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轉貼：毛澤東、鄧小平重大過錯與決策失誤 |
| 送交者: 求真知 2013年05月27日18:43:02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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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重 新 評 說 ——毛澤東、鄧小平重大過錯與決策失誤 民 聲 著 我們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代前言） 本書簡要地記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第二代領導人——毛澤東和鄧小平一生中出現的決策失誤和過錯。 本書的幾名作者，都是紅色中國成立前後出生的人。在職業上，有記者、作家和歷史學者。儘管職業不同，但在青少年時代，都曾有過相同的命運——經歷過那場餓殍遍野的“三年困難時期”；耳聞目睹過歷次慘不忍睹的政治運動；到農村接受過“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政治信仰上，作者都是共產黨員，對領袖毛澤東有過近乎狂熱的頂禮膜拜和無比敬仰。但是，嚴酷的社會現實，使作者不得不去思考這樣一個深層次的問題：自新中國誕生以後，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多的冤假錯案？屢次政治運動為什麼會釀成一個又一個的人間悲劇？為什麼會與幾乎處在同一經濟水平的國家越來越大地拉開距離？最終我們找出了答案：這一切，都緣自於國家領袖的決策失誤。而決策失誤的重要原因，又是因為在一黨專制的國家裡，往往是領袖獨斷專行，個人權力沒有受到法律約束，個人行為沒有受到法律監督。一個人的錯誤，足以貽害一個國家。 古人說：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榮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早在清王朝的乾隆年間，中國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在後來的幾百年裡，中國衰退了，落後了，到了毛澤東領導下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於他的許多個決策的失誤，使中國更是跌落到貧窮落後的國家行列之中。我們撰寫此書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讓今天的人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讓一個國家強盛起來，靠領袖一個人的力量遠遠不夠；但要讓一個國家衰敗甚至滅亡，一個領袖就夠了。 我們本着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和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重新評價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一些重大決策，來重新審視新中國歷史上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在中國大陸以外的不少歷史學者，在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時，總是說他昏庸無道，把他罵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他的歷史功績，甚至有人說他從沒有參加過抗日戰爭。我們認為這不是尊重歷史的態度。毛澤東能成為幾億中國人民的領袖，必定有他過人之處；中國共產黨能夠從小到大，打敗比自己強大幾十倍的對手，也有他的成功之處。我們既要肯定毛澤東的堅持抗日、結束戰亂的功績，也應總結出他的各種過錯和失誤。同樣，鄧小平作為一代偉人，為中國“十年動亂”後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貢獻，使中國迅速走上了繁榮富強之路。但他也是個普通人物而不是神聖，也難免做出錯誤的決策。回顧歷史，不是為了算舊賬，而是為了在今後的道路上避免重蹈覆轍。 本書作者採訪了上百名歷次政治運動的親歷者或目擊者，查閱了大量歷史檔案或文獻，歷經多年的時間，終於完成了這本書稿。書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如：從未公開的周恩來臨終接見八大軍區司令的談話記錄；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中的失敗戰例；毛澤東鼓動金日成打過三八線的內幕；毛岸英所在志願軍總部被美軍發現之謎；林彪座機墜毀的真正原因；林彪女兒告密有功卻反遭迫害的緣由；北京“六·四慘案”中戒嚴部隊如何用苦肉計激起士兵對學生的仇恨等等。 本書還對一些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予以重新評說，如：被中國人民引以為自豪的“抗美援朝”，實際上是一場完全錯誤的戰爭；中印邊境衝突的主要責任在中方；中蘇關係破裂的主要原因在毛澤東身上；林彪謀殺毛澤東的計劃是一次拯救國家危亡的正義行動；“六·四學潮”是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等等。另外，本書作者為了對歷史負責，通過查閱原始檔案，糾正了一些歷史誤傳，如：毛澤東在接到林彪乘坐飛機外逃的報告時，並沒有說“讓他走好了”，而是說的另一番意思。 對於研究中國當代史和中共黨史的學者來說，本書有着重要參考價值。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作為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我們感到自己有責任、有義務將中共兩代領導人一生的過錯、失誤和教訓總結歸納出來，以期引起廣大民眾對大陸幾十年來所發生一系列不幸事件的深思，進而找出杜絕此類不幸的根源。作為一名忠誠黨員，我們衷心希望自己所熱愛的黨今後能不犯或少犯錯誤。要做到這一點，首要的一條即是必須永遠擯棄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不斷加強和完善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制度，讓個人權力受到約束和監督，讓集體領導的制度落到實處，只有這樣，才不會使歷史悲劇重演。 如果本書能對當今的中國民主建設起到一點促進作用，則作者們甚感榮幸。 目 錄 卷一：毛澤東的重大失誤和過錯 1、“農民運動”過火使首次國共合作破裂（4） ●“農民運動”都幹了些什麼？●總書記陳獨秀嚴厲批評毛澤東●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原因 2、拋棄患難之妻賀子珍（5） 3、錯殺井岡山恩人王佐、袁文才（7） 4、未遵協議致使“福建事變”失敗（8） 5、濫殺“AB團”引發“富田事變”（9） 6、王明中毒疑雲（10） 7、令四方面軍官兵不滿的幾件事（11） 8、傷害數千人的“延安整風”（12） 9、冤殺民主人士王實味（14） 10、開列國民黨戰犯名單起到反作用（15） 11、錯娶壞女人江青（16） ●江青是個什麼樣的人●毛澤東為再婚找理由●藍苹為何改名江青●江青後半生變成壞女人 12、違背諾言解除傅作義警衛團（17） 13、抗美援朝——一場完全錯誤的戰爭（18） ●誰是真正的侵略者●毛澤東低估了美國人●志願軍上戰場並非保家衛國●為什麼說抗美援朝是錯誤決策●歸國戰俘的悲慘命運●抗美援朝造成嚴重後果●毛岸英被炸死之謎 14、“鎮反運動”擴大化殺人過多（23） 15、“三大改造”中的嚴重失誤（24） 16、 大搞整人的“階級鬥爭”（26） 17、在外蒙古問題上向斯大林妥協（27） 18、氣量狹小怒罵摯友梁漱溟（28） 19、授軍銜不公引起諸多不滿（29） 20、在作風問題上對人對己兩種標準（30） 21、一紙解甲令讓十萬女軍人傷心（31） 22、建國後的第一大文字獄（31） 23、對“高、饒事件”的輕罪重懲（32） 24、武力解決邊界衝突斷送中印友誼（32） 25、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火上澆油（33） 26、中蘇關係破裂的中方責任（34） ●毛澤東對斯大林早有諸多不滿●蘇方想共建長波電台和聯合艦隊並非無理●認為赫魯曉夫在邊界衝突中偏袒印度●中蘇大論戰加深裂痕●毛澤東一直看不起赫魯曉夫●蘇國防部長的挑釁激怒毛澤東 27、搞“陽謀”的反右鬥爭（37） 28、炮擊金門不是妙棋而是險棋（38） 29、黯然失色的“三面紅旗”（40）●“大躍進”搞成了大倒退●害人不淺的浮誇風●人民公社讓農民吃盡苦頭 30、“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上千萬人（41）●虛報和浮誇風造成嚴重饑荒●三年餓死了上千萬人●老百姓用“代食品”度難關 31、小處節儉，大處奢侈（43） 32、挾私嫌報復彭德懷（43） ●毛澤東決心整倒彭德懷●“萬言書”里說了些什麼●整倒彭德懷的幾個原因●彭德懷的悲慘結局 33、錯誤對待老上級張聞天（47） 34、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億人（48） 35、株連萬人的小說《劉志丹》冤案（49）●《劉志丹》是一部怎樣的小說●康生給《劉志丹》羅織罪名●毛澤東將小說定性為“反黨” 36、慷國家之慨援助他人（50） 37、三線建設得不償失（52） 38、“深挖洞”的巨大浪費（53） 39、毛澤東五大秘書的悽慘下場（53） 40、抗美援越——又一個損兵傷財的決策（54） 41、 援助阿爾巴尼亞近百億元反遭罵（55）●毛澤東打腫臉充胖子●阿國指責中國和“敵人”會談●中阿親密關係因挨罵而結束 42、曲解“三和一少”，對外四面樹敵（56） 43、楊獻珍冤案始末（57） 44、“四清運動”傷害大批幹部（58） 45、“三家村”案——當代又一大文字獄（59） 46、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冤案（59） 47、“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人類浩劫（60）●無數領導幹部、社會精英、“四類分子”受迫害●打倒一切，破壞各級領導組織●全面內戰，造成數十萬人死傷●工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文革使文化受到極大破壞●“文革”禍水殃及外交事業●社會道德空前墮落 48、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惡果（65）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嚴重災難（65） 50、億萬“知青”的不幸命運（67） 51、錯選王洪文為中央副主席（67） 52、為賀龍平反時留尾巴（69） 53、整死忠誠戰友劉少奇（69）●劉少奇曾被選為接班人●劉少奇的人生失誤●毛澤東為何要搞掉劉少奇●劉少奇受誣陷被迫害●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 54、錯誤對待人民的好總理（74）●周恩來對毛澤東為最忠心●周恩來為何兩次做檢討●借評《水滸》批周恩來●一份從未公開的周恩來臨終遺言 55、“文革”中兩次整倒鄧小平（76） 56、錯誤對待老戰友朱德（76） 57、拼湊“十次路線鬥爭”抬高自己（79） 58、危害不淺的“五七指示”（80） ●“五七指示”因何而來●五七幹校產生的經過●“五七指示”造成了哪些危害 卷二：重新評價林彪——功大於過的人 1、 林彪的“武裝起義”是救國拯民之義舉（82） 2、 林彪以行動反對“文革”的兩個例證（83） 3、《五七一工程紀要》說的句句是實情（83） 4、林彪犯有哪些錯誤（88） 5、糾正三個歷史誤傳（89） 6、航空專家新解林彪座機墜毀之謎（90）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飛行員反抗（91） 8、鄧小平為何不願給林彪平反（92） 9、林豆豆告密立功為何反遭迫害（92） 卷三：鄧小平復出後的幾個重大失誤 1、 錯誤支持紅色高棉導致中越戰爭（94） ●中越關係破裂的原因●鄧小平決心“教訓”越南●戰爭使“文革”後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戰後的中、越、柬關係 2、 錯誤對待學潮導致“六·四慘案”（97）●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經過●學生喊出“打倒共產黨”一事的由來●《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成為事件的催化劑●軍隊用苦肉計激起士兵對學生的仇恨●鎮壓學潮造成嚴重後果●對事件中雙方過錯的反思 3、 對“高、饒事件”的錯誤定性（101） 4、 對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場（101） 5、 翻歷史舊賬使中梵未能建交（103） 6、 最大的失誤是未能解決權力監督和制衡問題（103） 附篇：本書作者寫給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懇請信 卷一： 毛澤東的重大失誤與過錯 1、“農民運動”過火使首次國共合作破裂 在20世紀初，中國先後誕生了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政黨在發展壯大過程中有過兩次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從1924年至1927年，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從1937年至1945年，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這兩次合作最終都出現了破裂。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國共兩次合作的破裂，責任都不在共產黨方面。”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一些，那就是兩黨在軍隊保存數量、所占地盤和政府官員名額分配等問題上分歧太大，最終導致談判破裂，發生了內戰。可以說第二次合作的破裂，國共兩黨各負一半責任。 但第一次國共合作為什麼會破裂？長期以來，共產黨方面一直指責是國民黨突然叛變了革命，瘋狂屠殺共產黨人。然而，國民黨為什麼要殺共產黨人？究竟誰該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有破裂負責？筆者願在此揭開這個謎底。 ●“農民運動”都幹了些什麼？ 筆者認為，毛澤東該為首次國共合作的破裂承擔主要責任。 1924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統一戰線政策的推動下，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大會，並參加了大會的領導工作。這次大會改組了國民黨，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實現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統一戰線建立以後，為適應工農運動迅速發展的需要，從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先後舉辦了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有400多人經過訓練後被派到農村去做農民運動工作。毛澤東曾指示中共湖南區委選派毛澤民、龐叔侃等50多人到廣州參加學習。 為了更好地指導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1925年春天，毛澤東從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邊養病，一邊深入農村調查農村的階級狀況，總結農民運動的經驗。在毛澤東的宣傳發動和組織下，韶山地區二十多個鄉很快建立了秘密的農民協會和公開的群眾性組織“雪恥會”。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積極協助毛澤東工作，在農民夜校給農民講課，努力從事農民運動。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全國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到1926年6月，已遍及湖南、廣東、廣西、湖北、河南、山東、四川、陝西等十多個省份。僅湖南一省就有59個縣建立了農民協會，擁有會員200萬人。因為是每家只能有一人填表參加農會，所以這樣算起來，可以直接領導的群眾達一千多萬。這些農民在農會的領導下，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 那麼農會會員們都做了些什麼呢？毛澤東在他那篇完稿於1927年3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寫道：“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人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里向農會投降。……農會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衝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游鄉。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從毛澤東的這段文字中，人們可以看出，湖南的農會不僅強行將一切權力收歸農會，還將那些他們稱之為“土豪劣紳”的人捆綁着，戴上高帽子，脖子上套上繩索拉出去遊街，進行人格的污辱和肉體上的摧殘。同時，農會還將地主富農的土地、房屋和財產沒收後分給貧苦農民。不少地方還殺了一些被認為是“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毛澤東在《考查報告》中以讚賞地口氣說：“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發眾共同做的。例如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 ●總書記陳獨秀嚴厲批評毛澤東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對農會的這種做法極為不滿，對由毛澤東造成的這種局面更是十分擔憂，批評毛澤東搞糟了。毛澤東為了回答陳獨秀的批評，到湖南幾個縣作了一番調查，便寫出了上述那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認為這樣的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澤東的這篇調查報告完稿後，中共湖南區委的機關刊物《戰士》周刊曾連續刊載了全文，接着《湖南民報》也發表了全文，湘鄂贛三省的農民和農運工作者讀了之後為之歡欣鼓舞，但是，報告卻在黨中央受到了冷遇。當時，中央只有主管宣傳的瞿秋白公開支持毛澤東的觀點，他對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大加稱讚，稱毛是“農民運動的王”。正當黨的其它周刊也在轉載這篇調查報告時，總書記陳獨秀下令停止轉載，並發火說：“湖南的農民運動，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的考察之所以能得出“好得很”結論，是因為他所接觸所詢問的人，都是最下層的貧苦農民，這些人沒有任何辛勞和付出便輕而易舉地從地主富農那裡得到了錢糧、浮財和土地，他們當然認為這樣是“好得很”。如果毛澤東調查的是那些地主老財，他們的說法就會完全相反。毛澤東也許認為，富人都是有罪的，他們的財產都是剝削來的不義之財，理應奪回來，無償地分給窮苦百姓。事實上，許多地主富農等有錢人，都是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和汗水創造積累起財富，只有極少數人是靠不正當手段發了不義之財。即使他們有罪，也應當通過法律來制裁，而不可使用暴力手段強占他們的財產，也不應進行非人道的人格污辱，更不該隨意殺人。他們錯誤地提出的“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口號，是將自己凌駕於法律和政府之上。用今天的話說，他們這樣做不僅侵犯了私人財產，也侵犯了人權，算得上是無法無天。 ●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原因 由共產黨人在數省發起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嚴重損害了當地富人們的利益，也給自己埋下了禍根。在國民黨軍隊裡，有不少軍官都是富人家庭出身，因為要想當軍官先得報考軍校，而窮人的孩子上不起學，自然也考不上軍校。當那些出身地主資產階級家庭的軍官們得知家裡的財產被農民瓜分，親人被拉上街頭游斗甚至被殺頭的消息後，萬分惱怒，紛紛要求最高長官蔣介石為他們報仇雪恨。另一方面，以蔣介石任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正在北伐，需要富人們提供財力支援。而那些有錢人都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富人們紛紛向蔣總司令叫苦，要求蔣為他們做主。蔣介石作為地主資產階級的總代表，自然要維護本階級的利益，他決定用武力鎮壓共產黨人的暴動。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宣布與共產黨決裂，一百多名參加遊行抗議的工人屍體橫臥街頭，三百多名共產黨員、革命群眾被槍決，一千多人被捕……。隨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也以“清黨”為名，大規模捕殺共產黨人。5月17日，駐宜昌的國民黨獨立第14師師長夏斗寅藉口農民運動過火，向武漢的共產黨人進攻。5月21日，駐守在長沙的國民黨第35軍33團團長許克祥製造了馬日事變，一夜間搜捕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三千多人，殺害一百多人。6月6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開始逮捕工農領袖。7月15日，在武漢的汪精衛國民政府也宣布與共產黨決裂，並發出了“寧可錯殺三千，決不放過一人”的“屠共令”。在西北的馮玉祥也宣布“禮送”共產黨人出境。在國民黨的屠刀下，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從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約有30多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陳延年、趙世炎、惲代英、羅亦農、向警予、彭湃等卓越的革命家都先後慷慨就義。中共黨員從5 萬多人減至1萬人左右。 正如總書記陳獨秀所擔心的那樣，各地過火的農民運動，導致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也導致那場被共產黨人形容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最終失敗。國民黨政府出重金懸賞捉拿毛澤東，他的妻子楊開慧也被逮捕入獄，於1930年被殺害，犧牲時年僅29歲。 2、拋棄患難之妻賀子珍 賀子珍，毛澤東的第二位妻子，江西省永新縣人。她曾在艱苦的戰爭年代，同毛澤東一起戰鬥、生活了十年，給予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和照顧。她一生中為毛澤東十次懷孕，生下六胎，僅存活一個女兒。而毛澤東在成為中共第一號人物之後，卻拋棄了她。 賀子珍生於1910年，在學校是左派積極分子，1925年加入共青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後來，她加入了袁文才領導的農民自衛軍，並參加了永新暴動。賀子珍帶領一支赤衛隊守衛永新縣南門，擊退了敵軍一個營的進攻，繳獲了一百多槍。戰鬥結束後不久，永新遭到敵人猛烈的反撲。暴動隊伍被迫進入了井岡山，賀子珍也隨着來到了這裡。當時她只有17歲，卻是一位有着一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了。 1927年10月，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失敗後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率領隊伍來到井岡山，想在這裡暫避一時。當時占山為王的綠林好漢王佐、袁文才本不打算接納他們。賀子珍聽說這一消息後，由於她曾拜讀過毛澤東的一些文章，對他早有敬佩之心，便勸說王、袁二人接納毛澤東。毛澤東上井岡山後，住在茅坪的八角樓，與袁文才家近在咫尺。而賀子珍是袁文才妻子的“義妹”，住在袁文才家裡，毛澤東因此經常見到她。見過賀子珍照片的人都知道，她在年輕時身材高挑，端莊秀麗，算得上是個美女。毛澤東對她一見傾心，總要找機會與她聊上一陣子。從交談中，毛澤東得知了賀子珍的經歷，對她產生了好感。毛澤東的高大英俊和博才多學，也令賀子珍深為敬佩。而王佐出於對毛澤東的敬重和依靠，也很想讓他成為井岡山的女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袁文才，袁說毛在湖南已有妻子。王佐則認為大戶人家都是三妻六妾，毛澤東為何不能娶個妾。袁覺得此話有道理，兩人便有意撮合毛、賀二人。他們看到毛澤東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照顧，便有意將賀子珍調到毛澤東身邊承擔起毛的秘書工作。時間長了，賀子珍對毛澤東有了年輕女性的鐘愛之心。袁文才見時機成熟了，便向毛澤東建議他倆結為夫妻，毛澤東嘴上推辭了一番，心裡卻美滋滋的。就這樣，在袁、王二人的撮合下，毛澤東與賀子珍結成了夫妻。舉行婚禮那一天是1928年5月28日。而此時毛澤東的第一位妻子楊開慧正在湖南板倉的親友家中，躲避國民黨的搜捕。1930年11月，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被湖南軍閥何健殺害。後來在不少反映井岡山革命鬥爭的影視劇中，作家們對史實做了一些改動，說毛澤東是在得知楊開慧被殺害後，才與賀子珍結的婚。中國人自古就有着“為尊者諱”的傳統觀念，為了不影響偉大領袖的光輝形象，這樣改是可以理解的。 婚後，賀子珍不僅在生活上照顧丈夫，還繼續擔負起着秘書的重任，經常為他搜集報紙、整理資料、抄寫文件，有時還冒着危險到敵占區的郵局去搶報紙。1934年，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賀子珍隨毛澤東參加了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由於毛澤東的性慾特別旺盛，因此賀子珍不僅要在生活照顧他，還得滿足丈夫的生理需求。長征途中，賀子珍又懷了孕，這是她與毛澤東愛情的第四個結晶（頭三個孩子不幸夭折）。行軍途中遭敵機轟炸，賀子珍不幸中彈身負重傷，後來只能躺在擔架上被人抬着走。紅軍到達陝北延安後，賀子珍生下了女兒，乳名叫嬌嬌，這是她六次生育中唯一成活的孩子。後來國民黨軍進攻延安時，毛澤東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化名“李德勝”，為嬌嬌取了個大名：李敏。 到了延安以後，生活安定了，夫妻間原來非常融洽的關係，漸漸出現了裂痕。首先是毛澤東愛發火的性格讓她受不了。毛澤東愛發火，這在一些老人的回憶錄和電影電視劇里都有描寫，他經常把身邊的醫生、衛士訓得不敢吭聲，還先後趕走了兩名令他不滿意的警衛員。在他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官脾氣大了，也常對賀子珍發火，但兩人的感情並未破裂。 當時延安有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女青年和知識分子。他們帶來了許多新的思想，他們也各具有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生活作風。這樣，原來革命隊伍的同志和新來的年輕人就有了更多的接觸。許多年輕人特別是一些女青年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經常向他請教一些知識性問題。而博學的毛澤東也願意與這些知識分子交流。相比之下，文化水平較低的賀子珍感到了一種孤獨和冷落。在這些帶有新思想的年輕人的影響下，延安辦起了舞會，中央領導同志經常舉行舞會。毛澤東是個舞迷，逢舞會必到，這更讓賀子珍看不慣。為此，兩人發生過爭吵。後來賀子珍因受不了傷疼的折磨，決定做手術取出彈片，可延安做不了這樣的手術。她打算去蘇聯做手術，並在那裡學習一段時間，提高自己的理論和文化水平。這時她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已經生孩子生怕了，多次的生育已嚴重損害了她的身體，而丈夫的性慾又特別旺盛。在那個醫療水平極差的年代，也沒有什麼避孕措施。這一切都堅定了她要暫時離開毛澤東的決心。她離開延安來到蘭州，又從蘭州去了新疆，從那裡坐上了飛往蘇聯的飛機。賀子珍沒有想到，這一走，便改變了她的命運。 賀子珍來到蘇聯後，由於體內的彈片已深嵌在肉里，因此未能取出彈片。她便把心思都用在了學習上。賀子珍離開延安之後，一個名叫藍苹的女青年，趁賀子珍遠在異國之際，頻頻向毛澤東暗送秋波，發起愛情攻勢。藍苹曾當過電影演員，相貌自然不俗。而賀子珍此時已年近三十，加上受過重傷和幾次生育的摧殘，早已是面黃肌瘦、人老珠黃，昔日的美貌蕩然無存。毛澤東垂涎藍苹的美貌，卻又礙於尚未解除與賀子珍夫妻關係。於是他心生一計，先是去了一封電報，後又讓去莫斯科的人捎話，要賀子珍回延安。賀子珍不願讓自己的學習半途而廢，便給丈夫回信說，等學習結束了就回去。她沒料到毛澤東要的就是這個回答。這一來，毛澤東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說：你們看，賀子珍不願回來，我怎麼辦？黨中央最高領導人的身邊沒有女人照顧，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於是，政治局經過討論，只得同意他與藍苹結婚，同時又對藍苹“約法三章”，只能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不得參政（這一“約法三章”在建國後便名存實亡了）。就這樣，毛澤東在沒有對賀子珍發出“最後通牒”的情況下，便突然拋棄了曾與他在艱苦歲月里共同生活長達十年的第二任妻子。 賀子珍在學習期間生下了第六個孩子。不久德國大舉入侵蘇聯，戰爭造成了食物和藥品的極度匱乏，這第六個孩子也患病夭折。此時又從延安傳來毛澤東與別的女人結婚的消息，這對賀子珍來說如同晴天霹靂。失去了“中共第一夫人”這一名份的賀子珍，後來在蘇聯的生活過得十分悽慘，據她自己回憶說，那段時間的日子比在長征時還要艱苦。毛澤東怕她思念女兒，便派人把3歲的嬌嬌送到了賀子珍的身邊。不久嬌嬌患病，沒有斷氣便被送進了太平間，氣得她與育兒院院長吵了一架。結果對方說她有精神病，強行將她送進了瘋人院。直到建國後，新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要求蘇聯方面尋找賀子珍，才在瘋人院裡找到她。 在毛澤東逝世之前，中國的老百姓只知道他有過兩位妻子——楊開慧和江青，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有過一位叫賀子珍的妻子。一些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曾透露過毛澤東在楊開慧之後與江青之前還有過一位妻子，但老人們都以為賀子珍是賀龍的妹妹。對於兩人離婚的原因，老人們為了不影響毛澤東的領袖形象和威信，都說那賀子珍是綠林出身，脾氣不好，將兩人分離的責任歸咎於賀子珍。毛澤東在長征時有個貼身警衛員叫陳昌奉，寫過一本回憶錄《跟隨毛主席長征》，也許是怕影響毛澤東的形象，全書十多萬字竟對賀子珍隻字未提。 賀子珍同毛澤東分別20年後，再次見到了毛澤東。這本來是一次令她高興的事，然而毛澤東卻又一次傷害了她的感情。那是1959年的夏天，賀子珍正閒居在南昌。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請她上廬山。她以為是去休養，就隨着來接她的汽車走了。汽車到達廬山的一個賓館，已是晚上九點多鐘。賀子珍被領進一間屋裡，抬頭一看，不覺一驚，裡面坐着的竟是毛澤東。她的心情很是激動，一直淚流不止。兩人敘了一番舊情，見時間不早，毛澤東約賀子珍第二天再來談。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名工作人員忽然走進賀子珍的房裡對她說：“毛主席已經下山了，請你也馬上下山。”賀子珍信以為真，急忙跟着工作人員下山。來到山下一個賓館後，那名工作人員才告訴她：毛澤東並未下山。說罷交給她一個鼓鼓的信封，裡面裝着毛澤東給她的一筆錢。 賀子珍不明白毛澤東為什麼要騙她下山。許多年後才聽人說，那次是江青接到了陳伯達打給她的一個秘密電話，得知賀子珍上了廬山與毛澤東見了面，因此她決定當天從杭州上廬山。毛澤東怕江青回廬山後跟他吵鬧，才將賀子珍騙下了山。此事傷了賀子珍的心，她經不住這感情的波瀾，再次病倒了。此後，她直到1984年4月19日去世，也沒能再見過毛澤東。 賀子珍逝世時還心存一件遺憾之事：一位雜誌社的女記者聲稱要幫賀子珍寫回憶錄，獨家採訪了她。賀子珍滿懷信任地將自己的往事告訴了這位女記者。然而，回憶錄寫成後，這位記者想在書中加上一些對賀子珍不利的議論，遲遲沒有出書，想等到賀子珍去世後再出版。賀子珍多次詢問她，她總是扯謊說還沒寫完。因此，賀子珍到死也沒能見到自己的回憶錄。 3、錯殺井岡山恩人王佐、袁文才 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湘鄂贛邊界領導了秋收起義，將起義軍取名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後更名為紅四軍。起義遭受挫折後，毛澤東率領起義部隊剩下的千餘人來到了井岡山。當時井岡山有一支名為“農民自衛軍”的綠林武裝，該武裝的兩位首領叫袁文才和王佐，其中袁文才曾經加入過共產黨，還參加過永新暴動。暴動失敗後便帶領殘餘人馬上井岡山當了綠林好漢。他們平時劫富濟貧，被財主豪紳稱為“土匪”。毛澤東派他的部下何長工與這兩支綠林武裝接洽，並成功地對他們進行了改造。王佐和袁文才不僅接納了毛澤東上山，還將自己的隊伍改編成紅軍的一個團，袁文才與王佐分別擔任正、副團長。不久，王、袁二人還加入了共產黨。然而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他們在毛澤東的紅軍走投無路時接納了他幫助了他，最後自己卻死在了毛澤東紅軍的槍下，真是千古奇冤。 事情緣自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份決議。這次大會在蘇聯的莫斯科召開，毛澤東沒有出席。此次會議中的《蘇維埃政權問題決議案》第十節，即“與土匪的關係”里一節有這樣的話：“對土匪或類似的團體同盟，僅在革命暴動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動成功後，應解除其武裝，並嚴厲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復燃。對他們的首領應作反革命看待，即使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應當殺戮其首領，爭取其群眾……”毛澤東當時任紅四軍黨代表，在向部隊幹部傳達“六大”文件時，考慮到王、袁二人的情況，隱去了這段話。一次，毛澤東在廣昌行軍途中，文件包被水浸濕，到達宿營地後，他便把文件取出來晾曬，便進屋睡覺了。正好袁文才有事來找毛澤東，見毛正在睡覺，便隨手拿起文件來看，這一來便見到了“六大”決議的原文。他看到那段話後暗暗吃驚，於是便悄悄離開了正在廣昌作戰的毛澤東，僅帶着幾名親信警衛員潛回到井岡山。由於他擅自離隊，留守井岡山的特委給予他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分。一天，袁文才來到王佐住處，將他看到的六大文件內容說給王佐聽。王佐知道後也感到震驚，認為即使再忠心也不能取得共產黨的信任，兩人商量着不如趁早離去。 當時湘贛邊界存在着嚴重的地方主義和土客籍矛盾。作為客籍的袁文才和王佐，與湘贛特委領導、土籍人朱玉楷、王懷等人之間，由於歷史的原因，存有較深的矛盾和成見。雙方多次在開會時發生爭吵和對罵，甚至掏出手槍要動武。袁、王二人經常不把湘贛特委這些人放在眼裡，聲稱“我們只聽毛委員的！”兩人逞強的個性，為他們後來的不幸埋下了禍根。 兩人對湘贛特委的態度，引起了朱玉楷、王懷等人的猜疑。他們不斷向毛澤東等領導反映袁、王問題，說“袁、王兩人都非常狡猾，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加快急謀解決土匪首領，就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政權的危機——足以危害邊界的第一勢力就是土匪……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益惡化。”他們的反映，令毛澤東也開始對袁、王產生了懷疑。 就在這時，袁王二人為籌措槍彈綁架了土豪羅克韶，事後又放了羅，這就更令湘贛特委認為他們要叛變。1930年2月18日，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在遂川于田召開聯席會議，作出了武力解決袁、王的決定。 2月21日傍晚，袁、王二人突然接到朱德、毛澤東命令他們率部趕往永新開會研究攻打吉安的緊急通知。王佐看着通知，心中泛起一陣疑惑：怎麼會這麼急呢？大年剛過，又改編部隊又打吉安，年前年後和特委的接觸中，都沒提到過這事，又事先不打個招呼，丟下井岡山怎麼辦？再說，毛委員臨下山時當面向他交待，井岡山無論如何不能丟，要他王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輕易離開井岡山。這回毛委員怎麼會突然要他離開而丟下井岡山不管呢？……自從去年袁文才從廣昌私自跑回井岡山以後，特委的一些領導對他和袁文才存有疑心，難道特委的人利用這次開會的機會，來對他們……？ 王佐把自己的想法全告訴了妻子羅夏英。淳樸的羅夏英仔細想了想說：“不會吧，共產黨還會哄共產黨呀？再說，哪個還敢假造毛委員、朱軍長的命令呢？除非吃了豹子膽了！” 王佐覺得妻子的話有道理：是的，共產黨員必須服從命令，既然毛委員、朱軍長有命令就得執行。 2月22日，袁、王率部到達永新。特委早將住處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箱22 號，王佐住在印家祠堂，部隊則分散住在城內一些地方，與袁、王的住處有一段距離。 入夜，特委照常大擺宴席，款待袁、王。宴畢，還請了戲班子。就在看戲時，彭德懷率紅五軍趕往永新，包圍了袁、王的住處，將袁、王二人開槍打死在城內。 袁、王二人被殺後，邊界一片混亂。袁文才的部屬謝角銘將捉來的羅克韶放了，並與王佐的哥哥王雲龍率袁、王殘部，舉白旗投靠了國民黨。沒多久，國民黨的一個旅馬上占領了這塊曾經是攻不破、打不進的紅軍井岡山軍事根據地。 事後，毛澤東才發覺袁、王二人是誤殺，連連後悔地說“殺錯了！殺錯了！” 毛澤東是湘贛邊界紅軍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偏聽偏信一面之辭，對這起冤案負有一定的責任。但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共中央才承認這是一起冤案，並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 4、未遵協議致使“福建事變”失敗 “福建事變”亦稱“閩變”。1933年6月1日，《塘沽協定》簽訂後第二天，十九路軍將領蔣光鼐、蔡廷鍇在福州發表通電，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接着又在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影響下，於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與中國工農紅軍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這實際上是一個攻守同盟的軍事協定。11月20日，“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南校場召開，出席大會的有20多個省、市和海外華僑代表，十九路軍官兵和福州農、工、商、學、婦女各界民眾代表，共數萬人。大會通過12項決議案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提議，並發表《人民權利宣言》。11月21日，蔡廷鍇等人宣布脫離國民黨，另組勞動人民黨。11月22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薩鎮冰、徐謙、李章達、何公敢、陳友仁等為政府委員，李濟深為主席。同時頒布一系列政綱，決定以福州為首都，更定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以上紅下藍中嵌五角黃星旗為國旗。成立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蔡廷鍇任總司令。人民革命政府把福建劃為閩海、延建、興泉、龍汀四省。任命何公敢為閩海省省長。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進攻江西蘇區的嫡系部隊10余萬人，在海空軍配合下，由贛東和浙江分路進攻福建。當時李、蔡二人對形勢形勢作出了錯誤判斷，以為在福建的西北方向有紅軍防守，他們必定會阻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然而，此時的紅軍卻按兵不動，讓國民黨軍長驅直入，於1934年1月順利占領了福州。 李、蔡急忙向紅軍電告求救。此時的毛澤東雖已將兵權移交給了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但他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說話仍有影響力。他與周恩來、朱德商量後，認為十九路軍勢單力薄，紅軍剛經過第四次反圍剿損失較大，若再卷進蔣、李的軍事衝突，只會引火燒身。因此，紅軍未遵守協議派兵救援，致使李、蔡的“福建事變”夭折。李濟琛、蔡廷鍇對此大為不滿，罵共產黨言而無信。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失守，“閩變”失敗。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周恩來覺得當年此事對不起李、蔡，便給了李濟琛一個國家副主席的位子，給了蔡廷鍇一個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子，算是對他們的一個安慰和補償，也算是對自己當年未遵守協議所表示的歉意。 5、濫殺“AB團”引發“富田事變” “AB團”是江西國民黨中反共者於1926年12月成立的一個團體，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所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AB團的主要工作是跟江西與共產黨爭奪權力。1927年4月2日，發生了針對江西省國民黨黨部的四·二暴動，AB團隨後垮台。AB團僅存在三個月，但後來在江西的中共領導人認為有AB團混入了他們內部，進而導致“肅反”運動的開展。 紅軍時期，在各個根據地都曾發生過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其中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洪湖蘇區、江西蘇區、閩西蘇區的肅反運動猶為殘酷，不僅使數以萬計的紅軍幹部戰士在肅反中慘遭殺害，而且許多紅軍早期的著名將領，像許繼慎、鄺繼勛、曾中生、段德昌也在肅反中被屠殺。關於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洪湖蘇區的肅反，在黨史的資料中記載的均比較詳細，許多文藝作品也反映了這些事件。但有關江西蘇區的肅反卻少有人提起，而且黨史專家們一直把這場極其殘酷的肅反歸咎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對這次肅反的由來也講得有些含糊。特別是對發生在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更是遮遮掩掩。在許多資料中，像《陳毅傳》、《項英傳》、《黃克誠自述》等文章雖有較大篇幅的記載，但由於此事件直接涉及毛澤東，因而也多有迴避。其實，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就是因為毛澤東等人濫殺“AB團”引發的一起兵變。事情要從1929年的江西蘇區說起。 從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與紅一方面軍的總前委之間產生了一些分歧。一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認為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根本，而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則反對沒收一切土地平分，堅持以勞動力為標準進行分田。總前委認為以勞動力為標準分田只會對富農有利，是“富農路線”。二是總前委要求在根據地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而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則認為普遍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尚不成熟，需要慢慢來。因而總前委對贛西南黨組織的做法十分不滿。在1930年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成立了贛西南特委。並於1930年3月，召開了贛西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議的決議將贛西南地方黨組織的做法稱之為“是機會主義的最高表現”，並指出“以勞動力為標準分田完全是地主富農的主張”，是“取消派與AB團結果上一致的反革命”。於是從1930年5月開始，在贛西南地區普遍展開了稱之為“紅色五月運動”的肅反。由於肅反採取了刑訊逼供的做法，因而產生了一供十、十供百的嚴重後果。 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沖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聯席會議。在會議決議中明確指出：要“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會議後 “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當時的宣傳標語)隨之展開。到1930年底，江西蘇區共清查出的所謂“AB團分子”達七、八千人，而且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審訊結束後馬上被就地處決。 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李韶九當時的職務，是紅一方面軍秘書長和肅反委員會主任。接着，總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協助李韶九工作。他們二人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所謂的AB團分子，並處決了幾十個“AB團總團長”。紅20軍的一名團政委劉敵和李韶九是同鄉，也被懷疑成是AB團分子。但李韶九看在是同鄉的面子，給劉敵通了個信，讓其早日坦白交代。劉敵當即在團裡帶了一個營，迅速包圍了紅20軍的軍部，扣留了當時的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當成AB團分子關押的紅20軍的另一位領導人謝漢昌。謝漢昌隨即帶領紅20軍攻下了富田鎮，占領了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被關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負責人段良弼和省委秘書李白芳。李韶九也被當場活捉，古柏和當時任省蘇維埃主席的曾山趁夜突圍。隨後，紅20軍提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這就是“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之後，當時任紅12軍軍長的陳毅按總前委命令，隨即帶領部隊的趕到紅20軍的駐地，經再三勸說，紅20軍釋放了李韶九等人。當時紅20軍的領導人為了達到讓朱、彭、黃取代毛澤東的目地，採取離間的方式，以毛澤東的口氣寫了一封信（稱是在富田事變中繳獲的），派人送給彭德懷和朱德。信中說： “古柏同志：……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代遠）、彭系紅軍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拼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 但彭德懷和朱德在分別收到紅20軍的信後均未相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毛澤東的信，派人交與毛，並起草了一個“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領導”的宣言。朱德和黃公略在收到信後，又約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了《為富田事變宣言》，表示擁護毛澤東和總前委。 紅20軍當時的領導人謝漢昌、劉敵和李白芳等人見離間失敗，即率部西渡贛江，到永陽一帶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富田事變後，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指出：“AB團取消派為什麼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據黃克誠回憶，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一篇六言體的《討逆檄文》：“段謝劉李諸逆，叛變始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 1931年初，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關於把中央局設在農村地區的決定，項英到達江西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上任之初正趕上富田事件。項英經了解情況後，認為清查AB團的肅反運動過火了，他不相信那麼多紅軍和共產黨人是AB團。隨即在中央局做出決定：“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 並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回蘇區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回到蘇區，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隨即紅20軍也回到了贛江以東的蘇區。項英對紅20軍領導人的檢討表示滿意，並派段良弼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富田事件的情況。 此時，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剛剛開過。王明在共產國際的鼎力支持下已掌握了黨中央的大權，在清算李立三的錯誤中，把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代書記項英也列入了打擊對象。在富田事件問題上，王明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中共中央於1931年2月23日向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黨部發出了《關於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於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於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材料還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並委託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之後，中央在收到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的報告後，又於3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決議，稱其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鬥爭機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又稱：“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鬥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中央派往蘇區的代表團，是由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組成，由任弼時任團長。三人於1930年4月到達江西，在隨即舉行的中央局擴大會議上，明確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支持，批評了項英。並在中央局擴大會議通過的決議中稱：“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立三路線的調和路線……原中央局關於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的。” 該決議把富田事變定為“反革命暴動”。並強調：“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派別”。會後，經任弼時等報請，中共中央撤消了項英中央局代書記的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毛澤東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的參與者做出處理。於是清查AB團運動又再次形成了新的高潮。在隨後的肅反中，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處決。沒有參加富田事件的紅20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後任軍長肖大鵬也被處決。紅20軍被全體繳械，副排級以上幹部全部被捕，大部分也被處決。紅20軍被解散，餘下的戰士被編入了紅7軍。隨後，中央把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處理的精神傳達到了每個蘇區，終於釀成了其它各個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很多同志沒有死在敵人的槍口下，卻被殺害在自己人的刀鋒下。 毛澤東當時是殺“AB團”的主要責任者，後來他發現這一活動搞了擴大化，形成了亂捕濫殺，心中有些後悔。不過他記取了這一教訓，在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時，他提出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政策，可以說是避免了一次重蹈覆轍。 紅軍內部所殺的“AB團”成員，絕大部分是參加過井岡山鬥爭的永新籍官兵。不久前筆者到永新縣採訪，當地人惋惜地說，如果當年那些永新籍官兵不被錯殺的話，那麼人民解放軍在1955年授軍銜時，該縣將是可與紅安、興國並列的第三個“將軍縣”。 6、王明中毒疑雲 王明，又名陳紹禹，是中共黨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擔任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此人機械地照搬蘇聯革命的經驗，在江西革命鬥爭中犯下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錯誤，輕易地撤掉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決定是錯誤的），給紅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他畢竟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然而，就因為被撤職這一件事，一直讓心胸狹窄的毛澤東耿耿於懷。毛在延安重新掌權之後，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要所有過去反對過他的人，引起過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責備自己，唱他的頌歌。大多數人都乖乖照辦，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只有王明拒絕從命。在政治局會議上，他批評毛的抗日政策，說在這個問題上正確的不是毛，而是他，說他決心與毛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此事讓毛澤東更加惱火，決心對王明實行報復。一九四一年，王明因病住進了醫院。王明後來回憶說這是毛澤東指令醫生給他下的毒。這有待查證。確有證據證明毛給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準備出院時。那時王明仍不肯臣服，在醫院裡還作詩說：“自是凜然爭氣節，獨逢亂諂不低頭。”甚至指名道姓：“毛澤東製造毛澤東主義，建立個人黨內專制和個人軍事獨裁。”從毛澤東後來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巨大災難來看，王明此時的意見是何等的正確！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叫金茂岳的大夫。他最初跟紅十字會的醫療隊來到延安，因為他是婦產科和兒科專家，共產黨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後，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給王明下毒的事實，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醫生會診的《對於王明同志病過去診斷與治療的總結》白紙黑字為證。這份會診總結是中共中央捂得最嚴實的秘密之一。會診總結說：3月初，王明病好轉，準備出院。但金茂岳要把他留在醫院裡，“金主任主張拔牙、割痔瘡、割扁桃腺”，這後兩個手術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是“大手術”，“是危險的”。由於別的醫生反對而作罷。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給他吃了一片藥，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會診總結說：“三月十三日服一片即頭暈，三月十四日服二片，即嘔吐頭暈、肝劇痛、脾腫大、心區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診斷就發現急性膽囊炎及及肝腫大。” 會診醫生始終沒從金茂岳那裡問出他給王明吃的什麼藥。藥“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給王明同志的，沒有第三人證明，也沒有藥方。”“金主任的答覆是模糊的，一會兒說是這個藥，一會兒說是那個藥。藥是什麼形狀大小也說不清楚。”但會診確定：服此藥後的中毒症狀與某些其他藥品中毒症狀是相同的，例如砒製劑。” 王明滯留在醫院後，金茂岳給他開大劑量的甘汞加小蘇打。這樣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為它會產生升汞，這是醫院裡常用的一種消毒劑，人使服用後會造成汞中毒。會診總結列舉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現象”，說金給王明吃的汞“超過極量，足以引起數人中毒或致死。”王明服用了金大夫給的藥後出現不良反應，就沒敢再吃這些藥，否則他早死了。 六月以後，金大夫不再給王明吃毒藥，原因是延安來了新的蘇聯聯絡員孫平。孫曾在東北工作過，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領導認識。他的級別很高，是個將軍，報告可直達斯大林。跟他同來的還有蘇軍的醫生阿洛夫，外加一個報務員，直接給莫斯科發報。七月十六日，孫平、阿洛夫向莫斯科報告，王明“治療九個月後瀕於死亡”。王明沒有告訴他們他懷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沒有證據，又身在毛的掌心裡。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惡化。延安的醫生們跟阿洛夫一起建議送他到國民黨統治區或者蘇聯去治病。毛拒絕放王明走。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孫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長電，裡面列舉了毛“許多反蘇反共的罪行”。最後“請求是否可能派飛機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屆時我將向共產國際領導匯報毛澤東罪惡的詳情。” 王明的尖銳的話被孫平去掉些鋒芒後發往莫斯科。毛澤東得知王明的這封告狀電報，馬上也給莫斯科發了電報，反誣王明。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訴蘇聯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開的處方交給阿洛夫大夫。孫平隨即電報莫斯科。莫斯科馬上回電說處方“會導致慢性中毒，嚴重時會死亡”。王明又把處方給延安的醫療負責人傅連嶂看，這樣就有了會診。 會診由傅連嶂、阿洛夫、馬海德等十一位當時在延安最具權威的醫務人員組成。一位姓楊的大夫受領任務去觀察王明的病情。許多年後，這位楊大夫這樣回憶道：“我在王明家裡住了一個月，住在他隔壁房間的書房裡。我為他熬了一個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丟進尿里，再夾出來，放在顯微鏡下看，看金片上如果有紅的顏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說明尿里有汞。”“裡面有幾次是陽性。他是慢性中毒。”楊大夫把他的發現報告給上級，若干星期沒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會診終於開始。七月二十日結論作出：金大夫給王明吃了毒藥。金本人也在結論上簽了字。他在旁邊打括弧寫道：“其中數點另外聲明。”但他從未發表過任何聲明。一次開會時，當着一屋子醫生，楊大夫親眼看見金“跪在孟慶樹（王明的妻子）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諒解他，說他是錯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婦和醫生們都知道，金身上經常揣着國民黨軍隊編的小冊子，叫《軍醫必讀》，裡面明明寫着甘汞不能與小蘇打配用，而且金還在下面用紅筆畫了線。從金茂岳的資歷和水平來看，他不應犯這樣低級的“技術事故”。 結論雖然作出了，但金並沒有受到處罰，反而被保護在棗園，跟警衛人員住在一起，繼續做中共領導人的醫生。後來還給江青作了流產和結紮手術。中共掌權後，金當上了北京醫院的院長，負責給中央首長看病。毛的大兒媳患闌尾炎住進了北京醫院，做手術要家人簽字。毛岸英不在，是金茂岳代簽的。這一切都說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個人的決定，或醫術問題。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幫毛阻止王明去蘇聯的是周恩來。那時蘇聯飛機來往延安，要經蔣介石點頭。周對蘇聯大使潘友新說：“國民黨不讓王明同志離開延安。”當時也在重慶的林彪後來告訴潘友新，周根本沒向國民黨提出王明去蘇聯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毛澤東不讓王明去蘇聯，莫斯科也扣下了毛的長子毛岸英，找藉口遲遲不讓他回國，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讓他與賀子珍一起回國。。 毛澤東雖然沒能毒死王明，但卻在延安整風時把他醜化成頭號大壞蛋，讓幹部們天天譴責他，把他的名聲搞得臭不可聞。王明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終於獲准去蘇聯治病。這是他一生中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去蘇聯，此後直到他一九七四年去世，再也沒有回中國。這也是他不幸中的萬幸。當時毛澤東曾多次發電報催他回北京出席中共中央會議，都被他以身體狀況不佳拒絕了。如果王明回了中國，那麼在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慘絕人寰的“文革”中，他必死無疑。 7、令四方面軍官兵不滿的幾件事 在毛澤東和蔣介石的軍隊中，都有着嫡系部隊和非嫡系部隊之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是他直接統領下的中央軍，也就是所謂的“黃埔系”。中央軍的中高級軍官，幾乎都出自蔣介石曾任校長的黃埔軍校，因此他們備受蔣校長的關照。而其它部隊如東北軍、西北軍、晉綏軍、川軍、滇軍、桂軍等，則被視為雜牌軍。他們在裝備和待遇上，如同後娘養的兒子，比中央軍差一大截。 毛澤東的嫡系部隊，是他在江西親自創建的紅一方面軍。這支部隊人數最多時曾達到30萬人。經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和長征後，到達陝北時已不足萬人。非嫡系部隊則是賀龍、蕭克等人創建於湘鄂西的二方面軍；徐向前、張國燾、陳昌浩等人創建於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徐海東、程子華等人創建於鄂豫西的紅二十五軍團；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人創建於陝西的紅十五軍。 在這幾支非嫡系部隊中，最讓毛澤東不放心的是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陰謀分裂紅軍另立中央，擅自命令已北出草地的紅四方面軍轉頭南下，並妄圖利用紅四方面軍人多槍多的優勢，脅迫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聽命於他。張國燾關於用武力脅迫中央的命令被正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葉劍英及時發現，他冒着生命危險將這一機密透露給了毛澤東。毛澤東接到密報後連夜率領中央紅軍轉移。住在毛澤東附近的四方面軍二十九軍軍長許世友發現毛澤東率中央機關星夜轉移，當即請示方面軍領導是否阻截。政委陳昌浩主張聽從張國燾的命令，以武力阻止中央紅軍北上。此舉遭到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堅決反對，說“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這才使毛澤東得以脫身。 後來，在紅軍廣大官兵和共產國際的一致反對下，張國燾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錯誤決定，率紅四方面軍三過草地，到達陝北與毛澤東的中央紅軍會合。在陝北站穩腳跟後，毛澤東開始清算張國燾搞分裂的罪行，先是以中央的名義撤掉了張國燾的黨內、軍內職務，只給他一個陝甘寧邊區副主席這樣一個有職無權的官位，隨後是大會小會不斷地批判。對四方面軍里其他一些高級幹部，如軍長許世友、軍政委王建安等人，則以進紅軍軍政大學學習的名義，被集中到一起“洗腦”。 毛澤東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四方面軍幹部的不滿。許世友串通了王建安等一批四方面軍高級幹部，打算攜槍出逃到四川去打游擊。但後來王建安因心虛告了密，結果許世友被關了起來，險遭槍斃。毛澤東免他一死，只判了一年監禁。張國燾則在一次陪同國民黨高級官員祭祀黃帝陵時叛逃投蔣。 張國燾和許世友的事情，令毛澤東對四方面軍的人存有戒心。後來有兩件大事，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四方面軍有着明顯的不公： 一是派出由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西征，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沒。 在幾路紅軍陸續到達陝北後，這個原本就很貧脊的地方陡增幾萬人馬，穿衣吃飯都成了很大問題。為了解決紅軍的給養，毛澤東決定以“打通西北通道，迎接蘇聯援助”的名義，派兵西征。明眼的人不難看出，“迎接蘇聯援助”是虛，用武力擴充地盤才是實。因為從西北方向通向蘇聯，路途長達數千公里，要經過甘肅、青海、新疆等地。在甘肅、青海兩省，有着人數眾多、戰鬥力強的“馬家軍”（即馬步芳、馬鴻逵的回族軍隊）；在新疆，則有軍閥盛世才。人少武器差的紅軍要想打通這樣的“國際通道”，顯然比登天還難。 毛澤東知道，紅軍向西擴充地盤的征途是凶多吉少，因此他不願派自己的“嫡系”。但如果只派四方面軍西征，定會使他們認為自己偏心。於是他同時提出派中央紅軍向北面的寧夏進軍，目標也是開闢迎接蘇聯援助的通道。這樣四方面軍的人就無話可說了。 由四方面軍組成的兩萬多人的西路軍，在徐向前總指揮和陳昌浩政委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出征了。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打通國際通道，配合中央紅軍奪取寧夏！”然而，當西路軍在祁連山下與馬家軍浴血奮戰時，毛澤東的“嫡系”中央紅軍，卻以種種藉口並未出兵寧夏。最後，西路軍慘敗，兩萬多人全軍覆沒，只有徐向前、陳昌浩、王樹聲幾百人歷盡千辛萬苦逃了回來。 二是紅軍在改編成八路軍後，從三個師的高級幹部配備上，明顯可看出毛澤東的偏心。八路軍共有115、120和129三個師。他的兩員“嫡系”大將——紅三軍團長彭德懷和紅一軍團長林彪，都得到提拔重用，一個升任八路軍副總司令，一個擔任115師師長，這個師是在原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的基礎上組建的。在原紅二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團基礎上組成的120師，則由原總指揮賀龍任師長，這樣的安排也沒有虧待賀龍。而主要由四方面軍組成的129師，師級幹部都換成了毛澤東的親信：原中央紅軍的總參謀長劉伯承擔任師長，原中央紅軍《紅星報》總編鄧小平任師政委。原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只能屈就當個副師長。129師的兩個旅長職務，其中一個由中央紅軍幹部團團長陳庚擔任，只有另一個位子留給了四方面軍的王宏坤。原四方面軍的其他一些高級幹部，大多擔任並不重要的副職。如軍級幹部許世友和陳再道，都屈就擔任副旅長；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則靠邊休息了。對這樣的安排，說明毛澤東對四方面軍仍不放心，也讓四方面軍很多人不滿意。好在他們的總指揮徐向前胸懷寬廣，坦然地說：“革命就是為黨工作，叫做什麼就做什麼。中央叫做的就堅決去做，我們是幹革命的，不是為當官的呀。” 8、傷害數千人的“延安整風”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黨的七大召開前，中共中央在領導敵後抗戰的同時，在以延安為中心的全黨範圍內，開展了一場名為“整風”實為整人的政治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的正面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和地位，加強了中共的凝聚力，為以後奪取全國勝利準備了條件。對此用不着多說，中共官方已經講得很多了。 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主任毛澤東，副主任劉少奇、康生，秘書胡喬木。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下面有五個分區學習委員會，其負責人分別是：康生、李富春；陳雲、王稼祥；任弼時、高崗；周揚；彭真。 毛澤東是“延安整風”運動的發起人、組織者，也是最大的受益人。但是，毛一般不具體參與整人，只是在幕後作些安排，甚至還時不時地講一些“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團結同志”之類的話，做一些救人於危難的事，例如對柯慶施和陶鑄。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將怨恨轉到他人。這點也很類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記恨於林彪、江青，或是紅衛兵、造反派等等。 就這麼個口供，數千人被逮捕，遭關押審訊，許多人被逼得自殺。毛澤東認為這些年輕人都是失足者，因此將這個整人的運動稱之為“搶救失足者運動”。 由於被抓和被關押的青年人超過了各地到延安人數的一半，有些中央領導認為如果這麼多人真的是特務，那麼延安早就成國民黨的天下了，不可能還這樣平平安安。毛澤東這才意識到他抓人抓錯了，這才有了後來他在大會上當眾脫帽向受迫害者道歉一事。一場整得人死去活來的災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次延安審幹，本來是讓你們洗個澡，結果灰錳氧放多了，把你們嬌嫩的皮膚燙傷了……黑夜裡的白刃戰，傷了自己的同志。”毛澤東還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 那個轟動一時的“張克勤冤案”，因為是康生一手製造，所以後來不僅得到平反，而且成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個更為嚴重的“王實味被殺冤案”，則因為毛澤東負有重要責任，遲遲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後，也是一再掩蓋，不能正確報道真相。 有些人也許會說，任何人處在負責整風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這話也對，也不對。在有些人身上還是更多地體現出人性。例如羅榮桓在山東，黃克誠在蘇北都對“搶救運動”進行了抵制。任弼時和陳雲都持慎重態度。有些人如胡耀邦開始是積極的整人者，但隨着運動的深入，逐步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則加以糾正。 9、冤殺民主人士王實味 1947年7月的一天，山西興縣。一名被押綁的中年知識分子被武裝人員押送到破廟後的僻靜處，隨後一名武裝人員掄起鐵杴，照中年人頭頂劈下，頓時鮮血狂噴。之後，屍首被扔進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蓋，從此消失。被殺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經不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卻開啟了一幕悲劇，一幕本世紀下半葉知識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劇。人們以為文革始於1966年5月16日，筆者卻認為，那僅僅是高潮，一切早已經不知不覺地開始，那位被殺戮的書生，便是前文革時代的祭品。 被殺者的的名字叫王實味，河南省潢川人，1906年出生。其時家境已敗落。王實味少年時期由父親給予了較好的國學發蒙，並且接受進步教師的新式教育。他與同學徐智雨、戚宇凡都成為中共黨員，後二人是潢川黨組織的創建者。 王實味在延安專門從事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原著的工作。四年間單獨或與人合作共譯出近二百萬字的理論書稿。王實味的津貼是四塊半大洋，比當時邊區主席林伯渠多半塊，比毛澤東少半塊。在延安期間，王實味和自己以前在開封女中的學生薄平有一次短暫的婚姻。王實味對於自己看不慣的人事直言指責，得罪人很多。當時在延安的文學藝術界人士之間有歌頌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別區分，1941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因為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2月17日，王實味在《穀雨》雜誌上發表雜文《政治家、藝術家》，接着又在《解放日報》的副刊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 王實味沒有想到，他那篇批評中共領導開舞會和吃小灶的雜文《野百合花》，竟然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他在文章里這樣寫道：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同志喝不到一口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在光明中看到了陰暗面，便毫不留情地批評“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氣象， 王實味所說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是在暗諷延安中央機關經常舉辦的舞會；他所批評的“食分五等”，指的是中央機關給領導同志開的小灶。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毛澤東是個舞迷，延安每周開舞會，他是逢舞會必到。為了給中央首長增強體質，機關服務處也確實給領導幹部開了小灶。但醫生遇到了諱疾忌醫的病人。王實味的這篇文章從此給他帶來了噩運。 毛澤東曾在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一文曾這樣說道：“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毛澤東是這樣說的，卻不是這樣做的。他看到這些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並組織人們開展對王實味的批判。 “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批判一開始，王實味沒有低頭認錯。自古以來，文人就頗有“強項”之氣。身為文人的王實味又稟賦了北大的抗爭精神，喊出了“絕對民主”的口號。他說，作為人格獨立的知識者，“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對經典理論的梳理與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分析，使他得出驚世駭俗的結論，“托派理論有些地方是正確的”，“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應負責”，“斯大林的人性不可愛”。 毛澤東親自指出：“這是王實味掛帥了，不是馬克思主義掛帥。……他（指王實味）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在整風高級幹部總結會上，毛澤東又說：“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在另一場合，毛澤東又說：“《野百合花》有文章。” 1942年6月起，延安展開了對托派王實味的批判並且不斷升級擴大。在這期間，國民黨的輿論工具利用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誣衊共產黨，令王實味的命運雪上加霜，使得這件事情向一個更加惡劣的政治事件演變。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以“托派分子、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頭目”的罪名被關押，受到殘酷的“逼、供、信”審訊。為了免受酷刑，王實味一度下跪磕頭“認錯”，但毛澤東仍不依不饒。1946年重新審查，結論依舊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3月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王實味被轉移押往興縣城郊晉綏公安總局的一個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國民黨轟炸，看守所需要轉移，行前請示對於王實味的處置辦法，康生批覆指示將王實味就地秘密處死。晉綏公安總局審訊科於7月1日夜將王實味押出牢房，為了省下子彈打國民黨反動派，竟用鐵鍬將王砍殺後置於一眼枯井掩埋。時年四十一歲。 王實味之妻劉瑩長期沒有丈夫的確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團聚的日子。1978年，劉瑩從廣播中知道王實味已於1947年被處決。此時的她已經七十二歲高齡，斷然肯定這是政治誣陷，人為的千古奇冤。1973年夏，她隻身來到北京申訴。1984年，當時的知情人李維漢逝世，將王實味的平反問題託付給與王一起工作過的溫濟澤。1986年，人們透過層層紗幕，終於弄清這是一起冤案。很多歷史事實和研究表明，當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被國民黨利用是對王實味殘酷批判之後的事情。1990年12月，有關部門宣布對王實味的平反決定。這一年，王實味的兒子已經五十五歲。 10、開列國民黨戰犯名單起到反作用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的“西安事變”最終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經過八年艱苦抗戰，終於打敗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毛澤東應蔣介石的邀請，到重慶舉行和平談判。由於雙方立場差距太大，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很多人都認為，第二次國共合作的破裂，是國民黨方面造成的，因為是國民黨軍隊於1947年初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然而，人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不願意想跟蔣介石和談，而想打垮並取代他的，是毛澤東。 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黨的軍隊有430萬人，而共產黨的領導下的軍隊只有120萬人。雖然國民黨的軍隊比共產黨多幾倍，但戰鬥力卻遠不如對方。在與日本軍隊作戰時，日軍統帥部就曾認為，一個日本兵的戰鬥力與八個國民黨士兵的戰鬥力相當（而國民黨自己則認為他的五個士兵與一個日本兵的戰鬥力相當）；而共產黨軍隊的戰鬥力就不同了，在武器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共產黨士兵的戰鬥力幾乎可與一個日本兵相當。可見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多麼軟弱低下。國民黨方面雖然名義上有430萬軍隊，但其中有100多萬是各地方的派系勢力，如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文輝、山西的閻錫山、廣西的李宗仁、青海的馬步芳，這些人與蔣介石是面和心不和；還有100萬人是日本戰敗後汪偽政權投降的偽軍，這些人都不會死心塌地為蔣介石賣命。蔣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隊只有200萬人。毛澤東深知這一點。雖然他的軍隊沒有蔣介石多，武器也不如對方，但他的軍隊素質高，兵員質量早就占有優勢。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時，只要揚長避短，集中優勢兵力打運動戰、殲滅戰，要打垮對方是有很大把握的。如果參加了國民黨的聯合政府，他最多只能在蔣介石手下當個副總統；而如果與國民黨開戰，他則很有可能獲勝，那時他就是一國之君。所以，毛澤東在談判開始後，多次拒絕國民黨的方案，目的就是想讓蔣介石挑起戰爭。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美國政府派人全力調停國共兩黨停戰，組成聯合政府，卻都無功而返。在美國的壓力下，蔣介石一度對共產黨作出了讓步，如同意他們進入聯合政府，召開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代表大會，允許共產黨保留自己的一部分軍隊和地盤。蔣也提出了一些條件，如在全國軍隊的100個師中，中共軍隊只保留12個；中共軍隊退出山東、蘇北某些解放區，交出多餘的武器等等。而毛澤東只同意讓出華南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而且要國民黨也讓出一些地方作為交換；對軍隊數量，則堅持要保留46個師；對於武器，毛澤東堅定地表示：“一條槍也不交。”他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必然會用武力解決爭端，那時，蔣就要承擔挑起內戰的責任。 果然如毛澤東所料，戰爭僅僅打了一年多，國民黨軍便連遭失敗，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為反攻。毛澤東眼看勝利在望，便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審判法西斯戰犯的做法，將蔣介石等43名國民黨高官列為戰犯。這43名戰犯是：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張群、翁文灝、孫科、吳鐵城、王雲五、戴季陶、吳鼎昌、熊式輝、張厲生、朱家驊、王世傑、顧維鈞、宋美齡、吳國楨、劉峙、程潛、薛岳、衛立煌、余漢謀、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周至柔、王叔銘、桂永清、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馬鴻逵、馬步芳、陶希聖、曾琦、張君勱。 毛澤東的這一做法不僅在實質上毫無意義，而且與盟軍審判戰犯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語。盟軍是在逮捕了德國和日本的戰犯之後，才對他們進行審判，給他們定罪和量刑。而毛澤東並未捉到國民黨的一名高官，就給他們定罪，這只能促使他們死心踏地與共產黨為敵。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在北京被圍之後，遲遲不願往下武器投降，就是知道自己已被定為戰犯，擔心落到毛澤東手裡後受懲處。後來毛澤東本人也意識到將這些人定為戰犯毫無意義，便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聲明說：“除蔣氏一人外，其他任何人回到人民的懷抱，我們都表示歡迎。”這樣，便有程潛、衛立煌、傅作義、李宗仁四人先後投誠或起義歸來。然而在這歸來的四人中，除了衛立煌因病於1960年逝世外，其他三人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先後去世。 11、錯娶壞女人江青 ●江青是個什麼樣的人 江青，1914年生，毛澤東的第三位夫人，原名李雲鶴，在上世紀30年代曾是上海的一名電影演員，藝名藍苹，山東諸城人，與中共政治局委員康生是同鄉。 李雲鶴小姐面容姣好，體態婀娜，從小不愛讀書只愛風流。一位美國女記者於1969年採訪過她，根據她本人的自述，寫過一本轟動一時的傳記《紅都女皇》。書中記述的跟她正式結婚或公開同居過而值得記述一筆的男士，共有四位： 第一任丈夫魏鶴齡，是她在山東省實驗劇院的同學，婚後不久即被她拋棄。 第二任丈夫俞啟威，又名黃敬（後曾任中共天津市長），由同居而結婚不到三年時間，又因她愛上了別的男人而分離。 第三任丈夫唐納，一位在電影界能呼風喚雨的影評家。此時藍苹已是一名電影演員，亟需唐納的吹捧，兩人便成了夫妻。婚後不到一月，她又鬧起了婚變，追求名導演章泯。 第四位公開的同居者章泯，上海電影導演，有婦之夫。後因抗日戰爭爆發，章泯離開了上海，她則遠走西安而分手。後來她又轉道去了延安。此時是1937年冬天。 藍苹初到延安時，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戲劇教員。來魯藝不久，藍苹就跟她的一位上司徐一新熱戀起來。徐一新曾留學蘇聯，是中共有名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為魯藝的教育長。藍苹與他來往不久，即發現徐一新是徒有虛名，政治上難有大的前途。這時，藍苹遇上了改變她一生命運的人物——中央情報部長兼除奸部長康生。他們是以老鄉關係相識並熟悉的。毛澤東第一次見到藍苹，是在1938年的春節。那一日晚上，藍苹參加了中共中央機關的演出，同她一起上台的有延安四大美女之稱的孫維世、郭蘭英、馮鳳鳴、張蘭芳。當時她並未引起毛澤東太深的印象。藍苹真正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是在1938年夏天，還是虧了康生的耳提面命，刻意安排。那時節，延安有幾所著名的大學——抗日軍政大學、馬寅初列學院、魯迅藝術學院。毛澤東經常去這幾所大學講課。漸漸地，毛澤東注意到了，每逢他在台上演講，第一排座位上，總有一位年輕美貌的女同志，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目光里充滿了敬慕之情。在一群土頭土腦的“女八路”里，她可算得上是鶴立雞群。這位女同志不僅聽得特別認真，還不時地站起來提問。毛澤東也被她的熱情和主動所打動，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解答她的問題。一次講課完畢，毛澤東走到這位女同志面前，跟她握手、交談。康生立刻予以介紹，她叫藍苹，上海左翼電影界明星，來延安投奔革命，是位未婚青年。 毛澤東是位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偉人，當即表示：“藍苹同志，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到我的住處去討論呀。” 藍苹對毛澤東這句邀請的話求之不得。從那以後每逢聽完課，她總要以“請教”為名到毛澤東的住處坐上一陣子。 ●毛澤東設計找再婚理由 常言道“男好美色，女攀高門”。毛澤東本來就是個喜愛美色的人，面對如此婀娜多姿的藍苹，焉有不動情之理？此時的藍苹24歲，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紀，且生得白皮嫩肉，與那位經過長征和戰火摧殘、又瘦又黑的賀子珍相比，真是鳳凰比烏鴉。毛澤東恨不得馬上娶她為妻。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毛澤東向政治局提出了要與藍苹結婚的要求。此事立即遭到博古、凱豐、洛甫、彭德懷、賀龍等中央領導人的反對：共產黨人實行的一夫一妻制，賀子珍是你名正言順的妻子，一起走過艱難的長征路，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若是你娶了藍苹，豈不是有了兩個妻子，如何向全黨交代？身為黨的領袖，更應該帶頭遵守黨的紀律和原則。但毛澤東不愧是足智多謀的軍事家，很快心生一計，給遠在莫斯科的賀子珍發了一封電報，後來又托去蘇聯的同志給賀子珍帶話，要她立刻回延安，以便照顧自己的生活。賀子珍不願讓自己的學習半途而廢，便給丈夫回信說，等學習結束了就回去。她的回答讓毛澤東感到正中下懷，喜出望外。因為這一來，毛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說，你們看，賀子珍不願回來，我怎麼辦？ 黨的領袖身邊沒有女人照顧，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於是，在毛澤東的暗示下，周恩來給博古、凱豐做工作，劉少奇去勸說彭德懷、賀龍和洛甫。最後政治局經過討論，終於同意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同時又對江青“約法三章”：一、對外不可稱為毛澤東的夫人；二、只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不得參與黨內政治活動；三、下不為例，黨內其他同志不能沿用此例。這一約法可以說是博古、凱豐、洛甫、彭德懷、賀龍等人的暫時勝利。就這樣，毛澤東在沒有對賀子珍發出“最後通牒”的情況下，便突然拋棄了曾與他在艱苦歲月里共同生活長達十年的第二任妻子。但到了後來，除了博古、凱豐兩人早逝外，其他人如洛甫、彭德懷、賀龍等人都挨了毛澤東的整。 ●藍苹為何改名為“江青” 毛澤東與藍苹結婚以後，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他覺得該給妻子改個新名字。毛澤東常喜歡給人改名，這裡略舉幾例： 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有個部下名叫何坤，他跟着毛澤東鬧革命，上了國民黨的通緝名單，因此需要改名。毛澤東對他說：“我們部隊裡農民不少，還沒有做工的。你就叫長工吧，為革命當一輩子長工。”於是，何坤改名為何長工。 四方面軍原軍長許世友原名叫許仕友，因覺得毛澤東對四方面軍不公打算帶着部分老部下出逃，事情敗露後被關了起來。毛澤東到監獄裡看望他，給他做思想工作，並對他說：你這個“仕”是當官的意思，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做當官人的朋友，應該做世界人民的朋友。於是就給他改成後來這個名字。 毛澤東的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原名叫汪東遜。這個“遜”在中文裡是“稍差”和“退讓”的意思。毛澤東覺得自己好不容易當上黨中央主席，既不能退讓，也不比別人稍差，自己名“澤東”，而身邊的工作人員卻叫個“東遜”，大不吉利，於是就將“東遜”改成了“東興”。這一改，讀音仍然相近，但意思則完全相反。 毛澤東身邊有個姓韓的女護士。一天，小韓陪毛澤東看電視裡播的現代京劇《海港》。劇情里有個後進青年名叫韓小強，一天到晚不安心當搬運工，經過教育後成了先進工人。毛澤東看完戲後，對韓護士說：“你不要當韓小強，要當韓小弱。”說罷，拉起小韓的手，在手掌上寫了“韓小弱”三個字。領袖給自己改名，讓小韓受寵若驚，以後就用起了“韓小弱”這個名字。 1966年8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有個叫宋彬彬的女孩代表首都紅衛兵給毛主席戴“紅衛兵”袖章。毛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說：“要武嘛。”宋彬彬聽後很是激動，回去後就給自己改名叫“宋要武”。 此時藍苹一聽毛澤東說要給自己改名，欣然應允，說那你給我改吧。改個什麼名呢？毛澤東喜歡水，他名中的“澤”就是水的意思，他的字“潤之”也有水的意思，他又酷愛游泳，就取個帶水的姓吧。帶水的姓不多，只有“江”、“汪”等字，而“汪”與大漢奸汪精衛同姓，毛澤東不喜歡，於是就取“江”為姓。而名呢，毛澤東對藍苹說：中國有個成語叫“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你原名藍苹，現在的你要勝過以前的那個藍苹，就以“青”為名吧。於是，藍苹便改名江青。 ●江青的後半生變成壞女人 政治局對毛澤東與江青的“約法三章”在建國後便名存實亡了，江青時常以主席夫人自居。由於毛澤東在生活作風問題上不檢點，經常與一些女人鬧出緋聞來，江青為此跟毛澤東大鬧了一場。毛澤東雖然很窩火，卻不敢與她離婚，他畢竟要注意自己在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後來毛澤東與江青達成妥協：江不干涉毛的私生活，毛則給予江一定的政治地位。從此江青成了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則可以與自己心愛的女人私下往來。 筆者曾聽一位了解江青的老幹部講過，這個女人在延安時期並不壞，待人挺和氣也挺熱情。但自從她進了北京城，性格就開始變了，變得愛訓人了。特別是到了“文革”時期，她當了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常委以後，愈發不得了，如同慈禧太后一般，飛揚跋扈，盛氣凌人，直接參與迫害了許多中央領導同志和文藝界人士，不少人被她整死。江青還在文革期間挑動武鬥，鼓勵造反派“要文攻武衛”，“造反派可以兩個人一支槍”，是製造“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之一。 更令人氣憤的是，江青還總是與她的恩人周恩來作對。當初江青想嫁給毛澤東時，周恩來是他們婚姻的贊成者之一。建國後，周恩來親自提名，由江青與葉子龍、陳伯達、田家英、胡喬木四人同任毛澤東的秘書，其中江青為生活秘書。上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因生活上的事與江青發生矛盾，一氣之下要把江青趕出中南海，又是周恩來做了勸說工作。周恩來曾多次在公眾場合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誓死保衛江青同志！”這類口號。可以說，周恩來對江青是恩重如山，但江青卻在“文革”後期幹了不少有負於周恩來的事，千方百計想整倒他。究其原因，是周恩來推薦鄧小平重新上台，阻礙了她想當女皇的美夢。周恩來病逝後，中央領導人在向遺體告別時，有兩個人沒有脫帽致哀。一個是朱德，但朱德向周恩來行了軍禮；另一個就是江青。當江青走到周的夫人鄧穎超面前，要與她握手表示慰問時，鄧穎超因痛恨江青，沒有伸出自己的手。江青便順勢將右手伸向鄧穎超的背後，做了一個擁抱的動作，為自己避免了尷尬。 毋庸諱言，江青後來的變壞，與毛澤東有着很大關係。1980年，江青在北京正義路一號的法庭上受審時，曾多次說過，許多壞事“都是主席讓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她說的一點不錯，的確有很多事都是毛澤東讓她干的。例如她指令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將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批鬥一事。沒有毛的發話，她一個“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沒有權力這樣做，也不敢這樣做。中國共產黨人向來主張襟懷坦白，實事求是。既然如此，就不應讓江青在這些事情上背黑鍋，是誰的責任就應由誰承擔。 1976年10月6日，距毛澤東去世後還不到一個月，江青，這個曾把許多無辜群眾送進監獄的壞女人，也終於被人送進了監獄。這真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江青剛被關押時，曾氣勢洶洶地對看守人員說：“你們去告訴葉劍英，他只要敢放我出去一個月，這個天就會翻過來！”她之所以這樣說，是以為自己在人民群眾當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深受老百姓的擁護愛戴。因為在被逮捕之前，她每到一處，人們總是激動地、熱烈地歡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其實人們這樣激動地喊口號歡呼，一方面是出於對領袖的愛戴，因為她是毛澤東的夫人；另一方面是出於無奈，因為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之下，如果不裝出對領袖夫人有感情的樣子，誰知別人會給自己穿什麼小鞋。當江青的這番話傳到葉劍英那裡，這位老帥呵呵一笑，說：“你們也去告訴江青，我只要放她出來一天，群眾就會將她打成肉泥！” 葉劍英說得不錯。當人們得知江青被捕之後，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人們紛紛走上街頭，舉着醜化江青的漫畫，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歡慶人民獲得了“第二次解放”。人們早就對江青恨之入骨，早就盼着有這麼一天。這種情形，就連華國鋒、葉劍橋英他們也沒料到。當江青在關押之地的電視上看到人們對她的憎惡場面，也終於不再囂張，低下了她那不可一世的面孔。 12、違背諾言藉故解除傅作義警衛團 1949年初春，毛澤東離開平山縣西柏坡，住進了北京西郊香山的一個院子裡。為保密起見，這個院子對外稱“勞動大學”，簡稱“勞大”。這與“老大”正好是諧音，給人以不盡的遐想。 一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突然打電話給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說傅作義警衛團的一些人要到“勞動大學”鬧事，命他派一個團迅速趕到香山，執行保衛毛主席的任務。 原來，最初傅作義在與中共方面商討投降事宜時，曾要求毛澤東給他留下一個軍不要改編，但毛澤東沒有同意。後來傅作義又要求保留他的警衛團，說是擔心自己投降後會被蔣介石暗殺。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要求，並許諾傅作義警衛團的待遇與解放軍官兵相同。然而，這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個緩兵之計，他想等傅作義的部隊放下武器後，再找機會解決這個團的武裝。隨後，傅作義所屬的25萬官兵都編入到解放軍的部隊中，他們都享受到了與解放軍官兵的同等待遇。時隔不久，警衛團官兵連續兩個月未領到薪餉。這一下官兵們火了，吵嚷着要到香山找毛澤東請願。4月初的一天，警衛團的一個營負責執勤，另兩個營的官兵在營長帶領下，將該團中的中共政工人員禁閉起來後，排着隊向香山進發。官兵們沒有攜帶武器，因為他們知道，帶上武器就是兵變，而不帶武器只能算是請願。這時，中共安插在警衛團中的“線人”見勢不妙，立刻趕去向周恩來報告。這就有了周恩來要聶榮臻派兵彈壓的電話。 聶榮臻派出的部隊趕到香山後，鬧事的官兵已遞交了請願書返回到翠微路兵營。但毛澤東仍以防止兵變的理由要解除這個團的武裝。解放軍包圍了兵營，將警衛團全部繳械，並逮捕了兩個帶隊請願的營長和警衛團的三個團級軍官。傅作義得知這一事情後，先是派秘書王克俊向聶榮臻抗議，又親自趕到北京市市長葉劍英處，拍着桌子罵共產黨說話不算數。後來傅作義本人又來到香山向毛澤東質問。毛澤東說：“請傅先生諒解我們的處理方法。我們知道蔣介石這個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就不信他就不在我們身邊安插特務，不在你的身邊安插奸細。你的警衛工作應由解放軍來擔任。”毛澤東下令釋放了被逮捕的軍官，並將傅的警衛團減為警衛排，只保留35人。對於毛澤東的做法，傅作義是啞巴吃餃子——心裡有數，他知道不給警衛團官兵發餉是毛澤東的主意，目的就是誘使官兵們鬧餉，最後再以“彈壓兵變”為藉口撤銷他的警衛團。傅作義此時是寄人籬下，雖然心中有氣卻無可奈何。當然，毛澤東在政治待遇上沒有虧待傅作義，他原本只想當個山西省的水利局長，但毛澤東卻讓他擔任了新中國第一任水利部長，還兼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香山事件原本是一次傅作義警衛團官兵和平請願的事情，後來卻被一些媒誇大渲染成了所謂“香山兵變”，可謂小題大做了。 13、抗美援朝——一場完全錯誤的戰爭。 ●誰是真正的侵略者 20世紀50年代，在位於亞洲東部的朝鮮半島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戰爭。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最大的一場局部戰爭。交戰的雙方最初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大韓民國，後來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由十六個國家組成的“聯合國軍”先後加入了各自支持的一方。雙方投入兵力達200多萬。整個戰爭歷時三年，給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這場被中國人稱之為“抗美援朝”的戰爭，僅中國方面就傷亡了36萬人，耗費物資約560萬噸，花費錢財60萬億元人民幣（舊幣）。據官方的文件說，這場戰爭至少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推遲了十年！另一方面，因為戰場主要是在朝鮮，所以朝鮮人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更大一些。 時隔半個多世紀，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場戰爭，不禁發現，那是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而且那場戰爭的挑起者，也不是人們以前一直以為的“南朝鮮李承晚偽軍”，而是北朝鮮的金日成，以及他領導下的“朝鮮人民軍”。那麼，這場戰爭是如何發生的呢？讓我們從朝鮮的歷史說起： 朝鮮半島是一個文明古國，面積約22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中國的湖南省。早在公元一世紀，就是一個統一的王朝，14世紀定國號為朝鮮。歷史上朝鮮曾多次遭受外來的入侵，日俄戰爭後淪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7月，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三巨頭在波茨坦開會，會後發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公告中重申了兩年前中、美、英三國在開羅做出的關於“使朝鮮獨立”的內容。這次會上，斯大林向美英兩國通報蘇聯將於8月8日向日本宣戰，並探詢美國是否有同蘇聯在朝聯合登陸的意向。而美國總統杜魯門認為“……估計攻朝將會付出重大代價，”因而想把攻朝戰役連同可能遭受的重大傷亡留給蘇聯去承擔。故美國雖已知道蘇聯將於8月8日對日宣戰，卻未準備近期在朝鮮登陸作戰，只是與蘇聯劃定了在空中和海上對日作戰的分界線，未劃定陸上分界線。但是，由於蘇聯的出兵和美國對日使用原子彈，迫使日本於8月10日即宣布投降。美國沒料到勝利會來得這麼快，這才急了，因為美國的軍隊距朝鮮最近的部隊，也是在600公里之外的沖繩，無論如何不能很快到達朝鮮。這樣一來，日本投降後，整個朝鮮豈不被蘇聯獨占？於是美國於8月16日向蘇聯提出，以北緯38度線為受降的分界線。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從此，朝鮮南北雙方以此為界，形成了分割的局面。 朝鮮此時有人口三千萬，其中三八線以北有900萬人，面積占全總國土的57%。南方有人口2100萬，面積僅占43%。蘇軍攻入朝鮮後，於8月19日收復了平壤，並在金日成率領的人民軍配合下，解放了朝鮮的整個北方。而美國對朝鮮的解放沒有任何貢獻。在9月2日日本正式簽訂了投降書後，美國於9月8日才在仁川登陸。由於美蘇在朝鮮問題上的妥協，各自以三八線為界受降和占領，使得朝鮮半島人民在擺脫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後，又陷入了民族分裂的痛苦，並且埋下了戰爭的禍根。美蘇兩國本來就是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兩個國家，二戰中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而臨時結盟。二戰後共同利益消失，兩國便轉為尖銳對立和鬥爭，並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自由世界兩大陣營。朝鮮則是這兩大陣營在東方對立鬥爭中的主要陣地。他們必然推行各自的政策，按照自己的意識形態管理占領下的北方和南方。 1948年2月，70多歲的李承晚在美國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韓民國”。在南方已單獨選舉的情況下，北方也於8月25日成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相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蘇聯於1948年底完成撤軍，而美國在1949年6月才撤走。 ●毛澤東低估了美國人 1950年4月，金日成訪問中國，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他向毛澤東談了自己打算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想法。當時的朝鮮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絕對優勢。他的軍隊有30萬人，且經過長期的戰爭鍛煉，而韓國的軍隊只有5萬人，兵力對比是6：1。他的飛機、坦克、火炮都是南方軍隊的3至5倍，打贏是不成問題的。他擔心的是，一旦打過了三八線，會引起美國的干涉。對此他想聽聽毛澤東的意見，看看打過三八線後，美國會不會出兵。這時，如果毛澤東能勸阻一下金日成，朝鮮戰爭就不會爆發。然而毛澤東根據自己的經驗，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對金日成說：“美帝國主義一向是很自私的，不會為別人的利益付出自己的代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很多國家都希望美國能出兵共同抗擊法西斯，但美國卻遲遲不肯參戰。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日本打上門來了，美國才不得不對日宣戰。一年前，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打過長江時，美國也曾發出過武力干涉的威脅，但後來我們打過去了，它並沒有出兵，這說明美國是個紙老虎。朝鮮如發生戰爭，美國也同樣不會為別人出兵。”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金日成放心了，下決心打過三八線統一朝鮮半島。毛澤東表示，朝鮮方面如兵力不夠，中國可以派軍隊援助。金日成謝絕了毛澤東的好意，僅要求讓當時留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中的朝鮮籍官兵1·5萬人回國參戰，毛澤東同意了。後來金日成又提出讓這些人帶武器回去，毛澤東也同意了。 金日成回國後，經過一個月的準備，一場旨在統一全半島的名為“祖國解放戰爭”於6月25日打響。朝鮮人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很快就攻占了漢城。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就解放了南方90%的國土，將李承晚的軍隊壓縮到朝鮮半島東南的一個角落裡。眼看勝利在望，金日成高興地派朴憲永外相到北京向毛澤東匯報，說頂多一個月，就可消滅李承晚的軍隊，完成國家統一。 然而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就發表聲明，譴責朝鮮違反國際協議，要求朝鮮立即撤軍，同時還宣布派兵進駐中國的台灣。杜魯門知道，沒有中國的支持，金日成沒有膽量打過三八線。美國還在聯合國拋出提案指責朝鮮為侵略者，要求朝鮮立即撤軍。本來蘇聯作為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可以對美國的提案行使否決權。但由於當時蘇聯代表在一些問題上與美國產生分歧，沒有出席安理會，這就使決議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得以通過。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十五個理事國當中，十三票贊成，蘇聯缺席未投票，僅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南斯拉夫一票反對。 對於安理會要求撤軍的決議，金日成以為那是美國在嚇唬人，沒有理睬，繼續揮師南下。於是美國又提出一項提案，認為朝鮮破壞了和平，應當用武力予以制裁。這一決議同樣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隨後，由16個國家組成了“聯合國軍”，其中除美國和英國外，其它國家多為象徵性出兵。聯合國軍成功地在朝鮮半島中部海岸的仁川實施了登陸戰，此舉不僅切斷了朝鮮人民軍的補給線，也對金日成形成了反包圍。人民軍在付出了重大傷亡代價後突出了重圍，迅速向北退卻。美軍和韓國軍隊乘勝追擊。由於雙方力量對比懸殊，戰火很快燒到了中朝邊界的鴨綠江邊。金日成沒料到美國竟然真的會為一個亞洲國家出兵，眼看朝鮮人民軍危在旦夕，他火速派內務相朴一禹攜帶他的親筆求援信，到北京向毛澤東求救。 金日成的這封求救信寫得萬分懇切和焦急。信中寫道： 在目前敵人趁着我們嚴重的危急，不予我們時間，如要繼續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則只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們不得不請求您給予我們以特別的援助，即在敵人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極盼中國人民解放軍直接出動援助我國作戰！ 對於是否出兵抗美援朝，當時中共中央絕大多數人都反對出兵，就連後來成為志願軍總司令的彭德懷也不贊成。這些人在心裡頭埋怨金日成不該引火燒身，輕率地打過三八線，給自己招來這麼大的麻煩。但這種想法不能說出口，只能說是中國長期經歷戰爭，剛剛迎來解放，百廢待興，財力困難，無法與美國這樣的世界頭號強國抗衡。主張出兵援朝者只有毛澤東、劉少奇二人。周恩來心裡不贊成出兵，但不敢公開反對，也只是說國家經濟困難。毛澤東對這些反對出兵的同志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處在國家危急時刻，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如果我們不出兵，朝鮮就會被滅掉，社會主義陣營就會失去一個夥伴，中國共產黨人就會少了一個親密朋友，帝國主義的勢力就會擺在我們的家門口。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尚且能為別國出兵，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豈能對自己的兄弟見死不救？……總之，我認為我們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周恩來見毛澤東堅持出兵，便很快站在了毛的一邊。 毛澤東堅持出兵，還有另一番考慮，那就是他當初曾估計美國不會出兵，因此積極鼓動金日成打過三八線，還打算派兵助戰。現在美國真的出兵了，眼看着一個兄弟國家遭了殃，如果不去拉一把，恐怕金日成在九泉之下也會怨恨他。由於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地位，他的話別人不便反對也不敢反對。這樣，中共中央就通過了抗美援朝的決定。 當“聯合國軍”打到鴨綠江邊時，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最初曾表示過，一旦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形式出動，蘇聯“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這也是促使毛澤東做出派兵決定的原因之一。但後來斯大林擔心派空軍參戰會與美國直接衝突，進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得知中國決定派兵之後，又突然改變了主意，只同意為中國抗美援朝提供武器裝備，對出動空軍掩護問題則表示，蘇聯空軍沒有準備好，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不能出動掩護志願軍作戰，後來則乾脆說：兩個半月以後也不準備出動到朝鮮作戰，只在鴨綠江以北中國上空作戰。而對於原先說的提供武器一事也變卦了。斯大林的出爾反爾對毛澤東來說如同當頭一棒，這意味着中國軍隊將在沒有武器來源和制空權的情況下與世界頭號強國作戰，處境將十分艱難。毛澤東只好說，那我們出錢買你們的武器，總可以吧？斯大林同意了這一要求。於是中國向蘇聯貸款幾十億盧布，用於購買蘇聯的武器。可以說，中國的抗美援朝不光是出兵，還出了錢。 ●志願軍上戰場並非保家衛國 首批入朝參戰的部隊於10月中旬秘密出國。由於中國沒有對美國正式宣戰，因此不能以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出去，所以出國的部隊就叫志願軍——他們是“志願”去參戰的。志願軍是派出去了。毛澤東知道，如果直接告訴他們是去幫朝鮮人打仗，恐怕志願軍官兵們不願為別人賣命。那用什麼理由來鼓動官兵們的士氣呢？於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想出了一個辦法，對志願軍官兵說，“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是為了把朝鮮當作入侵中國的跳板。保衛朝鮮就是保衛中國，保衛家鄉！如果美國占領了朝鮮，中國就會面臨着‘唇亡齒寒’的危險。”用這個理由來激勵官兵們的鬥志。在那首著名的《志願軍戰歌》中，就有這樣的一句歌詞：“……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時至今日，還有不少上了年紀的人存在着這樣的糊塗認識，以為中國不抗美援朝，就將是‘唇亡齒寒’，美國就會把軍隊擺在中國的家門口。事實上，美國若真想入侵中國，早就有機會這樣做：1945年初，美軍為儘快打敗日本，曾向山東青島派出一個師的海軍陸戰隊登陸，日本戰敗後，這個師立即撤離了青島。1949年，蔣介石在戰場上節節敗退時，曾向美國人求救，美國也完全可以在這個時候向中國派駐軍隊。但杜魯門總統拒絕了蔣介石的要求。美國不僅不想入侵中國，還曾做過一些有利於中共的事。1941年，蔣介石為了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美國政府當即警告蔣介石，“若再發生這樣的事，美國將停止向中國的援助。” 使得蔣介石不敢再進攻共產黨。1945年抗戰勝利後，美國政府又是盡全力調解國共兩黨和談，以避免內戰。 由於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便宣布出兵保衛台灣，因此毛澤東視美國為頭號敵人。在中國官方長期的宣傳中，老百姓都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壞的國家，總喜歡侵略別人。不光侵略了朝鮮，後來還侵略者了越南。本書的作者們在很早的時候也是這樣認為。自改革開放以後，人們逐漸了解了美國，才發現這個國家並不像以前所說的那樣壞。相反，美國不僅不願侵略別國，還充當了“國際警察”的角色，誰要是侵略別人，它總是帶頭反對。如這一次的朝鮮侵略韓國，是美國帶領着15國的“聯合國軍”懲罰它。1980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為表示抗議，帶頭抵制這一年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後來中國也參加了抵制），並無償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武器。1992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又是美國帶領多國部隊將伊拉克趕了出去。至於說美國為什麼會“入侵”越南，那也是一種誤解，本書後面將會提到。所以說，“山姆大叔”不是“侵略”的製造者，相反，每當世界某地出現戰亂時，它總是無私地派出維和部隊去幫助平息。 幾十年來，中國在關於抗美援朝的輿論宣傳中，常以戰勝了世界上頭號軍事強國而自豪。事實上，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並沒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付日本那樣，竭盡全力地對付中國。它只出動了陸軍的三分之一，海軍的近二分之一（約300艘艦艇），空軍的五分之一（2400架飛機）。美國沒有使用原子彈，也沒有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中國官方說美國使用了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這不符合事實）。如果它像幾年前打日本那樣全力以赴地打中國，也在中國領土上投下原子彈，那麼，一個滿目瘡痍、百廢未興、誕生不到一年的新中國不可能是它的對手。 國際上曾有過這樣一種說法，說是美國有一個民間研究部門，當時向美國政府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認為美國如對朝鮮進行軍事干預，必將引起中國的參戰，而且美國不會在這場戰爭中取勝。這個研究部門打算以500萬美元的價錢將它出售給美國軍方。這個價錢相當於一架戰鬥機的價錢，但軍方認為對方出價太高而拒絕購買，結果美國在朝鮮戰爭中耗費了500億美元。一位軍方首腦人物後來見到了這份研究報告，十分懊惱和惋惜地說：“我們白白花費了500億美元去打一場沒能取勝的戰爭，卻捨不得用一架戰鬥機的錢來買這樣一份研究報告。”有人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早些看到這份研究報告，就不會出兵干涉朝鮮戰爭。 對於上述這種說法，筆者認為頗為幼稚。因為韓國政府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山姆大叔”豈能眼睜睜地看着它被朝鮮打垮而坐視不管？若是這樣，美國這個世界頭號強國的面子該往哪擱？它在自由世界中還有什麼威信？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只要金日成打過了三八線，美國就不會袖手旁觀。即使它料到中國會出兵援朝，也會不惜一戰。 ●為什麼說抗美援朝是錯誤決策 據說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的“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將軍曾這樣哀嘆：“我們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對手，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筆者認為，真正應該說這番話的，不是美國的克拉克將軍，而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體官兵。 為什麼說抗美援朝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呢？因為當時朝鮮南北雙方已先後成立了兩個獨立的國家，並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承認。兩國人民正過着和平、安寧、幸福的日子。在國際關係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準則，就是要尊重別國人民自己對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選擇，任何人都不應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你金日成因為自己的軍事力量強大，就要以統一祖國的名義攻打南方，欲將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對方。反過來想一下，如果李承晚的力量比你強大，也以“統一祖國”的同樣藉口攻打北方，將他的資本主義制度強加給你，你是否願意接受呢？回答是肯定不願意。這就是了，既然你不願把他的意志強加給你，你也不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而中國的抗美援朝，就好比是一個大人在不分是非對錯地一味袒護自己家庭里一個頑皮的孩子。當這個孩子欺負別人家的孩子時，大人為他叫好為他撐腰；而當這個孩子受到別人的反擊或懲罰時，大人則不分緣由，不問青紅皂白，只管護着自己的孩子。這種行為，是不是有點像中國的一句歇後語——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2005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出席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時，說了這樣一句話：“任何國家、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應當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胡錦濤的這句話，是對“抗美援朝戰爭”性質的最好評判。 ●歸國戰俘的悲慘命運 朝鮮戰爭打了一年之後，由於雙方誰也不能徹底打敗對方，美國國內反戰呼聲日益高漲，美國政府也不願繼續進行這場看不到勝利的戰爭，便通過聯合國放出了進行停戰談判的風聲。中朝方面當即響應。雙方於1952年7月開始在三八線附近的板門店舉行談判。談判在打打談談中進行了一年，雖然不是一帆風順，但還是在大的方面達成一致。讓人們始料不及是，最後竟在戰俘遣返這個小問題上卡了殼。當時中朝方面有11萬人被俘，其中中國志願軍戰俘有2萬人。“聯合國軍”方面也有2萬多人被俘。在談判時，美方提出按照戰俘的意願遣返，而中朝方面則堅持無條件全部遣返。美方之所以提出“自願遣返”，目的是想讓中朝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丟臉。在志願軍戰俘營里，經過美軍和台灣政工人員的反面宣傳，大部分戰俘明白了自己是在幫錯誤的一方打仗。在有着光榮傳統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裡，歷來是大力宣傳英雄主義的思想，接受的是“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劉老莊連” 這種寧死不降的教育，要求官兵們戰鬥到最後一刻，把最後一顆子彈留給自己。在他們的觀念里，當俘虜是可恥的，是貪生怕死，被人看不起，多數戰俘擔心回去後會受歧視和虐待，因此不願回家鄉而寧願去台灣。 另一方面，戰俘們在關押期間，受到台灣政工人員的審訊，他們面臨着是回大陸來還是去台灣的選擇。如果選擇回大陸，就會受到種種虐待，不僅不能吃飽飯，還會遭到非人道的折磨甚至毒打，不少人還因此送了命。許多戰俘被迫在臂膀上刺下了“反共抗俄”字樣和國民黨黨徽。在被俘官兵中，有近半數的人隸屬於志願軍第60軍180師。該師在第五次戰役中，一萬人馬孤軍深入陷入重圍，後來僅有師長帶着少數人突圍返回，八千多人當了俘虜。這個師不少人是國民黨起義官兵，他們經台灣政工人員的拉攏，輕易就動搖了回祖國大陸的念頭。 經過國民黨人員的“甄別”，竟有一大半戰俘願意去台灣。 由於美國在戰俘交換問題上始終不肯向中朝方妥協，並宣布談判無限期休會，致使停戰談判竟因交換戰俘一事久拖不決，時間長達一年。後來國際輿論紛紛指責中朝方不尊重戰俘的自由選擇。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中朝方只得讓步，同意按戰俘意願進行遣返。對於戰俘遣返問題，雙方達成了如下協議： 停戰後所有願意回國的戰俘立即遣返；不願回國的戰俘則由波蘭、捷克、印度、瑞士、瑞典這5個中立國看管，戰俘所屬國家向戰俘解釋期限為四個月；解釋期滿後仍不願回國的，則交由高一級政治會議處理。 停戰協議最後於1953年7月27日生效。 為了讓儘可能多的戰俘回國，中朝兩軍發言人曾於1952年4月6日針對戰俘問題發表了聯合聲明： 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向主張在積極的敵對行為停止後，交戰以方應迅速釋放並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戰俘。這種合理主張，絕不因我方被俘人員在拘留期間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寫下某種文件，或作其它類似的行為而有所改變。我們深知這些行為絕非出於他們的自願，不應由他們負責。我們完全歡迎我方全體被俘人員遣返後與其家人團聚，參加革命和平建設事業，並過和平生活。 在達成停戰協議後，為了讓戰俘們完全相信政府的保證，中朝方又於1953年9月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了《告被俘人員書》。書中再次表示： “……根據《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的規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脅你們並阻撓你們實現返回祖國的願望。我們深切了解你們對於祖國的想念和被俘以後的不幸遭遇。你們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間被迫在臂上刺字，寫過某種文件，參加過某種組織，在對方戰俘營中擔任過職務，或有其他類似行為。我們認為這些都不是出於你們的自願，不應由你們自己負責。我們特此鄭重負責地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員，不管他們在對方戰俘營中有任何上述行為，回到祖國後，一律不咎既往；一切歸國人員，均將與家人團聚，參加祖國建設事業，並過和平生活……” 志願軍派出代表拿着《告被俘人員書》，到戰俘營里反覆給大家做工作，保證他們回去後不會受到歧視虐待。即使這樣，還是有一萬四千多志願軍戰俘去了台灣，只有六千多人回到了祖國大陸。 正如志願軍戰俘所擔心的那樣，原先給他們作的保證成了一紙空文。他們一回國就被送進了“歸國被俘軍人管理處”接受審查，讓他們互相檢舉揭發，看看他們在戰俘營里做了哪些對不起祖國的事，看看他們有無可能是叛變後被派遣回國的特務。最後，這六千多名當初抱着愛國的堅定信念，經歷過九死一生的磨難才回到大陸的被俘軍人，又受到一次極不公正待遇，幾乎都被開除了軍籍和黨、團籍。180師政委吳成德，是被俘人員中職務最高者，他被開除了軍籍和黨籍，按營職幹部轉業處理。 這些歸國戰俘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強烈不滿，他們覺得自己受了騙，紛紛給黨中央、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但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文革”時期，這些人的噩運再次降臨，許多人被當成叛徒受到殘酷迫害，不少人整死或被逼自殺，下場大多十分悽慘。中國大陸有一位名叫靳大鷹的作家，於1986年寫過一本書，名為《志願軍戰俘紀事》，書中真實地紀錄了被俘官兵回國後的悲慘遭遇。此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人們紛紛為他們的不幸鳴不平，這才引起高層的關注，最終他們的命運才得以改變。 1988年，在當年隨蔣介石去台灣老兵們的強烈要求下，台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開放老兵回鄉探親。那些去了台灣的志願軍戰俘也紛紛回到家鄉看望親人。此時的他們，個個衣着光鮮，腰纏萬貫，讓家鄉的鄉親們羨慕不已，也讓那些選擇回國的志願軍戰俘們感慨萬千。 聯合國軍上萬名戰俘也有22人留在了中國，其中美軍21人，英軍1人。最初中國方面是給這些人許願，說會給他們安排優越的工作，讓他們過上舒適的生活。但後來的實際情況與當初的許願相去甚遠，這些人大多離開了中國。 ●抗美援朝造成的嚴重惡果 朝鮮戰爭不僅造成了大量參戰官兵的傷亡，也帶來了很多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後遺症。如債務問題、戰後重建問題、傷殘人員的生活問題。對中國來說，還多了一個台灣問題。 在三年時間裡，中國先後派出十幾個兵團200多萬官兵輪番參戰，朝鮮戰場上，中國軍隊為數最多時達到90萬人。戰爭造成了36萬多名中國官兵的死傷，其中團以上幹部陣亡200多人，職務最高者是69軍軍長李湘。戰爭還給許多年輕的軍人留下終身殘疾，加上中國本來就是男多女少，他們因此找不到妻子。戰爭也使朝鮮的許多女人成為寡婦。金日成得知這一情況後，曾對毛澤東說，志願軍傷殘人員是為朝鮮受傷的，朝鮮女人多，可讓她們嫁給這些傷兵。但毛澤東怕影響不好，沒有同意。毛澤東自己玩過不少女人，卻不管那些為國家受傷軍人的婚姻。朝鮮戰爭結束後，許多朝鮮男人可以一夫娶多妻，而不少志願軍傷殘者卻只能是孤獨終身。 筆者曾見過一位雙手十指只剩下一截手指的退伍老兵，他的手指是在朝鮮戰場上凍掉的。那是1950年年底，一場罕見的寒流襲擊了朝鮮半島，氣溫驟然下降到零下40度。僅穿着單薄棉衣的第九兵團志願軍官兵無法抵禦寒冷，很多人被凍死在陣地上。這位老兵是個倖存者，但卻凍掉了手指和腳趾。他一直過着單身生活。 朝鮮戰爭還使台灣問題複雜化。1950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打敗，逃到了台灣。此時的國民黨軍隊只剩下40萬人，戰鬥力很差。毛澤東的解放軍已經發展到550萬人，一連串的勝利讓官兵們士氣高昂。雖然台灣與大陸之間隔着台灣海峽，但此時的“國軍”已是兵無鬥志，不堪一擊。解放軍即使憑着木舢板也能打去。人們心裡都清楚，台灣已是共產黨的囊中之物，解放台灣指日可待。更對毛澤東有利的是，當時美國也決定放棄支持蔣介石，總統杜魯門在關於台灣前途的聲明中說：“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它領土從無獲取的野心，現在美國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打算使用武裝部隊干預現在的局勢。”然而，在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即6月27日，杜魯門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宣布派出美國的第七艦隊進駐台灣，並與台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這樣一來，毛澤東原本打算派兵攻占台灣的計劃落了空，台灣問題也長期成為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大障礙。 “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對於朝鮮來說，只是保住了金日成的統治，使他免遭聯合國軍的懲罰，而對老百姓來說卻不是一件好事。在金日成的領導下，朝鮮經濟長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的韓國卻迅速成為亞洲的“四小龍”之一。有一個對比的數字很能說明問題：聯合國成員國在繳納會費時，是依據本國的實力來分攤比例。韓國所繳會費的分攤比例是0·55%；而朝鮮僅占0·05%。相比之下，兩國的經濟實力竟相差11倍！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中，中國人民可以說是勒緊了自己的褲帶幫助別人。例如朝鮮戰場上鐵路運輸線被嚴重炸毀，中國便將國內鐵路的鋼軌拆下運往前線。為了購買武器，中國不僅向蘇聯貸款幾十億盧布，還發起了“捐獻飛機大炮運動”，據統計，當時國內的捐款可以購買三千一百多架飛機。十多年後，為了償還蘇聯的巨額債務，中國將大量工農業產品送往蘇聯，因此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經濟最困難時期，餓死了上千萬人！ “抗美援朝”的結果對於中國來說還不只是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中國還因此受到聯合國的譴責，被稱為“侵略者”。1960年5月27日，英國著名元帥蒙特利爾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接見他時，曾開玩笑說“你是在同‘侵略者’談話呀”，指的就是這件事。“抗美援朝”還給韓國人民帶來了感情上的創傷。1992年中韓兩國建交，中國大使赴任後，在接見外國記者時，韓國記者執意要求中國大使就“中國入侵韓國”一事道歉，弄得中國大使頗為尷尬。 聯合國安理會自1946年成立以來，一共通過了兩次關於制裁侵略者的決議。第一次是1950年懲罰朝鮮對韓國的侵略；第二次是1990年懲罰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第二次的安理會表決時中國投了棄權票。中國也只能投棄權票而不能投贊成票，否則就是打自己的嘴巴，因為上一次“聯合國軍”通過決議要懲罰朝鮮時，中國是與聯合國對着幹的。 朝鮮戰爭也使美方死傷39萬人，其中包括“聯合國軍”總司令、美軍上將李奇微的兒子。據志願軍原副總司令洪學智回憶：在進行中美停戰談判時，李奇微說他的當飛行員的兒子在一次前往某地執行飛行偵察任務後沒有返回，請中國方面幫助查找。洪學智答應了他的要求。查找的結果很快反饋上來，志願軍某防空部隊說，的確有一架美軍偵察機在那個地方被防空炮火擊落，但飛行員已當場喪命。李奇微聽到這一消息，傷心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抗美援朝”救了金日成一命，他一時對中國心懷感激。但到了20世紀60年代後期，由於“文革”的原因，中朝兩國關係大幅度降溫，朝鮮反而與中國當時的敵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走得很近。在毛澤東和金日成相繼去世之後，中朝關係更加冷淡。就在2006年9月，朝鮮不顧世界各國的一致反對，悍然進行核試驗，為此中國政府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和譴責，使兩國關係達到近年來的最低點。相反，中國與昔日的交戰對手韓國反而越走越近。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到最後換來的卻是這樣一個結果，實在讓人既遺憾又痛心。 ●毛岸英被炸死之謎 毛澤東做出抗美援朝的錯誤決策，不僅害苦了中國人民，他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兒子毛岸英隨志願軍入朝僅一個月，就被美軍飛機炸死。 據經歷過那次空襲的前志願軍人員回憶，當時志願軍司令部設在一個小村子裡。哨兵發現敵機來襲後，即鳴槍發出空襲警報。然而正在埋頭看地圖的彭德懷像沒聽見一般，站在原地未動。總司令不走，其他人誰也不敢走。這時志願軍副總司令洪學智匆忙趕來，催促彭德懷快進防空洞。彭德懷滿不在乎地笑他怕死。洪學智說：“不光我怕死，也怕你死。趕快走！”說罷硬拉走了彭德懷，同時又招呼其他人員快進防空洞。美軍飛機使了一個伎倆，徑直飛過志願軍總部所在村子上空遠去。毛岸英在防空洞裡見敵機飛走，以為敵機不會再來，心想着還有幾份電報急需翻譯，便提前走出了防空洞。另一個名叫高瑞春的參謀也緊隨其後。兩人回到房間沒多久，美軍的轟炸機突然返回，投下了數十枚凝固汽油彈，整個村莊立刻被烈焰吞沒，毛岸英與高瑞春不幸葬身火海。 美軍是如何知道志願軍總部就在這個小村里呢？時隔20多年後，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兩軍人員互訪。美方人員向中方道出了其中的秘密：當時美軍偵察機拍攝了這個村莊的照片，在審閱照片時，情報人員發現有幾條電話線通進這個村子，便斷定這裡是個指揮所。另外在村子外面有一輛側翻的運菜車。情報人員認為，當時志願軍給養很困難，能吃上蔬菜的人肯定不是普通的官兵，於是得出結論，這裡必定是志願軍的一個高級指揮所，於是決定派飛機轟炸。 這次轟炸的戰果很小，只炸死兩個人，但影響卻很大，因為其中一人是毛澤東的兒子。筆者推測，如果毛岸英活到今日，有可能像朝鮮的金正日那樣，接父親的班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那麼中國的命運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文革”十年浩劫。 “抗美援朝”，一場本不該發生的戰爭，由於毛澤東個人的錯誤決斷，釀成了一場人間大悲劇。 14、“鎮反運動”擴大化殺人過多 中國是個有着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先後經歷過上百個封建王朝。大凡經過政治舉動或變故之後，都有緊隨而來的“大赦天下”以彰顯仁政。這不是傳統或習俗，這是中國特色的政治，是被歷史證明的成功有效的統御之道，包含了不計前嫌、容天下之量等等優點的領導藝術在其中。 但毛澤東的新中國誕生時，不但沒有大赦，反而搞了個“鎮壓反革命運動”。這當中既有許多罪大惡極該殺之人，更多的則屬於輕罪重懲不該殺之人。毛澤東自己承認說“鎮反時我們殺了幾十萬人”。但據知情人披露，從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時間裡，共殺了200多萬人，造成了鎮反運動的擴大化。 “共產黨”，顧名思義就是要使財產共有。中國共產黨人將1927年至1937年這十年中進行的內戰稱之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又稱“土地革命戰爭”，戰爭的目的就是要從地主階級那裡奪取土地，實行土地公有。中共軍隊每到一處，也都宣稱他們是窮人的隊伍。中國大陸解放後，中共於1950年開始在新解放的農村廣大地區進行了土地改革運動。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國“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農村里擁有較多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的家庭被劃為地主或富農，他們的財產被強行沒收，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其他農民。這一來，許多被劃成地主、富農的人極端仇恨共產黨，他們與大陸上殘留的國民黨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勾結起來，向共產黨反攻倒算，暗殺了許多的土改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這一情景，在大陸拍攝的影片《暴風驟雨》、《槐樹莊》、《箭杆河邊》裡都有真實的反映。 為了打擊富人的囂張氣焰，1950年3月和7月，毛澤東先後兩次下達了鎮壓“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於人們的思維還局限於戰爭時期的寬大政策，力度還不夠大。於是1950年 10月，毛澤東再次發出《關於糾正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右傾偏向的指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即有名的“雙十指示”，警告各地糾正“寬大無邊”的“右傾”傾向。“雙十指示”是一個轉折點，鎮反運動從此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斷頭台。由於人越殺越多，大批人被誤殺，毛澤東這才在“鎮反”運動後期發出了剎車信號，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續。 在鎮反運動後期被錯殺的人當中，大部分是國民黨投誠或被俘軍官。這些被殺者，可以分成這樣幾類：一是解放戰爭末期起義投誠後解職返鄉者，被俘後釋放（一般都經過幾個月的解放軍軍官教育團學習）返鄉者，此類人數最多。二是退役返鄉已有數年，或閒居，或從商，或從事其他職業（如教師、律師等）。此類人數也不少。三是繼續作戰，打游擊而最終在“剿匪”戰鬥中被俘者，以及特務背景者。此部分人數並不算多。四是其他人員，如因畏懼逃亡外地者，隱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數也不多。在八十年代，對前兩類別的情況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有人整理了部分前國民黨將領被鎮反後又平反的情況，這裡略舉十人為例。筆者希望通過這些人的沉浮命運個例，對歷史有一個更加深刻的認識： 第一號：辛亥革命元勛鄧玉麟，號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於湖北省巴東縣。1926年北伐戰爭時，曾任北伐軍左翼軍第一路軍總指揮，參加荊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後脫離軍界，寓居上海。抗戰爆發後拒絕日本人收買，遷居武漢。武漢淪陷後又遷居長陽，1943年回到家鄉巴東居住。在各地期間曾於多處籌資興辦學校、實業。解放前夕拒絕去台灣，留駐家鄉。1950年底在鎮反運動中被捕，次年春以“組織反革命暴動”的罪名被處決。據說董必武曾電示巴東縣政府刀下留人，但電報到時，鄧老已經命赴黃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無罪平反，恢復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第二號：辛亥革命元勛夏之時，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護法軍總司令。四川護法失敗後退出軍政界，隱居成都辦學，1928年赴滬就醫。1938年為躲避日軍，返回合江，研究佛學及文物古玩，不問世事。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捕，10月6日以“組織策劃土匪暴亂”罪名被槍決。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縣人民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復辛亥革命人士的榮譽。 第三號：辛亥討袁護法老將何海清，字鏡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參加護國戰爭，任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第二梯團第四支隊長，在納溪等役中卓有戰功。1923 年出任滇南鎮守使兼建國第六軍軍長，晉升陸軍上將。1925年10月脫離軍界，返鄉隱居，興辦學校。抗戰時期，曾在家鄉組織自衛軍，自任大隊長。 1950年鎮反運動中被逮捕，於11月8日夜被處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為其平反，確認他為“辛亥革命人員”。 第四號：護法健將宋鶴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鄉人。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第一旅旅長。1923年隨譚延闓入粵投孫中山，被任命為湖南討賊湘軍第一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建國軍北伐軍中央總指揮等職務。1925年孫中山的北伐因南北軍閥的夾擊而失敗，宋鶴庚憤而辭職，脫離軍界。1929年被任命為湖南省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1931年發表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不久辭職回鄉，閒居上海、長沙、湘鄉，以繪畫、學佛、遊山玩水自娛。1949年臨近解放，宋鶴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槍枝，授意他的侄子組織湘鄉縣花橋警察隊，投奔中共地下武裝姜亞勛部。1950年鎮反開始，時宋鶴庚居住於上海的女兒家，被上海公安機關逮捕，押解回湘鄉。1952年1月，湘鄉縣人民法庭以宋鶴庚反抗革命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審批認定：宋鶴庚解放前夕做過有益於黨的工作，應按起義投誠人員政策對待，撤銷原判。 第五號：起義軍長陳春霖，1900年出生，四川資陽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軍一四九師師長，率軍在湖南作戰。抗戰勝利後，任軍政部人事處處長兼三青團組織處處長，1947年任國防部副官處處長。1948年3月被選為國大代表，6月任任國防部副官局局長兼副官學校校長，9月22日授少將軍銜。1949年4月被任命為重建的第四十四軍中將軍長，歸屬於羅廣文第十五兵團序列。12月隨同羅廣文率部參加在川西起義。在鎮反運動中於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軍區軍法處判處死刑。1983年9月成都軍事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復起義人員名譽。 第六號：投誠軍長徐經濟 ，1897年出生，陝西臨潼人，黃埔一期，1930年年被楊虎城任為省會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長，1931年任蘭州警察廳督察長。1944年任第五十四師師長。1948年任寶雞守備司今。1949年在漢中任新編第五軍軍長、陝南行署主任兼陝南遊擊自衛軍總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軍在西南向解放軍投誠。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學學習。1951年在鎮反中被處決。1983年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給予平反，恢復起義投誠人員名譽。 第七號：投誠將領尹作干，1905年生，山東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師參謀長。1944年，曾去印度藍姆伽美國陸軍戰術學校受訓，1945年秋任十八軍十一師參謀長。1948年任第九師師長，1949年8月長沙起義後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長沙參加陳明仁起義，任兵團高參，入中南軍政大學學習。1952年被中南軍區政治部軍法處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和南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其平反，恢復起義投誠人員名譽。 第八號：起義將領甘清池，第九十九軍副軍長，參加湘贛諸戰役。抗戰勝利後，1949年春任廣東省陽江縣縣長。1949年11月5日率縣保安隊、自衛隊在信宜宣布起義。1950年，被任命為信宜縣電力廠廠長。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處決。1982年8月信宜縣人民法院宣布對其平反，恢復起義人員名譽。 第九號：投誠將領葉干武，1901年出生，廣東梅縣人。1947年應李鐵軍聘任為甘肅省河西警備總司令部少將高參、監察官。1949年冬蘭州戰役中向解放軍投誠，後自願返回原鄉梅縣畬江務農。1950年秋在鎮反中被處決。1980年獲平反，恢復起義投誠人員名譽。 第十號：起義將領曾憲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於湖北鍾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團暫編第八軍副軍長。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義，後入西南軍區軍政學校學習。1952年自願回鄉定居，同年10月在鎮反中處決。八十年代獲平反。 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著名導演張藝謀根據同名小說拍攝了一部電影《活着就好》，由當紅影星葛優和鞏俐主演。此影片一直被禁止上映。原因就是在影片中有一段負面宣傳的情節：影片中的“我”因為嗜好賭博，將一座祖傳豪宅輸給了賭友阿慶。解放后土改時，政府要沒收豪宅，阿慶不肯，放火燒掉了自家的豪宅，結果被扣上“破壞土改”的罪名而遭槍斃。這一情節從一個側面客觀地反映了當時亂殺人的事實。 雖然鄧小平上台後對一大批在“鎮反運動”中被錯殺的人予以平反，深得民心，但被殺的人終究是不能死而復生的。 15、“三大改造”中的失誤 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綱領，就是要消滅私有制，認為私有制就是剝削。中國共產黨的黨章這樣寫道：“……經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勝利，資產階級專政必然為無產階級專政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改造成為生產資料公有、消滅剝削、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黨人的老祖宗馬克思認為：土豪劣紳和資本家的財產，都是通過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價值得來的，他們是不勞而獲，是吸血鬼。因此，他主張徹底消滅剝削制度，消滅私有制。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馬克思的衣缽，在奪取了政權之後，便決定把土豪劣紳的土地強行沒收，分給貧苦農民；把資本家的企業改造成國有企業。 為了達到消滅私有制的目的，從新中國成立後到1956年，中共在全國絕大多數地區，進行了一場名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簡稱“三大改造”。對農業的改造，第一步是強行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貧下中農。毛澤東將這一做法稱之為“土地改革”。他的這一政策受到了占人口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擁護，此舉也幫助他贏得了民心，進而幫他贏得了整個中國。 第二步將個體農戶組織成互助組，形成了小集體。 第三步是將互助組合併成半社會主義的初級合作社，再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高級農業社，形成了大集體。 在中國，由於地域遼闊，各地的貧富狀況存在着很大的差異。筆者查閱了1950年8月4日通過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對地主、富農是這樣界定的： 地主：占有較多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為生的，叫做地主。富農：剝削的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有少量土地者，可視情況劃為上中農或下中農；完全沒有土地者，則劃為貧農（下面還有一些解釋性的話，略去）。 為了團結和爭取絕大多數人，中共中央規定，在劃分階級成分時，地主和富農的比例不得超過當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五。 然而，那些被劃為“地主、富農”的人，真的是靠剝削、壓榨窮人過活，騎在窮人頭上作威作福嗎？筆者在江蘇吳江縣採訪時，曾聽當地老人說過：“在解放前，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畝上下。一個有田二三百畝左右的地主，其生活還趕不上一個有幾十畝田的佃農。” 為什麼？原因很簡單，向國家交納的田賦（皇糧國稅）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國家向土地徵收的額外開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權向土地徵收的雜項開支，也是地主交的。這三項，可以說是壓在地主頭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國37年吳縣斜塘的一份資料為例，每畝田要負擔13項地方費用，有壯丁費，公路費，電杆費，慰勞費，自衛自治費，鄉鎮經常費，冬防粥、衣、彈藥費，臨時軍草、保丁、保幹事、保隊附餉費，難民費，船捐等。這13項加起來，每畝田負擔84斤白米。注意，這還不是國字號的收費，是苛捐雜稅之類的。國家徵收的田賦，也就是農業稅，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損耗、加派，最起碼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個地主，還能吃什麼？地主向佃戶收地租，也就是一畝地一石米，為150斤。這帳一算就清楚了。由於佃農只租地耕種，為地主打工，國家稅收與他無關，所以有理由說，一個有二三百畝地的地主，生活水平還不如一個有幾十畝田的佃農。 筆者在採訪老農時，聽說了一個讓人震驚的事實：有一個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頭捨不得吃肉，節節儉儉的過日子，就想多置幾畝地，將來可以為五個兒子留一點家當。但是他沒來得及等兒子長大，土改來了，他被評為地主。 他是不幸的，是不幸在一個不應該節儉的年代。按理，判別一個地主夠不夠地主，除了看田地的多少外，還要看其參不參加主要勞動。但這一條，對許多江南中小地主不適用，他們大多是靠勞動致富的。如上文寫到的不吃肉的姚姓地主，還勞動得少嗎？他們是非常勤勞的中國農民。同樣，他們勤勞得不是時候。 文革前夕，在江南農村進行的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流傳着許多荒誕的笑話。被工作隊請上台憶苦思甜的老貧農、老長工常常誇獎農忙時東家準備的鹹肉大得象鐵搭的榫頭，粽子和鹹鴨蛋吃不完，藏在褲腳管裡帶回家。 長期以來，被劃為“地主、富農”的這類人，一直被中共醜化成兇狠毒辣、自私貪婪的形象。有一個在“文革”初期名噪一時的名為《收租院》的大型泥塑展覽，據說反映的是四川大惡霸地主劉文彩的殘暴剝削手段和腐朽糜爛的生活。這個展覽的宣傳中說，劉是四川大邑縣的大惡霸地主，擁有占地面積達上萬平方米的宅院，擁有幾千畝良田，有十幾個小老婆。他殘酷的手段剝削和壓柞貧苦農民。他的家院裡設有水牢，一個名叫冷月英的佃戶因為交不起租子，被無情地關進了這個水牢；劉的狗腿子在打人時，經常用的是彈簧鋼鞭；劉的一個小老婆專愛吃鴨子的腳蹼等等。 在“文革”結束之後，終於有一位《工人日報》記者經過調查後講了實情：劉文彩其實並不像以前宣傳的那麼壞，他捐款建過學校，自掏腰包建過公路橋梁。那個關過冷月英的水牢，本來是一間庫房，因地勢低洼，下雨後進了雨水，這便成了所謂的“水牢”。那個狗腿子在打人時，是隨手抄起了一根有彈性的鐵物件，便被說成了使用彈簧鋼鞭打人。那個“專吃鴨蹼”的小老婆，本是一家儉樸農家的姑娘，她見傭人們將鴨蹼當廢物扔掉，覺得可惜，便讓人拾回來做熟了給她吃…… 那些被劃為地主和富農者，命運是十分悲慘的。由於中共方面長期以來誇大、失實的宣傳，人們一直憎恨地主、富農。他們在年輕人的心目中，成了吃窮人肉喝窮人血，無惡不作的大壞蛋。他們不僅土地和財產被沒收，分給了“貧下中農”，他們自己也被當作階級敵人，受到非人道的歧視和虐待。只要一來政治運動，首當其衝的便是他們，受批判挨鬥爭是家常便飯。他們的子女也因此受到牽連，不僅與入團、入黨、上大學、參軍、當幹部這些光榮的事情無緣，就連個人婚姻也受到影響。由於“出身”不好，他們都難以找到如意的對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更是這些“黑五類”分子噩運的開始，很多人遭到慘無人道的批鬥甚至毒打，不少人因此而喪生。 對於“土改”運動，中共內部也有不宜操之過急的意見。中共中央副主席、開國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青年時期曾到過南洋，親眼見過那裡的華僑每天天不亮便出海捕魚，傍晚回來後，將魚身剁下拿到市場出售，留下魚尾自己吃，省下錢開來寄回家建房買地。那些華僑大部分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致富的，新中國成立後，葉劍英擔任華南地區的軍政領導，負責領導土改運動。他不忍心將那些人的土地強行沒收過來，因此對執行這一政策在行動上有些遲緩。毛澤東為此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將他調離了廣東。 毛澤東的土改政策也傷害了一些幫助過共產黨的開明紳士。重慶女富商任國模便是其中之一。第二次國共合作時，中共要在重慶建立八路軍辦事處，需要租用大片土地。但高昂的土地租金，讓本來就捉襟見肘的中共在經濟上難以承受。任國模得知這一消息後，主動表示願意將自己的一塊土地贈送給中共。這才讓中共在重慶建起了那個後來被稱為“紅岩”的辦事處。周恩來的夫人曾感激地說：“要不是任國模，我們還不知道在重慶的哪個地方立足。”然而新中國成立後，任國模的土地也一樣難逃被“共產”的厄運。 毛澤東的土地改革，使大多數農民得到了土地，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國家經濟一度迅速增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筆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文革”期間曾聽一些老農民感慨地說，生活水平最好的時候，就是剛解放那幾年。 然而毛澤東沒讓農民們過上幾年好日子，又搞起了“合作社運動”。共產黨人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實行“共有財產”，怎麼會讓農民私人擁有土地呢？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立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所有的農村都成立了合作社，一切土地、牲畜等生產資料都歸了公。到1956年底，全國農民幾乎全都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大陸農民的苦日子由此開始了。 所謂合作社，其實就是變相的集中營。農民們每天都要早晨一起下地幹活，晚上一起收工。每天由記工員記工分，年底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糧食。一年到頭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外出要向生產隊長請假。由於幹活是吃“大鍋飯”，多勞者不能多得，少勞者也不會少得，因此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生產力大大下降，一個壯勞力一年干下來，分的糧食難以填飽肚子。 與此同時，對手工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基本完成，全國90%以上的手工業者加入到合作社裡。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先是採取公私合營的辦法，國家與個人共同經營企業，然後再將企業以“贖買”的方式收歸國有，由國家對業主發給利息，然而“贖買”所付的資金遠小於企業的資產的實際價值。到後來，連給業主的利息也取消了。“三大改造”最終變成了三大強占。 雖然共產黨說要對私營企業的財產實行“贖買”，並付給業主利息。但筆者在採訪時曾聽一位老人說，他年輕時家裡利用多餘的房間開了一個小旅館，1954年被強行併入“公私合營”，他由業主變成了員工。本應每季度得到的利息，卻至今沒得到過。 毛澤東的這一錯誤做法，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才有所認識，開始對“三大改造”中出現的偏差和錯誤進行了糾正，給當年被強行徵收財產的“資本家”作了適當的經濟補償。1979年1月11日，重新上台的鄧小平作出關於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問題的決定。這些經過三十年的煎熬“黑五類”分子，終於結束了自己的惡夢，開始了幸福的人生。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憲法上也做了重大修改，對私有經濟從最初的剷除，到後來承認“私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有益補充”；又到現在的承認“私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16、大搞整人的“階級鬥爭” 毛澤東從奪取政權後的第一天起，就經常告誡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在他這一錯誤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大陸一年到頭都在大搞“階級鬥爭”。說白了就是整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分子。特別是在“文革”期間，為了顯示鬥爭的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規定每個單位都必須找出5%的“階級敵人”。有的單位為了完成這一指標，便胡亂上綱，把一些講過落後言語或牢騷話的人也當成階級敵人來定性。例如在湖南的一個鄉村，當地負責人為了響應毛澤東關於“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決定砍掉山上的竹林，改成大寨式的梯田。這一荒唐的做法遭到一位有責任心的農業專家的反對。於是這位專家就被當成“階級敵人”，受到批判。 在這種大搞階級鬥爭的高壓之下，人們都奉行寧“左”匆右、明哲保身的活命哲學，該說的話不敢說，該做的事不敢做。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出現了在今天看來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這裡略舉幾例： 河南開封出產一種名為“鐵塔”牌香煙。香煙盒上畫有著名的開封鐵塔，鐵塔的圓頂上空，飄浮着幾朵白雲。有那“階級鬥爭”眼光敏銳之人，在這個畫面上看出了隱藏在其中的“險惡用心”：這座鐵塔是十二層，不正好與國民黨黨徽上的那十二個尖尖數字相同嗎？塔頂的圓頂，肯定是代表着蔣介石的光頭；而那飄浮的白雲，可以看成是變形了的“介石萬歲！”於是，這個香煙盒的設計者，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解放軍中出了一位捨身救火車的英雄，名叫歐陽海。一位作家根據他的事跡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此書出版時，由著名學者郭沫若先生題寫了書名《歐陽海之歌》。有那細心者，也從上面的事情受到啟發，竟從這五個字當中，發現可以找出“反對毛”的字樣來。於是有人為這事寫了質問郭沫若的大字報。 在“文革”初期，人們掀起了製造和佩戴革命像章的熱潮，一時間形形色色的像章泛濫成災。有一種紀念章，圖形是由天安門和“三面紅旗”組成。有人發現那三面紅旗是由左邊飄向右邊。而天安門的左邊是西邊，也就是說那上面刮的是西風。這不明擺着是跟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題詞唱對台戲嗎？於是，紀念章的設計者被戴上了“反對毛主席”的大帽子。 類似這樣的例子，真是舉不勝舉。 對於毛澤東大搞階級鬥爭的做法，不僅很多人在心裡反對，就連他的戰友鄧小平也不贊成，說“階級鬥爭哪能天天講？”鄧小平重新上台以後，糾正了毛澤東的這一錯誤傾向。 17、在外蒙古獨立問題上向斯大林妥協 蒙古與中原民族交往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秦漢時代。自北匈奴被遠驅歐洲，南匈奴降漢以來，阿爾泰山以東、貝加爾湖以南、額爾古納河以西的大片地區就已經是中國的土地了。那時，蒙古這個民族還沒有形成。寬厚的中國皇帝允許各種不同的游牧民族繼續在那裡生息繁衍。那裡也相繼出現了很多興盛一時的民族。如高車、鮮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開始在那裡置府設州，實行直接的有效管轄。宋代時，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開始興盛起來。因部落名字的緣故他們被稱做蒙古人。他們的發祥地也是在我國的東北境內。這個北方游牧的少數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東征西戰，戰果顯赫。他們奪取了大宋政權，建立了元朝，南部的邊界一直達到南海之濱。他們向中亞、西亞乃至歐洲進軍，橫掃高加索地區、裏海、波羅的海沿岸，占領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無古人的豐功偉績。蒙古人從此為歐洲人所熟知，中國的這個少數民族開始獲得世界聲譽。元朝的建立，為中國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豐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開始更進一步與內地的漢族融合，並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蒙古一度與中國領土分離。到了清王朝的順治年間，蒙古再度劃入大清朝的版圖。20世紀初，中華民國建立，漢人占據統治地位，而蒙古族則逐漸衰落。蒙古人不願受漢人統治，要求獨立的呼聲逐漸高漲。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徹底推翻了腐敗的清朝政府。“中華民國” 的建立，標誌着中國從此結束了封建統治時代。然而在那樣一個封建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中華民國”，不可能有着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國不久就進入了混亂的軍閥割據時代。蒙古的獨立活動就是在這一時期開始的。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一直不願看到自己身邊有一個強大的鄰邦。這是有歷史教訓的：就在十幾年前的日俄戰爭中，一個小小的日本，就將貌似強大的沙皇俄國打得一敗塗地，賠款割地，丟盡了臉面。如今這個面積幾乎與蘇聯相等，人口比蘇聯多一倍的中國若是強大了，無疑會對蘇聯造成威脅。與其讓一個在國民黨蔣介石領導下的中國強大，倒不如讓一個共產黨人領導下的蒙古成為自己的鄰國。出於這種考慮，斯大林積極支持蒙古從中國獨立出去，以此來削弱中國的勢力。7月10日，蒙古上層王公與蒙古人民黨共同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1937年，日本大舉入侵中國。蔣介石政府為了抵抗侵略而向蘇聯請求援助。斯大林趁機提出要蔣介石承認蒙古獨立的先決條件。面對斯大林的重壓，蔣介石在萬般無奈之中，只得應允等戰爭結束後，讓蒙古人民自己投票表決是否願意獨立。 1939年，駐守在諾門坎的蒙古邊防軍騎兵在放馬時，越過了邊境線，遭到偽滿邊防軍的槍擊。雙方為此發生衝突，並很快上升為團一級的衝突。早就想挑起事端的日本關東軍利用這一機會，增派一個師團捲入衝突。蒙古當局招架不住，急向蘇聯求救。斯大林迅速向諾門坎派兵幾十萬，蘇、日兩軍在此大打出手，雙方出動了大批坦克、飛機。交戰的結果，是日本關東軍慘敗。此次戰役結束後，大量蘇軍便長期駐紮於中蒙邊界。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蒙古人為爭取儘快獨立，也派出數萬騎兵到我國東北對日本作戰。日本投降後，蒙古人民舉行了全民表決。投票結果是全票贊成獨立，無一反對票。蔣介石沒想到會是這麼一個結果，後悔不已。但他只是默認這一事實，一直未公開承認蒙古獨立，更未與其建交。至今在“中華民國”的版圖裡，蒙古一直包括在內。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此時蒙古也希望與新中國建交，但毛澤東未置可否。當年12月，毛澤東赴蘇聯參加斯大林的70歲壽誕慶典，並尋求蘇聯的援助和與蘇結盟。斯大林向毛提出了三個苛刻的條件，其中第三個條件就是承認蒙古獨立。毛澤東雖然對此極不情願，但想到蒙古獨立已是既成的事實，又迫於斯大林的壓力，只能向斯大林妥協，承認蒙古獨立並與之建交。蒙古自此脫離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 18、氣量狹小怒罵摯友梁漱溟 毛澤東與梁漱溟同歲，初識於1918年，那是在楊懷中（楊開慧的父親）先生家中。梁漱溟時任北京大學教授，而毛澤東不過是這個大學裡的圖書館管理員。毛佩服梁漱溟的博學。在延安時期和剛剛建國的幾年裡，毛澤東約請梁漱溟的見面很頻繁，兩人雖常為一些問題而爭執，但仍是莫逆之交。許多毛澤東的朋友都稱他“主席”，唯有梁漱溟一直是叫他“潤之兄”。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毛澤東決心要抗美援朝。他打算成立一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想請梁漱溟在這個組織中任主席。毛為此徵求梁的意見。梁說：“新中國剛成立就捲入朝鮮戰爭，與美國人打仗，後果會怎樣呢？”他不贊成抗美援朝。明明是中國支持朝鮮發動了入侵韓國的戰爭，破壞了世界的和平，卻要高喊“保衛世界和平”，這不是賊喊捉賊？梁漱溟拒任主席一職，這讓毛澤東深感不快。因為梁漱溟曾在國民黨政府里當過參議員，卻不願在共產黨政府里任職，毛澤東認為梁不給自己面子，心中結下芥蒂。 1953年9月8日，政協常委會召開。身為政協委員的梁漱溟在大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他對當時的農村幹部作風提出了批評，並將自己看到農民的生活狀況作了如實反映。他說：“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卻依然很苦。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請政府重視。” 毛澤東本來就對梁漱溟拒任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一事耿耿於懷，聽了他的這番話，更是心中不滿。毛一向是只喜歡聽讚揚不喜歡聽批評。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毛澤東即席講話，他說道：“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是工農聯盟，工人農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對於毛澤東這番不點名的批評，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想找毛澤東面談，但毛閉門謝客。當晚觀看戲劇演出時，梁又要向毛當面解釋，毛未以理睬。梁堅持要與毛談一談，不讓毛離去。周恩來見此情景，便勸解說要梁看完戲後再談。但看完戲後，毛便坐車離去。梁一直沒有向毛澤東解釋的機會。 在次日的大會上，梁漱溟上台按規定作簡短發言。他在台上向毛澤東請求給他幾個小時時間，為自己前幾天的講話做個辯解。他說：“我希望您聽了我解釋之後，能說一句‘哦，原來我錯怪你了。’不知主席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沒有。”梁說：“如果您能有這個雅量，我會更加尊重您；如果您沒有這個雅量，就會失去我尊重。”毛說：“這樣的雅量我還是有的——就是你這個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梁堅持要毛給他幾小時的發言時間，毛就是不肯。兩人爭執了半天，毛只得同意讓他講10分鐘，但梁認為10分鐘不夠。這時台下的代表不滿了，紛紛起鬨要趕梁漱溟下台。梁堅持不肯下台。在雙方處於僵持狀況下，周恩來提議說讓代表們舉手表決，看大家是否同意梁繼續發言。毛澤東同意這個提議。表決的結果，只有毛澤東、周恩來等幾位中央領導同意梁繼續發言，其他代表均反對。毛澤東這時說話了：“看，不是我不讓你發言，是全體代表不讓你發言。”梁只好失望地走下台。 梁漱溟的執拗態度令毛澤東大為惱火。在後來的一次大會上，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對梁漱溟的思想作了一個批駁性的講話，其間毛澤東不斷地插話，這就是那篇洋洋上萬字，後來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題為《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在兩個鐘頭的講話中把梁漱溟罵了個狗血淋頭，一無是處。他指着梁罵道：……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毛又將頭轉向台下：“梁漱溟反動得很，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毛澤東怕人們會產生疑問，既然你說梁漱溟這麼壞，為什麼又讓他當上政協全國委員呢？於是他在講話中說：“中共為什麼提他做這個委員呢？就是因為他還能欺騙一部分人，還有一點欺騙作用。他就是憑這個騙人的資格，他就是有這個騙人的資格。……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謂‘鄉村建設’，有什麼‘鄉村建設’呀？是地主建設，是鄉村破壞，是國家滅亡！……假如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意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但梁某則不是，他是惡意的。” 毛澤東對梁漱溟的嚴厲批判，引來了與會者對梁漱溟的激烈批判。梁漱溟從此以後再也沒出席過政協會議，也終止了與毛澤東的友誼。由於他閉門思過，一言不發，反而因禍得福，躲過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1983年，黨中央為梁漱溟遭錯誤批判一事平反。他回憶往事，感慨地說：“如果毛澤東在建國後仍保持延安時期那種虛懷若谷的胸襟該多好。” 19、授軍銜不公引起諸多不滿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全軍官兵實行軍銜制。按照軍銜條例的規定，全體軍官共分四個等級，十三個階級。這四個等級是：元帥、將官、校官、尉官。十三個階級是：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將、中將、上將、大將；元帥。同時規定：少尉至上尉為初級軍官；大尉至中校為中級軍官；上校至少將為高級軍官；中將至元帥為高級將領。此次授銜共授元帥10人，大將10人，上將57人，中將177人，少將871人。後來又有488名大校晉升為少將，使少將增至1359人。授銜的原則是根據職務、軍功和資歷來定銜。元帥和大將由中央軍委評定，上將以下由總政治部評定。由於許多曾在軍隊工作過的同志都已轉到地方工作，對這些人如何評銜，頗令總政治部幹部部門棘手。這時毛澤東帶了個好頭，主動拒絕軍委授予他的大元帥軍銜。這樣一來，許多中央領導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都表示不要軍銜，使評銜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儘管毛澤東指示要根據每個人的職務、軍功和資歷來評銜，但他還是憑藉自己軍委主席的身份進行人為干預，使此次授銜出現了一些不和諧音調，引起一些老幹部的不滿。 一是確定的大將太少，與元帥一樣都是10人。按照慣例，低一級的軍銜要比高一級的軍銜成倍遞增。如上將的人數就比大將多五倍；中將人數比上將多十幾倍，這樣的安排是合理的。但毛澤東卻令大將人數與元帥人數相同，實在讓人難以理解，如此一來，便使一些原本該授大將的人只授了上將，在軍銜排名上讓一些功勞大、資格老的人吃了虧，其中最虧的要數肖克和劉亞樓二人。 肖克與賀龍（此次被授予元帥）曾在湘西共同創建了紅二、六軍團，這兩支部隊組成的紅二方面軍，是紅軍的三大主力之一。在解放戰爭時間，肖克接替劉亞樓任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協助林彪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屢建戰功，授銜時是國防部副部長兼軍事學院院長。劉亞樓也曾是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協助林彪進行了聞名中外的三大戰役中的兩個——遼瀋戰役和平津戰役，授銜時是解放軍空軍司令。他倆論職務、軍功和資歷，都該授個大將，但因名額有限，只能屈居上將。為此林彪覺得惋惜，找到羅榮桓請求改授他們大將。羅榮桓也為此事找了毛澤東，請求增加大將名額，至少增至12人。但毛澤東說：“10位大將人數正好。四野已經有了兩個元帥（林彪、羅榮桓）和三個大將（肖勁光、譚政、黃克誠），比哪個野戰軍都多，大將就不要再增加了。”羅榮桓見毛澤東這般說，便主動要求自己不評元帥。但他在軍隊中有重要職務，不評軍銜怎麼行。毛澤東還是給了他元帥軍銜。 10位大將中年紀最小也是排名最後的許光達，與毛澤東同是湖南師範學院的校友，兩人早有舊交，因此他被授予大將之銜，不排除有毛澤東的特殊關照。許在南昌起義時，與林彪一樣僅是個見習排長。南昌起義失敗後，起義部隊隨朱德南下，在廣東大埔縣三河壩陷於敵重兵包圍。此時已是代理連長的許光達，奉師長周士弟之命，率領全連掩護大部隊轉移，不幸在戰鬥中身負重傷。此後他長期養傷，傷愈後不久又被毛澤東派往蘇聯學習軍事五年。在解放戰爭中，許任西北野戰軍第二兵團司令，與其他兵團司令相比，軍功並不突出。在這次授銜中，他的老師長周士弟僅授了個上將。許光達覺得自己戰功不如周士弟，更不如肖克、劉亞樓，而且在紅軍最艱苦的長征期間自己又正在蘇聯學習，每天喝牛奶吃麵包。他得知肖劉二人因名額所限不能評大將，便主動寫信給毛澤東請求降銜。他這樣寫道： “授我以大將銜的消息，我已獲悉。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擊心鼓，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餘，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帶四星，心安神靜嗎？此次，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功績授銜。回顧自身歷史，1925年參加革命，戰績平平。1932年—1937年，在蘇聯療傷學習，對中國革命毫無建樹。而這一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難困苦的時期：蔣匪軍數次血腥的大“圍剿”，三個方面軍被迫作戰略性轉移。戰友們在敵人層層包圍下，艱苦奮戰，吃樹皮草根，獻出鮮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淨的房間吃牛奶、麵包。自蘇聯返回後，有幾年是在後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行列里，在中國革命的事業中，我究竟為黨為人民做了些什麼？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與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面請降銜。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勳卓著者以大將。 毛澤東收到這封信後，感慨地對其他軍委領導說：“這是一面明鏡，是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 對此，一些人不服氣地說：若是給許光達授的是中將或少將軍銜，他肯定不會提出讓銜還會爭銜；若是給原本該授大元帥的毛澤東授的是將軍銜，他也肯定會罵娘。 有人說，毛澤東給裝甲兵司令許光達授大將軍銜，是因為中國當時在藉助蘇聯建立自己的裝甲兵，為了對等談判，中國的裝甲兵司令應與蘇軍的軍銜相同。蘇聯的裝甲兵司令是大將，作為中國裝甲兵司令的許光達也就順理成章地獲得了大將軍銜。其實這種說法經不起推敲。中國的空軍也需要蘇聯的援建，蘇聯的空軍司令是元帥銜，而中國的空軍司令劉亞樓才是個上將。筆者認為，毛澤東給許授大將軍銜，不排除有個人感情因素，因為他倆同是湖南師範學院的校友。 二是寧虧自己的老部下，不虧敵方的起義將領。最初毛澤東曾打算授予傅作義大將軍銜，因傅擔任着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一職，毛澤東想讓他幫着管管軍隊。但傅覺得自己是有罪之人，堅決不肯要。在57名上將中，有三人是國民黨起義將領：陶峙岳、陳明仁、董其武。對於他們被授予上將軍銜，許多人表示不服。雖然這三人在起義時都是兵團級將領，但他們帶來的部隊卻沒有達到兵團的人數。其中的陳明仁，起義時任國民黨七兵團中將司令，雖然領兵10萬，但因所統領的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隊，在投向共產黨時沒敢公開聲張，僅帶走了一萬多人，而且他還曾在四平戰役中給解放軍四野造成重大傷亡，讓常勝將軍林彪走了“麥城”。對他授予上將軍銜爭議最大。董其武在進攻延安時，也使賀龍的部隊損失慘重。他在起義時也只帶回4萬兵馬。他聽說自己要被授予上將，曾請求北京軍區司令楊成武帶話給毛澤東，說授個中將即可。但毛澤東對楊成武說：“你告訴董其武，楊成武可以不授上將，因為楊成武是共產黨員；董其武不能不授上將，因為董其武不是共產黨員。”當董其武聽楊成武轉達了毛澤東的這番話，感動得痛哭流涕。不少老將軍都對毛澤東的偏心感到不滿，說“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幹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 三是越權干預少將評定工作。雖然毛澤東讓羅榮桓的總政治部評定上將以下的軍銜，但他自己還是干預了少將的評定。如九兵團軍長皮定鈞，最初是定為少將。毛澤東在審閱少將名單時，想起皮定鈞在中原突圍時，率一個旅冒着極大危險掩護30萬大軍轉移成功，便提筆寫下“皮有功，少晉中”幾個字，使皮改授中將軍銜。像這樣的情況，還發生在上將韓先楚身上。韓授銜時是中南軍區參謀長，最初定為中將銜，毛澤東覺得他戰功不小，示意羅榮桓改授韓先楚上將。 授銜的一千多位少將中，最虧的是武漢軍區副司令李迎希。他在1928年參加革命，比一些上將資格都老，他出生入死屢建奇功，解放戰爭年代曾任山東兵團參謀長，協助粟裕大將指揮過著名的孟良崮戰役。然而由於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被授予少將。他頗為不滿，據說他給中央領導寫了信，也給毛澤東寫了信，請求改授中將銜，但毛未予理睬。 20、在作風問題上對己對人兩個標準 毛澤東有個保健醫生名叫李志綏，伴隨他身邊長達22多年。李志綏晚年定居美國，寫了一本書，名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書中披露了毛澤東與多個女人的曖昧關係，特別是與女服務員張玉鳳的不正常關係。毛曾使張玉鳳懷孕並生下一個兒子，為此江青與毛澤東大鬧一場。後來毛澤東與江青達成口頭協議，毛給江一定的政治地位，江則不再干涉毛的私生活。就這樣，毛澤東可以與他喜歡的女人隨心所欲，而江青則爬上了政治局常委的顯赫位置。毛澤東自己在生活作風方面不注意小節，卻對別人這方面的事不能容忍。他進北京城後先干的一件大事就是禁娼，關閉了全市的妓院，隨後又將這一做法推向全國。失去飯碗的妓女們無田可耕無工可做，只得去偷去搶，一時間北京城內社會秩序混亂。 毛澤東麾下有一名中將名叫王近山，原是北京軍區副司令。此人與妻子的妹妹暗中私通，為達到結婚目的，決定與妻子離婚。王妻為此而大鬧並上告到中央。毛澤東得知後，派劉少奇處理此事，說王如敢離婚就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王近山早已被小姨子的美貌迷得神魂顛倒，他不相信毛澤東會對自己這樣一個立過赫赫戰功的老部下如此狠心，還是鐵心離了婚。結果他真的被毛開除了黨籍，貶到河南省某部農場當了一個副場長。很多人都認為毛澤東對王的處罰太重。更令王近山寒心的是，他的妻妹原本就是愛他的官位，現在副司令的官位沒了，妻妹也就離他而去。後來還是王的老上級、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出於同情之心，將他調到自己管轄的軍區當了一名副參謀長。晚年的王近山與自己的保姆結婚，並生有一子。王近山因長期心情壓抑，於1978年病故，只活了63歲。 21、一紙解甲令讓十萬女軍人傷心 新中國誕生之初，解放軍有550萬人，其中女軍人有11萬。這些女軍人和男軍人一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有許多人還是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參軍的老幹部。由於性別上的原因，她們在戰爭年代所付出的要比男軍人多得多。然而，在1952年的軍委會議上，做出了一個令女軍人寒心的決定：裁減女軍人10萬，只保留1萬。 更令女軍人難以接受的是，1955年初，軍銜評定在即的時候，國防部卻發布了一份《關於處理和留用婦女工作人員的決定》，且不說這個文件內容對女軍人的打擊，單就文件的名稱就讓女軍人不滿。文件中使用了“處理”、“留用”、“婦女工作人員”這樣一些詞句，這意味着女軍人即使被“留用”，也只能是“工作人員”，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軍人。這樣是很不公平的。雖然《決定》是以國防部名義頒發的，但卻是經軍委主席毛澤東的授意和批准。因此可以說，是毛澤東傷了女軍人們的心。 《決定》中有兩條硬性規定：一、在軍、師及其以下的機關、部隊，除師屬衛生營外，不論擔任何種職務的婦女工作人員，應一律調離部隊，分別按轉業或復員處理，並限於1955年6月底以前處理完畢，期滿後未處理者，停發薪金。二、在軍以上機關或後勤部門，現在擔任各種職務的婦女工和人員，凡不符合該決定所指的範圍內，均應按轉業或復員處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處理完畢者，一律停止供給。這是一個十分傷害女軍人感情的決定。這在解放軍歷史上恐怕也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文件了。於是，許多在紅軍時期就參加軍隊工作，對共和國的建立做出過特殊貢獻的一些老女兵，如朱德的康克清、周恩來的妻子鄧穎超、李富春的妻子蔡暢等人，以及紅軍時期唯一擔任過方面軍政治部主任、聞名巴蜀的女將張琴秋，這些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都沒有被授銜，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一位老女兵對筆者回憶說：“當時我們聽到這個文件，都暗自流淚。那個時候人也老實，有意見不敢說，只能默默地服從。” 十萬女兵含着眼淚脫下軍裝。她們出生入死為共產黨毛澤東打下了天下。如今人家用不着她們了，只能回家去種地或嫁人度日。當時中國剛剛打完朝鮮戰爭，國家很窮，給10萬女軍人的退伍安置費是每人200斤小米。 留下的女軍人中，只有1926年參加革命的原四方面軍幹部李貞一人被授予少將軍銜。她是上將甘駟淇的妻子，他們是唯一的一對將軍夫妻。 22、建國後的第一大文字獄 毛澤東身為一個文化素養很高的人，按理說應當與文化人的共同語言更多一些，但事實上卻不是這樣。他雖然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行動上卻是另外一回事，做出了不少打棍子戴帽子的事情：將電影《清宮秘史》定為賣國主義影片；批判電影《武訓傳》是替地主資產階級樹碑立傳；組織文章批判北京大學著名紅學者俞平伯……而他在文藝界製造的第一個大冤案，就是“胡風反黨集團事件”。 胡風，四川人，著名文藝理論家，是魯迅先生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領導左翼文藝運動時的得意門生。1954年，胡風上“萬言書”給毛澤東，對當時的文藝方針政策提出了批評，主張創作自由，學術自由，思考自由，應當允許作家保持獨立人格等。胡風沒想到自己的信令毛澤東大為不快。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宣部、文化部的周揚、林默涵等人在文化界開展起“胡風文藝思想大討論”。不久，一些與胡風有來往的作家、藝術家和學生的住所遭到公安部門的突擊搜查，他們的日記本和與胡風有來往的私人信件被搜走，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證。最初文化界只是對胡風思想當作學術問題來討論，後來有關部門從胡風親友、學生信件中整理出所謂“胡風集團的三批材料”，中央決定將這些材料由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刊物《文藝報》加按語後作為反面材料發表，再由《人民日報》轉載告示天下。然而，《文藝報》撰寫的按語只是把胡風當作反動文藝觀、反動學術思想來批判。這令毛澤東很不滿意。於是毛親自動筆，為這三批所謂的“反動材料”寫了長達近萬字的按語，將胡風定為一貫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些文章後來都收進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就這樣，一場全國範圍內的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就此展開，也開始了一場現代版的文字獄。各行各業，凡與胡風有過來往，通過書信，甚至只是聽過胡風演講，講過胡風著作的人被打成胡風分子，並被批鬥、被開除，被捕入獄。胡風一案，全國牽連上萬人。1984年，中共中央給胡風“部分平反”，也就是說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把學術思想問題當作反革命來處理，搞了“擴大化”。直到兩年後胡風病逝，這時中共中央才對他徹底平反。 毛澤東提倡的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也不過是曇花一現，沒多久便因“胡風事件”而銷聲匿跡了。 23、對“高、饒事件”的錯誤定性 毛澤東曾經把與他意見相左的人的鬥爭歸結為十次路線鬥爭。其中建國後的頭一次路線鬥爭就是整高崗和饒漱石。 高崗和劉志丹、謝子長都是中共陝北根據地和陝北紅軍的創立者。1934年，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在國民黨重兵壓境的危急時刻被迫進行戰略轉移，先是打算到湘西與紅二、六軍軍團會合，但遭到國民黨軍的重重阻截未能如願。中央紅軍在走投無路的絕境中，意外地從繳獲敵軍的報紙上得知陝北還有一塊共產黨人的地盤，於是便以“北上抗日”的名義向陝西省進發，於1935年底到達陝北，與高崗、劉志丹的紅十五軍會師。第二年，紅軍的二、四兩個方面軍也經過長征來到陝北。正是因為有了陝北這塊根據地，才使紅軍三個方面軍有了立足之地。所以在中共內部有“陝北救中共”的說法。後來劉志丹和謝子長先後犧牲。三位創立者僅剩下高崗。此人頗具領導才幹，但卻年輕氣盛，恃才傲物。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毛澤東任主席，高崗是六位副主席之一，同時還兼任東北軍政委員會主任，工作開展得頗具成色，人稱“東北王”。但他還想爭一個黨的副主席。眾所周知，中共一直堅持黨的領導第一，黨的副主席才有實權，而國家副主席僅有虛名而已。他認為劉少奇不成熟，一直想取而代之。 1953年秋天，中央籌備召開黨的“八大”，高崗認為他爭當黨的副主席的機會來了，便找到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談黨中央主席、副主席的人選問題。鄧小平問他有何高見，他自恃功大才高，說：主席自然是毛澤東，副主席嘛，朱德一個，我算一個，你也算一個。高崗唯獨沒把劉少奇算在內。事後，鄧小平得知高崗還為此事找了陳雲，感到問題嚴重，便向毛澤東反映了此事。毛澤東認為高崗有野心，將他定為反黨分子抓了起來。高崗覺得委屈，在獄中自殺。“高饒聯盟”的另一主謀饒漱石原為中共華東局書記。1952年與高崗同時調進北京，任中央組織部長一職。饒漱石與高崗關係不錯，同在北京上任後，兩人經常相聚。他支持高崗任黨的副主席，因此被認為是高崗的同黨。“高饒反黨聯盟”一案還牽扯了一些與他們親近的人，被當作高、饒的爪牙受到不公正對待。當時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李延扈，因替高崗說了幾句公道話，被打成高崗死黨，遭到降職和開除黨籍處理。還有廣州警備區司令兼廣東軍區副司令陳光，他曾在林彪被晉綏軍誤傷後代理八路軍115師師長，後來在東北軍區與高崗共過事。因為高崗為了當黨的副主席四處活動，也曾去廣州搞串聯找過陳光，所以陳光被當作高崗死黨，遭撤職和軟禁，於1954年自殺於武漢。李延扈和陳光在去世20多年之後，即上世紀80年代，終獲平反。 說高饒二人是“反黨聯盟”，本該找出他們“反黨”的事實根據和行動綱領。但時至今日，找不出兩人有什麼確鑿反黨證據。高崗的罪行，不過是私下活動想爭個黨的副主席，論能力論功勞他也夠得上。退一步說，即使他不夠格，不選他便是了，對他的錯誤行為，完全可給予批評教育或行政處分。然而毛澤東對他的處罰卻是定一個“反黨”罪名，並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關進監獄，直到把他逼死。這一切實屬輕罪重罰。 如果說高崗串聯了一些人想拱倒劉少奇，由自己取而代之就是反黨、就是搞陰謀詭計的話，那麼毛澤東本人在歷史上也幹過同樣的事情：1934年紅軍在長征途中，由周恩來、博古、李德（共產國際代表）組成的“三人團”因指揮失誤，導致紅軍遭受重大損失。毛澤東於是聯絡了朱德、彭德懷、王稼祥等人，通過選舉，拱倒了“三人團”，由毛澤東自己取而代之。他的行為算不算反黨和搞陰謀詭計呢？ 給那些他不滿意的人戴“反黨”帽子，是毛澤東的習慣做法。後來他還給胡風戴過這頂帽子；給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戴過這頂帽子；給他的秘書田家英戴過這頂帽子；給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戴過這頂帽子。到了“文革”時，更是給數不清的人戴上了“反黨”帽子。 24、武力解決邊界衝突斷送中印友誼 印度與中國本是友好鄰邦，而且是最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之一。中印兩國之間有着長達1700公里的邊界線，在習慣上分類東、中、西三段。東、中段基本上是沿着喜馬拉雅山脈南麓；西段是沿喀喇崑崙山脈。整條邊界線從來沒有正式劃定過。但根據雙方歷史行政管轄所及，這三段邊界線的基本劃分是：東段長約650公里，從中、印、緬甸三國交界處至中、印、不丹三國交界處的底宛格里；中段長約400公里，從中、印、尼泊爾三國交界處的西藏普蘭縣到札達縣的6795高地；西段長約650公里，從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崑崙山口。這條邊界線經過的地方由於氣候惡劣，人煙稀少，因此兩國在邊界線上很少有駐軍，雙方長期相安無事。 但是從1958年開始，中印兩國在一條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上不斷發生摩擦，最終導致大規模武裝衝突，結束了兩國的友誼。 所謂“麥克馬洪線”，是20世紀初英國為了侵略中國西藏地方而陰謀設計的一條“中印邊界線”。1913年，在英國策劃下，於印度的西姆拉召開了一次所謂“中英藏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同西藏地方當局代表，背着中國中央政府的代表，於1914年3月用秘密換文的方式製造出一條邊界線，習慣上稱為“麥克馬洪線”。它沒有上過西拉姆會議的議程。該線把歷來屬於中國、面積達九萬平方公里的地區劃歸給當時英國統治的印度。在英國與西藏秘密換文後的一個長時期內，既不敢正式公布有關文件，也不敢改變地圖上歷來的劃法。歷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此線。 1958年春天，中國在西段邊界有爭議的阿克塞欣地區築了一條連接新疆與西藏的公路。在公路即將完工時，印度方面才獲知這一消息，即派巡邏兵前去查看和阻止，結果被中國軍方扣留達一個月，印度為此向中國提出抗議。印度還要求中國停止修建阿克塞欣公路，遭中國拒絕。印度總統尼赫魯心想，既然你能在有爭議的地方修公路，我也能在有爭議的地區駐軍。於是，印度派出軍隊進駐到雙方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雙方衝突逐步加大，最終導致大規模的邊界戰爭。中國官方出版的史料都承認，阿克塞欣公路事件是兩國邊界武裝衝突的導火索。由此可見，邊界衝突最先是由中國修築公路一事引起的。 為了解決邊界爭端，中國呼籲雙方舉行會談，印度表示同意。中國總理周恩來為此來到印度首都新德里。談判中，印度要求中國廢止已建成的公路，中國方面不同意。由於雙方分歧太大，談判不歡而散。 本來國家之間存在邊界爭議是常有的事，對於這樣的爭議，理應通過談判解決。例如中國與俄羅斯、日本、越南、菲律賓都有邊界或海域的爭議，在後來的鄧小平時代，這些爭議都通過談判得到基本解決。中印兩國都是萬隆會議的發起國，都主張各國要和平相處，不以武力解決爭端。但毛澤東是個爭強好勝的人，面對中印的邊界衝突，他認為中國不能讓一個弱國欺負，決心用武力將印軍驅逐。於是他調動了幾個軍，於1962年10月20日向印軍發起大規模“自衛反擊”。 中印兩軍的戰鬥力不在一個檔次上。中國軍隊基層軍官大多打過仗，有實戰經驗，高級軍官就更不用說了，士兵也都訓練有素；中國雖然剛從“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走過來，但軍隊的武器已在50年代完成更新換代。而印軍使用的仍是二戰中英軍淘汰的過時武器，許多高級軍官都沒有戰鬥經驗，其戰鬥力更是不堪一擊。中國軍隊將印軍驅趕出麥克馬洪線之後，乘勝追擊，進入印度境內達數十公里。 邊界自衛反擊戰打響之後，蘇聯政府強烈譴責中國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要求中國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但毛澤東沒有聽從蘇聯的撤軍要求，指責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大哥”，竟然偏袒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至11月21日結束，整整打了一個月，解放軍共全殲和重創印軍11個旅，印軍陣亡四千八百多人，被俘三千多人，內有一名准將旅長，另有一名准將旅長被擊斃。中國軍隊繳獲了大批印軍武器，不僅有槍支彈藥，還有火炮、汽車、坦克，甚至還有六架飛機。中國方面不久便釋放了被俘官兵，並歸還了繳獲的武器。 毛澤東以武力解決邊界衝突雖然取得了勝利，但這一做法不僅違背了中國政府在萬隆會議上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斷送了兩國的傳統友誼。印度為了報復中國，開始公開和積極地支持流亡本國的西藏佛教首領達賴喇嘛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中國從此與印度處於敵對狀態，這種敵對狀態直到20多年後的80年代初才開始緩和。 25、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火上澆油 1959年初，地處加勒比海的古巴發生了革命，以卡斯特羅為首的革命起義軍進行了武裝暴動，推翻了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統治，建立了革命政權。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島國，距美國只有140海里。美國一向把拉美地區視為自己的後院，沒想到這次後院起火，美國如坐針氈，於是，便視古巴革命政權為肉中之刺。1961年4月，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製造了著名的“豬灣事件”。由美國海空軍提供支持的1400名全副武裝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的豬灣海岸登陸，企圖突襲並推翻古巴革命政權。結果，這次行動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古巴軍隊全殲了這些叛亂分子，粉碎了此次行動，美古關係不斷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弱小的古巴不得不尋求外界的支援。古巴看到了美蘇之間的深刻矛盾，於是把目光對準了蘇聯，向蘇聯政府發出了請求援助的信息。蘇聯認為古巴是其在拉美的一個重要陣地，通過對古巴的支援，可以控制古巴，進而擴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影響，並且想藉此改變蘇美軍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對比。於是，便決定援助古巴，向古巴提供了大批武器裝備，並派出了顧問團。同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也十分清楚：美國距蘇聯遠達一萬多公里，並且還擁有核優勢，蘇聯沒有能力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和美國對抗。但是，蘇聯擁有中程彈道導彈，因此決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彈道導彈。 1962年6月，蘇聯和古巴簽署了部署蘇聯導彈的秘密協議，該協議的主要內容是：古巴接受蘇聯的24個中程和中遠程彈道火箭，每個攜帶兩枚導彈和一個核彈頭；24個先進的薩姆II型地空導彈發射器；42架米格戰鬥機和42架伊爾—28轟炸機；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衛武器。這些武器由蘇聯人掌控，另外派4萬2千名軍人駐紮在古巴。 1962年10月15日，美國U—2飛機拍攝到了蘇聯中程彈道導彈的照片，美國很快確認，蘇聯已經在古巴部署了16至32枚導彈核武器。10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公開宣布：蘇聯在古巴部署了導彈，這一行為已經構成了“所有美洲國家和平與安全的明顯威脅”，美國對此絕不會聽之任之。肯尼迪下令封鎖古巴，並對一切正在運往古巴的進攻性軍事裝備實行海上“隔離”，蘇聯必須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撤走進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又簽署了《禁止進攻性武器運往古巴》的公告，宣布從24日起將攔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艦船，並勒令這些船隻聽候美國的檢查。與此同時，美國擺出一副核大戰的樣子，調動了180艘艦船(包括8艘航母)，68個空軍中隊，戰略轟炸機攜帶核彈升空、戰略核潛艇出海，另有5個師的部隊集結在佛羅里達，全球美軍處於核戰備狀態。美國的行動，表明了它為了達到目的不惜一戰的決心。 肯尼迪打出他的“王牌”之後，蘇聯政府馬上做出了反應，蘇聯發表聲明：將按照已達成的蘇聯向古巴供應武器和提供技術、專家的協議，繼續用核武器“援助”古巴，並堅決拒絕美國軍艦的攔截。蘇聯指責美國實行海上封鎖是史無前例的海盜行為，是“朝着熱核戰爭走去”，同時表示，如果美國敢於發動戰爭，那麼蘇聯將進行“最猛烈的回擊”，“蘇聯有必須的一切”。赫魯曉夫認為，美國的海上封鎖只是虛張聲勢，它不可能進攻古巴，所以他命令蘇聯艦隻繼續向古巴挺進，不要害怕美國的海上封鎖；宣布蘇聯和華沙條約組織國家的武裝力量立即進入最高戰備狀態。雙方劍拔弩張，第三次世界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古巴導彈危機(又稱加勒比海危機)爆發。 加勒比海危機爆發時，中蘇國家關係已經出現裂痕。不過，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一分子，美國封鎖古巴消息一傳出，中國政府和毛澤東就嚴正聲明：堅決支持古巴、反對美國的戰爭挑釁。“不管在什麼樣的風浪中，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都永遠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堅決支持古巴革命，團結一致，為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侵略政策鬥爭到底。”對於美國的核訛詐，中國政府重申了毛澤東關於“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中國一開始的態度，與蘇聯保持了一致，為國際反美鬥爭平添了幾分聲色。但是，中國這時和印度發生邊境戰爭，蘇聯領導人認為中國有利用其拖住美國手腳的目的。 1962年10月26日，美國軍艦在空軍的配合下，攔截進入“隔離區”的蘇聯船隻。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赫魯曉夫改變了主意。他命令那些正向古巴行駛的艦隻掉頭返航，並致電美國總統肯尼迪，希望能夠尋找解決這次危機的可行方案。蘇聯的這一“突變”，引起毛澤東的關注。由於蘇聯實力當時還比不上美國，美國也認識到核大戰的可怕後果，雙方於10月28日正式達成妥協：蘇聯將全部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導彈，並在聯合國進行核查之後運回本國；美國允諾拆除前不久剛剛在土耳其部署完畢的導彈基地，並保證不會發動對古巴的軍事進攻。但是，美蘇的相互妥協並沒有徵求古巴政府的意見，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不滿。一開始，卡斯特羅拒絕撤走蘇聯的導彈和轟炸機，這一立場得到毛澤東的同情和支持。就在美蘇達成妥協的10月28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全世界人民動員起來，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戰爭挑釁》的社論，“毛澤東對文章進行了多次修改”。社論說：“中國人民對於美帝國主義猖狂的戰爭挑釁感到無比的憤慨。在我國政府發表了關於支持古巴、反對美國戰爭挑釁的聲明之後，我國各人民團體又分别致電古巴人民，表示堅決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正義鬥爭。各地群眾紛紛憤怒譴責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今天首都各界人民，將舉行支持古巴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集會。全國人民正在動員起來，全力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國的戰爭挑釁。”中國的這一態度，與正企圖使卡斯特羅屈服的蘇聯背道而馳，引起赫魯曉夫的強烈不滿，他認為中國是火上澆油，唯恐天下太平。 赫魯曉夫的擔憂不是沒有理由。自從美國1950年出兵進駐中國的台灣後，毛澤東就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只要是有美國出現的地方，中國都是堅決地反對（如在1958年中國反對美國出兵干涉黎巴嫩內戰）；只要是跟美國對着幹的國家，中國都堅決支持（如在上世紀60年代支持和援助越南的抗美鬥爭）。 1962年10月31日，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親自訪問古巴，勸卡斯特羅同意撤走蘇聯的導彈和轟炸機。這時，在“曾經在朝鮮教訓過美國人的毛澤東表態全力支持古巴後”，卡斯特羅接受了吳丹的勸說，但斷然拒絕聯合國觀察員進入古巴，並向美國提出了“五個條件”：(一)停止在全世界範圍內對古巴進行的經濟制裁；(二)停止對古巴進行一切顛覆活動；(三)停止自美國各地和波多黎各對古巴進行海盜襲擊；(四)停止美國飛機和軍艦侵犯古巴領空領海；(五)撤除關塔那摩基地，並將它歸還古巴。對於卡斯特羅的五個條件，美國只表示部分同意。不願意與美國進入戰爭狀態的古巴也就此下了台階。赫魯曉夫在這場危機過後，很快就遷怒於中國。12月12日，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表講話，指責毛澤東在中印邊境衝突和加勒比海危機中所持的立場，認為他是個好戰分子，有意想挑起蘇美之間的衝突。這個講話，成了蘇聯指揮一些黨對中共發起新一輪圍攻的信號。 26、中蘇關係破裂的中方責任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蘇共與中共的親密關係更是可以追溯到中共誕生之初，中國人長期尊稱蘇聯為“老大哥”。然而，到了20世紀60年代，這兩個曾經親如兄弟的國家卻反目成仇，甚至發生了武裝衝突。這究竟是何原因呢？時隔幾十年，現在回過頭來分析一下當時中蘇關係破裂的根源，可以說雙方都有責任和過錯。這裡，本書僅就中國方面的應承擔的責任做一剖析。 ●毛澤東對斯大林早有諸多不滿 中蘇兩國雖然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毛澤東雖然當着斯大林的面高呼“偉大的斯大林同志萬歲！”但卻一直認為他有濃厚的大國沙文主義思想，背地裡多次表示對斯大林的不滿。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 一是王明在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時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和在抗戰時期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的。其中的左傾路線給紅軍造成了災難性的損失。毛澤東認為斯大林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是瞎指揮，是他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 二是西安事變發生時，不明真相的斯大林以為是中共唆使張學良扣押了蔣介石，因此以極其嚴厲的口氣要求毛澤東立即放蔣，否則就公開聲明與中共斷絕關係。後來蘇德戰爭爆發時，斯大林擔心日本會在蘇聯的東面插上一刀，使自己腹背受敵，又以命令的口吻要毛澤東立刻出兵東北，拖住日軍。這種以老子黨自居的作風令毛十分惱火。 三是在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時，反對中共與國民黨打仗，說打內戰會毀滅中華民族。後來共產黨逐漸獲勝，又反對解放軍打過長江，要國共兩黨劃長江而治。1949年、1950年對毛澤東的壓力很大。 四是蘇聯紅軍在撤離東北時，斯大林說要將日本人留下的工廠留給中國，實際上留下的只是無法帶走的空廠房，機器設備幾乎全都帶走。這讓毛澤東很失望。由於蘇聯遠東紅軍中很多士兵是流放西伯利亞的犯人，紀律很差。蘇軍每到一地，在宿營時總是強占民房，隨意使用老百姓的物品和食品。當他們覺得屋子不夠住時，便將屋內的家具扔到屋外，甚至連人都趕出去。蘇軍在東北期間，幹了不少欺壓中國老百姓的壞事，東三省的民眾憎惡地稱他們為“老毛子”。毛澤東也認為斯大林對蘇軍官兵管教不嚴。 五是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斯大林先是願意出動空軍支援並向中國提供武器，後來擔心會因此與美國發生衝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最終變了卦。這使得中國志願軍將在沒有制空權和武器來源的情況下作戰，處境十分困難。中國的抗美援朝是既出兵又出錢，而蘇聯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卻不肯為朝鮮這個小兄弟出一個兵一文錢。中國要向蘇聯買武器跟美國人打仗，還得向蘇聯貸款。 六是在蘇聯貸款援助中國的問題上，表現得私心太重，一些協議要價過高。特別是人民幣與盧布的比值確定上，有意抬高盧布而壓低人民幣，讓中國吃了大虧。 七是在涉及主權問題上，斯大林要求繼續控制中國東北的部分地區，包括旅順港和大連港；成立聯合股份公司開發中國新疆西部的礦藏；並要求毛澤東承認蒙古獨立（此前毛一直說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斯大林以此三項條件作為援助中國和簽訂合同盟條約的前提。毛澤東最後不得不做出讓步，這些事長時間讓他悶悶不樂，民族自尊心受到傷害。以至於後來一聽到赫魯曉夫要建立聯合艦隊，他就火冒三丈。赫魯曉夫上台後，毛澤東把對斯大林的不滿轉移到他的頭上，認為他也有大國沙文主義思想。 毛澤東對斯大林的不滿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但主要是這七個方面。 ●蘇方想共建長波台和聯合艦隊並非無理 1958年7月，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向毛澤東提出希望能在中國海域建立海軍基地或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因為蘇聯的地理位置緯度太高，海軍艦隊若是在太平洋活動，後勤補給很不方便。對於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蘇兩國來說，這一要求應該說是合理的。在當時的西方國家裡，這種情況很常見，如美國就在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建有海、空軍基地，建在其它北約國家裡的基地就更不用說了。但毛澤東認為這樣的要求有損中國的主權，堅決予以拒絕。據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回憶：當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向毛澤東轉達這一要求時，遭到毛的嚴厲指責，他毫不客氣地對尤金說：“你們怎麼敢提出這樣的建議？這種建議是對我們民族尊嚴和主權的侵犯！” 尤金趕緊給蘇共中央發了一封電報，敘述了毛澤東的批評，描述了毛澤東的憤怒。 為了消除毛澤東的誤會，赫魯曉夫來到北京，向他當面解釋。赫魯曉夫對毛澤東說：“蘇聯根本沒有想到要侵犯中國的主權，干涉中國的內政，影響中國的經濟，或傷害中國民族的尊嚴。” 赫魯曉夫撤回了建立聯合艦隊的要求後後，又提出為了便於指揮在太平洋活動的蘇聯艦隊，希望能在中國沿海建立一個長波電台，並希望蘇聯潛艇能在中國加油並讓士兵上岸休息。應該說，這也是一個不算過分的要求，作為雙方有着《友好同盟條約》的國家來說，完全可以應允，況且中國也可以從中賺錢。但毛澤東硬要把它與主權問題扯到一起，嚴詞拒絕了這一要求。對此，赫魯曉夫不解地問：“我簡直不能理解你。我們使用你們的港口，這對你我雙方都是有利的嘛。” 毛澤東則回答：“話不能這麼說。我們正在建設自己的潛艇艦隊。如果蘇聯潛艇可以自由進出我國的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國主權了？” 赫魯曉夫又退一步說：“那麼你也許會同意一種互惠的安排：我們有權使用你們的太平洋港口，作為交換條件，你們可以在蘇聯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潛艇基地，你看怎麼樣？”然而，就是這樣一種公平互利的要求，毛澤東仍然不答應。這已經傷了一個友好國家領導人的面子。退一步說，即使真是有損中國的主權，也應婉言拒絕。而毛澤東卻為這事大動肝火。據翻譯師哲回憶說，毛澤東當時拍了一下桌子，憤然起身，指着赫魯曉夫問道：“我們還有沒有主權了？你們是不是想把我們的沿海地區都拿去？！你們都拿去算了！”此事令赫魯曉夫頗為尷尬，一再解釋說毛澤東誤會了他。 ●認為赫魯曉夫在邊界衝突上袒護印度 上世紀50年代末期，中國與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前面說過，這場衝突首先是由中國在有爭議的地方修築公路引發的。印度方面派巡邏兵前去查看和阻止，被中國邊防軍扣留達一個月，進而引發了大規模武裝衝突。在這場衝突中，一開始赫魯曉夫明確表示嚴守中立。對此，毛澤東十分不滿，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里，一個兄弟國家在邊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資產階級領導的國家的欺侮，而另一個兄弟國家卻表示中立，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關係中是個新的現象，這實質上是替印度辯護，是支持了民族主義國家的觀點。後來毛澤東決心以武力解決中印邊界衝突，更是遭到赫氏的強烈反對，擔心這樣會把印度推向資本主義國家那一邊。1963年9月19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印邊界問題的編輯部文章，題目叫做《亞洲緊張局勢的嚴重策源地》，指責中國企圖通過戰爭途徑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說中國沒有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誠意。對此，中國官方的《人民日報》也於當年11月2日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蘇共領導聯印反華的真相》的文章予以反駁。中蘇兩國的友誼進一步疏遠。 ●中蘇大論戰加深裂痕 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蘇之間爆發了一場關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加劇了中蘇兩國間的分歧，使中蘇兩黨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1956—1957年間，中蘇兩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和平過渡的問題上。1958—1959年間，鬥爭上要涉及到維護中國主權和反對把中國內外政策納入蘇聯的國際戰略軌道。而進入60年代後，雙方的爭論擴展到當代國際共運中的一些基本理論與戰略策略問題上。1958—1964年，中蘇兩黨之間爭論成了中國外交政策中壓倒一切的問題。 回顧那段歷史，在中蘇兩黨的爭論中，在有關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一些問題上，毛澤東在批評蘇共的錯誤時，自己也出現了一些片面性，這突出地表現在他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上，如將赫魯曉夫在蘇聯進行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一概斥之為“現代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隨着大論戰的發展，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主要矛盾問題上的錯誤也不斷發展。他用自己對馬列主義的理解，用中國革命的建設的經驗觀察蘇聯。反過來，他又用對蘇聯的結論來觀察國內。60年代後，他對於國內形勢的分析，他對國內提出的各項政治任務後面，都有對蘇聯的認識和思考這樣一個背景。 時過境遷，當翻過去的日曆已將昔日的恩恩怨怨記錄下來時，又翻開了新的一頁。1980年5月，鄧小平對這場大論戰做了客觀的、科學的總結。他說：“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最了解那個國家情況的，畢竟還是本國的同志。但是一個黨和由它領導的國家的對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別國內政，侵略顛覆別的國家，那麼任何黨可以發表意見進行指責。我們一直反對蘇共搞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那一套。他們在對外關係上奉行的是霸權主義的路線和政策。歐洲共產主義是對還是錯，也不應該由別人來判斷，不應該由別人寫文章來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裡的黨和人民，歸根到底由他們的實踐做出回答。人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去進行探索，這不能指責。即使錯了，也要由他們自己總結經驗，重新探索嘛。我們在處理黨和黨之間的關係時，總的來說是清醒的，但是回過頭來看，我們過去並不都是對的，對別國黨發表過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這些外國同志也說：正確的並不都是他們。……我們反對人家對我們發號施令，我們也決不能對人家發號施令。” ●毛澤東為什麼看不起赫魯曉夫 憑心而論，赫魯曉夫對中國不論是友情上還是援助上都超過了斯大林。他上台以後，把大連港和旅順港提前歸還給中國；提前25年放棄在新疆西部開採礦藏的聯合公司股份；簽訂了大量援助中國的經濟協定；大力幫助中國發展核武器……然而這一切，毛澤東並不領情。 毛澤東一直看不起赫魯曉夫。因為毛在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時，赫氏僅是一個營政委；毛曾被授予大元帥軍銜（但他本人拒絕），而赫氏的最高軍銜才是個中將；毛指揮過數百萬解放軍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軍隊，而赫氏卻沒指揮過什麼大仗。毛澤東本來對斯大林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也看不慣，但斯大林畢竟是國際共運的領袖，還領導蘇聯人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毛澤東不得不敬他三分。而在毛的眼裡，他赫魯曉夫算老幾？居然也敢對我指手畫腳。當然赫氏也確有一些人格上的缺點，如他在一次聯合國大會上發言時，居然脫下皮鞋敲打桌子，成為世人的一個笑料。 1959年10月，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國的建國十周年慶典。在天安門城樓上，赫氏告訴毛澤東，蘇聯將撤走專家。毛澤東聽後還以為赫氏是嚇唬自己而已，直到後來蘇聯真的撕毀協議，下令專家離開中國，毛澤東這才慌了，讓周恩來給蘇聯打電報，懇求對方“重新考慮”停止援助中國的決定，赫魯曉夫未予理睬。蘇聯撕毀對中國的援助協議，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幾百個在建項目（包括研製核武器項目）都半途而廢。雖然中國人後來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核武器，卻比原計劃推遲了三年！應該說中蘇關係破裂的主要責任在毛澤東身上，是他個性太強，剛愎自用，總是自以為是，才引來這樣的結果。後來，毛的“接班人”林彪在他那份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也認為“對蘇關係做絕了”。 ●蘇國防部防長的挑釁激怒毛澤東 1964年，赫魯曉夫被他的同僚趕下了台。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7周年時，中國政府應邀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代表團去莫斯科祝賀。這本是中蘇兩黨兩國改善關係的機會。然而就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式會談前，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把毛澤東搞下台，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當場頂了回去，並立即向周恩來報告。 周恩來聞知後，於次日向蘇聯新任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提出強烈抗議。勃氏辯解說：他是事後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憤怒，馬利諾夫斯基不是主席團成員，屬酒後失言，翻譯也有錯。他不代表蘇共中央，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向中國同志表示道歉。 對於勃氏的解釋，周恩來嚴肅地駁斥說：馬利諾夫斯基並非酒後胡言，而是酒後吐真言。這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為，而是反映蘇聯領導中仍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即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以老子黨自居的傾向依然存在。當眾對中國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是連赫魯曉夫在位時也未曾採用過的惡劣手段。 後來，勃列日涅夫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先後代表蘇共向中共中央正式道歉。但周恩來說：這事並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向中央報告。周恩來回國後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此時的毛澤東如果度量大些，接受蘇方的道歉，中蘇關係原本可以得到改善。但毛澤東聽完了匯報卻是火冒三丈，認為蘇共新領導是繼續實行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他也決心與蘇共繼續鬥爭下去。結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後，中蘇關係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更加惡化，甚至發生了軍事衝突。蘇聯也成為了中國的頭號敵人。 1969年，蘇聯總理柯西金赴越南出席胡志明主席的葬禮。回國途中經過北京時，他提出想與中國領導人面談緩和兩國緊張關係的問題。在北京機場，周恩來總理與柯西金會晤，並轉達了毛澤東主席的意思：“中國本想與蘇聯斗一萬年，看在你的面子上，減少一千年。” 這說明毛澤東根本不打算與蘇聯改善關係。 毛澤東的一生都在與人斗。不但與自己的宿敵國民黨斗，還與自己的戰友、朋友斗，更是不斷地與外國人斗。結果是斗窮了國家，斗苦了人民，也便使他自己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 27、搞“陽謀”的“反右派鬥爭” 1957年4月，毛澤東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他還約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鼓勵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人改進工作作風。最初知識分子們不敢提意見，怕給自己招惹麻煩，因為不久前才出了個“胡風反黨集團案”。為了鼓勵知識分子們大膽講話，毛澤東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保證要做到“三不主義”：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中共中央統戰部根據毛澤東的部署，於5月3日召開了一次民主座談會。部長李維漢專程登門，誠懇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出席。看到共產黨人如此有誠意，這些人出席了座談會，並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和建議。客觀地說，這些意見大多是正確的、善意的。但也有個別意見欠考慮，如農工黨主席、國家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說，他希望共產黨政府能像西方國家那樣，來個各黨輪流執政，以便互相監督，可以少犯錯誤。章伯鈞萬沒想到，這番話後來竟成為他企圖要共產黨下台的“罪證”。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知識分子們敞開心扉，暢所欲言，給共產黨提了不少意見。這些意見多數對改進黨的工作是有益處的，但其中也有些很尖銳的話，有些話把社會主義說得一團糟。這讓毛澤東大為不滿，認為是故意抹殺共產黨的成績。他密切地注視着形勢的變化。當聽到李維漢匯報說，有人散布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搞“海德公園”等言論時，毛澤東說，他這樣搞，將來會整到自己頭上。並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當聽到李維漢匯報到有人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這時，他開始考慮到這是右派對黨的進攻，應該予以反擊，便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學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有反共情緒的右派分子為了達到他們的企圖，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颱風。”毛澤東還把與極少數右派之間的鬥爭，說成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其實是過分誇大了“右派”勢力的力量，把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這無疑鑄成了後來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另外，對當時錯誤言論的出現，採取一種先縱後抑的做法也是不妥當的，應該採取適當的形式予以批駁、反擊，並輔之以正面引導和其它轉化工作。然而毛澤東沒有這樣做。他的文章寫成後，發給黨內的幹部閱讀。 到了6月份，政治風雲驟變，《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在變調，6月8日，反右派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出“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下”。社論還表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評”。原先口口聲聲說“言者無罪”，現在說成是只聽“善意批評”。什麼批評是善意的，什麼批評是惡意的，誰能說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工人階級說話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論。一時間，那些給共產黨提意見的人成了反動派、偽君子、大壞蛋。接着，農民也說話了。6月17日，戰鬥英雄黃繼光烈士的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說：“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要和他拼命！” 一場反右派鬥爭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反右派鬥爭”最初只將4千人定為右派，10天之後增加到8千人。當時，主抓反右派鬥爭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他給劃定“右派分子”定下六條標準： （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7月17日，在中央召開的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國城鄉普遍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已經日趨嚴重的反右擴大化有了進一步發展。最後，竟有55萬民主人士、革命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那麼，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說了些什麼樣的“反黨”言論呢？這裡，我們從當時的《人民日報》輯錄的“右派”方論中摘抄幾段，讓讀者自己去評判： “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揭發廣西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揭發青島市民盟曲北韋，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地說了許許多多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際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了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黨決不會做的。”（揭發九三學社顧執中，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鴉叫的時候，就一槍打過去。因為一槍打過去，烏鴉固然無法再叫，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揭發上海葉元龍，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3日） “在我們周圍，不是還充斥着唯唯諾諾、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諂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中國青年報》記者詹1956年9月給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報》1957年8月6日，說詹是“反對黨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民革副主席龍雲在鳴放中說：1．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賬，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顯而易見，這些話都是逆耳忠言，甚至算不上逆耳，而是順耳忠言。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些逆耳和順耳的忠言，都被當成了反動言論。說這些話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反右鬥爭開始之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紛紛低頭認錯、認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請求人民寬恕”、“我恨自己是一個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從他們“認錯”的內容來看，一點也不具體，儘是給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眾壓力之下，表面是低頭認罪，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罵自己是“陰險的、醜惡的、狡猾的”等等。龍雲在檢討中說：“由於身居高位，脫離實際。兼之血壓過高，容易衝動。想到哪裡，說到哪裡。當面是這樣講，背後也是這樣說……那時蘇聯搬走機器，真是幫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給蔣介石利用它來打我們。這種對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無窮的潛在作用，我竟不能識別。”關於他早先發表的“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的意見，他檢討道：“我既無遠大的目光，又無磅礴的氣概，只能小手小腳、小家小管、量入為出”。 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有些被降職使用；有些貶到下屬單位工作並降低了待遇；大部分人則是下放到偏遠的地方勞動改造。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一部電影名叫《牧馬人》，描寫的就是一個“右派”青年在東北農村接受監督改造的故事。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由於主張各黨輪流執政，被認為是要趕共產黨下台，因此成為“頭號右派分子”。他氣憤地指責毛澤東是“搞陰謀”，先是鼓勵民主人士給黨提意見，提了意見卻被打成右派。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公開反駁說：“有人說我們是搞陰謀。我說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有人罵我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吧？我同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需要我們加以補充。” 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還不僅僅是給黨提意見的人。那個時候，單位領導對某人稍不滿意，便可以給他戴上個“右派”帽子。北京大學有一位老教授曾對筆者懺悔地講起一件“反右鬥爭”的往事，他說：“我那時是系裡的團委書記。有位同學因為反對我，我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現在想起來很內疚。我又算個什麼呢？” 1978年4月，復出後的鄧小平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後來有人反對說確實有的右派不該摘帽。於是中央又對摘帽工作進行了複查，最後55萬“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鈞等6人不屬於錯劃右派外，其餘都得到了糾正。 筆者認為，對章伯鈞等6人的“右派”問題，也應予以糾正。既然毛澤東事先已經“赦免”那些給共產黨提意見的人是“言者無罪”，那麼不管別人講了什麼，都不應說他有罪。更何況章伯鈞等人只是希望各黨輪流執政，並非真心要共產黨下台。 28、炮擊金門不是“妙棋”而是險棋 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間，台灣海峽一直是國共雙方鬥爭的主要戰場。1950年初，解放軍第29軍發起解放金門戰役，由於戰前準備不充分、情報不準確等原因，登上金門島的4個團全軍覆沒。正當29軍準備再次進攻金門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與蔣介石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並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毛澤東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成了泡影，金門島也由此長期為國民黨軍駐守。 1958年8月，毛澤東下令對盤踞在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進行炮擊。這次軍事行動解放軍共出動了15個炮兵團，向大小金門、大擔、二擔、馬祖等島嶼發射了數萬發炮彈。有人說炮擊金門是毛澤東在對台鬥爭中走的一步妙棋，稱讚他以一個偉大戰略家的深邃目光，精心指導了這次軍事鬥爭，從而粉碎了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毛澤東自己也滿意地說，炮擊金門像一根絞索，把美國牢牢地套在了台灣。 對上述說法，有歷史學者提出了不同見解，認為這是毛澤東走的一步險棋，臭棋。早在1954年，中共軍隊就對金門島有過一次大規模炮擊，那次炮擊共進行了19天，不僅摧毀了島上的軍事陣地和水上碼頭，還摧毀了運送物資的艦船多艘。雖然美國與蔣介石簽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但條約只約定了要保護台灣和澎湖列島，對沿海這些小島是否保護沒有寫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願為蔣介石承擔保衛這些小島的責任，因此，他設計了一個方案：要蔣放棄這些沿海島嶼，將這些島嶼的問題交聯合國討論，並說美國可以贈送一個師的武器裝備作為放棄金門諸島的補償。美國人的意圖，是想為下一步製造“兩個中國”或形成“台灣地位未定”的局面做鋪墊。國民黨內部也有人贊同美國的建議，認為金門諸島面積狹小，派兵駐守價值不大，島上軍民需長期由船隻運送給養，一旦共軍用炮火封鎖海面，船隻就無法靠岸，不如放棄。但蔣介石堅決不同意，他說：“如果台灣贊同這個建議，那麼對國民黨人，對我們的士兵，對生活在本島上的百姓，對海外僑胞及大陸的中國人將產生毀滅性的影響。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對“兩個中國”問題的表態，也表明了他反對“兩個中國”的決心。 1958年8月23日開始，解放軍再次炮擊金門。據說蔣介石在得到這次炮擊的消息後，連說了三個“好、好、好”字。這也表明，蔣介石是希望共產黨炮擊金門的。因為這樣一來，美國人會更緊密地給他當後盾。 由於為金門運送物資的蔣艦有美國軍艦護航，所以在炮擊之前，毛澤東就給金門前線總指揮葉飛下達命令：“只打蔣艦，不打美艦，即使美艦向我炮擊，沒有命令也不准還擊。”這說明毛澤東有幾分擔心將美國人拉進軍事衝突。炮擊的結果，是蔣艦被擊沉擊傷多艘，而美艦一炮未放就迅速撤離。葉飛將軍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這時我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達那樣的命令，目的是試探所謂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效力有多大？美軍在台灣海峽的介入究竟到什麼程度？” 此次炮戰打打停停持續了一個多月，金門島守軍也不斷發炮還擊。此時美國人又一次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沿海小島。台灣島內要求放棄金門島的呼聲也逐漸增大。但蔣介石一直夢想着反攻大陸，要以這些沿海島嶼作為“反共復國”的前沿陣地。他常對他的士兵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仍沒有動搖堅守金門的決心，並將金門島的行政級別提升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鑑於金門岌岌可危的形勢和蔣介石不斷請求的壓力，美國總統就所謂日趨升級的金門封鎖炮戰向全國發表了一篇措詞強硬的電視演說。宣稱：美國願意通過談判與中共謀求和平解決，但絕不“從事姑息，絕不在炮火威脅下退卻。”但又說：“我不會僅為金門而要求美國男兒作戰。” 10月6日，毛澤東決定暫停炮擊，並起草了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從這時起，人民解放軍改為每逢單日打炮，而且是象徵性地將炮彈打到海灘上。 經過這次較量，毛澤東的收穫是摸清了美國人的底牌：只要涉及到美國自身利益，要冒和我軍發生直接衝突的危險，它就不幹了。 歷史學者認為：大規模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不是妙棋，而是險棋、臭棋。 首先，炮擊封鎖了島上軍民的生命線，使美國人和一部分國民黨官員再次萌動了放棄這些沿海小島的念頭。解放軍每炮擊一次，鼓動放棄金門的呼聲就高漲一次。好在蔣介石一直夢想着打回大陸，假如他真的聽從美國和部下的建議，在炮火的威脅下放棄金門，那麼海峽兩岸之間就不會再有近在咫尺的接觸之地，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金門與廈門之間的“小三通”，兩岸之間也就不會有如此密切的民間往來。 其次，是好在美國軍艦沒有向解放軍主動開炮，否則，解放軍挨了炮卻不敢還擊，豈不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丟臉？如果解放軍還擊美艦，勢必造成衝突升級，那麼中國人民又要被卷進戰火之中。 再者，連日的炮戰造成了雙方大批官兵、平民的傷亡和民房建築等財產損失，著名的解放軍戰鬥英雄安業民便犧牲在那場炮戰之中。8月23日，解放軍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向金門開炮。在炮擊開始的那一瞬間，幾千發炮彈如雨點般落下，金門島上三名正在視察的國民黨將軍來不及躲避，被當場炸死，其中一人是中共烈士吉鴻昌的胞弟、曾在盧溝橋事變中率部頑強抵抗的抗日名將吉星文。為此，台灣輿論大做了一番文章。自炮戰開始以後，解放軍共向面積只有114平方公里的金門島傾瀉了44多萬枚炮彈，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炮彈4000枚，島上民房幾成廢墟。同樣，金門島對面的廈門市，民房也幾乎全被國民黨軍的炮彈炸毀，其它經濟損失更是難以統計。 既然毛澤東沒打算收復金門，那就沒有必要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炮擊。有人說炮擊金門將兩岸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拉近了距離。但歷史學者認為，只要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還活着，他們就不會讓“兩個中國”的企圖得逞，這與是否炮擊金門無關。 29、黯然失色的“三面紅旗” ●大躍進搞成了大倒退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會議上宣布中國要在15年內趕超英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在1958年1月舉行的南寧會議上，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把當時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實事求是地糾正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偏向，說成是所謂“右傾”、“促退”，說反冒進者“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由反對“反冒進”，進而提出了“大躍進”。當時，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樹起了“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謂“總路線”，是指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路線，具體地說，就是號召人民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指導各方面工作的路線，從理論上說是不錯的，但在執行中卻出了很大的偏差，特別是不切實際地搞所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人民日報》在1957年2月2日社論中說：“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着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了要大躍進。”南寧會議在批判“反冒進”的氣氛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如“全民大辦鋼鐵”；“15年內超過英國”；要把鋼的產量從上年的535萬噸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等等。為了實現鋼產量超千萬噸的目標，各地紛紛建起了“土高爐”，全國隨即出現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實現鋼產量1070萬噸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農村不顧秋收大忙 ，抽調5000萬勞動力煉鋼；城市的機關、團體、學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爐灶大煉鋼鐵，就連當時的國家副主席、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在自家院子裡建起了煉鐵的小高爐。這些土法上馬、工藝落後的小高爐，不僅煉出的鋼鐵質量低劣不能使用，而且還造成原材料的極大浪費。有些農村由於煉鋼鐵的礦石不足，甚至強行從農民家中將農具、鍋具沒收，當作煉鋼鐵的原料。 1960年冬，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大躍進運動才停止。大躍進運動違背客觀規律，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打亂正常生產秩序，造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積累和消費之間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從1961年起，國家不得不用5年時間進行經濟調整。 ●害人不淺的浮誇風 在農業方面，也颳起了虛報和浮誇風。在上級高指標的壓力下，許多農村生產大隊幹部不得不虛報產量。筆者曾聽一位農村幹部講過，當時生產隊長們在開會定指標時，如果張三定的是畝產500斤，李四就得超過他要定510斤，否則就會被拉出去挨頓打。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報刊上不斷宣傳某某地方畝產超過萬斤的“高產衛星田”，甚至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愚蠢口號。為了證實確有畝產過萬斤的高產田，報紙上曾登出過這樣一幅照片：在密不透風的成熟麥穗上，一個小女孩坐在上面哈哈大笑。許多年後人們才知道，為了弄虛作假，那些麥子都是在記者到來的前一天從其它田裡移過去的！這裡，筆者抄錄當年農民寫的兩首順口溜，來看看那個年代人們是如何的“敢想”和吹牛： 俺家肥豬肥又壯， 麥浪滾滾不見邊， 豬身跨過太平洋。 棵棵麥穗高過天。 豬頭上面種莊稼， 老漢坐在麥穗上， 豬身闢作飛機場。 湊着太陽抽袋煙。 ●人民公社讓農民吃盡苦頭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決定成立2·6萬個人民公社，平均兩三萬人一個公社，兩三千人一個生產大隊，兩三百人一個生產隊。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方式，並逐步過渡到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認為這樣做，可以使中國的農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農村除西藏等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外，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官方的輿論大力宣傳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為了徹底做到“共產”，農村各村莊普遍辦起了公共食堂，說是“吃飯不要錢”，並強行沒收了各家各戶的鐵鍋，砸爛後拿去煉鐵。 人民公社的後果，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每天早晨，由生產隊長敲鐘催人們上工。人們到齊後，由隊長分派當天要干的農活，一名記工員給每個人記工分，男勞力每天一個工為十分，婦女或未成年勞力則為七至八分。年終分配時，按工分的多少抵扣所分物資。人民公社大大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種什麼莊稼，種多大面積，都要聽服上級安排。由於多勞者不能多得，人們是出工不出力，致使勞動生產率十分低下，一個青年勞動力干一天所掙的值分，僅有一角多錢，相當於一斤大米的價錢。中國有位作家曾寫過一部長篇報告文學，題為《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文中披露了在著名的“將軍縣”湖北紅安發生過的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五個農村女青年看中了一件時髦的新衣，曾相約到年底分紅後每人買一件。然而到了年底，她們分得的錢竟然不夠買這樣一件衣服。五個女孩子大失所望，覺得人活在世上毫無意思，竟一同投湖自殺！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報紙曾嘲笑中國人是幾個人穿一條褲子。這話並非空穴來風。有一本回憶彭德懷的書，便講到了這樣的事情：被貶到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彭德懷，一天，來到一個偏遠的鄉村視察。當他要走進一家農戶時，村幹部先是阻止，但彭德懷執意要進去。他走進屋後，只見兩名婦女正坐在床上，見到有陌生人進來，她們驚惶失措地哇哇亂叫，拉扯着用一床破舊棉被蓋住下身。這時村幹部們才對彭德懷說了實話，他們全家人僅有一條完整一點的褲子，誰要外出辦事誰穿。彭德懷得知這一實情，難過地說：我們為老百姓打天下，卻沒能讓人他們過上好日子……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的農村這麼窮，毛澤東能不知道嗎？他難道不到各地視察民情嗎？對於中國的窮，毛澤東可能確實不知道。自從當上“皇帝”後，他與老百姓就越來越遠了。下面上報的情況匯報，到他那裡都是經過了篩選，只報喜不報憂。雖然他也曾到農村轉轉，但他去的地方，都是當地領導挑選出的相對情況較好的地方。有些地方即使條件不好，當地百姓經過幹部事先打招呼，也不敢對毛澤東講真話。例如毛澤東在回湖南家鄉視察時，當地官員得知他要去看一位兒時的好友，便特意給那家人搬去了收音機、縫紉機充“門面”。 毛澤東一生只去過蘇聯兩次，對其它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幾乎是一無所知。他總以為中國在他的領導下，已經走上了繁榮富強之路，卻不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更不知中國的人均收入、人均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都已落在世界倒數之列！ 30、“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上千萬人 ●虛報和浮誇風造成嚴重饑荒 在虛報和浮誇風的糊弄下，毛澤東以為中國真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下指示說糧食吃不完可以發展養豬、羊等畜牧業或造酒業。中蘇關係交惡後，赫魯曉夫要中國償還抗美援朝時的借債，毛澤東財大氣粗地一口答應。結果，各地都大幅度提高了糧食徵收計劃。如果哪個村完不成交公糧的任務，村幹部們不僅要丟官職，甚至要挨打和坐牢。就這樣，大批農產品被收去用於還債，農民留下的口糧所剩無幾。作為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自從成立以後，農村里普遍推行“公共食堂”的做法，說是農民吃飯不要錢，並將各家的飯鍋都強行收去煉鐵，農民們想自己做飯也做不成。而公共食堂里的米櫃油缸里卻是空空如也。 老百姓肚子吃不飽，難免怪話連篇，以表達不滿情緒。農民們不滿地說：“人民公社雖然好，粗茶淡飯吃不飽”；“食堂光湯，吃了心慌，做活沒勁，吃飯嚷仗”。工人們說：“過去糧食打的少，還夠吃，現在糧食打多了，卻不給人吃夠，政府不知道把糧食用到哪裡去了！” 面對極度缺糧的現狀和群眾的怨聲載道，官方的報紙一面一如繼往地宣傳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性和大躍進的“偉大成就”，一面對缺糧現象進行辯解。《人民日報》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論《全黨動手，全民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一文中是這樣用謊言來矇騙群眾的：“過去十年中，我國農業是逐步增長的，特別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長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國原來的農業水平很落後，而解放以來，隨着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對農產品的需要卻增長很快”，因為“是能參加勞動的人一般都參加了勞動，工人和農民全年都在積極地勞動，食量大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後，原來的貧農、下中農的口糧已提高到中農的水平；近三年來城市工礦區人口增加了兩千萬左右；工業用糧也增加很大；農業基本建設隊伍很大，去冬今春參加水利建設的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了七千多萬人，他們的口糧比一般農民多。” 謊言只能給人們以精神上的安慰，人們的肚子卻沒有東西來充填。從“大躍進”的第二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連續三年大饑荒，一時間餓殍遍野。人們常以紅軍長征時吃草根樹皮來形容生活之艱難，但大陸發生災荒時，災民們卻連草根樹皮都吃不上，有些地方的人甚至用觀音土來充飢，以致吃下後解不出大便。“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嚴重下降，變成了大倒退。毛澤東為了掩蓋自己的失誤，將這三年困難時期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很長一段時間裡，官方的報紙都用的是這一說法。據老一輩的人回憶說，那三年裡中國沒什麼大的自然災害，完全是人為造成的困難。當各地糧庫告罄時，一封封求援電報飛到北京向中央告急。但所有求救電報都被劉少奇給壓下，兩年前彭德懷的下場讓他心有餘悸，他怕再被戴上右傾的帽子。就這樣，毛澤東一直被蒙在鼓裡，以為中國農村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陶醉於“昌平盛世”的欣喜之中，甚至還對來中國訪問的赫魯曉夫誇耀說：我們現在是為糧食太多沒地方存放而發愁。 ●三年餓死了上千萬人 那麼，毛澤東後來是怎麼知道中國發生了空前的饑荒的呢？是他一名衛士的父親餓死的事漏了餡，這層紙才終於被捅破。 那是1960年的一天，中南海警衛連的一名士兵回鄉探親，回來後坐在屋裡嚎啕大哭，班長問他哭什麼，他說他父親餓死了，而且村里不少人都餓死了。班長批評他不該胡說，如今全國農業大豐收，怎麼會餓死人？那名士兵說你們不信可以去我們村里調查。於是事情層層向上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裡。楊尚昆派出調查組去那名士兵家鄉調查，發現情況屬實，便匯報給毛澤東。毛這才如夢初醒，大為震驚。 在中國的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來，在和平年代發生這樣大面積地餓死人的事情，是絕無僅有的。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有一千多個縣，一百多萬個生產隊，除少數邊遠地區外，其它各省都發生了饑荒。幾乎每個生產隊都餓死了人，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湖廣熟，天下足”，說的是只要是兩湖（湖北、湖南）、兩廣（廣東、廣西）這四個省糧食成熟了，天下的人都能吃飽。但此時這幾個產糧大省也都發生了嚴重饑荒。在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時間裡，大陸共有上千萬人死於飢餓！本書一名作者的兩個年輕的舅舅也在那個年代餓死。由於飢餓，在新疆的伊犁地區，還發生了大規模的邊民越境出逃事件，6萬多名俄羅斯族人在蘇聯方面的鼓動下，越過邊境線逃往蘇聯。 ●老百姓用“代食品”渡饑荒 為了渡過這場全國性的饑荒，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低標準，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鄉人口的吃糧標準，一方面要求各地大力生產“代食品”。1960年11月，政府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通知》，一場由中央發動，全民參與的代食品運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 所謂代食品，是指人們用於充飢，但在正常年成不作為食品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化學合成物等。自古以來，人們在災荒年代都有採集、食用代食品的習慣。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大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場研究、試驗、開發、生產、收集代食品的群眾性運動。 中共在代食品進行宣傳時，不願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災”的產物，而是將利用農作物類廢料生代食品宣傳成對農產品的“綜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發明”等等。河南將群眾利用玉米皮製作代食品的舉動說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並且編成歌謠：“大躍進，喜事多，玉米皮做出優質饃，不僅香甜又美口，營養價值真不錯”。在號召群眾挖野生植物代食品時，則美其名曰“讓更多野生植物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三年困難時期的代食品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為農作物類代食品，它包括各種非災難年份人們不曾食用的農作物的秸稈、根、葉及殼類，如水稻、小麥、大麥、玉米、高粱等的葉、稈、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穀殼等，以及薯類作物的葉、莖、根等；第二類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稈、根、葉、皮、果實等，如榆樹葉、樹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莧菜、洋槐葉、沙棗、鴨跖草之類；第三類為小球藻、紅萍等浮游植物；第四類指合成類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葉蛋白等，它們相對於前三類有較高的營養價值，而且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因此也被稱作精細代食品。 在各種農作物中，玉米在製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僅從玉米粒上脫下來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葉、稈、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來製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難時期各級政府大力提倡種玉米，《人民日報》也在1960年春的相關報道中不斷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從“飼料之王”，提到“雜糧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糧地位”。 以甘薯的莖葉、木薯的塊根、芭蕉芋的根作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們食用的是甘薯的塊根，莖和葉用作飼料。三年困難時期，甘薯的莖和葉也被作為食品推廣。《人民日報》也稱甘薯全身是寶：薯葉摘下來洗淨晾乾，就可當菜，或是摻飯吃；薯葉尖、葉柄放在開水中一燙，加鹽醃一天，即可做乾菜。 本書作者小的時候吃過不少代食品，那又苦又澀難以下咽的滋味至今難以忘記。曾有人吃過用蕃茄稈、茄子稈、包穀稈、紅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饃饃後，寫了一首打油詩來形容其感受：“聽說發饃饃，三人笑開顏；人均三四個，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飽餐將實現。饃饃端上桌，三人互謙讓；拿在手中看，有似馬糞狀；送進嘴裡嘗，怪味滿口腔。一口咬過後，二口嘴難張；狠心咬三口，嘔吐倒胃腸；感謝造物主，有此大犒賞”。 由於人們飢不擇食，在對一些代食品的性質不太了解的情況下，沒有經過試驗就食用，因而中毒現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陝西洋縣謝村公社有五個管區先後發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現象；洛南縣有個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葉以致58人中毒；商洛專區從1960年12月2日至21日這20天的時間內，連續發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嚴重的人為災害，使毛澤東在內心裡自責。從這以後，他將大權移交給劉少奇，自己則表示要退居二線只管黨務（但實際上並未退二線）。 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後，立即採取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政策，即把土地分給農民自由耕種，農產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買賣。分到土地的農民頓時幹勁十足，經濟困難的局面開始好轉。 31、小處節儉，大處奢侈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在生活上比較節儉，穿的衣服和拖鞋上甚至有補丁。在三年困難時期，他也與其他人一樣，很少吃肉。毛澤東也許是想給別人樹立一個艱苦樸素的領袖形象。然而，他在小處上如此節儉，在大處上卻很奢侈。他除了在北京中南海里有一大片園林式住處外，在廣州、武漢、上海、杭州、南寧、廬山、長沙甚至他的家鄉韶山等地都有他的私人專用別墅。其中韶山的那個別墅叫做“滴水洞”，建於1962年。當時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得知毛澤東要回老家韶山一趟，為了討好毛澤東，張書記不顧當時中國剛剛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下令仿照毛在其它地方別墅的樣子，在韶山也建一座同等規模的別墅。這座豪華別墅加上周圍的輔助工程，所花的錢足夠一個縣的人口吃一年。毛澤東回鄉時，僅在裡面住過一個月，此後便長期閒置。筆者曾參觀過“滴水洞”別墅，的確與廬山、武漢等地的住處別無二致。對於這樣一座建造於困難時期的豪華別墅，毛澤東卻沒有批評張平化的鋪張浪費。 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老百姓從中央文件中才聽說中國有三架昂貴的英制三叉戟飛機，分別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的專機。眾所周知，毛澤東自建國後就很少坐飛機，外出總是坐專列，因為火車的安全性要遠遠大於飛機。他那架專機自買回來後便長期“趴窩”，如此一來，給國家造成了不小的浪費。 毛澤東坐專列出行時，列車運行的時間在他嘴上，他說開車，火車馬上就得開走；他說停車，火車立刻就得停下。沿途所有列車即使是特快列車都得為他的專列讓道，弄得鐵路部門很頭痛，經常要為他一人打亂運行圖。 毛澤東喜歡游泳，他的別墅大多建有標準游泳池。毛澤東喜歡冬泳，因此有些別墅的游泳池（如武漢的別墅）還建了可以在冬季加溫的設備。為他一個人游泳要加熱一個池子的冷水，所花的費用可想而知。 毛澤東夏天喜歡住在廬山上。為保證安全，此時整個廬山便要封山，遊客不得上山遊玩。 毛澤東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擁有個人稿費300萬元。按當時每斤優質大米0·15元的價格計算，他那時的稿費就可購買2000萬斤優質大米。 32、挾私怨報復彭德懷 ●毛澤東下決心整倒彭德懷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檢討前一段時間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仍然錯誤地認為，前一段的形勢是“形勢大好，有點壞”，大躍進中的成績是主要的，並沒有真正改正“左”的錯誤。這一情形令彭德懷深感憂慮。他決定將自己前段時間下鄉調查的見聞和感受，寫成匯報信供毛澤東參考。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一封講真話的信，竟給他帶來了一場巨大的噩運。 毛澤東早就想整倒彭德懷，但苦於找不到藉口，此時讀了彭德懷的信，頓時心花怒放，認為抓住了把柄。他從信中找出“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有失有得”等語句，認為可以從這裡開刀，定彭一個反黨之罪。毛澤東14日收到彭德懷的信，次日即命人將信打印200份，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標題和“印發各同志參考”的批語，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的同志，要求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 17日下午，彭德懷看到會議秘書組向參會代表分發的“彭德懷同志意見書”，大為震驚。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六月底上廬山之前，把回湖南鄉下調查到的情況，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出現的種種問題寫了出來，這是作為私人信件，呈送給毛主席參考的呀！如今這麼一封私人信件，毛主席沒有跟自己打任何招呼，就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並冠以“彭德懷同志意見書”讓大家評議。他當即急沖沖地去找毛澤東，想問清這樣做是為什麼。 彭德懷來到毛澤東居住的廬林別墅一號院。一輛蘇聯製造的黑色轎車停在門口，毛澤東從屋裡走出，準備上車去看戲。彭德懷攔住了他，讓他解釋為什麼要那樣做。毛澤東藉口要去看戲，讓他明天再談，說罷鑽進了車裡。彭德懷擋在車前頭，惱怒地嚷着：“主席，我跟了幾十年了，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你要跟我講清楚！” 一個暴跳如雷，一個穩如泰山，國防部長擋住了黨中央主席的車。毛澤東坐在轎車裡一言不發，不急不躁，仿佛有意讓身邊的人看個真切，看個夠。他的一名衛士上前來勸扯彭德懷，但被彭推開。這名衛士趕緊叫來了兩位中辦副主任，邊拉邊勸，總算給車讓開了路，黑色轎車緩緩離去。彭德懷衝着遠去的轎車吼道：“你要講清楚！你不要又搞陽謀！陽謀！……” 毛澤東發下彭德懷的意見書後，出乎意料的是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甚至還有不少人贊成彭德懷的觀點，這令毛澤東大為不滿。他已下決心借這次機會整倒彭德懷，否則就難找到這樣的機會了。次日，他命人把劉少奇、周恩來兩人找來，在自己房間裡同他倆談了半天。毛與周、劉談的什麼內容，因為房裡只有他們三人，別人無從知曉。但從後來的事情發展來看，估計是讓他倆去做彭德懷的工作，讓彭認錯檢討。 在7月2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語氣嚴厲的發言，他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麼一批人。我勸黨內這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在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有些同志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站不穩，扭秧歌。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 毛澤東的講話更讓彭德懷心情沉重。晚上，他在馬路上散步時，遇見了朱德。朱德問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有什麼考慮。彭德懷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朱德說：“不能採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高度原則，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面發言（按：即檢討）。”彭德懷對朱德一向敬重，他聽從了朱的勸說，“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次日上午，劉少奇、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來找彭德懷談話，他們勸說彭德懷“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做檢討。”他倆同彭德懷“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彭德懷在感激之下，“決心從嚴檢討自己”。 彭德懷違心地在會議上作了檢討。然而，一心要整他下台的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彭德懷的信本來只有三千四百多字，但毛澤東卻故意將它說是“向黨挑戰的萬言書”。 ●“萬言書”里說了些什麼 為着說明問題的需要，我們在此將彭德懷的那份意見書全文照登，看看他有沒有說錯什麼：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不難看出，這封信字裡行間講的全是真情實話，沒有一點“污衊社會主義”的意思。但毛澤東抓住其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一詞，小題大做，無限上綱，硬給彭德懷扣上了“向党進攻”的大帽子。他在發言中嚴厲斥責彭德懷說：“六億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是假的。我們的合作與不合作是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總起來是三七開。英雄所見，大體略同，合作大概是這種時候。” 本來大會的議程已接近結束，但毛澤東卻下令無期限延長，大有不整倒彭懷不罷休之決心。毛澤東一再給與會代表們施壓，要他們對彭德懷的信上綱上線批判。他說，彭德懷自己都承認了錯誤，你們怎麼還不願批評他呢？迫於毛澤東的壓力，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賀龍、林彪等中央領導人都在會議上批判了彭德懷，只有陳雲始終一言不發。其中劉少奇的發言十分嚴厲，他說：“怎麼輪得到你彭德懷來反毛澤東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話，我劉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嘛。”而周恩來、朱德的批評比較溫和。事後毛澤東還責備周恩來是“老好人一個”，批評朱德的發言是“隔靴搔癢”。 為了徹底在這次會議上整倒彭德懷，毛澤東採取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誰替彭德懷說話，他就整倒誰。政治局委員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三人在會議上發言支持彭德懷的觀點，結果他們了遭到了與彭德懷同樣的命運，受到嚴厲的批判。中央辦公廳工為業秘書李銳在會上替周小舟說了句分辨的話，也受到了嚴厲批評，會後被調離中央辦公廳。北京軍區政委鍾偉將軍在會上替彭德懷的一件往事叫了屈，竟然被當場逮捕，關進監獄達20多年，直到彭德懷冤案平反後才重見天日。隨着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四人的批判逐漸升級，最終給他們加上了“組織反黨軍事俱樂部”的罪名，四人皆被撤銷職務。 ●毛澤東整倒彭德懷的幾個原因 毛澤東之所以要下狠心整彭德懷，大致上有這樣四個原因： 一是公報私仇。毛澤東與第二個妻子楊開慧生過三個兒子，三兒子毛岸龍早年夭折，二兒子毛岸青小時候被國民黨特務打壞了腦子；唯一健康的大兒子毛岸英，本想把他送到戰場上鍛煉一下，積累些軍功和政治資本，以便將來接自己的班。抱着是這樣一個目的，毛澤東將毛岸英交給了彭德懷，沒想到兒子卻在一次空襲中被炸死。而同在一個指揮部里的彭德懷卻安然無恙，這令毛澤東大為惱火。 第二個原因是認為彭德懷對自己不敬重。彭德懷一直反對個人崇拜，曾多次提出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不要再唱了”，這讓喜歡聽頌歌的毛澤東大為不滿。彭德懷因在井岡山時期就與毛澤東並肩戰鬥，彼此關係密切，因此長期以來他一直像井岡山時期一樣稱毛澤東為“老毛”，在中央領導人當中，他是最後一個改口稱毛澤東為“主席”的人。這在毛澤東看來也是對他的大不敬。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愛罵“操娘”，彭德懷頂撞說：“你操了我幾十年的娘，我操你一次都不行？！” 這話被毛澤東認為是記仇。還有兩件事情使彭德懷得罪了毛澤東。一次是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曾在戰地為志願軍演出的“志願軍歌舞團”回到北京，隸屬於中央服務局，改稱“中南海歌舞團”，那些年輕漂亮的女演員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每次舞會上為毛澤東等中央首長伴舞。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得知此事後，批評毛澤東是搞“六宮粉黛、佳麗三千”，後以國防部的名義撤銷了中南海歌舞團。此事令毛澤東十分氣惱，卻又不好說什麼。另一件事是羅瑞卿、汪東興兩人在毛澤東的廣州別墅里用公款建了一個游泳池，此事又受到彭德懷的批評。毛澤東只好用自己的稿費支付了建泳池的費用。對這兩件事，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 第三個原因是彭德懷擅闖禁宮。1951年，志願軍被迫捲入美軍發動的第四次戰役，一時招架不住，形勢吃緊，彭德懷急回北京求援。他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住處，卻被衛兵擋住不讓進，因為毛澤東的生活習慣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娛樂。由於情況緊急，彭德懷一把推開了阻攔他的衛士，大步闖進毛的臥室，卻傻了眼：只見毛澤東正摟着一個年輕女護士睡覺。彭德懷只得轉過身去，讓毛澤東和女護士穿上衣服……此事讓毛澤東感到尷尬萬分，也在心中惱恨彭德懷。 第四個原因是認為彭德懷居功自傲，功高欺主。彭德懷在戰爭年代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立下了赫赫戰功，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率領近百萬中國人民志願軍打敗了世界上頭號軍事強國美國，被國人視為英雄和軍中第一功臣。毛澤東是個熟知歷史的人，知道中國古代有過不少功高欺主的事。因此，他找藉口把彭德懷整下去，也是為了殺雞給猴看，警告一下其他的中央領導：連彭德懷這樣功勞蓋世的第一功臣我都整下去了，今後誰敢不順從我毛澤東，彭德懷的下場就是他的榜樣。 ●彭德懷的悲慘結局 毛澤東決定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最初是選林彪任總司令。但林彪既在心裡不贊成抗美援朝，又擔心自己不是美國人的對手，因此裝病推辭。毛澤東只得改請彭德懷出任總司令。彭德懷雖然不贊成抗美援朝，但還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一重任。令人感慨的是，裝病拒絕去朝鮮打仗的林彪，後來竟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被選為接班人；而欣然領命赴朝作戰的彭德懷，幾年後卻落得一個被撤職和囚禁的下場。毛澤東的用人之道，真是可悲可嘆。 廬山會議中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鬥爭，是中共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誤，使黨內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的損害，助長了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也助長了講假話、虛報浮誇和寧“左”勿右的不良風氣。廬山會議不久，整個大陸的國民經濟便陷入了災難性的困難時期。 彭德懷被撤銷職務後，一直軟禁在北京郊區的西山花園。1961年9月，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毛批准了他的請求。彭德懷去了湖南50多天，整理出5份調查報告。回京後，彭德懷看到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會議）的文件，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認為是比較實事求是地總結了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還是滿意的；對報告中再次肯定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有歷史學家認為，劉少奇講的這番話很可能是毛澤東的授意，因為毛澤東本人不好講。彭德懷聽到此話後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給楊尚昆說：“請報告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表示，看了劉少奇那段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立刻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約八萬字的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為自己翻案的《八萬言書》（又名《彭德懷自述》）。 彭德懷給毛澤東的這封信一方面要為自己辯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繼續為黨做點工作。毛澤東此時雖已整倒彭德懷，但余恨未消，他只給了彭一個不大的官，讓他出任西南地區三線建設的第三副總指揮（總指揮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是彭的老部下），這一職務僅相當於副省長級。這樣的安排既顯得他毛澤東有度量，還可讓彭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儘管彭德懷對這樣的安排心裡很不舒服，但出於公心，他還是忍辱上任了。由於他還戴着一頂“裡通外國”的帽子，因此只被分管後勤工作，三線建設中的許多重要文件資料都不讓他看。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職務也沒能讓他干多久。一年後，“文革”開始了。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在江青的指使下，把彭德懷從成都抓回北京（準確地說，是在毛澤東的指使下，因為江青沒有膽量令人批鬥彭），進行慘無人道的批鬥和肉體摧殘，打斷了他的多根肋骨，打傷了他的肺臟。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暗示自己正遭受非人道的折磨，然而毛澤東這次沒有理會他的求救。在戰爭年代，彭德懷曾三次救過毛澤東的命，第一次是在1929年的“富田事件”中；第二次是在江西反圍剿戰鬥中；第三次是在延安保衛戰中。而毛澤東卻不肯在和平年代裡，於他自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免彭德懷一死。1974年11月29日，這位敢於直言、為民請命的老革命家，在終日見不到陽光的北京301醫院病房裡含冤辭世，終年76歲。 33、錯誤對待老上級張聞天 張聞天又名洛甫，是中共著名理論家，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直到中共“七大”為止（在此這前，中共未設黨主席，總書記即為最高領導人）。在擔任總書記十年間，他對毛澤東獨斷專行的作風多有批評、制肘，因之兩人結下芥蒂。紅軍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後，先後經歷了“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毛澤東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使紅軍轉危為安，走上了迅速發展壯大的道路，毛澤東的威信因此而空前提高，不僅取代周恩來成為軍委主席，而且取代張聞天成為黨的主席。中共“七大”之後，張聞天由總書記降為無實職的政治局委員，被排除出權力核心。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時，又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外交部副部長。廬山會議上，他曾就國民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與彭德懷交換過意見，取得相同看法。他在毛澤東印發“彭德懷意見書”，發出批彭錯誤信號之後，憤而作了長篇發言，表現了他的憂國之思。毛澤東領頭批判彭德懷之後，他自知災禍難免，多次要求與毛澤東個別談話，毛澤東卻不肯接他打來的電話，也不肯接見他。8月2日，毛澤東給他寫了一封信，以幸災樂禍嬉笑怒罵、人格侮辱的口氣，羞辱了這位多年的老戰友老上級。信中寫道： 洛甫兄：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一團漆黑的材料。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裡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講完後兩天，你就心慌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得脫不開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虐疾原來還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症了。昔人吟虐詞云：“冷來時，冷得冰凌上臥；熱來時，熱得蒸籠里坐；疼時節，疼得天靈蓋破；顫時節，顫得牙關銼。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真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昔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何其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此乃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於是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麼辦法呢？願借你同志之著，為你同等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先用此信，達我悃忱。 毛澤東以他慣用的諷刺挖苦的口吻寫了此信，一泄心頭宿恨。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好引經據典賣弄學問，曾受到飽學之儒的張聞天的批評，稱他為“半桶水，七上八下”。如今權勢顛倒，輪到毛澤東來嘲弄他了。隨後，毛澤東又把《七發》印發給出席八中中全會的同志閱讀，並寫了《關於枚乘〈七發〉的按語》，在更多的人面前出張聞天的丑。 張聞天接到毛的這封信後，不得不違心地向毛澤東“認錯”，表示願意接受毛的批評。可毛並沒有就此放過他。廬山會議後，他被撤銷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與彭德懷一樣成了一個閒人。文革期間，他受到殘酷的迫害，被送到廣東肇慶進行關押審查，受盡肉體折磨。1973年出獄後，毛澤東讓他挑選除北京之外的任意一個地方居住。他先選了上海，但毛卻出爾反爾沒同意。他只好又選擇了離家鄉不遠的江蘇省無錫市。1976年，他因病在那裡去世。 在中共歷代領導人中，凡是與毛澤東有過節的人，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這裡指他們的政治命運）：王明沒有好下場，張國燾沒有好下場，王稼祥沒有好下場，張聞天沒有好下場，博古沒有好下場，陳獨秀沒有好下場，李立三沒有好下場，劉少奇沒有好下場，凱豐沒有好下場，彭德懷沒有好下場，鄧小平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對於國民黨起義過來的高官都給予優待，卻不肯給自己的老戰友一些寬容。 34、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億人 如果說毛澤東犯的其它錯誤只是造成短期、局部影響的話，那麼他在中國人口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將影響到整個中國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中國將在幾十年及至幾百年內長期背負着人口過多的包袱，以及由這一包袱造成的就業困難、住房困難、人多地少、工資低微、資源緊張、交通擁擠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當年的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億，預計增殖率為2%。 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注意，他對人口普查結果表示懷疑。因為這次人口普查是採取抽樣調查的方法，即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出實際增長率。馬寅初認為這種調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據他了解，僅上海一地的人口增長率就是3·9%，怎能用一個簡單的算術公式就能說明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為2%呢？馬寅初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是在2·2%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達到3%。如此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馬寅初將寫好的文章作為發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組討論徵求意見。1955年4月27日，馬寅初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講述了幾年來調查研究的結果。6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全文發表於7月5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從10年方面論述了為什麼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問題。他的主張，得到了另一位民主人士邵力子的大力支持。 這時，一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組織領導的波瀾壯闊的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席捲社會。馬寅初當然也被波及，有人說他是借人口問題，搞政治陰謀，也有人說他是配合右派向党進攻…… 此時，馬寅初並不清楚，他的理論已經面臨着最高決策層的挑戰。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舉辦60年校慶的大會上，就指名道姓地說：“馬寅初要為《新人口論》做檢查。”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也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7月9日，毛澤東召見民主人士邵力子、李濟深等人，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並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他抓住機會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支持節育。但毛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等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對於人口問題，毛澤東有他的見解，那就是“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1957年他與赫魯曉夫會面時，曾自豪地說：“中國有六億多人口，蘇聯有兩億多人口，兩國加起來就是八、九億人，可以組建多少個師呀，中蘇兩國團結一心，看哪個帝國主義國家敢發動戰爭。”然而赫氏對毛的這番見解卻不以為然。 馬寅初面對不公正的批判，愈加冷靜，他認定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再談我的平衡理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一文，堅持自己的觀點。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馬寅初不要地於固執，從大局着眼，還是寫個檢討好。但馬寅初沒有照辦。他仔細閱讀了報刊上批判他的文章，又寫出了5萬字的反駁文章《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他將手稿送到《新建設》編輯部，要求儘快發表。編輯部將文稿送到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理論小組審查。當時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的是康生。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論界有關報刊負責人，部署對馬寅初的全面批判。11月初，《新建設》全文刊登了馬寅初的文章，並發表編者按。12月初就組織大批判。康生指使說：“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但分量要重，可以和他過去的理論聯繫起來批。”還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要考慮：“馬寅初還能不能當北大校長？批判完要準備換人。”馬寅初的文章發表後，報刊上就開始發表批判文章。在如潮水般的批判中，馬寅初不願為職務所累，於1960年1月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報告。很快，國務院批准了他的辭呈。隨後，又罷免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職務。 馬寅初的冤案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此時中國的人口已達到12億之多。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抱歉地對馬寅初說：我們是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億人。 35、株連萬人的小說《劉志丹》冤案 ●《劉志丹》是一部怎樣的小說 先後株連萬人的小說《劉志丹》冤案，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製造的又一個現代文字獄。時至今日，歷史早已為其作出公正的結論，然而其光怪陸離的曲折經歷卻依然值得認真回顧。 劉志丹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陝北地區著名的革命領導人,1936年4月，於紅軍東征作戰期間不幸犧牲。為了紀念劉志丹烈士，同年5月將他的故鄉陝西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毛澤東為烈士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3年6月，周思來對陝西省負責同志說：“劉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陝北要宣傳劉志丹。”1956年，工人出版社約請作家李建彤承擔創作任務。李建彤是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之妻，1944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早在延安時期，她就收集過關於劉志丹的一些材料，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經過長期細緻的準備，她於1958年初動筆，同年冬寫出初稿，次年春改寫完第三稿。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審閱小說稿。1960年春，習仲勛兩次約請作者談了自己對書稿的意見。他認為小說還沒有寫好，沒有把劉志丹寫出來，要把劉志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書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但不要寫高崗。根據習仲勛的意見，作者又兩易其稿，印出樣書徵求意見。原陝北老幹部、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賈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也對作品提了一些改進意見。同時作者也送給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審閱。周揚認為，小說寫得很好，可以出版，還可拍成電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志丹》第二卷。 《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這已是作者潛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時，一場讓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發難卻由暗地裡悄然而至。 ●康生為《劉志丹》編織罪名 首先起而反對的是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閻早年曾在劉志丹的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1956年，小說作者向他採訪時，他們就西北革命歷史上的一些問題當面發生過爭論。收到小說《劉志丹》第五稿樣書後，閻紅彥立即給書作者寫了一封信，說這部小說涉及到西北革命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由中央作結論，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連續在北戴河、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正式會議。毛澤東在幾次會上一再強調“要重提階級鬥爭”。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閻紅彥看到《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已開始發表小說《劉志丹》，就一面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提出停止刊載，一面將此事及他的意見報告給康生。一貫專以整人為能事的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准刊發小說《劉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小說《劉志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並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康生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看過小說稿，但他卻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完全是為高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9月6日、7日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的所謂“翻案風”(當時彭德懷向中央遞交了長篇申訴書， 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翻案活動，不能給他平反)。9月8日， 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再次提出小說《劉志丹》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不失時機地說出了點睛之語：“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上引起了爆炸性轟動，也為正在批判的“翻案風”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為擴大事態，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擇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卻下令工人出版社將第五稿印六百本、被習仲勛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陰謀家的險惡，善意的人們是難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後所說：當初我還以為這種先定案、後求證的做法是出於誤會，沒想到竟是一個大陰謀。 在會上，康生竭力煽動對《劉志丹》進行批判。他硬說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還先知”，“把陝甘寫成井崗山甚至高於井崗山”。他誣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組成了反黨集團，小說《劉志丹》就是他們篡黨的綱領。在康生的煽動下，會議在批判彭德懷的過程中對小說《劉志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了“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 ●毛澤東將小說定性為“反黨” 毛澤東最容不得別人為彭德懷翻案。他本人也沒有看過這本小說，但卻對康生的話深信不疑。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在會上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由於毛澤東給這一案情定性為“反黨”，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勛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審查小組寫出《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 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1966年5月，又炮製出一份審查報告， 進而誣指寫《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勛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後給《劉志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一、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二、劉志丹搞武裝鬥爭，做農民工作，建立根據地，是剽竊毛澤東思想；三、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四、小說中的人物許鍾就是習仲勛，是為習仲勛篡黨製造輿論。 在專案審查的過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權藉機大整一批黨政軍幹部，許多人被誣陷為“習仲勛反黨集團”的成員。直到“文革”爆發，專案審查尚未結束。“文革”期間，康生夥同江青等人為非作歹，小說《劉志丹》冤案更變本加厲。康生把專案的有關材料交給造反學生，指示他們到處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誣陷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志丹》出版。”從此，《劉志丹》一書被點名批判。同時，此案有關人員遭到更進一步的迫害。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被撤銷職務，1965年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期間被關押八年；原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這位1952年由毛澤東點名調任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曾被毛澤東譽為“陝北才子”的傳奇人物，亦被撤職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劉景范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獄；作者李建彤於1968年1月遭關押，1970年被開除黨籍；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的馬文端也被關押。在陝甘寧老區，更是有上萬人的基層幹部和群眾被打成這一集團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誣衊電影《紅河激浪》是“《劉志丹》小說的變種”，又株連迫害了近千人。 36、慷國家之慨援助他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對外提供經濟援助。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中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直到毛澤東死後，這種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糾正。 1970年4月，柬埔寨國家副首相朗諾和軍隊總司令施里瑪達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動下，趁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夫婦出訪之際發動政變。當時西哈努克正在蘇聯訪問，隨同出行的還有賓努親王等人。政變意味着西哈努克將不能再回到國內。蘇聯為了避免背上西哈努克這個包袱，在得知政變消息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他臨上飛機要前往中國訪問時，才將國內發生政變的事情告訴他。西哈努克得知這一消息如同挨了當頭一棒，失去元首身份的他，不知到中國後會受到怎樣的禮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國仍以元首的禮儀接待他。毛澤東還接見了他，並許諾說，中國就是他以後的家，中國人民只承認他的政府，不承認施里瑪達的政府。5月20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的集會，支持西哈努克親王的反美救國鬥爭，聲討美帝國主義的顛覆行徑。會上，由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代勞，宣讀了毛的一份聲明，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老人家在聲明里說：“目前，在世界範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高潮。……我熱烈支持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鬥爭精神。……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打敗強國，小國能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規律。”毛澤東還邀請西哈努克到中國的各地去參觀訪問，他的一切費用全部由中國承擔。西哈努克每到一地，當地政府都是以歡迎元首的隆重儀式，出動全城百姓夾道歡迎他。對中國方面的盛情款待，西哈努克受寵若驚，深感不安，一再向周恩來表示不必這樣客氣。周恩來說：“你在這裡仍是我們的貴賓，請不必拘禮。” 中國的老百姓也許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對西哈努克如此慷慨，而他當年卻對中國十分苛求和刻薄。上世紀60年代，中國抗美援越的大批武器和物資由於無法直接進入越南南方，必須繞經柬埔寨領土的“胡志明小道”。這位親王總是要中國留下三分之一的物資作為“買路錢”。後來留下的武器太多，超過了這個國家的需求，他又要中國改送大蒜，因為柬埔寨人喜歡吃大蒜。 西哈努克在中國居住了5年多，直到1975年朗諾政府被推翻後才回國。他自知中國在他身上花的錢很多，主動對毛澤東說要償還費用。毛澤東慷國家之慨，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軍火商。”予以拒絕。 毛澤東一心想當世界革命人民的領袖，總想在各國人民心中樹立其偉大的形象，但這一形象不是憑空就能樹立的，需要巨大的物資和金錢來做支撐。因此，毛總是拿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來送人情。 1954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率中共代表團訪問蒙古，周恩來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難以及我國可能給予的幫助。蒙古毫不客氣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製造、廚師、裁縫、制靴、印染等近40個工種12250名工人的清單。當年中國派出8200 名工人，幫助蒙古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等，甚至修復古廟。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中國從1956年至1959年，無償援助蒙古1·6億盧布。 1956年12月12日，國防部長彭德懷關於援助埃及軍事裝備問題給毛澤東並中央的請示報告，說7日埃及大使來訪，提到埃軍在西奈半島作戰中，軍事裝備損失很多，希望中國給予援助。毛澤東指示說：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國有的東西，我們都可以並願意援助。 1969年，埃塞俄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來中國訪問，其目的主要是想尋求援助。這個國家是非洲有名的窮國。毛澤東張口就大方地送給他一個億的人民幣，這一數字大大出乎海爾塞拉西的預料。 中國“一五”計劃期間，雖然資金捉襟見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國家是朝鮮和越南。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周恩來曾對越南領導人說：為了支援你們，我們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從1962年起，根據越方要求，中國提供各種舊式武器和中國生產的新武器。越南戰爭期間，中國生產的大型武器裝備很多供應了越南，甚至從現役裝備中抽調，而自己需要換裝的坦克和大口徑火炮卻很少更換。1968年前，中國生產的63式電台3000餘部，絕大多數支援了越南，自己僅留下少數樣機。有的新武器生產不足，寧可自己缺編，先拿去支援越南。由於援越的野戰輸油管不夠，中國推遲當時正在鋪設的戰備輸油管線，將優質鋼管運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總理范雄與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談 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國已停止生產這種型號，把庫存全部給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國當成了免費武器庫，提出要1000架飛機，3個營的紅旗2號地空導彈地面設備及導彈180枚（這些當時最先進的武器都是從蘇聯進口的，中國自己還沒有這麼多），警戒雷達兩部，水陸坦克20輛，舟橋兩套，大口徑加農炮204門，炮彈4.5萬發。這張清單完全超出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 從1964年到1975年的越南戰爭期間，中國人民節衣縮食，竭盡全力支援越南，運去的各種物資、武器和糧食約合人民幣200億元。要知道，這段時間幾乎是與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並行。除了大量物資援助外，十幾年中共有五千多名中國援越官兵和工程人員死傷，其中有一千多人長眠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國人民流血犧牲的無私援助，換來的卻是1979年那場兩國兵戎相見的“邊疆自衛反擊戰”！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舉行。會議上，許多共產黨國家攻擊了當時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此後中共便與阿爾巴尼亞走向了一起。為了攏絡這個歐洲十分昏暗的社會主義小燈泡（當時中國的報紙稱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毛澤東毫不吝嗇的援助了阿爾巴尼亞90億元。中國為阿爾巴尼亞付出了這樣大的代價，但在1972年美國總統訪問中國之後，兩國關係開始疏遠。此後，阿爾巴尼亞多次對中國的政策進行指責。在鄧小平重新執政之後，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兩國的親密關係終於結束。 1976年一年中，中國先後三次大地震，其中唐山地震損失巨大，死亡24萬人，整個城市幾乎成為平地，損失極其慘重。聯合國難民署主動提出要援助中國，卻被拒絕。當時中國官方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對此事報道的標題是：《我拒絕聯合國對唐山地震的援助》。注意：這裡用的詞是“拒絕”而不是謝絕。毛澤東總是把別人的好心當成是嗟來之食，連許多友好國家的主動援助也一概拒絕。本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國際社會通行的慣例，即使是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在受災時，也不會拒絕別國的援助。可是毛澤東偏要打腫臉充胖子，拒絕一切外來援助，以顯示他的領導下中國已是“繁榮富強”。毛不僅不要別國的援助，還要勒緊中國老百姓的褲帶幫助別人。一個月後，菲律賓也發生了地震，中國當即宣布支援該國300萬元人民幣。 1937年至1945年，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死亡2100萬人，財產損失5000億美元。作為戰勝國，中國理應獲得侵略者日本的戰爭賠款，但毛澤東卻主動提出放棄戰爭賠償。毛澤東說：美國和蔣介石政府都沒要日本賠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能比美國人和蔣介石小氣。可他卻忘記了，美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是得了很大的政治收穫，那就是與日本結成了遠東的反共同盟，美國可以在日本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而蔣介石不要日本賠償也是有條件的。日本在尋求與蔣介石政府建交時就提出要蔣放棄索賠，否則就與北京建交。蔣介石出於無奈只好答應。中國在1894年曾與日本進行了“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戰敗，被迫向日本賠償2億兩白銀，還割讓了台灣諸島，使日本迅速進入了世界強國之列。而中國打敗了日本，竟未得到分文賠償！本來，諸如該不該要戰爭賠償這樣關繫到全國民眾利益的大事，理應由全體人民來討論決定，因為受害者是全中國的老百姓，至少也應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然而毛澤東卻是自己一人說了算。這充分說明在中國沒有什麼民主可言。由於毛澤東主動放棄了戰爭索賠，很多中國老百姓心中不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人發起民間簽名活動，要向日本索賠，但中國政府擔心此舉會造成中日之間的麻煩和不可預想的後果，制止了這一活動。中國放棄了向日本的巨額戰爭索賠，可日本人並不領情。一個小小的釣魚島，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可小日本偏要來插一槓子，至今與中國糾纏不休。 對於朝鮮的援助，作者已在本書前面有過敘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1958年底，中國與非洲國家陸續建交，建交前幾個月開始援助中小型工業項目和農場。1959年到 1960年，中國連續兩年糧食減產，整個國家都在勒緊褲帶，很多人餓死，但中國還是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中國向埃及等國提供經濟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 中國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贊鐵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援外項目。1967年，非洲國家贊比亞從英國人統治下宣布獨立。贊比亞是個產銅大國，也是個內陸國。為了便於銅礦出口，總統尼雷爾來中國尋求援助，希望能援建一條從該國到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鐵路。最初贊比亞是向聯合國世界銀行組織尋求貸款，但該銀行組織經過實地考察，認為修這樣一條鐵路效益不會好，且環境惡劣，施工難度大，不具備可行性而拒絕。尼雷爾總統又向西方大國和蘇聯求援，也被拒絕。最後他來中國尋求援助。對他的要求，毛澤東是有求必應。尼雷爾總統當時對援建鐵路一事不抱多大希望，沒想到他一提出來，毛澤東很爽快地答應了。對修鐵路一竅不通的毛澤東，以為這點小事算什麼，於是提供了20億人民幣的無息貸款，並將還款時間定為30年。這樣優厚的條件，令尼雷爾大感意外和欣喜。當年9月，中坦贊三國在京簽訂了援建坦贊鐵路的協定。這是中國首個大型援外工程。經過兩年的勘察設計，從1970年起，上萬名中國鐵路工人來到非洲南部，開始了坦贊鐵路的施工。工程接近尾聲時，鐵軌告急，中國二話不說，將本國急需的鐵軌運去，保證了按時完工。經過中坦贊三國工人多年的艱苦努力，長達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終於在1976年7月通車。為此，64名中國技術人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實踐證明，當初世界銀行的考察沒錯，這條鐵路自建成後一直是虧損運營。2004年，中央電視台第10套節目的《走進非洲》欄目，播出了今日的坦贊鐵路。從電視中人們可以看到這條鐵路的現狀：候車室里旅客寥寥無幾，鐵路線上冷冷清清。為了援建坦贊鐵路，中國自己計劃中一條縱貫南北的重要鐵路——京九鐵路不得不推遲了開工。 這樣傾其所有的例子幾乎遍及受援國。中國曾無償為非洲國家建造了20多座體育場館。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說：要想看中國最好的體育建築，請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國援非金額累計已達4·23億美元。 大饑荒的1961年，中國的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曾建議：我們實際許諾承擔的義務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力。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範圍幾次談了有關意見，毛澤東沒有接受。以後，特別是 “文革”中，王稼祥被視為提倡和主張“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者，受到嚴厲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復名譽。 37、三線建設得不償失 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兩朝，繁榮昌盛，世界各國無與匹敵。什麼原因呢？是承繼了秦、隋兩個前朝所創立的制度。秦、隋兩代都是結束中國割據局面，結束戰亂，一統天下，創立新制的朝代；秦始皇和隋文帝均為中華民族出類拔萃的人物，是世界公認的“影響和改變人類命運和歷史進程的偉人”。 可是，這兩位偉人所創立的對人類有巨大貢獻的朝代，都轟轟烈烈興起，卻又匆匆復亡而去。秦，二世而亡，不過15年；隋，二世而亡，不過37年。這又是為什麼？史學家們對此列舉了許多原因，但歸納起來，秦隋兩代都犯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民不堪命”。過分使用民力，超出了國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極限。 秦始皇在發50萬民工、30萬士兵去築長城守長城的同時，又徵調150萬民工去修築阿房宮和各地離宮70處以及他的陵墓，而當時全國總人口不過2000萬，服兵役和勞役的占10%以上，且都是青壯年。這就必然造成田地荒蕪，人民饑寒交迫，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隋煬帝在開挖大運河的同時，又在東都洛陽大修宮殿園苑，徵發丁男每月多達200萬人；為了游幸江南，從長安到江都修造離宮40多處，沒幾年就把父親楊堅積蓄起來的國力揮霍一空，使得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大隋朝很快就完結了…… 當時代的車輪進入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一歷史場景又令人痛心地在神州大地上再現。 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錯誤地認定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戰場就在中國大陸。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幼稚和無知的狂想。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要打一場世界大戰，必須形成對立的兩大軍事集團，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與同盟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與同盟國。雖然在“二戰”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處於冷戰狀態，但他們誰也不願發動戰爭，在世界上尖銳對立的國家只有蘇聯與中國。蘇聯有東歐一些國家作盟友，而中國與蘇聯翻臉後則只有阿爾巴尼亞一個親密盟友。就算中國與蘇聯打起來，阿爾巴尼亞也不會參戰。這樣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怎能算是世界大戰？ 另外，蘇聯雖然痛恨毛澤東的無情無義，但也不會為這樣一件事貿然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因為它畢竟還戴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帽子。但毛澤東卻一再斷定會發生戰爭，而且還可能會有核戰爭。就在幾年前，中國與鄰國印度在邊境上打了一場規模不大不小的戰爭。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將駐紮在中蘇邊境的軍隊從十幾萬人增加到上百萬人。在中國的東北方向，美國駐兵日本和南朝鮮，對中國構成威脅。在中國大陸的東面，退守台灣島的蔣介石一直想反攻大陸。毛澤東認為中國已被敵對勢力包圍，一場大戰不可避免，因此一再強調要加強戰備。 中國軍方根據毛澤東的這一要求，將國土防守戰略分成了三線：東南沿海和西北邊疆為一線；貴州、四川、鄂西、陝南、滇北等地為三線，處於這兩線之間的地方為二線。毛澤東認為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由於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不重視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基地建設，所以才遭受嚴重損失。根據蘇聯的這一教訓，中國政府將許多重要的軍工廠從城市遷到了三線的山區。一些新建的大型工廠，也都選址在三線的深山之中，如著名的東風汽車製造廠、攀枝花鋼鐵廠等大型企業，都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由於毛澤東對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和緊迫性作了過分的估計，導致三線建設出現不少失誤。一是三線建設規模過於龐大，戰線拉得太長，國家投入了過多的力量，造成財力緊張，削弱了一、二線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地區的發展力度。一些項目上馬過快過急，缺乏充分的論證，造成有些地方選址不當，建設項目不配套，給國家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二是為了防空襲、防核武器，片面強調“山、散、洞”的方針，嚴重違反客觀經濟規律，達不到應有的效益。如有些生產協作性強的企業，彼此相距達數百公里，而且都是在山溝里，聯繫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間反覆倒運，白白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現代化程度極高的尖端技術，更不適合在深山溝里發展。三是投資效益差，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據有關部門統計，1966年到1972年間，無效投資達300多億元，真是得不償失。 38、“深挖洞”的巨大浪費 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蘇邊境黑龍江的珍寶島與新疆的鐵列克提邊防站，中國邊防部隊與蘇聯邊防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兩國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毛澤東認為“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中蘇難免一戰，因此在大搞三線建設的同時，又提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筆者在中央檔案館查閱到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該批語中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是毛澤東關於大修防空洞的一句最著名的指示。而該報告原本是針對當年糧食減產後所採取的應對措施。這句話原本出自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謀臣朱升之口。還是在朱元璋與陳友諒幾個敵手爭天下的時候，朱升便向他建議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採納了這一建議，最後打敗了所有對手，統一了天下。 熟知歷史的毛澤東將朱升的話改了幾個字。他所說的“深挖洞”，就是要老百姓深挖防空洞。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深挖洞”的號召，並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國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全國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場“深挖洞”的群眾運動。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最高指示”，中國大陸無論城市鄉村，無論男女老少，都行動起來都大挖防空洞。在人們所住的房前屋後，只要有空地，都挖成了防空洞。在一些大城市裡，還修起了地下候車室、地下飛機庫。“深挖洞”是一場真正的全民運動。人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鋤頭、鐵鍬和斧子，挖出了一個個深洞。據北京市一位參加過挖洞的老人回憶：“當時有任務，企業車間的機床要轉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單位，家裡和學校也要挖，上班的職工下班回來自己挖。回來後，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還有街道的公用工程。當時小孩很高興，一到星期天就到洞裡玩，抓壞人，看誰能逮到誰。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們對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北京市一位當年的人防幹部告訴筆者：在那個年代湧現出了很多挖洞標兵，就連殘疾人也自動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聾啞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輪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現場。有一位老太太已年過九旬，卻一天到晚釘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遞遞工具，有時也裝裝土，並帶領兒子、孫子、重孫子一起挖洞。 洞打好後，還必須用磚頭加固，於是北京城牆的城磚成了搶手貨。1969年，北京市西城區二十九中，每天上學，老師就帶着學生排着隊從天安門西出發，到阜成門城牆拆城磚。一塊城磚有50來斤重，就用繩子捆着，十幾歲的大孩子捆一塊，八九歲的小不點兒就捆半塊，背一段，拽一段，把城牆磚拉回去。孩子們雙手都起滿了水泡，可“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讓大家很開心。背完了城磚，大家又去背沙子、燒窯、壘磚，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 在經濟困難、百廢待興的年月里，“深挖洞”受到了重點關懷。早在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各部門匯報時就曾表示：“地下防空室，這筆錢不能省。” 原首都人防辦副主任張一民回憶：“挖洞的經費根據城市人口多少決定，1971年到1978年，國家每年撥給北京兩千萬。當時要求防空洞的面積達到每人半平米，對堅固程度沒有要求。” 張一民向筆者介紹了挖掘進程。從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階段，基本上是發動群眾各挖各的，在大院內、住房內、辦公室內、商店內、車間內挖洞。當時建造的是簡易防空洞，洞深僅有2至3米，構造簡單，只能防彈片。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開始向永久性發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鋼筋水泥預製件支護，掘開後要用水泥澆灌，覆蓋層不少於4米，所有工程都要達到能防小型炸彈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對原來的工程進行加固改造，達到能防水、防火、防輻射的要求。 在北京，這項曾有每天30萬人次投入勞動的巨大工程，留下了兩萬多個大大小小的防空洞。有條件的地方，防空洞挖成型後用磚頭或水泥砌起來；而很多沒條件的地方，那裡的防空洞就像抗日戰爭時期的地道一般，沒有任何加固措施，不少防空洞遇雨天都發生了坍塌。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一場並未如期到來的戰爭的遺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簾洞”。 上面所說的僅是北京一地的情況。在全國許多城市，為了搞防空工程，甚至挪用了國家的建設資金。如素有“江城”之稱的武漢市，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多橋少，一條漢水橋在車水馬龍的鬧市中早已擁擠不堪。當地政府好不容易向中央申請到一筆建新橋的資金。可就在準備建橋之時，毛澤東發出“深挖洞”的號召，當地政府認為防空備戰比修橋更緊迫更重要，因此將這筆資金改作在武昌火車站下面建一個能防空的候車室。這個花巨資建造的地下候車室建成後，沒能發揮任何效益，隨着城市的發展已經被拆除。這還僅是武漢一地，全國數以百計的城市中，像這樣的浪費不知有多少。再舉一例：在湖北省的咸寧市，有一座被稱為“11·31工程”的地下建築，它是專門為中央領導在戰爭發生時準備的地下指揮部。之所以叫“11·31”工程，是因為決定建造這個地下指揮部的文件是11月31日下達的。筆者曾參觀過這座“地下長城”，它長約一公里，裡面有近百個房間，還有專門為毛澤東和林彪建造的臥室和辦公室，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寬敞的通道可以行走汽車。據說建造這個“11·31工程”所花的錢，足以再建一座武漢長江大橋。這個“地下長城”建成後，不僅長期閒置，而且每年的養護就要花不少錢。 全民“深挖洞”運動在中國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地下長城。不過預想中的大戰並沒有打響。可以說，毛澤東做出的“深挖洞”的決定，又一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 39、毛澤東五大秘書的悽慘下場 1954年，經周恩來提議，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江青同為毛澤東的秘書。人稱五大秘書。這五個人的命運後來都很不幸，其中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先後被毛澤東送進了監獄，江青則被毛的接班人華國鋒送進了監獄，並在關押期間自縊。而田家英的命運最為悲慘，被逼自殺於家中，死時年僅44歲。 田家英延安時期就在毛身邊工作，因其才華橫溢，頗得毛的賞識。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由於同情彭德懷的“萬言書”，差點被捲入那場政治風暴中。儘管他依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着，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又一次點名批評田家英“右傾”，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右傾分子”之一。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覺江青的政治野心。田家英最初看不慣江青還只是限於她的生活作風，對她採取“不敬”而“遠之”的態度。漸漸地，江青“偶爾露崢嶸”，染指於中國的政治。江青也意識到田家英剛直不阿，欲除之而無機會。正因為這樣，當她聽說毛澤東批評田家英“右傾”，不由得興高采烈，罵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老右”。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發生正面衝突的是陳伯達。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陳伯達曾是田家英的頂頭上司。進京之後，雖說陳伯達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離毛澤東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澤東打電話要他前來，平時他不在毛身邊。為投毛澤東所好，這位“理論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注意什麼問題？”田家英討厭這位“理論家”的這種“刺探”行為，先是敷衍，後來乾脆當面拒絕。田家英對江青避而遠之，而對“老夫子”倒是常常當面頂撞。江青的政治地位提高以後，日趨活躍，與陳“老夫子”的聯繫日益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就在這時，在毛澤東的身邊人物中，又冒出了一個原本排不上號的年輕人，加入“左”派陣營，此人便是戚本禹。他比田家英小10歲，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幫助處理人民來信，後來成為信訪局的一個科長。 1965年12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大把柄”。這年的12月21日，毛澤東來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開會。這5位“秀才”是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在當年的4月底，毛澤東曾在長沙召見過這5位“秀才”，開過一次會。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找這5位“秀才”連同他自己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毛澤東跟5位“秀才”在長沙討論了一通。時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繼續談論長沙的話題。那天毛澤東情緒很好，海闊天空地侃着。艾思奇和關鋒往筆記本上仔細記錄着毛澤東的話。田家英也打開筆記本，記下毛澤東的重要的話。毛澤東談着談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第13期《紅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飛快地把“喜訊”告訴江青——因為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了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受到以彭真、鄧拓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堅決反對，而毛澤東的話無疑是對她的極有力的支持。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這是因為田家英不僅對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而且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為然——毛澤東曾要田家英看吳晗的《海瑞罷官》劇本，田家英看後對毛澤東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田家英心懷正氣，刪去了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把這事向毛澤東打了小報告。毛澤東本來就對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的“右傾”很不滿，現在得知田仍在同情彭德懷，十分惱火地說：“這個家英呀，思想一貫右傾！叫他走，讓戚本禹來。”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來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他們對田家英宣布：“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因“秘密錄音”事件受到錯誤處理，田剛提升為副主任，在工作上兩人有許多聯繫），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其實是毛澤東）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安子文還令田家英搬出中南海。聽到這個消息，田家英猶如五雷轟頂。他竭力克制自己極度的痛苦和憤懣，向戚本禹移交了全部文件。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裡。妻子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當晚，田家英一夜未眠，呆坐在自己的書房裡。次日傍晚，當妻子下班回家時，發現丈夫已在家中自縊身亡。 田家英自殺後，毛澤東將他定為“反黨分子”。直到文革結束後，中央才為他平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到田家英家裡向他宣布“罪狀”的那三個人——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在一年以後，也就是“文革”開始不久，也都被毛澤東關進了監獄。其中安子文的罪名是“叛徒”，王力和戚本禹的罪名是“破壞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毛澤東的政治秘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七大中央委員，八大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及《紅旗》雜誌總編等職。“文革”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1970年廬山會議時，他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支持林彪，得罪了毛澤東，被開除出黨，關進了監獄。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確認他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刑有期徒刑18年。 胡喬木，1930年參加革命。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員，1941年任毛澤東的秘書。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文革”期間被迫離開中南海並多次受到批鬥，一度被關進監獄。直到粉碎四人幫後，隨着鄧小平的復出而復出。 葉子龍，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一位1930年參加革命並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因“秘密錄音事件”被關進監獄達到7年之久。文革結束後，他才得以平反。 而毛澤東的夫人兼生活秘書的江青，其下場是毛死後不到一個月，便被毛的接班人華國鋒送進了監獄，後在住所自縊身亡。 40、抗美援越——又一次損兵傷財的決策 毛澤東自1950年美國出兵進駐台灣之後，便把“山姆大叔”視為頭號敵人，只要“星條旗”出現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毛澤東就要旗幟鮮明地支持那裡的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1958年，美國出兵黎巴嫩，中國堅決反對；1962年，加勒比海發生導彈危機，中國又是堅決支持古巴。1965年，美國出兵參加越南戰爭，毛澤東又作出了與十幾年前抗美援朝同樣性質的決定——抗美援越，只不過沒有像上次那樣派出上百萬志願軍與美國兵面對面地作戰，而是從物資上大規模援助越南，並先後派出30多萬人的工程、鐵道、防空和後勤部隊。這次的抗美援越行動，可以說是毛澤東繼抗美援朝後的又一次損兵又傷財的錯誤決策。 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中被日本占領。1945年二戰結束前後，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在北方的河內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簡稱“北越”），法國則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貢立國。為爭奪對越南全境的控制權，北越和法國進行了長達9年的戰爭。1954年，在中國的軍事援助下，北越在奠邊府戰役中贏得對法軍的決定性勝利，法國撤出越南北部。根據當年日內瓦會議的決議，南北越暫時以北緯17度線分治，北越由胡志明統治，南越在保大皇帝的控制之下。1955年，吳庭艷在西貢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簡稱“南越”）。 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環境中，中南半島的衝突是唯一的熱戰。美國認為越共向南方的軍事滲透違反了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為了不使南越落入共產主義陣營中，決定向其提供軍事援助。 民族解放陣線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大部分鄉村。南越政權雖然有美國的軍事援助，但政治上的腐敗已導致吳庭艷政府民心喪盡，無力阻止民族解放戰線擴大勢力。1961年5月，為了進一步幫助吳庭艷政府，美國派遣一支特種部隊進駐南越，開啟了美軍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的先河。這一事件也被認為是越戰開始的標誌。南越政府軍面對被俗稱為“越共游擊隊”的民族解放陣線節節敗退。為了阻止北越對越共游擊隊的物資和人員支持，南越海軍對北越沿岸海軍基地進行襲擊。美國海軍也派出艦艇協助，進行電子戰支持，即靠近北越軍事基地，挑起沿岸設施使用雷達從而暴露位置，由南越海軍炮火予以摧毀。 1964年7月31日，一艘在越南北部灣公海游弋的美國驅逐艦遭到北越魚雷艇襲擊。美軍艦船隨即還擊。隨後，美國以轟炸北越海軍基地作為報復。這就是著名的“東京灣事件”（又稱“北部灣事件”）。北越和美國雙方都把它看作對方的蓄意攻擊，並做出了強硬反應。北越和越共游擊隊對多處美軍基地進行了報復性攻擊。北越325師進入南越領土集結，標誌着北越正規軍對南越的公開進攻。美國國會於8月7日通過“東京灣決議案”，授權總統可以動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行動來應付此事件，這事實上給予總統約翰遜可以發動戰爭的權力。不久，美國在越戰中的參與程度不斷攀升。1965年3月8日，第一批3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峴港登陸。到了年底，美軍在越數目已達到18萬人，後來一度高達43萬人。 中國從1962年開始，就向越南提供武器援助。1965年春，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秘密來到北京，向毛澤東尋求更大的援助。毛澤東慷慨地答應了他的全部請求。 1966年6月到1970年7月，是越南戰爭最激烈的時期。根據越方的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工程、鐵道、防空、後勤等多兵種進入越南北方，執行防空作戰、修建和搶修鐵路、公路、機場、通信工程、設防工程等任務。到1968年3月止，先後入越的部隊共計95個團32萬人，最高年份為17萬人。為了這場戰爭，中國軍人傷亡達5千多人。 中國不遺餘力地向越南提供了數量大、品種多、範圍廣的武器裝備。僅1970年至1972年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輛，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另外還向越南提供了三千公里的輸油管全套設備、8萬件防彈衣。在第一階段五年多的艱苦作戰與施工中，中國支援部隊取得了輝煌戰績，其中防空部隊共對空作戰2500多次，擊落擊傷敵機3300多架（可以這樣說：越南北方擊落的美國飛機，有一大半是中國人擊落的）。工程部隊修築坑道2·6萬米，各種工事300余個；新建、改建公路7條，長17230公里；新建鐵路117公里，改建鐵路363公里，搶建便線便橋98公里；修建機場1個、飛機洞庫2個；架設陸地通信線路560公里；鋪設海底通信電纜90余公里。 為了支援越南戰爭，中國人民勒緊褲帶，自己吃的是紅薯面窩窩頭，卻把白花花的大米送給越南。1969年，胡志明未能看到國家統一，與世長辭。1975年，越共終於統一了全國。兩年後，越共總書記黎筍來到中國繼續尋求糧食援助，遭到中國的婉言拒絕。不久，越方又向中國提出了有爭議的西沙群島歸屬問題，為此中國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西沙群島從來就是中國領土》的長篇文章予以駁斥。兩國關係開始出現裂痕。4年後，兩國因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問題而翻臉，越南方面大肆驅趕華僑，並在邊境上製造流血事件。鄧小平決心“教訓”越南，下令23萬人民解放軍攻入越南，打了一場邊疆“自衛反擊戰”。中越兩國被稱為“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也由此徹底破裂。 這就是毛澤東付出巨大代價抗美援越最終換來的“收穫”！ 41、援助阿爾巴尼亞近百億元反遭罵 ●毛澤東打腫臉充胖子 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勞動党進行攻擊，中蘇關係和阿蘇關係了出現破裂。與蘇聯的共同矛盾，使中阿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成了親密朋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和謝胡都曾到中國進行訪問。毛澤東為了攏絡這個歐洲小國，不顧自己國家還很貧窮落後這一現實情況，打腫臉充胖子，對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老百姓節衣縮食、萬里迢迢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卻隨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風吹雨打。中國專家看到他們這樣嚴重糟蹋援助物資，十分心疼。有些同志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裡說了一句“中國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當中方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曾任駐阿大使的耿飈回憶說：“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協議金額100億），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經常上映阿爾巴尼亞的電影。其中有一部影片叫《廣闊的地平線》，反映的是阿國當代青年工作與愛情的故事。裡面有這樣一個情節：一位當護士的新婚妻子在家裡給當工人的丈夫打電話，商量買什麼色彩的沙發。這樣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一個情景，當時卻在國人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因為那個年代在中國，只有市級以上領導幹部家庭才能享受配備沙發和電話的待遇，沙發和電話，在一般老百姓人心目中是連想不敢想的奢侈品。而在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居然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就擁有這樣的高檔用品。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國家還需要我們援助嗎？這豈不是窮人在援助富人？ ●阿國指責中國和“敵人”會談 1971年秋天，三條消息擾亂了地拉那的平靜。第一條消息：阿爾巴尼亞駐北京大使羅博被告知，中國共產黨由於國內原因，將不派代表團參加阿黨六大（其主要原因是發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但當時此事尚處於絕密階段）。第二條消息：林彪從公眾生活中消失。羅博大使說，所有這些消息是從其他國家駐華大使那裡聽到的。霍查很不高興，因為他沒有得到關於這一極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這時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第三條消息在美國總統特使、國務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訪北京後，確定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正式訪問中國。霍查於8月上旬，以阿黨中央名義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一封萬言長信，全面闡述了阿的立場，指責中國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事先同阿商量？（毛澤東說，同他商量就幹不成了）。霍查在當時屬於絕密的信件中將會晤稱為“與敵人會談”，信中還說：“……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霍查在他後來出版的日記中埋怨說，中國人對阿爾巴尼亞嚴密封鎖，不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他認為，中國人和當年赫魯曉夫一樣越軌。其實，當時考慮到兄弟國家對尼克松訪華可能產生誤解，周恩來總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國家的領導人通報有關情況、作解釋外，很快就約見了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詳細介紹中方與基辛格會談情況，特別強調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不會拿原則作交易。隨後，阿主要領導人對中方先進行內部指責，繼則公開影射，進而阿媒體發表不點名批判文章。阿方不僅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中美關係的改善，說中共搞機會主義，而且批判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所謂“三個世界”，是指毛澤東將美國和蘇聯劃為第一世界，中國和亞非拉等貧窮國家為第三世界，介於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屬於第二世界）。1977年7月7日，阿黨報根據霍查七大報告的論調，撰寫了長篇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攻擊“三個世界”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中國要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坐不結盟的第一把交椅”。 ●中阿親密關繫結束 時隔不久，復出後執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外交領域採取了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長主持，蘇歐司和外經部的有關同志起草關於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報告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阿領導集團出於內外需要，對我由影射攻擊發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繼續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報德，對我援阿工作不斷刁難，設置障礙，明明是阿方不負責任造成的過錯，反誣我懷有損害阿經濟的蓄意圖謀。報告認為：“社會主義明燈”已經熄滅了，其分量、作用就那麼一點點。從全球戰略考慮，我們下決心甩掉這個無足輕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裡的石頭。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會。作為答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該信標誌着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在後來的歲月里，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全盤否定。對中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着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 毛澤東當年花巨大代價援助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到頭來換來的又是這樣一個好心無好報的結果。 42、曲解“三和一少”，對外四面樹敵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面對着複雜的國際國內矛盾。在國內，正處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在國際上，美國積極拼湊從越南、台灣到日本、韓國的針對中國的月牙形包圍圈，中蘇、中蒙關繫緊張，中印邊境發生衝突和對抗。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中國在對外政策上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一切反動派”作為自己的戰略口號，並承擔了在物質上和道義上支援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義務。這樣，不僅造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而且援助也大大超出了中國的經濟負擔能力。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1962年2月，聯合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世界戰爭問題上，王稼祥等在批判了赫魯曉夫片面強調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錯誤觀點的同時，也試圖糾正中國黨內關於世界大戰的片面認識。他們建議：“不要說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的根本矛盾必然導致世界戰爭；不要說在消滅了美帝國主義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不要簡單地說‘打不打世界大戰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強調世界戰爭的危險，而沖淡了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要籠統地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就世界戰爭來說，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動員人民群眾提高警惕，加強鬥爭，克服戰爭危險，爭取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王稼祥等不同意當時的一些“左”的提法。指出：“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有和平共處’，‘必須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才能實現和平共處和世界和平’等等說法，是錯誤的。”在和平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王稼祥等主張“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在和平組織中，不要把民族解放運動講得超過了和平運動。” 根據以上認識，王稼祥等建議，中國應該對外公開闡明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和平政策。這種政策的任務是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為了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加速經濟建設，對外有必要採取緩和的方針，而不是採取加劇緊張的方針。要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而不能一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對外援助問題上，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別是在困難時期，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以免被動。” 現在看來，我們不難發現王稼祥這些意見的真知灼見。但在當時，這些正確的意見卻與毛澤東那種“左”傾的主導思想格格不入。從1963年起，毛澤東多次對王稼祥的上述主張提出批評，並曲解為“三和一少”，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當年5月，毛在接見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克斯時說，我黨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針對三和一少，我們的方針是“三斗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和馬列主義的政黨和馬列主義的派別。 在毛澤東這種錯誤外交政策的指導下，中國四面樹敵，凡是與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或政見不同的國家，都成了敵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極“左”分子們公開狂熱地喊出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口號，中國周邊的國家幾乎都成了敵對國家。在那段日子裡，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僅剩下阿爾巴尼亞一個歐洲小國。而王稼祥這位曾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重新掌權的中共元老，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3、“楊獻珍冤案”始末 1980年8月，被毛澤東錯誤定為“反黨分子”的楊獻珍冤案得到平反。 楊獻珍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1955年至1961年2月任中央高級黨校校長。1959年因對“大躍進”中表現出來的唯心主義思想、觀點進行過批判，在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並把他的職務由校長降為副校長，七千人大會之後，又為他甄別平反。 60年代初，楊獻珍在教學和研究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哲學命題，認為“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兩種表現形式。由此招致了新的更猛烈的批判。1964年7月，《光明日報》發表了由康生親自修改、署名王中的文章：《就“合二為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文章把楊獻珍關於“合二為一”的含義歪曲為“矛盾調和論”。這一說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這就決定了問題的嚴重性。 1964年8月，高級黨校召開大會，組織對楊獻珍的批判。認為：批判“合二為一”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並把它同楊獻珍歷史上的“錯誤觀點”一起清算。與此同時，《紅旗》雜誌發表了康生組織人撰寫的文章：《哲學路線上的新論戰》。文章說，楊獻珍的“合二為一”論是“同黨大唱對台戲”，“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揚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揚矛盾調和論。” 1965年3月，中央高級黨校作出《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央，為這場批判作出了結論。《報告》說：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是彭德懷的一夥，是個小赫魯曉夫。他把高級黨校搞成獨立王國，幹了許多壞事。《報告》列舉了楊獻珍十個方面的“壞事”：1、反對毛澤東思想。2、製造反社會主義理論。3、攻擊三面紅旗。4、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刮單幹風。5、攻擊歷次政治運動，大鬧翻案風。6、同彭德懷一道反黨。7、站在赫魯曉夫一邊。8、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進行宗派活動。10、企圖抓全國黨校領導權，並且伸手到許多方面去。 高級黨校在呈送這個報告時，建議撤銷楊獻珍的副校長職務。9月24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楊獻珍受到更嚴重的迫害。從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他被監禁達8年這久。許多人受其株連。 44、“四清運動”傷害大批幹部 有人稱毛澤東是“ 運動健將”，這不是說他的體育項目強，而是說他愛搞政治運動。從新中國誕生以來，各種運動幾乎就未斷過。先是“鎮壓反革命運動”，接着是“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農村合作化運動”，“清查胡風反黨集團運動”，後來又是“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大躍進運動”、“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此後進入“三年困難時期”，政治運動稍停了幾年。困難形勢剛一過去，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後就是禍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這當中除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有必要進行以外，其它運動都是錯誤的整人運動。1980年，中共中央在反省自己所走過的彎路時，曾做出過這樣的決議：“以往的政治運動，每次都傷害了一批人……。中央決定，今後不再搞大的政治運動，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我們的任務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設。”可以說，這是用沉重代價換來的教訓。 如果說以往的運動傷害的都是黨外人士的話，那麼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則傷害的是共產黨自己的大批基層幹部。毛澤東在發動這個運動之前，對國內存在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十分嚴重的脫離實際的估計，認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已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總是企圖復辟，伺機反攻倒算，提出階級敵人向無產階級進攻的主要手段是搞和平演變，從內部尋找代理人，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並認為有三分之一的基層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極少下鄉搞調查的毛澤東，憑主觀猜想臆造了一幅可怕的階級鬥爭圖景。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全國許多地方開始了“四清運動”，先是在農村里“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來又改為在城鄉里“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由於“四清”運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所以運動的基本方面是錯誤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把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嚴重擴大了打擊面，以致在1964年下半年使一部分群眾和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挫傷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作為重點開展運動的縣社隊，幾乎都對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作出了過於嚴重的估計，認為階級敵人不僅有已經劃定的“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而且有漏劃的四類分子。基於這種估計，許多社隊重新劃定了階級成分，進行民主補課，將一部分群眾劃入了階級敵人一邊，給戴上漏劃地主、富農、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壞分子帽子，進行批判鬥爭。對於基層幹部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總體估計下，看得十分嚴重。認為“有許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錯誤，不僅經濟上‘四不清’，而且有敵我不分、喪失立場、排斥貧下中農、隱瞞成分、偽造歷史等政治和組織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些人已經蛻化變質，成為階級敵人的代理人和保護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普遍產生了打擊面過寬，撤換、處分幹部過多等現象，使一大批黨員和幹部受到不應有的傷害。有的幹部甚至一時怨氣地說：發誓不讓子孫當幹部！ 其次，運動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農村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受到干擾。為了克服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帶來的嚴重困難，1961年中央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在許多方面對人民公社原有體製作了相當程度的改變。比如縮小生產隊規模，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可以耕種自留地、開墾零星荒地、飼養家畜等，並把社員的家庭副業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等等。《農業六十條》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但在隨後開展的運動中，有些社隊將包產到戶視為“刮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予以取締和嚴厲批判，並無視《農業六十條》的規定，隨意沒收社員的自留地、開荒地，搞生產大隊核算。一些由於經營有方，在集市出售商品較多，或者由於經營小商販賺了錢的社員，往往被當作“資本主義傾向的代表”予以批判鬥爭。上述種種現象，嚴重阻礙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第三，“四清運動”最為嚴重的後果是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論和實踐的準備。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一理論不僅為全黨所接受，而且很快付諸實踐，用於指導“四清運動”。由於“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階級鬥爭一再被人為地放大，以此證明毛澤東“左”傾錯誤理論的正確，證明中國社會確實存在着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進而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實際上是提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論。二是實踐上的準備。“四清”運動期間，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搞人人過關，鼓動群眾斗領導，認為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颳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後來都為“文革”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 有資料表明，在這場四清運動中，共有500多萬人挨了整，其中上萬人被整死。 “四清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便總的來說，是害遠大於利。 45、“三家村”案——當代又一大文字獄 “三家村”冤案是“文革”初期的一場觸目驚心的文字冤獄。所謂“三家村”，是指《北京晚報》開闢的專欄《三家村夜話》，其作者是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三位都是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員。鄧拓原為《人民日報》總編，1959年被撤職，老上級彭真看重其才學，拉來北京市委當了書記處書記；吳晗為著名明史學家，北大教授，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總編。 首先是鄧拓以“馬南邨”為筆名，自1961年3月起，在《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中，每周撰寫兩篇雜文。文章旁徵博引，針貶時弊，說古道今，才情橫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這樣寫道：“所謂王道者，可以作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的思想方針。而所謂霸道，也可以作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不難看出，這篇文章是含蓄地批評了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的錯誤做法。 到了同年的8月，鄧拓請吳晗、廖沫沙在北京飯店吃飯。席間鄧拓請吳、廖二人與自己合作，共同為《前線》雜誌寫稿。三人商定以“吳南星”筆名，輪流撰稿，各自選題，文責自負，欄目名稱定為《三家村杞記》。這兩個專欄發表的文章，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和建議，起到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思想教育，介紹文化科學和歷史知識的效果，作品是積極的、健康的，深受讀者歡迎。當然也有些文章筆鋒過於犀利。其中有一篇《偉大的空話》的文章，有着明顯的現實針對性。此文這樣寫道：“有的人擅於說話，可以在任何場合，嘴裡說個不停，真可比之懸河，滔滔不絕。但是，聽完他的說話之後，稍一回想，都記不得他說的是什麼了。說了半天還不知所云，越解釋越糊塗，或者等於沒有解釋。這就是偉大的空話的特點。如果把它普遍化起來，到處搬弄，甚至於以此為專長，那就相當可怕了。假如再把這種說空話的本領教給我們的後代，培養出這麼一批專家，那就更糟糕了。”文章還借用一個鄉下兒童的口吻，寫了一首《野草頌》：“老天是我們的父親，大地是我們的母親，太陽是我們的保姆，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 明眼的人一看便知，這是在暗喻毛澤東愛講大話和空話。自1957年反右鬥爭後，毛澤東逢會必先講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後講一通中國革命的大好形勢，強調“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幹部都喜歡講大話空話，喜歡說本國本地的大好形勢。可這種大話空話畢竟不能填充公共食堂里空空如也的糧櫃油缸，不能填飽公社社員的轆轆飢腸。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分別在《北京晚報》和《前線》雜誌上刊登到1963年8月收場。公平地說，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進諫，並無“惡意攻擊”或“瘋狂詆毀”，更談不上所謂“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然而，毛澤東憑着自己敏感的政治神經，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1966年3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點名批判了“三家村”。此後，《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紙紛紛展開對“三家村”的批判。為了把“三家村”打成反黨集團，姚文元從《三家村杞記》和《燕山夜話》200多篇雜文中選出20篇當靶子，對其它的大量作品則裝聾作啞，隻字不提，採取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牽強附會、無限上綱等陰險卑劣手段構築反動的文字獄。鄧拓、吳晗、廖沫沙不僅被打成“反黨集團”，而且先後被加上“叛徒”的罪名。在殘酷的政治迫害下，1966年5月17日，鄧拓這位為黨工作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含冤自殺。1968年，吳晗被投進監獄，於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廖沫沙被監禁之後，一直是在審查和批鬥中度過的，作為“三家村”冤案中唯一的倖存者，是意志和信念在不屈地支撐着他。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一場文字獄終於獲得昭雪。 46、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冤案 “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是在“文革”初期，由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製造的第一個大冤案。首先是由羅瑞卿蒙冤開始的。 羅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任紅一軍團長的時候，羅瑞卿是這個軍團的保衛局長；林彪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的時候，羅瑞卿任該校總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他需要籠絡一批聽命於自己的親信，經他提名，羅瑞卿由公安部長調任總參謀長。由此可見林彪對羅瑞卿的器重。但是經過幾番試探，林彪發現羅瑞卿對毛澤東的忠誠超過了自己。當林彪被毛澤東定為接班人之後，他更需要一個絕對服從於自己的人掌管軍隊大權，來幫助他實現謀殺毛澤東的計劃。林彪決定換掉羅瑞卿，為此他捏造了一些羅瑞卿的“罪行”，說他反對突出政治，大搞單純軍事觀點，騙得毛澤東的批准，將羅調離軍隊崗位並進行批鬥。羅瑞卿決心以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留下遺書後，跳樓自殺，卻只摔斷了一條腿。但那些沒有人性的“造反派”們竟用籮筐將羅瑞卿抬到批鬥現場，對他繼續進行迫害。 就在林彪等人陷害羅瑞卿的同時，彭真、陸定一等人在對待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上與得到毛澤東支持的康生、江青一夥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並陷入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之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文匯報》發表。文章給人感覺來頭很大，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但人們並不知道這篇文章的幕後支持者是毛澤東。由於姚的文章點名批評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這一做法不符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規定，因此，北京的多家報紙經請示市長彭真，決定不予轉載。毛澤東建議對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冊子，仍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這更增加了毛澤東對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不滿，印證了他對北京市“針插不進，不潑不進”的看法。 196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彭真、陸定一等人和北京市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此後，按照毛澤東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於5月中旬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人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了集中的清算和處理。會議採取新舊賬一起算的做法，集中批判了彭真的所謂“罪行”，指責彭真對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進行抵制，並且包庇吳晗、鄧拓等一批壞人，對毛澤東陽奉陰違。羅瑞卿的“問題”在此之前已經做了全面的揭發，缺少的只是組織結論。會議認定陸定一的主要“問題”表現在對批判《海瑞罷官》不積極，並扣壓“左”派的文章。另外還指使妻子嚴慰冰誣陷林彪妻子葉群（嚴慰冰從1960年到1965年寫了23封匿名信，揭發葉群的作風問題，被打成“反革命”，並於1966年4月被捕入獄），因而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與羅瑞卿的關係不正常，積極參加反黨活動”。 關於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其實是一筆舊賬。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一天，毛澤東與他的一名女服務員在臥室里“親熱”，兩人說了一些溫情的話。過後女服務員走出臥室，恰遇一名男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對女服務員說：“你們剛才在屋裡說的話我全都聽到了。”女服務員不相信，男工作人員就把毛澤東與她說的話重複了一遍。女服務員問他是怎麼知道的。男工作人員說我有竊聽裝置。女服務員羞紅了臉，轉身就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得知後大發雷霆，查問誰幹的此事。後來得知，是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等人為了執行楊尚昆關於“要更準確、更完全地保存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作為歷史文獻資料”這一指示，安排在毛的會議室等處進行錄音。但下面的同志在照辦時走了樣，竟在毛澤東的臥室里也安了竊聽裝置，且沒有向毛報告。由於楊尚昆是葉子龍的直接上級，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事後，楊尚昆向毛澤東寫了檢討，機要室的人員都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葉子龍則被關進了監獄，長達七年之久。 楊尚昆沒有想到，時隔五年，毛澤東又要跟他算這筆舊賬。 在這次會議上，本來並不屬於同一事件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硬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黨集團”，都被撤銷了黨內外職務，並關進了監獄。直到1979年，他們四人的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47、“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大浩劫 毛澤東曾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了蔣介石，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第一件事，對中國大陸的老百姓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因為老百姓不管那國家領導人是姓毛還是姓蔣，只要能讓自己過上好日子就行。而毛澤東自從統一了中國大陸之後，就沒讓老百姓過上幾天好日子。他所干的第二件事，更是給大陸人民帶來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浩劫。 1973年，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一位名叫屠德雍的普通共產黨員，冒着坐牢和殺頭的危險，多次寫文章抨擊“文革”這一中共歷史上最大一次“左傾”路線產物，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他滿懷激憤地列舉了“文革”罄竹難書的十大罪行：一、使90%以上的幹部，60%以上的群眾受到無情的打擊和迫害。二、使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三、使工農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四、使科學、文化、教育、藝術遭到空前的災劫。五、使黨和國家一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六、使解放以來的社會道德空前墮落。七、人為地造成人民群眾之間的分裂和冤讎，互相殺戮。八、使黨的威信一落千丈。九、使軍隊內部分裂，優良傳統大半喪失。十、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到嚴重破壞，階級陣線混亂。 那場“文化大革命”，當時被輿論形容為“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類浩劫。對於屠德雍列舉的這“文革”十大罪狀，筆者完全贊同。下面我們來細說這些罪狀： ●無數領導幹部、社會精英、“四類分子”受迫害 1966年5月16日，一份標誌着“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發全國。“文革”一開始，就把鬥爭矛頭對準所謂“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在政治上混淆了敵我。大批忠於黨和人民的領導幹部，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生產隊長、車間主任，被打成“走資派”，遭到批鬥、抄家、毒打和關押。受盡了非人的折磨。中央和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地方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占75%！許多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羅瑞卿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在建設時期嘔心瀝血，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卻被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受到慘無人道的折磨，有些人含冤死去。因為劉少奇一案受牽連被判刑的就達二萬多人，被批鬥、關押的就難以計數了。一些功勳卓著的領導幹部在戰場上歷經槍林彈雨，在敵人的囚室中備受嚴刑拷打，身上留下累累傷痕，沒有死去，卻死於自己參加建造的人民共和國的監獄中！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被斥為“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許多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被誣衊為“混進工人隊伍中的工賊”、“修正主義的馴服工具”；成千上萬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也被加上“特務”、“間諜”的罪名。可以說，凡是稍有點地位或名氣的人，幾乎無一例外的受到打擊和迫害。 一位軍隊老幹部曾向筆者講述他當年挨斗的情景：與幾名軍區領導一同跪在板凳上，脖子上掛着一塊寫着本人姓名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個紅叉（中國古代只有死囚才打紅叉）。每人身後站着兩名彪形大漢，擰着他們的雙臂向後抬，這種刑罰名曰“坐飛機”。他們的嘴裡含着蘸有糞便的稻草，臉上被塗上黑墨汁。造反派讓他們回答問題，如回答的不滿意，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甚至有人猛地抽走身下的凳子，挨斗的人就摔在地上……那情景真是慘不忍睹。 十年浩劫，真可謂遍地冤獄。在造反派的迫害下，知識分子遭到讓人難以想象的體罰，蒙受種種凌辱。多少素負盛名的學者、教授和科學家們，臉上被塗了墨汁，頭上套着高紙帽，任人侮辱；多少做出傑出貢獻的作家、戲劇家、詩人、音樂家，身體被毒打，心理被摧殘，呻吟於囚牢。多少文化名人含冤受屈而死。吳晗家破人亡，他的夫人袁震被送進“勞改隊”，不久雙腿癱瘓，有病得不到認真治療，與世長辭。他的女兒小彥精神失常，死於獄中。蜚聲中外的大作家老舍，慘遭拷打，含恨投湖自盡。據統計，僅文化部及其所屬單位受誣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藝術家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應衛雲、鄭君里、孫維世等被迫害致死。在教育界，僅中國科學院所屬單位受誣陷、迫害的就有幹部教師就有14·2萬人，著名教授熊慶來、翦伯贊、何思敏、顧毓珍、李廣田、饒毓泰、劉盼遂、馬特等人被迫害致死。科學理論界，僅中國科學院直屬單位、第七機械工業部和17個省市，受誣陷、迫害的科學技術人員就有5·3萬人。著名地球物理學家趙九間、冶金學家葉渚沛、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昆蟲學家劉崇樂、植物學家陳煥鏞、冶金陶瓷學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衛生界，僅衛生部所屬14個高等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誣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學家胡正祥、藥理學家張昌紹、胸外科專家計蘇華、針灸專家陸瘦燕、中醫葉熙春、李重等人被受害致死。體育界，大批幹部和教練員、運動員遭受誣陷迫害。優秀教練員傅其芳、容國團、姜永寧等人被迫害致死。 與許多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命運一樣悲慘的是“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分子，他們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便被剝奪了許多權利，不僅財產早就被沒收，而且他們子女的入學、參軍、招工、晉升、婚姻等大事都因此受到影響。“文革”的到來，又使他們進入了一場更大的災難中。抄家，批鬥，這些還算是輕的，更殘忍的種種慘無人道的肉體折磨。筆者曾見過一位老者，他的雙手拇指殘缺不全。經詢問我才知道，他因是地主家庭，紅衛兵在批鬥他時，用繩子綁住他的兩個拇指吊起來，把拇指拉斷了…… 一場“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大地變成了人間地獄！ 據《北京晚報》1980年11月21日發表的《觸目驚心的統計》，文革中共有73萬人受到誣陷和迫害，其中3·4萬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包括受牽連在內的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打倒一切，破壞了各級領導組織 “文化大革命”大搞“踢開黨委鬧革命”，號召奪取各級黨委的領導權，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使其長期組織處於癱瘓狀態。在“徹底砸爛舊公、檢、法”的口號下，全國的公安、檢察、法院都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在對毛澤東個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熱程度的情況下，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中央的集體領導。在中央政治局多數老一輩革命家的正確意見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後，江青一夥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在所謂的“吐故納新”的過程中，一些黨員被誣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而清除出黨；而那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頭頭和地痞流氓卻被當作“新鮮血液”拉入黨內。有些甚至沒有入黨就當上了“支部書記”、“黨委成員”。“文化大革命”不但沒有造就一代革命接班人，反而在動亂中讓大大小小野心家、陰謀家、打砸搶分子篡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權力。 十年內亂，讓人們知道了什麼是“顛倒的世界。” ●全面內戰造成數十萬人死傷 1967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到第二年。這時，各地的群眾組織基本上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不搞生產不干工作，專搞所謂“造反奪權”和打、砸、搶行動，這一派大多由地痞流氓和社會渣滓組成，自稱是“造反派”，他們在人數上僅占少數。而另一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努力維護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這一派里都是思想上老實本分的人，被對方稱為“保守派”或“保皇派”，他們在人數上往往占多數，比“造反派”多幾倍到幾十倍。兩派由於觀點不同，經常發生爭鬥，進而由文斗發展到武鬥，由最初棍棒戰，發展到用自製的大刀長矛和火藥槍，到了後來，更是發展到搶奪軍隊的武器進行戰鬥。當時，整個中國大地都出現了相互殘殺的全面內戰。1967年4月，在武漢市最繁華街頭的六渡橋，一次大規模武鬥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那次武鬥雙方傷亡了幾百人，並傷及了一些過路群眾。當時有兩具屍體長時間無人認領，在街頭暴曬了十多天都發臭了，才被人拉走。有人向筆者講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個群眾組織請來一名年僅14歲的小姑娘當廣播員。武鬥時，另一派攻進了播音室，不僅殺死了對方的全部成員，還慘無人道地將這名小女孩用長矛刺死！在重慶郊外，有一座已被列為全國保護文物的紅衛兵墓園，裡面埋葬着400多名死於文革武鬥的年輕人。 對於全國各地滿是血雨腥風的武鬥，不少人當時就在內心發問：人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誰是這場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那位人民的領袖為什麼對這血腥的現實視若無睹？ 面對兩派的鬥爭，中央一再要求軍隊要支持左派。可誰是左派，左派的標準是什麼，誰也搞不清，軍隊的官兵只能根據兩派的具體表現來判別。在當時，被稱為“保皇派”的一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堅持穩定社會局面，深受老百姓歡迎，因此軍隊認為這樣的組織應該是左派，便傾向於這一派。但毛澤東的看法恰恰相反，由於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認為許多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號召群眾起來造反奪權，因此他認為那些“造反奪權”的人才是左派，儘管他們天天不上班不幹活，專搞打砸搶。毛澤東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是對的，主流是正確的。 在那場全國性的武鬥中，不僅雙方參與者死傷慘重，而且軍隊官兵也深受其害。每當武鬥發生時，他們總是奉命前去制止武鬥，但只能是徒手站立在手持棍棒長矛的武鬥者中間。當時軍委給軍隊官兵下達了這樣的“四不”命令：打不還手，罵不開口，不生氣，不開槍。由於軍隊官兵都偏向於“保守派”，因此他們總是被“造反派”視為敵人而殺戮，很多官兵就是這樣慘死於武鬥的刀槍之下。 這一年夏天，武漢發生了名噪全國的“七·二O”事件。當時武漢對立的兩大派，屬於“造反派”一類的名為“工人總部”，屬於“保守派”一類的名為“百萬雄師”。7月18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王力到武漢處理這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鬥爭，他下車伊始便宣布“工人總部”為革命組織。這一來，另一派自然成了反革命組織。他的表態激怒了“百萬雄師”的上百萬工人群眾，他們沒想到自己日夜抓革命促生產，盡力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到頭來竟成了反革命組織。7月20日，憤怒的群眾綁架了王力並毆打他，強迫他收回原先的表態。後來，王力在軍隊的掩護下，秘密坐飛機回到了北京。毛澤東的夫人江青親自到機場迎接王力。兩天后，首都召開數十萬人大會，聲討武漢市“百萬雄師”的“暴行”。《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北京支持你們！》，文章代表黨中央將武漢的“七·二O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地“保守”組織的命運都與“百萬雄師”一樣，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紛紛倒台。 各地的“造反”組織得勢以後，武鬥並未因此結束，反而愈演愈烈。造反派內部為了爭權奪勢，逐漸又分裂成新的兩大派，繼續武鬥。以“七·二O事件”為時間界線，全國的武鬥在此之前用的還只是木棍長矛，此後則用的是從軍隊搶來的現代武器。1967年秋天，江青在接見鄭州市某造反組織時，針對當時的武鬥現狀，有人提出要“文攻武衛”，江青當即表示贊同，後來又說“應該給造反派發槍”，“造反派可以兩人一支槍”。在她的煽動下，各地開始瘋狂搶奪軍隊的武器。由於中央文革小組早有命令，不許向造反派開槍，不許鎮壓“革命”組織，因此，軍隊官兵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搶槍。許多軍械庫被造反組織砸開，槍支彈藥被洗劫一空。武鬥的雙方不僅用上了衝鋒鎗、機關槍，甚至還用上了迫擊炮、火箭筒，有些地方還將汽車改造成裝甲車用於武鬥。筆者清楚地記得，由於被搶的槍支太多，形勢失去控制，每天都聽得見屋外槍聲不絕於耳，如同過春節放爆竹一般。到了晚上，耀眼的曳光彈跡時常劃破夜空。有時，落下的流彈還擊傷了一些無辜群眾，嚇得很多人輕易不敢出門。此時的中國老百姓，真如同生活在地獄一般。 對於那場遍及全國、導致成千上萬人死傷的武鬥，毛澤東嘴上說“要文斗，不要武鬥”，可實際上並沒有採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反而抱以欣賞和讚許的態度。他在1970年12月18日接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就顯露出這種心態。現將那篇當時中共中央以“內部文件”形式下發的談話記錄摘抄如下： 斯：我經常給想給你寫信，但我真正寫信打擾你還只有這一次。 毛主席：怎麼是打擾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罵人，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內戰，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學了這句話了。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 斯：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 毛主席：就是那個時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中國有位著名作家名叫權延赤，他在採訪了文革時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之後，為楊將軍寫了一本回憶錄，名為《微行——楊成武將軍在1967》。書中講述了毛澤東對群眾組織用槍炮武鬥的讚賞態度。書中寫道：當時各地的軍隊負責同志對這種搶槍和武鬥局面甚為痛心，在見到毛澤東時，紛紛向他訴苦，希望他能下令制止搶槍和武鬥。在那個時候，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如果他下令不准搶槍，不准武鬥，誰都不敢不聽。可毛的態度卻是：“打一打也好，將來一旦有了戰爭，有經驗了，不會慌。”“全國搶了三十多萬支槍，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萬支槍。”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匯報時，說重慶的武鬥雙方打了一萬多發炮彈。對此，在座的有人不相信。梁興初就把為什麼打，怎麼打的講了一遍。毛聽後說：“好，這是個訓練，是一次很好的戰備演習。拿了槍炮，不打不過癮。” 毛澤東真是視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這些話若不是從楊成武將軍的回憶錄中披露，真讓人不敢相信竟是出自一位人民領袖之口。這事不禁讓人想起發生在兩千多年前，古羅馬帝國角斗場裡的那種情景：奴隸主和貴族們坐在看台上，觀賞着角鬥士手持武器互相殘殺，從他們痛苦的慘叫和呻吟中取樂。 筆者的中學時代，正是全國各地武鬥甚熾之時。我們所居住的城市，一天到晚槍聲不斷，到了晚上，更是可見劃破夜幕的彈跡在空中亂飛。筆者和小夥伴們都嚇得不敢出門。即使躲在家中，還是有一個小夥伴被穿窗而入的流彈擊中受傷。 “文革”中的武鬥，從1966年底開始，在67、68兩年中達到高潮，造成了數十萬人的死傷。直到粉碎“四人幫”時的1976 年10月，在河北省的保定等地，武鬥仍在持續。全面內戰，是十年“文革”中又一大罪狀！它把遼闊的中國大地再次變成了殺戮的戰場。 有人說秦始皇是暴君，一生中殺人無數。但秦始皇殺的是他的政敵和對他不滿的人，他沒有殘害自己的功臣。 有人說朱元璋是昏君，兔死狗烹，幾乎殺光了所有的開國功臣。可他還是給明朝的百姓謀取了福祉，他也沒有迫害知識分子。 有人說慈禧太后禍國殃民，引來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災難，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庚子賠款。可她沒有殘害自己手下的大臣。 與上面三個人相比，毛澤東不僅迫害了他的所有開國功臣（包括第一元帥朱德），不少人還被他整死（如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王稼祥等）；他還整了許多與他意見相左的人，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把許多人送進了監獄；他在建國之初就殺了兩百萬“反革命分子”；他的許多個錯誤決策給億萬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更是遠遠超過慈禧太后。 今天，中國的老百姓在談到“文革”時，總是把責任歸罪於“四人幫”，罵他們“禍國殃民”。其實，這是讓他們代人受過當替罪羊。“四人幫”中職務最高的是王洪文，他在“文革”初期不過是個上海市造反派的頭頭，到1973年才在中共“十大”中當上副主席，他能有多大能耐在十年動亂中興風作浪？“四人幫”中權力最大的江青，其職務也不過是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兼政治局常委，她又有多大權力操縱局勢？到底是誰製造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人們心裡都清楚，只是不願把責任推到他們所“敬愛的領袖”身上而已。 ●工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 “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全國的一切正常秩序，也搞亂了生產。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惡浪中，領導幹部（包括工廠企業的幹部）普遍被揪斗，工廠企業“停工停產鬧革命”，派性猖獗，武鬥不止，全國有相當多的工礦企業生產癱瘓或半癱瘓，有的企業停工停產數年之久。機器設備被毀壞，原材料被浪費，使社會生產大幅度下降，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的損失。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革十年中，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了人民幣五千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在實際工作中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政策，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極大地挫傷了廣大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嚴重地阻礙了生產的發展。他們不顧生產力水平的客觀要求，隨心所欲地搞所謂“一大二公”、“窮過渡”。在經營管理上大批“專家治廠”、“技術第一”、“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生產不講成本，經濟不講效益；把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必要的規章制度，統統說成是“管、卡、壓”而予以廢棄，造成生產秩序的混亂，大批科研人員受到歧視而被迫改行、靠邊站，企業管理幹部被打倒，由不懂業務的造反派頭頭或宣傳隊瞎指揮，使企業技術水平降低，產品質量下降，損失和浪費驚人。在農村，大批“小生產”，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取締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經營管理上“大呼隆”，分配關係上吃“大鍋飯”，致使農業經濟遭到破壞，農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不少地方甚至連農民的溫飽問題也沒有解決。在經濟指導上，片面地強調“以糧為綱”、“以鋼為綱”，使各行業之間的生產比例嚴重失調。他們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改善群眾物質文化生活都攻擊為“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把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發展對外貿易攻擊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他們甚至鼓吹國家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不需要物質基礎，提出了“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一系列荒謬口號，污衊工人農民的辛勤勞動是“替走資派塗脂抹粉”，罪惡地破壞生產。 “文化大革命”時期，正是世界上進行新的技術革命和“經濟起飛”的時期，許多國家就是在這一時期國民經濟成倍增長而一躍成為發達國家。日本1957年同中國經濟水平相差無幾，到了70年代中期已成為人均產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最富的國家之一，而中國卻落在了人均產值四百美元以下的貧窮國家的行列里。這場大動亂使中國同世界上某些國家之間本來已縮小的距離拉大了，落後了幾十年。這個損失是無法用數字來估量的。 讓人可笑的是，中國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已經排在了世界各國的倒數之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人們卻並不了解這些。文革期間，在著名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中，有一部名叫《海港》的現代京劇，裡面的主要人物方海英有這樣一句台詞：“要知道，現在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沒有解放，他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方海英所說的“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指的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人民。長期的輿論宣傳，使得中國的老百姓一直以為自己已經獲得了解放，在過着無比幸福的生活。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國人的視線逐漸進入到國外，人們才吃驚地發現，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遠比自己幸福得多，原來自己才屬於需要“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 文革期間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空軍先後有六名飛行員駕機叛逃到台灣。他們到台灣後的一句共同心聲，就是“大陸的老百姓太苦了！” ●“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遭到極大破壞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左”傾論點，毛澤東的追隨者把它發展為實行文化毀滅主義。在科學技術界，摧毀所謂“資產階級一統天下”，大批科研機構被撤銷，科研儀器設備毀壞，文獻資料被焚燒，科研工作被迫中斷。在教育界，“停課鬧革命”，學校關閉，校舍、教具遭到破壞，有的圖書資料被洗劫一空。全國高等學校和中學直到1970年下半年才恢復招生。江青一夥別有用心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宣稱“知識越多越反動”，頌揚“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散布“讀書無用”的謬論。教育質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多。據1982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資料，全國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億之多！在出版界，冷落蕭條，常常處於無書可出的困境。在新聞界，除中央和省市報紙、極少數刊物外，報紙、刊物都停辦了。仍在出版的報刊變成千篇一律，甚至後來發展到“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毛澤東的寫作班子）”的地步。在文藝界，取消了“百花齊放”的正確方針，取消了人民的創作、表演的自由，大批“文藝黑線專政”，大批“大、洋、古”，造成文藝園地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局面。幾乎一切文學藝術都被打入“冷宮”，焚毀書籍，停演節目，封存影片，八億人口的大國只能上演“八個樣板戲”。十年動亂期間，我國的珍貴文物和名勝古蹟遭受了一次大洗劫。大量在歷史意義的廟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被當作“四舊”砸毀、拆除；許多有價值的古籍、古畫、經卷、檔案資料被當作封建殘餘付之一炬；還有不少名勝古蹟被夷為平地，或者修房蓋樓，弄得面目全非。中化民族的燦爛文化遭到難以估計的損失。在批判所謂“錦標主義”的口號下，體育事業也受到嚴重的摧殘，運動員隊伍被解散，運動員的訓練被停止，以至於中國決定參加1974年第七屆亞運會時，許多運動員的水平竟然連報名標準都達不到。 ●“文革”禍水殃及外交事業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造反派全面奪權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權力也受到威脅，包括外交部長陳毅在內的部領導都成為鬥爭的對象。在造反派的嚴重衝擊下，外交部一度被“奪權”，外交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中國駐外大使也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以參加“文革”為名，實際上對這些外交官進行了野蠻批鬥，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也被打亂。一些外交工作人員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獨尊的外交活動，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亂。他們不顧內外有別的實際情況，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怕反華，不要怕斷交”等錯誤提法，在對外宣傳和交往中出現一系列盛氣凌人、強加於人的做法，如駐外使館一些工作人員對外國人濫發甚至強行發放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引起反感；利用使館新聞公報等宣傳材料以及新聞櫥窗等方式宣傳“文革”；有的居然還向伊斯蘭教婦女宣傳解放思想，受到強烈反對；在出訪演出中，在演出前則必念毛主席語錄，有的語錄革命性極強，矛頭直指所在國，引起所在國強烈不滿和反對；在駐外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則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公開點名指責一些國家，引起駐在國的不安。 在尼泊爾，有少數人到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前鬧事，中國使館為此向尼泊爾提出口頭抗議，尼泊爾政府表示以後不會再出現損害兩國友好關係的事件，並向中方表示歉意，對受傷及受侮辱的人員也表示了慰問。據此，使館工作人員認為應該採取靈活外交，不必向尼泊爾提出書面抗議。但康生指示：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結果中國向尼泊爾正式提出“強烈抗議”，使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在民主德國，一輛中國大使館公務用車與德方一輛貨車相撞，造成中國使館人員傷亡。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當時什麼都用階級鬥爭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無端懷疑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德搞政治陰謀，而且以國家名義向他們提出“最強烈抗議”，使兩國關係出現非常緊張的情況。後在周恩來干預下，中方向德方賠禮道歉，兩國才消除緊張關係。 在朝鮮，中國留學生戴着“紅衛兵”袖章，在平壤街頭遊行並張貼標語，指責金日成背叛中國而傾向蘇聯。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 在緬甸，受中國“文革”影響，華僑學校的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進行所謂宣傳毛澤東思想，造資產階級的反，罵緬甸政府總理奈溫是反動政府首腦，結果引起緬甸政府極大不滿。緬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國家領導人的華僑學生，另有數十人受傷。為此，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將奈溫指責為“緬甸的蔣介石”。緬甸則宣布廢除《中緬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驅逐了中國的412名援緬專家。 在柬埔寨，在中國駐柬使館工作人員支持下，一些柬埔寨華僑也學着中國國內的樣子佩戴毛澤東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滿。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說：“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變成進行報復活動的工具！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將請中國大使館外交工作人員回國。”周恩來及時處理此事，並積極進行外交活動，親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證，才使使館人員不至於被驅趕回國。 在蒙古，由於一位駐北京使館官員在乘坐轎車時，有人將一張毛澤東畫像塞進車內，畫像掉在地上被這名官員無意中踩在了腳下。此事被“革命群眾”發現，認為他有意污辱偉大領袖，把他揪出車來一頓毆打。此事加劇了蒙古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還發生了萬人圍攻英國代辦處、火燒代辦處辦公樓、毆打英國外交人員的荒唐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紅衛兵衝破北京衛戍區官兵的防線，從三面衝進代辦處，並放火焚燒，致使9輛汽車及許多房屋被燒毀。這一事件在國際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此後不久，又發生了16歲的小姑娘坐鎮指揮造反派包圍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事件。當周總理氣憤地質問這位年僅16歲的“總指揮”為何要包圍蘇聯使館時，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辭地回答說：“既然可以火燒英代辦，為什麼不能圍攻蘇聯大使館？蘇聯反華，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是要反對他們！”令周總理極為氣憤。 當1969年中蘇在我國珍寶島發生嚴重武裝流血衝突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擔心兩國爆發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於是通過電話想找毛澤東溝通一下。當這位蘇聯黨政軍一把手將電話打到中共中央總機室，剛說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我們的年輕話務員斷然說道：“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麼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說完掛斷了電話，致使中蘇領導人幾個月以後才得以通話，幾乎釀成兩國更大的武裝衝突。而這位話務員還得到了康生的表揚，說他罵得好，政治水平高。 …… 以上錯誤做法嚴重破壞了中國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使中國與各國外交關係出現前所未有的困境。當時已經與中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立外交關係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斷交或出現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對於這種情況，被江青一夥控制的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在打腫臉充胖子地說：“我們不怕孤立，我們也決不會孤立。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站在我們一邊。” ●社會道德空前墮落 如今許多年過半百的中國人都會記得，從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中國的社會風氣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1963年3月5日，毛澤東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號召，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個學習雷鋒爭做好事的熱潮。在那段日子裡，整個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以說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們相敬如賓，互助互愛，好人好事層出不窮。許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甘當無名英雄，人們自覺學雷鋒蔚然成風，至今一些老人回想起那幾年的良好社會風氣仍津津樂道。 然而，自從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社會風氣逐漸惡化。昔日那種人們互相幫助、爭做好事的現象難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相互傾軋，進而發展到相互鬥毆甚至相互殘殺。許多人昨天還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今天就變成了勢不兩立的仇敵。無數個家庭當中也分成了兩派，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反目為仇的事情比比皆是。以往常有的見義勇為行為見不到了，人們在壞人壞事面前噤若寒蟬，避而遠之。由於公、檢、法系統都陷入癱瘓狀態，一時間流氓惡棍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無人敢管。搶劫、強姦、盜竊等惡性案件多如牛毛。很多女孩子一到晚上便不敢出門。 “文革”不僅造成了道德的墮落，還扭曲了一些正確的傳統觀念：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被視為“資產階級人性論”受到批判；尊師愛生的良好風尚，被當作舊的“師道尊嚴”遭到唾棄；助人為樂的友愛精神，也被指責為“不分階級，不分敵我”。曾經有這樣一個事例：一個女孩見到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年婦女過馬路有困難，便主動上前攙扶老人過馬路。後來有人對女孩說，你知道那個老太婆是什麼成分，也許是個地主婆呢？這個女孩就再也不敢攙扶老人過街了。 “文革”時期是一個人妖顛倒，黑白混淆，好人受氣，壞人當道的年代。一大批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勞改釋放犯靠“造反”奪了各級領導的權，而那些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被當成壞人卻受到批鬥和虐待。 “文革”造成的道德墮落，直到這場浩劫結束後多年仍難以恢復。曾經有這樣一首順口溜來形容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人際關係：“六十年代人幫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人騙人；九十年代各人為各人。” 48、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惡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196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所作的驚世駭俗之語，此人後來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樂學院給政治教師作報告時提出來的，他後來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林彪1965年11月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批示，他後來也成了“副統帥”和法定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林彪為了騙取毛澤東的信任，大搞個人崇拜，將現代造神運動推向峰巔：人們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逢開會必先“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遇到問題要先學毛主席語錄；學生上課前要先唱語錄歌，跳“忠字舞”……一句話：“毛澤東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最偉大的天才。” 個人崇拜活動還造成了極大的物質浪費。在中國，毛澤東像章、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塑像的數量之巨，堪稱世界奇觀。以製作毛主席像章為例，從1965年5月到1967年8月，僅在兩年三個月時間裡，全國就有2萬多家工廠企業總共生產各種毛澤東像章達80億枚以上。耗用鋁、鋁合金以及有機塑料6000噸以上。而全世界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間總共製造的各類像章也只有25億枚。事實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生產的毛澤東像章，遠遠超過80億枚！中國人製作的毛澤東像章，不僅在數量上創下了紀錄，在重量上也創下了紀錄。當時最大的像章，直徑達20厘米，重約二三百克。中國人不僅創造了製作毛澤東像章的奇蹟，而且創造了佩戴毛澤東像章的奇蹟。在文革期間，幾乎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在十年動亂中，出版《毛澤東選集》及《毛主席語錄》創下的數量也令世人瞠目。從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國共有1820家印刷廠承擔了毛澤東著作的印刷任務。在這10時間期間，共印刷《毛主席語錄》65億冊，《毛主席詩詞》4億冊，《毛澤東選集》8·4億套（每套4卷，共33·6億冊），總數超過100億冊。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一些大專院校、黨政機關和企業印刷廠10年間的自行印量，據統計約有17億冊。還有各種規格的毛主席像22億張。按當時全國8億人口分攤，人均擁有15冊毛澤東著作和3張毛主席像！為了印這些書和像，共用去40多萬噸高級紙張。而這10年中，其中就有6年進口紙和紙漿所用的外匯占國家進口商品類別的第二位到第五位之間。有人統計過，在毛澤東的書之前，人類印刷數量最大的書是《聖經》，從19世紀到20世紀90年代，在150年間共印了40億冊。而毛澤東的書僅10年就印了100億冊以上！還有數萬尊毛澤東氣宇軒昂、高大雄偉的塑像，更是星羅棋布地聳立在全國的鄉村、工廠、學校、軍營……為了造就這一切，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嚴重災難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一度受到震動，意識到自己對林彪的偏聽偏信，錯整了不少老戰友。周恩來等人利用這一時機，為賀龍等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幹部平反，並努力結束長期混亂的局面。然而就在各行各業形勢剛剛走向好轉的時候。毛澤東搞起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又一次造成了嚴重後果。 事情的起因說起來有些離奇。江青一夥在林彪住處查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子、孟子的某些言論材料，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由此聯想到林彪的思想與孔老夫子有關，便把這位已死了兩千多年的古代教育家、思想家與林彪扯在一起批了一通。1973年8月，毛澤東在一首詩中批評著名學者郭沫若尊孔，此舉吹響了“批林批孔”運動的號角。這首在當時流傳很廣的詩是：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需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發起的批林批孔運動，又被江青一夥利用，他們打着“批林批孔”的旗號，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借當時幾起名噪一時的小事件，小題大做，製造所謂“復辟回潮”的典型和“反潮流”典型，為攻擊周恩來等人提供“現實依據”，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整人惡浪。 1973年10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中學初二（1）班舉行英語考試，女學生張玉勤交了白卷，並在試卷背面寫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D，也能當接班人。……”為此，張的班主任譏諷她是“偉大詩人張玉勤”，要她作出檢查。學校領導在學生大會上要求各班對此事進行討論。張玉勤覺得受侮而自殺。江青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僅將張的班主任和校長判了刑，還在全國狠批所謂“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 兩個月後，北京市某小學一個名叫黃帥的女學生，因對老師管教學生的方式不滿，在日記里寫下了心中的意見，此事被其父發現，覺得這是一個出風頭的機會，便鼓動女兒將日記寄給了北京日報。該報隨即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刊登了她的來信並加了編者按。編者按認為在全國仍存在着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流毒。此信後來又被江青一夥在《人民日報》在轉載，並以此事大做文章，把黃帥吹捧為“反潮流典型”，在全國掀起了“破師道尊嚴”和“反右傾回潮”的浪潮，師生關係頓時變得緊張起來，教師在人們眼裡地位更加低下，一度走上正軌的教育戰線再度出現了混亂。 由於當時就業十分困難，稍有門路的人便通過“走後門”讓自己的子女參軍或當工人。一個名叫柴春澤的幹部子弟通過父親的關係參軍後，其父又四處活動，想再找門路將他送進高等院校。這名幹部子弟為了表現自己反對走後門的“革命思想”，拒絕了父親的好意，並將父親的信交給了部隊領導，後來又在《解放軍報》上登載，他因此走紅一時。江青一夥利用這一事情，在全國掀起了大批“走後門”之風，許多通過“走後門”參軍、進工廠或上大學的青年被退了回去。於是有人寫信揭發，說柴春澤參軍也是走的後門。周恩來在來信上批示，要柴“一退到底，徹底革命”。柴只得脫下了軍裝重回鄉下。粉碎“四人幫”後，柴春澤一度被認為是江青的走卒而被捕，在牢中關了幾年。柴春澤最初的幼稚舉動，不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父親，更害了許多與他經歷相似的同齡人。 由於指導思想的錯誤，更由於江青一夥利用“批林批孔”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務，在全國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的嚴重混亂。“左”傾錯誤廣泛地影響到歷史、哲學、倫理道德等各個思想文化領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首先，歷史的本來面目被歪曲了。為了適應政治鬥爭的需要，把中國的歷史歪曲為“儒法兩條路線鬥爭史”：一切歷史的進步都說成法家的功勞，一切歷史的反動都說成是儒家的罪過；一切有作為的歷史人物都說成是法家，歷史上所有反面人物都說成是儒家。總之，是法家進步，儒家反動；法家堅持變革，儒家復古守舊；法家總是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儒家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其次，以正確評價法家的歷史進步作用為名，廣為宣傳封建主義的政治思想。對一些封建皇帝、王侯將相，用現代的語言任意誇大和一味歌頌他們的“歷史功績”。毫無批判地讚揚封建專制主義，藉口評價秦始皇、曹操的歷史作用，公開為他們的暴戾、殘忍和濫施暴力作辯護。1974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頌揚秦始皇說：“這種適應歷史潮流的暴力行動好得很。……只要階級依然存在，我們決不放棄革命暴力。” 第三，在社會倫理道德方面造成破壞。不僅否定了我國優秀的倫理傳統道德，而且使社會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新的倫理道德規範也嚴重的破壞。批判了“師道尊嚴”，造成了師生間的對立；批判了“寬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人性論”，使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準則受到很大破壞；批判“中庸之道”，鼓吹“鬥爭哲學”，更是培養了一些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極端好鬥情緒。社會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同志、朋友、上下級之間的正常關係遭到踐踏，素稱禮儀之邦的中國的倫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革”在人們思想上造成的“內傷”進一步加深。 第四、所謂“反潮流”的歪風在全國蔓延。凡是造領導的反就美其名曰“反潮流”。在學校，一些學生把老師當作敵人，動輒貼大字報，以致許多學校開不成課。在工廠企業，一些人不上班，散布“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錯誤口號，進行跨行業、跨地區的串連，鬧派性，拉山頭，搞內戰。一些領導幹部，或是再次被打倒，或是躺倒不干，或是支一派壓一派。 經濟上的後果也十分嚴重。不少領導班子重新癱瘓。“九·一三事件”後經過幾年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又遭到破壞，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正在復甦的國民經濟重新下降。 50、億萬“知識青年”的不幸命運 1966年，中國數千萬青年學生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以防止國家改變顏色的真誠願望，紛紛戴上“紅衛兵”的袖章，走上社會“造反、奪權”，“破四舊”，在他們的衝擊下，工廠停產，學校停課，機關癱瘓，在社會的各方面引起了極大混亂。 這樣鬧騰了兩年多之後，青年學生們才發現這場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僅革了許多高級幹部、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的命，到頭來也革了自己的命。由於大學停止招生，廠礦企業停止招工，加上中國不允許個體私有經濟存在，導致1966、67、68年三屆上千萬畢業生無法安置，成為使學校和社會動盪不安的一個因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決定讓畢業生們到農村去“插隊落戶”，並為此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可為的。”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一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造反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 在當時，青年畢業生是否願意下鄉的態度，被上升到一個嚇人的政治高度來對待。報紙上一再宣傳：“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是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決裂，同資產階級‘私’字徹底決裂的具體表現。”並且表面化地把這個問題作為看一個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氣氛下，動員過程中，很多地方採取了強遷戶口、斷絕口糧、給家長辦“學習班”和停發工資的施加壓力的錯誤做法。 大批學生就這樣被強迫下放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對於他們的到來，農村幹部們從內心裡並不歡迎。中國農村本來就是人多地少，勞動力過剩。大批知青的插隊落戶，不僅平添了許多吃飯的嘴，還要為他們建住房，這就無疑增加了農村生產隊的負擔。知青們不會幹農活，又難以管理，給農村幹部們增添了很多麻煩。有些地方的農民與知青還發生了矛盾，甚至發生了流血衝突。筆者採訪過當年下鄉在河南某山區的一名“知青”，他講述了那個苦不堪言、讓人難以忘懷的年代： “我們住的都是用土坯和稻草建起的草房，與牛棚馬屋沒什麼兩樣。沒有電燈，晚上只能點油燈；沒有自來水，吃水要到很遠的井裡去挑；睡的床是用一些木板拼起的大通鋪。我們每天與農民一起幹活，一天掙八、九個工分，比農村的壯勞力要低一、兩個工分。一年干到頭，分的錢還不夠買一趟回家的往返車票。為了回趟家，我們只能一大群人結夥，不買票強行登上火車，列車員也拿我們無可奈何。從我們的知青點到火車站有十幾里路程。我們背着行李，手裡拿着石塊在公路上攔汽車，司機若不停車或不願讓我們搭車，我們的石塊就會砸向他。曾經有一次，一名知青有急事想回家，在攔一輛軍車時，軍車司機不讓他上車，他便用刀刺死了那名軍人……” 在下鄉的知青中，女青年的命運要比男青年更苦一些。在內蒙古自治區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名農村幹部看上了一位女知青，提出要與她成親。姑娘堅決不肯。這名村幹部便利用自己的權勢，給自己和這位姑娘辦了“結婚證”，隨後，他讓自己的親友強行將這位姑娘拉進洞房，強姦了她。半夜時，這位姑娘趁那男人熟睡，僅穿着單衣逃出了門。當時正是數九寒冬季節，結果姑娘被凍死在路上。 當時對知青有這樣一個規定：遇有徵兵、招工或大學招生的機會，知青們在報名後，還須經過所在生產隊的“推薦”。實際上“推薦”只是個幌子，誰能去誰不能去，全憑村幹部們說了算。有些村幹部就利用這個機會逼奸女知青。而一些女知青為了早日脫離農村的苦海，只得忍辱失身。 由於每年畢業的大批學生無法安置，因此直到1978年，上山下鄉運動還在繼續。就在這一年，下放到雲南西雙版納的上海市知青，再也無法忍受長期離家的痛苦和邊疆的艱苦生活，他們咬破手指，用鮮血在一張白布上寫下了“我們要回家！”的強烈呼聲。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持續多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才停止下來，同時大批在農村的知青於1979年開始返城。經過黨中央和各級政府部門的不懈努力，從1979年到1981年全國共安排了二千六百多萬人就業，長期存在的就業難的矛盾終於得到緩解。在全國範圍內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逐步結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成為一個歷史概念。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造成了億萬青年人的不幸命運，也給中國歷史帶來了影響深遠的不幸後果： 第一，加重了“文革”給中國歷史造成的“人才低谷”現象。十年動亂期間，中國少培養了一百多萬名大專畢業生和二百萬名以上的中專畢業生，使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出現了人才奇缺的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文革”中斷教育，摧殘知識和知識分子等做法，而知青上山下鄉加劇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斷，使得後果更加嚴重。 第二、造成了國家在經濟上的嚴重損失，加深了知青就業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文革”期間，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了安置知識青年，財政支出共達一百多億元。雖然這筆錢有一半支援了農墾事業，但經濟效益很差，並沒有真正解決知青的就業問題。到了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的時候，因為不少青年已經結婚生育，返城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國以後就業問題突出的一個高峰，給百廢待興的國民經濟增加了壓力。 第三、給部分地區的農民在經濟上帶來損失，給大部分知青家長造成負擔，成為不利於社會安定的一個因素。對於大量的知青下鄉，各地農村是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接受的。由於安置的人數過多，形成了與農民爭土地、爭口糧、爭工分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多數插隊知青由於在生活上不能自給，要靠家庭補貼，給許多家長在經濟上和思想上造成了很大負擔。家長的不滿情緒，以及以後在知青升學、返城等問題上出現的不正之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四、給知識青年在思想、文化、個人生活等方面帶來許多不幸。由於生活艱苦，一些人只得去偷去搶而走上犯罪道路。在長期的生活磨難中，一部分人過早地失去了對於生活的熱情和社會責任感，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信仰危機”。 51、錯選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這個原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幹事，“文革”中一躍而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個工廠的普通幹部，是怎樣一步登天的呢？這緣自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考慮。 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毛澤東認為，蘇聯出了赫魯曉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沒有選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對接班人的問題格外重視。因此他選了自認為最可依賴的林彪。誰知後來竟差點遭到林彪的謀害。林彪叛逃摔死後，毛澤東又提出，要選年紀小的，立場穩定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7年7月，毛澤東來到上海。當時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了30多萬工人，提着長矛短棍，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市革委會和“工總司”的群眾組織。毛澤東深夜乘車到外灘巡視，看見一群手持長矛，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會門前站崗，覺得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非常高興 。因為看到毛澤東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張春橋讓電視台多安排一些這類節目，毛澤東在電視裡看到王洪文在批鬥會上的總結髮言，頗為欣賞。張春橋還把王洪文和“工總司”當成自己的籌碼介紹給毛澤東。聽說王洪文務過農，當過兵，毛澤東對他的經歷很感興趣。 1968年國慶節，黨中央邀請全國工人和工宣隊的代表到北京觀禮，王洪文作為上海代表團的領隊住進中南海。毛澤東單獨接見了他。在檢閱遊行隊伍時，張春橋引領王洪文走進天安門城樓的貴賓室，看到毛澤東坐在中央的沙發上。王洪文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把王洪文介紹給身邊的林彪。 國慶觀禮結束後，代表團回到上海，王洪文卻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當眾表揚了他，說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局勢。看到毛澤東對王洪文如此重視，1969年籌備九大時，張春橋讓王洪文擔任上海籌備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並作為上海代表團的負責人出席九大。王洪文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還多次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在各大區組長會議上，毛澤東三次提到王洪文，並與他對話。在大會公報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排在一起，他的發言照片也被放在報紙的顯著位置，還被“選”為九大的中央委員。1971年“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決定從下面選一個接班人，他首先想到了王洪文。但毛澤東只見過王洪文幾面，這個年輕人能不能勝任？他決定先把王洪文調到身邊。王洪文調到北京後，經常出席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參與中央的一些重要決策。他憑着自身的幾分小聰明，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 1973年5月，在中共十大召開之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在這次會議上，王洪文“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躍升到黨內第三位。由於王洪文是靠張春橋發的跡，因此他與張沆瀣一氣，成為“四人幫”的成員之一，在文革中幹了不少壞事。 毛澤東最初是想讓王洪文接自己的班，但在最後還是放棄了這一打算，覺得他太年輕，資歷淺，恐難以服眾，而沒有把大權交給他。這真是中國老百姓不幸中的大幸。 52、為賀龍平反時留尾巴 賀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年輕時靠兩把菜刀造反起家，曾參與領導了南昌八一起義。紅軍時期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師長，建國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一個為毛澤東立下過赫赫戰功的人，卻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慘死於獄中。賀龍的挨整，雖然與林彪有關，也與毛澤東有關。 林彪要整倒賀龍蓄謀已久。因為賀龍是軍委副主席，掌握着兵權。林彪想奪權上台，就得掃除與他不同心的人。早在1966年就向毛澤東提出，賀龍歷史上曾向國民黨反動派“請求收編”，有通敵嫌疑；還“陰謀篡軍反黨、搞二月兵變”等問題，要進行審查。 林彪所說的向國民黨請求收編，說的是1933年12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遊說”賀龍歸降。而所謂的二月兵變，則是一些人憑空編造的謠言，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冤案。康生就是這謠言和冤案的製造者。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北京市組建一個團，歸衛戍區建制，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戰時作為擴編地方武裝的基礎。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覆：“由你們找有空房子的單位，找到後由市人委出面借用。”衛戍區的同志先到大興、房山、豐臺等地，都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後來海淀區武裝部介紹，有些大學的學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石油學院、農業大學等處進行聯繫。當時，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表示同意撥出部分空房借部隊暫住。 賀龍在關押期間，生病不給治療，飯不給吃飽，水只給一點點，在飢餓、乾渴和病魔的折磨下，賀龍於1969年6月9日慘死於看守所中。賀龍在關押期間，曾對妻子薛明說，這輩子唯一一件讓他懊悔的虧心事，就是當年在廬山會議上不該跟着那些人（指毛澤東、劉少奇等人）批判彭德懷。 “九·一三”以後，毛澤東才知道自己受了林彪的矇騙，又對賀龍的問題進行了複查，並指示要給賀龍平反，恢復名譽。經中共中央查證甄別：認為所謂“通敵”問題，完全是顛倒歷史，蓄意陷害。事實是：1933年12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賀龍同志發覺後，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經分局決定，將熊貢卿處決，並於1934年3月17日，將此事經地報告了中央。所謂“陰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經過調查也無此事。關於所謂賀龍搞“二月兵變”一事，則純系訛傳。 為此，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文件上寫明：毛主席已圈閱。通知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因此，中央決定，對賀龍同志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中央的這個通知，要求“發到縣團級，並口頭傳達到黨內外群眾”。但事實上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很多群眾仍不知道賀龍早已平反。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呢？本書前面說到，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過，要他搞掉毛澤東，賀龍反駁了。此事會不會毛澤東的生疑呢？毛澤東1973年12月21日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談話時，說“我看賀龍同志整錯了。”下面接着說：“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高級將領中一些人出於對槍的偏愛，平時手槍不離身，本是司空見慣，而毛澤東在為他平反時竟加了這麼一句話。這也可以看出毛澤東不願公開和徹底地為賀龍平反，以免影響他本人的形象和威望。 53、整死忠誠戰友劉少奇 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說清楚十年“文革”究竟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但是，毫無疑問，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厄運是這所有悲劇中的最大悲劇。 劉少奇，1898年11月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他的家鄉與毛澤東的家鄉韶山僅相隔十幾公里，毛與劉既是老鄉，又算得上是老戰友。1921年劉少奇赴蘇聯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劉少奇回國後，便認識了毛澤東，兩人共同參與領導了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毛澤東後來能夠登上中共最高領導的位子，有兩個人出了很大的力，一個是周恩來，另一個便是劉少奇。 ●劉少奇曾被定為接班人 毛澤東掌權後，劉、周二人一度成為他的左膀右臂。周恩來擔任了總理，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1962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來北京訪問時，曾問過毛澤東，誰是他的接班人。毛回答說是劉少奇，劉之後是周恩來。劉少奇雖然參加革命較早，卻長期在白區工作，沒有戰功，為何能被毛澤東看中呢？因為他與周恩來一樣，是毛澤東路線的一貫支持者和服從者。 1935年紅軍長征時，劉少奇是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遵義會議上，他投了毛澤東的票。1939年，毛澤東看上了從上海來的電影女演員藍苹，想甩掉前妻賀子珍與藍苹結婚，受到張聞天等人的極力反對。只有少數人贊成這一婚事，劉少奇是其中之一。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在九月的一次會議上，陳雲等人認為劉少奇與毛澤東一起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正確路線的代表，應當給予重要的領導責任。毛澤東嘴上沒表示什麼，實際上肯定了這個意見。他在會後寫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次援引劉少奇的觀點，讚賞劉少奇領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批判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對劉的責難。毛澤東在文章中說，劉少奇是我黨在國統區工作中“正確的領袖人物。”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證明了。”毛在延安時期的講話和文章中，對中央領導同志作這樣高的評價是很少的。九月會議後，毛澤東即電告劉少奇，中央決定讓他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七大。在劉少奇回延安途中，毛澤東多次致電，讓他在路過山東時，代表中央解決山東地區領導之間的爭論問題。毛澤東還打電報給沿途的軍隊負責人，要他們保護劉少奇的安全。1942年12月，劉少奇一路上走了十個月才回到延安。1943年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表明，劉少奇的地位已由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上升到第二位。這固然與他在反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中的態度有關，與他在抗戰後在華中的工作成績有關，但也是毛澤東對他的倚重。 1945年，他在延安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一詞，並要求全黨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工作的指導方針。作為回報，毛澤東也把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修養》列為黨員必讀教材，稱讚劉是“黨的白區（即國統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在中共“七大”會議上，劉少奇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他的名字越過了朱德和周恩來等人，緊跟在毛澤東之後。很明顯，毛澤東有意將這位老鄉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從此也就緊跟毛澤東的指揮棒行動。1953年，人稱“東北王”的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高崗為爭得一個黨的副主席之位，大肆活動，企圖拱倒劉少奇由他取而代之。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將高崗撤了職，關進了監獄。對此劉少奇甚為感激，對毛澤東更加感恩戴德。 在建國之初，劉少奇曾經有過一套較具理性的國民經濟建設方案，提出“新民主主義新階段”，主張在中國大陸城鄉先發展資本主義，允許私有制存在，待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再實行社會主義。為此，他稱讚“資本家剝削有功”。但他的這些有益治國的方針，遭到毛澤東的斥責，初展手腳即銷聲匿跡了。毛澤東不懂經濟，卻一味地在經濟領域蠻幹，天真地以為只要以革命手段改變了生產關係就解放了生產力。於是在城市實行社會主義的公私合營，將所有私營經濟改造為公營經濟；在農村則推行集體化運動，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收歸國有，組織半軍事化的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劉少奇只得在經濟領域到處替毛澤東補漏洞，收攤子。1955年，劉少奇與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為保障農業的正常發展，砍掉了全國二十萬個不符合條件的農業合作社，此舉惹得毛澤東大為惱火，大會小會地斥責他倆“右傾”，“農業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腳女人”。受到這次批評之後，劉少奇變得縮手縮腳，對毛澤東惟命是從。 ●劉少奇的人生失誤 劉少奇一生也有過不少重大的人生失誤，才導致了他最終的悲慘命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被稱為“紅軍之父”的朱德的畫像與毛澤東的畫像一直是並列出現在許多會場的主席台上方和重要場合。這一情形在建國之後不久就改變了，朱德的畫像被取了下來。提議只懸掛毛澤東一人畫像的就是劉少奇。當時中央在討論天安門城樓上掛毛澤東的畫像的事情。在談到是否要將朱德的畫像也掛上去這一問題時，劉說：“毛澤東是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領袖，應該只掛毛主席一人的像。而且今後在其它地方也應當只掛毛主席一人的畫像。”很明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在全黨中的地位，名正言順地當毛的接班人。如果繼續掛朱、毛二人的畫像，那他劉少奇只能永遠排老三。寬厚的朱德對這一提議沒有提出異議。這樣，“朱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只剩下了毛一人。 對於“延安整風”出現亂抓人的嚴重偏差，雖然康生應負主要責任，劉少奇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是“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抓人的命令要經過他的手簽發。 在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是否進行抗美援朝時，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反對，連周恩來都以“中國的經濟實力遠不如美國”這一含蓄的語言暗示自己的態度。但只有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19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奉毛澤東之命，帶頭批判彭德懷，是那次會議中發言最激烈的幾個人之一。他在發言中說：“怎麼輪得到你彭德懷來反毛澤東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話，我劉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嘛！”他的發言令毛澤東甚為滿意，他和康生、林彪、陳伯達等人一起，幫毛澤東達到了整倒彭德懷的目的。 廬山會議結束後，由於各地農村的浮誇、謊報、虛報產量等錯誤做法沒有得到糾正，毛澤東仍然陶醉在糧食空前未有的“豐收”假象之中。這一年，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毛澤東得意地告訴他，中國的糧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收，糧食多得倉庫都裝不下。赫魯曉夫說，你們的糧食吃不完，可以賣給我們。後來中蘇關係破裂，赫魯曉夫要中國償還抗美援朝時的借款。毛澤東心想反正中國的糧食充裕，便決定用農副產品來還債。於是各地大幅提高糧食徵收指標，農民的口糧、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拿去交了公糧，致使農民只能用野菜野草充飢，中國便進入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是三年人禍時期。一時間，各地糧食告急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北京，飛進中南海。可這些電報全被劉少奇扣下，沒有報告給毛澤東。因為不久前廬山會議上的情景還讓他記憶猶新，心有餘悸。他知道毛澤東這個人是只愛聽報喜，不愛聽報憂。他怕向毛澤東講了真話，也招來與彭德懷同樣的下場。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做了一件對不起老百姓的事。後來還是毛澤東身邊的一名士兵回鄉探親，返回中南海後哭着說他的雙親與村裡的許多鄉親都餓死，這事才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在得知廣大農村發生嚴重饑荒的真情之後，批准從國外緊急進口大批糧食，這才緩解了燃眉之急。 三年饑荒過後，中國的老百姓並沒有把這筆帳算在毛澤東頭上，而是把帳算在“自然災害”頭上和省級以下的幹部頭上。他們認為，是“自然災害”和這些幹部欺上瞞下、貪污腐敗導致了這場大饑荒，而毛澤東仍然是他們偉大的領路人。這似乎正中毛澤東的下懷，他正希望有機會把這場大災難的過失推卸到那些他認為執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員身上。於是，在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且說：“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聽到毛澤東發出搞階級鬥爭的號召，劉少奇迫不及待地積極響應，堅決貫徹。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部署這場後來被稱為“四清”的社教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要“搞一個階級鬥爭”，“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毛澤東估計“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則更激進地說，“三分之一都打不住。”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為了摸索四清工作的經驗，劉少奇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農村一個叫桃園的地方搞了一個試點，並將試點“經驗”向各地推廣，其做法就是拋開現存體制，把基層幹部分類，發動群眾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運動的方法還包括貼大字報，以及逼、供、信和體罰。劉少奇主導的這場四清運動，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縣的農村地區。這場以整人為主的運動，搞得農村幹部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據統計，共有大約500多萬人被整，其中7萬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倡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平反。可以說，“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預演。在文革過後人們發現，有的時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據，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這個就是劉少奇的悲劇，他在四清運動中搞得比毛澤東還要左。 劉少奇對毛澤東可謂是竭盡忠誠，不僅當面唯唯諾諾，畢恭畢敬，背後也是全力維護毛的形象。曾有一次，毛的機要秘書葉子龍因一點小事受到毛的訓斥，事後不滿地發怨氣說：“搞煩了我把他那些醜事（指玩女人之事）全都抖出去！”劉少奇聽後警告他說：“你要是敢在外面亂說，就把你當成個瘋子抓起來！”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有七千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在會上講了話，其中談到了彭德懷的問題。他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劉少奇的這段講話令彭德懷十分憤怒，卻迎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劉少奇在自己的婚姻問題上，算不上是個嚴肅專一的人。他曾經5次結婚。在前四位妻子中，除了第一位妻子何寶珍是被敵人殺害外，其他幾位妻子都與他離異。論劉少奇的地位和才幹，女方不可能主動拋棄他。特別是第三位妻子王前，與劉少奇結婚時年僅16歲。劉少奇為了娶她，將自己的年齡說小了十歲，後來卻拋棄了王前。在劉少奇蒙難時，王前來了個落井下石，在女兒劉濤面前說了不少關於父親的壞話，促使劉濤對父親反目為仇，貼出了一張令劉少奇極度傷心的大字報。 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關於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上，最初寫有“劉少奇同志歷史上犯過一些錯誤”這樣的語句。決議在送給王光美審閱時，她不同意這樣的寫法，說：“要這樣寫就寫明劉少奇犯了什麼錯誤。”鄧小平認為不便於寫明劉少奇犯了什麼錯誤，便刪去了這句話。 ●毛澤東為何要搞掉劉少奇 那麼，毛澤東在何時產生了要搞掉劉少奇的念頭，又因何事要搞掉他呢？1971年6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一份內部文件，內容是1970年12月28日毛澤東接見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記錄。談話中毛澤東回答了斯諾關於劉少奇的問話。現摘錄如下： 斯：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斯：是新版嗎？ 毛主席：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的。當個共產黨不奪政權幹啥啊？！所以他是混進共產黨里的反動分子。 斯：那麼，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 毛主席：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罷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開了中央十一中全會，十六條搞出來了。 斯：劉少奇是不是也反對十六條？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出了那張大字報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實際上是堅決反對。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嗎？ 毛主席：就是那張。（以下略） 上述談話的時間距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談話只隔了兩年多，毛澤東就改變了選劉為接班人的主意。從毛澤東的談話來看，他要搞掉劉少奇僅僅是因為劉在那次會議上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筆者認為事情並非這麼簡單，毛澤東要整倒劉少奇還有其它原因。毛澤東自從趕走了蔣介石，占據了整個中國大陸之後，就開始驕傲自大，認為自己一貫正確，容不得不同意見的人。鄧小平也這樣評價過毛澤東：“誰不聽他的，他就想整一下。”（見鄧小平文選第二集301頁） 在三年困難時期的後期，劉少奇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一舉措極大地激發起農民的積極性，農村形勢開始好轉。老百姓對劉少奇心存感激，一些地方流傳着“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說法，劉少奇的威信超過了毛澤東。而“大躍進”運動的失敗，證實了彭德懷意見的正確，中共內部出現了為彭平反的呼聲，這些都使得毛澤東內心感到不安，擔心自己的地位不穩。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勃列日涅夫夥同其他人，將赫魯曉夫趕下了台。此事加深了毛澤東的擔憂和疑慮，他害怕自己的戰友會像勃列日涅夫那樣，將他也趕下台。同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賀龍等人出席蘇聯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動。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在會見賀龍時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下去了，你們也應該把毛澤東搞下去，這樣我們就可以和好。”賀龍當即頂了回去，並在回國後報告了毛澤東。這事更加深了毛澤東的顧慮，他懷疑劉少奇就是睡在自己身邊的勃列日涅夫。 此後不久，在他的臥室里又發生了秘密錄音事件，為此，他身邊一大批工作人員受到了嚴厲的懲處，就連跟隨他多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被關進了監獄。雖然此事的追查最終沒扯上劉少奇，但毛澤東仍懷疑劉少奇是此次事件的幕後指使人。於是，毛澤東就以劉反對“二十三條”為藉口，決心將他趕下台。 為了搞臭劉少奇，毛澤東硬說劉少奇在他的那本《論共產黨員修養》著作里“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奪權政權”。這真是無中生有，是在雞蛋裡找骨頭。筆者曾全文閱讀過劉少奇的這本著作，共有九個部分，4·8萬字，書中根本找不到“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這樣的語句。毛澤東說此書“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也是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這本書主要談的是黨員的修養問題，沒有必要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也硬扯進去，不然就成了大雜燴；而對於國民黨，書中則多次有觸及。如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就要求黨內全體同志要正確理解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既要團結國民黨一同抗日，又不要走到另一個極端，對國民黨的抗戰抱有完全依賴的思想。 上面這段話，不知為何毛澤東對它視而不見？毛澤東將劉少奇的這篇著作稱為“黑《修養》”，既然如此，又為何要在1945年親自將這本書列為“幹部必讀”教材呢？這豈不是出爾反爾，自打嘴巴？ ●劉少奇受誣陷迫害致死 當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信號以後，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沒料到國家主席會是這場運動首當其衝的最重要目標。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沒有出席會議，而由劉少奇按毛澤東事先的部署主持會議，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匯報。會議對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進行了集中的揭發批判，決定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認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在中央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特別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因此，有必要開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領導權奪回來。 會議決定撤銷原來以彭真任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了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這“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小組實際上成為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發號施令的指揮機構。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下，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黨委。毛澤東對這張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公開發表後，立即發生了轟動效應，一些學校紛紛效尤，矛頭直指學校黨委。在幾天時間裡，許多學校的黨委癱瘓。在這種情況下，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作出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決定。7月中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做法甚為不滿，嚴厲批評他是鎮壓學生運動。8月5日，毛澤東在一張報紙上寫了那張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把黨中央內部關於“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導上的分歧，都說成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它不僅明顯地針對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央第一線，而且明確指出中央內部有個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成為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和當權派”。 8月12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被迫對自己前一時期的工作做檢討。在會後的公報上，人們發現劉少奇的排名，由原先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1967年1月3日，劉少奇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兒劉濤在江青的誘騙和鼓動下，將自己所寫的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貼到了中南海職工食堂門口等地。這一來自親生骨肉的傷害，令劉少奇在精神上極度痛苦。 如果說唆使劉少奇的親生骨肉向生身父親傷口上撒鹽還只是江青一夥的低級下流的小把戲的話，那麼，《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發表的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則是射向劉少奇的一支致命毒箭。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以“權威”的姿態第一次在中央報刊上批判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聲稱“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 從這一年的第一天起，劉少奇的日子就不好過了。紅衛兵小將們開始到他家“造反”，貼大字報，掛標語，呼口號，後來直接將他和妻子王光美拉出去批鬥。每次批鬥時，不僅讓他“坐飛機”（架着他的雙臂用力向後擰），還對他拳打腳踢，打得他鼻青臉腫。 1月13日夜晚，毛澤東或許是想在整倒劉少奇之前，再見一次這位可憐的老鄉和戰友、，讓秘書去接劉少奇來自己的住處談話。在談話中，劉少奇提了兩點要求：“1、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2、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談話結束後，毛澤東一直送劉少奇出門，並囑咐他多看些書。這也是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見面。劉少奇本以為提出辭職後，毛澤東會放過他，自己的處境會好轉，卻沒想到在以後的日子裡，造反派對他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就在毛澤東接見劉少奇的第四天，一夥造反派衝進他的家中，將他的電話線扯斷。從此，劉少奇與外界的聯繫幾乎完全被斷絕了。造反派們還命令他以後要自己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無休止的批鬥，從肉體上摧殘着這位年近70歲的老人。他的雙腿被打傷，行走困難；他的雙臂被扭傷，每天起床穿衣，要花一兩個小時才能穿上，傷痛未愈，又添病痛，他患上了糖尿病等病症。食堂離他的住處只有30米，他要自己去打飯，每次東倒西歪地來回一趟要走50分鐘。後來，常常是打一次飯，讓劉少奇吃好幾天。因此他吃的常常是餿飯。他被人打得嘴裡只剩下七顆牙…… 重病中的劉少奇已是奄奄一息。但江青一夥指示，要留住他的生命，讓他聽到被開除黨籍貫的消息。1968年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其黨籍”的決議。劉少奇聽到這個消息後，從此一言不發，以沉默來表示抗議。 此時的劉少奇，一定也像賀龍一樣，後悔當初不該幫着毛澤東整倒彭德懷，不該不遺餘力地為毛澤東抬轎子，把他一步步抬上個人專制的頂峰。 ●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 為了置劉少奇於“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製造偽證，最終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彌天大“帽”。“文革”結束後，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偽證，劉少奇的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麼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鮮為人知。 1967年7月，遼瀋大地武鬥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一天，三名軍人乘飛機從北京來到瀋陽，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的。此時的北京城裡，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鬥、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於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瀋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後，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瀋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0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瀋陽。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7人領導小組和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裡，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後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夥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於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後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在中央專案組的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着“奉天紗廠———警察局———法院———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後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了解情況，只要活着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搜羅起來。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狠毒。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畸、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他們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其中在一份所謂“證詞”上，證明人寫的是原遼寧省政協副主席劉多荃，而實際的撰寫者卻是徹查辦和專案組的人。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隊的上校團長，偵破共產黨案件這類事並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但專案組急於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監管起來，反覆進行威逼、恐嚇、引供。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於崩潰。於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誘導”式地訊問。先讓劉多荃回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發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後來又讓他考慮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間發生的大事，最後又縮小到1929年8、9、10三個月發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說。當他按順序猜到“9”時，專案組馬上告訴：“抓的時間差不多。” 被捕時間解決了，又開始追問被捕地點。劉多荃講：“聽說偵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業區，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這個重要。”專案組對此不滿意，反覆追問，進行指供：“紗廠是怎麼回事?”劉多荃含糊搪塞地說：“紗廠抓的人與他們是一個組織的。”於是被捕地點問題又算解決了。對被捕人的身份，劉根本不清楚。從當年的審訊記錄上可以看到，劉多荃說：“幾次談話你們都讓我考慮這個共產黨案件是個什麼身份的人，在我的記憶里沒聽到有人向我直接講。我想不起來，也不能瞎編呀!不過……我想一定是個大案子，是個東北主要負責人。”在多次誘供之後，辦案人員乾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資派身上聯繫過嗎？”在這樣明顯的指供下，劉只好說：”關於最高領導人職務，我記得當時聽他們說書記或總書記。”在專案組的繼續“引導”下，被捕人數從十幾人逐漸減少到三人。關於釋放後的去向，劉說“往西南”，不行！說“送天津或營口”，也不行！後改為“上北邊去了”，“就是為了利用他”，這才使專案組滿意。劉多荃出獄之後，於1979年5月至11月兩次寫出更正材料，說他1968年寫的兩篇證明材料“是專案組從我到學習班被監護的整個期間，被逼所寫的幾十萬字材料中摘錄之後要我抄寫的”，完全是虛構的。 對劉少奇同志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8份主證中7份出自遼寧。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潛。專案組在遼寧大搞逼供信的同時，對孟用潛也進行了威逼。他們將和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隔離審查”，採取小型鬥爭會的辦法，白天晚上連續審訊了7天。孟用潛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違心地按專案人員的授意，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以後孟曾給毛澤東寫了20封信申訴翻供，講述真相，但均被江青等人扣壓。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的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統刪掉，再經過赤裸裸的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後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1968年10月7日，周恩來看到這些假證後，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麼大個子、白淨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周恩來問：“那劉多荃沒聽過劉少奇的名字，為什麼在證據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在最後取證時加上的。”周恩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恩來趕去接見外賓後，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後送給張春橋，由他最後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1969年10月17日夜晚，生命垂危的劉少奇被人抬上飛機，送到河南開封市一座幽閉的小院裡。10月下旬，劉少奇高燒不退，由於得不到應有的治療，11月12日，劉少奇含冤逝世，終年71歲。 54、錯誤對待人民的好總理 ●周恩來對毛澤東最忠心 自建國以後到十年動亂期間，毛澤東幾乎把所有與他一同打天下的戰友都整了一遍，甚至連有着“紅軍之父”之稱的朱德也挨了批鬥。除了林彪和周恩來兩人外，其他人輕則挨斗，重則被整死。後來林彪摔死，僅剩下周恩來一人。可毛澤東在晚年仍未放過這位忠心耿耿的國家總理，整人的目標又轉向了周恩來。 毛與周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就已認識。那時，毛澤東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兼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周恩來則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20世紀30年代，兩人同在江西指揮中央紅軍對敵作戰。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由周恩來、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李德組成的“三人團”，錯誤地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導致紅軍遭受前所未有的失敗。後來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支持毛重新領導紅軍。紅軍也從此轉危為安，逐漸發展壯大。周恩來在內心覺得自己對不起毛澤東，因此對毛一直是言聽計從，畢恭畢敬，從不敢說個“不”字。也正是因為周恩來的盡力輔佐，才使毛澤東將自己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才能牢固地坐穩中共的頭把交椅。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以後逐漸被他的戰友抬上神壇，有兩人出力最大，一個是劉少奇，另一個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尊重和照顧，可以說是關心備至，體貼入微。這裡略舉兩例： 1945年，毛澤東在赴重慶談判的43天裡，大小宴會達到十多場，每次宴會時，人們都湧上來爭相向毛澤東敬酒。據參加談判的老同志回憶，那段時間周恩來總是形影不離地陪伴着毛澤東，談話時退後半個身子，讓毛澤東為先，敬酒時又搶前半個身子擋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來代勞。”一次宴會結束後，工作人員問周恩來：“周副主席，您怎麼一杯也不讓主席喝？”他答道：“我是怕酒里有人做手腳，放毒……”在毛澤東離開重慶乘飛機回延安時，周恩來擔心國民黨會在飛機里放定時炸彈，又要求國民黨高級官員張治中陪同毛澤東回延安。 1969年，在開黨的九大時，一些有特殊貢獻的代表榮幸地獲准上台受毛澤東的接見。此時他們都感到無比激動，雙手握着偉人的手使勁地搖動。毛澤東此時已是70多歲的老人，經不住代表們這樣的搖晃，但又不好拒絕。每到這時，周恩來總是提醒代表們不要過於用力搖動。1973年召開中共十大。在大會結束時，代表們起立鼓掌，想歡送毛澤東退場。但毛卻端坐未動。周恩來知道，此時的毛澤東腿腳不靈便，走起路來一搖一晃，他不想讓代表們知道他身體的虛弱。周靈機一動，對代表們說：“主席是要目送大家先走。”這話既讓代表們無比感動，也掩飾了毛澤東的腿腳不便。 可以說，周恩來從生活起居和安全保衛等方面，一直是無微不至地想着毛澤東。然而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文革後期，卻沒有很好地對待自己的這位親密戰友。 ●周恩來為何兩次被迫作檢討 建國以後，周恩來一生曾兩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 頭一次是在1957年。周恩來與陳雲等人針對當時國內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急躁冒進現象，搞了一個“促退委員會” 。10月9日，周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表明自己的主張：“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縮手縮腳，又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毛澤東聽到後很是不滿，作了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與周恩來唱了反調。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陷入了苦悶。自從反冒進以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上，周感到有一些方面自己總與毛的思路有距離。11月，毛澤東親自審改了《人民日報》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這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已陷入被批評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和華東、華南地區領導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毛澤東在會上公開點了周恩來的名，說：“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指責反冒進者“離右派只剩50米遠了”。迫於壓力，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檢討。南寧會議後，毛澤東並未放鬆對反冒進的批評，給冒進和反冒進問題定了性：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在幾天后的一次大會上，周恩來又一次被迫作了檢討。 毛澤東為了預防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警告：“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跌筋斗。” 八大二次會議後，周恩來更是被“反冒進是方針性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做出了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1958年6月9日，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應該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周恩來第二次作檢討是1973年11月。周在會見來北京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說：“中國人民不願與美國為敵，中國之間的對抗是暫時的，將來必定會成為好朋友，兩國應共同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努力。”當時擔任翻譯的是毛澤東的侄外孫女、外交部長助理王海容。她認為周的話與毛澤東的主張不相符。由於她是毛的親戚，很容易見到毛，便將此事報告了毛。毛澤東得知後便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江青在會上嚴厲地說：“這是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被迫在會上檢討說自己思想一貫右傾。 ●借評《水滸》批周恩來 毛澤東在1975年8月發起評古代名著《水滸》的政治運動，他說：“一部《水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澤東名義上是批判宋江的受降招安，其實矛頭是衝着周恩來，他認為中央領導人中有一些是企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 周恩來病重住院時，醫務人員要求與他合影留念。周恩來說：“合影可以，不過以後來了運動，你們可不要在我照片的臉上打叉呀。”醫務人員聽了這話，心裡都是一陣酸楚。因為在那個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年代，今天的好人，明天就可能變成“壞人”。他還曾對醫務人員說，他這些年來（指建國以後在毛澤東身邊）一直是如履薄冰。 到了9月間，各地的“評《水滸》”運動開始“聯繫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住院的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憤怒地向身邊的醫務人員說：“他們那些人（指毛澤東和“四人幫”）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於病情的惡化，醫生決定給他做第四次大的手術治療。在生死難卜的情況下，經過反覆考慮，他決定以特殊方式回擊“四人幫”的攻擊誣陷，用實際行動給老戰友鄧小平以有力支持。20日下午，在即將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在場的人一時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員將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身體，用顫抖的右手鄭重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 “伍豪”，是周恩來早年用的一個化名。“伍豪啟事”發生於上世紀30年代，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偽造的一起造謠誣衊周恩來的“事件”。對此，在黨的歷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在“文革”中，“伍豪啟事”卻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圖用來整倒周恩來的“把柄”。1972年6月，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曾就“伍豪事件”作出說明，用事實駁斥了敵人的謠言和誹謗。但就在這次會後，“四人幫”的成員王洪文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將有關“伍豪啟事”敵偽報紙找出，另處存放，以備將來再用。 數年後的今天，周恩來在決定其生命手術即將進行的時候，他當着“四人幫”重要成員張春橋的面，毅然作出維護自己政治生命的異常之舉，其含義是不言而喻的。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突然睜開雙眼，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聽到這一聲音，在場的醫護人員和中央領導人都怔住了，人人心頭上就像壓着一塊石頭…… ●一份從未公開的周恩來遺言 1976年1月6日晚19時，周恩來的病情已危在旦夕。他讓工作人員把進京開會的八大軍區司令員找來，對他們講了一番臨終遺言。由於這份遺言中不僅表達了他對“四人幫”的強烈不滿，也流露出他對毛澤東的不滿，因此從未公開過。筆者從其中一位軍隊高級首長的兒子那裡見到了這份遺言記錄。現向世人全文公示如下： 八大軍區司令進屋後，向總理敬禮，齊聲向總理問好。總理在床上向大家點點頭微笑說：“各位司令，你們好。見到你們這些鐵腕人物我很高興。都請坐下，把情況介紹一下。”大家談了情況後，總理說：“本想在我去見上帝前再和老同志見見面，主要是師以上的都想見見，有些話和大家談談。可是上帝給我的時間不夠了。你們進京開會，真是難得的好機會。找你們就都來了。你們談的情況，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總之一句話，事情是這樣複雜，以後還會更複雜起來。總要有幾個準備，要做到胸中有數，不打無準備之仗。我向你們談三個問題，供你們實際工作中分析考慮。現在我們國家可能出現資產階級野心家和林彪式的人物，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利用的手段一個是捧，一個是整，無非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嘴上高喊馬列主義，特別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無中生有，造謠惑眾，用大帽子壓人，達到他們陷害、整倒中央幾個老幹部和革命同志。你們特別要警惕，不要做政治上的應聲蟲。今後你們的責任有三條：一、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忠於我們黨和千百萬烈士換來的新中國。二、我們用刺刀和槍桿子消滅反黨篡權的筆桿子。希望你們把解放軍報辦好，政治部辦好，不要向一報一刊（指《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作者注）學習。小平同志參加革命以來，成績是主要的。劉鄧大軍為祖國打下了半個家業，出生入死，槍林彈雨，為黨和人民立下了很大功勞。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以來，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的覺，一心想把工作做好。總的是好的，用意和目的是無可非議的，我個人是滿意的。你們要支持小平工作，今後要關心他的一切。可是現在總有那麼幾個人和小平過不去，現在報上不是在批我和小平嗎？整倒小平的陰謀專案組去年就成立了，文章和斷章取義的言行錄，去年都已印好，看來等我死後才能公開發表。古今中外謀害別人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好整人的人長不了，我肯定在中國篡權也是短命的。你們有保護建國以來的成果和老幹部終年的重大責任。今後我希望你們要團結，互相支持。鬧派性的目的就是爭權力，他們的後台比你們大得多。我希望你們要義正言明，遇事行動果斷。回去代我向大家問好。我們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不要哭了。眼淚感動不了上帝。我的死還可能導致小平同志和人民在政治上的滅亡，不鬥是不行的。忠於黨，熱愛祖國的人，絕大多數是人心所向的，是破壞不了的。革命的老同志是沒有滅淨的。中國的革命歷史是誰也篡改不了的。我斷言中國的前途是輝煌燦爛的，片塊烏雲將被雷電擊散，迎來的將是百花爭艷暖人間。幾句話算是我臨終的話吧。” 從這篇臨終談話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已預料到他死後將受到批判，鄧小平也會被整下台。當時他的政治地位僅次於毛澤東，能批判他的人只有毛澤東。他談話中所說的“他們的後台比你們硬得多”，這個“後台”顯然是指毛澤東。可以看出他對毛澤東也是心懷很多怨氣的。 了解周恩來的人，都說在他身上有着近乎完美的品德。他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終身只有一位妻子，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見。他經常出國訪問，按國際慣例可以偕夫人同行，況且他的夫人鄧穎超也是一位功高位重的老革命家。但他從未帶夫人出過國。用古人的觀點來看，他是一位忠臣、良相。可惜良相未能遇明君，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 兩天之後，即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總理與世長辭。毛澤東送了花圈，卻沒有出席追悼會。 55、“文革”中兩次整倒鄧小平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鄧小平被列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趕下了台。與劉少奇等其他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相比，鄧小平幸運地沒有受到身體的摧殘，只是將他下放到江西省一個工廠勞動。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接班的人選。他最初看中了王洪文，並將王調到自己身邊觀察和培養。後來考慮到王的資歷淺，經驗少，讓他接班恐難以服眾，毛澤東於是想選一位資歷深有經驗的人，他想起了老戰友鄧小平。鄧比毛小11歲，正值年富力強，且又是一位有着5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論資歷、能力和功勞，在中央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毛曾多次稱讚“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毛澤東想讓鄧小平再次出山，但又怕他翻“文革”的案，於是，在鄧小平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證後，1973年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不久又任命他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鄧小平上任以後，大刀闊斧地對“文革”中遺留的弊病進行整頓，中國的各方面形勢開始出現了好轉的勢頭。 然而，一心想當中國女皇的江青，看到鄧小平逐漸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擔心鄧會成為毛的接班人，心生妒意，極力拉攏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想與他一同搞掉鄧小平。年輕的毛遠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名造反派，在政治觀點上與江青接近。在江青的拉攏下，兩人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老謀深算的江青認為要搞掉鄧小平，只能從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一點入手，因為毛澤東最容不得別人為“文革”翻案。毛遠新對此也頗有同感。於是，他便多次在伯父面前說些鄧小平對“文革”不滿的話。聽了毛遠新的挑撥，毛澤東便對鄧小平失去了信任。1975年，毛澤東以評論古書《水滸》為名，批評宋江是投降派，其矛頭則是衝着鄧小平而來。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病逝。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夥極力壓制群眾的悼念活動。他們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人們自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花圈，表達對周總理的哀思。然而，群眾的悼念活動卻遭到“四人幫”的阻撓，派人強行收走了花圈。此舉更加激起人們的憤怒，他們在廣場上演講、遊行、貼詩詞、發傳單，用種種方式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的仇恨。但是，群眾的悼念活動遭到“四人幫”的血腥鎮壓，許多人被打傷或被逮捕。“四人幫”將這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讓毛遠新向毛澤東誣告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幕後總指揮。毛澤東曾告誡人們“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但他自己卻總是輕信一面之辭。他相信了“四人幫”的謊話，撤銷了鄧的一切職務，僅保留了黨籍。江青一夥還打算進一步迫害鄧小平，多虧鄧的老部下、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頂着壓力，將他接到廣州居住，才使他免遭更大的厄運。 56、錯誤對待老戰友朱德 與毛澤東一起在井岡山上戰鬥過的那些戰友，除了林彪一人未挨過他的整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被他整過，其中包括德高望重、有着“紅軍之父”之稱的朱德元帥。 早在廬山會議上，朱德因與其他人一樣贊同彭德懷的觀點，受到毛澤東的斥責，不得不轉變態度批判彭德懷。但他的發言是溫和的，因此毛澤東當場批評他的發言是“隔靴搔癢”。這是兩人自閩西之爭後的又一次衝突。大概是這一原因，朱德在文革開始後一度受到衝擊。 關於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種歷史資料一直都是閃鑠其詞、語焉不詳。據中共《黨史博覽》記載，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點起了十年動亂的文革之火。在這次會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指名批評中共中央幾位領導人，特別點了朱德的名，說朱德反對毛澤東思想。 同時，康生散布朱德是空頭司令，是黨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老機會主義者”…… 那麼，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到底遭遇過什麼？據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在《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裡記載：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此時，毛澤東還在南方，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的內容是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批判。會議還通過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既然作出這樣判斷，人們就要思考，誰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呢？這時彭、羅、陸、楊已經揪出來了，“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顯然不是指他們，那是指誰呢？當時，林彪還不敢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而1959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的經驗告訴他，可以先拿爺爺開刀說事。於是，爺爺在會上便成了彭、羅、陸、楊之外重點批判鬥爭的對象。 5月12日，爺爺在第一小組會上發言，講自己要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認真學習馬列著作時，他說：“孔夫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馬列的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兩年的時間讀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列主義的理論……” 爺爺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斷了：“毛主席豈止是接受？！是發展到了最高頂峰！你不要拿外國的東西嚇唬（我們）！” 林彪藉機提出爺爺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講過“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這段話，繼續煽動說：“你們看他對毛澤東思想是怎麼評價的？！”他攻擊爺爺是野心家，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澤東。 康生也攻擊爺爺：“反對林總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就是反對毛主席思想的，在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樣的。” 爺爺辯解：“我不會反對毛主席的，毛主席的書要讀，馬列的書也要讀……” 康生不容爺爺講話，蠻橫地說：“我希望你學學林總的這些講話，比你學三十二本書要好得多。我看你雖然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他還誣衊爺爺“想超過毛主席”。 在他們的鼓動下，一些人開始對爺爺大加笞伐。有人說爺爺“是黨內最危險的人物”，有人說爺爺是“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進行，林彪等人又在會上對爺爺的所謂“錯誤”展開批判。 爺爺從大局出發，坦然面對。他說：“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作了檢討……” 還沒等爺爺把話講完，林彪就開始了他的長篇攻擊。他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和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還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 於是，有人隨聲附和，說爺爺“有野心，想黃袍加身。” 對於這些捕風捉影的誣衊，爺爺感到很無奈：“說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他又鄭重地說：“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這次會後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由陳伯達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中央“文革”，雖然號稱“小組”，權力卻很大，後來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從上面這段記載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早就懷疑朱德會與彭德懷一起搞分裂。在他眼裡，真是沒有可信任的戰友了。關於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朱和平在《奶奶對爺爺的深切懷念》的書中記載了康克清講述的一個細節：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獨坐默想，很少說話。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情十分苦悶。對於那場歷史性災難的突然降臨，當時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他，也難以理解。有次他突然問我：“戚本禹怎麼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我只能搖頭。還有一次，他參加中央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大談“政變經”的講話材料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以往，對中央的文件、領導人的講話，他交給秘書時，強調如何學習，怎樣理解等等，這次不屑一顧的神態，正反映了他當時的心境。 由此看來，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實受過批判。那麼，為什麼在如此重要的會議上會發生對當時便已經隱淡出政壇的朱德的嚴厲批判呢？誰主持的會議，共有那些人參加？那些“隨聲附和”的人又是誰？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裡，有一份標號為“1966 05 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的嚴歷批判，即發生在那一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 朱德接着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裡，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以下略) 據知情人士透露，這樣的安排是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進行的，所有與會人員都必須表態，人人過關。此時的朱德已沒有任何權力，但聲望還在，他對“文革”的態度至關重要。所以，毛要發動一場攻勢，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於警告全體大員——即使朱德這樣的老帥也必須俯首帖耳，絕不能成為“文革”運動中的絆腳石。 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陳伯達、江青一夥指使北京的造反派成立“批朱聯絡站”，準備在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批朱大會”，揚言把朱德拉到現場批鬥。周恩來得知後嚴肅地對他們說：“如果要批鬥朱德，我周恩來就去陪斗。”並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由於毛澤東只想敲打一下朱德，不想在肉體上摧殘他，因此也不同意開朱德的批鬥會。但造反派們仍不肯罷休，在後來批鬥其他幾位老帥時，硬是讓朱德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去陪斗。 據朱德的女兒朱敏回憶：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她就不能隨意進中南海與父親見面了。造反派們後來還要她交待父親反毛澤東的問題。她沒法交待，造反派們就威脅說要抄她家。她擔心在蘇聯期間父親寫給自己的那些信被抄走，會給父親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只好忍痛將那些信燒了。1969年，朱德被趕到廣州居住，到1973年才回到北京。他不願再回中南海居住，那是個令他傷心的地方，而是在萬壽路一處普通住宅里居住下來，直到1976年去世。 有些研究“文革”史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文革初期不同意整朱德，說“他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是林彪要一心整朱德。但明眼的人心裡明白，林彪雖然已成為毛澤東的紅人，他也未必有膽量和狠心批鬥將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恩人朱德。能讓朱德挨整的人，只能是毛澤東。不過毛還算手下留情，沒讓這位八旬老人像彭德懷那樣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來。 57、拼湊“十次路線鬥爭”抬高自己 毛澤東為了顯示自己一貫正確，將中共歷史上曾與他有過某些爭論、意見分歧或有過嫌隙的人，統稱之為“路線鬥爭”。他說：“我們黨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路線鬥爭，其中大的路線鬥爭就有十次。”被毛澤東列為“十次路線鬥爭”的代表人物分別是：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對他這拼湊的“十次路線鬥爭”這樣評價說：“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說了。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 從鄧小平的上述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所列舉的十次“路線鬥爭”，有的是小題大做，牽強附會；有的是無中生有，嫁禍於人；有的明明是自己不對，卻反說別人錯了，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例如羅章龍的所謂“分裂黨”，其實是一部分黨員與王明路線作鬥爭。1930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確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為反對危害中國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權，三十餘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非委”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志書”和“致共產國際信”。羅章龍等因此被王明開除出黨。本來此事與毛澤東沒有直接關係，可毛為了湊齊“十次”這個整數，也把此事算了進來。 再如陳獨秀這個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創建者。由於他的崇高威望，儘管他因故沒有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仍被選為總書記。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成員，都在那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中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他的一個女兒也因目睹了哥哥被亂刀砍成肉泥的遺體受到刺激後精神失常。可以說，陳獨秀一家人為中共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但因他對毛澤東大搞過火的農民運動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因此毛對陳一直耿耿於懷。1927年，在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分裂，大批國民黨軍隊包圍武漢即將屠城時，陳獨秀為避免流血犧牲，下令只有三千人的武漢工人糾察隊交出槍支，編入國民黨軍。此事被毛澤東斥之為右傾投降主義和機會主義。後來由於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一些方針路線不滿，迫於壓力主動辭去了總書記一職。不久又因贊同托洛茨基的一些做法，被中共方面稱之為“托派分子”而開除了黨籍。抗日戰爭時期，陳獨秀曾寫信給毛澤東，希望自己能去延安，繼續為中國革命做些事情。毛澤東提了三個苛刻的條件，實際上是變相地拒絕了他去延安。1942年，陳獨秀淒涼地病死在四川家中。縱觀陳獨秀的一生，應該說是功勞遠大於過錯，但他死後，毛澤東仍將他列為黨內路線鬥爭的第一號人物。他的墳墓因此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搗毀。長期以來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不是陳獨秀創建的，而是毛澤東締造的。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方面才給予陳獨秀公正、客觀的評價。 58、危害不淺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因何而來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好，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容易腐化變質。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這樣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決定要讓幹部要長期參加勞動。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林彪同志：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從這個“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把各級政府變成了“革命委員會”。 ●五七指示造成了哪些危害 毛澤東“五七指示”的本意，是想讓軍隊在完成軍事訓練任務之餘，也從事一些農副業、工業生產，“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有些部隊為了貫徹執行毛的“聖旨”，不顧自身和當地的實際情況，不惜抽調大批官兵去開荒種地。一些地方人多地少，無荒地可開墾，部隊官兵竟干出了“圍湖造田”、“毀林造田”的蠢事。如在有着“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官兵們將數十個面積上千畝的湖水抽乾，使一大批魚肥水美的湖泊變成了農田，其結果是破壞了生態平衡，得不償失。有的部隊為了提高糧食產量，竟然不講經濟效益，開着汽車從幾十公里外拉來塘泥作肥料，使生產一斤糧食的成本比糧價高出幾倍。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說“幹部進‘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這話不錯。筆者當年曾進過河北省的幾個 “五七幹校”，那裡的宿舍是用土壞和草蓆搭建的，與圈養牲畜的牛馬棚沒什麼兩樣。但人們不敢那樣叫，因為那裡是“改造世界觀”的地方，只能稱其為“革命棚”。許多機關幹部、科研人員、演藝界人士在那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接受着“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懲罰性勞動。 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也讓在校的學生深受其害。為了貫徹“不但要學文，也要學農、學工、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這一指示，許多學校規定：初中、高中學生每學期必須用一個月的時間到農村或工廠勞動。一年中除去寒暑假兩個多月，又多了兩個月的學農、學工時間，學生用來學習的時間就更少了。孩子們本來就是長身體的時候，繁重的體力勞動，實在不是他們這個年齡段該做的事情。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為了落實“五七指示”中“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這句話，將原先的十二年教育改成了十一年，這樣一來，學生們不到十八歲就高中畢業，不得不提前一年“上山下鄉”當“知青”。 卷二： 重新評價林彪：功大於過的人 林彪，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以其卓著的戰功名列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之後。他的卓越才能深得毛澤東的賞識，將其定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林彪後來卻策劃了絕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打算通過武裝起義的方式暗殺毛澤東，不料事情敗露，不得已而倉惶出逃，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也因此背上了“野心家、陰謀家”的罵名和“搶班奪權”的罪名。許多不知根底的人都認為林彪太沒良心，毛澤東對他恩重如山，他竟恩將仇報要謀害毛澤東。這個罵名一背就是幾十年。現在，該是還事情以本來面目，重新評價林彪功過是非的時候了。 1、林彪的“武裝起義”是救國拯民之義舉 自林彪叛逃事件發生以後，一直有一種說法，說他是因為長期體弱多病，怕自己的壽命活不過毛澤東，便想謀害毛澤東搶班奪權。筆者認為，如果把林彪的這一作為歸結為個人權力欲，把林彪的倒毛行動評判為純爭權奪利的宮廷政變，那無異於把一段複雜的歷史作了個簡單化的結論。林彪謀殺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把中國人民從“文化大革命”的那場水深火熱的大災難中解救出來。這有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為證。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災難，世人稱之為“十年浩劫”，這個形容並不為過。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數不清的老幹部，老專家、老藝人、老知識分子受到殘酷的迫害，幾乎無人倖免。上至國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共有30多萬人被迫害至死。國民經濟更是到了崩潰的邊緣，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革期間，河南某地曾出現過一條大幅標語，上面寫着中國的成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熟悉這個成語的人都知道，慶父是古代魯國一個作惡多端的國君，他給魯國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條標語影射毛澤東害苦了中國人民，只要他不死，中國人民的苦難就不會結束。既然“十年浩劫”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就應該儘快結束它，把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要結束這場大災難，就必須儘快結束毛澤東的錯誤統治。而毛自己是不願讓位的。曾經有一位外國總統問毛澤東將來是否會退休，毛說“也許有一天我會出車禍死去”，這表明他不打算退休。在這個時候，誰能儘快結束這場災難，誰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哪怕他曾經做過一些錯事壞事。然而由於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人們把他當作神聖來敬仰，要想將他發動的這場運動停下來，談何容易。這個時候，只有林彪挺身而出，毅然決定採取特別行動，結束毛澤東的錯誤領導。雖然他用的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詭計，但他只能用這個辦法。他不能給毛澤東提意見，更不能批評毛澤東，否則會落得跟彭德懷一樣的下場。他用騙取毛澤東信任的辦法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可以說這正是他的精明過人之處。雖然後來他的計劃功敗垂成，但卻給毛澤東造成很大的精神打擊，從此毛一病不起，五年後便離開了人世。林彪的“武裝起義”計劃，使毛澤東如夢初醒，從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中驚醒過來，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什麼“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是什麼“天才”。這才開始對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了反省，知道錯整了賀龍、陳毅等一大批領導同志；正是有了“九·一三事件”，才使大批老幹部得以解放，恢復了職務；才有了毛澤東的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儘管只承認有“三分”錯，也比不承認好）。 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他的親信“四人幫”便被粉碎，人們紛紛走上街頭，歡呼“獲得了第二次解放”。新的中央領導宣布：“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 事實表明，林彪的政變行動有助於“文革”這場災難的儘快結束，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武裝起義”計劃是幹了件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大好事，是值得稱讚的正義行動，是一次救國拯民的壯舉。這是他的最大功勞。 林彪，一個功勞遠遠大於過錯的人。筆者相信，遲早有一天，歷史會給林彪一個全面、公正的評價。 2、林彪以行動反對“文革”的兩個例證 有人說即使林彪上台，對中國人民來說也未必是好事。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幼稚的看法，林彪如能上台，肯定要比毛澤東在台上好得多，因為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裡已經表明了他的施政綱領，就是要“用民富國強代替他的‘國富’民窮”，還說要“對過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除了他的那個《紀要》之外，這裡還有兩個例證，表明他曾以行動來反對“文革“：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里，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提出了三個重大原則問題：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都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並怒斥了江青、康生一夥。在這次會上，譚震林，這位在井岡山時期曾與林彪並肩戰鬥的老戰友，與江青一夥進行了激烈的爭辯。這場爭辯後來被江青一夥誣衊為“二月逆流”。事發的第二天，譚震林懷着滿腔激憤，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對造反派們的胡作非為和“文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希望他能制止這場錯誤。他在信中寫道： “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不聽毛主席的指示，當着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幹部，省級以上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後下定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 林彪將此信交給了毛澤東。不少研究文革史的人都認為林彪這樣做是出賣譚震林，說譚沒有看穿林彪的本性。筆者對這種說法不敢苟同，林彪沒有必要出賣譚震林。他們不僅早就是親密戰友，而且出賣譚對林彪自己沒有任何好處，他這時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筆者認為，林彪這樣做的真實目的有兩個：一是他在心裡贊同譚的說法，也認為應當儘快結束文革，但他不敢直接跟毛澤東這樣說，只能借譚震林的信讓毛澤東省悟。因為譚難以見到毛澤東，其他人也不敢把這樣的信轉給毛澤東。可以說林彪轉交譚的信是一種為民請命的舉動。二是借這封信試探毛澤東的心思，看看毛澤東閱信後有何反應。如果毛澤東執迷不悟，繼續走文革的錯誤路線，那他也只能暫時跟着走下去。果然，毛澤東看信後十分不滿，說“這個譚震林怎麼糊塗墮落到這種地步！” 譚震林的信被轉給毛澤東，並沒有因此給他自己帶來霉運，相反，他還出席了兩個月後的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這在當時那個大批老幹部被打倒的年月里，是一種莫大的政治榮譽。也許正是因為林彪從這次試探中，看出毛堅持要繼續搞他的禍國殃民的“文革”，所以才決心用政變的方式來結束這場災難。 還有一個例證，充分表明林彪曾儘自己的能力反對過“文革”那種搞法： 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元帥在他的《歷史的回顧》一書中回憶說：“當時（1967年初），軍隊亂得一塌糊塗。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同志紛紛來京，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駐京部隊的許多領導幹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無法無天，到處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搶劫武器彈藥……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當然着急。……1月24日晚飯後，我坐車直趨林彪住地毛家灣。……我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目前軍隊的混亂情況，說：軍隊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述，秘書記錄，整理了七條。後又增加了嚴格管教子女的內容。”“1月28日下午5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給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 這段話出自徐向前元帥的筆下，應該說是完全可信的。 林彪口述的《軍委八條》中的八條，全文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林彪在《軍委八條》中針對軍內外造反派的“造反行動”，規定了那麼多“不允許”、“不許”、“不准”、“不得”，這在文革中是前所未有的。從中不難看出，他對“造反派”的“打、砸、搶、抓、抄”是不贊成的，對“文革”也是憎惡的，這與江青、康生一夥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說明他是一心想穩定軍隊的。當徐向前與他一起去找毛澤東批示時，兩人心裡都忐忑不安，擔心得不到毛的“恩准”。所以當林彪得到毛澤東的“御批”後，禁不住要連說三聲“萬歲”，欣喜之情溢於言表。這個《軍委八條》雖然沒能從根本上阻止造反派衝擊軍隊，但它畢竟是林彪爭取來的。筆者聽一位軍隊老幹部說，《軍委八條》出台後，確實在一段時間裡起到了穩定軍隊的作用。但好景不長，一心想搞亂軍隊的江青，和以她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又針鋒相對地拋出了一個《中央文革十條》，內容主要是不准軍隊對造反派們動用武力。這位老幹部清楚地記得江青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如果把軍委八條與中央文革的十條對立起來，是不對的；如果拿那個‘八條’來壓這個‘十條’，那就錯了！”江青此話一出，僅穩定了幾個月的各地軍隊機關，又受到了造反派的全面衝擊。 雖然林彪的《軍委八條》沒能從根本上起到長期穩定軍隊的作用，但它畢竟是林為穩定軍隊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贊成文革那種做法的。然而，在官方的許多歷史文獻中，只要一提到文革中那些衝擊軍隊、搞亂軍隊的事情，仍總是說“林彪一心想搞亂軍隊”。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對歷史的不負責。林彪作為主管軍隊的軍委副主席，搞亂了軍隊，對國家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對他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 3、《五七一工程紀要》說的句句是實情 好在林彪給後人留下了一個《五七一工程紀要》，使世人明白了林彪要謀殺毛澤東的真正目的（之所以取名叫“五七一”，是取“武裝起義”的諧音）。今天，我們不妨回地頭來，重新翻看一下這個《紀要》。在這個紀要中，林彪及其追隨者所描述的事情，可以說完全符合事實。《紀要》是林彪的追隨者周宇馳在他的筆記本里的隨手記錄，沒有整理成文，因此不太連貫。由於篇幅不長，現全文照錄如下： 《五七一工程紀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目 錄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Ｂ－５２（指毛澤東——編者注）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失業。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勞改。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面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只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 借用力量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⑴計劃。⑵力量：△指揮班子 江、王、陳。△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據點——編者注）教導隊。△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訓練）。△ 南空（指南京軍區空軍——編者注）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擴大艦隊——加速根據地建設 京、滬、杭、蜀、穗。⑶物質準備：武器：領、自造。通訊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編者注）。車輛。掌握他們倉庫地點、只要軍械庫。⑷情報保障：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象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Ｂ－５２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Ｂ－５２以莫須有罪名加以陷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 對比一下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歷史事實，可以發現，《紀要》裡所說的句句是實話。 先來看“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生活今不如昔。”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開始以後，中國就處於無休止的動亂之中。工廠停產，學校停課，劇院關門，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全部陷於癱瘓。特別是“文革”的第二年，全國各地進入“全面內戰”狀態，各派別之間武鬥不斷，相互殘殺，許多地方血流成河。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一個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其生產總值竟然比不上一個小小的台灣島。廣大群眾處在艱難困苦之中。許多年紀大的人都不會忘記，在那個年代裡，幾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是憑票限量供應，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生活供應定量是：糧食成年男子16公斤，成年女子13·5公斤；豬肉半斤；食油半斤；豆製品一斤。在穿衣方面：成年人每年布匹5公尺，棉花1公斤。在其它方面：每戶每月火柴2盒，肥皂2塊……可以說，人們是拿着少得可憐的工資還買不到東西。《紀要》說“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這話也不錯。農民們的糧食定量一天還不到一斤，用當時的一句順口溜來形容，就是：“夠不夠，三百六，糧食不夠紅薯湊。”很多地方只能用地瓜這樣的豬食來充飢。在穿衣方面，農民們不像城市居民那樣可以憑布票買布，因此只能自己用老式的手動織布機編織粗棉布做衣服。廣大農民都懷舊說：生活最好的時候是解放初期那幾年，越往後越糟。 再來看“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 這樣的事情真是可以舉出許多例子。如梁漱溟、彭德懷、張聞天、高崗、楊獻珍……不少人都是這種下場。在十年動亂期間，這種事情更比比皆是，如“三家村”中的吳晗、鄧拓、廖沫沙；“彭羅陸楊事件”中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楊余傅事件”中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還有後來的陳伯達入獄，李德生下台等等。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王、關、戚事件”中的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年輕人在文革初期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毛澤東身邊紅得發紫的人物。其中戚本禹以一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電影“清宮秘史”》的轟動性文章，拉開了整倒劉少奇的序幕，這篇文章是他遵從毛澤東的旨意寫的。三個人在1966年至1967年8月還紅極一時，而到了9月，就被毛澤東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下令抓了起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他在處理1967年的武漢“七·二O事件”中挨了打，回到北京時，毛的夫人江青親自到機場迎接。可僅僅過了一個多月，王力就被關進了監獄。《紀要》中提到的“他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一事，則指的是毛澤東五大秘書之一田家英在1966年5月的自殺；毛的其他四個秘書除江青外，其餘三人陳伯達、葉子龍、胡喬木都先後被他送進了牢房。 《紀要》說毛澤東“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事實也的確如此。遼寧省有個叫張志新的女黨員，因為講了一些對文革和毛澤東不滿的話，便慘遭殺害，行刑前劊子手為了防止她呼喊反毛口號，竟殘忍地割斷了她的氣管！ 北京有個叫遇羅克的青年，因為在日記本里寫了一些對毛澤東不滿的話，別人發現後舉報了他，他因此被處以死刑。 一位女教師在寫大字報時，不慎將毛主席的“主”字少寫一橫，竟遭造反派的毒打。 一位燒窯工人師傅從窯里幹完活後走出來，外面的東風颳得他們睜不開眼，他抱怨說：“怎麼老是刮東風，不刮點西風？”他於是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來。因為有人舉報他與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點唱了反調。 某報社當天的報紙印成後，有讀者發現在一版毛澤東頭像的反面，也就是二版的上方標題上，印着這位領袖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而“紙老虎”三個字正好壓在了毛澤東的頭像上。這一下不得了，這家報社的總編成了現行反革命，遭到了群眾批鬥。 這樣的事例真是舉不勝舉。 再來看“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失業。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在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了打倒他的政敵，發起了“紅衛兵運動”，年輕幼稚的學生戴着“紅衛兵”袖章，到處“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幾乎將一切從舊社會過來的東西都搗毀破壞，就連許多古建築、古文物、古書籍也未能倖免。毛澤東還有一樣大發明——大串聯，就是讓全國的青年學生到各地進行串通和聯絡，把文革的烈火充分燒起來。在這場遍及全國的“大串聯”中，學生們只要臂膀上戴着紅袖章，就可以免費乘坐火車汽車，連吃飯住宿都不要錢。為了激勵年輕人的士氣，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筆者年輕時也參加過其中一次的接見，與許多紅衛兵一樣，當時真是激動萬分，覺得自己能親眼見到毛主席，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毛澤東利用紅衛兵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大仳他想打倒的人。到了運動的後期，這一代被稱作“知識青年”的人幾乎都被以“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強迫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吃盡了苦頭。說他們是“變相勞改”，真是恰如其分。 《紀要》中說“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勞改”，這話也不錯。文革期間，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所謂“五·七指示”（該指示的主要內容是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大批機關幹部、科學家、藝術家都被下放到被稱之為“五七幹校”的農場，從事一些與業務毫不相干的體力勞動。他們住的是用土坯和草蓆搭建成的棚子，美其名曰“革命棚”，吃的是粗糧豬食，的確是一種變相體罰。 最後再來看“對蘇聯做絕了”。前面已經說過，中蘇關係的破裂，雙方都有過錯和責任，不能說哪一方完全正確。中蘇兩國雖然在一些立場上有分歧，但並沒有達到非得要翻臉為仇的地步。客觀地說，中蘇關係破裂的主要責任還是在中國方面，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當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時，赫魯曉夫僅是一個方面軍的政委，如今年輕氣盛的赫氏竟想對自己頤指氣使，毛澤東豈能容忍。他不願讓蘇共與自己領導的中共成為父子黨，因此小題大做，硬是因一點小事而把昔日最大、最親密的盟友列為頭號敵人。蘇聯為了報復中國，撕毀了援華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和有關設備，致使中國的許多在建項目陷入停頓和癱瘓，給中國造成巨大損失。因此林彪說“對蘇聯做絕了”，這話一點不錯。 可以這樣說：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第一個批判“文革”錯誤的歷史性文件，是一個代表全國人民正義呼聲的討毛檄文。儘管林彪的治國藍圖胎死腹中，但他的死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正是由於林彪在《紀要》中仗義直斥諸種社會問題，自1972年開始，下放幹部陸續全部回到機關；城市下鄉知青開始抽回城鎮就業；工廠工人薪水普升一級；一大批被錯整的領導幹部得以平反昭雪；長期停滯的經濟開始復甦…… 4、林彪犯有哪些錯誤 林彪有功勞也有過錯。筆者認為，他一生中僅幹過一件錯事和一件壞事： 他幹的錯事是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了極致。為了騙取毛澤東的信任，他號召全軍官兵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並親筆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全軍掀起了“學毛著”的高潮。在那本被稱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序言中，他這樣吹捧道：“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他把毛澤東的三篇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冠名為“老三篇”，並說：“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弄懂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他的指示下，全軍官兵人人都要會背誦“老三篇”。一時間，背誦“老三篇”成了中國軍隊官兵乃至全國人民的重要政治任務。 1963年，他把毛澤東在延安為抗日軍政大學題寫的三句話、八個字（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發揮成為“三八作風”，作為檢驗全軍部隊革命化的標準。 其後，他又接連發明了“四個第一”（即思想工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965年11月，他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作出這樣的批示：“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他還提出了“三忠於”（即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四無限”（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敬仰毛主席，無限信賴毛主席，無限緊跟毛主席）等極端口號。他還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1965年，林彪在一次會議上當着毛澤東的面，肉麻地吹捧道：“毛主席永遠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最高領袖。如果有誰像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後否定斯大林那樣，在將來否定我們的毛主席，他就是最壞最壞的大壞蛋！就是我們黨的叛徒！我們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這番話讓毛澤東聽了心裡十分舒坦。正是由於林彪在一切場合不遺餘力地吹捧毛澤東，才使得毛澤東認為林彪對自己最忠誠，從而確定他為自己的接班人。 雖然林彪大搞個人崇拜是為了取得毛澤東的信任，進而達到選自己為接班人的目的，但這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毛澤東自以為一貫正確的心理，為他錯誤地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林彪干的一件壞事是迫害了軍委副主席兼副總理賀龍、總參謀長兼公安部長羅瑞卿、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後衛生部長傅連璋、中宣部長陸定一等一批老幹部。 林彪整倒賀龍的主要原因是為篡權掃除障礙。林彪雖然是軍委常務副主席，但由於體弱多病，軍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主席賀龍來主持。為了使自己能夠獨攬軍隊大權，林彪便以康生等人編造的“二月兵變”和歷史上的“通敵”等無中生有的“罪證”，向毛澤東施加壓力，使毛澤東撤銷了賀龍的職務，並將其關押。 林彪整倒羅瑞卿也是為了換上自己的親信，以便直接掌握軍隊。儘管羅瑞卿長期以來一直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但從一些事情上，他發現羅對毛澤東的忠誠程度還是超過對他的忠誠，所以他決心換掉羅。他知道毛澤東很信任羅瑞卿，因此他找的藉口讓毛澤東無可挑剔，難以拒絕。他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反對突出毛澤東思想，大搞單純軍事觀點等等。他還讓人編造謊言，說羅瑞卿要林彪讓位給他。這一切都讓毛澤東信以為真。因此，林彪輕而易舉地整倒了羅瑞卿，由他的另一位老部下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一職。林彪之所以只讓楊“代理”而不是正式擔任這一職務，是因為他對楊還不是完全放心，要考察一段時間，看楊是否絕對忠於自己。如果楊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則把“代”字去掉；如果他更忠於毛澤東，那隨時可將他換下去。 林彪讓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一職後，對他進行了兩種方式的試探。頭一次是讓楊成武寫一個證明，證明自己的妻子葉群結婚前是處女，並說空軍司令吳法憲已寫了同樣的證明。楊成武認為自己不了解真實情況，讓他寫這樣的東西不妥，便婉言拒絕了。此事讓林彪大為不滿。據楊成武回憶說，那天當他從林彪家裡出來時，後背竟嚇出了一身冷汗。另一種試探是他發現楊成武上任後，軍隊工作中有什麼大事，楊成武有時是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卻沒有向他這個常務副主席匯報。於是，他又製造了“楊、余、傅事件”，整倒了楊成武，換上了他的另一個親信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 林彪迫害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傅連璋的原因，是建國初期他裝病拒絕出任志願軍總司令，毛澤東出於對他身體的關心，派傅連璋為他檢查身體。傅連璋為林彪作了全面檢查後，認為除了當年槍傷留下的後遺症，別無他病。傅連璋如實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對此，林彪一直耿耿於懷。如今他大權在握了，便要拿傅來出氣。 林彪迫害陸定一的原因，是得知有人曾多次向中央寫匿名信，舉報林的妻子葉群生活作風有問題，在與林彪結婚之前就已不是處女。此事經公安部門偵察，最終找出了寫匿名信的人是陸的妻子嚴慰冰。事後嚴慰冰被逮捕關押，林彪對陸定一也因此恨之入骨，說：“我恨不得拿槍斃了你！” 林彪整過一批老幹部，這是他幹的一件壞事。但是，在文革中犯錯誤的遠不只林彪一人。就連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也“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諒他”（鄧小平語）。人民既然能夠原諒周恩來，也應該原諒林彪。因為林彪畢竟下決心要結束毛澤東的錯誤路線，而周恩來長期以來一直是毛澤東錯誤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雖然他也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強烈不滿（本書有周的臨終講話為證），但始終不敢說一個“不”字，至死都在表現一種逆來順受、唯唯諾諾的愚忠。 毛澤東說“即使林彪回來，我們也不會殺他。”這話不錯，毛澤東的確不會公開殺林彪，那樣顯得他度量太小。但他會像整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那樣從肉體上折磨他，慢慢地整死他。林彪深知毛澤東的為人，因此他寧可冒險出逃也不敢回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溫和，不愛發火，原本是一個善良的人，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扭曲了他的性格。沒有文革，林彪不會也不可能整倒那麼多人。林彪死後，人們把他的一切功勞都給剝奪了。如他指揮的平型關戰鬥和遼瀋、平津戰役，也改成是毛澤東指揮的。而把文革中的許多壞事、錯事都強加在他頭上，如每當提到某某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一事時，總說是“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事實上，除了賀龍、傅連璋兩人的死與林彪有間接關係外，其他人的死都扯不到林彪頭上。準確地說，應該是“被文革的錯誤路線”或“造反派”迫害致死，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對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許多人深惡痛絕，正因為如此，林彪才能夠一呼百應，使軍隊中不少重要人物願意投靠到他的麾下，死心踏地為他效力。其中包括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等一大批高級將領，以及後來為而他自殺的周宇馳、於新野等中級軍官。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晚年的毛澤東失去了人心。 毛澤東公布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毛將林彪選為接班人並寫進了黨章，現在林突然外逃，人們不免會起疑心，這對毛澤東很不利。只有公布了《紀要》，才能讓世人明白林彪叛逃的意圖，讓大家知道他是想謀殺領袖搶班奪權。然而，《紀要》的公布也使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許多不光彩的事，開始對他發動的這場政治運動進行深刻的反思。 5、糾正三個歷史誤傳 對於林彪這個人，長期以來各種描寫他的書很多。其中的內容大多真實可信，但也有一些誤傳。據筆者所知的誤傳有三個： 在一些描述“九·一三事件”的書籍和文獻中，常可見到這樣一種說法：周恩來在得知林彪坐專機出逃的消息時，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是否把飛機打下來。毛澤東回答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走好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句話經過了作家們的改動。 1971年，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專門為這一事件下發了57號文件，向人民傳達了林彪叛逃的事情。可以說凡是上了點年紀的人，都應該記得在那份文件中，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的請示時，原話是這樣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副統帥，你把他打下來，向人民怎麼交待？”如果有誰不相信這是原話，可以去檔案館裡查一查1971年57號文件的原件。從這番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毛澤東並不知道林彪要謀害他，以為林彪只是想背叛自己去蘇聯而已，否則他不會這樣說。也許是這樣的話有損於毛澤東英明智慧的形象，後來在作家的筆下，那句話就變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走好了！”作家這樣一改，就顯得毛澤東很有度量。但中央文件早已在群眾中傳達，毛澤東的話已為世人所知，怎麼辦呢？於是，周恩來在一次軍隊高級幹部會議上，又說了這樣的話：“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又是軍隊副統帥，我僅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在軍隊中又沒有掛職，怎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隊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呢？”並要求以後文學作品凡是涉及毛澤東在處理林彪叛逃時的態度時，都要改成“讓他走好了”。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不是周恩來一句話或作家用筆就能隨意改變了的。 既然毛澤東未察覺林彪要謀害他，那林彪為何要倉皇出逃呢？常言道“做賊心虛”。畢竟他是在干一件弄不好就要掉腦袋的“謀反”之事，內心高度緊張，所以一聽說毛澤東突然提前返京，又聽說周恩來正在追查256號專機從北京飛到山海關一事，便以為是暗殺計劃敗露。其實毛澤東的晚年一直是行蹤不定，他的專列向來是他說走就走，他說停就停，弄得鐵路方面很頭疼。毛澤東這次的偶然提前返京，造成了林彪的“自我爆炸”。 還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就是在一些歷史書中，提到林彪在1938年3月胸部受槍傷時，說他是在平型關大捷後，由於心情高興，一天早晨騎着日本洋馬，穿着繳獲的日本軍大衣，獨自一人縱馬馳騁，不慎誤入國民黨閻錫山所轄晉軍的防區，被晉軍哨兵誤認為是日本軍官，開槍將其打傷。這一說法明顯有悖於常理，純屬誤傳。日本軍官不是瘋子，即使膽子再大也不敢獨自一人騎馬擅闖敵方防區，除非他是不想活了。晉軍士兵也不是傻瓜，應該知道日本軍官沒膽量敢一人前來送死。據一名“老八路”回憶，當時的情形是：1938年3月4日，林彪率師部和343旅由晉東北南下，至呂梁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這天傍晚，林彪一行十餘人走到山西隰縣的千各莊時，他身穿在平型關戰鬥中繳獲的日本軍大衣，騎着東洋戰馬，被晉軍哨兵當成日本軍官開槍誤傷。閻錫山得知此事後，當即把闖禍的士兵捆起來送到林彪住處，聽憑他發落。林彪此時表現出一個儒將應有的寬宏大量，饒恕了開槍的士兵，還夸閻的士兵槍法不錯。林彪的大度使那名士兵感激涕零。 第三個被誤傳的說法是，1969年，由於中蘇關係嚴重惡化，10月19日林彪下達了一個“一號命令”，要求全軍立刻進入戰備狀態，並將住在北京的一大批中央老首長驅逐出北京，到全國各地居住。有人認為這是林彪以戰備為藉口將老幹部們趕出北京，是對老幹部的迫害，也是他自己搞的一次政變演習。但是據中央辦公廳人員回憶，將這些老幹部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居住是毛澤東的安排，目的是一旦打起仗來，可以保存一些有革命經驗的老幹部。10月17日晚上，許多中央老幹部應邀到首都體育館觀看體育表演。結束後，所有出席的在京老同志應召到貴客室休息開會。會上，由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疏散命令：20日前，在京的中央老同志全部離開北京。其中朱德、董必武、葉劍英、張鼎臣等人去廣州；陳雲、鄧小平、王震去江西；陳毅去石家莊；徐向前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疏散命令在前，林彪的戰備命令在後。由於這兩個命令僅相隔一天半，時間上的偶然巧合，被很多人誤認為是林彪要驅趕老幹部離京。 中國老百姓的習慣性思維就是這樣：一個人如果被認定是“壞人”，那麼即使他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也會被認為是壞事；有些事情甚至與他無關，也會生拉硬扯地套在他頭上。 6、航空專家新解林彪座機墜毀之謎 關於林彪的256號專機墜毀的原因，中國官方的說法過去一直是說燃油耗盡。但大量新的證據和分析結論表明，事實並非這麼簡單。 在專機墜落後的第三天，即1971年9月15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根據國內的指示，派出官員偕同蒙古外交官員和一些航空、法律、法醫人員到出事現場進行了勘察。當時林彪叛逃一事尚在絕密之中，蒙古人員不會想到飛機上坐的是中國第二號人物，更不會想象飛機上可能發生過搏鬥之類的事情。蒙古方面的技術人員沒有在現場發現飛機被武器擊落或因炸彈炸毀的痕跡，也沒有從現場找到的黑匣子中獲取什麼有價值的材料，在對飛機墜落的分析中，卻發現了一些對飛行員不利的“證據”，認為飛機是有操縱降落的。既然是人為操縱的降落，必定是因燃油不夠而迫降，並找出了四條“證據”。這樣一來，機上的四名飛行員死後都被認定是林彪的死黨，背上了“隨林彪叛逃”的罪名。 1972年5月，中央專案組邀請有關方面專家，對飛機墜毀原因作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在當時那個高壓政治的年代，人們說話稍有不慎，都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因此參加分析的專家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顧慮，在明知疑點很多的情況下，仍維持原先的結論：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迫降沒有成功而燒毀。 不久前，筆者就這所謂的四條“證據”請教過有經驗的飛行專家，他們認為這些證據，都不足以證明四名駕駛員是“叛徒”： 證據之一，說“專機上所有人員都沒有戴手錶，腳上沒穿鞋子，這是他們在做準備迫降，以防在着地時扭傷手腳。” 對這一說法，飛行專家並不認同。當飛機出現險情時，雖然乘務人員通常會讓乘客們脫掉鞋子，但這一做法實際上只是一種心理安慰，起不到什麼保護作用。相反，沒有鞋子的保護反而更容易碰傷腳趾。專機上之所以九具屍體上都沒有手錶，可能是下列原因：一是因事發突然，他們上飛機前就沒戴手錶，而且在現場也沒有發現他們取下的手錶。二是那個年代的錶帶子大多是皮革製成，在烈焰中被燒成了灰，帶子斷了手錶自然不在手腕上。三是即使錶帶是金屬的，在烈焰中也有可能熔化。至於說九個人腳上沒穿鞋，則可能是他們在烈焰中掙扎時蹬掉了鞋子，也有可能是鞋子被燒化。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林立果和劉沛豐等人身上發現了佩戴的手槍。既然手錶和鞋子都會“扭傷手腳”，槍帶在身上豈不是更容易損傷身體？他們怎麼不同時取下手槍？ 證據之二，說“飛機是原本是由東南飛向西北，而墜毀時卻是頭朝南，且降落的地方比較平坦。說明飛行員經過了選擇。” 這一說法也站不住腳。飛機墜毀的時間是凌晨2點30分。此時正是深更半夜，無垠的荒野之中沒有一點燈光，飛行員在幾千米之上的高空怎麼可能看清地面？又怎麼會“選擇”一處平坦之地來迫降？雖然飛機前部裝有跑道照明燈，但那點微弱的燈光只能照亮機頭前方的不太遠的距離，根本無法在茫茫黑夜中看清下面的地形地貌！至於說“降落的地方比較平坦”，那是因為在蒙古荒漠上，這樣的平坦之地到處可見。之所以飛機會機頭朝南，也說明飛行員打算駕機飛回中國。他們的舉動被懂飛行的林立果發現，於是雙方發生抗爭或搏鬥，才造成飛機墜落。 證據之三，說“飛行員作了迫降的準備。從機翼殘骸中，清楚地看出已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着陸前必須進行的操作。而三叉戟飛機的前開縫翼只有人工操縱才能打開。起落架完整，沒有撞擊和嚴重磨損的痕跡，主輪胎也良好，說明飛行員沒有放下起落架，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着地。現場約30米的滑痕是飛機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跡。地面無深溝，說明飛機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墜地，而是有操縱地着陸。” 對這個說法，飛行專家並不贊同。飛機在野外迫降時，的確不能放下起落架，因為機身巨大的重量會使起落架深陷於泥土之中，造成嚴重後果。但這並不能說明飛行員是人為操縱迫降，在飛行中，起落架本來就處於收起狀態。如果真是人為操縱的迫降，滑痕應該遠遠大於30米。至於說前開縫翼被打開，有可能是飛行員與林彪一夥搏鬥時誤碰了操縱柄，或是被其它的外力撞開。 證據之四，說“降落為什麼沒有成功？主要是動作不正確，沒有做全，造成着陸速度過快。從殘骸來看，減速板沒有打開，減小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裝置也沒有使用，自然造成飛機着地時速度過快。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況下應由副駕駛完成，但該機因倉皇起飛，未上副駕駛。其次是降落點雖是比較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這也是造成飛機降落後跳躍破碎的原因。” 飛行專家認為，雖然飛機上沒有副駕駛，但像打開減速板這樣的動作，在主駕駛的指導下別人也能完成。正是由於沒有打開減速板和反推力裝置，也更能說明飛行員沒打算迫降，而是要飛回中國。 另外還有兩點需要補充：一是雖然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和領航員，但卻有無線電員。如果四名飛行員真想與林彪一同叛逃的話，即使飛機迷了航，也可以通過無線電呼叫蘇聯或蒙古的機場給予導航。二是他們在明知飛機油料沒有加滿，不可能飛很遠距離的情況下，應該建議林彪飛往蘇聯與中國交界的邊境城市海參崴或伯力。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說明他們根本不想去蘇聯，更說明他們與林彪不是同夥。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飛行員反抗 日本共同社於2006年9月13日發自烏蘭巴托的一則電訊說，該社日前獲得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飛機在蒙古境內墜落一事的絕密文件，這份報告進一步證實了筆者的判斷。當時蒙古政府在得知墜毀的飛機上坐的是林彪後，又派出飛行事故專家重新對現場進行了勘察，總結出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否定了飛機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時墜毀的一般說法。該報告題為《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所署日期是1971年11月20日，共16頁。共同社日前獲取了這份未公開的文件和未曾發表的現場照片。該報告說，對1971年9月13日墜毀的林彪座機展開的調查是在事故發生約一個月後（從10月8日到18日）進行的，當時蘇聯專家參與了調查工作。文件說，調查小組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人為因素，這就排除了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報告說：“英國製造的三叉戟飛機在氣候良好的時候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來自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這兩個事實表明，中國官方解釋說這架飛機因燃料不足導致墜落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飛機殘骸在很大範圍內燃燒了很長時間，大火覆蓋了一塊長約975米、寬約321米的地方。這一事實表明它有足夠的燃油繼續飛行。”報告還說，飛機墜毀時，引擎正常，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由於緊急原因做出了降落決定。”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當時說：“調查人員一致認為，一定是飛機上的乘員之間發生了搏鬥。林彪及其支持者想逃去蘇聯，駕駛員則想返回中國。在現場發現的8支手槍中，有一支子彈已經上了膛。” 根據專業人士的分析，林彪當時乘坐的256號專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出現了一系列令人費解的奇怪現象：飛機先是朝南偏西方向也就是廣州方向飛去，繞了一個很大的彎才朝北飛行。平時用一兩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轉彎動作，卻用了十幾分鐘才勉強完成。飛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比平時的高度要低，速度要慢。機上的通訊設備從開始就沒有打開，空地之間沒有任何信息溝通。曾經有過另一種說法：機上的通訊設備一直開着，儘管地面不斷呼叫，飛機上卻無人應答。但這種說法完全不可信。因為林立果懂飛行技術，他不敢讓通訊設備開着，否則飛行員會通過地面的呼叫明白林彪的叛逃意圖。 事故專家對林彪的256號座機墜毀原因，作了這樣一種全新的猜測：林彪一伙人先是謊稱有人要害他們，命駕駛員立刻送他們去廣州，騙得飛機強行起飛後，林立果又命令改向北飛。當飛機越過內蒙後，林立果仍強令向北飛，這時幾名駕駛員才明白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那支已上膛的手槍，就是林立果手持的槍。他們在這支槍的威逼下，極不情願地操縱着飛機，心情是極為複雜，其動作因此就顯得被動、遲緩和無奈。儘管他們是林彪專機的駕駛員，但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由於中國長期進行反蘇宣傳，在人們心目中，蘇聯是個反動透頂的“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中國老百姓的心裡都有着仇蘇心理。同時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現在他的接班人想背叛領袖逃往蘇聯，幾名駕駛員心裡必定是矛盾重重，他們不敢反抗林彪的命令，又不願背叛自己的祖國和偉大領袖。他們對林彪北飛的命令先是懷疑、猶豫，直到確信林彪一夥真的要叛逃去蘇聯，才變為震驚和憤怒。飛行員們在林立果手槍的逼迫下，勉強向北飛了一段距離，最後終於奮起反抗，導致飛機墜毀。 他們的反抗方式，除了與林家父子搏鬥，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與1981年8月國民黨空軍考核官黃植誠叛逃到大陸的情形相似。當時黃植誠與學員許秋麟駕駛一架F—5E雙座教練機進行飛行考核，他對後座的許謊稱自己要做一個高難度動作，令許放下遮擋視線的一個擋板。之後，他調轉機頭飛向大陸。許秋麟感覺到不對，打開擋板一看，飛機已飛到福建龍田上空，頓時驚恐萬分。黃植誠這時向許秋麟說明了自己要叛逃的決定，讓許自己作選擇。許表示不肯去大陸，黃植誠便將他送回到台灣海峽，讓他跳傘離機，自己則駕機飛向了大陸，在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專家認為，林彪專機上的駕駛員也可能與上述情形相同，他們在得知林家父子要叛逃蘇聯後，表示堅決不去。此時如果林家父子開槍打死飛行員，那他們自己也活不成。無奈之下，林家父子只得讓飛機在蒙古迫降，大家在這裡自由選擇去向。結果誰也沒想到迫降造成的是機毀人亡。 筆者認為，這後一種反抗的方式可能性較大。因為強行反抗會造成飛機墜毀，大家都活不成，只有選擇迫降才是最好的辦法。 就在林彪全家倉皇逃離北戴河別墅時，他們的轎車前排曾坐着警衛秘書李文普。當李在車中聽說他們要去蘇聯，頓時醒悟，知道他們要叛逃，當即喊停車，並從車上跳下，結果被林立果開槍打傷。連李文普這樣與林家朝夕相處的人都不知道林彪的政變陰謀，那些很少與林家人見面的飛行員更不可能成為林彪的同夥。 另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飛行員不是林彪的同夥：就在256號座機墜毀的同一天，林彪部下周宇馳拿着他的手令，從沙河機場騙走一架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在空中發現了對方的叛逃意圖後，暗中與其周旋，將飛機開了一大圈回到原處，周宇馳發覺後將陳修文槍殺。從這一事件中，人們不難想象，在林彪的專機上，也發生了同樣的反叛抗爭。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與林彪一同死去的四名飛行員不僅不應是“叛徒”，還應算作烈士。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這些飛行員說話。由於現場勘察得出錯誤的結論，使得他們死後長期背着“叛逃”的黑鍋，其家屬也都受到牽連，被趕出了原住處，“光榮軍屬”的門牌被砸爛。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原先在北京市海淀醫院放射科工作，被當成反革命家屬關押了起來，受到長期審查，精神一度失常。 林彪倉皇出逃時，九名機組人員只有四人上了飛機，其餘五人因受到懷疑而被押解到北京接受隔離審查。審來審去，三年未審出個結果。最後，除一名年輕的女服務員外，其餘四人的最後審查結論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1976年，他們的飛行資格被下令解除，一律轉業地方並勒令離開北京。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孫祥凝也在為丈夫的冤案四處奔走。然而，沒有人敢還那四位犧牲的飛行員以清白。就在這時，戲劇性的事情出現了。 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厄爾·費爾時，對方問起“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機墜毀原因。鄧小平回答說：“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正是這句話，為潘景寅等人的最終平反起了重要作用。經過孫祥凝的不懈努力，她和其他幾名飛行員遺屬收到了《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儘管這個“病故”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但畢竟承認他們是“革命軍人”，這對孫祥凝等人來說已經是極大的滿足了。她們每人都領到了500元撫恤金和7000元搬家補償費。 8、鄧小平為何不願給林彪翻案 鄧小平在重新上台之後，態度鮮明地破除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他平反了建國以來的大批冤假錯案，卻不願為林彪平反。從他自身的角度來看，他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不願意否定毛澤東。 鄧小平一生都在跟着毛幹革命，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人都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登上政治舞台的，若否定毛澤東最終會丟掉根本，連自己也會被否定掉。另一方面，否定了毛澤東，等於否定掉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毛澤東語）”，中國革命的歷史就不好寫了，他自己的革命歷史也不好寫了。鄧小平這樣做應該說是睿智和高明之舉，既顯示了他的博大胸懷，又可贏得世人的敬佩。既然他不願否定毛，就不能給林彪平反，否則毛澤東成了壞人，林彪就成了好人，這是鄧小平不願看到的。除此之外，鄧小平不願為林彪平反還有個人感情上的原因。在他的女兒毛毛寫的那本《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提到她父親與十位老帥中的其他九位都交往甚密，唯獨與林彪沒有來往。由於上述緣故，鄧小平只能讓林彪來為毛澤東的文革之錯當替罪羊。筆者也理解鄧小平的這一做法。然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的所有決策也並非全是正確的。筆者認為：儘管毛澤東前半生的功勞巨大，但他的後半生，特別是他生命的最後十年，着實把國家和人民推進了空前絕後的災難深淵。筆者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前半輩子該夸，後半輩子該殺！因此，林彪的倒毛行動應當視為一次正義之舉，愛國之舉，不能因為鄧小平的一句話就讓林彪永遠背着“搶班奪權”的黑鍋。今天的人們應該還林彪一個公道。 1980年11月，在北京市正義路一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犯罪集團進行了審判，給他們定了四個罪：1、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2、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3、謀害毛主席，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4、策動上海武裝政變。 筆者認為，在這四條罪行當中，第二、第四條完全與林彪無關；第三條不但不是犯罪，而是一次有功於國家的正義行動。林彪只犯有第一條罪，就是誣陷、迫害了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筆者認為，對於那次審判中加在林彪身上的罪名應該改正過來，林彪親信的那些罪名也應更正過來。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歷來主張實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但是在對待毛澤東犯錯誤這件事情上，卻總是含含糊糊為他遮掩，為他找替罪羊。最初在劉少奇被打倒時，只要一提到文革中的那些錯事、壞事，總是歸罪到劉少奇的頭上，說“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如何如何。後來劉少奇平反了，林彪成了罪人，又將一切錯誤和失誤都歸罪到林彪的頭人，只要一提起文革中的那些錯事壞事，又總是說“林彪、江青一夥”如何如何，把一切壞水都潑到林彪頭上。筆者認為，這不像是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是誰的責任，就應由誰來承擔，這才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做法。 然而，在鄧小平去世後的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又出現了新版的“兩個凡是”，即“凡是鄧小平說過話，都要繼續照辦；凡是鄧小平定下的結論，都不能改變。”新版的“兩個凡是”雖然沒有形成文字，但這一觀念卻在人們的頭腦中似乎已經根深蒂固。筆者認為，任何研究領域都不能人為地設置禁區和障礙，尤其是關繫到一個人政治生命和終生榮譽的結論，更應該客觀公正，尊重事實，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公眾的認同。要公正對評價林彪的歷史功過，就必須破除新版的“兩個凡是”。 9、林豆豆告密立功為何反遭迫害 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小名豆豆）因及時向周恩來報告了他們的叛逃陰謀，一時被讚譽為“為黨和人民立下大功的人”。然而，這位時任《空軍報》副總編的年輕女軍人，“功臣”的光環戴在頭上沒多久，噩運就降臨到她的頭上。 “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晚，毛澤東以為林彪僅是想背叛自己去蘇聯，因此不同意將林彪的座機擊落。後來在清查林彪親信的罪行時，發現了他們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才知道林彪原來是想謀害自己，頓時被氣昏了頭。幾個月後，毛澤東的頭腦漸漸清醒過來，想起了一件可疑的事：林豆豆是林彪的親生女兒，從小就嬌生慣養（因為林彪喜歡吃油炸黃豆，所以給女兒取名“豆豆”），父女倆情深意厚。可如今豆豆對父親的感情怎麼還不如對領袖的忠誠之心？連林彪這個幾十年與自己同甘共苦，又是自己親手提拔起來的戰友，尚且對自己恨之入骨，他的女兒與自己非親非故，怎麼會為自己而出賣父母呢？這其中必定有問題，她一定是林彪、葉群留下的“釘子”！生性多疑的毛澤東越想越覺得自己的分析有道理，就吩咐周恩來成立專案組，對林豆豆進行隔離審查。 豆豆被專案組軟禁在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里，讓她老實交待問題。豆豆沒想到自己一心忠於毛主席，卻換來這麼個結果。為抵制專案組的逼供，她大量“交代”林彪說毛澤東的一些“壞話”，心想反正父親已死，可以隨心所欲地說。她沒想到胡編的這些話給她帶來更大的不幸。毛澤東看到豆豆的這些“交代”材料後，更堅信了自己的懷疑：既然你早就耳聞了父親說我的壞話，既然你對我有忠心，為何不早些來報告我，非要等到林彪叛逃後才來揭發？這充分說明你與父親是同夥！ 豆豆的交待材料送上去之後，處境便開始惡化，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受到無休止的批鬥。在處境越來越艱難的情況下，豆豆給毛澤東寫信，申訴自己的冤情，想找毛主席面談。毛澤東拖了8個月，把信批給周恩來處理。周恩來找豆豆談了話，地點是在人民大會堂，時間是在1972年8月。參加談話的還有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張才千、田維新等人。周恩來有意把拖延8個月時間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說：“你要找毛主席談，毛主席要我找你談。我拖了8個月。不過，現在看來晚點兒也好。你也是有錯誤的嘛！空軍給你搞了個‘五條’，說事事要向你請示，處處向你學習。” 豆豆一聽，急忙表白說：“他們搞那個‘五條’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聽說，連夜搞了個針對‘五條’的新五條，都是反對那個‘五條’的。” 周總理問到會的人是否有此事，有人說有。總理說：“那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嘛！”最後，李德生代表政治局宣布：“請示了毛主席，經過批准同意林立衡回空軍學院接受再教育。”同時宣讀了豆豆的嚴重錯誤，並決定豆豆任副總編的《空軍報》停刊兩年。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豆豆被升級為“死黨”待遇。在強大壓力下，她徹底絕望了。2月1日，她藉口拿材料吞下一瓶早已準備好的安眠藥自殺，被送到空軍總醫院搶救。豆豆下定必死的決心，緊咬嘴唇。醫生用擴張器強行將她的嘴撬開，喉嚨也被戳破。醫生問她服的什麼藥，她拒絕回答，醫生只好抽出胃液化驗。江青得知這一消息後，幸災樂禍地說：“林彪的崽子想死，就讓她死吧，死了少一個禍害！”周恩來得訊後，立即打電話下令急救，豆豆便被轉到303醫院高幹病房。 由於這次自殺行為，豆豆又增加了“叛黨”的罪名，被長期關押在空軍招待所。看守人員為了保密，將她房間的窗戶全都用紙糊死。她自感缺鈣，要求曬太陽。回答是：“你曬什麼太陽，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着你。”晚上，看守人員開着燈打牌下棋，使她徹夜難眠。豆豆的房間對面是廁所，蚊子很多，看守人員不給她蚊帳，只是在房裡灑敵敵畏。半個月後她全身起了蕁麻疹，從關節部位長起，眼鼻口都腫得張不開，全身開始糜爛，後來發展到內臟，又增添了胃痛、腹瀉、憋氣，至今留下個過敏性結腸炎。 毫無疑問，當年林彪的死與女兒的告密有着很大關係。正是由於豆豆打電話向中央辦公廳報告父親要叛逃，才引起周恩來追查256號專機的去向；正是由於周恩來的追查，才使得林彪誤以為暗殺計劃敗露，倉惶出逃，結果摔死在異國他鄉。 在林彪摔死後不久，社會上曾經有一種說法，說“林豆豆是林彪一夥有意留下的釘子，或是暗藏的定時炸彈。林彪是有意讓豆豆在他們上飛機之後讓她報信給周恩來”。筆者認為，說這話的人實在是幼稚可笑。試想：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且無任何兵權，林彪有意留下她能幹什麼？她一個女人又能幹成什麼？ 那麼，林豆豆為什麼要向周恩來告密，難道她真的是熱愛毛澤東勝過愛自己的父親嗎？不是的。她正是太愛自己的父親，所以才有了給周恩來打電話的舉動。當時，她看到父親愁眉苦臉地坐在沙發上，母親和弟弟正在苦口婆心地勸說着父親作出一項艱難的選擇。她不知他們在商量什麼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母親和弟弟讓父親選擇的是他極不願意選擇的事。她根本不知道父親和弟弟他們曾經想暗害毛澤東，這事他們一直對她保密。為了不讓父親遭遇不測，她在他們出逃後，經過再三考慮，才決定給周恩來打電話，想讓他阻止他們的行動，卻萬沒想到此舉竟造成父母三人的倉惶出逃、機毀人亡的結果。林豆豆的告密，不僅害死了親生父母，到頭來也害苦了自己。這時的她，一定是後悔萬分。 兩年的關押，30歲的豆豆頭髮掉了一半，牙齒掉了六顆，體重只剩下35公斤。還是看守中有人暗示她：“趕快給毛主席寫信吧，這樣下去很危險。”於是，豆豆連給毛澤東寫了5封信。1974年7月，毛澤東得知她已是重病纏身，這才發了善心，批示解除對她的監護，送到河南開封的某軍墾農場勞動。與她一同去農場的，還有她的新婚丈夫張清林。 1975年10月，是豆豆一生的又一個轉折。她被迫脫下軍裝，換上了便衣，從此脫離了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還溫暖的軍隊。政治局為她做的轉業決定說：“恢復黨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領導職務，要大膽工作。”空軍領導在向她傳達這一決定時，豆豆認為難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隊。得到的答覆是：“如不服從，從10月30日起停止發工資、糧食供應。”這個難得落淚的女子大哭了一場。 關於林豆豆轉業的地點，上面提出了三個地方：鄭州、開封和孝感。當時國務院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圈了交通較為方便的鄭州。豆豆夫婦倆被分到鄭州汽車廠，豆豆由於不要孩子，被任命為分管計劃生育的革委會副主任；張清林任廠醫。 1976年5月，豆豆的命運又一次隨中國的政治風雲而改變，她被認為是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刮到鄭州來的，被免掉職務，到車間當了一名工人。她住的房間緊靠農藥廠，藥物刺激使她的過敏症復發，並發展為過敏性結腸炎和十二指腸滯泄症。她多次住院治療。 毛澤東去世後的第5個年頭，豆豆偷偷到京上訪，她找到總政和軍委，最後才在趙紫陽的批示下，回到北京，安排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改名“路漫”。她的丈夫張清林則分配到北京市衛生局。 上世紀九十年代，林豆豆搬回到當初父親的原住處毛家灣居住，不過住房面積只有原先的一半，另一半被公家收回了，並且仍享受着《空軍報》副總編的待遇。她享受這樣的待遇有兩個前提：不得發表為父親翻案的言論；不得接受媒體記者採訪。 2002年的一天，父親家鄉黃岡市的領導來北京找到林豆豆，想借她的名氣在北京開一家湖北酒樓。林豆豆先是婉言拒絕，說自己不懂經營。家鄉領導說不需要她來經營，只要她掛名當個總經理，每天在酒樓里露面就行。林豆豆經不住人家的熱情相邀，加上她自己也想為家鄉人民發揮餘熱，便答應了人家的要求。於是她化名“車前”，在建國門外開了一家湖北酒樓。 卷三： 鄧小平的幾個重大失誤 1、錯誤支持紅色高棉導致中越戰爭 ●中越關係破裂的原因 1979年2月17日，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向全世界播發了一條重大新聞。這天清晨，一場旨在“教訓越南”的戰爭，在中國與越南兩國一千多公里的國境線上全線打響，23萬解放軍官兵在大炮和坦克的掩護下，攻入了越南境內。昔日兩個被稱為“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鄰邦，如今成了兵戎相見的仇敵。是什麼原因導致中越關係破裂並走向戰爭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1972年1月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應邀訪華。當時越南正與美國處在戰爭狀態，中國邀請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引起越南方面的強烈不滿，指責中國是“背叛”。 其次是西沙群島問題。1974年1月，南越阮文紹政權派兵強占中國西沙群島中的金銀、甘泉、珊瑚三島，被中國軍隊用武力奪回。當時越南北方還需要中國的支援，因此對此事保持沉默。越南全國統一後，越南政府覺得用不着中國了，便向中國提出了西沙群島的領土要求。針對此事，中國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西沙群島從來就是中國領土！》使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爭端首次公開化。 第三是1977年越共總書總書記黎筍訪華時，向中國要求援助大米，遭到李先念副總理的拒絕。李先念說：“中國已經給予了越南很大的支援，而中國自己也面臨着很多困難。目前越南南方已經解放，越南戰爭已經結束，應該自己想辦法克服困難。”越南長期向中國伸手，每次都是有求必應，這回是頭一次碰釘子，令黎筍心裡很不高興。兩國關係開始走向冷淡。 第四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支持並援助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 這裡有必要先介紹一下紅色高棉和它的領導人波爾布特。長期以來，越南共產黨一直想控制柬埔寨共產黨，將它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20世紀40年代，越南曾經幫助柬埔寨的革命者建立了柬埔寨的第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高棉人民革命黨。當時兩黨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但是，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後，高棉人民革命黨的武裝力量不得不根據協議就地解散。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黨的高級領導人和骨幹分子秘密撤往河內。這時國內只留下一些基層組織和黨員。就在這些留下的黨員中，有一些是剛剛從法國留學回國的青年，如波爾布特、英薩利等人。他們當中不少人參加過法國共產黨，思想激進。他們特別反對越南對柬共的控制和影響。為了獨立地領導柬埔寨的革命，1960年9月，這些青年革命者在金邊成立了柬埔寨勞動黨，波爾布特任總書記。從此，越南勞動黨失去了與柬埔寨勞動黨的聯繫和影響。兩年後，柬埔寨勞動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因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故外國稱其為“紅色高棉”。同年，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率部撤離金邊，轉入叢林建立武裝根據地。這一組織得到了中國的秘密支持。1967年，喬森潘也轉入叢林根據地。1970年5月3日，柬埔寨王國首相兼國防大臣朗諾和副首相兼內政大臣施里瑪達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動下，趁西哈努克親王出國訪問之機發動政變。西哈努克親王被迫流亡中國，並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同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發表聲明支持西哈努克親王，譴責美國的顛覆行徑。這時，長期在叢林中打游擊的波爾布特在中國的勸說下，決定與西哈努克親王合作，共同推翻郎諾—施里瑪達政權。雙方成立了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民族團結政府，賓努任首相，負責對外事務；喬森潘任副首相兼軍隊總司令；負責對內事務。民族團結政府的主要抵抗力量是柬共領導下的民族解放武裝，即紅色高棉。雙方的武裝加起來有正規軍和游擊隊約5萬人。戰爭進行了四個年頭，這支武裝力量共消滅10多萬偽軍，而且頂住了美國出動的三萬多架次飛機的連續轟炸，掌握了戰場主動權。1975年3月，民族解放力量向金邊發起總攻，4月17日解放金邊，西哈努克親王離開北京回國。197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喬森潘為國家主席團主席，波爾布特為政府總理，西哈努克退休，賓努則被任命為有職無權的主席顧問，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紅色高棉實際控制了整個國家。波爾布特掌權以後，在經濟方面，積極推行極左的“共產主義”並強迫大批城市居民遷移到農村。在政治方面實行高壓政策，將許多不同政見者投入監獄或殺害，特別是政治清洗方面，對待不同意見並與越南有某種聯繫的黨政軍領導人採取了極端措施，從而把一大批同志推到了越南方面。紅色高棉領導人的錯誤政策和做法不僅為越南提供了推翻民柬政府的藉口，同時也為這種侵略提供了內應的力量，韓桑林和洪森就是這種力量的代表。在波爾布特統治下的四年時間裡，僅有三千多萬人口的柬埔寨就有一百多萬人非正常死亡。波爾布特被世人稱為“殺人魔王”，他的殘暴統治遭到了世界輿論的強烈貴，許多國家和政黨都與紅色高棉斷絕了關係。當時僅有中國一家支持紅色高棉。中國當時雖然是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和總理，但實際的掌權者卻是副主席鄧小平。因此可以說是鄧小平在支持波爾布特。鄧小平這樣做的意圖，一是因為兩黨有着長期的友誼，二是當時中越關係已出現裂痕，而且由於蘇聯對越南的經濟援助逐漸超過了中國，因此蘇越關係的親密程度已明顯超過了中越關係。鄧小平擔心，如果紅色高棉被推翻，換上一個親蘇的新政權，中國將在東南亞失去柬埔寨這個盟友，同時多一個親蘇親越的敵人。因此，中國堅決地支持紅色高棉。如果中國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倒也沒什麼，然而中國還向紅色高棉提供武器援助，這一來便惹惱了黎筍。1978年，中越關係迅速惡化，並且公開化。越南方面大肆反華排華，驅趕了十幾萬華僑，並在邊境上製造流血事件，以此作為對中國援助紅色高棉的報復。為此，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越南當局還要走多遠？》的社論，指責越南當局忘恩負義，以怨報德。由於僅靠韓桑林的力量遠不足以打敗紅色高棉，因此黎筍決定由越南直接出兵。1978年12月25日，越南軍隊15萬人分七路攻入柬埔寨。紅色高棉由於不得人心，被打得落花流水，僅十幾天就失去了金邊。 ●鄧小平決心“教訓”越南 為了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也為了回擊越南對中國的挑釁，鄧小平決定用武力懲罰越南。他在1979年1月訪問美國時，向美國媒體說了這樣四句話：“（越南）不要把中國的忍耐當作軟弱可欺；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要把中國的話當耳旁風！”又說：“對於這種人，如果沒有一個必要的教訓，用其它任何辦法都難以解決問題。”公開表明了要“教訓越南”的決心。 1979年2月17日凌晨，那場舉世矚目的“自衛反擊戰”在中越邊境上一千多公裡邊境線全線打響。23萬中國軍隊對越南的6個省11個縣開始進攻。 負責廣西境內作戰的是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他是解放軍里的身經百戰的常勝將軍，一生中打過上千次仗，於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負責雲南境內作戰的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楊德志。他原是武漢軍區司令員，也是一位上將。因為他曾協助陳庚大將赴越南指揮過著名的奠邊府戰役，是個越南通，所以戰前鄧小平特意將他與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王成坤中將對調，讓他來指揮雲南方面的作戰。為此，王成坤大發了一通牢騷。 如果說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幫助侵略者金日成打仗，那麼1979年的這場對越“自衛反擊戰”，則是幫助殺人魔王波爾布特打仗。戰爭打響以後，中國軍隊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戰鬥打得十分艱難。自1952年朝鮮戰爭以後，中國軍隊已經有20多年沒打過大仗了，而且他們從來沒想過會與自己的友好鄰邦越南交手，因此對越軍的戰法研究甚少。特別是剛剛經歷了十年浩劫，國家已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軍隊的武器裝備長期未得到改善，仍是十幾年前的水平。裝甲兵使用的大部分是落後的59式坦克，這種坦克在性能上僅與蘇聯二戰後期使用的坦克相當。炮兵的武器，威力最大的是口徑152毫米的加榴炮，射程為18公里，這種炮彈打到房屋的牆壁上，只能炸出一個浴盆大小的窟窿。在現代戰爭中，鋼盔是士兵不可缺少的防護用具，可是中國軍隊在開赴中越邊境時，才發現庫存的鋼盔遠遠不夠用。於是，只好配發給人數較少的炮兵使用，而那些面對着槍林彈雨衝鋒陷陣、危險性極大的步兵，很多人都沒有鋼盔。通訊器材方面更是落後，設備功率小，聯絡距離短，保密性能差，而且還常中斷。解放軍使用的彈藥，相當大一部分是在十年動亂中生產的，質量得不到保證，常出現啞彈。在槍對槍的關鍵時刻，如果子彈打不響，後果可想而知。 中國軍隊使用的大部分是早已過時的武器。而他們的對手卻在蘇聯的支援下，裝備有大量先進的蘇式武器。有一種反坦克槍榴彈，可以裝在步槍上直接發射，直徑不過五厘米左右，卻能夠穿透59式坦克的側部裝甲，並在坦克內部燃燒，產生三千度的高溫。在這樣高的溫度下，車內的彈藥都會被引爆。中國軍隊許多坦克都是被這種槍榴彈擊毀的。 本書一名作者曾經採訪過幾位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老兵，聽他們講述了發生在那次戰爭中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 在戰爭打響之前，各參戰部隊都放映了一部名為《忍無可忍》的紀錄片，講述的是越南當局驅趕華僑、炮擊中國邊民等罪行。越南當局以怨報德的行徑激起了解放軍士兵的仇恨，大家義憤填膺，都說對這種忘恩負義的人應該好好教訓一下。在後來的戰鬥中，絕大多數士兵的表現是出色的，但是也有膽小怕死和臨陣逃脫的。如在進攻諒山的戰鬥中，步兵在坦克的掩護下向越軍進攻。敵軍猛烈的火力，使解放軍士兵倒下不少，活着的人便紛紛退卻，這一來就使已沖在前面的坦克暴露在敵軍的火力之下。解放軍坦克兵氣得大罵步兵，並惱怒地用機槍向退卻的步兵開火…… 某炮兵團配屬步兵125師攻打一個叫長平的高地。由於通訊器材落後，聯絡不暢，因此當步兵拿下了長平高地後，炮兵並不知曉，仍繼續打個不停。步兵們在高地上搖着紅旗高喊着“別打啦！”但越軍也使用的是紅旗，而且他們的獨星紅旗與中國的五星紅旗相似，因此我方炮兵仍以為是敵軍占據着山頭，反而打得更猛了，結果給步兵造成的不應有的傷亡。 某遠射程炮團奉命配合步兵127師作戰，該團在向同登方向進發時，忽然接到協同的步兵部隊的電台呼叫，要求該炮團前進到某地域。然而炮團的前沿指揮所卻報告說，前方可能有敵人，不能前進。這一情況令團首長左右為難。若是不前進，顯然是違抗了軍令；若是照命令執行，萬一前面真有敵人怎麼辦？這時，該團的參謀長主動提出，由他率領一支小分隊前去探路。團長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一支由十幾人組成的偵察小分隊，分乘三輛軍用吉普車出發了。然而，他們果然遇到了敵人的伏擊，十幾名官兵幾乎全部犧牲。事後得知，是敵人掌握了我方電台的頻率和密碼，冒充我步兵部隊，誘使我炮兵中計。 越南人當年在與美國人作戰時，就曾廣泛使用挖陷阱、埋竹樁的戰法，令美軍士兵十分頭疼。這次為了抵禦中國軍隊的進攻，他們故伎重施，又用起了挖陷阱、埋竹樁的戰法。不少中國士兵掉進陷阱，扎傷了腳。為此，中國方面緊急研製出一種防刺膠鞋。然而等這種膠鞋運到前線時為時已晚，中國已經宣布從越南撤軍。 越南人在長期的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善於利用特工隊偷襲對手的後方。在這次戰爭中，越南特工隊頻繁出動，給中國軍隊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弄得草木皆兵。某部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支由多個分隊組成的補充連在夜晚休息時，一名戰士向副連長報告說：“我剛才經過一個班的宿營地，問他們是哪個班的，他們說是五班的。而我就是五班的，我們班根本就沒有這些人。”他懷疑那些人是敵特工。他的話引起了副連長的警惕，副連長便時刻關注着那些人。夜深了，那些人仍未入睡，在悄聲低語。這位副連長更覺得他們是敵人，於是，端起手中的衝鋒鎗對着那群人就是一陣狂掃……事後查明，那些都自己人，他們是另一個連的五班。由於這位副連長的魯莽，致使那個班5人死亡，多人受傷。後來這位副連長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歷時20多天的自衛反擊戰中，中國軍隊共殲滅越軍一萬多人，俘虜1650人。而自己也付出了犧牲6954人，傷14800多人的重大代價。尤其是戰鬥開始頭兩天的2月17、18日，傷亡高達4000人。 戰爭結束後，按照慣例要對犧牲的官兵給予撫恤金。由於國家太窮，最初定的撫恤標準是士兵每人發給800元，軍官按不同職務分別為1000元至1500元。後來一位安徽籍陣亡士兵的父親得知撫恤金只有800元時，拒絕接受。他說：“我兒子為國捐軀是值得的，我沒有怨言。可農民賣一頭豬也不止800元（他的這個說法有些誇張，當時一頭豬賣不到800元，這只是個比喻）。難道我兒子的性命還抵不上一頭豬嗎？”這一情況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後來將撫恤金提高到士兵1200元，軍官3000元。儘管如此，在外人看來還是少得可憐。 ●戰爭使“文革”後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這場戰爭，使本來就已是國弱民窮的中國又花去了不少錢財，為此，政府於1980年緊急發行了首期國庫券，向人民借債40億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先後與三個周邊國家打過仗，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三個國家都曾與中國有過親密關係。一個是曾被稱為“老大哥”的蘇聯，雙方於1969年在邊境上有過幾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一個是曾被稱為友好鄰邦的印度，兩國在1962年發生過大規模武裝衝突；第三個便是曾被形容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在越南長達十年的抗美救國戰爭中，中國人民節衣縮食，克服種種困難，甚至表示“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為越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援助：累計向越南派出各種支援部隊32萬人，其中4200人身負重傷，1100多人長眠在異鄉的土地上；提供的物資援助價值超過200億美元，其中僅軍援一項就足夠裝備一支200萬人的陸陸海空軍。在中國急需外匯用於國家建設之時，還援助越南數億美元的現匯。對蘇聯、東歐國家經中國轉運的援越物資，則免收過境費6300萬元。如果考慮到十年反美援越在時間上幾乎與十年“文化大革命”相等，則中國為此付出的犧牲和代價更為巨大。儘管如此，今日的越南老百姓在談起中國時，卻沒有多少感激之意。為什麼？就是因為兩國之間發生過那場戰爭。這就好比一對本來十分要好的朋友，因為一件事情撕破臉皮打了一架，即使以前兩人感情再深，也難做到和好如初。中國“教訓”了越南，自己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卻沒有達到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目的。以韓桑林為首的“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在越南軍隊的刺刀保護下成立了一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開始了它對這個國家長達12年的統治。越南軍隊到1989年才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全部撤出柬埔寨。 ●“自衛反擊戰”後的中、越、柬關係 中國支持的那個波爾布特，最後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紅色高棉退出金邊之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1979年2月，柬共決定退出政府領導地位。不久，又宣布解散柬埔寨共產黨，波爾布特自己也不得不宣布退休，由喬森潘出任民柬負責人，並停止搞社會主義。然而，這仍逃脫不了眾叛親離的局面。1996年8月，英薩利向柬政府投誠，西哈努克親王簽署了赦免令。此舉極大地動搖了紅色高棉的軍心。許多人離開了根據地梅萊山，紅色高棉迅速瓦解。四面楚歌的波爾布特本人於2000年病死在山中，屍體被火化。 由於中國支持紅色高棉和波爾布特，得罪了柬埔寨現政權領導人，因此，目前中柬兩國關係並不密切。 鄧小平“教訓”越南的決策，也沒有得到後人的認可，在一些記錄鄧小平革命生涯的書籍中，如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鄧小平的歷程》，對這件大事隻字未提。在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總結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1978—1998）》所記載的大事中，也沒有收錄那場打得驚心動魄，帶着“血染的風采”的對越反擊戰。但在那場戰爭中一敗塗地的越南人卻沒有忽略這一歷史。1998年，在那場戰爭20周年紀念日前後，河內的官方傳媒和越軍《人民軍報》刊發了連篇累牘的報道，回憶當時有着聞名天下的“優待俘虜”政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當時的“燒殺搶掠”行為，向自己的人民播撒着仇恨的種子。 筆者曾詢問參加過那場自衛反擊戰的一名中國士兵：“你們是否在越南有過‘燒殺搶掠行為’？” 他回答說：我們進入越南後，越南的老百姓早已跑光，殺老百姓的事是沒有，但遇到了對方武裝人員的頑強抵抗，雙方軍人死傷很多。在我們撤軍時，接到上級命令，要炸毀敵方的橋梁、鐵路、工廠、公路、防禦工事等建築。對於有用的物品，我們拉回了不少，光是自行車就拉了兩大卡車……” 那場戰爭給人們留下的創傷短時間內難以彌合。 蘇聯革命導師列寧曾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而西方國家有人反唇相譏說：“你們社會主義才是戰爭。”這話不是沒有緣由。例如，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歷史上就曾多次發動侵略別國的戰爭。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蘇聯與德國遙相呼應，從東面夾擊波蘭，使波蘭僅抵抗了一個月便戰敗投降。戰後，蘇軍在卡廷地區秘密殺害了上千名被俘的波蘭軍官，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卡廷事件”。同一年，蘇聯以防止德國入侵為由，要與鄰國芬蘭交換一塊土地，此無理要求遭拒絕後，它便發動了“蘇芬戰爭”，出兵強占了芬蘭的大片土地。1942，它以共同防禦德國為由，強行吞併了立陶宛、愛沙尼亞、亞美尼亞三個小國。1958年，它出兵匈牙利；1968年，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它挑起中蘇邊境衝突。1980年，它出兵入侵阿富汗。再加上它支持朝鮮進攻韓國，支持越南進攻柬埔寨，故而在西方人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就愛侵略別國，就愛以大欺小，以強凌弱。 中國給予越南極大的支援，換來的卻是一場恩將仇報的戰爭；中國也給予紅色高棉很大的支援，到頭來也是什麼都沒得到。這個教訓應該好好記取了！ 2、錯誤對待學潮釀成“六·四慘案” 鄧小平的第二個重大失誤是在1989年的學潮中，對愛國學生採取了錯誤的做法，從而造成了數千人死傷的“六·四慘案”，中國受到國際上的強烈譴責和制裁，鄧小平本人在人民群眾中的偉大形象也受到影響。當然，在這場學潮中，學生們也有頭腦發熱、言論過激、行動魯莽等錯誤，但他們畢竟出發點是好的，正如在這次學潮中被撤職的總書記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經過 提到“六·四事件”，還得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說起。 當時，北京大學教授方勵之和妻子李淑嫻多次在大專院校的公眾場合演講，向學生們灌輸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他們的觀點引起了學生的共鳴，進而引發了三年後那場遍及全國的學潮。 這場運動的第一個小高潮是在1986年的12月9日。那一天，在北京高等學校學生會的串通和號召下，全國許多城市的大學生們以紀念“一二·九運動”的名義，紛紛上街遊行，打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鄧小平認為學生們名義上是在追求所謂“民主、自由”，其實質是反對共產黨，對這次運動斥之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則對學生的做法採取了默許和寬容的態度。因此，鄧小平對胡耀邦縱容學生的態度十分不滿，將他撤職，換上了趙紫陽。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於1987年1月6日發表了題為《穩定壓倒一切》的社論。在一次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上，鄧小平語氣堅決地說：“學生再有鬧事的，一律開除！共產黨決不培養反對共產黨的大學生！”這位軍人出身的老革命家，這次又拿出了他那戰爭年代養成的剛毅和果敢精神。然而，這次他面對的不是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軍隊，而是充滿愛國熱情的學生。鄧小平的強硬態度，並沒有使方勵之和學生們退縮，反而越“鬧”越大。到了1989年初，國內外的民主人士進一步加強溝通，出現了頻繁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它活動。例如在1989年2月，方勵之、陳軍（中國民主聯盟成員）在友誼賓館舉行了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會上，方勵之宣讀了他的“致鄧小平的一封信”。陳軍也宣讀了民聯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釋放政治犯。由於新任總書記趙紫陽同樣對這些民主人士採取默許的態度，致使運動越搞越大，以致出現了一些與當時政治形勢的不和諧之音。在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大、小字報，其中有的內容影射攻擊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鄧小平，有人甚至提出要鄧小平退休。4月15日，被免職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使這場醞釀已久的學潮提前爆發。在治喪期間，學生組織的頭頭王丹等人在天安門舉行集會，提出九條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學生們的要求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絕，於是，在4月17、18日，學生們連續舉行大規模遊行。 ●學生喊“打倒共產黨”一事的由來 4月19日深夜，大批學生在中南海新華門前靜坐示威者。軍警們奉命趕來，強行將學生們拉上公交車帶走，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一位女學生被推上車後，氣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產黨！”立即有幾名警察衝上來企圖逮捕她，被其他男同學擋住。這就是後來《人民日報》在“4·26社論”中提到的“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一事的由來。可以說，這位女同學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在當時的強行拉扯中，你如果心裡有火，可以罵人可以打人，甚至也可以喊“打倒某某人”，但你決不能喊“打倒共產黨”這樣的口號。這一來，就被政府抓住了把柄，就可以認定你們靜坐的目的就是反黨。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共產黨有着神聖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誰要想推翻共產黨，老百姓決不會答應。如此一來，原本同情學生的廣大群眾便開始轉變了對學生的態度。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使得這場運動後來被定性為“反革命”。 ●《人民日報》社論成為事件催化劑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王丹、吾爾開希等三名學生代表來到大會堂門口，要求向參加追悼會的國務院總理李鵬轉交他們的請願信，被衛兵擋在了門外。政府工作人員出來對他們說，現在正是治喪期間，大家心情都很悲痛，有什麼事等治喪過後再說。學生代表便以下跪的方式要求政府官員出面。他們的要求仍沒有被答應。於是，王丹等人便鼓動學生說：“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從這時起，北京和外地許多大學相繼出現罷課，學生們打着“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清除腐敗，剷除官倒”等標語上街遊行，學潮進一步升級，迅速蔓延到全國。 自學潮開始以來，學生們的“鬧事”，僅僅是局限於上街遊行或靜坐而已。經過幾天的遊行，形勢已趨於平緩。然而就在這時，《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說：“……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這篇社論是在鄧小平的授意下寫的。為了平息事態的發展，李鵬於4月24日晚上召開政治局會議商討對策。當時趙紫陽因正在朝鮮訪問未出席會議。與會人員認為，當前的事態是一場在極少數人操縱和策動下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是一場動亂。會議決定成立“制止動亂小組”，力爭儘快穩定局勢。次日上午，李鵬向鄧小平匯報了會議的決定，鄧小平甚為滿意，並指示說：“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要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會出更大的亂子。不要怕什麼國際輿論什麼經濟制裁。共產黨人從來是什麼都不怕。”有了鄧小平的支持，李鵬心裡更踏實了，決定對學生採取強硬態度。 學生們的愛國熱情被說成是動亂，引起了廣大學生的強烈不滿，各地的遊行抗議活動更是涌動如潮。為了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和和支持，學生們在標語中增加了“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等內容，把以前喊出的“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統治”等過激性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特權”、“清除腐敗、剷除官倒”等各種群眾贊同的口號。應該說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如果早在學潮之初就這樣做，也許就不會激怒中共領導人，《人民日報》也就難以將學生的行動說成是“動亂”。學生們“鬧”了一通後，各地的遊行抗議漸漸平靜下來。就在各地的學潮有所減弱之時，剛從朝鮮訪問回國的總書記趙紫陽於5月4日在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與鄧小平講話和《人民日報》社論完全對立的意見。他認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趙紫陽的講話，再次鼓舞了學生們的鬥志。與此同時，30多家新聞單位的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也於5月9日上街遊行，遞交請願書。遊行高潮再次在全國各地興起。為了緩和形勢，政府不得不與學生組織的頭頭進行對話。政府發言人袁木與學生組織“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頭頭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進行第一次對話。袁木在對話中代表政府向學生表示，對學生們“不會搞秋後算賬”。然而，學生們又對對話的條件開出了更高的價碼。他們要求，對話的對象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或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的官員”，每次對話“必須出具聯合公告，由雙方共同簽字”，對話要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雙方人員發言每次不得超過5分鐘”等等。 筆者認為，這些條件也過於苛刻了些。試想，你畢竟是一個自發成立的學生組織，政府官員能與你面對面對話，已經是夠給面子了，你還提出這麼多附加條件，豈不是要讓政府對你俯首聽命？學生們過分的要求，導致後來出現了眾所周知的令人痛心的結局。 為了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學生組織從5月13日宣布開始絕食。數千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靜坐。在絕食期間，北京街頭成千上萬的人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使得絕食學生騎虎難下，欲罷不能。首都的社會秩序也陷於一片混亂，連舉世矚目的中蘇兩國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趙柴陽的會晤也受到干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決定在北京地區實行戒嚴，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要“堅決鎮壓”。 ●軍隊用苦肉計激起民眾對學生的仇恨 戒嚴令一開始就不順利，奉命進京戒嚴的38軍軍長拒絕執行鎮壓學生的命令，結果被撤職並送上軍事法庭，以抗命之罪判處8年監禁。 戒嚴的後果是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數千名學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傷。參加戒嚴部隊的軍人死亡人數僅為15人，這當中除幾名掉隊士兵被群眾打死外，其他人多為翻車事故死亡。那麼，當年戒嚴部隊面對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學生，如何下得了狠心用衝鋒鎗掃射呢？原來，是戒嚴部隊使出了苦肉計，激起了士兵對學生的仇恨。那年的5月中旬，解放軍第38軍奉命進京戒嚴時，被群眾用路障擋在了郊外。學生們和老百姓還給士兵送茶送水果，親如一家。部隊領導見此情景不免憂心忡忡，擔心一旦有命令下來要對學生動武，他們可能會拒不執行，必須設法離間士兵與群眾的關係。隨着事態的發展，部隊儘管遇到了阻攔，可還是強行開進了市區。但這時士兵仍未與學生出現尖銳對立，若讓士兵向學生開槍，他們可能還是下不了手。於是戒嚴部隊決定用苦肉計來激怒士兵。 凡是看過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關於“六·四事件”的觀眾，應該記得當中有這樣一個場面：一隊軍車在夜晚快速通過北京長安西街的木樨地時，一群大學生站在路邊朝車隊投擲石塊。（以下是播音員邢志斌的解說配畫面）：“……一輛軍車意外熄火，停在了路上。歹徒們立刻圍上去，向駕駛室內投擲石塊，將駕駛員活活打死。”這一破綻百出的虛構“場面”播出後，果然立馬見效，一下子激起了士兵對學生的仇恨，大家紛紛嚷着要為“死去”的戰友報仇。然而，當時畫面上一個十分重要的鏡頭卻被頭腦簡單的士兵忽視了：就在學生們圍上去攻擊那輛熄火的軍車時，靠方向盤那邊（車的左邊）的車門曾有一瞬間迅速打開又關上。這一開一關，前後不到一秒鐘。當時學生都站在汽車的右邊，畫面的拍攝角度也是在右邊。雖然人們看不清左邊的車門為何會突然一開一關，但這樣一個開和關的動作足以說明一個問題——車內的駕駛員沒死，否則車門怎會被迅速地開閉？這個場面播出之後，便有人對其真實性表示了質疑：如果那輛車是在距學生幾十米外的地方熄的火，駕駛員完全可以立即剎車，並且有足夠的時間跳車逃生；如果那輛車恰巧是在學生面前熄的火，那麼它憑着每小時六七十公里行駛速度的慣性，完全可以滑行到幾百米以外的地方去，遠離攻擊它的學生。可為什麼它不遠不近地正好停在了學生面前呢？就算是車輛難以控制，不得不停在學生面前，駕駛員為什麼不跳車逃走，反而要坐在車內等死呢？要知道，駕駛員是個大活人而不是木頭人呀。再就是那左邊車門的迅速一開一關又如何解釋？難道被打死的人還能打開車門？ 如今，一位參加過當年戒嚴的退伍老兵為人們揭開了這個謎底：原來，這就是戒嚴部隊使用的苦肉計。預先在車隊要經過的了方埋伏下攝像人員，再挑選一名駕駛員故意將車停在學生面前，引誘他們來投擲石塊，以便攝下他們的“暴行”。那名駕駛員將車停在學生面前後，便迅速打開車門，隱藏在車廂的左側——這就是我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車門迅速一開一關的緣故。當然，那名駕駛員沒敢跳下車，否則鏡頭會攝下他的雙腳，那就露餡了。 還有一個證據足以證明這個鏡頭用的是苦肉計，那就是後來官方公布的在執行戒嚴任務中犧牲的15名解放軍士兵中，都提到了他們的姓名、犧牲地點和經過，唯獨沒有提到在木樨地“犧牲”的這兩名駕駛員是誰。按常理，犧牲的解放軍官兵越多，越能證明學生的“暴行”。政府連因翻車事故犧牲了的士兵姓名都公布了。如果這兩個駕駛員真被打死了，那犧牲者的名單裡一定會有他倆。可是，官方始終無法提供這兩個“犧牲者”的名字。 類似這樣的苦肉計還有一些，如戒嚴部隊故意將配有彈藥的裝甲車遺棄在街頭，誘使學生來搶車。幼稚的學生果然上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在街頭橫衝直撞”（電視畫面的解說詞），並用車上的機槍對空鳴放。據經歷過那次事件的人說：軍隊還派出便衣軍人混入學生當中，用汽油焚燒軍車。這一切，都被戒嚴部隊的鏡頭偷偷拍攝下來，作為學生們搞暴亂的“罪證”。 ●鎮壓學潮造成嚴重後果 出動軍隊對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造成了大批學生和市民的死傷。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其有3000多人受傷，200多人死亡。但據知情人說，死亡的人數遠不止這個數字。鎮壓學潮使中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六·四慘案”發生後，國際輿論普遍對中國政府進行譴責，一些西方國家還聯手對中國進行制裁。 在軍隊的彈壓下，一場席捲全國的學生運動被平息了，但人們胸中的憤怒情緒卻沒有平息，人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着心中的強烈不滿。“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北京街頭，老百姓將許多小玻璃瓶扔上街頭，寓意着“小平（瓶）威信掃地”。 在“六·四慘案”的第二天，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那位深受觀眾喜愛的女播音員杜憲披頭散髮、眼含熱淚地出現在全國觀眾面前，懷着悲痛的心情播發當天的新聞。這一場景令國人震驚，據說她的一位親人也在這場血腥事件中喪生。此後杜憲便從電視屏幕上永久地消失了。 “六·四慘案”發生之後，全國乃至世界為之震驚。不少共產黨員以退黨表示抗議。中共中央則下令：凡在此時要求退黨的，一律開除黨籍。 在世界許多國家，華人華僑和外國友人紛紛上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屠殺愛國學生。就連素以“從不關心政治”著稱的香港老百姓，也大批湧上街頭遊行抗議。 “六·四事件”第二年的忌日那天，即1990年6月4日，晚上8點整，在清華、北大的研究生樓里，所有的燈光同時熄滅，研究生們一齊敲打着臉盆，發出“噢——”的叫喊聲。這些曾參加過六·四學潮的大學生們，用這種不會受到追究的方式，悼念一年前死於那次事件的戰友…… ●反思此次學潮的雙方過錯 1989年那場學潮距今已經過去20多年了。現在有必要回過頭來，對那場學潮中對峙雙方的對與錯進行反思和重新評價： 筆者認為，這場學潮無疑是中國的廣大學生繼“五·四運動”之後又一次愛國的正義之舉，它使中國高層領導充分認識到廣大群眾對腐敗現狀的強烈不滿。在學潮平定之後，政府在反腐督廉方面制定了七條措施，可以說這是愛國學生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反腐措施。學生們反對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的願望是好的。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千百年封建君王統治歷史的國度里，要想在短時間內一下子達到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這種想法顯然是幼稚了些。學生們在政府做出有利於自己的表態和讓步時，沒有見好就收，而是被一時的得勢沖昏了頭腦，得寸進尺，非要讓政府向自己認錯妥協，甚至有極少數人錯誤地喊出要鄧小平下台這樣的口號。縱觀古今中外，天底下還從來沒有哪個政府願意向民眾低頭。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大家“鬧”了一通學潮，發泄一下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引起中央的重視，也就夠了，不應再搞什麼大的動作，難道非要“鬧”得讓共產黨下台才算完？共產黨人千百萬人流血犧牲打下的天下，豈能輕易拱手讓給他人？退一步說，如果真的讓共產黨下了台，誰來填補這個巨大的真空呢？讓方勵之、王丹等人上台？老百姓肯定不會答應。這一運動的最後結局是令人痛心的，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的民主進程，而且原本正在研究制定的《新聞法》也因之胎死腹中，剛剛萌發的一點輿論監督、新聞監督等民主氣氛也不幸夭折。 從另一方面來看，政府在學潮越鬧越凶，首都和全國許多城市秩序一片混亂，人民群眾正常生活被打亂的時候，不得已而採取強硬措施，也是必要的，否則這種混亂局面不知要持續多久，只是造成的死傷過多了些。本書幾名作者當年也參加過支持學生的遊行隊伍，也曾對政府的鎮壓感到憤怒。時隔多年，現在我們也認識到了當年的幼稚性和盲從性。 據參加過那次學潮的人說，他們誰也沒想到軍隊真的會下令開槍，也沒想到士兵們會狠心向學生開槍。所以一聽到槍聲激烈地響起，看到身邊許多人鮮血飛濺，頓時腦子就懵了。如果早知道是這麼個結果，他們也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多次有過學潮，但鎮壓學生的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最多是使用棍棒或高壓水槍，根本沒想到被稱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會用衝鋒鎗掃射。 看來學生們太不了解鄧小平。這位軍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在戰爭年代就以堅決果敢和鐵石心腸而著稱。在一部反映鄧小平革命生涯的影片《挺進中原》裡，有這樣一組鏡頭，表現出他的剛毅性格：在劉鄧大軍剛來到大別山區時，老百姓因不了解他們的隊伍，全都跑光了。警衛連一位副連長見一家店鋪里無人，就進去拿了一捆粉絲和一匹布。此事被鄧小平發現後，就命人將那個副連長抓起來要軍法從事。不少人替那個副連長求情，但鄧小平堅決地說：“這個副連長非殺不可，不然我們在大別山站不住腳！”還是將他處以死刑。 再舉一個事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首都鋼鐵公司領導人管志誠犯有重大貪污罪。對於這樣一個高官該不該判死刑，政法部門負責人拿不定主意，便請示鄧小平。鄧說：“這樣的人留着他幹什麼？”於是，管志誠成為繼建國初期被槍斃的天津市委領導劉青山、張子善之後的又一名高級官員。 還有一個事例：1983年7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次大規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運動。筆者曾在一次大會上聽一位省級幹部傳達鄧小平關於開展“嚴打”運動的講話。這位領導在傳達中說：“鄧小平同志要求各地在嚴打工作中要真抓關干，不能手軟。……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刑事犯罪，總要依法殺一些人。……不要怕中國的人口會因此減少，中國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聽到這裡，台下的聽眾一陣大笑。那位省領導忙改口說：“不是原話，呵，大意是這樣，不是原話。” 從上面三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至今猶存的軍人剛性血氣。如果學潮中的學生們了解鄧小平的這些往事，也許就不會硬跟他抗到底。 而鄧小平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對待這次學潮中，存在着兩個失誤： 一是不該簡單地認為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懲治腐敗、剷除官倒”就是要反對共產黨，是搞動亂。這位老革命家沒有認真地思考一下：學生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為什麼會對共產黨沒感情？退一步說，即使他們真是反黨，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必定是共產黨自身出了問題。鄧小平有兩點糊塗的認識：一是認為大學生們受共產黨的培養還要反黨，太沒良心；二是認為是自己重新上台後恢復了高考制度，學生們才有了憑本事上大學的機會，到頭來學生們竟要自己下台，太沒良心。 其實鄧公此言差矣。難道吃了共產黨的飯，就不能對共產黨的腐敗現象表示不滿嗎？早在清朝末年，受清政府派遣到國外留學的陳天華、鄒容等人，也曾舉起反清的大旗。若按鄧小平的說法，那些反對清政府的學生也是沒良心，因為大清朝花了銀子培養他們，他們反過來卻要推翻清政府，實屬大逆不道，也應遭到開除。筆者認為，作為國家的領導者，應該有寬廣的胸襟，不應該一聽到學生們對現實不滿，就認為他們是“鬧事”；也不應該一看到他們上街遊行就要開除他們。鄧小平先後任命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名總書記，結果這兩人都因同情學生而被撤職，鄧公應該從中找找原因，為什麼兩任總書記都與學生持同樣立場？ 二是《人民日報》“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過了頭。 這篇社論草率地將學生的愛國行動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要“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這樣一個大帽子戴在誰頭上都難以接受。如此一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再次激化。筆者認為，將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是鄧小平的重大失誤。正是由於這樣的草率定性，引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才有了後來的天安門廣場抗議靜坐事件。鄧公應當想一想，學生們不好好地在學校學習，為什麼要到街上去“鬧”？不就是因為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嘛？自古以來，知識分子總是最激進、最有覺悟、最敢於鬥爭的群體，他們總是站在愛國、救國的最前列，中國近代史上的“公車上書”、“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以及1947年全國範圍內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法制不夠健全，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不夠，致使官僚階層之風逐漸盛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更可謂是貪官遍地，官倒成風。縱觀西方一些國家，由於法律制度健全，監督和懲處措施得力，政府官員大多不敢貪，不能貪，不願貪。又由於他們的民主健全，因此官員們不可能享受規章制度之外的特權。這裡舉一個例子：上世紀90年代的一天，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出訪前臨時決定理個髮，其座機推遲了起飛時間。由於總統專機占用了跑道，導致其它客機不能正常起降。事後美國報紙對總統的這一事情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克林頓本人不得不為此事向民眾道歉。再比如在中國的鄰邦韓國，1993年新總統金泳三上台後，便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倡廉運動，將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以叛亂、內亂罪和受賄罪起訴，將他們送進了監獄。象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不僅不可能發生，而且也是讓老百姓難以想象的。眾所周知，當年毛澤東的專列出行時，所有的旅客列車包括特快列車都得為它讓道。平民百姓為領導人的專車讓道，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在中國，沒有哪家報紙敢對國家領導人的錯誤行為提出批評，更別說是因為理髮耽誤別的飛機起飛這樣的芝麻小事了。因此，學生們出於愛國之心，出於對官僚腐敗現象的憎惡之情，希望能在中國出現象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和自由，希望能改變中國的現狀，並為達此目的而引發了學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應該動不動就給他們扣上“動亂”的帽子。鄧小平曾說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他也曾領導過百色起義，他參加革命和領導起義是為了什麼？不也是為了用暴力推翻舊中國的腐朽統治，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嗎？這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看來，他不僅是在製造動亂，簡直就是犯上作亂，應該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亂”的製造者。但是當有人對他領導下的中國現狀表現出不滿時，他卻不能容忍了。這不能不說是他輝煌革命生涯中的一個敗筆。 隨着時間的推移，如今官方對那場學潮的定性已從當年的“動亂”、“反革命暴亂”改成了“政治風波”。筆者相信，終歸有那麼一天，中共中央會對“六·四事件”有一個公正的、令人信服的重新評價，一定會還愛國學生一個政治清白。 3、對“高、饒事件”的錯誤處理 前面說過，“高饒反黨聯盟案件”應該算是一起錯案，屬於輕罪重判。這起案件因與鄧小平本人有直接關係，所以他重新復出後，幾乎給建國以來所有的冤假錯案平反，唯獨不肯為“高饒反黨”一案平反。這是他的又一失誤。 高崗四處活動，企圖拱倒劉少奇，給自己爭一個黨的副主席位子，這種做法確實欠妥。鄧小平作為黨的總書記，面對高崗的遊說和拉攏，有責任對他進行批評和勸阻。然而鄧公沒有這樣做，卻向毛澤東告了密。這種做法在當今年代被人稱作“打小報告”，或者說是“背地給人穿小鞋”。說直率些，是有着“賣友求榮”之嫌。在鄧小平的歷史上，他自己也有過與高崗類似的行為。1981年4月，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出訪朝鮮時，鄧小平趁機四下活動，聯絡了葉劍英、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人，把華國鋒拱了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他這樣做不是與高崗如出一轍嗎？人家高崗只是爭個黨的副主席，而鄧小平卻取代了華國鋒，成為新中國的第二代最高領導人。如果說高崗想拱倒劉少奇就算“反黨”，那鄧小平自己夥同他人拱倒了華國鋒又該算作什麼呢？ 筆者認為，對高崗和饒漱石兩人所犯錯誤和處理，應該是給予黨紀處分，最多是降職使用。然而毛澤東卻把他們定為“反黨聯盟”，不僅開除了黨籍，還關進了監獄。這實屬輕罪重罰。高崗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親手創建了陝甘革命根據地，才使長征中走投無路的紅軍三個方面軍有了立足之地。在解放戰爭中，又和林彪等人一起，為解放東北做出了重大貢獻。抗美援朝時期，更是為支援前線而禪精竭慮，嘔心瀝血。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曾讚揚說：抗美援朝戰爭後勤工作做得好，有兩個人出了很大的力，在朝鮮戰場是洪學智，在國內則是高崗。建國後，高崗任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工作幹得十分出色。連斯大林都認為高崗是個傑出人才。這樣的人說他是“反黨”，恐怕連小學生都不會相信。 由於“高饒”一案是鄧小平揭發出來的，因此他不願給高、饒二人平反，這不能不令人遺憾。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反對某個同志的某個意見，不等於反對這個人；反對某個機關的某個同志，不等於反對這個組織，不等於反領導，更不等於反黨。”根據這個規定，高、饒二人即便是反對劉少奇，也不應看作是反對中央，更不能說他們是反黨。《準則》還要求：“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切不實之詞必須推倒。”筆者認為：根據這樣的要求，重新給“高饒事件”定性，應該很有必要。 4、對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場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在對外關係的立場上，在事實上一直遵循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當大國與小國發生衝突時，站在小國一邊；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衝突時，站在社會主義國家一邊；當多數國家與少數國家發生衝突時，站在多數國家一邊。而不管那些小國、社會主義國家和多數國家在衝突中對錯與否。像這樣偏袒一方的事例曾發生過多次。 1950年，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入侵韓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朝鮮，並派出聯合國軍懲罰金日成，中國卻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與聯合國軍對着幹，因為它與朝鮮同屬社會主義陣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色列與中東地區多個阿拉伯國家發生了多次戰爭，雖然是阿拉伯國家首先向以色列發動進攻，但中國一直站在阿拉伯人一邊，因為阿拉伯國家占多數。以色列自建國以來，始終表示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且在聯合國每次表決恢復北京席位問題時，總是投贊成票，但中國一直不領情。直到埃及率先與以色列和解，中國才與以色列建交。 1962年，蘇聯偷運導彈進入古巴，被美國發現後，引起加勒比海危機，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中國與古巴同屬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中國堅決支持古巴，並以高價購買古巴的紅砂糖作為經濟援助。此次危機最終以蘇聯撤出導彈而結束。 1975年，印度尼西亞群島的一個自治省東帝汶鬧起了獨立。印尼政府派兵鎮壓，中國政府對印尼強烈譴責，因為中國向來支持國外人民鬧獨立。此舉引起了印尼的不滿，該國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上指責中國說：“在50年代初，你們自己在朝鮮就有一百多萬軍隊，現在卻來批評別人！” 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上台，他繼續執行毛澤東以往那種站在小國、弱國、多國一邊的對外政策。 1982年，阿根廷與英國為南大西洋的馬爾維納斯群島發生衝突。按照國際上“先占為主”的通行慣例，英國人在島上早就派有駐軍，因此該島主權應屬於英國。最初美國的立場是中立，但很快里根總統便改口說：“阿根廷對馬島的占領是侵略，美國決不容忍這種侵略。”宣布支持英軍收復馬島。但是，中國外交部在給英國的聲明中卻說：“鑑於中國在第三世界的一貫立場，中國不能支持英國收復馬島的行動。”而中國輿論則明顯偏袒阿根廷一方。中國政府只堅持一貫站在弱小國家一邊的立場，卻無視國際慣例，不分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支持了侵略行為。 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國雖然反對伊拉克的入侵，但在安理會通過決議要用武力驅逐伊拉克時，中國投了棄權票，理由是不贊成使用武力。有外國評論說：“中國自己曾在1962年和1979年分別對印度和越南使用了武力，不知為什麼又聲稱不贊成對伊拉克使用武力，其實中國投棄權票的真正原因是1950年中國曾與聯合國懲罰朝鮮的決議對抗，如果這次投了贊成票，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當年的抗美援朝。”中國在大是大非面前，來了一次和稀泥，在同一類性質的兩件事情上，先後採取的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1997年，鄧小平逝世。接班人江澤民繼續奉行鄧小平的外交政策。兩年後，與中國長期友好的歐洲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盟（簡稱南聯盟）發生了“科索沃獨立事件”。這個共和國90%是阿爾巴尼亞族人，與當地的塞爾維亞族人長期存在着民族矛盾，一直希望從南聯盟中獨立出去，與阿爾巴尼亞合併。阿族人民還成立了“科索沃解放軍”，為爭取獨立進行着軍事鬥爭。為了阻止科索沃的獨立，南聯盟派出軍隊進行鎮壓，造成了阿族人的大批死亡。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要求南聯盟與科索沃阿族人都回到談判桌上，此要求被南聯盟拒絕。美國威脅說如果南聯盟拒絕談判，就要求安理會對其實行武力制裁。因為中國與南聯盟同屬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中國表示，如果安理會就制裁一事進行表決將投票反對。於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乾脆繞開安理會，直接對南聯盟進行轟炸。 北約的轟炸從1999年3月中旬開始，力量對比懸殊的南聯盟幾無還手之力。特別是美國的F—117隱形轟炸機，在戰場上可謂大出風頭，由於對方的雷達無法發現其蹤跡，它因此在南聯盟國土上如入無人之境，許多軍事目標被摧毀，自己卻毫髮無損。 然而好景不長，一架F—117隱形戰機在南聯盟國土上被擊落，這也是此類飛機問世以後在戰場上首遭敗績。這一戰果大大鼓舞了南聯盟軍民的士氣，也令美國軍方大為震驚，因為這意味着此類戰機今後將成為對方的空中靶子。據知情人向筆者透露，這其實是中國人的功勞，是中國人暗地裡幫助南聯盟擊落了美國的隱形飛機。中國軍方經過改進的舊式米波雷達與新式的厘米波雷達配合使用，從理論上說可以發現隱形飛機，這也就意味着它能夠引導導彈擊落這種飛機。但這種改進的雷達未經過實戰的檢驗，是否真的有效還是個未知數。於是中國人將此武器秘密運進南聯盟做試驗。 試驗取得了成功。然而無孔不入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很快發現此事是中國人幹的，於是，美國總統克林頓決定對中國進行報復。 1999年5月7日，一架B—2隱形轟炸機從美國本土出發，經過長途奔襲，於當地凌晨時間3點來到貝爾格萊德上空，向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發射了4枚導彈，使館辦公大樓被完全炸毀，正在辦公樓內工作的三名記者被當場炸死。其中有一枚重磅鑽地彈，從使館宿舍5層樓頂一直穿透到地下室。由於美國只想給中國一個警告，不想傷害使館人員，因此這枚鑽地彈沒有安裝爆炸引信，不然的話，使館人員將全部葬身於廢墟之下。美國之所以要選擇在凌晨轟炸，也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在這個時間裡，使館人員應該都已回宿捨入睡，辦公樓內不會有人，卻沒料到有三名記者仍在埋頭工作中。 事後，美國以“使用了舊地圖”為藉口，推卸轟炸中國使館的責任。克林頓總統向中國表示道歉，並向三名死者家屬支付了300多萬美元的賠償，另向中國使館賠償4300萬美元財產損失。美國的轟炸引發的中國老百姓的強烈抗議，許多美國駐華企業如麥當勞、肯德基餐廳被砸毀，中國也因此向美國賠償了460萬美元。 事後有人說，中國人的這次與美國人的暗中較量，面子丟大了。 5、翻歷史舊賬使中梵未能建交 梵蒂岡，世界上最小的國家，面積僅為0·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城內，國土上唯一的建築是一座大教堂。由於它是天主教皇所在地，因此又是影響力極大的國家，也是歐洲唯一沒有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梵蒂岡曾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國也有這個意向。然而就在上世紀90年代，天主教皇為了紀念長期以來在各地傳教活動中殉職的傳教士，搞了一個“封聖”活動。在那些被封為“聖人”的傳教士中，有120人是在中國殉職的，其中既有在廣西被當地縣衙斬首的馬賴神甫，也有在“義和團運動”中的86名死亡者。此事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中國宗教協會和外交部門向梵蒂岡提出了抗議。中國方面認為，那些傳教士是在鴉片戰爭中跟着侵略軍來到中國的，當年的傳教就是侵略活動的一部分，侵略軍為傳教士活動鋪平了道路，而傳教士又是外國侵略軍的嚮導和工具。大量事實說明，歷史上外國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為其收集情報、出謀劃策，參與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並享有不平等條約賦與的種種特權。傳教士到中國來以戰勝者、特權者的姿態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他們搶劫姦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攬詞訟，做盡了壞事。正因為教會勢力已經成為長在中國社會身上的毒瘤，經常有民教衝突爆發，所以19世紀下半葉教案鬥爭的本質是侵略勢力與反抗勢力的矛盾，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意識的初步覺醒，而義和團運動是這種矛盾鬥爭的高潮。要說殺人，傳教士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梵蒂岡為他們塗脂抹粉，封他們為“聖人”，是故意向中國人民挑釁、示威。 由於中國的強烈抗議，中梵兩國建交之事因此流產。 對中國政府的這一做法，筆者並不完全贊同。到東方國家的傳教士中，應該說絕大多數是正直、善良的。在傳教活動中，傳教士們都是單獨外出活動，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讓他們搶劫姦淫，為非作歹，恐怕借他個膽子也不敢。當然，其中也可能有膽大妄為者，但畢竟只是極個別人，我們不應以偏概全。就拿那位在廣西被殺的法籍傳教士馬神甫來說，他的中國教徒犯了罪，並不等於他也犯了罪，但他也被一起殺頭，實屬輕罪重判。客觀地說，多數的傳教士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傳播西方文明和先進科學技術方面還是做出了貢獻。清朝末年的義和團運動，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把一切外國人都視為壞人，盲目地喊出“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的口號，不分男女老少，見外國僑民就殺，甚至干出了攻打外國使館的蠢事，以致給“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造成了藉口。當年許多傳教士，就是在義和團這種極端仇外的魯莽行動喪命的。對於那場運動，中國自己的歷史學家也持反對態度。中國方面認為那些被殺的“傳教士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僅是主觀猜想而已，時隔一百多年，當年的目擊者、知情者早已作古，孰是孰非難以說清。另一方面，對於已經過去百年的歷史問題，不應讓它長期成為中國與其它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障礙。近代中國屢遭列強蹂躪，有些西方國家甚至不只一次侵略過中國。若翻歷史舊賬，中國就不可能與這些國家建交。在一些不會對中國造成重大損害的枝節問題上，應將它暫時擱置起來或繞開。例如，中國在與美國建交時，美方提出要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當然不希望美方這樣做。但為了實現中美建交這個大目標，中國對美國售台武器上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同樣，為了促使梵蒂岡與台灣斷絕“外交”，鄧小平如果明智的話，也應採取這種態度。中共方面若為這陳年舊事與一個有着重要影響力的國家鬧僵，實在是因小失大。 6、最大失誤是未解決權力監督和制衡問題 鄧小平重新復出以後，積極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民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異。對於鄧小平的豐功偉績，世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筆者認為，在鄧小平諸多的英明決策中，也有過多次失誤。他的最大失誤，是沒有解決好對各級官員特別是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監督和制衡問題。 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官場腐敗現象日趨泛濫，各種不正之風逐漸盛行，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敲詐勒索、損公肥私等等。導致貪官太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輿論監督。而輿論不敢監督的原因是《新聞法》遲遲不能出台。鄧小平自己曾經說過：“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見《鄧小平文選》134頁）。”儘管鄧小平意識到人民的聲音很重要，但他說的與做的卻大相徑庭。上世紀80年代末，全國人大委員會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一部《新聞法》，不幸的是在1989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正在醞釀中的《新聞法》胎死腹中，其原因是當時出現了錯誤的輿論導向，從而引發了這次事件。鄧小平擔心若是敞開言論，會再次引發全國性的學潮，所以於一直不允許新聞法出台。 筆者認為，鄧小平的做法既是因噎廢食，更是杞人憂天。1989年之所以有那麼多的人參加學潮，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包括輿論監督）和制衡機制，使貪官污吏們得以恣意妄為，進而導致“官倒”泛濫，腐敗橫行，才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可以說，只有身上有污點的人才不願看到新聞法出台。天底下沒有哪個記者生來喜歡得罪人，也沒有哪家報紙生來喜歡批評別人。如果社會上有不滿的聲音，那就說明是政府的工作有不足之處，政府官員就應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早些年香港的報紙經常罵共產黨，近年來，內地的形勢越來越好，這種罵聲也隨之減少，而且讚揚聲越來越多。這表明只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公眾輿論讚揚還嫌不夠，怎麼會有“錯誤導向”？國家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如果連批評政府的話都不能說，言論自由又從何談起？中共中央不應當把批評報道視為洪水猛獸，而應把它當成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助推器”。 由於沒有法律撐腰，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不敢大膽揭露社會上的醜惡面和陰暗面，這也就更加助長了各種不正之風，使一些貪官污吏敢於胡作非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就是因為腐敗才被共產黨人趕出了大陸。如今共產黨自己也出現了腐敗，如不及早遏制，則有可能重蹈覆轍。令人憂慮的是，如今共產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的廉潔僅僅是靠自覺而不是制度，這種靠覺悟產生的廉潔能有多大、多久的約束力呢？雖然中共現任領導人胡錦濤自己能夠做到清正廉潔，但他恐怕不能保證他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他一樣潔身自律。筆者認為，必須要有一套法律制度來監管各級領導（包括中央最高領導），任何人都必須在法律制度和輿論監督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家不變色。 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程度總是與該國的言論自由程度密切相關。老百姓的言論充分自由，能夠批評政府，政府就會少犯錯誤，反之就會走彎路。中國之所以會出現“十年浩劫”的悲劇，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老百姓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媒體不能進行輿論監督，人們不能批評中央領導人的錯誤行為。筆者曾去過在島國新加坡。在那個國家，老百姓說起他們的前總統李光耀來，無不引以為自豪。李光耀不僅使國家走向了富強，還制定出一套嚴厲的廉政制度，使官員們不敢貪污受賄，不敢胡作非為。在西方國家裡，經常能見到新聞媒體披露或批評政府官員醜陋行為的報道，他們的記者被稱之為“無冕之王”。而在中國，則鮮有這樣的事情。儘管也揪出過一些貪官，但都是由於他們劣跡太多難以遮掩而暴露，並不是媒體的功勞。因此在中國有人戲謔地說：“外國的報紙是批評政府的，中國的報紙是讚揚政府的；外國的官員怕記者，中國的官員愛記者……”連台灣的報紙長期以來一直都可以批評他們的官僚政要，在這方面，鄧小平的氣度和膽識還不如蔣經國。 與對權力監督同樣重要的是對權力的制衡。為了防止權力被濫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借鑑分權原則和“以權制權”的原則，以保障人民對國家的管理權力和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正如鄧小平所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鄧小平文選292頁）長期以來，中共中央對此缺乏足夠的認識，體現在權力機構的設置上，就是決策、行政機構等職能部門過強過大，監督、檢查機構則過於薄弱，甚至流於形式。這種狀況破壞了權力結構中各部分的協調和平衡。失去了制衡機制的權力結構，造成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上的“開環”狀態，各種特權現象、官僚主義、以權謀私因此而源源不斷地大量產生。一個領導一切的政黨，一個掌握巨大權力的領導者，一旦失去了強有力的、具體切實的監督和制衡，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危機。“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進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和威望才得以實現的。而這種不正常的權力，正是沒有監督和制衡機制的產物。 對權力的制衡問題，鄧小平在世時沒有解決；他的接班人江澤民也沒有解決。但願有朝一日中國繼任的領導人能認識到這個問題，早日解決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問題。如是，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附篇： 本書作者寫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懇請信 總書記同志：您好。 我們是幾名憂國憂民的老黨員，用了多年時間寫出了這本書，總結了毛澤東和鄧小平一生中的重大失誤和過錯。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否定毛澤東和他的繼承人，而是因為他們的一個失誤，就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他們之所以產生的過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國內地缺少像國外那樣的輿論監督。我們眼看着目前社會上各種歪風邪氣盛行，而新聞媒體卻不敢也不能對此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評，覺得有必要在這裡向您進一言，那就是：黨中央不應當害怕群眾批評，應該敞開言路，歡迎輿論監督，真正做到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異。特別是您執政以來，更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如在全國免徵農業稅，為軍隊官兵大幅加薪，為城鄉貧困人員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為廣大農民工維護合法權益……您的豐功偉績可謂人人稱頌，有口皆碑。當今之中國之盛世，堪稱二十一世紀的“開元”和“康乾”。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時下官場腐敗益甚，種種不正之風盛行，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敲詐勒索，損公肥私等等。百姓們不滿地拿吳官正和尉建行兩位中央領導的名字作比喻，說如今是“做官無（吳）官正，反腐未見行（尉建行）”。我們認為，貪官太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輿論監督，而輿論不敢監督的原因是新聞法遲遲不能出台。由於沒有法律撐腰，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不敢大膽揭露社會上的假醜惡和陰暗面，這也更加助長了各種不正之風，使一些貪官污吏敢於胡作非為。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擔憂和憤慨。陳雲同志曾說過“腐敗將會亡黨亡國”。當年國民黨政權就是因為腐敗才被趕出了大陸。如果我們共產黨人不及早遏制腐敗，則有可能會重蹈國民黨的覆轍。令人憂慮的是，如今各級領導特別是中央領導幹部的廉潔僅僅是靠自覺而不是靠制度，這種靠自覺產生的廉潔能有多大多久的約束力呢？雖然您現在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潔，但您能保證您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您一樣潔身自律嗎？我們認為，必須要有一套法律制度來監管各級領導（包括中央最高領導），任何人都必須在法律和制度和輿論的監督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程度總是與該國的言論自由程度密切相關。老百姓的言論充分自由，能夠批評政府，政府就會少犯錯誤，反之就會走彎路。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文革”悲劇，原因之一就是群眾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媒體不能進行輿論監督，人們不能批評中央領導人的錯誤做法。在島國新加坡，老百姓說起他們的前總統李光耀來，無不引以為自豪。李光耀不僅使國家走向了富強，還制定了一套嚴厲的廉政制度（包括輿論監督），使官員們不敢貪污受賄，不敢胡作非為。在西方國家裡，經常能見到聞媒體披露或批評政府官員醜陋行為的報道，他們的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而在我們國家裡，則鮮有這樣的事情。儘管揪出過極少數的大貪官，但都是他們因劣跡太多難以遮掩，而不是媒體的功勞。因此有人戲謔說：“外國的報紙是批評政府的，中國的報紙是表揚政府的；外國的官員怕記者，中國的官員愛記者……”連台灣的報紙都可以批評他們的政要，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不如人家國民黨嗎？ 據說黨中央不允許新聞法出台，是擔心再次發生1989年那樣引發全國性學潮的“錯誤輿論導向”。這既是因噎廢食，更是杞人憂天。當時之所以有那麼多的人參加學潮，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包括輿論監督），使貪官污吏們得以恣意妄為，進而導致“官倒”泛濫，腐敗橫行，才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可以說，只有身上有污點的人才害怕輿論監督，才不願讓新聞法出台。天底下沒有哪個記者生來喜歡得罪人，也沒有哪家報紙生來喜歡批評別人。如果社會上有不滿的聲音，那便是說明政府部門的工作有不足之處，政府官員就應當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早些年香港某些報紙愛罵共產黨，近年來，內地的形勢越來越好，這種罵聲也隨之越來越少，相反的是讚揚聲越來越多。這表明只要我們的工作做得好，公眾輿論讚揚還嫌不夠，怎麼會有“錯誤導向”？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如果連批評政府的話都不能說，言論自由又從何談起？毛主席說得好：“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我們請求您允許新聞法出台，使新聞媒體能夠大膽進行輿論監督，使官員的行為受到約束，使各種歪風得到糾正。如能這樣，則是您為國家為百姓又做了一件名傳千古的大好事！ 順祝政安！ 幾名老共產黨員 參考書目： 《志願軍戰俘紀事》、《井岡雙雄——袁文才、王佐傳》、《蜜月的結束——毛澤東赫魯曉夫決裂前後》、《賀子珍傳》、《沉冤昭雪》、《人民的審判》、《十年“文革”史》、《大動亂年代》、《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聶榮臻元帥回憶錄》、《龍困——賀龍元帥的悲慘晚年》《彭德懷自述》、《彭德懷傳》、《紅牆紀事》、《楊成武將軍回憶錄》、《楊尚昆回憶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悲劇》、《決定命運的28天》、《薄一波回憶錄》、《抗美援朝紀事》、《偉人毛澤東》、《偉人周恩來》、《我的父親鄧小平》、《江青傳》、《紅都女皇》、《林彪傳記》、《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毛澤東的五大秘書》、《胡喬木回憶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九·一三事件紀實》、《我差點成了林彪的兒媳——張寧回憶錄》、《中南海內幕》、《大將羅瑞卿》、《洪學智將軍回憶錄》《薄一波回憶錄》-《赫魯曉夫回憶錄》《論共產黨員修養》等，以及大量的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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