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勝、邱會作的兒子　談　毛澤東的文化革命
黃永勝沒想到　毛澤東下手這麼狠
來源：多維

1969年，黃永勝全家合影

黃春光，湖北咸寧人，1943年出生於晉察冀根據地。文革前為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1968屆畢業生。

文革中，曾擔任西安大專院校紅衛兵造反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後入伍，先後任參謀、副科長、副團職副主任。

其父黃永勝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調任總參謀長後，黃春光耳聞並接觸了文革前期軍隊高層的一些情況。

“九一三”事件後，黃春光被作為重大嫌疑人關押4年。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視角，對人生和親歷、親聞、親見的一些歷史片斷做一回顧；

同時參與訪談中的邱會作的兒子邱路光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為插話收錄其中，對研究那段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文章摘錄於米鶴都所著《光環與陰影——回憶與反思》，黃春光口述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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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跟在父親身邊生活了4年。當時都是父母帶着，跟隨部隊行軍打仗，從晉察冀到延安，從延安到東北。

戰爭年代，條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軍中我還差點被丟了，所以父母對我挺偏愛的。這事連周總理都知道。

又因為我是長子，還經常有自己的獨立見解，所以父母對我也很信任。男孩子嘛，對政治也總是比較感興趣，父親也願意跟我談一些事情。即使父親不說，母親也跟我說一些。

1980年代初，父親在青島期間，我又跟他核實了一些歷史情況。

父親當年寫給我的信，後來的談話錄音我都保留在身邊。

從我父親進京任總參謀長，到“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受到牽連，父親及家庭的命運像被迎空拋起的一粒石子，劃出一條直上直下的軌跡。

 

我也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清楚地看到這期間發生的一些事實的真相。

我將這段往事以我的見聞為主，談談那些年從部隊這個角度發生了些什麼。

邱路光也了解不少這段時期的事，我們互相可以印證。

　　

父親進京任總長 　　

1967年的7、8、9月，楊成武作為代總長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視。在這期間，武漢發生了震驚全國的“7•20”事件。

當時，各地群眾一般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對待軍隊和軍管的關繫上，造反派一般都反軍，保守派一般都擁軍。

而毛澤東當時到武漢讓陳再道調頭，支持造反派。

不支持擁護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對自己的，陳再道轉不過彎來。7月19號，王力、謝富治向“三鋼”、“三新”等造反派又說了一堆支持的話，就把百萬雄師這些所謂保守派群眾給得罪了。他們強烈不滿，於是把矛頭指向王力等人。

毛澤東原本想的是，以我這麼高的權威，親自出馬，抓一個典型，就把兩派的矛盾給緩和了，實現大聯合了，說明我毛澤東的權威。沒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萬雄師給惹火了。當群眾運動真正起來以後，其實沒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萬雄師那兒去講話，百萬雄師也一樣反她。

這時再罵陳再道，罵那個師長，群眾和戰士們也不聽你的了。最後，陳再道說：我管不了了。

其實，別說陳再道，就是毛澤東當時也管不了。最後，陳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視期間，8月17號，中央決定，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軍委臨時看守小組。

實際上，吳法憲很早就跟葉群、林彪走得很近，葉、林對吳法憲也很信任。所以，這個小組實際讓吳法憲來負責。

9月23號，楊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

9月底，就成立了軍委辦事組，楊成武任組長。但是這個局面沒能維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親正在主持廣州軍區的常委會，總理親自打電話來，讓我父親連夜去北京，並說已派了飛機去接，飛機一到立刻來京。

母親還想讓父親稍微睡一會，父親說飛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於是半夜就動身了。

23日上午8點多，我父母乘專機到了北京。

一下飛機，他們看到了吳法憲和邱會作來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軍委辦公廳或總參服務處來個科長、處長接，這次怎麼是吳、邱親自來接呢？他們感覺不大正常。

接着，吳法憲就陪着我父親去了人民大會堂，邱會作送我母親去京西賓館。

父親到人民大會堂時，總理他們都在，就把楊成武帶進來了。

總理一臉嚴肅地對楊成武說：楊成武，你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攤兒工作交給黃永勝，回去做檢查。

此時，父親才知道楊成武出事兒了。 　　

實際上，在羅瑞卿被打倒之後，楊成武已上升為軍隊的一顆政治新星。為什麼楊成武會成為軍委辦事組第一任組長呢？

一方面，在軍隊的山頭中，毛主席主要依賴的就是“雙一”，即：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林彪曾是紅一軍團的軍團長。所以，長期以來紅一軍團的幹部受到重用，就是因為這是毛最嫡系的人。

另一方面，楊成武聰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對他都很信任。

毛通過“7•20”事件也感到，必須要保持軍隊穩定，才能保證文革的進行。

因此，毛對楊成武保持軍隊不亂是滿意的，對軍委辦事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說了。此後，軍委辦事組替代了已經癱瘓的軍委辦公會議，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包括軍事、政工及幹部的任命等等。 　　

後來我才知道，楊成武的倒台，是因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說了一些讓林彪傷心的話。

據吳法憲回憶，楊在和他鬧矛盾時，泄露了天機。楊說：如果咱們談不攏，就到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到江青同志那兒去談。軍隊的事兒，他不說到林彪那兒去談，這話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應該說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比楊成武跟林彪的關係更近一些兒。

解放戰爭三年，楊成武沒有跟着林，黃、吳、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對這幾個人更了解，對他們的工作能力也是認可的。

另外，黃、吳、李、邱從小跟着毛、林，從瑞金一塊兒走過來的，歷史上也沒有辮子可抓。

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對黃、吳、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

同時，這幾個人沒有羅瑞卿和楊成武那麼高的地位，也沒想到自己能到這麼高的位置，對上面來說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楊成武被押走後，總理跟父親談，要調他來北京當總長。

父親表示不願意，他說：

第一，我能力不行；

第二，我資歷不行。

總理卻說：這事兒我說了不算，這是主席、林副主席決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從組織。

父親又去找林彪談，說自己幹不了。

林說：這是主席親自定的，我改變不了，誰也改變不了。

就這樣，父親勉強接受，當了總長，並接替楊成武任軍委辦事組組長。但他開始時不參加中央文革的碰頭會，如果涉及到部隊文革的事兒，就叫他去一下。

　

爭奪對部隊的控制權 　　

我父親是軍委辦事組組長，副組長是吳法憲，相當於軍委秘書長和副秘書長。辦事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

九大時沒有設軍委常委，只有軍委副主席。老帥們都是軍委副主席，有朱老總、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陳毅。

1967年“二月逆流”以後，主席讓老帥們靠邊站，文件也不讓發給他們，實際上都不管事了。 　　

父親剛來北京那會兒，也經常到主席那兒去。因為我時不時看到父親回來，拿着小的便簽紙，上面記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談話內容。主席言傳身教，對他進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給予一些指導啟發。

主席的特點是喜歡講典故，讓你回去翻書，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圖，看你的悟性高不高。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給自己留有餘地。如果說錯了，就當是講個典故，開個玩笑。如果你沒按照他的政治意圖辦，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聰明。典故都告訴你了，你怎麼還沒明白？應該說，主席本來對黃永勝是抱以厚望的，但黃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試中沒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軍委領導，包括葉帥、聶帥、陳老總等，他們有一個共識：中央文革不能插手軍隊，不能讓江青他們把手伸進軍隊，不許搞亂軍隊。這是一條主線、一條紅線，一直貫徹着。

當時，林和這些老帥們看得很清楚，政府亂、省市黨委亂都還好辦，只要部隊不亂就能撐得住。

文革剛開始時，中央文革提出，部隊包括基層連隊都要開展“四大”。那時葉帥是軍委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堅決頂住了，後來變成軍以上單位可以開展“四大”。真要是軍隊的軍以上機關都開展“四大”，那也夠嗆呀！實際上有一陣，總部和各大軍區都出現了亂的苗頭，也出現了一些造反派。如廣州軍區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機關幹部造軍區黨委的反，瀋陽、濟南、福州等軍區都有一些幹部要起來造反。

林彪、葉劍英等軍委領導，堅決頂住，沒有讓這些人得逞；後來楊成武當辦事組組長，也堅決維護了軍隊的穩定。父親當總長後，也堅持着這一條紅線。
 
　　當總長時期的父親和我

　　父親進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軍隊已經很深了，軍委的文件都要報中央文革圈閱。那時候，部隊調動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裡，一個星期也簽不下來。但部隊又不能不調，怎麼辦呢？就把部隊拆散調動，今天走半個班，明天再走半個班。

　　後來，父親終於藉機向主席匯報：現在軍隊調動的文件，傳閱的人太多，一不利於保密，二應付不了突發情況，三影響部隊工作安排和行動。如果打起仗來，將會上下不通氣，影響戰備。主席說：你寫個報告吧。父親向主席反映這個情況，一方面是怕耽誤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讓江青他們插手軍隊。結果，這個報告主席批了。以後軍隊的事情只報五個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陳、康。
 
　　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重要，因此江青也發了很大的火，說我父親封鎖她。

　　軍隊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讓秘書把她的軍裝退給了我父親，表示不穿這套軍裝了，給你點顏色看。

　　從這之後，江青和父親的矛盾開始尖銳化。

　　之後，中央決定我父親去阿爾巴尼亞訪問，江青就是不讓去。而且還停止了父親和吳法憲參加中央碰頭會。

　　結果是總理到主席那兒說了這事，主席拍板說：還是黃永勝去，碰頭會也要參加。江青他們就不敢吱聲了。

　　從林彪到葉帥，到楊成武，再到黃永勝，軍隊不能亂是個大局，不讓江青一夥兒插手軍隊，軍隊裡不能有江青的人，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後，張春橋管軍隊，部隊成什麼樣了？思想工作怎麼樣，部隊戰鬥力怎麼樣，這是有目共睹的。
 
　　中央最大的政治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林彪主要管軍隊，和江青之前並不來往。林當了接班人後，由於工作關係，和江青的往來才逐漸增多。開始時，葉群往江青那兒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話當聖旨來聽，認為江青的話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則始終堅持一點，只要你不插手部隊，其他事都好說，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是中央文革的權力越來越大，開始直接插手軍隊的文革，支持軍隊的造反派，妄圖把軍隊搞亂。江青也更加頤指氣使、飛揚跋扈，林彪就開始對江青不滿了。
 
　　邱路光插話：林彪不是不願意和江青打交道，準確地說，他是不願意和任何人打交道。

　　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兒，他願意談；至於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頓飯什麼的，想都別想。羅瑞卿主持工作的時期，林彪就是這樣。

　　陳小魯給我講過一個事，很客觀地反映了林彪的這種個性。陳毅原來是林彪的上級，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談完話林彪跟陳毅說：我這個地方可沒有飯給你吃。林彪就是這麼一個人，不善於與人交往。

　　但他善於思考，言簡意駭，善於抓綱。林彪曾對這幾員大將說：怎麼對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話，要支持總理的工作。一下就說到點兒上了。他從不會婆婆媽媽、兒女情長地去談一些具體的事情。
 
　　應該說，當時知道林彪對江青不滿這一情況的範圍是非常小的。只有黃、葉、吳知道林的一些想法，開始邱和李都是不清楚的。因為黃、葉、吳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時，對於全國的工作，他們會在一起議論。在探討工作的過程中，他們難免要議論到江青。這樣，林的一些想法，父親他們就知道了。林彪也明確交代，要支持總理的工作。
 
　　文革前，我父親和江青只是有很一般的接觸，對她沒有多少了解。父親在廣州時，江青去過幾次。當時是中南局書記陶鑄負責接待，讓她住在給主席準備的房子裡。她嫌院子裡樹上的知了太吵，就對陶鑄抱怨。陶鑄跟我父親說：怎麼辦呀？父親說：好辦，派警衛部隊去粘。於是，就派了警衛戰士拿着竹竿粘知了。粘了幾天，多數都粘走了，不叫了。但江青又提意見了。因為她住的那個小島靠着珠江，晚上江面有船通行。有的船往來會鳴笛，江青又嫌鳴笛吵。於是，趕緊通知所有航行的船，晚上不許鳴笛。可有的船是從廣西過來的，不知道啊，又鳴了笛。結果，江青又找陶鑄鬧。最後，只要江青住在那裡，珠江乾脆就禁航了。後來，一直到丁盛當司令員，江青去廣州還是如此。
 
　　那時候，父親就覺得，她的要求太過分了。那是航道呀，怎麼連汽笛都不讓拉呢？即便是主席的夫人，也不能這樣呀！比主席還難伺候。父親不高興，就跟母親說。母親就跟我嘮叨：江青這個人真難伺候，連船都不讓人家走，多耽誤人家運輸呀！那時候，父母對江青的感覺，就是覺得這個人太特殊，太難侍候，其它的倒也沒有什麼接觸。應該說，父親對江青態度上是尊重的，生活上是儘量照顧的。因為她畢竟是主席的夫人！父親對主席特別崇敬，或者說特別擁戴，怎麼說都不為過吧。正是看在主席的面子上，他對江青尊重，但是敬而遠之。
 
　　其實，我父親那個層級的幹部，跟主席的生活還是隔得太遠，也不了解。父親只有在開會的時候，像五一、十一上天安門，給主席敬個禮，主席問一問而已。下面的封疆大吏，不知道上面的情況，更不知道中南海裡邊的事情，也沒人跟他們講主席和江青關係這些事情。軍隊的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只有朱老總和陳老總兩個人，軍隊的大部分幹部、甚至包括林彪在內，對毛和江的日常生活也是不了解的，對於他們的政治關係就更不了解了。所以，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父親沒有進入軍委領導層之前，對江青出於禮貌是尊重的。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之後，報紙上就開始宣傳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這個帽子是誰給戴的？肯定不是林彪給戴的，能夠上中央的報紙，應該是中央的負責人。江青既然當了旗手，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領導了文化大革命，又是主席夫人，人們對她就另眼相看了，覺得她不簡單。
 
　　隨着陶鑄、王任重的問題出來後，父親就感覺不能理解了。出於對主席的熱愛，他在文革中拼命想跟，卻怎麼也跟不上。對造反派衝擊公檢法、國防部、中南海，把老幹部往死里整等等，父親都看不慣、不贊成。

　　第一次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斗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等人時，幾個老帥和楊成武、肖華等都出席了，也讓我父親一塊去了。他回來對我說：太殘酷了，怎麼能這樣呢？！都是革命幾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錯誤也不能這樣啊！他看了之後心裡很不舒服，以後再有這樣的批鬥會，他就拒絕出席了。
 
　　父親是軍人，性格比較直，面對江青的飛揚跋扈，有時他敢於頂撞。“二月逆流”前，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江青也在會上講了話。會上，各總部、各大軍區和軍兵種的高級幹部對文革依然很不理解，對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衝擊軍隊的做法有很大的牴觸情緒。父親就說了：江青同志應該聽毛主席的話，中央文革應該聽毛主席的話。甚至為此還拍了桌子。
 
　　邱路光插話：黃永勝剛當總長的時候，我從部隊回來去看他。那次他剛起床，在院子裡做操。我的小名叫胖子，他突然對我來了一句：胖子，你反不反對中央文革呀？總長那麼嚴肅的人，軍隊的領導人，冒出這麼一句話，我就不敢回答了。你知道黃永勝怎麼說？他說：反也不要緊嘛。然後，他自己就在那兒笑。
 
　　父親之所以敢頂撞江青，是因為他有自信。他16歲就跟毛主席上井岡山，就像項羽的三千江東子弟一樣，是鐵杆兵。況且，毛主席當時還沒3000人呢。多年來，他對毛主席一直忠心耿耿，毛交辦的任務，都是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地完成。而且，父親不僅忠於主席，對主席的感情也很深。1945年主席去重慶談判，因為擔心主席的安全，父親到延安機場送主席登機時，還流下了擔憂的眼淚。主席對他當然也是了解的。
 
　　而江青，剛進城時沒那樣，後來變成這樣的，有一個發展過程。江青為什麼在黨內、在文革中能變成這樣，是值得深思的。文革中，江青這個人不管不顧，管你是周恩來還是誰，說翻臉就翻臉，總理的工作被她攪得一塌煳塗。父親對江青的一些所作所為非常不滿意，也非常不恥。在父親看來，你江青不就是毛的一個老婆嘛，和這個黨、和中央，以至和毛澤東是兩回事啊。
 
　　其實，對於毛和江，外人只知道他們是夫妻，沒人知道他們感情的好壞，對毛澤東和江青的政治關係更缺乏了解。我父親，甚至包括林彪、楊成武這些人，我覺得都沒看清楚。對於江青霸道的稟性，至少主席是早就知道的。讓陳伯達當中央文革的組長，明知道江青不會聽陳的，那不就是將大權交給江青嘛！是不是覺得她這個角色是必須的，能起到別人起不到的先鋒作用？江青到處打擊幹部，到處搞特殊化，主席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不說？有時批評江青幾句，甚至讓她檢討，是真心批評她，還是她鬧得太不像話了，不得已而為之呢？主席又是怎麼想的呢？在我看來，主席就是利用江青在文革發動時衝鋒陷陣，自己在後面。
 
　　據說陶鑄文革初期調到中央，也不了解中央情況，就問總理：中央高層到底是怎麼回事？要注意什麼？周恩來說：正確對待江青同志，就是最大的政治。他的潛台詞是，對待江青的態度，就是對待毛的態度，就是對待文革的態度。陶鑄沒悟透，多次和江青對抗，得罪了江青，導致自己倒台。這和後來總理跟黃、吳、李、邱講的，處理好毛、林、江的關係就是“中央政治”是相一致的。應該說，對於毛和江之間的關係，總理還是比較明白的，中南海外邊的人就不清楚了，總覺得主席和江青不是一回事。
 
　　後來，軍委辦事組和江青的矛盾不斷加深，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汪東興的誤導。因為汪是毛澤東身邊的大總管，他傳過來毛和江的關係和一些事，並曾說：“毛和江是兩回事”。林彪、葉群包括我父親他們都很相信他，實際受了他的騙。可以說，對江青和毛到底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的判斷，直接決定着人們的政治命運。
 
　　父親被公審後，他才真正明白了江青和主席的關係。他說：主席是用江青的，不是用我們的。

 

　　九大名單之謎

　　我當兵之後，去了雲南的蒙自機場。按照規定，大學畢業生到部隊應先下放鍛煉一年，參加過四清的學生，可以減少半年。這樣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軍報到。吳法憲說：現在太忙，要開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開完九大再說。
 
　　這段期間，我幾乎天天在我爸起床之前，熘到他辦公室翻看他公文包的文件，因為只有這個時候他辦公室沒人去。

　　其實我上初中以後，就常帶着好奇心，有機會就翻看父親的文件。父親屬於比較粗心的那種人，他打開保險柜拿了文件，有時就忘記關了，保險柜的門虛掩着。

　　我的智商還算可以，看到那個數字後，就開始琢磨，正轉幾圈，反轉幾圈，很快就把密碼琢磨出來了。

　　所以，父親的保險柜對我來說根本不保險。我還翻看過他的內部參考。

　　那時內部參考傳閱的範圍很窄，一個大軍區好像就一份。

　　有次，父親發現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說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麼？！你是怎麼拿出來的？我說：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實，那次是我從保險柜裡拿出來的。
 
　　這樣，我當時看到了一份讓我印象極深的文件，就是關於九大中央委員的醞釀名單。當時籌備組組長是總理，籌備組寫了一份對張春橋歷史問題和姚文元父親姚蓬子歷史問題的報告。

　　在九大預備會議期間，這報告給主席報送過三次，內容是向主席反映：張春橋有叛變、反魯迅的歷史問題，姚文元的父親是托派、叛徒、漢奸，他們是否適合進中央委員會？

　　主席三次都沒有表態，而且壓住不發。

　　那三次的報告，內容一樣，我都見過。我還想呢，這個報過了呀，怎麼又報上來了？後來發現，每次的信封不一樣，信封上劃了圈和沒劃圈也不一樣。
 
　　這份材料和打倒四人幫時公布的那份材料一樣。這樣的處理說明了些什麼？

　　還有就是關於政治局的名單，開始有江青，沒有葉群。報到主席那兒，主席劃掉了江青，加上了葉群。文件到林彪那兒，林彪劃掉了葉群，但沒有加上江青。過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單，有江青也有葉群，但主席又劃掉了江青，林彪則又劃掉了葉群。最後的政治局名單，是既有江青也有葉群。不過，名單上的張春橋和姚文元，主席卻一直沒有劃掉過。
 
　　我很不理解，主席為何三次對上報的材料都不表態？！

 

　　“多了一張吃飯的嘴”

　　應該說，周恩來和軍委辦事組的關係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強，在黨內威信高，很善於梳理人際間的關係，而且長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權力架構。我父親一直對周很尊重，很信任。

　　對於軍委辦事組來說，因為林彪給我父親有過交代：要支持總理的工作，有事你們要多向總理請示，多匯報。

　　因此，他們非常堅定地支持總理。另外從辦事組這幾個人的心理來講，從中央蘇區一直到解放後，他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幹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領導。

　　他們跟總理差了很多級，現在能跟總理同桌辦公，那肯定以總理馬首是瞻，非常敬重。總理交代的問題，都認真去辦。

　　同時，他們到總理那兒請示軍隊的一些工作，總理也都是給予支持的。特別是江青對我父親和辦事組的幾次發難，都是總理從中轉圜或報告主席而解決的。
 
　　從總理的角度，一方面他對這幾個人的歷史了解，對他們也比較信任。另一方面文革中他也只能依靠以軍委辦事組為代表的軍隊這根支柱，支持了軍隊就是支撐住了全國。

　　在很多問題上，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和後來的政治局會議之前，總理都和我父親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見。總之，總理對辦事組是倚重的。

　　有的時候總理不好公開表示不同意見，就讓辦事組出面把他們頂回去。軍委辦事組對江青的一些鬥爭，也向總理匯報，總理很清楚這些情況。

　　一般來說，總理對於辦事組和文革小組之間的矛盾，總是從中調和，但從沒有偏向文革小組的意思。特別是當辦事組被江青整得灰頭土臉的時候，總理會主動向主席反映情況來轉圜。

　　只要黃、吳、李、邱不和文革小組針尖對麥芒，總理的稀泥總是和得很好的。

　　用我父親的話講就是：周恩來就是八級泥瓦匠。不過，有時父親對總理和稀泥也不太滿意。
 
　　說起總理的為人，那時還有這樣一件事。

　　九大前後，總理私下對父親說：你們軍隊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來。他在中央編譯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體也不好，軍隊管起來簡單一些，也分擔我的一點擔子。

　　父親感覺總理開了口，又是主席後代，軍隊管起來也不是難事。於是，他同意了，找來軍委辦公廳、總參管理局的領導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來一位副總長住過的大院子裡，一直住到現在。把他的醫療關係轉到了301醫院，讓他從此享受了軍級幹部的待遇。不久，總理又讓父親把毛岸青的所有關係都轉到了部隊，也等於是讓他參了軍。
 
　　又過了不久，因為毛岸青的醫療關係已經轉到了301醫院，總理又跟父親說：能否讓301醫院想想辦法，讓邵華懷孕，讓毛主席後繼有人。

　　父親對主席感情很深，感覺這是個好事。於是，他親自找來301醫院的領導布置任務，讓他們把這件事當作光榮的政治任務，提高到忠於毛主席的高度對待。
 
　　301醫院曹根慧副院長負責牽頭，由婦產科、神經科、泌尿科、內科的頂級專家和護士組成了專門小組。

　　他們首先對毛岸青和邵華進行了全面體檢，由於要準確掌握邵華的排卵期，所以把邵華安排住進了301醫院婦產科。這一切對外都嚴格保密。由於那時中國還不掌握現代的試管嬰兒技術，採取的就是人工授精。

　　那時期，每天兩人的身體情況，諸如體溫、血壓之類的簡報，都要送到總長的辦公桌上。我回家時經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過程並不是很順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沒有成功。不過，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1970年初，孩子生下來後，辦事組的人當成是一個大喜訊。這件事，也反映出周恩來的一片用心。

　　然而，不知為什麼主席對這個來之不易的孫子並不感興趣。

　　身邊的工作人員第一次報告，毛就沒搭理。

　　第二次又換了一個護士去報告，毛停下來手中在讀的書，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張吃飯的嘴。”

　　在他生命最後這六年多的時間裡，他也一次都沒見這個唯一的孫子。

　　總理和父親知道這一情況後，甚感無趣。
 
　　夫子和“宦官”

　　在那個時期，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開始雖有溝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林彪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文藝復興類比，認為文革是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江青就胡攪蠻纏，認為林彪沒立場，貶低毛澤東，貶低文革。她說，我們搞的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歐洲的文藝復興是資產階級的。同時，江青大概還覺得，文化藝術是我的領域，你憑什麼涉足？於是，她還想批林彪的講話。事先，陳伯達給林、葉通了氣，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備。最後，總理也沒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討論。
 
　　在我的印象中，陳伯達和軍委辦事組往來的增多，是在準備開九大的時候。之前我父母很少講到陳伯達的事情，九大籌備期間，我聽母親說：昨天，老夫子（指陳伯達）又來訴苦，哭鼻子了。你想，陳伯達一個文人，又沒有幾個朋友，受了江青的氣，他跟誰說去？跟總理說，總理那麼忙，顯得他太不懂事了；跟康生說，他知道康生是江青的後台。他沒地兒說啊，只能跟林這邊兒的人說，跟葉群說。陳伯達和葉群又是老鄉，都是福建人。因此，陳和軍委辦事組交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陳受了江青一伙人的氣無處訴說。
 
　　從辦事組這邊來看，我父親他們對張春橋哪裡看得起呀？說我們出生入死的時候，你在哪兒啊？你還有歷史問題，算什麼東西嘛？而陳不一樣了，他不僅資格老，還是黨的理論權威，看了那麼多的書，人稱“夫子”。他馬列水平高，字寫得好，詩又做得好，什麼青銅器、瓷器、字畫等都懂，咱們跟他一比，就是小學生啊。所以，辦事組的人對陳伯達很尊重，從來不會跟陳發脾氣，甩臉子。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期間及以後，大家還經常在一起聊聊天，吃個夜餐什麼的。陳就覺得，辦事組這邊比較親切，能得到尊重。
 
　　陳伯達和辦事組的關係近了之後，大家對江青的飛揚跋扈，總是給總理出難題的做法，就有共同語言了。另外，陳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他對毛和江的關係也是比較清楚的。陳給辦事組這邊說了一些情況，他私下議論江青，這邊也願意聽。應該說，更主要的是在處理黨、政、軍的一些具體事情上，大家的意見是相同的。這期間，在中央文革和軍委辦事組有分歧的時候，陳伯達是站在辦事組一邊的。
 
　　汪東興與辦事組的關係，和陳伯達有些類似。汪東興這個人，父親的評價，“他就是一個宦官”。據我了解，汪和林彪、葉群及軍委辦事組開始走得比較近，是在1969年春節之後。九大之前，汪東興住院做手術，好像是胃部切除，當時也沒人去看他、關心他。毛澤東身邊的人，像康生、陳伯達，都是毛澤東的大秘、二秘，是毛澤東的重臣近臣，怎麼會去看宦官呢？江青對汪東興就更不用說了。但不知道為什麼，葉群去看了他。去看了以後，她覺得汪挺悲慘淒涼的，就招呼我父親和吳法憲，我不知道有沒有邱會作，讓他們經常去看看汪東興。葉群在做人方面，還是遠遠勝過江青。按照葉群的吩咐，黃和吳時常帶了水果去醫院看汪，汪東興很是感動啊！辦事組還幫助安排汪東興的孩子當了兵，在部隊入了黨、提了干。從資歷和職務上來講，我父親和吳、李、邱都比他高。他覺得，辦事組的人能來看我，真把我當個人。所以，他很感激。
 
　　1969年3月份，我從蒙自回到北京時，九大代表已經集中了，但等了好長時間沒開會。我就問母親：九大代表不是早集中了嗎？怎麼這麼久還不開會呀？我媽說：汪東興動大手術了，不能開。如果開了，江青會封鎖主席，消息就傳不到主席那兒。所以要等汪東興病好以後才開，說這是主席的意思。母親說的情況後來得到了證實，九大的確是在汪東興出院以後才開的。當然，這一說法表明汪東興在上傳下達方面的作用是很大的。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汪東興和辦事組的交往逐漸增多了。但汪和辦事組關係變密切，還有一個過程。一方面，大家說到江青，有共同語言；汪受了江青的氣，也想找一個傾訴者，找一個同盟者。不然，汪東興就得和江青單打獨鬥。另一方面，在工作上，辦事組也需要汪東興的支持。比如說，黃要見主席，跟汪東興一說，汪馬上跟主席說。也就是說，軍委辦事組跟汪搞好關係，是接近毛澤東的一條捷徑。隨着汪和辦事組交好，汪東興主動向辦事組提供了不少新鮮的東西。
 
　　到九屆二中全會前，汪東興絕對跟辦事組弄在一起了。1970年3月8日，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毛主席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會開完後，汪覺得意猶未盡，當天夜裡12點多，又拉上黃、吳、葉、李、邱，跑到軍委三座門那裡接着聊，還把這些人的老婆、孩子也叫去了。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們都睡覺了，是被從被窩裡拉起來去的。大家坐了兩桌，大人們一桌，孩子們一桌。我們聽到汪東興說：這是好消息呀！主席讓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主席說：若設國家主席的話，那就只有請林彪同志來當，我不當國家主席。林副主席要當主席了，當然是好事，大家都很高興。那天晚上，葉群興奮得很，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來，一看就很高興。這次，大概談了一個多小時。
 
　　邱路光插話：當時，汪東興是誠心誠意要傳達這個消息的。但是，主席是不是真有這個想法？實際汪東興並沒有完全看透。後來在這個問題上，主席不知道變了多少次。一會兒說讓董老當，陳永貴也可以當；一會兒說，工農兵可以當；一會兒又不同意設國家主席，說讓他當國家主席，是把他放在火爐子上烤等等。
 
　　二中全會的風波

　　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從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之前的常委會可以看出一點兒問題。8月22日下午，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在主席處開會，談到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時，除毛之外的四個常委都表示同意設國家主席，並不是林彪一個人持這個意見。四個常委是從國家體制考慮的，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也是從這點上考慮希望設國家主席的。毛說：“反正我不當，可以讓董老當，也可以讓陳永貴當，還可以選工農兵來當。”不過他再沒有說過汪東興第一次吹風說的：“若設國家主席的話，那就只有請林彪同志來當”的話了。毛既然這麼說，那只是個人選問題，而不是設不設的問題。所以四個那麼老到的政治家，還是一致提出要設國家主席。這樣，才有第二天開幕式上康生講了一大段關於設國家主席的話。如果毛真是像後來說的，先後四次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且不說林、周、陳，康生是憲法修改小組的組長，他也不會準備了設與不設國家主席的兩套修改草案。而且這次常委會後，總理還讓張春橋準備好關於設國家主席的條文，張說是現成的。可見8月22日的常委會上，對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仍無定論，所以才會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後汪東興在小組會上大談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所以，後來把設國家主席作為林彪、黃、吳、李、邱的反黨綱領，實在是無稽之談。
 
　　1970年8月下旬，九屆二中全會開始的時候，父親沒有上山，留在北京值班。8月31日，主席突然通知，讓父親上山開會。父親上山以後，總理和康生和他談了很長時間，晚飯後三人一起去了主席的住處，又談了很長時間。但一提到張春橋，父親就說：張春橋是叛徒，跟主席匯報過多次了，他看不起我們這些大老粗。他沒有說張的好話。從這兒也看出，對張春橋這些中央文革的人，父親是從心底反對他們的。當時，主席對軍委辦事組、對父親的批評也很嚴厲，但父親並未察覺到毛、林有分歧，以及主席對林彪、對軍隊有不滿的感覺。當時，如果父親被拉過去了，在九屆二中全會上，主席給林彪加的碼就要重得多，就不僅僅批陳伯達了，主席可能就要揭林彪的傷疤，算他的歷史老賬了。結果，父親不為所動，沒有對文革表示堅決支持，主席才最終拋棄了他。
 
　　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確實把矛頭對向了張春橋。其實，當時也只能對着張春橋，對康生不可以，對江青更不可以，而張春橋又有歷史上的辮子。當林彪在開幕式前向毛講了準備講的幾個問題，毛也同意了，只是說不要點名。兩人交談了半個多小時，為此開幕式就拖後了，為了防止江青干擾，葉群還在毛、林談話的門外守着。剛開始，可能毛沒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但是，當會場群情激奮、大家都開始攻擊張春橋時，毛憤怒了！
 
　　好傢夥，200多個中央委員，大多數都對文化大革命不滿，這才真正引起他的憤怒。他之所以憤怒，就在於大家借着攻擊張春橋表達對文革的不滿。而且是這麼大的一股勢力和潮流，還是以林彪為首的。毛是不容否定文革的。所以，為了保衛文革，他保了中央文革那幾個人，捨棄了部隊這些跟着他打江山的人，也否定了政治局的大多數和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客觀地講，黃、吳、李、邱的確對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滿，但並不是對主席不滿。在他們的眼裡，主席永遠是偉人，是領袖，是正確的，是不容懷疑的，是不可違背的。自己再怎麼委屈，也要顧全大局，委曲求全。
 
　　九屆二中全會後，父親一直想不通，認為自己沒錯，拒絕檢討。總理做他的工作，做不通；毛澤東批評了他幾次，他仍然不通；最後，總理讓邱會作找跟他談了一次話，他才通了。邱跟他說：我們反宗派主義，現在我們不檢討，不也成了一個宗派了嗎？別人不也抓住我們的把柄嗎？父親實在沒什麼可檢討的，就把向主席反映江青罵總理的事情，作為自己的錯誤來檢討，說自己干擾了主席。一看就知道，這是很違心的。
 
　　九屆二中全會閉幕前，林彪跟毛說他要檢討。毛說：主要是陳伯達的事，你不用檢討。林彪後來對毛的翻雲覆雨很不滿意，一直軟抗，或不在北京，或不參加會議，拒絕檢討。黃、吳、李、邱這些人對文革也沒有一個明確支持的態度。毛很不滿，所以，他要倒林了。
 
　　九一三之前的我

　　九一三之前，我曾在父親的公文包里看到過幾頁主席在南巡時的講話紀要。那個講話是鉛印的，大號字，一看就是中央辦公廳印的。毛主要講黨的歷史上的路線鬥爭，最後說：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的，為首的，改也難。這句話一下把我給驚倒，這不是說林彪嗎？我當時渾身的汗毛孔都張開了。
 
　　9.13那幾天

　　9月12號是星期天，我父親在家裡理髮，散步。我抱着五個月大的兒子到他那兒去，他挺高興地逗了半天孫子。下午吃完晚飯，他就去開政治局會議了，那時候正在大會堂討論四屆人大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的定稿。我絲毫沒有感覺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跡象。
 
　　13號那天一上班，還沒感覺到什麼。12號晚在地下指揮所擔任戰備值班的是林參謀。八點半左右，他交了班上來就匯報說：哎呀，項主任，不好了，出大事兒了！昨天一架飛機飛出境外，到蒙古那邊去了。這是一架按照一等專機保障的三叉戟，從秦皇島海軍機場起飛的。我第一個反應是葉群還是林立果出事兒了，可我絕沒想到林彪也在飛機上。然後我就問：為什麼沒打？為什麼不打？他說：沒有接到要攔截的命令，接到的命令是堅決要把直升飛機攔截下來，就是擊落。因為是夜間，當時不是所有飛行員都可以飛夜航的，通常機場只有兩架飛機值夜班。張家口的兩架值班飛機就起飛攔截，但沒有發現目標。現在部隊在檢查原因，為什麼引導了四次進入，都沒發現目標。其實，我們搞作戰的都清楚，夜航，又是低空，直升機和殲擊機速度差過大，並不容易發現目標。
 
　　林參謀還對我說：紀登奎昨天晚上就在我們北空指揮所。今早，紀登奎還讓他拿望遠鏡到山上去觀察西郊機場有什麼動靜。他以為我消息靈通，接着問我：主任，到底出什麼事兒了？我說：沒聽說啊。我昨天晚上九點多鐘就睡覺了，一大早就上班來了。接着，參謀長就把我叫去問話：知道出什麼事兒了嗎？我說：不知道。他說：你回家去問問。我趕緊回家，問了問我爸的秘書，他知道的情況和我一樣。他還問：你怎麼知道的？我說：我是北空的，我怎麼能不知道，所有的雷達都是我們管轄的。他說：現在什麼情況也不知道，作戰部報過來，秦皇島起飛了一架三叉戟飛機，昨天飛出了境外。別的什麼也沒報。我沒有見到父親，秘書說我爸從昨天晚上離開家去開會，一直到現在沒回來。午飯前，我告訴老婆說：跑了架飛機，不知道林家什麼人出了事，情況不好。
 
　　下午，我回到單位後不久，技偵團的報告來了。技偵團是歸北空管轄，它的報告是送給司令部首長、作戰處、情報處和我們防突辦，另外還送空軍作戰部、總參作戰部、總參情報部、空軍情報部等，文件印數並不多。
 
　　從北空技偵團的監聽情報看，當時蒙古方面是炸了營，驚慌失措。他們從雷達探測到一架大型機侵入。有的說：不好了，不好了，中國大型機入侵！有的問：怎麼辦？怎麼辦？有的說：趕快去報告XX顧問，說了個蘇聯人的名字。又有人說：XX顧問休假，不在營房，找不到人。三叉戟速度多快呀，他們驚慌失措的勁兒還沒緩過來，飛機一下子就過去了，就是那麼幾十秒。他們一時找不到頭兒，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沒有實施高炮進入一等應該採取的任何措施。還有一個原因是，蒙古那邊有好多設施，比如說地對空導彈，但都是蘇聯部隊在那兒駐守，蒙古方面沒權使用調動。
 
　　到了下午，時間我現在記不大清了，又有一份報告送來。內容是：蒙古那邊說入侵的那個目標墜落了，着火墜毀了。它給中央提供了飛機墜毀的第一個情報。提供這份報告的那個台立功了。
 
　　當時我們作戰處有一個副處長，那天正在下面一個高炮部隊檢查戰備，那架三叉戟飛機就從那個高炮陣地上空飛過去。如果要下命令擊落，剛好在陣地上頭，而且9月13號那天是明月晴空，夜視線很好。那個處長回來後還跟我們說：哎呦，那個飛機那個大呀，飛得很低，如果當時要打，幾炮就打下來了。
 
　　14日下午，邱路光給我打電話說：你快回來，出事兒了，出大事兒了！我說：不就是跑了架飛機嘛。他說：林子着火了，樹葉也燒光了，你快回來吧。我就明白了，那是說林和葉都出事了。回去後他跟我說，他爸爸回來了，說林和葉都摔死了。
 
　　我爸還是沒有回來，我就又回去上班去了。到16號傍晚，路光又給我打電話：你爸回來了，趕快回家吧。

　　我爸是12號晚飯後離家，一直到16號下午才回來。

　　那天，我晚上十點多回到家。回家以後，我去爸爸的房間，看到他正在從保險柜裡邊往外清東西。我就問：爸，聽說林彪他們跑到國外摔死了？他說：你們都知道了？我說：知道了。他大聲喊着：跑什麼跑，害死人！我就問：他們為什麼跑？到底出什麼事兒了？他說：我哪知道啊？
 
　　他告訴我：12號晚上政治局正開會，開到半截總理接了個電話，接完電話就把他從會議室叫出來。總理問：你聽說北戴河最近出什麼事兒了嗎？他們（指林彪）家裡鬧什麼矛盾了嗎？因為中央的領導都知道葉群和豆豆關繫緊張，常常鬧出些矛盾。我爸說：不知道啊，沒聽說他們家裡出什麼事兒啊。總理就沒再多說，叫他回去繼續研究政府工作報告，而總理自己離開了會場。我父親就根本不知道生了什麼。
 
　　邱路光插話：直到9月17號那天，總理往我家裡打來電話。電話就放到小茶几上，那時候的電話沒有免提功能，我父親一接電話，我和母親都湊在電話旁邊聽。我父親接完電話，顯得挺激動，嘴裡不停地說：總理保我了，總理保我了！飯後，我父親跟我說：去看看你黃伯伯在不在？這樣，我們就上了西山。我父親到了以後，對黃說：總理保我們了！黃當時很冷靜，沉思了一下，說：話是這麼說，文章不一定這麼做喲！
 
　　9月18日是個周六，父親回家說：看來沒事了，主席還是信任我的，總理讓邱帶話過來了。其實這是父親在寬我的心。他對邱會作當時是這麼說的：話是這麼說，文章並不一定這麼做喲！。父親心裡有數，但他確實還沒想到主席對他下手會這麼狠！