲折、臨湖依山、清新優雅的景觀，被譽為”西湖第一名園“。丁家山半山腰處，有一綠色琉璃瓦面、上飾金黃色瓦翅角的樓房，以圍廊亭閣相護衛，這就是當年毛澤東住的一號樓。毛澤東喜歡杭州，除北京外，杭州和武漢是他1949年以後呆的時間最長的兩個地方。但”據當時劉莊警衛汪龍和告訴中新網記者，1953年毛澤東解放後第一次來杭州時就住在劉莊，在汪龍和的記憶里，當時的劉莊按照現在的眼光來看，是破爛不堪的。‘那時候的劉莊只有一層樓，颳風的時候樓板都在響’。“（《81歲少莊主重返杭州劉莊 西湖第一名園成國賓館》）所以，浙江省委於次年決定把劉莊建為國賓館時，對其進行了大規模改建，”將昔日的韓莊、楊莊、康莊、范莊攬於其內，面積達36萬平方米“（《百度百科o劉莊》）。從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５年，毛澤東去杭州４０余次，多住劉莊。如1957年毛澤東到杭州，即與江青住在劉莊賓館，並未有聽說他對1954年這場大規模改建有任何意見。為什麼到了1959年，僅僅因為對劉莊進行了裝修，遠比1954年的動靜小的多，費用也無法與那次改建相比，毛澤東會”很不滿意“，堅持搬走？再來看看汪莊，它原是安徽茶商汪自新1927年所建別業，1950年代經過修建，新建主樓、配樓、連廊以及寬廣草坪、雪松樹叢。這裡所說的1950年代具體說來是1957、1958年。汪莊賓館（今西子飯店）的網頁自我介紹1958年1月開業，曾專門調查過毛澤東故居的楊慶旺說汪莊於1958年修建，1959年投入使用（楊慶旺《毛澤東舊居考察記》第593頁）。無論哪種說法，都意味着剛剛改建完一兩年。毛澤東搬進汪莊後，很高興，常對工作人員說：“湖南、北京是我的第一、第二故鄉，浙江杭州是我的第三個家。”（西子賓館主頁）

　　北京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是清代建築。據參加豐澤園修繕工程的田恆貴工程師介紹，毛澤東入住後，對其進行過大大小小的局部或全部修繕。1951年，田恆貴進入中南海工作後主持的第一個工程，是給毛澤東和江青建衛生間。一年以後他們把院內走廊加高了，並做成了用玻璃和木石材料封閉式的。1956年，又拆了東邊的西六所建築，院子不斷擴大，增建了毛澤東及身邊工作人員活動用的乒乓球室。還重修了衛生間，為毛澤東換了個大浴缸。1958年對菊香書屋進行改造（稱“06工程”），是當年中南海最大的工程，院內所有建築的房頂全扒掉了，將牆增加了高度，做了通風道，然後重新做了房頂。房屋外的走廊也全部拓寬了。房間內的地也都改成了硬木地板，還將毛澤東居住的房屋的窗戶都擴大了，做了雙層的鋼窗（田恆貴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內修繕工程雜憶》，載《文史參考》雜誌2010年第16期）。

　　田恆貴還說：“在改造之前，菊香書屋院子裡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間有東西兩個配廊連接，其中轉角的部分走廊比較低矮，也沒有封閉。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感到，與毛澤東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顯得低矮，雖然實際上碰不到毛澤東的頭，但看着老讓人生出要碰到毛澤東頭的擔心，讓人心裡總覺得不踏實。另外，毛澤東的臥室和工作的房間裡面是不通的，要從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澤東常常顧不上穿外衣，就從這邊的房間去那邊的房間。在春暖之前、秋涼以後，只穿睡衣經過沒有封閉的走廊，就容易被風吹到受涼感冒。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以及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早就提議把院子裡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並封閉起來。開始毛澤東不同意，但在他因此受涼感冒後，又經過反覆解釋勸說，他才不反對了。”“從1954年到1958年，圍繞毛澤東居住的菊香書屋的改造問題，曾多次做過計劃和設計，畫好了改造的圖紙。但毛澤東一直都不讓修，說國家困難，能節省就節省。在毛澤東的一再反對下，菊香書屋始終沒有大動土木，只是做了幾次小的修葺改動。”“到了1958年，菊香書屋的改造工程再次提上了日程，領導分別讓田恆貴和另一名工程師梁炳亮各搞一個工程設計方案。他們兩人的設計圖畫出來後，毛澤東的”大管家“葉子龍和羅道讓又在此基礎上，各自做了修改，畫出草圖。兩份草圖被送到毛澤東那裡，他最後選定了葉子龍的那一份。本來毛澤東是不同意對自己住的房子進行修葺的，身邊的人員做了很多的工作。他們解釋說房子實在是太舊了，長時間沒做過整體修理，房頂滲漏，柱子的漆都脫落了，這樣將加快古建築的損毀，必須進行適當的修理，才有利於古建築的保護。毛澤東這才被說服了。”（田恆貴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內修繕工程雜憶》，載《文史參考》雜誌2010年第16期）

　　關於游泳池的修建時間有兩個說法：一個說法來自在中南海負責修繕工作的工程師田恆貴。他說該處原係為方便毛游泳，1955年由中央建築設計院設計，由北京市第五建築公司負責施工的室內游泳池（田恆貴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內修繕工程雜憶》，載《文史參考》雜誌2010年第16期）。另一個說法來自專門負責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築的工程師王愛深。他說：“中南海室內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開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約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陽光室是一九五九年擴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歷史的真實--評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的回憶〉o第三章》)。建築內除游泳池外，還有門廳、更衣室、淋浴室，東南角有供其休息的一間住房，南面有供其會客的大廳。因為喜歡，毛澤東經常在此住宿，1966年以後長住，所有物品仍放在豐澤園，並從那裡的廚房把飯做好送過來吃。

　　毛澤東為什麼要移居游泳池？張玉鳳說是因為未經毛澤東同意而修繕菊香書屋的緣故。但專門負責修繕中南海房屋的田恆貴工程師則另有看法。他說自游泳池修好後，毛澤東時常來住。至於1966年正式搬到游泳池的原因，則是“是因那裡的房間都是落地大玻璃窗，比菊香書屋更敞亮”。1957年11月2日跟毛澤東訪問蘇聯的警衛局副局長王敬先發現，毛澤東住的房間都是落地大玻璃窗，他住在這樣的房間裡心情好像特別好，對這樣敞亮的房間很喜歡。從蘇聯回國後，王敬先將他的觀察告訴了周圍的人，於是人們有了毛主席喜歡大玻璃窗的印象。菊香書屋經過這樣的改造後，毛澤東確實比較滿意。


　　田恆貴還糾正了張玉鳳的另一個錯誤說法，即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修建了中南海室內游泳池（事實上還包括旁邊的室外游泳池），說毛澤東從稿費中拿出5億元（舊幣，相當於新幣5萬元）支付的是玉泉山小游泳池的費用。而中南海游泳池項目是由當時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辦管理局局長鄧典桃批准，中央建築設計院設計，北京市第五建築公司負責施工的，田本人參加了游泳池外牆的粉刷、裝修，游泳池內部的部分配套項目施工及後來的維修工作（田恆貴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內修繕工程雜憶》，載《文史參考》雜誌2010年第16期）。


　　對比兩次遷居前後毛澤東對修繕或新建自己房子的態度，蠻有意思。

　　從1954年到1958年，毛澤東說國家有困難，能節省就節省，一直不讓對菊香書屋進行大修，有關部門只好乘毛澤東不在北京時進行幾次小修。1958年菊香書屋的改造問題再次提上日程。這次毛澤東在工作人員的勸說下同意了，並在幾個方案中親自選定了一個改造計劃的圖紙。1959年6月，毛澤東在滴水洞口的韶山水庫游泳，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小舟，咯個地方很安靜，我退休後，在這兒搭個茅棚給我住住好嗎？”1960年5月，毛澤東回長沙，與新任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再次談起韶山有個滴水洞，這個地方很好（參見《毛澤東生活檔案》下卷，第817頁），要讓張平化把滴水洞修起來。

　　同時他卻對杭州劉莊賓館的裝修“很不滿意，堅持搬到別處去住，從此再也沒有住過劉莊”。

　　1966年6月17日，毛澤東第二次回到故鄉，首次住進張平化為他蓋的滴水洞別墅。滴水洞一、二、三號主體建築面積共3638.62平方米，還僅僅是一期工程，二期、三期工程因為經濟困難沒有上馬。毛澤東很滿意，“抬眼望着蔥綠的群山，高興地說：‘這個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錢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壞了’。”（張耀祠《張耀祠回憶錄--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第86頁）

　　同時他卻在7月18日返京後，對菊香書屋“安上雙層玻璃”這樣規模不大的修繕“大為不悅，因為這樣的修繕未徵得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懷仁堂東側的房子裡去住了”。

　　修繕菊香書屋讓毛澤東不高興，因此遷居，這在中南海內可是捅破天的大事。主其事者肯定犯了大錯誤。1953年因為江青自作主張修了玉泉山一號樓小游泳池，毛澤東非要讓她寫檢討，並且拿出自己5億元（舊幣）稿費替她付賬。奇怪的是，這次卻沒有聽說有哪個人受到批評，甚至寫檢討。

　　只要不是智力太差，誰都惦量得出來修繕一下舊宅和建造一座新宅哪個花費更大？誰都清楚哪個是勤儉節約，哪個是鋪張浪費？更為詭吊的是，兩個故事的結局才令人大跌眼鏡：每當“故事”中的毛澤東表示要堅持勤儉節約，對原住房裝修（或修繕）表示不滿而搬走時，卻總是搬入另一座更新的房子！


　　故事三：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1960年因營養不足，得了浮腫病

　　衛士封耀松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松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着工作一天。周總理一次次來勸：‘主席，吃口豬肉吧。為全黨全國人民吃一口吧！’毛主席揺揺頭：‘你不是也不吃嗎？大家都不吃’。宋慶齡特意從上海趕來，親自帶給毛澤東一網兜螃蟹。毛澤東對宋慶齡始終保持着特殊的尊敬，所以收下了螃蟹。然而，宋慶齡一走，毛澤東便將螃蟹轉送了警衛戰士。”（《領袖為他找對象--毛澤東與封耀松》，載李家驥、楊慶旺編著《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下冊，第707頁）。這段故事隨後在媒體上越傳越離奇。曾經擔任過毛澤東警衛員的易以祿在一次採訪中公開表態：“那時傳聞毛主席三年不吃肉是事實。當時，給主席做飯的有兩名廚師，姓韓的負責做菜，姓李的負責做飯，每餐就着兩盤素菜和一碟小辣椒用餐。”《文史月刊》2010年第1期，刊載蔣益文的《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不吃一口肉》一文，稱從“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和饑饉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於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國家強盛富庶而發出大躍進號召的毛澤東本人了。他對全體工作人員宣布：‘我們要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2012年5月4日，人民網刊登的張子劍的文章，題目就是《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7日不吃米飯、7個月不吃肉》。

　　綜核以上文字，其觀點是：1960年毛澤東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靠野菜馬齒莧和炒菠菜充飢，7日不吃米飯，7個月（甚至3年）不吃一口肉，營養不良，得了浮腫病。

　　這些說法都不對。

　　封耀松說到毛澤東生日那天，他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了。毛澤東的生日是12月26日，前推7個月，就是1960年6月。這期間毛澤東沒吃過一口肉嗎？看看1960年春節後從上海錦江飯店調到中南海服務科工作的廚師蘇林發怎麼說的：當年7月，毛澤東家裡請客，“主席說：‘吃來吃去就這幾個菜，是不是今天弄幾個新花樣出來？’當時毛主席並不知道大廚房來了個上海廚師。於是從上海錦江飯店新調來的廚師蘇林發被派去掌勺。蘇林發回憶說：“那天我做了兩隻特色菜，一個是冰糖肘子，一個是烙草(青)魚。毛主席吃得很開心，吃完後他問侍衛：‘今天的菜是誰做的？肘子很好吃的嘛，魚也很有特色。’侍衛說：‘是服務科調來的上海錦江飯店小廚師做的。’毛主席笑了。我從豐澤園出來時，毛主席把我叫住，與我照了張合影照”（《廚師憶1960年毛澤東讚揚其廚藝：肘子很好吃嘛》）。

　　封耀松又說，毛澤東在青黃不接的季節，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着工作一天。同樣是杜撰。青黃不接是什麼時候？從春節後到7月份割麥子期間。關於1960年毛澤東的行止，我們知道他於1959年12月10日起在杭州、上海、廣州等地組織讀書班，閱讀討論《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次年2月5日至9日，在廣州讀完（龔育之等《毛澤東的讀書生活》152頁注①）。1960年3月，他在上海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並叫上柯慶施、楊尚昆及工作人員，一起為衛士沈同辦了婚禮，還請了幾桌婚酒（《在毛澤東身邊》，第142-144頁）；7月份又在北京吃了蘇林發師傅做的肘子和魚。這期間有什麼必要20多天不吃一粒米，只吃馬齒莧和菠菜？順便說一句，馬齒莧是一種野菜，春天長出來一個多月就老了。因為毛澤東喜歡吃，北京玉泉山特供基地進行人工種植，確保每天產一斤鮮嫩馬齒莧。菠菜因北方已有暖棚種植的傳統，常年供應並不難。但當時南方各地都吃時令菜。毛澤東對馬齒莧和菠菜這兩樣情有獨鍾，去南方巡視時，想這口就很難。曾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孟進鴻將軍說：“主席每到一地，要請人談話，來了，走了，不興師動眾。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種，有時真不好找，一旦沒有，他也會顯得不高興。有時甚至用送文件的飛機帶一小筐菜。武昌魚也只好專程由湖北運來，不像現在，哪個地方都有全國各地的土特產品”（《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一些事情（紀實回憶）》）。可見吃馬齒莧和菠菜並不便宜，成本費用十分可觀。

　　毛澤東在“三年困難時期”究竟有多長時間不吃肉？拙文《毛澤東“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真相》曾做過分析，認為是在1960年9、10月份到1961年4月份之間。同時指出：毛澤東宣布“不吃肉”，並非飲食習慣發生了變化，而是為了表示與民眾同甘共苦。他宣布“不吃肉”，可能僅僅是指豬肉，而非牛羊肉。作為這段經歷意想不到的副產品，一向不喜愛牛羊肉的毛澤東，從此喜歡上了用西餐和中餐方法烹製的牛羊肉菜品。他在“不吃肉”期間，並未出現營養不足的現象，仍可以吃到花樣繁多、用豬油烹製的各種素食、蔬菜及麻雀、小蝦、野味等其本人並不反對的肉食品，偶爾還吃了紅燒肉和肉包子。

　　至於說毛澤東在1960年因營養不足，得了浮腫病，恐怕是整個故事中最難以置信的情節了。奇怪的是，執這一說法的不僅有衛士封耀松，一個名叫秋石客的網友還把文革期間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紀登奎夫人王純也拉來助陣。秋石客說王純告訴他：“我們幾個女同志聽說主席營養不良導致浮腫，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關心，結伴去看主席，發現是真的，我還親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確患營養不良浮腫病。當時我們都哭了，說這麼大的國家，供主席一天吃一頭豬也供得起，為什麼不吃肉？主席語重心長地回答說，吃肉我還吃得起，我的工資足夠買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國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責任，我應該與人民同甘苦。我們聽後哭的更厲害了”（《秋石客：紀登奎夫人王純縱談紅都國事》）。王純已經去世，她究竟對這位秋石客說過這番話沒有，無法對證。筆者的疑問是：1950年代，紀登奎還只是個地委級幹部。毛澤東的專列路過許昌時，他因為上車匯報時效果不錯，給毛留下深刻印象，“文革”時稱其為老朋友，作為“革命領導幹部”的典型提拔到中央工作。但紀登奎到毛澤東專列上匯報工作時，按照紀律，無論如何也不會把身為普通幹部且無匯報之責的老婆一起帶上車，毛澤東當然也不會見過王純其人。那麼到了1960年，恐怕連菊香書屋的大門朝哪兒開都不知道的王純，有什麼資格帶着幾位女同志進入中南海，進入豐澤園？1963年，毛澤東的大女兒李敏搬出中南海，隨後即被沒收了通行證，其後想與自己親生父親見一面都難，在大門口就被擋了“駕”。幾位來自河南的女幹部是通過什麼辦法“混進”這座由8341部隊戰士、外衛衛士和內衛衛士們里三層外三層守衛的房子？即使真的進去了，毛澤東本人會同意讓一個素未謀面的女同志隨隨便便地“摁”自己的腿嗎？

　　事實上，說毛澤東得了浮腫病，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從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一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說不盡的毛澤東·讀書伴隨了毛澤東一生》）。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護士長吳旭君每日負責為毛澤東保健，其工作就包括檢查身體，為什麼沒有發現浮腫？退一萬步說，如果衛士封耀松真的是在按摩時發現有浮腫跡象，膽敢不向上級報告，不向保健醫生和護士長報告，無疑犯了天字第一號錯誤。他竟然沒有受到任何處分，真是個奇蹟！


　　故事四：毛澤東上午8時設家宴，以幾碟湘味小菜招待末代皇帝

　　先來看一篇網文：

　　1962年新春佳節，毛澤東私人宴請末代皇帝溥儀，特請章士釗、程潛、仇鰲和王季范4位名流鄉友作陪。家宴設在頤年堂。

　　上午8時許，毛澤東待章士釗等人入席後，一本正經地說：“今天請你們來，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釗環顧四座，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問道：“主席，客人是誰呢？”

　　毛澤東吸了一口香煙，環顧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說：“這個客人嘛，非同一般，你們都認識他，來了就知道了。不過也可以事先透一點風，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時，一位高個兒、50多歲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面帶微笑步入客廳。毛澤東迎上去握手，並拉他在自己身邊坐下，同時向章士釗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濃重的韶山口音微笑着說：“你們不認識吧，他就是宣統皇帝嘛！我們都曾經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頂頭上司？”章士釗等人這才恍然大悟。

　　毛澤東指着在座的幾位老者向溥儀作了介紹，溥儀態度極為謙虛，每介紹一位，他都站起來鞠躬致意，看不出半點皇帝的“架子”。毛澤東對他說：“你不必客氣，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常來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當時國家正值困難時期，一切從簡。雖說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幾碟湘味兒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飯加饅頭，喝的是葡萄酒。

　　毛澤東邊吃邊對溥儀說：“我們湖南人最喜歡吃辣椒，叫做‘沒有辣椒不吃飯’，所以每個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說着，他夾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於溥儀位前的小碟內（《毛澤東的九次春節 中南海宴請溥儀》）。

　　以上關於毛澤東宴請末代皇帝的故事細節純屬臆想。

　　一是春節期間，早上八點鐘設家宴請客人來吃飯喝酒，既不符合國人風俗，也不符合毛澤東本人的作息習慣。

　　中國人設宴請客，大都在中午或者晚上，為的是掌廚者有充分的準備和烹飪時間，就餐者也經過一上午或一下午的腸胃消化，有較強烈的食慾，願意享受主人的美味佳餚。早餐則不同。它只是為了滿足人一上午工作的需要，對身體進行一定營養成分的補充，所以大多以“吃好”為原則，講究營養豐富，不講究菜品花樣繁多。尤其是在春節期間，即使主人不在乎，也要考慮到客人頭天晚上是否為慶祝節日熬了夜，能不能那麼早起床，一大早起來是否還有胃口？而早上八點鐘請客時上葡萄酒，更令人匪夷所思。毛澤東家鄉湖南以及他當時所在的北京有喝早酒的習慣嗎？

　　說毛澤東早上八點設家宴請客，也不符合他晚上工作，白天（主要是上午）休息的習慣。毛澤東習慣於夜間工作，在人們通常抖擻精神開始一天工作的清晨，卻進入了夢鄉。為此，中南海警衛人員要對菊香書屋周邊道路進行管制，不許汽車行駛；還要把他住宅周圍樹上的鳥兒打跑，不讓它們在枝頭啼叫；周恩來等負責日常工作的中央領導人也要服從毛澤東的作息習慣，隨時準備半夜三更被叫去問事。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毛本人也很在意上午這場覺，有一次甚至為此對維修房子的工人發了脾氣。那麼，需要故事作者解釋的是，他為什麼單單在1962年的春節，一大早就起床並請人吃飯呢？

　　二是宴請末代皇帝的故事中說，“雖說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幾碟湘味兒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飯加饅頭”，也不符合毛的待客慣例和中國人情常理。

　　中國人平時自己吃飯時，可能比較儉省。待客時總要些面子，那怕只加一、兩道菜，也表示出盛情款待之意。目前未有任何資料證明，毛澤東本人在待客規矩上“反潮流”。1952年春天，他請自己戰爭年代的衛士翟作軍吃飯，“共有五個菜，一火鍋大白菜粉絲湯”（《毛澤東與他的衛士們》上冊，第279頁）。1959年6月24 日，他聽取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匯報時適逢開飯，留其同餐，席間上了“炒鱔片、燒蘿蔔、炒馬齒莧、炒雞蛋、肉片湯、鐵板里幾、炒海帶”（《毛澤東遺物事典o別具一格的馬齒莧菜譜》）。請一位客人尚且有“五菜一湯”或“六菜一湯”，請章士釗、程潛、仇鰲、王季范以及末代皇帝溥儀5位客人卻只上幾碟湘味小菜而不上主菜，說得過去嗎？

　　如果故事作者所說是真的，將毛澤東招待5位客人的菜品與一個多月前他的生日餐相比較，更令人無法理解：據《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1頁記載，1961年12月26日，請客共4席，小吃有臘肉、苦瓜、鹹蛋松花、蒜黃肉絲；冷盤有桂花鴨子、洋火腿、黃瓜、烤夫、糖醋白菜、陳皮牛肉、蚧肉；熱菜有燒扁魚、麵條雞、粉蒸肉、燒芥菜、雞油豆角；主食有煎年糕、壽糕、麵條。

　　如果故事作者所說是真的，將其後6月10日和7 月7 日兩天毛澤東早餐菜譜與之比較，同樣令人無法理解：6月10日早餐有番茄、雪菜、炒莧菜、燴蘆瓜；7 月7 日早餐有雪菜筍絲、炒海帶、炒莧菜、生邊豆芽（《毛澤東遺物事典o別具一格的馬齒莧菜譜》）。對照毛澤東請4位鄉賢名人和一位被特赦的皇帝的家宴，菜品是不是太寒酸了點，還不如他自己常吃的早餐呢！


　　三是在毛澤東請客的餐桌上，真的有“青辣椒炒苦瓜”這道菜嗎？

　　中國食材搭配，千變萬化，層出不窮。但針對某一個特定就餐對象，食材搭配就不能亂來，要符合其一貫口味和喜好傾向。毛澤東從小家鄉菜吃慣了，而湘菜在食材搭配上有自己規矩。比如，1959年毛澤東上廬山之前到長沙，湖南省委在湘江船上招待吃晚餐，其中就有炒苦瓜這道菜，但沒有說用青辣椒炒（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9頁）。後來回韶山故里，在專門為毛澤東蓋的房子松山一號就餐時，也吃過小菜煎苦瓜，與炒辣椒不是一道菜（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20頁）。他離開韶山的最後一餐，也有小菜炒苦瓜，同樣沒說與青辣椒同炒（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6頁）。

　　為毛澤東炒苦瓜究竟要配什麼菜？為他做飯的廚師和陪他吃飯的工作人員有自己的說法。曾多年為毛澤東和江青做飯的程汝明廚師說“苦瓜炒鴨子、炒肉都可以”（《毛澤東除了紅燒肉和辣椒外還愛吃什麼？》）。廚師韓阿福回憶，他給毛做的菜有苦瓜炒肉（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26頁）。1961年毛的生日菜譜上，有小吃苦瓜這道菜（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1頁）。1966年6月，毛澤東第二次回韶山時，湖南省委從長沙派來特級廚師石蔭祥給他做飯，當時留下的一餐菜單即有苦瓜燒肉（《毛澤東與韶山》，第159頁）；在毛澤東晚年陪他在臥室吃飯的兩名工作人員之一的孟錦雲也提到“主席常吃的菜”有苦瓜炒鴨子（參見郭金榮《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第159頁）。程汝明師傅還回憶，他給毛做的年夜飯有豆豉苦瓜（參見《毛澤東的掌勺廚師回憶：菜單用完就銷毀》）。於存師傅則因為有一次早上5點多鐘，衛士通知毛澤東要吃飯。他從床上一骨碌爬起來，還是迷迷糊糊的，錯把苦瓜倒進炒辣子雞丁的鍋里，端出了一盤“苦瓜炒雞丁”，為這事還挨了批評（參見《毛主席身邊炊事員的回憶--看看偉人的簡樸生活》）。可見炒苦瓜配錯料還算是事故。目前可見到的相關資料中，為毛澤東做苦瓜有炒鴨子、炒肉、炒豆豉等做法，唯獨沒有見到過用青辣椒炒苦瓜的做法。

　　筆者猜想，故事作者對這次宴請究竟上了什麼菜語焉不詳，卻專門提到毛澤東“夾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於溥儀位前的小碟內”，很可能是為了呼應流傳甚廣的他“三年困難時期”不吃肉的傳說，因為這次宴請畢竟是在剛剛擺脫“三年困難”的1962年春節。作者自己也明確說“當時國家正值困難時期，一切從簡”。其實這是過慮。事實真相是，毛澤東宣布不吃肉只是在1960年9、10月間到1961年4月，是他為表示與民眾同甘共苦的政治決定。1961年9月23日，毛澤東在武漢宴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使用了魚籽、鴿子、大蝦、豬肉、牛肉、鴨子、桂魚等肉類食材（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3頁）；1961年生日餐使用了豬肉、雞蛋、鴨子、牛肉、蚧肉、魚、雞等肉類食材（參見《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第111頁），可見早已開戒，沒有任何必要只在宴請章士釗、程潛、仇鰲、王季范及末代皇帝溥儀時改為吃素。

　　中國餐飲講究色、香、味、形、意俱全，“青辣椒炒苦瓜”這道菜在第一條上就犯了大忌。如果非要讓我炒這道菜，我定會選擇紅辣椒而非與苦瓜顏色幾無差別的青辣椒。

　　只是為了好看。

　　因篇幅原因，暫且打住。行筆至此，頗有感慨：真實是歷史的生命，不能靠謊言來編織。完全沒有必要為了維護領袖生活“簡樸”的形象而進行文學“再創作”。

　　又及：我在《毛澤東過生日：編故事還是說真相？》、《關於毛澤東的補丁衣服及其解讀》等文章中也揭露了一些有關領袖“簡樸”生活的假故事，有興趣者可以參看。

　　卸甲一書生，共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