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大学百年校庆的演讲

2013-08-17

同学们好，本来由张雁老师主持这个报告会，按程序，先由她在我开讲之前把我介绍一番。其实主持很浪费资源，还要陪着报告人在台上傻坐着，众目睽睽；即便听得不耐烦了，还非要做认真听讲状；想打瞌睡、想走也不方便。所以就不必有劳主持了。于是我在没有主持、没有欢迎的情况下就独自登台了，既是主持又是主讲吧！（笑声）

在报告会上最难受的一件事就是被主持会议的人介绍，全都是客气话，无非是说来者非等闲之辈，多大的头衔，多好的学问，怎么个了不得，和致悼词一样，无非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我听了怕。（笑声）

(主持人张雁老师坐在台下问道：不用介绍了？)

不用了，自我介绍吧。我姓沙，叫沙叶新（笑声、鼓掌）。先说两句不是客气的客气话，一是祝贺东南大学100年校庆（鼓掌），第二呢，也是真心话，感谢学校安排现在的时间，安排这儿的地点，让同学各位，让这么多年轻的同学们，跟我这个准老头儿见面（笑声、鼓掌）。

有三个地方请我，有三种情况请我，我是不敢不去的。

第一个嘛，是我母校请我，不敢不去。我是南京第五中学毕业的（笑声、鼓掌）。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以后呢，又在上海戏剧学院当研究生。这三个都是我的母校。人不能忘其母，不能忘其本。母校请我，不敢不去。

二个呢，我是伊斯兰，是穆斯林，是回族，他们请我，乃我族类；他们请我参加的活动，只要不是恐怖活动，我都参加（笑声、鼓掌）。

第三个呢，我生在南京，南京是我的根，南京请我来，我不敢不来（鼓掌）。所以南京的东南大学请我，我就来了。

给大家说什么呢？贵校办公室主任陆挺老师事前与我联系，我说就说说知识分子吧。可又一想知识分子这话题太沉重，没有一定人生体验的莘莘学子，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辛酸苦辣的心路历程。况且校庆是大喜之日，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跟喜庆气氛不合；就如人家结婚，你来报丧，多扫兴！所以我对陆挺老师说，我是写戏的，就说说怎么看戏、欣赏戏吧。讲题嘛，就叫《一派戏言》。可刚才在路上，我又想，如今舞台上已经没什么戏好看了，倒是社会大舞台上的戏越演越精彩，煞是好看，所以我担心我的一派戏言说到后来会走题，成了一派胡言。

到底讲什么呢？我很犹豫。陪我坐车来的张雁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她建议我说说我是怎么成才的，怎么成为作家的，这个话题同学们肯定感兴趣。我说好。但是已经准备的内容又难以放弃，临阵换帅，兵家之大忌，索性又讲戏剧，又讲知识分子，又讲怎么成才的，所以临时想了个题目，叫《精神与使命——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这个题目有点吓人，冠冕堂皇。我要说的可能不一定切题，也许真的是一派戏言，一派胡言，但只要不是一派谎言就行。文不对题不怕，怕的是言不由衷，怕的是说谎！我将尽我所知，尽我所诚，向诸位说说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血路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准备讲一个小时，留一个小时跟同学们交流。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也是尽我所知，尽我所诚地回答。回答不了的，我就请问在座的老师（笑声）。

我刚才说了，我姓沙，叫沙叶新。今天吃饭的时候说到我的名字，张雁老师说看到一篇文章，说人家不叫我沙叶新，叫我“少十斤”。什么是“少十斤”？“少十斤”就是“沙叶新”三个字的右半边（笑声、鼓掌）。所以我这个人没多少份量的（笑声）。去掉一半，才少了十斤，那我整个一个人就只有二十斤。右边“少十斤”，那左边呢？就不好意思说了，叫“亲三口”（笑声、鼓掌）。那么我这个人，可以从名字上看出来，一是没份量，只有二十斤，不厚重，浅薄之至。二是待人还算亲切，一见面就亲你三口。当然不好乱亲。

我生在南京一个回族的家庭。父亲、母亲没有多少文化。他们都属于劳动人民吧！什么最底层的活都干过。后来开始做生意，开过饭店，炒货店，五洋店，还开过当时在南京有些名气的南京板鸭公司。生意做得不错，极盛时，同时开了四家店，还盖了两层楼的前后两幢楼房。这在当时绝大多数是瓦房是旧宅是破屋的洪武路上非常显眼。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成分至少应该是小业主，是革命的对象。按现在的说法是个体户，是私人企业主，是入党的发展对象，与时俱进了。

父亲对我执行的是不管政策，你将来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但只要求我做个老实人，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他还以他自己的言行，昭示我们做子女的要有爱心，要有孝心。这是很传统的很基本的道德伦理方面家庭教育。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慈祥、善良。父亲对我的影响是艰苦奋斗，母亲对我的影响是善待一切。我始终将我母亲年轻时候的一张美丽的照片放在我的皮夹子里，放在贴近我心窝的地方。

我的文学教育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家里开炒货店，瓜子、花生米，需要用旧书纸来包瓜子、花生米。这些包炒货的旧书，有很多经典，记得有《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和好多现代作家的作品，有叶圣陶、沈从文、落花生、郑振铎、郭沫若、丁玲、冰心、卢隐的作品。我是来者不拒、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好多现代文学的名著我都是那个时候在我们家炒货店里阅读的，所以，我现在我一看到书就闻到瓜子、花生米的味儿（笑声），大概这也是儿时记忆的一种延续。我就是在瓜子、花生的香味中接受文学启蒙的。

在学校里我不是好学生，非常调皮，是那种没有坏心的调皮。不欺侮人，不捣蛋。比如和几个小孩比赛。比赛什么呢？在大雨倾盆的时候，我们4个光头男孩把脖子伸在屋檐哗啦哗啦的水柱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英雄。但现在很少做这种游戏了（笑声）。

我小学的学习成绩不好。我们老师姓江，不是美女姜，是扬州大街上贴的那条大标语“江淮之水恩泽于民”的“江”。他叫江浩，叫我到黑板前写我的名字。已经小学六年级了啊，我居然只会写“沙”和“新”，连“业”字都写错了。那时我名字用的是事业的“业”，不是“树叶”的“叶”，当时是繁体字。我怎么写的呢？我写的是“事业”的“业”的繁体字的头，“树叶”的“叶”的繁体字的中间和下面，虽然很有创意，可根本没这个字啊。

到了初中我也不是好学生，爱玩。那时的南京，现在的金陵饭店后面是一个摊贩市场，里面有很多测字的，唱戏的，说相声的，卖旧书的，有点类似北京的天桥。那个地方是我接受大众文化、市井文化的最好场所。我很爱看测字。一个中国字给测字先生分解、重组，拼拼凑凑，居然可以重新组合好多新的字，还能测出很多意思来。我感到神奇。这也促使我对中国文字的兴趣。

初中毕业前，在我生命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什么事？我生了“脑膜炎”（笑声）！那年夏日的某个夜晚，一个素不相识的蚊子突然咬了我一口，使我得了“流行性急性脑膜炎”。以后我在“文革”中受到打击，我总会想到这个迫害过我的蚊子。我父母没什么文化，孩子生病不重视，头痛，发烧，不就是伤风感冒嘛，谁没个头痛脑热的？可我当时已经头颈僵直，非常危险了。幸亏我姐姐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有医学常识。她说：“不要是脑膜炎噢！”马上送到鼓楼医院，一查，果然是。又赶忙送到儿童传染病医院，就在玄武湖对面的一条路上。送去时，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可坐的是救护车（笑声）。觉得很威风，所有车子都给我让路，使我有种不可阻挡的感觉，哗（笑声）！如今看到首长车子出巡，要封锁交通，行人回避，所有车辆都要绕道行驶，我总会想起我生脑膜炎坐救护车时的壮观情景，坐在里面的感觉是种诱人的权势感；不可阻挡，其实是不受监督呀！

我在儿童传染病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总算把我这条命给救回来了。那时我想生命怎么如此脆弱，我这个活蹦乱跳的才活了13年的少年就已经濒临死亡？我生的是非常危险的传染病，家人不好探视；想家了，就写信。没信纸，护士就给我一些纸。我翻过来一看，哇，是死亡登记表（笑声），真的好恐惧啊（笑声）！上面登记的是某某几岁，是男是女，何时住院，几月几号，死于什么病。那么多儿童和少年都死了，我想我会不会也是将来的其中之一呢？当时就觉得生命很脆弱。在此以前总觉得自己很年轻，来日方长，还有无穷无尽的未来，而这时候才想到有些人再年轻，来日也不是很长。当时我躺在病床上想：我如果就这样死去，太不值得了，我还没活够，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有个护士很好，她和我姐姐认识，对我很照顾，她还送了我一本书，《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童话诗，普希金的。我跟她说： “我要活下去，我要好好读书。”这场大病至少让我模模糊糊感觉到生命的珍贵。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过上一生。这场病对我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让我突然长大了。当年生脑炎的百分之九十九都要死，救活率只有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百分之九十八，虽然活了，也有后遗症，要么是偏瘫，要么是傻子（笑声）……

好像我还不太傻（笑声），没有什么后遗症，只是长期以来头疼。后来我通过冷水浴、打篮球、打乒乓，按摩，自我按摩，不是异性按摩（笑声、鼓掌），通过坚忍不拔的体育锻炼，使我的身体恢复的很好，至少我自我感觉身体很好。如今还每天坚持跑步，洗冷水澡。不是夏天，是冬天洗冷水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不是后福，我是后悟，后来觉悟。所以到了高中，我就用功了。高中物理，力学最难，我考98分。数学，立体几何，我是一百分。这里有个经验教训，就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千万别把他看死，越调皮的孩子越有潜能。

开始走上文学这个道路是在高中二年级。我们语文教师是安徽人，姓武，叫武酉山。他的语文课教得好，非常生动，他总是饱含感情地把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崇高和美好很生动地传达给我们，使我觉得我做个中国人，特别特别幸福，因为我们有如此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遗产，供我们享用，给我们熏陶，滋养我们，丰富我们，让我们智慧和文明起来。

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同学，都比我大一点。一个叫王立信，现在是江苏省话剧团的编剧。还有一个叫……他的名字我忘了……哦，我想起来了，我给他的名字做过一个灯谜，谜面是：“裤子掉下了”。谜底就是这个同学的名字，谐音，叫“往上系”（笑声）。裤子掉下了，当然要往上系。他是三横王，“善”是“善恶”的“善”，“继”是“继续”的“继”。南京人前鼻音和后鼻音不分，n和l不分，an和ang不分，shàng和shàn也不分，“善”念成“上”。他喜欢写稿子。他裤子掉下了，往上系；他稿子写好了，也往上寄。寄到哪里？寄到北京的《人民文学》，当时是最高最权威的文学刊物，不但发表了，而且还获得了全国儿童文学的一等奖。奖金多少钱？五百元！1956年啊，你们算算现在值多少钱！现在我们稿费实在太低了。另外一个王立信同学也爱写稿子，他在上海的《少年文艺》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大家都是同学，为什么你能写我就不能写？我也得试试啊！

我也开始写。我也写了一篇小说，发在《雨花》的前身《江苏文艺》上，那是我的处女作（笑声）。后来还写了两首短诗，发在上海的《萌芽》，现在还有这个杂志。发表时我16岁，不，15岁吧。第一首是情诗（笑声）。那时的中学生不像现在早熟，那时怎么都熟不起来（笑声）。虽然是情诗，自己实在是情窦未开。现在想想很可笑，悔其少作。可那时还不知天地厚，觉得我要做个作家，甚至已经是个作家了。谁会想到作家这条路是如此地艰难，需要付出我一生的努力。

《江苏文艺》的一个编辑，我很感谢他，他很关心我，和蔼可亲。我记得我是在湖南路的《江苏文艺》的编辑部应约来见他的。他问我高中毕业考什么大学。我说：“考中文系，以后当个作家。”他说，不，苏联长篇小说《钢与渣》的作者就不是文学系毕业的，是学工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了生活，就写出了《钢与渣》这样好的作品。他劝我不要读中文系，学工科。可我那时特别喜欢文学，还是报考了中文系。这位编辑的名字叫孟驰北，我很想能够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57年打成右派，到新疆劳改去了，再见孟驰北的梦也只好飞驰到大西北了。他是孟驰北，我是梦驰北。不知道他如今回没回到南京。我在此地向他问好。

当时考大学，可以填很多志愿，我考上了最后一个志愿，第12个志愿（笑声），考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了大学，我比较用功，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在大学二年级吧，我又开始发表小说。我连续在《萌芽》上发表两篇短篇，都上了头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这在当时有点了不得，轰动师大校园，至少轰动了中文系。那时我很自信，我想我肯定将来是作家了，现在是准作家了（笑声）。

大学毕业前夕，周扬到上海来考察上海的戏剧。上海有十大剧种，淮剧呀、话剧呀、歌剧呀、滑稽戏呀等等。他发现剧团的编剧，很多都是旧时代过来的，没经过专业训练，文学素养和编剧知识都较差。有些老剧团都根本没剧本的，叫“幕表制”，到上场前，把大致剧情写好，贴在后台，都是很简单的，比如谁上场，什么规定情境，公园呀还是家里。然后是所谓的剧情：什么一男一女呀，数年不见，诉说衷肠，或萍水相逢，一见钟情，最后或相拥接吻，或再约佳期，诸如此类，然后你上台去表演。这样的编剧水平当然不符合时代发展需要。

于是当年决定，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复旦大学三所大学的中文系里，挑选一些业务尖子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办的戏曲创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

1963年吧，在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引起全国的注意，就是跟姚文元辩论的文章。姚文元知道吗（笑声）？哦，同学们小小年纪居然还知道姚文元，政治常识还不少啊！现在有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姚文元是谁了。我的那篇叫《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当时我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实习，我看到一本书，是法国的印象主义的作曲家德彪西写的，他也是音乐评论家。上海音乐出版社把他的音乐评论集《克罗斯先生》翻译出版，封面里边有一个内容提要，说，德彪西的音乐评论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这句话没有什么错，可姚文元认为大错特错。这里有个背景，稍微介绍一下，1961年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上海市委书记、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听到毛泽东这么说，回来就告诉姚文元，希望姚文元在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寻找阶级斗争的靶子（笑）。当时姚文元看到《克罗斯先生》这本书，一想，这是阶级斗争啊，怎么可以说资产阶级的音乐家有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呢？他的见解肯定是腐朽没落的见解啊！所以就写了篇文章，发在《文汇报》，题目叫《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我特爱看书，看的也杂，我也看了《克罗斯先生》，我认为姚文元的批评的文章跟我读这本书的印象完全相反。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写了篇文章叫《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辩论。我不知道上面介绍的那个重大背景，我只以为这是个学术讨论。不是啊，这是阶级斗争呀，是政治批判呢！他就是要找一个靶子，你倒自动送上门来（笑声）。还有位著名的老前辈贺绿汀先生，也写了一篇文章和姚文元辩论，也发表在《文汇报》。我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在中国放了一部他主演的影片，叫《骄傲的山谷》，贺绿汀先生那篇文章就用“山谷”做笔名。我们这两篇文章，引起全国音乐界的震动，于是上面组织文章，对我们围剿。重点当然是打击贺绿汀。我当时是无名小卒，编辑部去找我这个人，不知从哪儿冒出个沙叶新来。后来贺绿汀也在打听，音乐界没有这个人呀，说：“这个沙叶新肯定是从法国回来的（笑声），怎么看了这么多书！”后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黄佐临告诉他，说沙叶新是在我们剧院实习的小青年。当时的两个主要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可能还有《人民日报》吧，批判我和贺绿汀的文章有几十篇。当时我就23岁。铺天盖地，紧张死了。一个青年人在他刚刚走上文学道路就碰到这样一场斗争，终生难忘。

当时我什么心态？我觉得我错了。我认为应该是我错。因为我受了这样的传统教育，并坚信不疑，党，肯定是对的；领导，始终是对的；《人民日报》社论，绝对是对的。而你和这些发生冲突的时候，百分之百你是不对的。所以我在家里拼命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觉得可能是我在历史唯物主义上犯了错误。我开始写检查。

这件事情给我什么教训呢？就是我要更坚定地要学好马列主义（笑声），学好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笑声）。我要向姚文元同志学习（笑声）。

我当时真的是那么想的，是很诚恳的。现在看起来是笑话。我们那代人就是这么想的。大学毕业分配我到文化局，说我有一点理论思维，就分到文化局的理论什么什么室。我真怕极了。我就是搞理论犯了错误，我不行，而且我觉得我理论素养并不高，我注重感情，是感性的，是情绪化的人，我的思维是属形象思维的，不是逻辑思维。

这时在我文学道路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的恩师黄佐临先生，从文化局把我要了回来，要到他领导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感动呀！这位老专家就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就开始从事专业创作了。

文革以前，我写了一个戏，叫《一分钱》。黄佐临先生导演，莫大的荣耀。就那么一个小小独幕戏呀，这么个大导演亲自导演！这个戏有不少趣味性的东西，比如在舞台上变魔术呀，这在以往话剧舞台上是没有的。黄佐临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他说我写得非常俏。“俏皮”的“俏”。“犹有花枝俏”的“俏”。他还对我说：“小沙啊，你有本钱了，不过这个本钱不大，只有一分钱（笑声）。”既肯定了我，又叫我不要骄傲。

文革开始后，很快就把我整倒了。我是保守派，挂牌子挨斗。说我早在文革以前就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你有很强的反革命预见性。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姚文元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呀，知道了我肯定不会炮打他的。有些人连拍都还来不及，我还敢炮打？

文革时，我毕竟年轻，所以从轻发落，并开始对我控制使用，还叫我写戏。也因为当时统统打倒了，要写戏没人了，看我沙叶新还比较用功，比较老实，就叫我写《边疆新苗》，写一个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后来因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的故事了，这个上海知识青年，很有名，叫金炳华……哦，对不起，不是金炳华，错了。金炳华是现在全国作协党委书记，是原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虽然他也很有名，但不是他。我说的是金训华，一字之差，错了，可能是“脑膜炎”的关系（笑声）。

为了写这个戏，我真的很用功，真是写英雄，学英雄，我和剧组三次到黑龙江、一次到安徽黄山，和知识青年在一起，一去不是两天三天，不是两三个礼拜，有时一次就几乎是半年，同吃同睡同劳动，三同，虔诚之极。我觉得写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就要写出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之间的思想或品德的差距，这样知识青年才能接受到教育。这是主题所规定的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这种想法和那时的“三突出”创作原则相冲突，因为 “三突出”的原则是，主要英雄人物无论如何不能有缺点，他要立于舞台中央，他的姿势始终是这样的。（笑声）他的声音始终是高亢的，要高大全嘛。英雄人物是去接受教育，怎么能写差距呢？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是坚持要写差距的，主题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差距接受什么再教育？也没冲突也没戏呀。

好，这一写不得了了。违反了社会主义的“三突出”原则，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1974年，我被批判了，开全市的文艺界大会。当时我想不通，我没错。虽然在政治上我很不自信，可在艺术上我来得个执着。在批判我的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为自己辩护，写了七张纸，可是后来我写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因为对手太强大了，我若辩解，肯定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点名对我批评的是徐景贤，他当时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是他在一个会议上点了我的名。前几年我因写了《中国动物各阶级分析》虽然挨了批，但并没被当时分管文教的上海副市长点名，深感幸福和时代的进步。第二呢，即使我有这个讲稿，也无法在大会上发言，因为当时在大会上发言，你的稿子必须先要在小组里审查。小组通不过，你就不可能在大会上发言。第三个呢，当时我的太太正在争取入党。我担心不要因为我的态度不老实而影响她的入党。现在看起来可能是个笑话，当时确实是把它作为极为神圣的事情啊！政治生命比什么生命都重要。第四，一切痛苦当中的最大痛苦，是我担心由于我的强辩，会丧失我以后的写作机会，夺取我手中的笔。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中，在极度痛苦之中，我就撕毁了能表达我真实思想的那七张稿纸，重新写了一张，自我批判，骂自己是资产阶级什么的。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内心的痛苦，是思想的痛苦。知识分子的本能就是求真。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文革当中会有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杀，除了被打、被关、身体被折磨受不了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他觉得他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他在撒谎。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有很多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自杀的。

我第一次经历精神的痛苦、灵魂的痛苦，就是在这个时候。好，快把这沉重的话题翻过去。“四人帮”倒台了（笑声）。我像所有的人都一样欢欣鼓舞。这个罪恶的一页，这个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一页，十年哪，终于熬过去了。抗战不过八年。那个十年呀，你们有幸没有生于那个时代。

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激情勃发，我的主要剧作都是在那个时候创造出来的。这时思想界渡过十年的浩劫，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劫难？除了“四人帮”作恶之外，有没有更深刻的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原因呢？一些真正有觉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在考虑：我们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是推波助澜了呢，还是俯首听命了呢？是同流合污了呢，?拍案而起了呢？偌大中国、泱泱中华，有几个能像张志新那样的人呢？寥寥无几呀！有几个人敢于和恶魔进斗争的呢？他们的社会良知到哪里去了呢？面对着罪恶保持沉默，这本身是不是罪恶呢？知识分子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了。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它本身有哪些劣根性呢？这种讨论尽管还不深入，甚至肤浅，可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讲，对洗脑洗了几十年、洗得早已苍白、早已没有脑汁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个大事，说明知识分子开始把脑子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开始思考了，开始对自己进行灵魂拷问了，拷问什么是知识分子，怎样做才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80年代，关于文化的讨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都是和知识分子问题有关的一些重大讨论。这在国际上也有背景，1968年，在巴黎发生了学习中国文化革命的学生运动。1989年，又是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周年，在总结和纪念这个历史的时候，各国的史学界，文化界也在思考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影响所及，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同样的思考。

那时我也在灵魂拷问，我扪心自问，我这个知识分子不够格，我是个工具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螺丝钉型的知识分子。我没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精神，我没有知识分子的道义，党叫写啥就写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名为听话，实为帮凶，至少是为了自保。在“四人帮”倒台以前，我基本如此，我是个不够格的知识分子。

这场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文化讨论和人文精神讨论对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触动，这是80年代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运动正待深入之际，就被相继而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两场准政治运动摧毁了。

我没写文章参加这场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但我用我的剧作间接地表达了我的立场和观点。“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我写的第一个戏是《陈毅市长》，这个戏好像确立了我作为剧作家的地位。到上世纪末，各大学出了很多当代文学史，好像都会提到我这个戏。去年上海又重新演出了这出戏，而且演了两轮。我写的第二个戏是《假如我是真的》。但先上演的是《假如我是真的》，后上演的是《陈毅市长》，而且是当《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判之后不久上演的。这样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因为《假如我是真的》揭露了共产党干部的特权腐化而受到批判，为了立功赎罪，就上演了歌颂共产党好干部的《陈毅市长》（笑声）。

其实这两部戏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假如我是真的》是说共产党不应该怎样，《陈毅市长》是说共产党应该怎样，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表达了我的政治诉求和民间立场。以后所写的《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以及去年在香港演出的《幸遇先生蔡》等剧，它们在人文精神和思想立场上都和《假》剧、《陈》剧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有深浅的不同。我把它们都看作是我上一世纪80年代精神反思、灵魂拷问和我关注知识分子问题讨论的成果。

与此同时，我在上一世纪90年代还写了一些杂文随笔和评论，如《〈露莎的路〉其修远兮》、《秋笳悲咽》、《心上的坟》、《泪眼读顾准》、《“书生”与“梁效”刍议》、《“表态”文化》、《“检讨”文化》等等，也都是我的思想答卷。我想凡是看过我上面所说的这些文章的人，都能看出我痛苦的追寻和点滴的进步。我现在可以说，我比较像一个知识分子了。啊，能说这句话，能给自己这样一个应该是很平常很平常的评价，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呀!

到了90年代，意识形态的色彩开始淡漠了。中国转入消费时代，欲望时代，所以知识分了又面临着另外一种选择，说俗了，就是一个“权”，一个“钱”的选择。于是就像鲁迅讲的，有人退隐，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当官，有人发财，但也有人坚守。

可悲的是坚守的人越来越少。90年代是知识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责任、良心、道义、勇气、执着、诚实、规范、准则都被耻笑，说什么年代了，你还坚守这样一些破烂，所以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又不适应了。我也有过彷徨、有过困惑，也有过笑话。我举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许可以从中透露出一些什么。

1999年吧、也许是2000年，我对数字总是记忆不清。法国有个有名的酒，叫铭悦吧？这个酒拿破仑喝过，说拿破仑打仗，必须到这个酒厂去喝他一瓶。一喝每战必胜。这个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发展到现在成了法国一个专门制造高档奢侈品的一家大的公司，比如毛皮衣啊，钻石啊，高档的酒啊……

1999年吧，这家法国大公司把1900年到1999年不同年份的酒混合到一起，酿造了300瓶“鸡尾酒”，其中100瓶不出售，只送给世界各国在某个领域的著名人物。香港送给了萧芳芳，还送给了一些什么国家的政要，反正都是名人。中国就送给了张艺谋。当时张艺谋在德国领奖，是《我的父亲母亲》获奖吧。他特地到上海来，到法国驻上海的领事馆来接受这瓶酒。这要举行一个仪式，在那个公司的总裁把这瓶酒送给张艺谋之前，要找个当地文化界的名人来介绍张艺谋出场。于是就找到我，我说好呀，这是一次文化活动嘛，是中国的光荣嘛！他们问：“沙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吗？”我说：“没有什么要求。”然后又问：“真的没什么要求吗？”（笑声）我心想能什么要求呢？总不能让张艺谋拍部电影让我演男主角吧（笑声）。我实在是没想到其他地方去，就说：“一点要求也没有。”对方说：“那好，那好。”这一次，我确实是把它当作一次纯粹的文化活动。我平时发言、演讲，都不写讲稿，信口开河，那次我特地写了讲稿，做了准备。张艺谋嘛，要郑重对待。我想这是发奖大会，发言不要搞得太一本正经。发奖本来就是开心的事，你看奥斯卡颁奖多开心。所以我想尽量讲的轻松一点，风趣一点。我的发言开头说：“张艺谋是不用介绍的，天下谁人不识君。张艺谋也不希望别人去夸奖他，一夸奖张艺谋就成了‘夸张’。”（笑声）

这个开头就赢得大家掌声，我也很得意（笑声）。我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界的‘大红灯笼’，是得奖专业户。他以前得奖是‘一个和八个’，现在他是‘一个都不能少’。”（笑声）。中间说的也不错吧？是不是？你想呀，他得过表演奖，得过导演奖，还得过摄影奖。不是“一个也不能少”吗？那次我讲了10分钟，很受欢迎，我也认为我是参加了一次有意义的文化活动。第二天早上，我请张艺谋喝早茶，还请了黄蜀芹、奚美娟等上海电影界人士。其实人家法国公司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是用文化来包装商业目的。所以他才问你：“你有什么要求？”说白了，你要多少钱嘛。可我就是听不懂嘛（笑声）。这是两种符号，两种语言。他送给名人的100瓶酒不卖，但其他200瓶酒是要卖的，也可能卖的很贵嘛。他这100瓶送的酒是广告嘛，是为了推销那200瓶酒的广告嘛。我也在无形中做了一次广告，一分钱没拿（笑声）。

我讲这件事情是说到了90年代，商业大潮汹涌澎湃，把一部分想坚守的知识分子席卷而去，就像钱塘大潮一样，你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会把你席卷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识分子。90年代知识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场、商场冲走了。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坚守。他们面对不公，面对邪恶，没有闭上眼睛，没有掉头而去；他们仍有良知，还在坚持真理，敢说真话，坚持伸张正义，揭露黑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少，老人有，新人也有。老的当中，我所钦佩的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很少很少给名人写信，不是骄傲，是怕打扰他们。当我看到李慎之先生的《风雨沧桑五十年》之后，我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当时我并不认识他，和他从无来往。我在信中说了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激动，我希望他能给我写几个字。我虽然认识一些画家和书法家，但我很少求他们的墨宝。我请李慎之先生给我题写我的书斋名。我的书斋叫“善作剧楼”，不是“恶作剧楼”。李先生回信说他的字很劣，说李锐先生的字好，他可以请李锐先生给我写。李锐先生就是做过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李锐先生给我写了，寄来了，他写的“善作剧楼”一直悬挂在我的书斋。李锐先生也是我敬佩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还有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也是思想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熟知旧营垒里的很多问题，反而比我们年轻人更加清醒。李国文先生、钱理群先生、邵燕祥先生也是有良知有勇气的知识分子。中年人中也有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朱学勤、何清涟、刘军宁、王力雄、资中筠、刘晓波、杨小凯等等，可以写出一大串令人尊敬的名字。他们立场也许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文章的观点我也不尽然同意。但他们确实是认真思考的一群。他们是泾渭分明的清流，不是涂着口红的文化明星。没有他们，中国会憋不过气来，他们是一扇透风的窗；没有他们，精神会更加猥琐，他们是思想的脊梁！

说了半天，有人会问我：“阁下如何啊？”

我境界不高，但我有一个底线，我是作家，不能撒谎。何以证之？有个例子可以一说。这儿没有打小报告的吧？打小报告，我也说。我说出来是为了说明问题，是希望知识分子绝对不要撒谎（鼓掌）。

去年年底，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我当时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想到我在上海的选票是如此之高，我真的真的感谢上海作家们对我信任，对我的支持。我真的真的心存感激。虽然我知道我不够资格当选代表，因为我几乎从来不参加任何协会的会议。我连官都不想当，还开什么会？85年我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当了4年不想当了，要辞职。我说我一个人改变不了终身制，但我一定要从我做起，一定要任期制，只能当4年。可是就是不让我辞，还叫我继续当。没办法，我就写了一张名片。我的名片可能有些人知道，上面印的是：“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笑声）。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挂名的（笑声）。”

所以呢，我就这么多年一直坚守这样的立场，不愿当官，不愿开会，我行我素，独往独来，只要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不以被接见感到荣幸，不以被赏识感到骄傲。有副对联，好像原本是流沙河先生的，我可能记不准确了，但我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篡改了，叫做：“偶有慧心写小品，绝无俗趣见大官。”埋头写作，一心只读“剩”“闲”书。所以作协选我，我真的感到我太辜负上海作家们对我的信任了。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感动的。

这样，我去年就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去了。你不是不喜欢开会吗？怎么又去北京开会了？我可以借此机会看朋友呀，可以到我喜欢的几家靠近北大的书店去买书呀。至于会，我真的没参加。连开幕式，中央首长都出席的隆重的开幕式你居然都没出席？是的。是不是太过分了，太狂妄了？什么原因，我下面说。

我认为，这样的所谓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没意思。一是最近几届大会从来不安排代表们的大会发言，只安排代表们听中央首长的大会报告，因此各个代表团之间无从交流，你无法了解其他地区代表团的意见。各个代表团虽然有小组发言，但没有会议简报，因此各代表团之间也无从了解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情况。没大会发言，没会议简报，这叫什么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不知道上海的会议情况，山东的不知道山西的会议情况，议不起来嘛（笑声、鼓掌）。那各个代表团何必要相聚北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开会不是一样吗？干吗还要浪费那么多经费跑到北京来呢？所以我每次上北京开会，我都说我一定要认认真真地把这会开得像没开一样（笑声、鼓掌）。

但不开也不行，作协章程上规定了的呀，几年……大概四年就要开一次吧？开了又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我看每次开会，最紧张的是领导，就怕出事。防范大家交流思想，交流意见，串通一气，形成舆论，或是决定，给上面造成压力，打乱上面的战略部署，无法和上面保持一致，无法维持那“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所以这样的所谓大会，总是在开幕之前先要召开党员预备会议，统一思想，保持一致。很少听说另外一种局面，就是要党员带头各抒己见、言无不尽，或者要党员鼓动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如果有过这样的局面，那是在1957年，那是为了“阳谋”，为了“钓鱼”，为了打你个“右派”。

你说这样的会又有什么意思？会议、会议，就是要“议”嘛；不“议”，光让大家到北京来“会”一下，有什么意思？其实就只有一个意思：换届选举，重新分配权利，谁当主席、谁当副主席。选举嘛，那是游戏，早就内定了。别说作协这样机构的选举了，就是更加重要、更加严肃的选举不也是这样？演戏嘛！

当然作协的这次会议也不能说没“议”；也“议”了，问题是“议”了什么。按我的理解，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应该议一议在上一届会议之后的几年里全国的创作情况，有什么经验和问题等等，总之主要应该议的是创作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可是我们的代表大会呢？主要的议题是学习中央领导的讲话或学习文件，谈体会，谈心得，领会精神，提高认识，然后表示决心，坚决贯彻。你这样“议”也行，反正也听惯了，可是你不要议得肉麻呀。怎么个肉麻？听我慢慢说。

先说开幕式我为啥不去呢？说实话，我怕拍照片。这虽然是“无尚的荣光”，可我怕等，怕排队。文联的代表，作协的代表，数千人，排队要一个小时。排好之后又要等一个小时（笑声）。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你最好别动。像我这样多动症的人肯定受不了（笑声）。我怕受这个罪。那不是听不到领导的报告了吗？听开幕式的报告好几次了，不听也罢，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就没参加开幕式。报告没听，怎么讨论呀？报纸上有呀，绝对是头版头条，不可能登在中缝，连找都不用找，翻也不用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看到。况且我还不一定参加小组讨论。但也不能做得太绝，第三天吧，我就到了小组会上去了。

说来真巧，那天下午全国作协的一位领导亲临会场，来听我们上海代表团的讨论，听听大家学习领导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位领导原来在上海工作，是部长。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没听说他整过人，只听说他在当大学党委书记的时候还保护过学生。我对他毫无恶感。大家都叫他某部长。他刚坐下，就有一位作家发言。这个作家曾在这位部长手下工作过。我对他也有好感，我喜欢他的性格，虽接触不多，但印象不错，我们甚至还相约以后一起运动。这个人的小说和文章写得也挺好，很风趣。真的是如此。

这位老兄第一个发言，说：“哎呀，部长你来了，看到你，我感到非常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在你在离开市委的那天告别会上的发言。你的讲话，你的作风，至今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笑声）……”

哇，我真的受不了啊（笑声、鼓掌）！怎么好这样呢？我就坐在他不远的地方，他看到我的脸色，有些异样，就对我说：“你发言、你发言。”我根本没接他这个荏儿，我抑制不住地对他说： “你拍马屁怎么拍得这么恶心（笑声）！”他很尴尬，他也知道我没坏心，我和他无怨无仇。事后我想，我这样的说他，会不会伤害了他？如果有所伤害，我向他道歉。我真的没坏心，当时真的是抑制不住，脱口而出。我非但不是坏心，而且还是好意。否则我不会说他。因为我喜欢他，所以才说。否则我理也不理他。他说：“你说，你说。”他一说“你说，你说”，我就忘了老婆的吩咐了。我这次到北京来，我老婆对我说“叶新，求你一件事情，你到北京千万不要说话，千万不要发言（笑声）。”我说：“好，我保证不说话！”这也是我不参加开幕式和小组讨论的原因之一，不开会，就不会发言了。可这位作家冲着我说：“你说，你说。”我就忘记妻子的嘱咐了。

其实我也可以不说的。实在是看了北京某大报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憋不住了。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想，说就说吧。我说，我这次我到北京来，医生嘱咐我，你心脏不好，凡是激动人心，鼓舞人心的地方你不要去（笑声、鼓掌）。所以开幕式我就没去（笑声）。但是，领导的讲话我在报纸上看了。我认为很重要。因为领导的讲话，都是很重要的，要经过研究，经过思考，经过多方面的征求意见，甚至字斟句酌，才最后定稿的，当然重要。但是我今天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些著名作家学习领导讲话的文章，我感到我很落后，甚至怀疑我是不是阴暗。都是一些全国著名的作家呀，他们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是划时代的。有的文章说，这次领导讲话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一样，都是里程碑。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认识呢（笑声、鼓掌）？领导讲话当然重要，但是不是每次讲话都是划时代的、都是纲领性的，都是里程碑呢？都是里程碑，不成了西安碑林了？还有的作家在文章中说，听了这次领导讲话就像一股暖流流入心中。咦，奇怪，我怎么就没这感觉呢（鼓掌、笑声）？

有一部分人肯定有这样的感受，我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呢？他们这样强烈、激动的感受能不能代表大多数人呢？我就不信。我这次来北京，我老婆对我说，你千万别说话。你说的不是大家不懂，你看出的问题不是大家看不出。而是大家都在演戏，你干嘛那么认真呢？这是老婆的原话。我说我是作家，我的思想境界不高。可我有我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能撒谎，要说真话。当然真话不一定是正确的话，更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是罪恶，谎言一定是无耻。假如面对谎言我沉默，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是在撒谎。所以我今天必须说出来。我说我们不是作家嘛，而且作家的代表。假如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会议上都不能说真话，那这会有什么开的呢？我们能对得起那些选举我们的大多数没来开会的作家吗？

第二点，我讲三个代表。这也很重要，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我说我赞成三个代表，这是我的真心话。“三个代表”比“四个坚持”大大地前进一步。但有的话，我没在会议上讲，我是在其他场合讲过的。我说没有“三个代表”，共产党可能没希望；有了“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可能有希望。这是我的真心话，虽然有人也不同意我的话。我这次作协小组会上我没这样讲。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把“三个代表”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三个代表”居然列入中国作协新修改的章程（笑声），到处泛滥，什么都要加上“三个代表”。你搞什么一个工作，都是“在三个代表的鼓舞下”（笑声），你反正总可以那样说，这是庸俗化。文革不就是这样吗？全国都讲一个模式的话。干嘛老重复这一套呢？搞宣传的同志有些创意行不行？

我说我不反对“三个代表”，但我反对将它列入作协新修改的章程。因为“三个代表”主要是针对党组织讲的，对党员干部讲的，对党员讲的，是针对党说的。而作协是群众性组织，是文学组织，你把“三个代表”列入作协章程，那么你怎么能要求金庸这样的作家根据“三个代表”的精神写武侠小说呢（笑声、鼓掌）？不是荒唐吗？虽然金庸先生也爱国，也爱党。

我发言完了之后，可能真的是有点激动，心跳加快，我就说，我心脏不好，我要回去吃药，拍拍屁股就走了。第二天沸沸扬扬，不少组知道了，传的很广，有的各取所需，加油添酱。其实他们都是盗版的，正版的在我这儿（笑声）！所以我就说说正版，免得失真，以正视听。

我认为我的那番话是讲道理的，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搅蛮缠。我反对的是谎言，每个人代表应该说出真心话，尤其是作家。我是出于爱心。真正爱这个国家，不害这个领导，就应该把真话跟他说。不要老是“一股暖流流入心中”（笑声）。

虽然我这个人无能，智商也很低，而且生过脑膜炎（笑声），但是假如我认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就应该勇敢地把这条路走下去。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枯叶沉思》，是在纽约，是我在散步的时候想写的。我住在纽约一个很美的社区，我的儿子、女儿住的地方。每天我写作，下午去散步。正好是秋天，满地金黄的落叶，我在厚厚的黄叶上走着，想到苏格拉底临死之前，对他的助手讲：“我还欠人家一个鸡。我死了以后，你要把鸡还给人家。”我觉得我也有很多债要还。我欠朋友的友情、欠家人的亲情，欠了很多债！作为一个作家，我也欠了很多债呀！假如我应该完成的作家的使命、应该肩负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去完成它，不也是债吗？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

好，我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和我对话。有什么问题都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跟我商榷也好，反对我的说法也好，都能提出来。我能回答的，一定很真诚地回答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站起来都可以说，写条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