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情結”及其在“林彪事件”中的變異
——就“林彪事件”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與林彪擁躉的商榷（4）
朗鈞（北京）
內容提要：本文以毛澤東關於“小手指”的一個比喻作為映射點，透視了毛澤東對“個人崇拜”必將導致的“絕對權力”的崇尚心態；文章解析了毛澤東的由“斯大林情結”和“赫魯曉夫情結”構成的“個人崇拜情結”；並對“劉少奇、林彪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這一問題展開討論。文章指出：林彪一意孤行，在中國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表明了林彪思維的封閉性。林彪的封閉性思維與普適價值以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毛澤東實際上是利用“反個人崇拜”將林彪逼入絕境。而毛澤東自己則通過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地位和中美首腦級會談輕鬆地走出了“九一三”的困境。
正文：
赫魯曉夫對人類政治學最大的貢獻就是創造了一個可以準確定義斯大林主義核心內容，並可準確評估斯大林時代的負面政治學名詞——“個人崇拜”。斯大林死後不到三年蘇共就毫不留情地清算了斯大林時代因“個人崇拜”而造成的嚴重後果。這一良心未泯的舉動立刻被全世界的理性社會所認可。
李慎之先生曾經說過，蘇共“二十大”對於毛澤東的刺激效應在毛的心中形成了一個“二十大情結”。這個情結支配了他晚年整整20年的生命[[1]]。此情結暗藏於“反右”運動、“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運動、“七千人大會”、“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動因之中，歷經十五年的糾結與再糾結，竟然在“林彪事件”中荒謬絕倫地變異和脫化。
林彪違抗歷史潮流，頂風作案，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在中國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林反目後，林彪被毛澤東逼入絕境，毛所用的手段就是反對“個人崇拜”。林彪及其團伙的覆滅固然與毛澤東魔道之精湛詭異有關，但究其根本原因在於林彪本人殫精竭力製造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個人崇拜”的理論有悖人類政治學的基本常識，這其中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構成——歷史唯物主義。
本文將對毛林在“個人崇拜”的博弈中的失與得做一個提綱攜領的簡單討論。由於李慎之先生所謂的“二十大情結”可能會造成誤讀，所以本文引用時一律改為“個人崇拜情結”。
一、從毛澤東的“小手指”談起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四清)運動工作會議。在會上，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的合理性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爭吵，毛劉之間的矛盾首次公開化。多少年後，薄一波和安子文告訴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毛澤東曾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
毛澤東關於“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劉少奇”的說法與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中曾經揭露斯大林的一段與“小手指”有關的說法頗為相似：
赫魯曉夫有一次從基輔來到莫斯科覲見斯大林。斯大林把不久前寫給鐵托的信件抄本給赫魯曉夫看並問，“你看過嗎？”沒有等赫魯曉夫回答斯大林就說，“只要我動一下小手指，鐵托就不存在了，他就垮了”。
赫魯曉夫評論說：“‘動一下小手指’這種說法表現了斯大林的自大狂。但斯大林確是這樣做的。他動一下小手指，搞掉了柯秀爾[[3]]，再動一下小手指，波斯蒂舍夫[[4]]、邱巴爾[[5]]沒有了，再動一下小手指，沃茲涅先斯基[[6]]、庫茲涅佐夫[[7]]和許多人也消滅了”。
對斯大林而言，“個人崇拜”的本質就是“權力崇拜”，就是“絕對權力崇拜”。
毛澤東對赫魯曉夫的反感起源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因此，以毛一貫具有的閱讀習慣和對是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高度關注，毛澤東一定認真閱讀過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報告。毛澤東多年後有意模仿斯大林的“小指頭”之說，表明毛澤東對斯大林曾經享有過的不受任何約束之權利的心儀神往。在效仿的實踐中也確是如此，毛動一下小手指，搞掉了彭德懷，再動一下小手指，劉少奇沒有了，又動一下小手指賀龍、陶鑄和許多人也消滅了。
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不僅是對斯大林的清算，也是在提示中國人應該對本國正在形成並有跡象演變成更加非理性的“個人崇拜”有所警惕。但是，歷史還是無可阻抑地把中國拖入了“個人崇拜”的深淵。中國的“個人崇拜”及其後果完全是蘇聯“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重演。
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最嚴重後果是逮捕和屠殺黨的幹部。曾經參加過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中，因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逮捕的竟有1108人；
蘇共“十七大”上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含候補委員）中，就有98人被逮捕或遭到槍決，占總委員人數的70％。
18名政治局委員（含候補委員）中，基洛夫被暗殺；奧爾忠尼啟被迫自殺；科西奧爾、楚巴爾、波斯蒂舍夫、魯祖塔夫、埃赫等5人被處決。
當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宣布上述“1108”和“98”這兩個數字時，蘇共“二十大”會場上群情激憤。
中國的情況極其類似。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這兩級的清洗也十分嚴重。
中共“八大”選出的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中，中央委員（含候補中央委員）170人。這170名委員僅有53人被選入的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僅占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31%[[8]]。其餘69%的委員中的絕大多數被清洗。他們中的很多人被長期關押在秦城監獄和各地的監獄中。
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員（含候補委員）共23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13人中遭到清洗，他們是：劉少奇、彭真、彭德懷、賀龍、烏蘭夫、陸定一、薄一波；鄧小平、張聞天、陳毅、李富春。
毛澤東和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之區別僅僅在於：毛澤東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在黨內高層大開殺戒。
但是，民間的情況就不大不一樣了。文革中，僅憑《公安六條》第二條[[9]]為據，以“惡毒攻擊”罪逮捕、判刑和槍斃的，全國就有10萬人之多[[10]]。林昭、王佩英、張志新等人都是以“惡攻”罪被槍斃的。石仁祥[[11]]、朱守忠[[12]]、舒賽[[13]]、郭維彬[[14]]朱希[[15]]都是因攻擊林彪罪被判處死刑[[16]]。
“個人崇拜”在中國的持續升溫是發生文革災難最重要的原因。為了防止文革在中國的重演，清算“個人崇拜”及其中國造成的嚴重後果就顯得十分必要。
二、毛澤東“個人崇拜情結”的構成
“個人崇拜”是一種類宗教或偽宗教現象，它的本質就是神化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將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凌駕於國家的法律和執政黨的黨紀之上，任其為所欲為。由於“個人崇拜”在理論和實踐上顯然有悖於東西方普適價值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奴隸史觀，使得整個國際共運陣營中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正面為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做法進行辯護，這其中也包括毛澤東本人。
1956年7月《人民日報》公布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中國成為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
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做法對中國的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中共的宣傳機構在媒體上公開強調要加強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不能允許任何個人凌駕於黨和黨中央之上，說到底就是要對個人的權利強度和範圍作出必要的限定。
新華社內考大量登載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
天津市幹部提出“今後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
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
長春市幹部中也有些人認為，中共也有個人崇拜的現象，如開會時只給毛主席致敬電，不給黨中央致敬電。更有的人提議“不應強調喊毛主席萬歲”[[17]]。
面對國內外的政治壓力，毛澤東只能屈就，其直接表現就是不得不在蘇共“二十大”之後五個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的政治報告、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新黨章中均不再提及“毛澤東思想”這五個字。但是，“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絕對沒有抵制和反對個人崇拜的主旨[[18]]。
不要阻礙“個人崇拜”在中國的出現，也不要因“個人崇拜”在中國的出現而被後人指責——這就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情結”最本質的內容。依據時間順序，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情結”的表達之側重是不一樣的，可細分為前期的“斯大林情結”和後期“赫魯曉夫情結”。前者側重於自身價值的肯定性評價，而後者則是惟恐自身價值被質疑或被否定。
毛澤東的“斯大林情結”及其展現
所謂的“斯大林情結”，從語言的表達上是要堅持“正確、全面地評價斯大林”，但其本質是要維護產生“個人崇拜”現象的制度。毛澤東的“斯大林情結”說到底就是要確保毛之生前身後都不受到譴責的大前提下，保全斯大林時代所有“個人崇拜”的形式和內容，並將其進一步中國化。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經驗》）、《再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再論》）和《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簡稱《關於斯大林問題》)是中蘇論戰中涉及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三篇重頭文章，且均由毛澤東親自修改和定稿。這些與“個人崇拜”有關的重要文字是毛澤東心存“斯大林情結”的歷史見證，很值得重新閱讀和重新認識。
1956年4月5日，蘇共“二十大”閉幕後不到兩個月，中共發表由陳伯達執筆[[19]]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由於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事先沒有向中國黨通報，毛只好違心地倉促表態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20]]。《經驗》文承認“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的遺產”，“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展開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正是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在前進道路上掃清思想阻礙物的一個偉大的、勇敢的鬥爭”，“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崇拜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等等。這是中共(實際上是毛澤東)在中蘇論戰中唯一一次對“個人崇拜”現象的批判性評述，也是唯一一次對“個人崇拜”現象的直面評述。
但是，《經驗》文還是用隱晦的詞語為斯大林進行了辯護：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認為領導人物在歷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黨需要有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歷史鬥爭的前列，而領導人民群眾的先進人物。否認個人的作用，否認先進人物和領導人物的作用，這是完全錯誤的”。
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會懂得，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和列寧關於“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的論述根本不在一個理論層級上。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主義的基石，按照恩格斯的說法，歷史唯物主義和剩餘價值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核心體系。而列寧的“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說僅僅只是一種關於革命組織框架結構的敘述，並無理論價值。更何況赫魯曉夫也從來沒有反對過列寧的關於“階級、政黨、領袖”的關係說。
1956年12月29日，中共發表由毛澤東指導，胡喬木等人執筆[[21]]的《再論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長文。此文從前一篇文章《經驗》的立場上大踏步後退。
蘇共二十大雖然批判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是並沒有對產生“個人崇拜”現象的原因究其根源。赫魯曉夫甚至說：“我們不能把這件事捅到黨外，尤其不能捅到報刊上去發表。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在代表大會關起門來的會議上，報告這個問題。我們應當知道分寸，不要把炮彈送給敵人，不要在他們面前宣揚我們的家醜”。
同年11月11日,鐵托在海濱城市普拉,向伊斯特里亞的共產主義者聯盟積極分子發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講。鐵托在演講中說,赫魯曉夫雖然批評了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但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鐵托還說：“頑固的斯大林主義分子在各國黨內設法繼續保持他們的職位，他們再一次望鞏固他們的統治，把這種斯大林主義的傾向強加在他們的人民的頭上，甚至別國人民的頭上”。鐵托甚至呼籲把各國的“斯大林主義分子”趕下台。鐵托的演講在國際社會中掀起軒然大波,也引起了中共和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再論》針對鐵托關於“個人崇拜”的問題是使其得以產生的制度的觀點，強調說“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在為產生“個人崇拜”現象的制度進行辯護。
最值得注意的是，《再論》全文共兩萬多字，但從頭至尾竟然沒有出現“個人崇拜”這個字眼。曾經在《經驗》文中出現過的正面批判“個人崇拜”的論述和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的表述也隨之統統消失。《再論》在“個人崇拜”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的這種變化，與6月爆發的波茲南事件和10月份爆發的匈牙利事件有關，也和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有關。是毛澤東心存的“斯大林情結”最突出的表現。
1956年10月，毛澤東會見波蘭大使基里洛夫時說，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說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22]]。
毛澤東在此對“個人崇拜”做出一個界定，即“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是應該反對的；而正確的“個人崇拜”則不應該被反對。但是什麼是毛澤東心中的正確的“個人崇拜”呢？面對外國大使，毛澤東不便給出明確的說法。
進入六十年代後，中蘇關係開始全面惡化。
1963年的9月13日，中共發表“九評”之“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中將“個人崇拜”一詞置換成“個人迷信”。
毛澤東對《關於斯大林問題》文有多處修改和補充。毛在文章中兩次寫到，世界人民或蘇聯人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23]]。在蘇聯或在全世界範圍內到底有多少人“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呢？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毛澤東及其外交部和中聯部曾經做過這方面的調查和統計。毛澤東所說蘇聯人民或世界人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是一個無據判斷，除了展現一下自己的“斯大林情結”以外，什麼都說明不了。
《關於斯大林問題》文在面對“個人迷信”問題時，選用否定之否定的語氣表明中方（實際上是毛澤東）的立場，其表述為“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不僅如此，文章中18次出現“反對個人迷信”這個詞組時，均在此詞組前冠以“所謂”二字，即“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很顯然，《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口氣雖然強硬，但是，仍然不敢直面評述“個人崇拜”本身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的。文章是在借“所謂”二字迴避了對“個人崇拜”本身的直面評價。
到底是反對還是贊成“個人崇拜”呢？儘管毛澤東在公開場合不予表態。但是，在黨內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給出了一套新奇的說法：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是崇拜真理，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對於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對不正確的部分也贊成，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24]]。
毛澤東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毛所說的正確的“個人崇拜”，歸根結底仍然是崇拜真理，而不是崇拜個人！對“個人崇拜”做“正確”和“錯誤”之區分無異於對“種姓歧視”做“正確”和“錯誤”之區分一樣荒謬。毛關於“個人崇拜”有“正確”和“錯誤”之分的說法，在他一言堂的黨內會議上說一說還可以，但是，絕上不了中蘇論戰的紙面。
就在這次成都會議上，毛澤東終於袒露了心聲：
“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指王明）。我看，崇拜我好一點。”當有人說：“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時，毛澤東當即反駁說：“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25]]
當然，這種赤裸裸地贊成“個人崇拜”的言論更是上不了中蘇論戰的紙面的。
自1956年2月25日蘇共“二十大”閉幕，直至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中共與蘇共的論戰持續了八年之久。在論戰中，凡涉及“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如何對待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問題、“和平共處”問題、南斯拉夫問題、“全民黨”“全民國家”問題時，中共的表述都是陣陣有詞、理直氣壯。但是，唯獨在關於“個人崇拜”問題的辯論中，中共（實際上是毛）的正式公開的表述均是閃爍其辭，避重就輕。在中蘇論戰中，毛澤東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直接評價“個人崇拜（迷信）”這四個字，說明毛充分意識到“個人崇拜”在世界政治學領域中的負面的價值定位。
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之前心懷“斯大林情結”是與他尚未遭遇經濟建設的大失敗有關。毛或許認為，在他的領導下，超英趕美的偉業一旦實現，在中國，就不會有人再質疑“個人崇拜”的合理性！
但是，中國經濟大躍進的奇蹟並沒有發生。被只善於破壞舊世界而不善於建設新世界的毛澤東鼓譟起來的“大躍進”之直接後果就是連續三年的大饑荒，餓死饑民三千萬！
國民經濟即將出現大崩潰是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信指責毛澤東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根本原因；國民經濟已經出現大崩潰後，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不再重複三年前在廬山上所說話：“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26]]。而是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
毛澤東已經明顯地感覺到，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的高層，自己已經處在不那麼被“崇拜”的境地了。於是，毛澤東的“斯大林情結”開始悄然讓位於“赫魯曉夫情結”。
毛澤東的“赫魯曉夫情結”及其展現
“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另一個很重要任務，就是完成了對赫魯曉夫的政治素描。文章通過列舉和對照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後咒罵斯大林的講話和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生前發表的吹捧斯大林的講話，成功地將赫魯曉夫描繪成一個自食其言的偽君子。
《關於斯大林問題》文是毛澤東心懷“斯大林情結”的代表作，也是毛澤東的“斯大林情結”向“赫魯曉夫情結”轉換的代表作。
所謂“赫魯曉夫情結”是一種不自信和恐慌的情結。此情結產生於毛澤東對那三千萬餓殍之冤魂的恐懼。為什麼文革中劉少奇會被指控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因為劉少奇說：“人相食，要上書！”
1964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會見某外國黨代表團時又說：
“中國如果搞修正主義，你們就不好混。如中國出了赫魯曉夫，搞資本主義路線，你們怎麼辦?你們要幫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
1964年5月15日—6月17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原定會議議程是討論社教（四清）問題和三線建設問題。
6月8日，在會議召開20多天后，毛澤東開始說話，他說話的重點放在防止出修正主義和培養接班人問題上。毛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利不掌握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的手裡。劉少奇針對毛的發言說:“中國出了赫魯曉夫，各省贊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澤東爭鋒相對地說：“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要頂住！”
6月17日，毛再做重要講話，對“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必要性及其五項基本條件進行了全面論述。
7月14日，撰寫“九評”的反修小組將毛講話中關於“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重點內容全部寫入“第九評”《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中。毛澤東提出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的五項條件中的每一條都把赫魯曉夫作為反面教員予以提及。足見毛澤東對“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出現所持有的警惕和戒備[[27]]。
可以這樣判斷：“赫魯曉夫情結”在毛澤東心中的成型期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刻。
毛澤東以培養一代共產主義接班人為總前提，將培養基層領導幹部的接班人、中央一級領導層的接班人、以至培養毛自己的接班人統統囊括其中。這種做法在反修防修理論的恢宏敘述中顯得如此之合情合理和不容置疑。但是，劉少奇的原有的接班人地位就顯而易見地被放到了一個至少需要被重新認定的位置上。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四清)運動的工作會議。在會上，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的合理性毛劉發生爭吵。如前文所說，當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時，劉少奇被打倒的命運就被註定了。但是，文革的發動，從批判《海瑞罷官》到批判《三家村》；從清洗羅瑞卿、楊尚昆到打倒彭真、陸定一；從轉發“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到親筆《我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為了打倒劉少奇所花費精力豈止是“動一個小指頭”，用“嘔心瀝血”“絞盡腦汁”來形容一點都不過份。
毛澤東假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之名義，發動文化大革命。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大批判，恰恰是毛澤東心存“赫魯曉夫情結”的最好的見證。
三、劉少奇、林彪，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毛澤東心中的“赫魯曉夫情結”的核心內容只有一個：將赫魯曉夫式的涉嫌人物統統從在中共黨的高層內清除出去。而辨別和認定誰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是最為重要的。
1966年5月，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上寫到：“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文革伊始，人們只把這句話視為泛泛之言，並沒有意識到毛之所言，確有所指。一年後，戚本禹發表題為《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文中不指名地對劉少奇惡狠狠地說：“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人們這才意識到“中國的赫魯曉夫”原來是指劉少奇。
當年，當人們意識到“中國的赫魯曉夫”就是劉少奇時，已感驚恐。但是四十七年後回過頭來看，毛的這段用赫魯曉夫做比喻的文字到底是在說劉少奇還是在說林彪？當群眾還沒有從劉少奇即將被打倒的驚恐中走出來的時候，毛澤東的關注重心已經開始轉移。校正這個表達與理解上的時間差對於正確解讀毛文本是極為重要的。
對毛澤東而言，那時的劉少奇正處在“已被我們識破了”狀態中，而“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一句中的“正在”二字則清晰地表明，毛澤東的這句話分明是在說林彪！因為林彪“正在受到我們（毛澤東）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
1966年6月毛澤東在與胡志明的談話中進一步表明了毛的上述警惕。毛澤東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28]]
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一直被史學界認定為是在念“政變經”。其實，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除了念“政變經”，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吹捧毛澤東及其思想，林彪說：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主席在全國、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以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7月8日，毛澤東寫了《給江青的一封信》，談及林彪的“五一八講話”。
史學界一直認為毛的這封信是指責林彪在念“政變經”。如果我們認真閱讀毛《給江青的一封信》就會發現，對於林彪“五一八”講話中與政變有關的內容，毛澤東只講了一句很中性的話，即“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而在涉及林彪大肆吹捧自己的話語時，毛澤東的評述文字的數量陡增，毛說：
“他（指林彪）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追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
毛澤東的上述文字包含了以下三個要點：
第一、毛對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的崇拜之言心感不安。毛表白，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一生中還是第一次。
第二、“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人貴有自知之明”——毛澤東在自謙。但是“世無英雄，遂使堅子成名”之句的引用卻很費解，“豎子”二字，毛到底是在說自己，還是在說林彪？
第三、毛意識到“個人崇拜”的搞法一定會“走向反面”，是要跌得粉碎的。但是，歷史證明跌的粉碎的是林彪，而不是毛澤東。
顯然，毛澤東棋看八步，未雨綢繆，留下上述文字，與林彪的阿諛吹捧保持一定的距離，不是為了拒絕“個人崇拜”，而是為將來推卸掉在中國大搞“個人崇拜”的歷史責任——這就是毛澤東給江青寫信時的謀慮。
由於斯大林模式的“個人崇拜”在全世界和國際共運中已經被赫魯曉夫搞得臭不可聞，所以，毛澤東在“個人崇拜”狂潮即將席捲中國大地的時候有意地保持着某種矜持。他既要享受那種山呼海嘯般的“萬歲”聲，又要顧及將來不要落得像斯大林那樣身後被唾罵的下場。在適當的時候主動逃離“個人崇拜”的熱場是毛的狡黠之處。
8月，林彪在剛剛結束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跨越劉少奇、周恩類、朱德、陳雲成為中國第二號人物，被特譽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但是，就在這時，毛澤東卻向林彪送去了《范曄傳》。
范曄，《後漢書》的作者。因捲入彭城王劉義康與宋文帝劉義隆之爭，元嘉二十二年被殺。
范曄之才，國士無雙。狂釁覆滅，豈復可言[[29]]！林彪文采與范曄怎堪相比？毛澤東絕不會指望林彪能夠寫出一部《後漢書》那樣的作品。毛澤東讓林彪看《范曄傳》看得就是“狂釁覆滅”這四個字。毛澤東是在明示林彪千萬不要重蹈了范曄狂釁覆滅之復轍。
只有把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6月的“毛澤東與胡志明的講話”、7月的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8月的毛澤東推薦給林彪的《范曄轉》放在一起讀，方可讀懂毛澤東超前顧後之用心：
讓林彪最終為即將在中國出現的“個人崇拜”狂潮負責！這是毛澤東在文革啟動時段就已經設想好的結局。至於林彪將來將會以何種形式為“個人崇拜”運動在中國的出現負責，負責到何等程度，則要看事態的發展。這是一個動態的控制過程，其控制權完全把握在毛的手中。
毛澤東是玩政治的斯諾克高手。擊打彩球的時候，一定要讓自己的白球到達一個最佳位置，便於有效地發動下一輪進攻。
四、毛澤東用反對“個人崇拜”將林彪逼入絕境
20多年來，林彪擁躉書寫的為林彪喊冤叫屈的文字已累計超過千萬字。但是林彪擁躉始終沒有說清楚毛澤東是怎樣將林彪逼入絕境的。本節就專門討論這個問題。
毛澤東對“個人崇拜”是渴望的。但是毛不可能自吹自擂。毛需要有人站出來擔當起“個人崇拜”吹鼓手的角色。這邪惡的歷史性重任就落在了林彪的肩上。
在緊接着中共“八大”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新的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中未獲全票。毛把自己的一票投給了林彪[[30]]。這是毛澤東向林彪發出的第一聲召喚。有了毛澤東的這一聲召喚，在兩年後的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31]]上，林彪跨越鄧小平，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林彪當選中共副主席後，立即大張旗鼓地談論被中共“八大”全部政治文件刪除的“毛澤東思想”一詞。在八屆五中全會閉幕後召開的全軍高級幹部會議[32]上，林彪發言說：“不要一談到外國的東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國的東西看作是‘土包子’”、“毛澤東同志的軍事着作就是軍事科學，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軍事方面創造性的發展，我們要好好學習。”林彪強調說：“學習政治，就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33]]。林彪在中共“八大”後重提“毛澤東思想”，隆重地回報了毛澤東。
林彪選擇在“個人崇拜”問題上與毛澤東互動是自覺自愿的。林彪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後，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兩次眾所周知的極致表演分別發生在1959的廬山會議上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因眾所周知，這裡不再多講。
林彪企圖通過對毛的吹捧和阿諛“得一人而得天下”的政治圖謀始於50年代後期，發展於60年代中期，是與中蘇論戰同步進行的。然而，林彪對毛肆無忌憚漫無邊際的吹捧充分地表明，中蘇論戰中中方（實際上是毛澤東）關於“個人崇拜”問題表達中的微妙之處和難言之隱對林彪的提示作用幾乎等於零。林彪一意孤行在中國大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表明了林彪思維的封閉性，而這種封閉性思維和與普適價值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原教旨（歷史唯物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處。
文革爆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被推向新的高度。認真回顧文革歷史，紅衛兵和造反派似乎對“個人崇拜”的貢獻並不很大，無論是北京的卜大華、彭小蒙、王大賓、蒯大富還是上海的潘國平、王洪文、陳阿大；中央層級的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甚至江青都沒有太過份的“個人崇拜”的言論和作為。
文革中，對毛的“個人崇拜”從形式到內容的不斷升級和創新的主要動力來自軍隊。對劉英俊、蔡永祥、門和等軍人的過度宣傳超越了這些人的人道主義行為的基本事實，生硬地將他們的人道主義的獻身行為和學習毛的著作以及緊跟毛的革命路線聯繫在一起。林彪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為就是以軍隊為陣地，不斷地尋找和推出“個人崇拜”的英雄和典範，為已經非常狂熱了的“個人崇拜”繼續加溫加熱。
就毛澤東而言，由林彪殫精竭力地鼓譟煽動起來的“個人崇拜”發展到文革階段，其荒誕程度從內容到形式已經遠遠超越了國際共運所謂的“個人崇拜”之常態，沒有絲毫的莊嚴性可言，用“個人迷信”來描述似乎更加貼切。忠字舞、紅海洋、早請示-晚匯報、塑毛像這些勞民傷財的宗教儀式耗散了民財國力；邪教式的主教崇拜也損害了毛在國際舞台上的形象。
毛已意識到，做為政治鬥爭的武器“個人崇拜”，在劉少奇被打倒已成定局後必須降溫了。
1966年12月2日，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報送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說明》時，將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語“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全部刪去。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卡博·巴盧庫時說：“又給我封了好幾個官，什麼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我就不高興。但是，有什麼辦法！他們到處這麼搞。”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當日，毛澤東刪除了新聞稿中“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四個詞。
給“個人崇拜”降溫勢必要涉及林彪吹捧的話語，但是未必一定導致毛林關係的急劇惡化。定稿“九大”新黨章時，毛澤東雖然刪除了林彪吹捧自己“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但同時又拍板認可將林彪接班人的名份正式寫進“九大”新黨章。這說明毛完全可以在把控住為“個人崇拜”降溫與照顧林彪顏面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
毛澤東面臨政敵的挑戰總是被最壞的結局判斷所引導——這是長期經歷血腥的暴力革命和殘酷的黨內鬥爭後，留在無產階級革命家身上的的一種通病。因此，在面臨每一個挑戰時，毛一旦出手就決不會給對手留下還手的餘地。
“九大選舉風波”[[34]]和“李必達事件”[[35]]結束了毛林的蜜月期。
毛林交惡後，毛澤東沒有像以往那樣組織秀才班子書寫批判文章，輿論先行。因為林彪阿諛奉承的話語是和他對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糾纏在一起的，很難予以剝離和篩分。對林彪政治資源的剝奪不易使用寫大批判文章的形式。而且也沒有人敢於承擔這種風險。一旦批判起來有投鼠忌器之憂。
毛林反目後，毛澤東作出的第一個反饋就是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不僅如此，毛還當着林彪的面說；“這些王八蛋東西都沒有了”[[36]]。如果說，毛澤東的“王八蛋之罵”還是有些閃爍其辭,略有玩笑的成份,其所要表達的意向還不夠十分明朗，林彪尚可以裝傻充愣，假裝聽不懂的話，那麼毛澤東在下令摘下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語錄牌時，對東湖賓館的工作人員所說的話就足夠明確了：“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毛澤東還對工作人員說：“‘四個偉大’，討厭！”[[37]]這一聲“討厭”，後來被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多次重複，其中包括同西哈努克的談話和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
當毛澤東下令摘掉人民大會堂和武漢東湖賓館牆壁上的語錄牌時，毛澤東已經將為“個人崇拜”降溫與對林彪的政治資本進行剝奪這兩件事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了。這是舉輕若重的一招，更是釜底抽薪、枯水竭魚的一招。
1970年3月，毛澤東建議在擬定的新憲法草案中廢除國家主席的章節，用葉群或吳法憲的話講，就是“不給林彪留位子”。
4月25日毛澤東攜張春橋親赴蘇州“拜訪”林彪，並提出讓張春橋接班的建議，明確傳達讓林彪“歇菜”的信息。
8月13日，在討論憲法草案的會議上，張春橋以“九大”黨章為據，提出將憲法討論稿中“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和“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三個副詞統統刪掉。為了激化矛盾，張春橋陰陽怪氣地說，“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個諷刺，連赫魯曉夫都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吳法憲雖苯，但已意識到，張春橋的話鋒已經指向林彪。吳法憲不知深淺，扯着脖子和張春橋大吵。
張春橋為什麼要說這句看似四六不靠的話呢？43年過去了，林彪“死黨”和林彪擁躉對張春橋的這句話解讀均不得要領。
張春橋的這句話來源於《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其原文為：“他們把修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並且認為列寧主義已經過時的赫魯曉夫，吹捧為‘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光輝範例’”。張春橋敢於在公開場合援引此話放肆地影射林彪，毫無疑問是受到了毛澤東的點撥和授意。
張春橋的說法是在挑戰林彪的政治底線。而這一點是吳法憲這樣的粗人聽不懂也想不明白的。因為此人是否認真閱讀過“九大”新黨章，是否讀過《關於斯大林問題》，都很值得懷疑。
“劉項原來不讀書”，是因為劉項身邊有讀書人范曾和蕭何。林彪原來不讀書，是因為他身邊只有吳法憲這類連中共中央央的文件和經典文獻都懶得讀的人。毛林交惡的人文背景說到底是一群讀書人對一群不讀書人的欺凌。常識、信息、理論的不對稱使毛澤東將林彪一夥玩於股掌之中。作為讀書人，毛這樣做確實有點不厚道。至於號稱理論家的陳伯達為什麼也會露出“先驗論”的破綻，估計是與老夫子對政治力量對比做出的誤判有關。
1970年廬山會議上，針對林彪堅持要稱毛澤東是天才的做法，毛澤東留下這樣一段文字：
“我是說主要地不是由於人們的天才，而是由於人們的社會實踐。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38]。
此時的毛澤東儼然一個專職的政治課教員，向無知的林彪講解馬克思主義的ABCD。其ABCD之一就是當年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時理論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當毛澤東向林彪發問到底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的時候，他似乎已分身為此彼兩個毛澤東。此毛澤東變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而被質問的的對象則是林彪和那個被林彪無度吹捧的彼毛澤東，一個被斯大林附了體的毛澤東，僵硬偶像，虛無的圖騰。至於語句中的“我同林彪同志……”之句只是毛澤東出於政治鬥爭的策略需要寫下的一句廢話。
下廬山後，毛澤東意猶未盡，又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39]]。
毛澤東語鋒所向就是“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只提倡讀毛主席著作和只突出毛主席的林彪！往日“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在毛澤東的筆下已經變成了一個“騙子”。
有了毛澤東的這兩段文字，林彪自1958年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後說過的全部吹捧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言論就被毛澤東輕而易舉地置於政治和理論上均不正確的境地。林彪的政治資源和思想資源也隨之被剝奪殆盡。在毛澤東“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追問聲中，林彪已淪為思想的乞丐，雙手空空、一無所有，所有的政治資源都歸零了。
毛澤東曾經使用過的“甩石頭”、“摻沙子”、“南巡講話”等等只是一些旁敲側擊之舉。毛澤東反對林彪對自己搞“個人崇拜”才是置林彪於死地的絕殺。此絕殺展現了這毛澤東魔道之精湛詭異。毛澤東以反對“個人崇拜”為手段將林彪逼入絕境，無論是否外逃，無論外逃是否成功，林彪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宣告結束。
“個人崇拜”之於毛澤東和林彪同如一面風月鑒。不同的是，毛澤東用過之後將其打碎了；林彪卻相反，入境後，明知有害，卻不願返身。
五、毛澤東如何走出“九一三”的困境？
“九一三事件”是一把雙刃劍。
一種普遍的說法是，毛澤東遭遇“九一三事件”後，心情很不好，影響了健康和壽命。據說毛為此兩天兩夜沒有睡覺，後來又大病一場，甚至在翌年初還曾休克過一次，雖然被搶救過來，身體卻從此垮了，心態也發生了極大變化[[40]]。
林彪擁躉們也非常熱衷於這種說法。他們寧肯相信林彪用自己的死亡重傷了毛澤東的身心。如此一來，林彪的死亡似乎就變得非常有意義了。林彪擁躉還認為“九一三事件”是被毛澤東逼出來的[[41]]。更有甚之，據說林彪所乘256三叉戟也是被有意放行的，至少李作鵬是這樣認為的[[42]]。按照林彪擁躉的邏輯，如果毛澤東在整個“九一三事件”中是做局者，甚至連林彪從晃動的懸梯上爬上256專機都是陰謀的構成，那麼，林彪的溫度爾汗之死應該是一個預設陰謀的圓滿結局。既然如此，毛澤東就不應該感到沮喪。
毛林分手已成定局。如何分手是毛澤東需要斟酌的。“拋石頭”和南巡講話都是在為打倒林彪做輿論準備。毛深知只以散布“唯心主義先驗論”問罪“接班人”是不足以置林彪於死地。毛澤東需要有一個更為強硬的，毋庸置疑的理由用以廢黜林彪“接班人”的位置。
突發的“九一三”結局是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林彪“一耳罐子——掄了”的瘋狂選擇確實讓毛澤東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林彪的叛逃和死亡令半死不活的“林彪事件”嘎然而止，對毛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難道還有比“叛國投敵”更合適的罪名可用來宣告林彪的政治死刑嗎？
客觀地說，林彪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林彪父子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對於中國老百姓而言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毛先死於林，林彪順利接班，林彪多病則必定不會長壽，焉知中國不會落入林立果的手中？焉知林立果及其健碩的身軀與精挑細選出來的健康的“妃子”們生養出來的林家後輩不會把中國拖入一個百年世襲的林家王朝，如同今日之北韓。
“林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的心情？是一件很值得討論的事情。
“九一三事件”後，中共高層出現過一個吟詩熱。董必武、葉劍英等均吟詩抒情。毛澤東也不例外。有幾首古詩當年曾在坊間流傳，據說都和毛澤東有關。
其中一首是白居易的七律《放言》詩[[43]]。詩中“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一句似乎是毛在自嘲：林彪自1928年上井岡山到1971年摔死溫度爾汗跨時43年，試玉也罷，試石也罷；辨材也罷，辨柴也罷，居然沒有看清楚林彪的為人和秉性！但是，“王莽謙恭未篡時”、“一生真偽復誰知”之句卻可以用來針砭林彪及其“九一三事件”。
還有一首是杜甫《詠懷古蹟》。毛澤東將原句中的“明妃”二字改為“林彪”：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林彪死，毛澤東吟詩，說明毛的心情不是像有些回憶錄中講得那樣特別糟糕。
據實而析，“九一三事件”帶來的不愉快在毛心中沒有滯留很長的時間。
“九一三事件”後42天，即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中失去了20多年的席位得以恢復。
儘管美國在聯大上堅持反對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然而，正是基辛格1971年7月的秘密訪華，並宣布尼克松總統將於翌年訪問中國這一舉措，助推了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的實現。
毛澤東聞訊興奮不已。他斷然否決了周恩來不派代表團去聯合國的建議。親自指定喬冠華、熊向輝組團前往紐約。毛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一個是聯合國，我都沒有想到”。
11月8日晚八時，毛澤東再次召見周總理、姬鵬飛、符浩、熊向暉等人。外交部官員鄒一民曾撰文介紹毛澤東接見的情況：毛澤東對周總理說，明天代表團出發，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再加上幾千名群眾，到機場歡送，要大張旗鼓地熱烈歡送。也通知外國使館，去不去由他們自己決定。毛澤東談興很濃，一直談到下半夜[[44]]。
從上述描述判斷，毛澤東的身體狀況並不很差，否則不可能從晚上八點一直談話到下半夜。曾經做過中國駐西德大使的王殊也有類似回憶。他在1972年和毛澤東有過的一次談話，“毛主席精神爽朗，洋洋灑灑竟縱論國內外大事3個多小時。”[[45]]
外交解內困之局！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之時，毛澤東就基本走出“九一三事件”的困境。
對毛澤東而言，另其徹底走出“九一三事件”的困境是翌年早春美國總統的首次訪華。
與“林彪事件”同步進行的周恩來和基辛格的“中美總理級密談”沒有因“九一三事件”的出現而停止。毛澤東與尼克松的北京會面如期而至。
毛澤東和尼克松心照不宣，以只談哲學問題為由避談了敏感的政治話題。但是，毛尼談話中並沒有談及任何哲學話題，無論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論，還是皮爾士的實用主義。談話一開始就被毛澤東引導到對自身及其著作的評價的話題上。
尼克松說：“我讀過主席的詩詞和講話，我知道主席是位思想深刻的哲學家”、“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國家，改變了這個世界”；
基辛格說：“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閱讀主席的全集”。
毛澤東說：“我的那些東西沒什麼。我寫的東西裡面沒什麼教育意義”、“我沒能力改變世界。我頂多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從毛尼的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沒有像一年多前和斯諾談話時那樣強調“總要有點個人崇拜”，而是完全告別“個人崇拜”，徹底放下了身段，向西方世界的領袖人物一躬到底。毛澤東看似謙卑的表述還是有點哲學背景的，這個哲學背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起就映襯在他全部的政治思維的本底上。當毛澤東說自己只“改變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時，一個哲學話題似乎暗藏其中：歷史不是英雄創造的，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是奴隸創造的。有了這樣一個表述，毛澤東就找到了毛思想和西方普適價值對接的嚙合點。而這個嚙合點源於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其原本就產生於西方的意識形態。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阿諛可以被理解成一種外交辭令，也可以被理解成對毛人格和思想的認同。
與尼克松的會談對於毛澤東的重要性至少有三：首先，與美國人牽手可以抗衡蘇聯，制止來自蘇聯的核打擊；其次，結束持續了23年的與整個西方的對峙狀態。換來西方對毛政權及其毛思想的認同；再其次，將國人和全世界的視線從“九一三事件”上完全轉移開來。結果證明，毛澤東的預期全部得以實現。
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的地位和尼克松的中國之行促使西方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日本田中來訪[[46]]、法國蓬皮杜來訪[[47]]、中國與英國代辦級外交關係為大使級外交關係[[48]]，與西德建交[[49]]、與意大利建交[[50]]、與土耳其建交[[51]]、……。用“雪崩效應”形容毛澤東與尼克松握手引來的“中國熱”是一點也不過份的。那時的中國大有“受天之祜，四方來賀”的架勢啊。
而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等頂級科學家、美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來華謁見更使毛澤東龍顏大悅。怎有暇時再去care溫度爾汗的那幾個孤魂野鬼。
當毛澤東在書房和尼克松大講蔣介石是我們共同的朋友時，文革宗旨：反帝防修的偉大歷史意義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所謂修正主義就是和帝國主義拉拉扯扯，當年毛澤東就是這樣指責赫魯曉夫的美國戴維營之行的[[52]]。時至今日，埋葬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偉大使命，反對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的歷史重任都在周恩來與基辛格輕輕的碰杯聲中化為烏有，猶如溫度爾漢的那一聲巨響，驚醒了中國人的文革大夢。
毛澤東大開大盍的實用性思維指導下的外交策略不僅使自己輕鬆地走出了“九一三”的困境，也深刻地影響了後來人的治國方略。對其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鄧小平。鄧小平推行的最重要改革開放的舉措都可以從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會談這一歷史性事件中找到原始的發軔點。單就“開放”而言，追溯其起點就應該從1978年的冬天前推到1972年的春天；而作用於“改革”的“思想解放”還有比毛澤東與尼克松的北京握手更具示範性的嗎？
徒有“改革開放”的政策，沒有毛澤東時代生育出來和初長成的幾億“五零後”和“六零後”形成的巨大的人力資源，吸引外資湧入中國市場的先決條件就不存在，那麼，由勞動創造的一切物質成果也不會出現。今天，共產黨的經濟學家毫無羞恥地嘆息“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時候，他們已經不認為“資本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了。當然，這是更大的話題，容當別篇另議吧。
結束語
有了林彪的鼎力相助，“個人崇拜”現象在中國不斷升溫發熱，直至“文化大革命”成就了堪稱世界之最的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中國的“個人崇拜”造成的嚴重後果幾乎是蘇聯“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重演。與“個人崇拜”如影隨行的冤獄與迫害也同時被複製。
但是，被喻為開啟中國改革開放航程的歷史性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呼籲（並實施）了對建國以後出現的冤假錯案進行重新甄別的同時，卻沒有像蘇共“二十大”那樣直面產生這些“冤假錯案”的根本原因——“個人崇拜”。
毛澤東用自己生命的最後的二十年將“中國的赫魯曉夫”之名搞得臭名昭彰，使得其後來人惟恐避之不及，無論是華國鋒、胡耀邦、還是鄧小平，抑或是後來人之後來人。
毛澤東安臥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墓穴中。他心中曾經的“斯大林情結”和“赫魯曉夫情結”在年復一年生死祭（忌）日時舉行的莊嚴的朝拜儀式中脫化、消解，化作一片濃重的精神霧霾彌散在紫禁城的上空，攏之不合，揮之不去，不知何時又要重新聚集，借體還魂，再次禍害中國的老百姓。
終稿於2013年10月26日北京
[[1]]李慎之《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2]]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3]]柯秀爾,前蘇聯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大林統治時期柯秀爾受盡嚴刑拷打，被處決。
[[4]]波斯蒂舍夫,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被斯大林槍斃。
[[5]]弗拉斯·雅科夫列維奇·邱巴爾,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7年被捕，1939年被處決。身後恢復名譽。
[[6]]沃茲涅先斯基,前蘇聯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政治局委員，蘇聯科學院院士。1950年被捕並被處決。
[[7]]阿列克謝·亞歷山大羅維奇·庫茲涅佐夫，前蘇共中央書記曾任列寧格勒州委和列寧格勒市委第一書記。被斯大林。1949年因“列寧格勒案件”而被迫害致死。
[[8]]王年一先生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寫道“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繼續當選的只有53人，占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19%，占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總數的29%”。29%這個數字不確，應該是31%。
[[9]]《公安六條》第二條：“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
[[10]]穆青《歷史的審判》，載1981年1月28日《人民日報》，收入《歷史的審判》一書。
[[11]]石仁祥：安徽省和縣人。1968年4月，從部隊復員回到家鄉和縣水利局工作。"九大"前夕，他寫了《致黨中央的一封信--關於林彪問題的匯報》，並自己刻版，油印7份，於1968年12月26日寄給黨中央，同時發往武漢軍區、濟南軍區以及南京、西藏的空軍領導機關。在信中說道："林彪做的壞事愈多，失敗愈慘！"，就因為這麼一封信，石仁祥於1969年1月8日被逮捕入獄。因為拒絕放棄反對林彪的觀點。1970年7月12日，這位年僅29歲的年輕人被以"罪惡極大的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慘遭殺害。臨刑前，他曾說道："你們可以殺我，但若干年後，會證明我是對的！"
[[12]]朱守忠，194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政治經濟系，1958年在寧夏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朱守忠在單位中談到："林彪和江青有野心"，"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中共'九大'黨章，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1969年11月，因上述言論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被判處死刑，1970年2月11日在寧夏被槍決。
[[13]]舒賽，女，1917年生於湖北江陵。1966年12月4日，化名"王詠"在北京的鬧市和重要機關門前貼出了18張反對林彪的大字報，成為"文革"時期第一個公開反對林彪的人。同年12月7日，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獄。1969年，作為重要政治犯，被押出北京，關進山西臨汾第三監獄。1971年5月19日，舒賽含冤死於獄中。
[[14]]郭維彬：女。黑龍江省哈爾濱鐵路局圖書館管理員的郭維彬在1967年8月18日，寫了一篇題為《到底誰錯了》的文章，認為文化大革命犯了方向性錯誤；中央文革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林彪不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而是埋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當天，郭維彬被逮捕。在獄中，高喊"打倒林彪"、"把江青從中央趕出去"等口號。曾於1969年報判死刑執行，但後來未執行而長期關押。
[[15]]朱希，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中，批評林彪，成現行反革命，受盡拷打折磨，判處死刑.
[[16]]注釋[8]-[13]關於石仁祥、朱守忠]、舒賽、郭維彬、朱希的文字摘錄於共識網《林彪研究：給政治結論下註腳還是研究歷史？》
[[17]]沈志華《中共八大為什麼不提“毛澤東思想”》。
[[18]]沈志華《中共八大為什麼不提“毛澤東思想”》。
[[19]]崔奇《我所經歷的中蘇大論戰》，第12頁。
[[20]]《毛澤東傳1949-1876上》，第498頁。
[[21]]崔奇《我所經歷的中蘇大論戰》，第28頁。
[[22]]李捷《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內政外交》，第98頁。
[[23]]《毛澤東傳1949-1976》，第1286-1287頁。毛澤東修改《關於斯大林問題》時加寫：“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內的大問題，……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範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等文字。
[[24]]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08-125頁。
[[25]]林蘊暉，《毛澤東1958年壓制反對聲音：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2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27]]毛澤東提出的關於“共產主義接班人”的五項條件：
1）他們必須是真正的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2）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3）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道工作的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有着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4）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5）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決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28]]散木《1966年毛澤東與胡志明在杭州的一次談話》，《黨史博覽》2012年08期。
[[29]]范曄獄中寫《獄中與諸甥侄書》，開篇之句：“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
[[30]]華飛《九一三林彪之死令毛澤東的形象全毀顏面盡失》。
[[31]]中共八屆五中全會1958年5月25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
[[32]]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全軍１４００余名高級幹部出席。
[[33]]林蘊暉《毛澤東1958年壓制反對聲音：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
[[34]]《吳法憲回憶錄下卷》，第744頁。
[[35]]《邱會作回憶錄下卷》，第83-85頁。
[[3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275頁注釋34：周恩來接見人民日報負責人時的談話（1972年12月19日）。
[[37]]《毛澤東傳1949-1976》，第1558頁。
[[38]]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
[[39]]毛澤東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紀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送審稿的批語，1971年3月15日。
[[40]]散木《九一三”事件激發出的政治詩詞》
[[41]]王年一《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42]]《李作鵬回憶錄下》，第792頁。
[[43]]白居易《放言》: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44]]鄒一民《1971年10月毛主席決定派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
[[45]]胡中樂《王殊力主與西德建交毛主席親自召見並讚揚》。
[[46]]1972年9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
[[47]]1973年9月11日，喬治·蓬皮杜總統訪問中國。
[[48]]1972年3月13日，中英兩國簽訂聯合公報，將外交關係升格為大使級。
[[49]]1972年9月29日，西德與中國建交。
[[50]]1970年11月6日，意大利與中國建交。
[[51]]1971年8月4日，土耳其與中國建交。
[[52]]1959年9月25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在美國總統別墅戴維營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