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的空降兵--冠生園創始人洗冠生之死

送交者: ByStander 2013年05月20日19:58:39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陳毅的空降兵--冠生園創始人洗冠生之死 --謀財害命的“五反” 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少空 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所謂 “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死又 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中共 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原文摘自 - 楊奎松 - 建國前後中共對資產階級政策的演變     “三反”、“五反”運動對資產階級所造成的近乎毀滅性的打擊。運動中，工人店 員揚眉吐氣，對資本家呼來吼去，揭發檢舉此起彼伏；資本家則人人自危，紛紛寫“坦 白”，做交待，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爭取過關。即便如此，因為許多“坦白”或“交 待”與有關單位掌握的情況不能相符，或達不到需要的水平，致使不少單位搞“逼”“ 供”“信”。特別是那些從事“三反”運動的機關部門和稅收部門，為了落實對自己單 位人員貪污受賄的指控和落實對資方偷漏稅的指控，往往動輒到工廠、商店抓人、打人。     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經屬於相當穩重的城市了，但僅3月中下旬一段時間裡，就 有公交公司、中蠶公司、郵電管理局、中國交通建設企業公司上海辦事處等二三十個單 位把一些商人或資本家捉去拷問。22日，據上海“五反”委員會輔導組報稱：“順華機 器廠負責人瞿明德、樂嗣黻二人被天原電化廠於三月八日傳去，迄今廠中無人負責。更 有人民銀行派丁永以市增產節約委員會名義，將中國柴油機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陶咸於 上月廿二日傳去，迄今已兩旬，尚未放回。”“合眾冷氣工程公司經理馬德祥被浙江蠶 業改進所人員傳訊數日夜。派克公司資方鈕永集被黃浦區稅局三次傳訊，罰站二十餘小 時。”“其中最普遍的是罰跪、‘立壁角’，比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廠傳訊某五金 號推銷員包鑫泰，令其下跪，並拖大衣抓頭髮，迫令承認行賄及書寫憑證及隨傳隨到的 保證書。江寧區稅局將商人白建華打耳光後當時暈倒，醒來後說他裝死，又拿棍子亂打 。商人何潤泉被三個工作人員輪流打了一個半鐘頭。高橋區稅局將商人李俊榮關在大房 間裡被十幾個人拳腳交加的痛打，並用針刺其指頭。金昌鋼鐵行副理周菊牲被黃浦區稅 局責令舉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罰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②     陳毅雖以市長名義發表講話，宣布紀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幹部和工人我行我 素。就在陳毅廣播講話第二天，上海就發生稅務局幹部會同工人到小西門江陰街成和毛 巾廠催繳所得稅，資方一時繳不出，被拖到街上罰跪示眾，和軍管的慎昌工廠逼令怡昌 五金號老闆范益齋承認存有贓款3億元，六七人圍毆，致被打得滿口噴血的情況。其他 像元豐毛紡廠工人每天把老闆伍鐵珊喊來批鬥幾小時，並向其臉上吐口水；河南路匯森 理髮店老闆因資金周轉不開，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髮業基層工會100多人圍毆，並 將雙手反綁，跪在長凳邊緣上，再在其腿上立上兩個人的情形，亦並不少見。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五反”委員會輔導組：《“五反”運動情況》(40)，1952年3月22日，上海市 檔案館藏檔(以下簡稱“上檔”)，B182／1／572。     ③《“五反”運動情況》(40)，1952年3月22日，上檔，B182／1／572；《“五反 ”運動情況》(62)，1952年4月15日，上檔，8182／1／373／144。。 在這中問，尤以中國航運大王盧作孚之死最為令人感慨。盧一生致力於教育和實業，一 心希望實現教育和實業救國的理想。共產黨勝利後，盧對新中國充滿幻想，馬上想方設 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資產遷回大陸，並且最早與政府簽署了公私合營協議。他 同時亦熱情響應政府的各項政策，鼓勵家人和子女積極“參加當前國家最偉大的革命事 業”，一直努力試圖跟上共產黨前進的步伐。然而，當運動來臨，雖然公股及其公司的 黨委也想善待盧，然而在社會和輿論徹底否定資產階級的熱潮之中，少數職工卻並不在 意政府方面的關照，揭發、指責不一而足，甚至無中生有和上綱上線。這種情況使盧作 孚一時無法接受，深感絕望，終於在2月8日吞服安眠藥草草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② 盧作孚的例子，是對這時將資產階級一概指責為“唯利是圖”、“本性惡劣”的說法的 一個最好的反證。盧死時，“沒有財產，沒有儲蓄，沒有片瓦，沒有寸地，個人收入除 了民生公司為數不多的工資外，所有其他事業送給他的輿馬費，一個不留地統統贈給了 教育事業和科學事業”③。 其實，類似盧作孚這樣的資本家，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間也並不是個別的。即使是那 些不像盧作孚那樣有強烈的強國抱負，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業家，也有不少深知 企業的前途基於職業的良心和產品的信用，無意投機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騙者。他們通 常在生活上十分節儉，一生勤勤懇懇。但越是這種資本家，也就越是難過運動的鬥爭關。 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業冠生園創始人洗冠生為例。其能在全國發展到兩家工廠、6個分 店，靠的就是信譽和質量。但因建國初經濟不景氣，“五反”前該廠即已開始積欠工資 。從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場萎縮，業務更加清淡，原料和 銷路都發生問題，所得收入只夠維持日常開銷，更加發不出工資來。但是，“三反”“ 五反”到來，造成職工與資方尖銳對立，再加上輿論把資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慾薰心的腐 化墮落之徒，職工們自然不信洗冠生沒錢，硬是將洗關在廠里樓上兩天兩夜，連斗帶逼 。事實上，洗從做陳皮梅的小本生意創業始，一生省吃儉用，有錢就用於發展事業，連 子女都無光可沾，確實無錢可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作為一種普遍的現象，在較早完成“五反”的天津市委的一份報告中即有所反映 。報告稱：“五反”是勞資關係的一個大的轉折點。許多工廠商店的工人店員讓資本家 洗碗掃地，不讓資本家管事，不聽從資本家的工作分配，不遵守勞動紀律，提出過高的 工資和福利要求，資本家自慚形穢，不敢做事，甚或靠討好工人來求平安，高級職員則 紛紛辭職。轉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4冊，第164頁。     ②雨時、如月：《紫霧——盧作孚評傳》，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52頁； 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45頁。     ③盧國紀：《我的父親盧作孚》，第445頁。     在被逼無奈之時，又被稅務局逼上門來，這位67歲的老人走投無路，只好跳樓自殺 了。①     “五反”運動，因走投無路而自殺的資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見具體的統計。但僅 據上海從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統計，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殺人數 在10人以上，其數字已相當驚人。而且，有不少資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甚或帶着 孩子一同自殺②，更足以見這場運動之激烈和對資本家精神衝擊之巨大。雖然當時公安 局一般都報稱，這些人自殺多半與欠稅或發不出工資有關，但顯而易見的是，欠稅及發 不出工資，並非“三反”、“五反”運動中才發生的情況。早在運動發生之前，這種現 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時並沒有發生許多人自殺的情況。如此之多的資本家在這時選擇 自殺以了卻人生，毫無疑問與這場運動使他們對前途徹底絕望有直接的關係。     當時上海市長陳毅每天晚上在沙發上端一杯清茶聽匯報，悠閒地問：“今天又有多 少空降兵？”實際上就是問又有多少商人跳樓。“五反”運動使所有資本家在劫難逃， 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想 死又不能跳黃浦江，因為會被說成去了香港，家屬還要繼續被逼迫，只好跳樓而死，讓 中共看見屍體好死了心。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 死。     資本家的絕望，直接導致大批資本家失去了在行業中繼續經營下去的信心。這時還 備受政府方面重視和保護的榮毅仁，都已經承受不住了。他明確表示：自己名下並無財 產，只有上海麥尼路一座住宅，已準備押款10億，以還付欠中糧公司的款項，其他退款 ，只能將申新等廠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實行公私合營。如果這樣還不行，“四面逼緊， 沒有辦法時，只好上吊”③。上海的大資本家劉鴻生也是一樣的態度。他直截了當地提 出要政府把廠子收掉，或公私合營，說：“反正是完了，早點送掉豈不更好?”④     “三反”、“五反”不過幾個月時間，各地的資本家就紛紛要求公私合營，或抵廠 還款，這種情況反而讓中共中央頗感被動了。設法籠住資產階級，特別是工商界資本家 的人心，就成了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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